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传销骗局:《蒙书讲义》（上）——《三字经》（8）

《蒙书讲义》（上）——《三字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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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

    讲了《易经》，接着讲《书经》。《书经》又名《尚书》，《尚书》即上古之书的意思。《书经》是虞、夏、商、周四朝政论文献的汇编。虞是指的唐尧虞舜之际，即尧舜时代。从时间的先后来说，《周易》始自伏羲，《尚书》始自尧舜，当然《易经》讲了接着该是《书经》。据考证，商周时期我们国家就有专门的史官，分为记事、记言两类：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即记录国家的各种典章谈话，记事是按时间先后逐年逐月记录国家大事。记言史书的代表即《尚书》，记事史书的代表为《春秋》。

    《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58篇，25700字。《虞书》3篇、《夏书》4篇，是商周史官根据远古传说和部分夏代资料追记的。《商书》17篇，是后人根据商代留传下来的文献加工而成的。《周书》32篇则全是周代的档案文献。相传虞夏商周的文献有三千余篇，经孔子整理为一百篇，秦始皇焚书后，《尚书》损失惨重，民间藏的《尚书》几乎被烧尽，只有博士官藏的未被烧，但后来项羽火烧阿房宫，官方藏书也被焚烧。秦朝有个山东博士叫伏生，专讲《尚书》，战乱中他将《尚书》藏于墙缝中，汉朝建立，伏生再取出来时此书大多朽烂，伏生凭记忆背出了28篇。汉文帝派大臣晁错到伏生家受教，因伏生此时已90余岁，晁错将这28篇伏生背出的《尚书》连同伏生的讲解皆用汉朝通行的隶书记下并带回朝廷，这就是有名的今文《尚书》。所谓今文，就是汉朝通行的隶书。与今文相对的则是古文，即汉以前的篆书。今文《尚书》28篇受到朝廷重视，立为博士专门讲授，通行全国。后来地方上又发现《尚书》的另一篇《秦誓》，也是隶书所写，遂与28篇列在一起，形成西汉通行的29篇《尚书》。

    汉景帝时，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毁孔子宅扩建自己的宫殿，结果在孔子故居夹壁中发现几部先秦古籍，全是篆书所写，其中有《尚书》，这些用篆书写的《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今天通行的《尚书》共58篇，既有今文的29篇，也有古文的29篇。但后世学者考证古文二十九篇是魏晋时人伪造的，并非汉代从夹壁中取出的古文《尚书》，且今文《泰誓》一篇也是伪作，只有伏生背出的28篇是真《尚书》。伏生以九十高龄背诵传存经典，在历史上传为佳话，从中也看出中国读书人为传承文化所做的贡献。杜道生先生在八十寿辰的时候为自己做了一副对联，即以伏生为目标，对联是：“较颜子生世，虚过多年，博文约礼，常仰瞻所立卓尔。距伏生传经，尚差十载，朝乾夕惕，仅存善念养浩然。”杜老今年九十有七还在讲学传道，确实实现了伏生传经的愿望。伏生传经已成为许多文化人心中文化使命感的象征。

    典、谟、训、诰、誓、命，是《书经》文献的六种体裁。典是帝王受命之书，也就是帝王受天命为人间之王的证书。典字小篆（）上面一个册字，下面一个几案，即将书册放在几案上供奉起来，被供奉起来的书自然是尊贵的，帝王受命之书就是最尊贵的书。典只在《虞书》中有《尧典》、《舜典》两篇，记载尧舜的伟大功业。谟通谋，是大臣为君王出谋献策的言辞，如《大禹谟》、《皋陶谟》等。这两篇文章是讲舜、禹、皋陶（ɡāo yáo）在一起讨论如何继承尧的优良传统以治国，也就是禹、皋陶对舜建议的治国之策。训是大臣训诫国君，勉励不足的文辞，如《伊训》、《高宗彤日》等。《伊训》是商初大臣伊尹以商汤之德来训诫商汤之孙太甲的文章。《高宗彤日》是商贤臣祖己训诫商高宗武丁祭祀不要过于丰盛，关键要以义德来对待百姓的文章。诰即告谕，也就是君王对臣民颁发的号令，如《汤诰》、《召诰》、《洛诰》、《酒诰》、《盘庚》、《多士》、《多方》等。《汤诰》是商汤战胜夏桀后召诰万方诸侯的文章。《召诰》、《洛诰》是周公视察洛邑修建过程中发布的号令，内容是总结夏商两朝灭亡的教训，说明只有敬德才能永受天命。《酒诰》是周公训诫弟弟康叔要戒酒的文章。《盘庚》是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对臣民发布的号令，内容是讲迁都可以安定国家，避免灾祸。《多士》是周公向殷朝遗民发布的号令，意在使其顺应天意，不要再发动叛乱。《多方》是周公对参加商殷遗民叛乱的四方小诸侯发布的号令，也是要令其安顺。誓即君王出师打仗时告诫将士的言辞，如《甘誓》、《费誓》、《秦誓》等。《甘誓》是大禹的儿子夏启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词，内容是宣布有扈罪状，讲明讨伐理由，申明军纪——誓师词基本上是这种写法。《费誓》是周公的儿子伯禽讨伐徐夷的誓师词。《秦誓》是秦穆公伐郑失败后的自责之辞，是《书经》的最后一部分。令是国君向大臣下达的命令，如《文侯之命》、《蔡仲之命》等。《文侯之命》是东周平王赏赐晋文侯的命令。西周末年，犬戎族杀周幽王，诸侯拥立幽王太子平王继位建立东周，晋文侯在这次拥立中有功，平王特作此文以褒扬。《蔡仲之命》是周成王告诫蔡仲的文章。蔡仲是蔡叔的儿子，蔡叔因叛乱而为周公囚禁，蔡叔死，成王封蔡仲为蔡国之君，并作此文以示警诫。令和诰不同，令是专对大臣讲的，诰是对天下人的。

    所谓“书之奥”是说，这六类文章保存了《书经》的精奥。《书经》的精奥是什么呢？朱熹的弟子蔡沈给《书经》作了注释，并在序言中说《书经》是“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二帝即尧帝舜帝，三王即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也就是说《书经》所载是历代圣王治天下的法则。在孔子以前，历代圣王都是君师一体。君师一体的意思是，帝王既是治理天下的国君，又是引领天下的老师。因此，帝王就必须是内圣外王：就内中的精神境界、道德情操来说是圣人，而就外在的功业来说却是君王。这些君师一体、内圣外王的奥秘都保存在《书经》中。实际上《书经》的精奥正在于总结了中国古代政治以德治天下的传统，成为后世儒家一以贯之的德治主张的根源。“协和万邦”是《书经》为我们民族建立起来的和平的世界观。“协和万邦”是《尧典》中对尧治天下的称赞，意思是让所有国家、氏族和谐平安地生活在一起。这不正是今天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吗？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也专门引用了“协和万邦”来阐明我们的民族精神。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主张，所以我们民族从不打侵略战争，即使强盛如汉唐也不侵略其他弱小民族。郑和下西洋不仅不侵略其他民族，还帮助许多弱小民族建立国家。这和西洋民族殖民世界，残酷侵略他邦形成鲜明对比。《尚书》提倡的明德、修身、团结、进取、勤学、节俭、爱民、养民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样有极大意义。

    最后再说一点，五经中《书经》残缺最多，故历代的争议也最多，而五经中《书经》的文字也是最古奥难懂的。《书经》的注本最有影响的有两部，一是收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正义》，一是蔡沈的《书经集传》，后者是明清法定的标准本。

    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

    《礼经》由《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书构成，称为“三礼”。但不同时代的“礼经”，其内容是不相同的。孔子所说的“礼经”是《仪礼》，“三礼”也只有《仪礼》是孔子修定的。汉朝五经中的“礼经”也是指的《仪礼》。唐朝以后的“礼经”基本都是指的《礼记》。《礼经》指《周礼》的时代比较少，只有王莽、王安石等特定的时期。三礼中《周礼》讲天子礼，《仪礼》讲士大夫的礼，《礼记》是孔子以后到西汉前期儒生们作的与礼相关的各种论文的汇编。《周礼》又名“周官”，相传是汉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搜集来的一部古书，当时献给朝廷未受重视，西汉末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朝廷古书时被发现，于王莽朝立博士。王莽失败后，此书又遭冷遇，直到东汉末大经学家郑玄为其作注始通行天下。《周礼》的作者古来也颇多争议，一般都说是周公。故《三字经》说“我周公，作周礼”。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姓姬（jī），名旦。武王驾崩前将王位交给成王，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辅佐成王，将周朝建设成盛世。周公治天下，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制礼作乐，相传《周礼》即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产物。据近人研究，《周礼》应成书于战国后期，虽非一人所作，但最后一定有人总成其书，才使之具有完整性与系统性。

    《周礼》是上古唯一一部以官制的形式具体系统叙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典籍。《周礼》的内容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西汉发现《周礼》时《冬官》一篇已失，河间献王以千金搜求未得，便取内容相近之《考工记》一篇补替。《周礼》以天地四时配六官，表示国家行政机构，囊括一切，无所不包。六官是国家中枢机构，六官下又分设若干官职以管理地方。如此，中央与地方形成一个整体。所有官职共360余个，辄又与一年的天数相同。这也是《周礼》所设计的一个天人合一的国家行政机构模式。六官各有职责：天官叫冢宰（冢，zhǒnɡ），为六官之首，主管朝廷及宫中事务，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下属官63种；地官叫司徒，主管土地户口、收取赋税，也就是农业、财政方面的事，相当于后世的户部，下属官78种；春官叫宗伯，即礼官，主管祭祀礼仪等事，相当于后世的礼部，下属官70种；夏官叫司马，主管军政，相当于后世的兵部，下属官69种；秋官叫司寇，主管司法、刑律、治安等，相当于后世的刑部，下属官66种；冬官叫司空，主管百工、土木建筑等，相当于后世的工部，下属官因《冬官》部分亡佚，不详其数。《周礼》通过六官及其属官的设置建立起一幅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理想蓝图。这就是所谓“著六官，存治体”。存当保存讲，治体当治国方略、国家体制讲。

    《周礼》的核心思想是“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段话在《周礼》中除补添的《冬官》外，其余五篇的开篇都有，意思是说：王者建立国家，确定国都与宫室的位置，划定国家疆界，任命官员并规定其职责，使对人民的统治有准则（可依）。儒家的其他经典都是强调王者的个人修养、德性对治天下的重要作用，只有《周礼》详细讲到具体的治国方略、国家体制，使为王者有章可循、有制可依。《周礼》中还有严密的地方行政组织来管理民事、军事、行政，办理授田、收税、征兵、徭役等实务。对山林、川泽、矿藏等自然资源都设专职管理，规定不得任意开采。比如只允许在冬季有计划地砍伐林木，其他季节是严禁伐木的。这对于保护自然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对我们当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极有参考价值。在商业方面，《周礼》中也有完备的管理制度。比如用货币调节市场，划定市场并按时开闭，对商人实行关门检查，禁止投机，禁止奢侈品上市，实施物价管理，国家收购滞销物品，维护市场治安，处理市场争讼，征收市场税、货物税、门税、屠宰税等。这些制度即使在当代看来也是很详尽的。

    世界上的政治有两种，一种是精英政治，一种是经典政治。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创立的政治是精英政治，它是靠圣人的力量来实现的。而《周礼》则是经典政治，是将某种完美的政治制度用经典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作为后世的参考。自《周礼》出现以后，历代皆有仿照《周礼》的制度来治天下的政治家。最早依《周礼》治天下的是西汉末年的王莽，王莽以周公自喻，完全以《周礼》为蓝本；北魏的宇文泰以《周礼》为蓝本来组建政府机构；唐玄宗效仿《周礼》制开元六典；北宋王安石变法也以《周礼》为依据。直到明清两朝，政治机构的设置，如户部、吏部、兵部、刑部、礼部、工部六部，仍是参考《周礼》，这也足见《周礼》对中国政治、历史的深远影响。另外，《周礼》内容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之宝库。东汉末大儒郑玄为其作注，集众家之说，成就极高，为后世所宗。从郑玄开始，人们遂将《周礼》定为三礼之首。清末大儒孙诒让作《周礼正义》，网罗前人成果，集汉以后《周礼》研究之大成，博大精深，为当前最完善之注释本。

    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

    按郑玄注解的三礼顺序，《周礼》讲过了则应接着讲《仪礼》。所谓“仪礼”，即记载礼的仪节。周公曾制礼作乐，故周代的礼仪是非常完备的，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相传周朝的礼仪有三千之多，但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争霸称雄，皆不按周礼行事，周礼遭到严重破坏，也就是“礼崩乐坏”。孔子自幼对各种礼仪感兴趣，成年后专门到周朝王都问礼，即“适周问礼”。孔子经过长期的收集整理，将周、鲁各国残存的礼仪记录成书，即《仪礼》。秦始皇焚书后，到汉初《仪礼》只剩17篇，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仪礼》篇数。西汉初传授《仪礼》的是鲁地儒生高堂生，后传至儒生戴德、戴圣。戴德为大戴，戴圣是戴德的侄子，为小戴，这就是《三字经》里讲的大小戴。现在通行的《仪礼》都是东汉末郑玄注释的。《仪礼》讲的礼仪甚多，概括起来有五大类，即祭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

    祭礼即祭祀之礼，古人认为祭祀是国之大事，故列为五礼之首。古代祭祀的对象包括祖先、天帝、日月星辰、风师雨师、社稷、山林川泽等。凶礼即丧葬之礼，还包括各种天灾人祸如饥馑、水旱、战败、寇乱等的哀悼。宾礼即朝觐之礼，如天子接见诸侯，各诸侯国之间互相聘问、会盟等。军礼即与战争相关之礼，如出师、报捷、凯旋、检阅、田猎演习等。嘉礼即指冠礼、婚礼、饮宴之礼等。《礼记·昏义》说：“夫礼者，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也就是说礼是从标志成人的冠礼开始的，其根本是婚礼，最重要的是丧礼、祭礼，最尊贵的是诸侯朝见天子、天子馈赠诸侯之礼，最后还要以乡间射箭之礼来和睦乡党。正由于礼有这些内容和作用，故而《仪礼》十七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冠婚之礼，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第二部分是乡射之礼，有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四篇；第三部分是朝聘之礼，有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三篇；第四部分是丧祭之礼，有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七篇。

    士冠礼是讲，古代男子20岁成年要举行加冠仪式，并由师长取字，从此享受成人的权利，并承担成人应尽的如兵役、徭役等责任。士昏礼讲男女双方在父母主持下从谈亲到完婚的一系列礼仪。士相见礼讲贵族与贵族第一次相见，一方持礼登门，一方回拜的礼节。乡饮酒礼讲乡间以敬老为中心的酒会仪式。乡射礼讲乡间射箭比赛的具体仪节，就像今日之地方运动会。燕礼讲诸侯大臣酒会的详细礼节。燕即宴。大射礼讲国君主持的射箭比赛的礼仪，如今日之全国运动会。聘礼讲国君派使节出使他国或诸侯国之间相互访问的礼节。公食大夫礼讲国君设宴招待外国大臣的具体礼仪。觐礼讲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丧服讲死者亲属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所穿丧服及服丧时间的不同等具体规定。士丧礼、既夕礼讲从死亡到埋葬的一系列详细礼仪。士虞礼讲埋葬父母后在家举行的安魂礼。特牲馈食礼讲用牛、猪定期在家庙祭祖祢的礼仪。祢读mí,是已在宗庙中立牌位的亡父的称谓。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讲用羊、猪在家庙定期祭祖祢的礼仪。牛、猪祭称特牲，羊、猪祭称少牢。

    《仪礼》所记乃是各种礼的详细规则，从仪式开始到仪式终结，从每个人站立的方式到每件器物陈设的位置，都有详尽记录。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而这些礼仪的核心就是要让人在进退、揖让、升降中养成“恭俭庄敬”的品德。《仪礼》的婚、冠、丧、祭方面的礼仪一直为后代承袭，影响极大，这里略多说两句。

    冠礼先以占卜选定加冠吉日，由父或兄主持，于宗庙举行。加冠前三日要卜占选定加冠嘉宾，然后一再敦请直到取得应允。冠礼进行时，嘉宾为冠者加冠三次。第一次加缁布冠，即黑麻布制成的帽子，表示从此有治人之权；第二次加弁（biàn），即几块白鹿皮拼成的瓜皮帽，表示从此要服兵役；第三次加爵（què）弁，即用细葛或丝帛制成的赤中带黑色的平顶帽，表示从此有参加祭祀之权。每加一次，嘉宾皆为冠者致祝词。三次加冠后，主人设酒宴款待嘉宾客人。加冠礼毕，冠者入家拜见母亲，然后由嘉宾取字，再依次拜见兄弟姑姐；随后脱下第三次所加之冠，换上玄色礼帽礼服，带上礼品去拜见国君，还有乡大夫、乡先生，即退休乡居的官员，表明冠者已成人；最后再向嘉宾敬酒，赠送礼品。士昏礼讲女子15岁成年，可以嫁人，要举行加笄仪式。笄（jī），即簪，就是用来绾住头发的一种饰物。举行加笄礼时女子要改变发型，将头发绾成一个髻，用纚（xǐ）把发髻包住，再用簪插定。纚，即束发的布帛。笄礼由女性家长主持，加笄者也是女性嘉宾。

    《仪礼》中关于婚礼的六礼大致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农村中很多地方还保存了这六礼，只是略有增减而已。这六礼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即男方家长请媒人到女家求亲，献的礼为雁。问名即纳采之后，男家派来的人向女家询问女子姓名、生辰八字等，以便在男家宗庙占卜，看此女子是否与儿子相合，八字不合，则下文免谈。纳吉是占卜相合后，男家派人持雁到女家报知吉祥。纳征即送女家红黑帛五匹、浅红帛五匹、鹿皮两张等为聘礼，宣告正式订婚。请期即男家派人持雁为礼将迎娶日期告之女家。亲迎即新郎亲自到女家迎娶新娘，只有天子不亲迎。之所以六礼中送礼皆用雁，即取雁飞成行、止成列、一配而终等习性来象征忠贞和白头偕老。普通百姓没有雁，也可用家禽代替。

    另外《仪礼》中的丧服制度后来与法律结合，从魏晋到清末，影响深远。丧服分五服，即斩衰（cuī）、齐衰（zī cuī）、大功、小功、缌（sī）麻五种，也就是生者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而穿不同的丧服，在长度不等的时间内服丧。衰，丧服的上衣。斩衰是用最粗的生麻布制成，衣缘和下边不缝边的丧服。斩即指斩布制丧服，不缝边，表示伤痛之极。服斩衰者丧期都是三年，三年是三个年头，实际是二十五个月。服斩衰者还用苴绖（jū dié）、用杖、系绞带等。苴绖，即粗麻布制的无顶冠和腰带，杖即哭丧棒，绞带即麻绳制成的带子。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种，臣为君、子为父、未嫁之女为父、已嫁复归之女为父、妻为夫、承重孙为祖父等皆需服斩衰。齐衰是用粗生麻布制成，缝边整齐的丧服。齐衰按丧期分为四等：一是齐衰三年，是父已去世，子为母、未嫁之女为母等；二是齐衰杖期（jī），服丧一年，用杖，用于父健在，子为母和夫为妻等；三是齐衰不杖期，不用丧杖，但服丧仍为一年，用于为祖父母、叔伯父母、兄弟、未嫁之姊妹，已嫁之女为父母等；四是齐衰三月，不用杖，丧期三个月，用于为曾祖父母、高祖父母等。大功是用熟麻布制成的丧服。功是指对丧服布料的处理，大功就是用功粗大。大功丧服九个月，不用杖，用于为已出嫁的姑母、堂兄弟和未嫁的堂姐妹。小功也是用熟麻布制成的丧服，只是布料、做功比大功更精细。小功服丧五个月，不用杖，用于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从祖兄弟、外祖父母、已出嫁之堂姊妹等。缌麻是用细的熟麻布制成的丧服。缌麻丧期是三个月，不用杖，用于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外孙、外甥、岳父母、舅父等。缌麻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等。

    《仪礼》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巨大，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民风民俗、思想感情的表达无不受《仪礼》的影响，而且历朝的典章制度大都以《仪礼》为依据，不了解《仪礼》也就不了解中华民族何以称礼仪之邦，也就不能全面地了解儒学。

    三礼中的最后一部即《礼记》。记是对经的说明、发挥与补充。《礼记》是对《礼经》的阐发，也即对《仪礼》的阐发。先秦儒生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说明、补充的参考资料，直至西汉中期这种资料都还在不断出现。西汉后期大儒刘向将这些资料汇编起来，共有214篇。西汉宣帝时传授《仪礼》的戴德将补充说明《仪礼》的资料汇集为85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删辑，得46篇，称为“小戴礼记”。到东汉大儒马融又补上了《明堂》、《月令》、《乐记》三篇，共49篇。东汉末郑玄注解三礼时，只注解了《小戴礼记》49篇，因其注解出色，《小戴礼记》遂广泛流传，后世通行之《礼记》皆是指《小戴礼记》。《大戴礼记》因未受学者重视，流传中佚失不少，只保存下39篇。《礼记》早先是附于《仪礼》流传，是对《仪礼》的解释与补充，故《三字经》说“大小戴，注礼记”。到唐代，《礼记》才取得儒经的地位，成为专门的一部经，唐代以后五经中的《礼经》都是指《礼记》了。《礼记》的作者是孔门弟子、再传弟子及汉朝儒生。《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论述圣人制礼作乐的精神，故而《三字经》说“述圣言，备礼乐”，即阐述圣人的言论，将礼乐的精神原则说得完备。

    具体来说《礼记》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专门解释《仪礼》的，二是考证阐述古礼的，三是杂记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四是专门研究儒家思想的。《仪礼》所讲全是各种礼的具体节目步骤，但并没讲为什么要这样做，而《礼记》中有20篇都是在解释《仪礼》的原理精神，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等。义即原理、原则、意义。这种义往往是儒家为适应社会的变化赋予古礼的新义。《昏义》阐明婚礼的意义。《昏义》讲：“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就是说婚礼的意义是密切两个家族的关系，让男方的宗庙有人祭祀并能传宗接代。这里顺便说一句，古人认为黄昏是天地间阴阳交合之际，因而婚礼都在黄昏举行，古时结婚的婚没有女字旁，就是黄昏的昏。《乡饮酒义》阐明乡饮酒礼的意义是使人尊长养老，在外知尊老，在家知孝亲敬兄，这样国家便可以安定。这类讲《仪礼》意义的文章便是《礼记》第一部分的内容。

    考述古礼的文章共有13篇，如《王制》、《月令》、《曲礼》、《明堂位》等。这些礼仪皆是《仪礼》17篇未载的，内容多琐细、繁杂。

    杂记孔子及弟子思想言行的文章共8篇，如《仲尼燕居》、《仲尼闲居》、《檀弓》、《哀公问》、《坊记》等。这类文章多托名孔子或孔子弟子，用问答体或小故事阐发儒家思想。

    专门论述儒家思想精义的论文有7篇，分别是《礼运》、《大学》、《中庸》、《乐记》、《学记》、《经解》、《儒行》。这7篇文章在流传过程中影响越来越大，后来成了《礼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大学》、《中庸》已被选入《四书》，自不待言。《经解》分别论述六经的教学目的。《儒行》论述儒者的品格和行为的基本要求。《礼运》论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礼义的起源，总的精神是强调礼义治天下，实现社会的安康进步。文章提出“大同世界”、“小康世界”，讲“大同”是夏商周以前最美好的社会，“小康”是夏商周三代圣王创立的社会，要想维持小康，必须推行礼治。《礼运》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成了中国人世代追寻的最美的理想社会。直到清末康有为还著《大同书》，孙中山还以“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为革命口号。《礼运》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至深至远的。《学记》是全世界第一部完整的教育专著，是先秦儒家学派教育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儒家教育的目的和教学制度、教学原则及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师生关系与同学关系。《乐记》是对先秦以来儒家文艺思想的总结，强调音乐在政治教化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保存儒家乐教精神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以上所述便是《礼记》四部分的主要内容。

    三礼中字数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礼记》，近十万字。《周礼》四万五千多字，《仪礼》五万字左右。而在众多儒经中以其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所起的巨大作用来说，《礼记》仅次于《论语》，与《孟子》相当。明清时《礼记》的法定标准注本是元朝人陈澔著的《礼记集说》。

    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

    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共和国六十年蒲月渝州芳园子李里绘。讲了《礼经》讲《诗经》。《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又称“诗三百”，39222字。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上古有诗三千余首，经孔子删定为三百余篇。相传上古有一种采诗制度，帝王派专官到各地采集民歌，以知民情，观风俗。这种制度直到周朝还在沿袭。另外周朝还有献诗制度，公卿大夫献诗以进谏，以诗来匡正国君之过失。采诗、献诗之外，尚有宫廷乐官制作的诗。这些就是孔子之前三千余首诗的来源。《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是按乐调作的分类。古诗都是可以和乐而歌的，风的本义就是乐调，又叫国风。《诗经》有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地方乐调、民歌。这十五国风分别是周南、召南、邶（bèi）风、鄘（yōnɡ）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ɡuì）风、曹风、豳（bīn）风，这样的诗共有160篇。这些诗最早大多是王官采诗所得。雅的本义是正，就是周王朝王都及附近的音乐，这种音乐被称为正音。后来有一些正音吸收了土乐的风格，没有吸收的称大雅，吸收了的称小雅。大雅有31篇，小雅有74篇，共105篇。简单说雅就是贵族的诗歌。雅诗一部分是宫廷乐官所写，一部分是公卿大夫的献诗。颂是有舞蹈配合的乐歌，声调缓慢，庄重，余音袅袅。颂里的诗都是祭祀时用的，又分《周颂》、《鲁颂》、《商颂》。《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颂诗基本都是宫廷乐师写的。风、雅、颂的创作时间以《周颂》最早，大多产生于西周前期，《小雅》次之，多产生于西周后期，《鲁颂》、《商颂》、《国风》多产生于春秋前半期。

    《国风》多是劳动人民创作，也有部分是贵族创作的。其内容丰富多彩，主要有劳者之歌、行役之怨、情诗恋歌、民风习俗、讽刺民谣、没落哀歌、国家兴亡、男女婚姻等。劳者之歌最有代表性的有《豳风·七月》、《魏风·伐檀》等，前者描绘了三千年前的农民一年四季的耕作生活，后者是伐木者劳动时唱的歌。行役之怨的代表作是《豳风·东山》、《王风·君子于役》等，前者写到边疆打仗的士兵还乡时的心情，后者写一位妇女怀念长期在远方服劳役的丈夫。

    情诗恋歌在《国风》中占了很大比重。《诗经》第一篇《关雎》就是情诗，此外，这类作品还有《郑风·出其东门》、《召南·摽有梅》（摽读biāo）、《邶风·静女》、《郑风·子衿》、《郑风·狡童》、《郑风·将仲子》、《秦风·蒹葭》等。《关雎》写一个男子爱上一个女子后相思、追求的过程。圣人至情至性，充分肯定人间美好的情感，故而孔子删诗将《关雎》列为三百篇之首，这是很有深意的。《关雎》这首诗后来还成了婚礼的乐歌。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圣人道貌岸然，只讲理不讲情，这是大不对的，是对圣人的误解。《出其东门》写一位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诗中说：“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意思是说出了东门，美丽的姑娘多如云，虽然姑娘多如云，但不是我的心上人，只有那穿素衣、青围裙的女子，才是我的心上人。“缟衣綦巾”后来成了妻子的代名词。缟（ɡǎo），细白的生绢；綦（qí），青色。《摽有梅》写一大龄女子对婚姻爱情的迫切追求。《静女》写青年男女约会时的情景，女子故意躲起来逗男子，男子“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急得抓耳搔头。女子见了他送他一把嫩茅草，男子非常欢悦。“匪女之美，美人之贻”，不是因为这茅草有什么特别的好处，而在于是你这美人送我的。情人送的一草一木都寄托着无限情义。《子衿》写一少女盼望见到情人的焦急心情。正是诗中所说，“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狡童》写热恋中的男女闹了小矛盾，彼此赌气不说话，女子深感苦闷，骂他，又舍不得他。诗说：“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意思是说你这个小滑头，不和我说话，为了你呀，我都吃不下饭。《将仲子》写一个少女热恋她的情人，但因为家庭原因而不得不拒绝，诗说：“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意思是求求你小二哥，别爬我家的院墙，别折断了杞树，我哪里是心痛树呀，是怕我爹妈知道。小二哥你在我心头挂，我只怕爹妈骂。《蒹葭》写一个深秋的早晨，诗人到水边寻找自己心中的伊人。诗文含蓄优美朦胧，创造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美的极致境界。《诗经》中的情诗不可尽说，细细体会，其味无穷。所以我常说《诗经》是中国的情爱论，将《诗经》中的情诗读通了，对于解决我们当今婚姻恋爱中的许多问题是有帮助的。

    妇女婚姻诗的代表作有《鄘风·柏舟》、《卫风·氓》等，《柏舟》写一少女被父母逼迫嫁人的悲愤，《氓》是一个被遗弃的妇女对自己整个恋爱婚姻过程的追诉。讽刺民谣的代表作有《鄘风·相鼠》、《邶风·新台》等，前者写丧失廉耻的统治者连耗子都不如，后者写统治者夺取儿媳妇的乱伦丑行。没落哀歌的代表作有《秦风·权舆》、《陈风·衡门》等，《权舆》写一个没落贵族的今昔对比，《衡门》写一个没落贵族的安贫乐道，成为颂扬“安贫乐道”的名篇，其中“衡门栖迟”、“泌水乐饥”是关于安贫乐道的成语。诗说：“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水洋洋，可以乐饥。”意思是横木就算门，陋屋可栖身；泌水流洋洋，清水也填肠。民风习俗的代表作有《周南·螽斯》、《豳风·伐柯》等。《螽斯》用蝗虫多子作比喻，祝人多子多孙。螽读zhōnɡ。《伐柯》用伐木要用斧头来比喻娶妻要有媒人，后来人们就将做媒称为伐柯。国家兴亡的代表作有《王风·黍离》、《秦风·无衣》等，《黍离》写西周亡国后作者经过故都看到昔日宫殿宗庙荒芜，长满禾黍而引起无限感伤。诗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心中忧愁，不了解我的人，还以为我在寻找什么，苍天啊苍天，是谁将其变成这个模样。全诗悲凉感伤，意味深长。后世皆将亡国之哀称为“黍离之悲”。《无衣》是秦国人民在国君号召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抗御入侵的战歌。

    雅诗都是贵族的作品。《大雅》是诸侯朝觐天子时唱的诗，一部分是歌颂文王及大臣功业的，一部分是周人的开国史诗，还有一部分是政治讽喻诗。《小雅》是贵族宴会时演奏的诗，其中也有一部分政治讽喻诗，还有一部分反映贵族生活习俗的诗，另外则是贵族个人的抒情诗。《大雅》中周人开国史诗共有《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首。《生民》写周始祖后稷的诞生和创业，《公刘》写后稷的曾孙公刘率领周人从邰（tái）迁至豳，《绵》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dǎn）父领导周人南迁至岐山之南，《皇矣》歌颂周文王的业绩，《大明》写周武王继承父志伐讨商朝的事迹。五首诗叙述周朝兴起过程中的大事，歌颂重要领袖的光辉业绩及崇高德行。《大雅》、《小雅》的政治讽喻诗共22首，反映了西周后期社会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痛苦。其代表作有《大雅》中的《板》、《荡》、《桑柔》、《民劳》等，《小雅》中的《节南山》、《十月之交》等。《十月之交》写了西周灭亡前的日蚀、月蚀、大地震、大雷霆及百川沸腾，以此警告统治者。《十月之交》是西周王朝灭亡的挽歌，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日蚀记录。小贵族抒情诗的代表有《北山》、《巷伯》等。《北山》是小官吏发泄内心不平的作品，作者抱怨没完没了的王事、贵贱的差别及劳逸的不均。《巷伯》写一个宦官发泄遭到小人谗言的怨愤。

    颂诗全是乐官所作，用于宗庙祭祀。《周颂》是周王室祭祀的乐歌。《鲁颂》是春秋时期鲁国宗庙祭祀的乐歌。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成王为表彰周公的功劳，就赐周公的儿子伯禽以天子的礼乐，所以鲁国才有颂。现存四篇《鲁颂》，皆是春秋中叶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是宋国宗庙祭祀的乐歌。周朝灭商以后，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封于宋国，宋国即商朝的后裔。颂诗的内容多是祭祀先王和山川神明，也有一部分是祈祷丰收的农事诗。《周颂》中最多的便是歌颂文王武王功绩和德行的诗，其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则是五首天子亲耕时祈祷丰收的农事诗，反映了周朝的农业生产水平。芟读shān，耜读sì。以上便是“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的具体内容。雅分大小，加上风与颂，故叫四诗。

    《诗经》与其他经不同，都是诗歌作品，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法，这些方法古人将其归纳起来，叫赋、比、兴。朱熹讲：“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就是说赋是直接描写事物、叙述情节、抒发感情；比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写情状物，用浅显常见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兴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比如《关雎》先写鸟儿求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引出人求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赋、比、兴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甚大。古人将风、雅、颂、赋、比、兴合起来称为六义。故《毛诗序》中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诗经》因为可以和乐而歌，又是韵文，易于诵记，因此虽遭秦火，但到汉初仍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不过由于传授的人不同，《诗经》又形成了四家，称为齐、鲁、韩、毛四家诗。汉初最早出现的是《鲁诗》。《鲁诗》是由鲁国儒生申培公所传，解诗朴实谨守；《齐诗》是齐国儒生辕固生所传，多以阴阳五行学说解诗，说法离奇怪异；《韩诗》为燕国儒生韩婴所传，多以诗证史。齐、鲁、韩三家诗皆以汉朝通行之隶书写成，西汉皆立博士，后又全都失传。《毛诗》是用篆文写成，由鲁国儒生毛亨传授，后传与赵国毛苌。毛亨称大毛公，毛苌称小毛公。《毛诗》未立博士，而流传于民间。汉末经学家郑玄为其作笺，兼采齐、鲁、韩三家成果，著成《毛诗传笺》，独传后世。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都是《毛诗》。

    《毛诗》解诗的特点是注重《诗经》的教化作用，传承了孔子的诗教精神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主张，故得独传并兴盛于世。《毛诗》解诗时每首都作了序言，以说明该诗的题旨。《关雎》诗前有一篇较长的序，概括整个《诗经》的精神，称为“诗大序”；其余每首诗前有简明的短序，称为“诗小序”。《诗大序》总结了“诗言志”的本质特征，论述了诗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概括了三百篇的分类及内容，强调了诗的教化作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篇重要的文论，影响深远。后世注解《诗经》影响最大的是朱熹的《诗集传》。朱注反对《毛诗》将每首诗都说成是与国君政治有关系的解法，而强调诗皆是出于性情自然。朱子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还诗歌之性情本色，指明《诗经》中的众多爱情诗，是朱子解《诗经》的一大功绩。《诗经》本是一部诗集，为什么在儒家典籍中会有那么高的位置呢？这都缘于孔子对诗教的重视。

    诗歌最重要的特点即形象性和情感性：用生动的形象和充沛的情感来感染人、打动人，所以人们在读诗的时候是不知不觉就被陶冶净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远远超过枯燥单调的说理。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孔子特别强调学诗，用诗来教化人心，《诗经》是孔子教学中最重要的教材。孔子删诗的标准就是“思无邪”，无邪就是正，正就是和：发乎情，止乎礼，温柔敦厚。温柔敦厚既是《诗经》的精神，也是《诗经》最高的美学追求。这种美学追求的具体体现即“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含蓄之美，言情而得情之正。人们长期读诗，不但得到审美愉悦，而且被温柔敦厚含蓄的精神慢慢浸润从而养成自己的人格，这便是诗教的伟大作用。而且学诗可以提高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故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另外孔子还专门谈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就是说学诗能引起人美好的情感，可以借此认识社会、交流感情、抒发忧愁，往小里说，可以学到孝顺父母之道，往大里说，可以学到事君治国之道，此外还可以学到许多鸟兽草木的名称，增广见识。这便是孔子对诗教作用最集中全面的总结概括。现在复兴国学、学习国学却不太重视诗教，这是应引起特别注意的。

    《三字经》讲“号四诗，当讽咏”，讽当诵读讲，咏表示有节奏地念诵。所以学诗一定要诵读吟咏。诗皆有韵，读起来是很有韵味的，只有在不断的诵吟当中，诗歌陶冶性情、转化人格的诗教作用才能发挥。

    《诗经》以其独特的形式对中华民族的审美标准、情感方式、人格追求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诗经》更是其最早的源头。没有《诗经》就没有优美的中国文化，没有《诗经》就没有中国人诗意的生存状态。今人仅把《诗经》当文学看是远远不够的，她既是优美的文学，更是丰富而深远的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