虹口区万安路动迁公告:千古西施生死考略

　　西施故里在浙江诸暨城南苎萝山下，浣纱江畔。约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代，一个被后世称为“西施”的女子就出生在这里。西施不是那种操弄权势的大人物，也不合“列女传”的道德标杆，因此素不为正统史家所重视。然而民间的老百姓却同情西施的遭遇，倾心喜爱这个美丽的女子，于是便有关于西施的种种传说，广泛流传于民间，以至于越传越神奇。今日有好事者甚至将西施演化为“美女间谍”，更令人瞠目感喟。 

　　西施出生地之争

　　关于西施出生地在诸暨之说。早在唐代诸暨南就建有西施殿，书圣王羲之在西施浣纱江边留下了“浣纱”两个遒劲的大字。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标明诸暨苎萝山，一座小丘成为名山，我想大概与西施有关吧。《辞诲》云：“一作先施。又称西子。姓施。春秋末越国苎罗（今浙江诸暨南）人。由越王勾践献于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入五湖而去。见《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明梁辰鱼据此故事编为传奇《浣纱记》。因西施绝美，故后以之称美女。”

　　公元前494年吴越交兵，越败于吴，越王勾践被迫屈膝求和，携妻将臣入吴为质三年。勾践归国后，发誓洗刷这一奇耻大辱，采纳范蠡、文种等人建议，发展经济、训练军队等，并向吴王夫差进献美女，以麻痹和消磨他的意志。范蠡几经寻觅，终于在越国古都诸暨南“得苎萝山卖薪女西施”。西施，姓施，名夷光，“父鬻薪，母浣纱”，西施幼承浣纱之业，故世称“浣纱女”。勾践选到西施后，献于吴王，吴王大悦：“越贡西施，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从此沉湎于酒色不能自拔，越国却上下一心，励精图治，终于雪耻。后人为纪念这位忍辱负重、以身许国的绝代佳人，在苎萝山下修建了西施殿，历代诗人对西施咏赞不止。

　　南北朝诗人庾信诗曰：“长思浣纱石，空想捣衣砧。”唐诗人宋之问诗曰：“西施旧石在，苔藓日于滋。”李白诗曰：“未入吴王宫殿时，浣纱古石今犹在。”女诗人鱼玄机又有《西施庙》诗云：“只今诸暨长江畔，空有青山号苎萝。”这些是目前能见到的关于西施殿的较早文字。有大批文人骚客记游，对江边那块西施浣纱石，感慨万千。作家郁达夫在1933年写了《诸暨苎萝村》一文，记录他游西施庙的情景，还写下了 “浣纱旧迹我重题”诗句。而今日气度不凡的西施殿是在1986年奠基重建的。

　　关于西施出萧山临浦之说。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说：“萧山本余稽县……越人西施出于此县。”南宋嘉泰《会稽志》在萧山县有“谚云：牛头、苎萝，一日三过”，指出西施出生地为苎萝乡，在县城东南二十里。明代学者来斯行在《槎庵小乘》中说：“西施实生于吾萧。今萧山有苎萝乡。”明代嘉靖《萧山县志》(天一阁藏本)：“苎萝山在县南二十五里，属苎萝乡，下有西施宅。”清代毛奇龄《九怀词·苎萝小姑》：“西施住萧山之苎萝村……施亡后，乡人思之，为立祠溪旁，以其为乡所出。女名小姑神……宋淳熙年敕封为土谷神，曰：苎萝村土地先施娘娘。”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看到“西施故里在萧山”的报道，疑窦顿生，开始收集有关史料，还专程沿着西施北上之路进行实地考察。在诸暨的南面几乎很少有西施的传说，这大概同西施由诸暨北上入吴时，沿途停驻过的地方有关。在途经之地如诸暨钱池、萧山临浦、绍兴、德清新市、嘉兴、苏州、吴县等都留有西施文物遗迹。诸暨西施殿因建医院，在大跃进年代被拆除。华东师大楼昔勇教授当年曾在那里工作过，他说西施殿有尊元代铁铸西施娘娘像，因太大了，大炼钢铁时无法熔化，被推到山沟里。1958年胡耀邦在诸暨主持共青团会议，曾询问西施遗迹，并乘手划木船，在苎萝山脚摩崖石刻寻找“浣纱”字迹。他见到“浣纱”两字很高兴，说“不会错，就是这两个字”，并指示要保护好古迹。

　　早年我看到江边有个古亭，“浣纱”两个描红大字，我曾亲手抚摸过，像是王羲之所书，但其他遗迹荡然无存，很是伤感。而后，我又北上到临浦西施庙，那是座清代古建筑，虽说有点破旧，但保存完好，庙内供奉新塑的西施像，见有妇人进香求子。我猜测西施北上在此遭遇大风浪，故在此停留了较长的一段时间。萧山乡民对西施十分热爱，将其认作故里人，表明西施早在古越人心中已是难以割舍了。 

　　西施最终的归宿

　　中国几千年来，美女何其多也，然而因时运乖蹇终被埋没者又何其多哉！在以严肃信实著称的《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与《货殖列传》都写到了越国重臣范蠡，但唯独没有关于西施的叙述。司马迁为何对这个在当时政治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女子西施只字未提？令人费解。《左传》、《国语》里也没有写到西施，这致使后人质疑西施的存在。

　　笔者认为，上述史书中没有记载，并不等于西施在历史上不存在。我们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多次与西施谋面。比如《墨子·亲士篇》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这是最早提到西施名字的史料。此外，在《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也出现过西施的名字，在《庄子》中三次提到西施，其中 “东施效颦”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可见西施确有其人。

　　后世对一代佳人西施最终是生是死的结局，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或是被沉于江；或是跟随范蠡归隐于五湖。

　　沉江说：西施极可能是被沉江而死。《史记》清楚记载，范蠡离开越国后，带领全家人来到齐地，“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在这里，根本没有西施的影子。

　　吴亡后，足智多谋的范蠡深感自己处境堪虞，遂采取隐退之策。据东汉史籍《吴越春秋》记载：范蠡在给文种的信中写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越王此人，可与他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他在一片复国成功的欢呼声中向越王告辞，不顾越王威逼利诱，毅然乘一叶扁舟，独自飘然而去，西施并没有陪随在他的身边。

　　相传勾践灭吴后，他的夫人偷偷地叫人骗出西施，将石头绑在西施身上，而后沉入大海。《东周列国志》称：“勾践班师回越，携西施以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负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

　　抛开民间传说不谈，《墨子》里明白地写着“西施之沈，其美也”。笔者认为，这道出了西施的死因。“沈”在古代就是“沉”的意思。这句话是说西施是被沉于水中的，她的死是因为她的美丽。墨子(约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出生于春秋末期，距越国灭掉吴国（公元前473年）时间最近，当时很可能耳闻关于吴越的史事轶说——其中包括西施惨烈的死，他的记载应是更接近历史真相的。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逸篇》中说：“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鸱夷，是皮革制成的口袋。越国将她装入皮袋，投入江中，使其在江涛中漂流直到沉没。

　　孟子曾说：“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孟子·离娄下》)这句话在告诉人们，西施之死与其“蒙不洁”有关。越国在事前，只是把西施当成是实现“阴谋”的一颗棋子，在事后没有把她当做功臣，而是认为失去女人的贞操，便把她作为一个“蒙不洁”的罪人给沉杀了。在文人墨客的诗词中，对西施被沉江而死也有很多描绘。皮日休诗云：“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

　　泛湖说：范蠡带着西施泛舟五湖隐居起来，这种说法十分流行。最早见于东汉袁康的《越绝书》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这是说范蠡与西施，离开了越国，来到了理想的乐土，过上了美满的生活。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也有类似说法，认为西施原是范蠡的情人或妻子，吴国覆亡后，西施跟随范蠡隐居。明代戏曲作家梁辰鱼的《浣纱记》也详细描绘了这段历史。

　　民间还流传这样的说法：姑苏城破，吴国灭亡之时，西施的恋人范蠡匆匆来到吴宫深处，将西施救出，从水道进入云雾霭霭的太湖。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后，范蠡化名陶朱公，经商致富，与西施过着美满的生活，福寿双全而终。古人的诗词中也有很多描述。李白《西施》诗云：“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苏轼的《水龙吟》词里也写道：“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杜牧《杜娘诗》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

　　西施，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应有其原型存在的。尽管后来关于她和范蠡的故事有虚构的成分，但她对越国的贡献不可磨灭。人们同情、热爱善良美丽的西施，敬仰足智多谋、功成身退的范蠡。人们不愿意看到这么好的女子被推到湖中淹死，于是传出了泛舟同游江湖的故事。如此一来，吴国灭亡后，西施与范蠡也就成了一个才子与佳人的爱情故事，并且有了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这也是景仰英雄爱慕美人的大众所最愿意看到的喜剧。

　　情人眼里出西施

　　“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最早可能出自明代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五回：“他眼也不转看着元娘，越看越有趣，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红楼梦》第七十九回里也有此语——香菱笑道：“一则是天缘，二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茅盾在《恋爱与贞洁》文中指出：“中国有句成语‘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真是一句不朽的金言。”

　　茅盾所说的这句“不朽的金言”，确是饶有意味，一是它惟独选择西施作为美的象征，二是它点出了“西施”的奇妙魅力。“情人眼里出西施”表达了一种审美经验，这是审美过程中移情作用的表现，审美主体将自己的感情向审美对象方向转移，从而使审美对象在审美主体心目中就带上了主观感情色彩，即使是一个姿色平平的女子，在其情人的眼里也就会像西施一般楚楚动人。这虽然显示出移情审美存在着片面性，但恰恰符合人之常情。这种移情审美，在古今中外的艺术作品中亦屡见不鲜。中国古代的诗词主张主客观的统一和情景的交融。《文心雕龙》中的名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明显倾注了人对自然景物的真切感受。

　　“情人眼里出西施”，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已将西施抽象成为美好事物的代表，演绎出一种西施文化现象。西施具有“沉鱼落雁”的美貌，水中的鱼儿看到她的惊艳容貌，都感到自愧不如而沉入江底；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又有忍辱负重、以身许国的勇气；加上功成而被投入江湖的悲剧，深得民众的同情和爱戴。这些都使西施形象得以升华，成为一种崇高完美的象征。中国四大美女中，惟有西施拥有一种文化精神和历史担当，故西施成为大众的“情人”也在情理之中。 

　　后世对西施评价

　　越国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西施，被一场吴越之战，推到风口浪尖上，西施是幸运的，也是悲哀的。中国古代常有把亡国的原因归结于女子的记载，这种陈腐的“女人祸水论”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批评。

　　在春秋战国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各国为了达到削弱对方的目的，以选送美女作诱饵迷惑敌人是常见的事，女子永远是悲剧的承担者。取胜了，是男人的功劳；失败了，女人往往被视为祸水。西施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唐代诗人崔道融《逛西施滩》云：“伯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他把吴国之亡归咎于吴国的权臣，一翻西施亡吴旧案。晚唐诗人罗隐诗云：“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这首诗也反对将亡吴的罪责强加在西施身上，质疑并否定“女人是祸水”的论调。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也曾为西施鸣不平，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

　　亡国与权势者（君王及谋臣）本身有直接的关系，在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女人怎么会导致一个国家灭亡呢？鲁迅曾对“女人亡国论”予以辛辣的讽刺，他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决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鲁迅的话真是鞭辟入里。

　　当代学者南怀瑾先生又有“别裁”之论，他说：“西施到吴国只知道‘去侍奉一个外国人’，可得些钱孝敬其父。因此吴人说她坏，越人说她好，好坏莫辨，这是春秋无义战的派生论的翻版，并不新鲜。但我以为，一介村女，已知爱国爱乡就很了不起了，如果让她当个贤德的吴妃去帮助夫差，那不成了叛徒？时下西施也被翻了出来走上荧屏，不过我劝观众在看此类剧的同时，不妨浏览一下史籍，不要忘了西施的本来面目。”

　　自古以来世人对西施多有种种传说和评议，在笔者看来，美丽无比的西施心怀报国之志，担负起拯救国家的重任，实在是可歌可泣。为此我曾撰写《五律·咏西施》一阕：“越艳夸天下，西施更绝伦。人徒工媚笑，尔独敢含颦。报国宁为己，沉江岂惜身。浣纱非祸水，旧史应重伸。”是的，西施所蒙的所谓“不洁”以及“祸水”污名，我们真该彻底为之荡清洗净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