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空恐惧和深渊巨口:《蒙书讲义》（上）——《三字经》（9）

《蒙书讲义》（上）——《三字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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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什么叫“诗既亡，春秋作”？这句话说明《春秋》和《诗经》是有联系的。这个联系是什么呢？就是周朝的兴衰。周朝兴盛有风、雅、颂，周朝衰亡则有《春秋》。孟子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周朝兴盛，王官至各诸侯国采诗，故有风；诸侯朝见天子，故有大雅；天子飨宴诸侯，故有小雅；诸侯助天子祭祀，故有颂。周朝衰微，王政不行，诸侯各自为政，王官不采诗，诸侯不朝见天子，天子不飨宴诸侯，诸侯不助天子祭祀，于是风、雅、颂皆绝。周朝盛于西周，衰于东周。东周也称春秋战国。孔子生于周朝衰微的春秋后期，有感于天下混乱无道，遂修《春秋》。《孟子》书中讲：“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要拨乱反正，匡正世道。孔子一生政治主张不得实现，只能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春秋》中。孔子在《春秋》中对当时的政治及各种人物进行了褒贬，表彰善的，批判恶的，以此表达他治理天下的理念。这就叫“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春秋》原本是鲁国的史书。其实当时各国都有史书，墨子讲自己曾见过百国春秋，也就是见过各国的春秋。在秦国统一天下时，这些史书毁失了一些。藏在秦国宫殿中的各国史书后来又被项羽放火烧掉了，所以只传下孔子修订过的鲁《春秋》。鲁《春秋》皆是鲁国历代史官记下的鲁国大事。孔子周游列国归来，71岁时将鲁《春秋》重新整理修订，著成六经中的《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记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12公242年的大事。《春秋》记载以鲁国为主兼及春秋各国的大事，所有事情按年月日时的先后编写，是一本编年体史书。关于这部编年体史书何以取名“春秋”说法不一，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讲孔子从古制“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中各取一字，以示赏刑之中自有褒贬；第二种讲孔子著《春秋》，春作秋成，故名；第三种讲春秋即代表一年四季，史书无非记四季之事也。孔子修《春秋》为什么要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呢？相传这年鲁国西边出现了一只麒麟，猎人不知是何兽，将之打伤后丢弃，孔子知道后往观，见是麒麟，异常伤心：麒麟是仁兽，麒麟出现是天下太平吉祥的象征，可是麒麟刚出现就被打死，周道复兴无望，孔子因此伤心停笔，《春秋》也就结尾于“西狩获麟”。当然对于这事，注解《春秋》的书讲得各不相同。

    孔子是用什么方法寄寓自己的褒贬善恶的呢？这就是笔削，笔就是对鲁《春秋》增加一个字，削就是减少一个字，在增减中寄寓褒贬。此种笔削之法古人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所彰显的就是“春秋大义”，即孔子修《春秋》的核心精神。“春秋大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正名，二是尊王攘夷，三是大一统。

    正名就是定正名分，这是“春秋大义”的根本。名必有与之相对应的实，善人应该是名实相合的，而在春秋这个大混乱的年代，很多人名实不符，在孔子看来这就是最大的恶。比如臣子去做本该国君做的事，诸侯去做本该天子做的事。鲁国大夫季孙氏僭用天子礼乐，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认为扭转乱世的第一步是要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人做自己该做的事。春秋时以下犯上、臣弑君、子杀父屡见不鲜，而孔子在《春秋》中记载这些事时都遵循正名的原则，一丝不苟，天子去世就写“崩”，诸侯去世则写“薨”（hōnɡ），杀君杀父的一律用“弑”；诸侯会盟将周天子召去，写作“出狩”，“出狩”本义就是天子出门，哪有诸侯召见天子的理，用“出狩”是为周天子正名；杀掉乱臣贼子都写“诛”；吴国、楚国原本被封为子爵，他们却自称“王”，《春秋》仍给他们改回子爵之名，称吴子、楚子，不称吴王、楚王……通过正名，孔子就褒赞了忠孝仁义，贬斥了乱臣贼子。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尊王则是要尊周天子，肯定周天子是天下诸侯的共主。攘夷是要抵抗西北及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保护华夏的统一完整。尊王攘夷的本质是要尊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华夏先进文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历代圣王传续的仁义礼智文化，抵御各少数民族野蛮落后的文化对仁义礼智先进文化的干扰与破坏。尊王攘夷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抵御外辱、维护民族独立统一的重要理论基础。

    大一统即全国政治、法令、思想、文化统一。《春秋》开篇书“元年春，王正月”意即鲁隐公元年的春季，正是周天子的正月，可见《春秋》是用周王朝统一颁订的历法。历法统一即是法度统一，统一的本质是社会整齐有序。孔子修《春秋》最重要的思想即拨乱反正，使无序的社会变得有序，大一统是孔子强调的核心。后来汉代的公羊学家正是发挥《春秋》中大一统的理想来为大汉王朝的大一统提供理论依据。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春秋大义”作了明晰的概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其实孔子就是以褒贬历史事实来为天下建立法度，寄寓其在现实中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

    《尚书》是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圣王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的总结，《春秋》则是孔子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将《尚书》、《春秋》读透了是可以做圣君贤相的。而《春秋》的精神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政治思想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民族几千年始终统一而未如欧洲古国分裂成若干小国，《春秋》精神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另外《春秋》作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其史料价值也是珍贵的。《春秋》共记了36次日蚀，除误记错抄外，用现代科学方法推算，其中33次都是准确的。《春秋》中关于庄公七年“星陨如雨”的记录，是全世界第一次对天琴星座流星雨的记载。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穀梁。

    《春秋》于文章上的最大特点是简要，242年的历史只用了18000千字。现存16000余字，因三国时漏掉千余字。《春秋》共记了1800多条事情，最长的一段45字，最短的只有几个字。这样简洁的记叙，加之其中的深义，不解释说明是很难读懂的。古来解释《春秋》的书有五家，除《公羊传》、《左传》、《穀梁传》外尚有《邹氏传》、《夹氏传》，但这二传因无师传授而失传，汉以后只剩下前三传。三传中《公羊传》与《穀梁传》是今文经，《左传》是古文经，《公羊传》最先出现，《穀梁传》次之，《左传》最晚。《公羊传》、《穀梁传》重在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左传》重在讲《春秋》中的具体历史事件。朱熹讲：“《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将三传的异同长短说得很公允。三传虽都是解释《春秋》的书，但各有侧重，且都影响巨大，故在唐朝都被升为经，成了儒家《十三经》中的三部经典。

    《公羊传》又叫《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其作者相传是孔子门人子夏的弟子，叫公羊高。公羊、穀梁都是复姓。在公羊高的时代，《公羊传》并未写成文字，乃口口相授。公羊高传给儿子公羊平，公羊平传子公羊地，公羊地又传子公羊敢，公羊敢再传子公羊寿，到汉初景帝时公羊寿才和弟子胡毋子将《公羊传》写成书。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以公羊学派为《春秋》博士。《公羊传》解《春秋》是用对答体逐字解释，重在阐明经文的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即简短精微的语言中包含深远伟大的意义。这种微言大义是一种特殊的写法，用字措词都非常讲究，称为“春秋书法”，《公羊传》就是对《春秋》中的隐义加以阐释发挥。比如前面讲到“元年春，王正月”所隐含的大一统思想，正是《公羊传》阐释发挥出来的。《公羊传》说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没说隐公“即位”。为什么不写“即位”呢？《公羊传》讲这是要成全隐公的心意，隐公的心意是要将国君之位让给弟弟桓公。为什么？因为桓公的母亲比隐公的母亲尊贵。在立继承人的问题上，首先是立正室的长子，如果正室无子，才立妾室的孩子，而且是立地位最高的妾所生的孩子。隐公、桓公都非正室所生，说明正室无子，当然该立母亲最尊贵的桓公。那为什么是隐公当了国君呢？因为隐公年长，桓公年幼，隐公想等桓公长大了再将王位还给他，自己只是摄政而已。《公羊传》认为孔子不书“即位”正是在褒赞隐公严守礼法的贤德，而《公羊传》将其中的缘由写出来，是为了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说孔子是在褒赞。

    再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夏五月，《春秋》记了一句“宋人及楚人平”，意思即宋国人和楚国人讲和。为什么其他讲和都不写，单写这次讲和？《公羊传》就说这是要赞扬这次讲和。为什么要赞扬？因为这次讲和当中交战双方都讲信义。当时楚国攻宋，将宋城包围七天之久，楚国粮草将尽，楚国将领子反登上城外土丘以探城内虚实，宋臣华元前来土丘见子反。华元告诉子反宋城内人们已经换着吃别人家的孩子。子反问华元何以要告知城内实情，华元说君子见人危难会怜悯，小人见危难则庆幸，我见你是君子，所以相告。于是子反也将楚军实情告诉了华元，最后两军讲和。楚王责子反不该讲实情，子反却说，区区一个宋国犹有不欺人的臣子，何况我们这样强大的楚国。《公羊传》就通过解释《春秋》为什么要特记“宋人及楚人平”，阐发了儒家讲信义的主张。像鲁僖公二十二年楚宋泓水之战，楚军渡河，宋将士请求出击。宋襄公说君子不乘人之危，不同意此时出击。楚军渡河后尚未布阵，宋将士又请求出击，宋襄公说君子不打不成队的兵。等楚军布阵完毕，宋军再出击，结果大败，宋襄公也中箭伤。《公羊传》称赞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虽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左传》则批判宋襄公不知战，从这里就能看出《左传》的评价是着眼于人心，而《公羊传》的评判则是立足于道心。《公羊传》集中全面地阐释了孔子修《春秋》“寓褒贬，别善恶”的精神，将儒家的道德价值标准大大地弘扬。

    三传中《公羊传》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是最深远的。《公羊传》在汉代的影响极大，还形成了公羊学派。严格说汉代经学的核心就是公羊学。公羊学派从《公羊传》中吸取理论依据，进一步加以阐述发挥，为大汉王朝的大一统政治提供思想支持。董仲舒即公羊学派的代表。董仲舒的四传弟子、东汉末著名的公羊学家何休为《公羊传》作了注，叫《春秋公羊传解诂》，收在《十三经注疏》中，是《公羊传》最权威的注本。清朝末年康梁变法也是以公羊学作为理论根据。

    《穀梁传》为穀梁赤所作，又叫《春秋穀梁传》或《穀梁春秋》。相传穀梁赤也是子夏的弟子，穀梁赤将《穀梁传》传给荀子，荀子传给鲁国申公，申公再传给江翁，到汉景帝后始写成书，之前与《公羊传》一样是口耳相传。《穀梁传》只在汉宣帝时立过博士，传习者较少，影响远不如《公羊传》及《左传》。《穀梁传》解经也是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逐层逐字释义，此与《公羊传》同。只是《公羊传》释“微言大义”，《穀梁传》只释大义，不释微言。从文字上来说，《穀梁传》比《公羊传》清新简约。《穀梁传》有东晋范宁的注本，叫《春秋穀梁传集解》，收在《十三经注疏》中，是《穀梁传》最权威的注本。

    《左传》又叫《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全文有180273字，是《十三经》中最长的一部。《左传》的作者相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关于左丘明，后人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瞎子，很正直，有贤德。相传《左传》也是由荀子传下来，但在汉初不显，到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皇室秘藏图书时始被发现。《左传》是用先秦文写成，故为古文经。《左传》原是单独成书，刘歆将其拆开，逐条附于《春秋》经后，《左传》便成了释经之传。但《左传》本不是逐条释《春秋》的，有些地方与《春秋》不合，有的内容是《春秋》有而《左传》没有，如隐公二年，《春秋》上记了九条，《左传》上只有七条；有的内容是《左传》有而《春秋》并未讲到，如隐公元年，《春秋》只记了七条，《左传》则记了十四条。这两类情况比比皆是。其次，《春秋》只写到哀公十四年，《左传》则写到哀公后的悼公十四年，比《春秋》多了27年。此外，《左传》纠正了《春秋》上个别有误的地方。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记：“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传》则记：“一月乙亥，朔，日有食”。用科学方法推算，《左传》所记是对的。故唐朝经学家孔颖达说：“经传异者，多是传实经虚。”刘歆将重新编过的《左传》献于朝廷，欲立博士，未果。《左传》只在王莽朝立了博士，东汉时一直在民间传习，影响渐大，唐朝编《五经正义》就独取《左传》。后世读书人一般都读《左传》，读《公羊传》、《穀梁传》者很少。注解《左传》的以晋朝的杜预最有名，他著有《春秋左传集解》，收在《十三经注疏》里。

    《左传》不同于《公羊传》、《穀梁传》专讲《春秋》的褒贬寓意，其特点在长于讲史，是通过叙述《春秋》中具体的历史事件来反映其精神。《左传》专记历史事件，内容丰富，它详细地记叙了春秋时期周天子及各诸侯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反映了周天子衰微、诸侯争霸、大夫专权的历史过程，保存了各种礼仪制度、社会风俗、道德观念及流行的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记叙历史的同时，《左传》也有评价，用“君子曰”来对史事发表评论，可以说是史论结合。这个形式后来被司马迁继承，《史记》每篇末皆有“太史公曰”，以发表评论。《左传》的思想有四个方面：一是肯定民惟邦本，总结出“国将兴，听于民”、“违民不祥”、“众怒难犯”等道理；二是歌颂于国于民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尤其是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利益为国为民的人，以及体察民间疾苦、治国有方的政治家，并颂扬“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的人生追求，这对后世中国读书人影响极大；三是揭露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斗争、荒淫腐败；四是记叙战争，总结兵法。《左传》擅长写战争，共记战争483次，重点描写的也有百余次。它强调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得人心者胜，失人心者败，特别指出骄兵必败。但《左传》在评价历史时也有肯定诸侯功业的，这就有违孔子尊王的主旨。所以朱子批评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这就是《左传》不及《公羊传》、《穀梁传》的地方。欲得圣人之心，舍《公羊》末由已也。

    三传中《左传》的文学成就最高，历来受人称赏，《古文观止》收录文章最多的一部书就是《左传》，共收了其中34篇文章。司马迁、唐宋八大家、桐城派古文都借鉴学习《左传》，从中吸取营养。昔日私塾的学生很多都从《左传》学做文章。《左传》的文学特点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一是叙事详细完整，情节曲折生动，清朝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中称其“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二是人物塑造方面，善于在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多面性，寥寥几笔，形神毕现；三是文辞简练，辞令精美，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左传》文章“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历来文人都赞《左传》词约义丰、文辞富艳；四是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众多战争写得各不相同，或惊心动魄，或从容不迫，曲尽其妙。

    《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可以说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将“春秋大义”发挥充实，并且各自又作为独立的经典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不同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经就是儒家经典，主要是四书五经。既，当已经讲。明，明白、明了。方，当开始讲。子就是子书，诸子百家之书。撮，选取。要，精华。记，记录、记忆。事，事例。这段是说将儒家四书五经读明白了，就可以研读诸子百家的书了，研读的方法是选取精华来读，记下最主要的事例。这段话是承上启下，上总结经学，下开启子学，也是在进一步指明深造学问的路径。一般人学习圣贤之道，将四书读了也就够了，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升堂入室，窥儒家思想学问的全豹，则要读五经。近世儒学泰斗马一浮先生说：六经可以统摄古今中外一切学术。《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真、善、美都可以统摄于六经。另外《易经》可以统摄一切自然科学，《春秋》可以统摄一切社会科学。五经读毕，再要全面了解中国思想文化，则需要涉猎诸子百家的学问。经书需要精读，深入体会其精神；子书则是泛读，了解大概。读经是建立人生的安身立命之理，是构建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人退可以独善其身，养自己的精神德行、风骨气节；进可以兼济天下，治国安邦。读子是淹博自己的学问，增广见识，知道对于宇宙人生还有些什么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或许在某些特殊的人生境遇下还很有些作用。

    子学就是诸子百家之学，子书就是诸子百家所著的书。子指尊贵的人。什么人珍贵？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一子或数子建立一家学派，诸子则建立百家学派。百家是泛指其多，未必有百家。夏商周三朝学在朝廷，民间无学术，更不可能有诸子之学。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王道不行，诸侯都想得到能助自己称霸的学问，所以天下有志之士皆各持己学游说诸侯，子学于是应运而生。司马迁的父亲、汉初学者司马谈作了一篇文章叫《论六家要指》，第一次全面详细地对先秦诸子进行了系统分类论述，较之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的论述要完备得多。《论六家要指》收在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中。司马谈将先秦诸子分为六家，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名家，并一一作了论述评价。继司马谈之后系统论述诸子之学的是西汉末的刘歆。刘歆将诸子分为十家，分别是儒家、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法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其中，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是司马谈所未论及的。刘歆论述了各家源流，确立了子学的名称，意义重大。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设《诸子略》，全文照抄刘歆的论述。子学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学术思潮，到汉代以后则不再是思潮，而是某一类学问的总称，凡是在经学以外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的都称子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讲：“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四库全书》子部共列了十四类，分别是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子学的内容可以说庞杂浩繁，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综合。

    宗教包括释家、道家。释即佛家。佛家本为印度传来，但最终被中国文化吸收改造，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古人也将其看作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佛家的核心思想是要追求超越生死、出离轮回的永恒状态。道家包括了先秦的道家学派和汉以后的道教，道家学派被道教继承，故而道家也就主要是指道教了。但道教的核心思想是追求长生不老，这一点和追求顺其自然的道家思想是不同的。道教讲了许多追求长生的修养方法，继承的道家思想也主要是取其清虚无为以达到长生的目的。

    哲学包括了儒家、兵家、法家、小说家、杂家。经学本是儒家思想，何以子学中还要列儒家类？因为儒家也是个庞大的体系，内中也有很多派别。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战国又有孟子学派之儒与荀子学派之儒，汉代又有今文学派之儒与古文学派之儒，宋儒又分理学、气学、心学三派，清代又有考据之儒。故而只有经过朝廷认定的儒家经书，及对这些经书注释的学问才算经学，其他建立自己体系的儒家都算是子学儒家类。经学代表了儒学的主流，子学中的儒家类代表了儒学的支流。不过二者重德乐生的整体精神是一致的，异也是同中之异，大同小异而已。兵家主要是军事思想，核心是强调知己知彼与战争的正义性，其余则是讲战争中的技术。法家思想的核心则是以法律代教育，一切以法律为准则，讲究权谋之术，刻薄寡恩。小说家在古代是子学而非文学，古人著小说的目的都是要寄寓深邃的哲学思想，非仅讲讲故事这么简单。杂家的特点是无自己的核心主张，而将各家的思想拼合在一起，因各家思想都有，内容自然丰富。杂家的书都像百科全书，《吕氏春秋》即是代表。到《四库全书》的杂家类则将战国以后失传的诸家学说全收录在内，比如墨家、名家、纵横家等。墨家的核心思想是功利主义，一切以实际利益为原则。不过其主张人人兼爱、不打非正义战争的非攻等思想还是可贵的。名家讲辩论，能运用逻辑以驳倒对方，其核心思想是用旧的、合礼的名词概念来约束新的混乱的现实。因为诸侯争霸的现实是有序的西周所无的，没有这种现实则没有与之相对的名词概念，所以凡旧名没有的新生事物名家就不予承认，这就达到了名家规范社会秩序的目的。纵横家是战国末年合纵家与连横家的合称。合纵即主张联合东方齐、楚、燕、赵、魏、韩六国以攻打秦国。连横则主张秦国联合一国以攻打另一国。墨、名、纵横三家在战国以后都成绝学，故《四库全书》未单列。

    科学包括天文算法家、医家、术数家、农家。天文算法家即天文家与算学家的合称，天文家主要研究日月星辰之规律以制定历法，算术家则研究计算之法则规律。医家与术数家之核心理论皆是阴阳五行学说。医家以阴阳辨人体疾病，以五行别人体五脏六腑，以望闻问切诊病，以中药方剂治病，以针灸疏通经络。术数家分风水、命相两大类。风水即研究人的居住环境与人的吉凶祸福的关系，核心是要避风聚水。风水分阳宅、阴宅，阳宅即活人住的地方，阴宅即死人的墓地。命相又分算命、看相两类。算命即根据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来算人的命运。古人以天干地支记年月日时，年月日时皆用两个字表示，如甲子年、乙丑月、丁卯日、丙辰时，年月日时称四柱，每柱两个字，故叫四柱八字，八字里面皆有五行的生克制化关系，根据这个关系推算出一个人的命运，所以算命也叫看八字。看相即根据人的面相、手相或骨相来分析判断人的命运。农家本是先秦百家中一家，其核心思想是提倡均贫富，人人皆需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天子也不例外。后世农家则主要是讲农业生产及技术等问题，如种植、养殖、水利、农具等。

    艺术则有艺术家，里面包括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棋艺等，其核心皆神韵二字。书法是线条艺术，线条是中国艺术之魂，故书法是艺术之魂，为其他国家所没有。书法以笔墨之干湿浓淡、轻重疾舒展现丰富的情感世界，可以养静、养正、养和。将书法雕刻于方寸之间则为篆刻。绘画分工笔、写意两派，重在传神。音乐以琴谱为主，歌词则另归文学类。棋艺则多讲下棋的技艺。

    综合包括谱录与类书两家。谱录为专叙一类事物的情状，如《香谱》、《糖谱》、《竹谱》、《钱谱》、《古今刀剑谱》等。类书即将不同古书中相同或同一门类的内容抽出重新编为一书，或一书中分类讲诸多内容。类书为真正之百科全书，其中内容经史子集皆有。

    子书包含的范围太广，根本不可能一一细究，只能择要浏览，掌握大概，而且其中多是小道。孔子说：“虽有可观，致远恐泥。”意思是即使有可看的，也怕走远了陷进去，不能自拔。所以读子书只能“撮其要，记其事”。

    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既然子书要有选择地读，那读些什么呢？《三字经》给我们作了推荐，列出了应读的五位学者的书，其中荀子、扬子、文中子是儒家，老子、庄子是道家。

    荀子，名况，字卿，又名孙卿。战国时赵国人。晚年于楚国做官，死于楚国，活了60岁。曾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稷下学宫是齐国著名的讲学圣地，因几代齐王好学术而建，当时诸子多在稷下讲学。荀子著书32篇，名《荀子》。战国诸子的书大多是经过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的，虽题为某子，实际并不完全是这个人的文章，往往是这一派人的文章，故常有前后不一致或矛盾的地方，《荀子》、《孟子》、《老子》、《庄子》都是如此。《韩非子·显学》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孟氏之儒就是孟子学派，孙氏之儒就是荀子学派，可以说这两派是战国儒家最有影响的两派。冯友兰先生说孟子代表了儒家的理想主义，荀子代表了儒家的现实主义，后世儒家都说是孟子承接了孔子的道统，将孔孟并提。后世儒家多评论荀子“大醇而小疵”，其所以然者乃是因为荀子主张性恶论。荀子认为，人性天生都是恶的，善都是后天学来的，如此荀子则特别强调后天的学习和教育。荀子最有名的文章是《荀子》开篇的《劝学》，这篇文章专论学习的重要性，劝人向学。既然人性本恶，那道德又从何起源呢？荀子认为道德起源于礼。人人皆有欲，有欲而没有节制，势必引起争夺，争夺则导致社会混乱。人又是群居动物，需互相合作，必须制礼以约束人的欲望，社会方能有序。所以荀子认为道德即是守礼，礼即道德的起源。荀子的学说特别强调礼的作用。在重视学习与礼乐方面，荀子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人性论上与孟子大异。

    性恶论直接被法家吸收，成了法家学说的理论基石。法家认为既然人性是恶的，那就只有用严刑峻法以约束之，建立各种详细的法律来使人不敢为恶。在这点上，法家与西洋哲学是相似的，西洋社会重法治也源于性恶论。基督教就主张人是有原罪的，原罪说与性恶论基本是相似的。法家是用法律来恐吓人，使人不敢为恶；儒家是用教化来陶塑人，使人不愿意为恶。不敢为和不愿为，表面上看都是没有为恶，但本质上是大不相同的。不敢为是由于有外部制约，一旦限制不力、有机可乘，他是一定要为的；不愿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管你有没有限制。这便是儒家与法家、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一个很大差别。

    荀子的两个有名的弟子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一个是集法家学说理论之大成的韩非子，一个是实干家、帮助秦始皇以法家学说治理天下的李斯，所以历史上既有称荀子是儒家的，也有称荀子是法家的。荀子的文章严谨绵密，析理深透，与庄、孟、韩并称。孟子的文章雄辩滔滔，气盛言溢，自来是作文的典范。韩非子的文章峻峭刻削，锋芒犀利，往往能切中要害，亦有可观。庄子的文章，后面再做论述。

    扬子，姓扬，名雄，字子云。西汉末年四川成都郫（pí）县人，活了71岁。扬子早年以文学闻名，他擅长辞赋，推崇汉武帝时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作品，作赋每以相如赋为标准，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四文，内容都是规劝帝王不要奢华骄淫。扬雄并未像司马相如因辞赋而受到帝王的赏爱，他中年以后视文学为雕虫小技，不再作赋，而致力于哲学，仿照《周易》作了一部书叫《太玄》，仿照《论语》作了一部书叫《法言》。另外，扬雄还在训诂学方面有巨大成就，作了全世界第一部研究方言的专著《方言》，此书与《尔雅》、《说文解字》、《释名》并称汉代四大训诂专书。

    为阐明扬雄的影响，这里有必要插入一段相关历史。前面谈到战国的儒家主要有孟子、荀子两大派，孟子倡性善，荀子倡性恶是其主要区别。汉代儒家则主要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两大派，其主要区别在于是把孔子当成一个受天命的王还是将孔子当成一个学者。今文经学讲，孔子是承继周朝受天命的王，受命的标志是西狩获麟，麒麟的出现就是天要让孔子做王的证据。但孔子实际上并不是王，今文经学便说孔子是素王。素王即实际未做王，但毕竟是天选中的王。既然被天选中，孔子就不得不行王者之事，那就是修《春秋》，《春秋》即是孔子的“王法”。汉代是继孔子而称王天下，所以必须尊孔，必须以《春秋》为王法治天下。这便是今文经学的一套理论。

    这套理论得到了汉代帝王的肯定，所以汉朝开始尊崇孔子，重视春秋公羊学。这套理论为什么会得到汉王朝的赞许呢？因为它解决了汉王朝坐天下的合理性问题。汉以前的朝代，坐天下者皆是世袭贵族，即便是秦朝，原先也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而汉家天子起于平民，平民凭什么称王，这是令汉王朝很伤脑筋的问题。今文经学说汉朝是继承孔子的王位而坐天下，这样，汉王朝合法性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孔子原本是大家都尊崇的大圣人，今文经学更说他是承继周朝受了天命的王，汉代承孔子而王天下不就更是天经地义了吗？汉王朝要抬高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不断抬高孔子的地位，所以在汉代，孔子的地位空前提高，而建立这套理论的今文经学自然也是汉代的显学。

    但今文经学发展到后来与谶纬之学结合，孔子便从王变为神，成了黑帝的儿子。谶纬学讲孔子海口、牛唇、虎掌、龟背，坐如蹲龙，立如牵牛，身发异彩，这时的孔子已经完全不再是人了。儒家变成了儒教，孔子变成了教主，由六经演化的六纬成了神秘的教典，不知所云。儒家将要变成宗教的时代即西汉末期谶纬流行的时代。谶是古时一种预言，纬是和经相对的，自称是解释经的书，谶纬合起来就是一种神秘主义学说，其核心是用阴阳五行、灾异、术数、天人感应等思想来将儒学神秘化。今文经学讲孔子是王，是为了使统治者以孔子的仁义之学来治天下，使王权有所限制，原是有益的，但发展到后来则越来越离奇，到谶纬之学就完全是迷信了。

    孔子原本是很有理性精神的，“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古文经学继承了这种理性精神，要将孔子从神、从王还原为人，还原为学者。扬雄是古文经学家中反对谶纬，反对将儒学宗教化、神秘化的代表。《太玄》和《法言》都阐述了这种主张。《太玄》仿照《周易》，玄相当于易，也是用占卜的形式，寄托哲理的书。《周易》的体系是按阴阳二分法来建构，《太玄》则是按三分法（天、地、人）发展。《周易》称卦，《太玄》称首，一首就相当于一卦，一卦有六爻，一首有九赞。《周易》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太玄》有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每首有首辞，相当于卦辞；每赞有赞辞，相当于爻辞。这便是《太玄》的形式，因其特殊，故略作介绍。扬雄学识渊博，对于儒学从儒教重新回到具有理性光辉的学问之途，有重大贡献，故而列在五子中。只是扬雄著书文辞古奥，喜用僻字、怪字、古字，不易读懂，所以苏东坡讥讽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好为艰深之词是对的，称其学问浅易则未必。扬雄的核心思想是要阐明孔子是一个学者，历史的兴亡并不是天的意志、五行的转移，而是一个朝代本身行不行仁义之道、儒家之学的结果。这一学说看似很简单平常，但在谶纬迷信甚嚣尘上的西汉末期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隋朝山西人，只活了33岁。隋朝本就短命，只有36年，而王通33岁去世就更短命。不过，天才早逝古之然也。王通生于隋朝开国后三年，死于隋朝灭亡前一年，基本与隋朝同寿。文中子是他死后，门人私自给他追加的名号。文中子虽然今天不太为大家所知，可在隋朝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时人都称他为“王孔子”，就像汉朝人尊董仲舒为“汉代孔子”一样。汉朝之后整个三国魏晋南北朝361年，中国又处于分裂的乱世中，此时儒家学说被崇尚庄老的玄学取代，到隋朝天下统一，又需要倡奉统一的儒学，王通正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大儒。王通年少才高，19岁即得隋文帝赏识，但由于遭嫉妒受排挤，上隋文帝《太平策》十二篇不见用，当了点小官后即辞官回家著书讲学。王通设教河汾之间，弟子门生有千人之众，时称“河汾门下”——河是黄河，汾是山西的汾河。辅佐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的名臣魏征、房玄龄都是王通的弟子，所以王通虽享寿不长，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王通志在学孔子，依《春秋》体例，著《元经》，将自西狩获麟至秦汉到后魏的历史都写了下来。门人又仿照孔门弟子集编《论语》的方式，将王通讲的话整理起来编成《中说》，共十篇。中说，即文中子说。王通效法孔子讲学传道，提倡王道，致力恢复儒家正统地位，强调经书的重要。但王通认为单单法古还不够，必须在法古的同时做一些适应时代的调整，这种调整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儒风变古”。

    所谓“儒风变古”即对旧的儒学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王通儒风变古的第一个主张是提出儒、释、道三教调和。王通认为，三教皆有适合用来进行统治的地方，应取长补短，不要相互攻击，走极端。王通可以说是开了主张三教合一的先河。第二个主张是恢复大一统的王道政治。而大一统王道政治的核心便是社会井然有序，天下人各尽其职，各安其分。第三个主张是穷理尽性，存道寡欲。穷理尽性就是要认识人性之理。王通认为，人皆有人心与道心之别。人心占上风，抑制道心的发展，人就为恶，社会就混乱；道心占上风，人就为善，社会就有序。所以要以道心制约人心，制约的方法即“寡欲”，寡欲的最高要求是“遗身”。遗身就是要抛弃个人的私欲利害，达到无私，无私才能以天下为心，从而恢复王道。可以说恢复王道是最终目的，下手处是断除私欲。私欲既除，再吸收佛道之长以助统治，王道则可实现。王通上承董仲舒今文经学大一统王道政治的主张，下启唐宋三教合一及程朱理学的先河，是儒学史上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荀子、扬子、文中子这三位儒者分别代表了儒家学派崇学主礼、不语怪力乱神、兼收并蓄、大一统、养心寡欲等重要思想，《三字经》将其列出，作为必读的诸子之一。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号老聃，春秋时楚国人。聃指耳廓，即耳朵的扩音器。因老子出生没有耳廓，所以在号中补上表示耳廓的聃字。老子做过周朝史官，后有感于天下纷乱，周王室无天子之实，遂离开周室，西出函谷关。函谷关有个守关的小官尹喜，相传此人精通星象，夜间观天时发现有紫气自东而来，知道定有仙人要过函谷关，便日日等待。一天，果然见一仙风道骨的老者骑青牛而来，这人便是老子。尹喜将其迎至陕西周至，修草庐让他居住，并请他讲道。老子遂讲了五千言，名为“老子”，讲完后，一天夜里化作一团青气就不见了。所以老子到底活了多少岁，谁也不知道。老子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很神秘的人物。道教创立以后，将老子尊为教主，名曰“太上老君”，附会老子的母亲是感应流星怀孕，怀胎81年才生出老子，老子出生即须发皆白等，更是神奇。在道教中，老子完全是神而不是人了。《老子》这部书也被尊为《道德经》。相传孔子还专门去请教过老子，并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乎！”另外还传说老子出函谷关，到印度，点化释迦牟尼成佛，道教里还有一部《老子化胡经》，就是讲老子给释迦牟尼讲道，印度才有佛教诞生。胡就是胡人，少数民族，这里指印度。这当然是道教为与佛教争地位而杜撰的事。佛教徒们对此很愤恨，历代帝王也列此经为禁书，现在只有敦煌石窟才有一部《老子化胡经》保存。但据现代学者研究，《老子》这部书并非春秋时的这位老子所著，而是春秋战国老子这一派人思想的总集，大概成书于战国后期。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老子》绝不在孔子之前，而是在孔子以后很久很久才出现的，孔子以前是绝没有私人著述的，私人著述开始于私人讲学之后，而孔子是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清朝的文史大家章学诚早已将这个问题论述清楚。

    《老子》五千言，共八十一章，以简练的文字直接表述思想，高度抽象概括，语言精练隽永，且多为韵文，是一部哲学格言汇编。这与春秋时就具体问题发表见解，问答式语录体类著作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春秋时代不可能出现像《老子》这样哲学思想已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著作。春秋时成书的《论语》、《墨子》分别是孔子、墨子的弟子记录整理的，其中充满了具体的人物事件。《老子》中却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物，更没有具体事件，全是高度凝练抽象的哲学格言，这都足以证明《老子》这部书产生于春秋之后。《老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道家与儒家，表面看是极不同的，但从本质看，二者是同一个阵营中的两种不同思想。什么阵营？没落贵族阵营。儒道两家都是代表没落贵族的。什么时代的贵族？商周的贵族。什么时候没落了？春秋时各诸侯国新贵族兴起后。没落贵族的特点是曾经辉煌过，有过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崇高地位，尽管后来地位没有了，但在那种崇高地位下熏养出的精神气质与人格还在，这是与一般平民完全不同的。他们都眷念昔日的辉煌，其中一部分人想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以游说、教化来恢复昔日的辉煌，这一派人便是儒家。在他们眼中，昔日就代表有序，今日则是混乱。另外一部分人则逃避现实，保全自己，以不争为争，以退为进，这一派人便是道家。因逃避现实，故道家的人多是隐士，他们以旁观的态度来看这些新兴贵族及世道，认为现今太混乱了，不能和世人同流，要以隐来保持自己昔日贵族的清高。而在新贵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光靠隐还不够，还必须处卑下、处弱柔，只有卑下弱柔才能保存自己的实力，免遭新贵的打击。《老子》中反复讲到处卑守弱的道理，但处卑守弱的目的是要“以弱胜强”，故《老子》常赞水，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意思就是天下最柔的是水，但它能战胜天下最刚强的东西，比如滴水穿石。除了处卑守弱以外，还要帮助敌人强大，帮助敌人强大的目的是要加速敌人的灭亡。故《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意思就是要削弱敌人，必须先令他强大，因为事物发展到巅峰的时候，就要向衰亡转变，要想让他衰亡得快，就要让他兴盛得快，他越兴盛，死亡就越快，这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要等到敌人灭亡，还要做一个工作，就是修养自身，要长寿：长生才能久视，才能看到敌人灭亡的下场，这时才是真正的胜利之时。怎样养生？核心便是顺自然而为，只要能顺其自然，就什么都好，什么都能为，从而也就无所不为了。逆自然而行叫有为，有为则是人为，人为即“伪”，凡违反自然的有为则什么也为不成。故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自然规律而为。《老子》将自然规律称作道，道是《老子》所谓的宇宙最高法则。《老子》中有十四章专门论道，柔胜强、物极反、退为进等皆是道中的法则。修身的根本是顺乎道，这便是《老子》这部书的主要思想。儒家学说立足人本，叫人通过学习完成自己，再通过教化去改变社会，使社会从无序变为有序；道家学说以自然为本，叫人顺应自然的规律从而长生久视，用以弱胜强的方法去等待社会回到昔日。两家的目的都是使社会有序，儒家的序是通过人为的教化建立的，道家则是顺应自然本来就有的序。对新贵族，儒家是想用游说、教化去改造之，道家是帮助其强大，旨在使之早日灭亡。儒家学说兴盛在前，又被很多人接受，故可视为“常道”；道家学说兴之在后，又非大多数人所能理解，是隐士的思想，故自称为“非常道”。《老子》一开篇便是“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我们这个道是可以说的，但并非你们一般所说的那个道。中国文化主要就是由儒家的常道与道家的非常道所构成的。后来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既不是站在人的本位立论，也不是站在自然的本位立论，而认为人和自然都是因缘聚合则生，因缘分离则灭，是虚幻不实，是无常变幻，据此建立起“无常道”，与儒家的常道、道家的非常道鼎足而立。常道是众生在正常情况下行的道，非常道是非常之人或众生在非常情况下所行的道，无常道是于人生有巨大苦痛或幻灭感的人用以安慰自己的道，这便是儒道释三家各自对于众生的意义。

    将老子的学说继承发挥、集先秦道家思想大成的是庄子。庄子，姓庄名周，字子休，寿八十三，战国时宋国人。宋国是商朝亡国以后，周朝将商朝遗民分封的国家，孔子的先祖是宋国人，庄子也是宋国人，由此更可以知道他们都是没落贵族。庄子是战国时著名的隐士，楚王曾派人以千金请他做宰相，庄子断然拒绝，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这是道家对新兴贵族的一贯态度：消极反抗，坚持不合作。《庄子》共33篇，分内7篇、外15篇、杂11篇三部分，被道教尊为《南华经》。古来都认为《内篇》是庄子所著，《外篇》、《杂篇》是他人以庄子之名所作。实际上，整部《庄子》是庄子这一派著作的总集，其中有庄子的作品，也有他人的作品。今日所见的《庄子》是晋朝学者郭象编辑的，郭象的《庄子注》是中国古代《庄子》的标准注解。

    《庄子》书中最能代表庄周思想的是《逍遥游》、《齐物论》两篇，战国时人论庄子皆以此二篇为根据，且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也是这两篇。《齐物论》是《逍遥游》的理论基础。所谓齐物，就是说万物本无差别，差别都是人的主观偏见，而“见”都是相对的。《齐物论》中讲，活人站在活人的立场看死是死，那么死人站在死人的立场也可以说生就是死；醒着的人站在醒的立场说梦是梦，做梦的人也可以站在梦的立场说醒是梦；“庄周梦蝶”是站在庄周的立场说，站在蝴蝶的立场也可说“蝶梦庄周”。所以生死醒梦皆是相对的，也就是无生无死、无醒无梦。这便是庄子所谓的“齐生死”。不仅生死如此，是非也是如此。《齐物论》中讲，你和我辩论，你胜了我，这样就能证明你是正确的吗？反之，我胜了你，就能证明我是正确的吗？如果请与你意见相同的人来判定，既然此人与你的意见相同，他又怎能证明你是对的？如果请与我意见相同的人来判定，既然此人与我的意见相同，又怎能证明我是对的？如果请与你我意见都不同的人来判定，既然大家见解都不同，又怎能证明谁是对的？所以一切人的意见都是偏见，都是以己为是、以人为非。因此是非也是相对的，无所谓是非。这便是庄子的“齐是非”。老子对于新兴贵族的斗争策略是以退为进，而庄子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新兴贵族存在的合理性。因为新兴贵族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自以为合理，但他在没落贵族眼里则不合理；在新兴贵族的立场上没落贵族不合理，但在没落贵族的立场上则是合理的。这样没落贵族（非）就和新兴贵族（是）等同起来。

    齐物是庄子的宇宙观，即用相对论的态度来对待外在的一切事物。逍遥则是庄子所谓的幸福。庄子认为有相对幸福与绝对幸福的差别。相对幸福是有条件的，绝对幸福则是无条件的。相对幸福如大鹏必须飞到九万里高处才能自由飞翔，小鸟在几丈高处就可自由飞翔，这九万里和几丈就是条件，条件即事物的本性，顺应本性就会幸福。但建立在特定条件上的幸福终归是不彻底的，所以庄子强调无条件的幸福。这种幸福来自对宇宙同一的认识。宇宙中虽有万物，但万物皆是道所生，既然皆道所生，那万物也都是道，故而万物也就是一体了。比如他有钱，明白万物一体的道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因为他我皆道所生，故而他有钱即代表我有钱。再比如我爱她，她爱他，他即是我，爱他就等于爱我，这样因条件而来的烦恼痛苦都没有了。万物、人我皆没有了分别：你要飞九万里高才幸福，我只飞几丈高就幸福，你是我，而我也是你，因为你我都是道所生，所以怎样都是幸福，条件也就没有了意义。这就是绝对幸福，就是庄子说的真逍遥。进入逍遥的境界，没落贵族不需要作任何斗争，不需要令敌人灭亡便可获得精神上的胜利与幸福。这是庄子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老子时期没落贵族还有一丝希望，在庄子时期没落贵族几乎没有希望，而是绝望，故而庄子提出了这种精神胜利法，即根本不在现实中再与你周旋，只在精神上便可以完全压倒你。新贵族、没落贵族都是道所生，都一样，没有得失之别。鲁迅先生笔下阿Q精神胜利法的祖宗便在庄子这里。这是不得志的、痛苦的人最好的安慰剂。社会中总有不得志的人，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不得志、不如意的时候，庄子哲学可以帮助这些人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庄子的学说虽不能让不得志的人得志，不能让不如意变为如意，但他可以让你明白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在这一点上，庄子的思想跟后来禅宗以取消问题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是相似的。

    新兴贵族获胜后，分化为当权派和在野派，儒家思想为当权派所用，而道家思想主要为在野派的思想。所以说儒道两家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思想。故而《三字经》将儒道两家中最重要的五子提出来讲。《庄子》的文章是诸子中最富有文采的。鲁迅先生说《庄子》“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文章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善用寓言比喻，词汇遣用自如，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