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山精神病院游戏:文革结束后廖承志为何力排众议修缮蒋家祖坟？

　　本文摘自：《共和国高层往事：我的中国心》，作者：凤凰卫视出版中心，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昔年同窗今又见

　　1908年，廖承志出生于日本东京。他的父母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此时这对夫妇正在日本留学。

　　正在为中国革命的前途而奋斗的廖氏夫妇为这个新生儿取名“承志”，期望他继承革命先辈的志愿，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而小小的廖承志也从一出生开始，便一路随着父母的事业而奔波于上海、广州和日本，在充满理想和爱国热情的先驱们的熏陶下，渐渐长大。逐渐地，他长成了一个同样满怀革命理想的少年，16岁那年，他步上父母的足迹，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那是在1924年。那一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5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学，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国民党党代表。那时候，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少年廖承志，都意气风发，仿佛虽有坎坷波折，但光明的未来已尽在眼前。他积极地投入并领导了多次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在革命的路上一路奋进。

　　然而形势迅速地发生了改变。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逐渐露出了狰狞的面目，8月，廖承志之父廖仲恺被刺杀身亡。站在父亲的遗体前，廖承志开始对国民党大感失望，继而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愤然退党，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学习。凭着坚定执着的爱国热忱和革命激情，他迅速地转向了拯救中国的另一个方向：共产党。次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被派遣到德国汉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1930年冬天，廖承志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当时已在莫斯科生活、学习了5年的蒋经国。

　　当时的蒋经国是个热心于红色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与廖承志一样。两个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子女，在遥远的莫斯科共同追求着共产主义的未来，这份默契让两人结下了真挚的友情。莫斯科的冬天异常寒冷，两人便同盖一件廖承志的大衣，一起读书、一块儿入睡，这样的经历让两人情义渐笃。

　　但是，命运却让他们在未来走上了决然不同的道路。

　　1937年西安事变后，蒋经国离开苏联，回到父亲蒋介石身边，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的培养下，蒋经国历任国民党要职，并于1978年接掌了台湾地区最高领导权，当选为第六任“总统”。

　　而廖承志则在1932年返回中国，而后随着共产党南征北战，虽历经多次牢狱之灾，但其信仰坚定，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最终帮助共产党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全面执掌侨务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侨务工作遭到破坏，廖公也被“打倒”在家。

　　直到1979年。

　　在这一年的新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建议海峡两岸尽快实现“三通”，早日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解放军也停止对金门、马祖等岛屿的炮击行动。对台工作重新启动，廖承志成了负责人的不二人选。随即，在邓小平一句“侨务工作要恢复，要有庙，还要有菩萨。现在，菩萨我给你们请来了，他就是廖公”之后，廖承志负责的侨务工作首先恢复了。同年12月，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廖承志又成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邓颖超。

　　赵玮（时任邓颖超的秘书）：那时候邓颖超是人大副委员长，认识国民党那方面很多老人。廖公按年龄来讲，应该是邓大姐他们小一辈的，因为总理、邓大姐和他的父亲、母亲以前一起在广东做工作，他认识的人也不少，所以他做侨务工作。所以任命他们俩领导对台工作，这是由他们两人本身的条件决定的，别人做不一定那么合适。他在香港有很多亲朋好友，所以我们党就充分利用他的家族的优越条件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他跟邓大姐也很熟。

　　由于邓颖超年事已高，对台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廖承志负责。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廖承志，也开始全面发挥他在过去的革命经历中积攒下来的智慧和风度，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常常能在紧张的工作中感受到他的幽默和随和。

　　赵玮：他特别爱抽烟，但到我们那儿开会，邓大姐的会议室不搁烟灰缸，因为她老人家过敏。所以一开对台领导小组会，他就说：“大姐大姐，休息十分钟好不好？”大姐就笑了，说：“我知道你要干吗。”他就到走廊去抽一支烟。大姐说，不能给他开这个例，就不给他烟灰缸，叫他到外头去抽。

　　乐美真：当时廖公身兼好几职，既分管侨务工作、港澳工作，也分管对台工作，甚至还有外交的对日工作，可以说是“四位一体”。

　　身兼侨办、港澳办和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的廖承志，每天几乎从早上忙到深夜。因“文化大文革”而遭到破坏的侨务工作、港澳事务以及对台工作，在廖承志的亲力亲为下，开始得到恢复，而他也凭着家族的影响和自己在海内外华人群体中的号召力，为中国政府搭建起一个个对外交流的平台。无论是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同胞还是海外华侨，那时候只要来到北京，都会提出一个要求：立即安排廖承志的接见。

　　而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对台工作最受他的重视，不管多忙，他都坚持每周召集两次对台会议，及时掌握最新情况。他也确实为与台湾方面的交流做出了极为重要的铺垫。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在《告台湾同胞书》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意见，这就是俗称的“叶九条”。在这九条意见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叶九条”的出台，从内容确定到时机把握，都恰逢其时。有分析人士认为，已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是这些政策出台的幕后推手。

　　乐美真：当时廖公领着我们来亲自起草、亲自修改，进行反复讨论，经过中央批准以后，以叶剑英委员长的身份发布出去。

　　“叶九条”关注我国台湾民众的具体利益，因此在发布之后，受到了海峡两岸民众，甚至是海外侨胞的欢迎。海内外各界纷纷对共产党所表现出的诚意感动不已。

　　乐美真：我后来接触到很多海外的侨胞，他们看了都很激动，当时洛杉矶有个侨胞，他自费印了很多“九条”，带到台湾去。所以影响是很大的。

　　也就在这时，一篇文章出现在正积极寻求与台沟通的廖承志面前。

　　家书抵万金

　　1982年7月，蒋经国在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蒋经国流露出的故乡之情、民族之意，迅速被大陆方面捕捉到，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开会专门研究，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来进一步争取蒋经国。

　　杨奇（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这个文告在台湾、香港都登了。传到北京，邓颖超大姐看到了，她那时候是对台工作小组的组长。

　　此番蒋经国的真情流露，为大陆方面带来了很好的对话时机。而当时在共产党内部，最适合与蒋经国沟通、交流的人，当属廖承志。

　　赵玮：他俩是同学，就利用这同学关系来交流感情、争取他。我们要做到仁至义尽，所以邓大姐就提议说：“小廖，用你的名给蒋经国写一封信。”写这封信，廖公很重视。

　　廖承志与蒋经国此时已分别是各自阵营里的高层领导人物。当年在苏联所结下的情谊，到此时已有半世纪之遥。两人都已历尽风雨，年逾古稀，但尽管政治上的隔阂仍大，两人对于国家统一的志向仍是一致的。一份共有的爱乡、爱国之情，在这对昔日故友之间再次搭起了桥梁。

　　廖承志接受了写信的任务。

　　其实在写信之前，他已经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来争取蒋经国：他提请中央重新修复蒋家祖坟。

　　廖承志知道，蒋经国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祖墓非常在意；而且他对其父甚为孝顺，谨遵父命，蒋介石去世前曾嘱托他有朝一日把自己的灵柩迁葬于故乡，由此他格外重视祖坟事宜。修缮蒋家祖坟，实在是拉近蒋经国的一张好牌。

　　于是，顶着众人的异议，廖承志亲自安排，很快让当地有关部门把破败不堪的蒋家祖坟修缮一新。

　　乐美真：当时有很多渠道，拍些照片什么的带回去。廖公回来，我们跟他汇报以后，他就把这个信息通过他的外甥女陈香梅正式透露给蒋经国。

　　陈香梅是廖承志堂妹的女儿，那时候已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打拼，在美国商界、政界都站稳了脚跟，并进入白宫，与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关系很好。1980年12月31日，陈香梅带着里根写给邓小平的亲笔信来到了北京。廖承志夫妇与邓小平一起会见了陈香梅一行。就在这次会见中，廖公拿出了那些照片。他对陈香梅说：“给经国捎个话，告诉他，奉化溪口蒋家祖坟已经修葺一新。经国如想派人回来扫墓，我们欢迎。还记得当年于右任先生题赠经国的一副联语‘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于老先生的话至今仍可作为我辈的座右铭。”

　　这些话，陈香梅记住了。在随后的台湾之行中，她向蒋经国当面转达了廖承志的问候和口信。

　　陈香梅：我因为跟经国先生比较熟悉，信给他以后，就让他看。看了以后，他有一阵子没有讲话，然后说：“好，我晓得了。”我也不能够再问他了。

　　蒋经国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现在已无人能知。但是，老友的一番作为和言语，必定掀起过他内心的波澜；当他想起自己“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的心愿时，一定想起过廖承志传来的善意和温情。正是这些，在他心底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而此时的廖承志，也正要应对着这个缺口开始写那封震动中外的信了。

　　乐美真：接到任务以后，廖公领着我们一起讨论如何写这封信，怎么理解邓大姐的意思成了我们讨论的焦点。

　　怎么写这封信？这实在是个很重大的问题。尽管这封信将以廖承志个人名义发表，但背后却是大陆高层的一番良苦用心。为了更好地向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广大台湾民众传递大陆方面和平统一的意愿，廖承志专门为这个任务组织了一个起草小组，并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乐美真：起草的几个人，当时办公室一个是杨荫东同志，一个是王亿同志，耿文卿执笔，我们也参加讨论。在讨论的时候，大家考虑这封信不同于一般的公文，也不是一个大批判文章，既要说理，又要有情义，因此我们理解，这是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信。

　　所有人都在为这封信而反复思量、反复斟酌。这封信，既要叙旧、感怀，又要向蒋经国传达中共高层对于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诚意，还要顾虑到台湾方面一直沿用的传统文言文体，而在写作中多以文言方式表达，一应的遣词用句，都让相关人员小心、小心、再小心。廖承志无疑为之付出了最多的思量。

　　耿文卿（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怎么写呢？廖公说，你们再考虑考虑怎么写，我也再考虑考虑。咱们再碰头，再写。

　　乐美真：他回到家里考虑了一个晚上，提笔在纸上写了这么几句话：“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这个开头从他们的渊源开始讲起，因为两岸要恢复联系，历史的渊源是很重要的，所以由此，我们就正式开始起草这封信了。

　　“遥望南天，诸希珍重”

　　为了写好这封信，廖承志和小组人员多番斟酌，又多次征求邓小平、邓颖超等多位共产党元老的意见，对信的内容进行了反复修改。一番兴师动众之下，整整两个星期后，这封信完成了。

　　这是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家书，也是共产党诸位人士写给亦敌亦友、共进多年的国民党人士们的家书，更是祖国大陆写给台湾民众的一封家书。这封家书对蒋经国及其背后的国民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从个人、国家、民族三个角度，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一步一进，可谓入木三分，其言真意切，感人肺腑。

　　信以寻常家书的叙旧和问候开头。

　　经国吾弟：

　　接下来的“进言”里，廖承志侃侃而谈，分三个层次请国民党当局——当然信中的用语是请“经国吾弟”“慎思、再思、三思”。第一思，由于右任手书、挂在蒋经国办公室里的联语条幅“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写起，告诉蒋经国，两岸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促进统一则可成千秋功业，而抗拒统一或是当断不断，会让自己陷入窘困的境地。

　　廖承志盼蒋经国速速作出决断。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第二思则是抚今忆昔。廖承志回顾了过往的历史，在曾经的战火纷纭中，国共两党两次于中华民族危亡之时携手，共赴国难，均对国家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以此寄望未来，期盼两党人士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三度合作，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而这，也是关系国民党兴亡绝续的大事。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紧接着，廖承志将话题转向了蒋经国自身。在第三思中，他从个人情感出发，析事论理，借蒋经国自己说过的话、表达过的爱国情绪，来劝说他将孝心与爱国之志用于完成统一大业上，成则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如此的考量，可谓体贴入微了。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乐美真：从一思、二思、三思来讲一些道理，奉劝蒋经国认清形势，做出决断，应该说是入情入理。

　　在结尾部分，廖承志还将前人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融入这封致蒋信中，这些国共双方都熟知的“典故”让这封信有了更为厚重的内涵，比如鲁迅的那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比如“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出自周总理在张治中给蒋氏的信上的批复：“倨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又比如国民党的“老朋友”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两岸统一的殷殷期盼。

　　乐美真：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周总理托民主人士正式给蒋介石写过一封信，当时是章士钊送过去的。周总理在这封信的结尾加了四句话，叫“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诸希珍重”。所以从这个继承下来，我们的信的结尾就写了，“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把总理的话化成这样一句话。

　　赵玮：写完了以后，邓大姐给加了四个字在最后：伫候复音。就是说，我啊，耐心等待你给我的回音。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这封信，析事论理、表情达意、布局用语及格式规范等都恰到好处，令人叹服。很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这封信，次日，《人民日报》便刊载发表。一经发表，便引来一片赞誉之声。

　　乐美真：当时有的海外老华侨，看了以后热泪盈眶，评价很高，他们把这篇文章评价为“今文观止”。“今文观止”实在是太高了，但在当时来说，这样一篇入情入理的信确实能够打动人心。

　　信写好了，发表了，海内外一片赞誉。但新的问题也由此而生：让蒋经国等国民党高层看到此信自是不难，但在当时两岸严禁通邮、通航、通商的情况下，要让台湾民众看到此信谈何容易！于是，廖承志再次动起了脑筋。

　　相逢一笑泯恩仇

　　廖承志心里很清楚，要想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不仅要争取蒋经国，还要做广大台湾民众的工作，让他们及时了解共产党和平统一的诚意，要让他们知道，时隔三十多年之后，大陆方面依旧把他们视为久别的亲人，在等待他们回家。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突破台湾当时非常严格的报禁和新闻审查制度，让台湾百姓能够直接看到这些信的内容。

　　他们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

　　乐美真：这封信如何来办，当时在技术上确实有问题，因为两岸不通邮，这封信没办法寄。所以当时对台小组就决定，我们用电报发过去，虽然不通邮，但是在通信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第三地来中转，台湾可以接收到。我记得一个小花絮，当时这件事还是派我去办的，那时候这封信，稿子已经经过中央批准了，我就拿去，找到了当时的邮电部对台机构——当时是研究室，一个刘广乾同志，一个张忠恕同志，通过电信总局两条经过第三地中转的线路发到台湾。

　　为了让台湾民众也能看到这封信，廖公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他专门找来了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的杨奇，希望他想尽一切办法，让《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巧妙包装后刊登此信，让信顺利进入台湾。

　　乐美真：因为廖公他长期搞对外宣传，很了解对外宣传的时效性，尤其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在新华社工作过，所以他就把当时的香港新华社的负责同志叫来。

　　这不是杨奇第一次临危受命，当年“叶九条”在香港的发布也是由他一手完成的，而那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981年9月28日，杨奇在接到廖承志的电话后，立即飞到北京。一下飞机，汽车便把他从机场拉到廖承志家中。寒暄过后，廖承志交给他一份叶剑英讲话的底稿和一张29日返回香港的机票。

　　杨奇：廖公开门见山就说，叶委员长的九条建议，还在他手上没有最后定稿，但是肯定要30日发布。现在又不能发电报给我们，所以只好——他很客气了——辛苦你，把它念熟。29日上午你回到香港之后，把它排印出来，在傍晚的新华社国庆招待会上，让大家都看得到。

　　那天晚上，杨奇几乎一夜没睡，把“叶九条”背了个滚瓜烂熟。第二天下了飞机，他直奔办公室，把“叶九条”一字不差地默写在纸上。

　　9月30日，新华社播发叶剑英对台湾讲话的当天，在香港出席新华社香港分社国庆招待会的两千多位来宾，也拿到了还散发着油墨味道的“叶九条”文字稿。第二天，各大报纸纷纷刊发了“叶九条”。

　　此次接受任务回到香港后，杨奇约了《星岛日报》总编周鼎、《华侨日报》总主笔李志文下午到利园酒家咖啡屋喝茶。虽然他没讲明希望文章进入台湾，但两位老报人一听是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便心领神会。

　　当时，全香港唯独这两份报纸能够进入台湾，因此大陆方面对它们寄予厚望。在拿到稿件后，两家报社也各出良招，让这封信进入了台湾百姓的视线当中。

　　文章的标题处理得非常巧妙：大标题是“国共昨互促统一，双方仍各言其志”，副标题则分了两行，第一行是“孙运璇盼北京放弃共产主义”，第二行则是“廖承志函请蒋经国三度合作”。孙运璇是当时国民党当局的“行政院长”，把他的名头放在前面，不失为极好的屏障。实际上在正文里，孙运璇的讲话内容只有短短两行，算上标点也仅有四十多个字；而紧接着刊载在后面的就是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全文一千多字。就这样，经过包装后，这封信成了夹心饼干，顺利通过了台湾报检。

　　台湾民众都看到了这封从遥远的北京辗转而来的信。

　　蒋经国自然也看到了。看到这封信以后他有何感想，没有人能够猜测得到。从个人来讲，他继续保持着沉默。

　　但公开的政治身份并不允许他以沉默来应对这封公开信。此时，全世界的华人都已经从信中了解了共产党的态度，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蒋经国身上，期待着他的回应。于是，他回复了——为了不违背自己定下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他请出了身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让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写道：“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宋美龄也在信中以长辈的口吻对廖承志“循循善诱”：“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和廖承志的信其实代表着共产党高层的态度一样，宋美龄的这封信也必定代表着国民党高层的统一立场。然而人们在此信中看到的是因循守旧，是他们虽有统一之志，却依旧抱着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幻想不放，以高傲的姿态回绝了大陆方面的善意，未免令人备感遗憾。

　　不过廖承志并没有因此感到失望。他保持着一贯的乐观态度，仍然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他对从台湾归来的马璧先生说：“蒋经国先生是不会忘记我的，我也不会忘记他，据我知道他也是思念故乡的。我在7月致蒋经国的信函中已经说过了，我也可以去台北同他见面，他若是来北京，我们更是欢迎。”

　　此后的廖承志，依旧全心投入到各项工作当中。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生性开朗、豁达，交际广泛，这些都让他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被邓小平称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被日本友人称为北京的“脸面”，而更多的人则出于尊重，尊称他为“廖公”。廖公的人格魅力，让无数人感怀，也让无数人备受激励。

　　金冲及（时任中共中央文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他那种达观、豁达、幽默、活泼、机智、果断，确实也很能吸引人的。

　　金庸（香港着名报人、作家）：他很开明、很平和，跟我谈到世界上各种问题，都很了解。廖公很亲切，跟我谈武侠小说。

　　鲁平（当时任职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讲话非常幽默。他讲话没有稿子的，就是脱口而出，讲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你听了以后真是觉得这个人，一点都不八股。但是他讲的道理很深，给你的印象很深刻，他能够深入浅出地把这些中央的方针、整个国际形势分析得很清楚，真是不简单、不容易。听廖公的报告，你绝不会打瞌睡。

　　1983年6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年事已高的廖承志从医院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带病出席了这次会议。他让工作人员用轮椅把他推上主席台，坚持听完了政府工作报告。

　　然而正当全国人民期望他出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4天后的6月10日，他因心脏病突发，不幸病逝，享年75岁。

　　而他未竟的事业仍在继续着。他留下的那封情深意切又条条在理的致蒋信，终究产生了他期望中的效果。

　　1987年3月19日，沈诚返回台北，将一封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

　　6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反复研读后，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时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高层次的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并先后宣布了解除戒严以及开放赴大陆探亲的命令。阔别家乡近40年的国民党老兵终于回来了，骨肉亲人终于得以团聚。

　　从廖承志的致蒋信，到杨尚昆的密函，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的政治坚冰，终于在骨肉亲情的暖流中渐渐地融化，国共两党也终于打破了长久的沉默与对抗，开启了国家统一的伟大进程。

　　廖承志在其中，居功至伟。

　　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信信频催往泰京，

　　深感双亲爱子情。

　　忠心为国难更志，

　　愿做天涯不孝人！

　　这是写给一位泰国归侨知识分子的诗，流露出为国家、为民族尽忠效力的豪迈誓言。这恰好也是他自己执着一生、奋斗一生的写照。廖承志传奇一生、坎坷曲折，虽然历经七次牢狱之灾，但是他对革命矢志不渝；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的五年中，正是由于他所做的奠基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国家统一和经济建设才得以破冰前行。虽然他没有亲自看到海峡两岸“大三通”的开启，但是人们依然对他充满敬意，人们依然怀念这位豁达开朗、和蔼可亲的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