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十大好制衣厂排行:1969，中国知青在缅甸

1969，中国知青在缅甸

http://news.QQ.com　 2008年11月17日15:18 　 腾讯读书　 邓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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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动荡的年代把他们的青春一卷而去，留下的只是创伤、磨难、迷茫和痛苦的回忆。人生的苦难和挫折似乎过于偏爱他们了，他们的经历就是一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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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邓贤所著的《中国知青终结》一书，小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讲述了一段被人们渐渐淡忘的历史：当1989年最后一个知青怀着壮志未酬的心境，带着被战火创伤的肢体回到国内，这场历时20年、国家耗资300个亿的中国知青运动到此就终结了。鲜为人知的是，在知青中曾有这样一批精英，他们怀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奔赴金三角战场，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编者注

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革命的激情使老人也犯下年轻的错误，更何况他们-这些心怀世界勇于牺牲的世界革命中心的革命青年……

生命往往无法预测，当这几千名20岁上下的中国知青在浓黑的夜色中偷偷越过国境线，怀着崇高的理想奔向彼国枪声和树木一样密集的丛林时，一个个惨痛而悲壮的故事便拉开了序幕……

　　中国知青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动荡的年代把他们的青春一卷而去，留下的只是创伤、磨难、迷茫和痛苦的回忆。人生的苦难和挫折似乎过于偏爱他们了，他们的经历就是一部历史。

　　当北大荒的知青从黑土地满身创痍地归来后，世人为之震惊、为之流泪。然而，在遥远的云南边陲，中缅边境上，更有一群拥抱战神的孩子们被炽热的理想和信仰所驱使，他们义无返顾地钻入密林、扑向战火，参加到缅共反政府的武装斗争中。他们是轰轰烈烈的，没有任何一地的中国知青像他们那样拿起武器在枪林弹雨中成为真正的杀敌战士。然而他们又是默默无闻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无踪可寻，死于何次战役的何时何地，或是流落何方已无人知晓，归来的人无言地回到内地，不愿向任何人谈起那段丛林中战斗的日子。

　　我们直觉地感到那热带雨林中隐藏的是世人所无法想象的故事，它的惨烈悲壮足以吞没一代人的青春热血，我们有义务把它揭示出来让人们看到这世界上曾发生的我们不知到的一切。

　　然而采访却是艰难的。我们来到当年知青驻扎的云南边境某县，20多年的时光洗涤了一切关于旧日的痕迹，边城的居民们大多在边境线上做着各种生意，漂泊无定，难以说出20多年前的往事。

　　城外是一片农田，这就是当年军垦农场所在地。故地重游，也许能够寻到一些线索吧！果然，在附近山谷的木屋里，我们遇到几位老人，不经意地问起关于农场的事，老人们脸上忽然露出难以言喻的神情。我们讲明了来意，沉默许久，一位老人用颤抖的手从床铺下取出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发黄的照片，上面写着“××农场二连全体战士留影，一九六八年”，陈年的旧照却无法掩盖年轻人喷薄的青春活力，他们也就十八九岁吧，灿烂的笑脸，清澈的眼睛，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激进热情；破旧的军装，胸前灿烂的毛主席像章，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把我们拉回到那狂热的年代。

　　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再度询问，才知道几位老人是当年军垦农场的复员军人，是他们迎来第一批中缅边境的知青，教他们干农活种甘蔗，又是他们在夜色中目送知青们进入枪声隐隐的密林，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希望，也是他们，把从前线抬回的已经死去的年轻人亲手掩埋。

　　后山是一片荒地。不经老人指点，我们永远不会想到这里埋的都是饮弹而亡的中国知青。当时许多人参加了缅共的队伍，在边境线上作战，伤员经常抬到中国医院进行救治，不少没救活被埋在这片荒地了，农场的复员军人认得自己连里知青面孔，就把他们埋在一起，然而却不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于是这里都是一些无碑的坟墓。

　　从老人们的回忆里，我们终于约略勾勒出中缅边境上知青们的形象。从老人那里得到地址，我们又到四川、北京、广东寻访当年参加过战斗后辗转回到内地的一些知青。重诉往事对他们。

战争就在身边，中国知青中涌动着革命的烈焰

　　60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后，露出的并不是明净的天空，冷战的阴影笼罩着世界。而在东南亚的热带丛林里，战火弥漫。作为东南亚一支实力较强的共产党力量-缅共，从1948年3月就转入地下，开始了和政府军长达数十年的武装斗争，枪声起伏在中缅边境彼侧丛林密布的克钦帮和单帮一带。坚定的共产党人坚守着“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信条，在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区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但是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和国际反共气焰的日益嚣张，直到1965年，缅共的领导者们所期望的革命高潮依然迟迟未到，他们所控制的只是靠近中缅边境的约1万平方公里地区，是人烟稀少的克钦族、掸族聚居地。当这些瘦削疲惫的军人们透过热带雨林繁密枝叶间的空隙仰望太阳时，心中总渴望着轰轰烈烈的革命和胜利。

　　就在和缅甸毗邻的中国国土上，正在进行的是另外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那是一个充满标语口号的红海洋，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成百万成千万的知识青年自发地豪情万丈地涌向全国各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凝聚着整整一代人悲欢血泪和青春的历史剧从此拉开序幕。而最感人至深也最鲜为人知的当属当时云南中缅边境的万名知青，他们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怀者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情越过边境，加入到缅共的反政府武装斗争中经过了真正的血与火的洗礼，把缅甸本已趋停滞的革命推向了高潮，他们用青春，用汗，用泪，用血祭奠了那片万物滋生的肥沃土地。

　　1967年末，云南某县的军垦农场一反往日的平静与冷清，常年往来与边境线上的边民惊诧地看到一辆辆军用卡车驶进农场，车上满载的是有着不同与他们健康肤体的白净脸庞和好奇眼睛的年轻人，他们就是第一批来到中缅边境的知识青年。

　　从北京，从上海，从成都，从革命已经如火如茶的内地大城市一路南行，这些不满20岁的年轻人越来越兴奋，潮湿而泥泞的雨林，闷热得令人窒息的满是蚊虫的浑浊空气，衣衫褴褛的贫苦边民，更坚定了他们和贫下中农结合，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许多人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抄下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在这里不时能听到边境那边传来的隆隆炮声，那是真正的战争啊！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过武斗，摸国枪，并常以次自豪，更多的人对战争只是充满了一种遥远的憧憬，他们从小就万分崇敬的那些先烈们的故事不都是发生在战争年代吗？面对敌人的严刑与刺刀大义凛然，最后昂首走向刑场。每一次他们都会为之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北京知青小雯在看完电影《卓娅》后，曾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这样的话：“一个真正革命者的人格只有在战火洗礼中，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才能最终实现。”当在一次讨论中她用颤抖的声音读出了这句话后，一时成为同学们相互传抄的警句。然而这些都还是在远离战火的北京发生的。如今，脚下的土地已是留有弹坑痕迹的祖国边陲，而几十公里乃至几公里之外，天天重复上演的正是为之激动为之流泪的战争影片的激烈镜头，到处充斥的是生与死的交替，有尸体，有鲜血，有枪声，他们所渴望的关于战争的一切奇迹般的推到他们面前。

　　初到农场的那一夜，住在简陋的营房中，小雯和她的三个室友彻夜难眠，她们谈自己所崇拜的英雄人物-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卓娅、舒拉，她们甚至能一起背诵出那些感人的细节和广为流传的名言，她们竟相讲着那些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动人故事，在黑暗中悄悄流泪。“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群山侧耳听……”不知是谁轻轻唱起来，于是一首接一首，从《解放区的天》到《南泥湾》，从《国际歌》到《东方红》，直到嗓子都有些嘶哑了，最后她们都不说话了，但仍然睁大了眼睛，凝神倾听窗外隐隐的炮声，怎么能睡得着呢？崭新的火热的战斗生活就要开始了。

　　那一夜，在军垦农场的几百个营房里，重复发生的都是同样的情景。

　　几个月后，到1968年，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又陆续来到中缅边境沿线的各军垦农场，共计一万人左右，在中国汹涌的上山下乡的大军中，他们的人数并不算多，然而正是他们演义了一个个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战争故事。

　　这些知青的到来为多年在繁密丛林的遮蔽下变得异常原始闭塞的土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人群中开始流传起昂扬的歌声和外界革命的新消息。白天他们从事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种甘蔗。亚热带炙人的烈日和成群的毒蚊虫侵害了他们年轻的肤体，不少人中暑、病倒，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摧毁他们的热情。在休息的间歇和晚上，他们忙着画板报，写决心书、标语、大字报，然后分别贴到军垦农场的周围和附近村镇。

　　某农场二连，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宣传干事，是上海知青，名叫阿文，他身材颀长瘦弱，文质彬彬，写得一手好字，画也画的漂亮，负责连里的板报。由于处于边陲军事重地，国民党时有偷袭，而且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共情绪也日益高涨，所以知青们对战争异常敏感，经常进行备战的讨论和准备。板报通常也是围绕这一题材。阿文的板报办的很出色，喜欢用漫画的形式来表现。有一张当时很出名的漫画画的是一个很威严很精神的红卫兵战士端着枪，押着一个大鼻子的美国军官和一个獐头鼠目的国民党士兵，题目叫《边疆新战功》，它给许多知青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当这些不在年轻的知青们经历了一次次真正的战争满身疮痍归来后，回忆起那个红卫兵的形象仍然自豪地说：“那就是我们！”这一形象已成那个特殊时代特殊地区的浪漫英雄主义的象征。

　　为了实现和贫下中农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许多知青分头深入农村，到边民的家里进行宣传活动，向他们分析美帝国主义的侵华企图和国民党的伺机反共，要群众加强战争的警惕性和战备意识。然而他们从边民那里听来的战争要比他们讲给边民的要多，中缅边境上有不少边民常在边境线上奔波，有时还进入缅东、缅北的山区，遭遇缅共和政府军的局部战争，因此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真实情况要比知青们脑海中臆造的战争场面更为吸引人，更具传奇性和诱惑性。

　　北京知青张明和他的几个老乡那一时期非常热衷于“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每次“受教育”回来，总是激动不已，谈到深夜。他们重温老乡讲给他们听的每一个细节，然后想象着把自己放进去：“暗无天日的丛林，带着腐叶气息的风中飘来一阵阵尸臭，一场残酷的战役刚刚结束，自己和幸存的几个战士艰难跋涉，鲜血在流淌，滴了一路，忽然政府军的制服在树叶间闪现，又是一场遭遇战，战友一个个到下，自己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于是在乱枪声中，带着满身弹孔和喷涌的粘稠血液，傲然微笑地倒在惊愕的敌人面前。然后，在高喊一句代表毕生的理想和一生中最想说的话：”共产主义万岁！“、”我们的事业永存！“……他们就这样讲着，设计着，就像他们以往会声会色地讲英雄的故事，这次所不同的是主角是他们自己。通常他们越讲越兴奋，以致彻夜难免，每个人都庆幸自己插队到这里，能这样地靠近战场，聆听炮声。另一个民族的共产党正在为同一信仰浴血奋战，这和中国的经历是多么地相似！

　　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那是一个渴望战争的时代，这些几乎和新中国同龄的年轻人曾为自己生不逢时遗憾不已，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武装革命已成过去。20世纪初，中国最早觉醒的革命者曾参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共同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接着他们的祖辈、父辈跟着毛主席转战南北，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起新中国。离他们最近的是抗没援朝，他们仍然无缘参加，只是回忆起小时侯和大人们一起站在街头欢迎志愿军归来的情景，神往不已，“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成为他们心中最神圣的名词。当他们在急切的盼望中终于长大，战火却早已熄灭，等待他们的是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当他们举起手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分斗”时，心中却羞愧不已，时势造英雄，而时势在哪里呢？

　　命运不可预测地把这些年轻的生命推到了中缅边境。命运的转机就在眼前。

　　像张明那样的知青很多，对革命憧憬的诉说和催人泪下的肺腑之言总在暗夜的角落里相互交换年轻人的冲动和热情把亚热带郁闷的空气燃烧得更加炙烈，他们仍然喜欢聆听远出的炮声，只是已不像刚来时因为新奇而激动。他们对每一声枪炮都倾注了感情，希望那是炸在敌人的阵地上，而共产党正在乘胜追击。每一声枪炮都牵动了他们心灵深出维系着“信仰”的那根敏感神经，那种信仰属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一个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人！暗夜里，他们完全忘记一天劳动的身体疲惫，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冲动不已，期望着战火中的青春那一生命辉煌时刻的到来。

　　许多年后，事情正如张明和他的同乡当初所设计的情节那样发生了，所不同的是，没来得及喊任何的口号，就永远淹没在沉沉的腐叶堆中，尸骨无存。没有任何的浪漫主义和英雄色彩。当然，这是他们在冲动得近乎白热地20岁所不曾预料的。

　　1969年，缅共和政府军在中缅边境的昆农打了一次著名的战役，历时40天，隆隆的炮声听得非常清晰，甚至有些碎片和残渣飞到中国境内。这场发生在身边的战争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知青群中闪闪烁烁的革命火光，而最终使他们心中久已蕴育的热情爆发汇聚成火海。

　　战役之初，边境地区就日益紧张，知青们深入村镇也更为频繁，刚从边境上过来的边民带给他们最新的战况，他们大略知道战斗打的很激烈，缅共伤亡惨重，炮声也一阵紧似一阵。

　　接着，缅共的伤兵陆续从战场抬下来，被安置在中国境内的医院里。中国本着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接收了这些伤兵。从军垦农场的墙外，白天黑夜，不时有抬着担架的零散队伍路过。有时是一辆辆载着伤兵的破军用卡车，人声、车声一片嘈杂，夹杂着离的很近的枪炮声，浓烈的战争气氛笼罩着紧张而激动的知青们。

　　他们开始一个人，或者三五个一群的往医院跑，怀着一种即伤痛又崇敬的心情去看望那些伤兵。上海知青阿媛是个娇小瘦弱的女孩子，从小就怕看到血，心爱的小兔死了都要伤心好几天。第一次和女伴到医院去，刚到门口，一股浓烈的腐肉的臭味喷涌而出，她几乎晕倒。进到病房，她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一副情景呀：简陋、肮脏的床铺上横七竖八躺满了伤兵，一个人两条腿都被锯掉了，像个木桩一样挺在床上。另一个人胸腹间缠了绷带，绷带沾满凝固的黑色血和黄色的脓。血还在不断渗出来，他哀号着发出非人的声音，忽然扯住阿媛的衣角，嘴里含混不清地喊……走廊跑过一群人，几个穿着满是血污的白大褂的护士抬着一个担架往手术室跑，阿媛看到担架上是一团模糊的血肉，已辩不清眉目的脸上一颗眼珠沾满血丝拉在眼眶外……她再也忍不住，踉跄地奔到外面。

　　她不停地呕吐，不停地留泪，一阵阵晕眩使她根本无法从地上站起来，胃里再也吐不出什么了，而眼泪仍然无休止的流淌。她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软弱。不是一直渴望火热的战斗生活吗？也曾在日记本上写下那么多的豪言壮语，难道一触及真正的战争就胆怯了吗/“胆小鬼！”她狠狠的骂自己。那个断了两条腿的战士也不过20岁，他能为自己的事业献身，自己竟没有勇气看一眼，可耻啊！她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从此，知青们经常一群一群地自觉到医院去照顾伤兵，战争的残酷多少打消了一些她们的英雄之梦，但是他们的热情又被崇高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所激起。两星期后，阿媛已能熟练地为伤兵干许多事了，她吃不下饭，仍然时常呕吐，变得又黑又瘦，但是她觉得很充实很幸福，因为她终于投身于一项崇高的共产主义的事业中了。这场战役带来的一切在男知中引起的骚动更为强烈。伤痛、血腥、死亡那是真正的战争气息，有人在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流血牺牲，战争在继续，难道作为一个革命者可以无动于衷吗？深夜宿舍的长谈逐渐变成小型的聚会，大家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机会，几乎是第二次抗没援朝。不能再犹豫了，边境线上在流血，需要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援助！夜色中，他们头顶星光潜往战地。

　　那夜北京知青张明和他同室的三个同乡在黑暗中越过边境线，消失在缅甸的丛林里。他们给场部留下一封信，是一封血书，血迹斑斑，洋洋洒洒：“我们自愿到缅甸参战，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如果我们牺牲了，请告诉我们的父母当以我们为自豪！”那几乎是一个崇尚牺牲的时代，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为事业英勇献身的时刻才能体现，而多少知青，他们的生命只为这一时刻而存在而燃烧。

　　场部没有公开这封信，但却不胫而走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议论三连失踪的那几个人。接着，女兵连的北京知青小雯也失踪了，她是一个人走的，这个性格坚强的姑娘给她的室友留了一封信：“我走了，也许再回不来了，但我绝不会后悔。别告诉我的父母，如果他们来信，你们就代我回信，好吗？他们会伤心的。”从此小雯再也没有消息了，她的室友曾向前线下来的边民和缅共打听，他们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这个女孩，遵照她的嘱托，她的室友按时给她的父母写信，两位远在北京的老人直到很多年后也不知到他们其实早已失去了女儿，没人知道她在哪里，生或者死，他们的案头永远摆着她18岁的照片，纯真美丽。

　　几乎每夜都有人出走，单独行动的，三五成群的，留下信的，只字未留的，她们就那样无声无息的消失在浓黑的夜色里。当时缅共在中缅边境建有不少根据地，大的据点如棒赛、木苏、邦闪、孟果，果敢等，都在中缅边境

●血污抹去，是她恋人的脸庞

　　生命从来不可预测，当这几千名20岁的中国知识青年在浓黑的夜色里偷偷越过国境线，怀着崇高的理想本向枪声和树木一样密集的丛林时，一个个惨痛而悲壮的故事便拉开了序幕。在缅共中，他们有的度过了两年，有的五年，有的十年，甚至有的知道现在还留在解散后的愿缅共地方武装中，已是二十多年了。去时豪情万丈，热血沸腾，归来时满身创痍，欲说无语。失望、迷茫、伤痛、厌恶、痛恨、怀疑……带着种种极端的情绪，他们离开了那片土地，却无法摆脱关于热带雨林的记忆，那里埋葬了他们的青春，血泪、理想和爱情。在泥泞的腐叶堆中，甚至还埋下了许多年轻的躯体，他们永远也离不开那片土地了。在年复一年罂粟花的迷香中，也许还会有沧桑的缅甸老兵忆起那些曾并肩作战的中国青年的往事。

　　凯莲1969年昆农战役期间参加了缅共，两年后一个傍晚，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军垦农场，她的朋友和同学们几乎不敢认她，那个有着花瓣一样的肌肤与一双波光留澈的眼睛的川妹子不见了，面前是一个苍白、瘦削、形如槁木的女人，她的眼神已不是痛苦、忧伤，而是让人心碎又害怕的麻木。两年，她老了十岁。她不理任何人，几乎从不说话，她总是凝望受中一个锈迹斑斑的子弹头，那是她唯一带回来的一样东西。

　　她永远忘不了那个无星无月的夜晚，在农场营地后面的树林中，哲明第一次握住她的手，他的手指冰冷颤抖，他的脸苍白，那双黑眼睛发出的热烈的光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就那样紧紧握着，直到感到彼此的冷汗。“我们一起走！”哲明轻轻地说。那正是昆农战役最强烈的时候，接连不断运到中国境内的伤兵，近在咫尺的炮声，使每个知青都沉浸在紧张而兴奋的战争气氛中，接二连三地有人失踪，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去了哪里，那也是留下的人想去要去的地方。

　　她默默地点头，她愿意被他宽大的手掌永远握着，一起去到天涯海角，或者共沐血雨醒风。在那相互凝望的一刹那间，她的思绪甚至飞越了数年：从成都开往昆明的火车上，人群环绕中的他激昂地背诵高尔基的《海燕》：“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她用几乎崇拜的眼光看着他，而他也发现了人群中那双纯净明澈的眼睛，在毒日头底下收甘蔗，她直起酸痛的腰，忽然发现身后归自己的那片地里的甘蔗已被齐齐地放倒，而他正站起身来对她微笑；于是有了那些短暂而美丽的黄昏，像一首炮声间歇中的田园诗，卓娅、舒拉、保尔……在充满憧憬的叹息中，他们渴望着英雄战火中的青春。他们不曾说过一句有关爱情的话，那个时代，“爱情”似乎总是和资产阶级的不健康情调联系在一起，是这些自诩革命的青年耻于谈起的。然而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爱情，他们分明强烈感觉到了那种深深的吸引和难以抑制的激情。

　　在浓的化不开夜色里，她感到幸福的战栗，“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生，一起死！”她耳语般地说。在说到“死”字的时候，她想到的却是战争胜利后，他们挂着英雄的勋章与骄傲的微笑归来，他们还太年轻，不知到死意味着什么，不知到为了那纯真的冲动他们将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

　　那夜，他们越过边境线。

　　真正的战争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浪漫。他们很快被分开了。哲明自愿到最艰苦的连队去作战，凯莲则被留在后方的野战医院作护士。哲明高大魁伟的身体套在略嫌瘦小的旧军装中显出局促，他那样灿然而又自信地一笑，就转过身跟着一群缅人走了，凯莲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笑。

　　在医院工作了一个月后，凯莲明显憔悴了。虽然她一百次地设想过那些残酷的景象，但是在真实的血肉与残肢面前，她惊惧地说不出话来，那些伤兵也全然没有她想象中应有的坚强，他们因疼痛发出碜人的嚎叫，乱摔东西，用缅语恶毒地咒骂。整个医院嘈杂、肮脏、凌乱，臭气熏天，暗无天日。忙了一天后她常常是筋疲力尽地倒在潮湿的床铺上，这时她会想起哲明：他在哪里？他怎么样了？

　　哲明这时正蹲在更加潮湿的掩体里和几个缅甸老兵一起抽一种自制的粗糙的纸烟。时时被呛的喘不过气，凌乱地满是草灰的头发和胡子遮住了面孔，他骄傲于自己不在年轻稚嫩，他自豪于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士和革命者。那些征战数年的老兵惊诧地发现这个新来的中国年轻人大起仗来简直不要命，就象是为了寻死才来这儿的，但他们喜欢他。因为他使他们联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同样的热情，勇敢，充满理想和必胜的信心。三个月后，哲明被提升为排长，半年后升为连长。

　　那些日子，支撑着凯莲不倒下的唯一精神力量就是哲明捎来的条子和口信。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她就能得到一点关于哲明的消息，通常是刚从前线下来的抬伤兵的缅人带给她的。她的心跟随他到每一个地方，为他的每一个胜利而喜悦，为他的每一次退败而担忧。她千百次抚摩那张破旧不堪的字条，那是哲明的笔记：“我们就快胜利了，我会回来，等我。”那时，一切伤痛、死亡、刻骨铭心的思念都会结束，她只想作一个平凡而幸福的女人，和所爱的人在一起，膝下儿女欢跳……夜间甜蜜的梦总被夜间血淋林的事实打的粉碎，现实越来越让人不能忍受，充斥每一天的就是无休止的死亡、死亡、死亡。她的手接触过无数冰冷的尸体，她不在心悸，只是感到阵阵的刺痛。死者中有满身创伤的缅甸老兵，还有年轻的中国人，同一个农场的熟面孔，却再也不能睁开眼睛摇摇欲坠。

　　谈笑风生。一个人死掉就这样容易吗？这样的死有意义吗？这个问题有时会悄然浮上心头，让她感到阵阵恐惶，曾是那么坚定的“信仰”忽然变的摇摇欲坠。

　　那是多么漫长的两年，战事越来越不利，因知青的加入而掀起的革命高潮被政府军猛烈的反扑压了下去。哲明的消息越来越少，口气也越来越失望，胜利就在眼前的幻想像一个幼稚的梦。野战医院里充满了悲观厌战情绪。许多奄奄一息的伤兵衣不遮体，吃不饱，没有药品，就那样眼睁睁的看着死去。凯莲心中一万次的呼唤：“哲明，让我们一起离开这儿吧！”她那样强烈地渴望哲明拥抱她，带着她逃离噩梦。

　　他们终于相见了，凯莲百万次地设想他们重逢的情景，却仍没想到会是这样：当她给一个刚抬下来的重伤员清理伤口，擦掉脸上的血迹和污垢时，面前出现的正是那张日夜思念的脸，她的胸口受到猛烈的一击。心脏也停止了跳动。那凌乱的长发，左颊上一道深阔的丑陋的刀疤，胸腹一片血肉模糊，几根折断的肋骨刺出皮肉，“哲明！”她想撕心裂肺地哭喊，却无泪无声。

　　哲明被抬进手术室了，凯莲在一旁机械地把刀递给医生，“吧嗒”一棵带着血迹的弹头落在瓷盘里，她的心里燃起一点希望。可是医生忽然停住了手：“不必再做下去了。”医生冷冷地说。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凯莲一人呆呆站着，手里拿着刀剪，一动不动。“这只是一个梦吧？”凯莲忽然想。她走过去推着哲明。“一切都不曾有过，革命、出逃、战争、死亡，使劲伸一下腿就会从梦里醒来，然后发现自己不过是在罂粟花丛里打了一个瞌睡。”她的手触到哲明的皮肤，像石像冰，噩梦到达了顶点也不会如此真实，她止不住浑身颤抖，扑倒在哲明身上。两年前，他只有一次握过她的手，而现在，她可以忘情地拥抱他、吻他，他的殷红的血沾满她的手、她的脸、她的全身。“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生，一起死。”哲明被埋在医院后面的坟场，几块砺石粗粗地堆起，第二天人们发现坟上多了一束鲜红的风信子。而夜晚，人们纷纷传说看见一个幽灵般苍白的女人。

　　凯莲行踪无定。一次有人看见她独自走进沼泽，泥水没到脖颈也不回头。被救起来以后，她又好几次割破静脉，都没死成。她不明白为什么有时一个生命死去那么简单，有时却那么难。

　　她回到了军垦农场，1979年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她又回到了成都。邻里们经常议论这个孤僻古怪苍白悒郁的女人。她至今没有结婚。

　　他的梦中女神，不再纯真

　　农场战士的集体合影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梳着齐齐的短发，在微风中洒脱地飞扬着，明亮的眼睛与甜美的笑餍使年轻而生动的画庞灿然生辉。宽大破旧的军装也掩盖不了她那青春少女的身材。她是那么出众，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问：“她现在在哪里？”然而回答是一片难堪的沉默。

　　以后逐渐从农场老人的口中得知，她叫林一鸣，是二连三班的团支部书记。1968年底和大批赴缅知青一起越过了国境，从此再也没见过她。几年以后有消息传来她因叛逃通敌被打死了，然而谁也没有见到她的尸体，以后再也无音讯，只剩下残存的记忆：她是一个非常美丽勤奋，充满革命热情的姑娘。

　　我无迹可循，只好作罢。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的故事竟意外地得到了继续，那是在北京，我们采访到一个当年的知青陈梁，他显然很不愿意重提往事显出烦躁的情绪，于是我说出一大串他所在连队知青的名字，其中就有林一鸣。

　　他的神情忽然起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似乎某根脆弱的神经被扯痛了，重新扯回到20年前那些梦一般的往事里，他不愿回忆，可是又显然无法抗拒。

　　他终于说话了，而且滔滔不绝地近乎神经质，完全不容我插嘴。下面就是他所说的关于林一鸣的故事：“一鸣是我这一生始终无法忘记的一个女人。当然还有那个年代，那次战争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我经常尝试着去遗忘，可是做不到，我已经有20年没有听到有人提起她的名字了，想不到今天我仍然会这么控制不住自己。

　　我和一鸣是一起从北京去云南的，那一年我20岁，她18岁。她的个性非常要强，用那时的话来说，是非常革命，她自愿要去最艰苦的云南，还动员我一起去。她当时那激动劲儿，说起“艰苦”、“革命”、“理想”这些词眼睛发亮，我完全被她的激情点燃了，也完全被她的美丽和风采吸引住了，于是我们一起写了血书，她用小刀狠狠在手指上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我非常心疼地望着她，她对我坦然一笑，显出一种为理想而牺牲的幸福，这种神情以后我曾多次看到，永远也忘不了。

　　到边境以后，情形比我们想的要艰难的多，白天是毒日头底下十个小时的农活儿，晚上还受热带雨林里毒蚊子的侵袭，有一次一鸣不知中了什么毒，全身都肿了，我劝她歇一天别去干活了，她表现得非常突出，干活不要命，对人又特别好，所以不久就当上了我们班上的支部书记。

　　后来就是那些躁动不安的夜晚，那时没人睡的着觉，大家被集密的枪声刺激得极为兴奋，有人开始偷偷跑了，留下纸条、留下话，滚烫的字句宣泄着年轻的理想。有一天，一鸣来找我，劈头就问：“你想不想走？”我知道以她的个性她是早已决定了才来问我的，而我的回答并不能影响她的决定，我说：“我们一起走吧，也好有个照应。”她忽然兴奋地握住我的手，那是第一次我们的手握在一起，虽然几年来我们的感情已经很深，可是在我心中她像一位圣洁的女神，无限美好纯净，又是那个革命至上的年代，我们始终保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苦恋。那夜她在月光下美的不可思议，在亚热带丛林与枪声的背景下，她又像一位坚强的战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呀！我怦然心动，暗暗发誓永远不分离。

　　我们就那样迈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从此一生的命运完全改变。

　　进入缅共后，我们很快就分开了。当时跑出来的女知青比较少，大多被分在后方医院护理伤员或搞后勤，而我们男知青直接编入连队，参加战斗。那么多知青一下子跑来，情形很混乱，我们仓促分开后，彼此完全音信不通，根本不知对方到了哪里，虽然都在同一个战区，有时就相隔几里地，可是见面的机会很少。那时候仗打的很激烈，我第一次握住真枪经历枪林弹雨，又新鲜又激动，自豪得根本无法入睡，每逢这时我就想到一鸣，我从没那样思念过她，渴慕过她，我想把内心所有的思念和感情都倾诉给她。

　　也许真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在我最想她的时候，她忽然像从天而降一样出现在我面前，那是我们分开一个月之后。那几天没有战事，忽然有人叫我说营地后面有个人找我，我诧异地走出去，觉得眼前一亮，竟然是一鸣，她穿着一件破旧的缅族少女的衣服，脸很瘦，眼睛又黑又深，她似乎变了很多，但我说不出，只是觉得她更美了。

　　我情不自禁地跑上去拥抱她，她瘦削的肩在我的臂弯里柔弱地颤抖。我拉住她，许多话语无伦次地脱口而出，我要把这些天发生的事都告诉她，让她分享我成为一个真正战士的自豪和光荣。她静静地听，静静地微笑，眼里有一种很奇怪的神情，可惜我当时毫无察觉。

　　过了很久我才记起问她：“你现在好吗？”她不答却说：“陈梁，以后我们不要见面了，忘了我吧。”我几乎遭了当头一棒，完全呆住了，她不看我，只是自顾自地说革命事业，当前，考虑个人感情是不适当的，尤其是战争时期，这种感情上的牵挂对两个人都没有好处，不如分手的好……冷冰冰的语调说着一些陌生的话，这怎么是我的一鸣呢？我知道她的决定通常不可更改，她的瘦弱单薄的身体里蕴藏着惊人的韧性、毅力和坚定，为了她所钟情的革命事业，她可以牺牲一切，难道包括初恋吗？

　　我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我有点恨这个扼杀真情的年代，恨这场摧毁爱情的战争，甚至恨她。她只是坦然一笑，又是那种为理想而牺牲的幸福微笑，令我心痛的微笑。

　　她说话很算数，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曾多次在后勤组和医院打听她，很奇怪没有任何人知道有关她的消息，她就像融化在热带雨林的空气中了，渐渐地，我不再找她，试图不去想她，她成了锁入我内心的一处隐痛和青年时代最难忘的回忆。

　　缅共高级将领中的中国知青

　　今天，中缅边境线上的战火已经停息，连绵不断的枪声和流血成为一个逐渐远去的记忆。在缅甸靠近中国国境的一片丛林里的开阔地上，曾经被炮火烧焦的土地重新萌芽，枝枝蔓蔓的荒草在地上匍匐延伸，星星点点野花遍布，经常会有缅甸的或是中国的小孩子到这儿玩，青蓝的天宇下响起的幼稚的童音与天真的笑声，会让曾经历过战乱的人感到战后的凄凉与和平的艰难。他们小小的赤脚踩过草丛中冰冷洁白的碎石，那些石头在艳绿的草中显得格外落寞，没人知道这些碎石拼接起来会是一个多么雄壮的墓碑，也没人知道这片荒草下掩埋的几根枯骨曾属于一个多么年轻而完美的躯体。这坟墓，这坟墓下的人，同一切战争的遗迹一样，不管曾怎样轰轰烈烈，如今都不留一丝痕迹，而关于这坟墓的故事呢，也许会在丛林中慢慢流传，直到无人再忆起。

　　时光追溯到1968年，荒草，坟墓与和平那时都不曾有过，燃烧着的是战火、鲜血和炽热的理想。缅共××战区的军长惊异地发现在自己的军队中竟有这样一位出色的战士。他的眼前浮现一张年轻军人的脸，像一尊完美的大理石雕像，虽然被硝烟熏的漆黑，面颊上还带着数枝刮破的血迹，但那英挺的眉与明亮的眼睛仍然发出摄人的光彩。那是一次大的战役，缅共明显败退，政府军大规模的围剿呈扇面状扑向这块临近边境的根据地。在来势凶猛的火力围攻下，最后军部不得不迁移。兵败如山倒，几乎所有的通讯系统都被摧毁，一切盲目的指挥均不起作用，几千幸存的缅共士兵如一群惊弓之鸟在丛林中四散奔逃，而这位年迈的军长也在其中，回想起早年追随昂山将军南征北战，后来又经历无数次恶战，留下累累战绩与累累伤痕，难道今天就注定在这里要全军覆没吗？一阵悲哀袭上心头，忽然，脚下一个踉跄，他栽倒在没膝的草丛里，滚热的液体从大腿汩汩涌出。

　　当他醒来，发现自己伏在一个人肩上，如恶浪中的小舟一样颠簸不已，他感到那人强健的肌肉，滚烫的不断淌下的汗水和粗重的喘息。他略微一动，那人回过头，年轻英俊的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几乎使黑暗的丛林让步。年轻人艰难地背着他，一天一夜，在没有路的密林里跋涉，冷枪不断地从身后、耳边擦过去，路上不断有衣衫褴褛的士兵的僵硬的尸体。临近拂晓，他们终于穿过密林，来到一片宿营地。枪声渐渐远去，小股部队逐渐汇集。

　　横七竖八躺倒的是筋疲力尽的士兵。军长倚在一个庞大的树根上，没人知道他是军长，他也愧于承认。绝望的空气弥漫在人群里，大家知道不久敌人就会追上来，发现这里，然后……有人开始咒骂，有个人粗鲁地折断了枪，返身向林外敌人的方向走去-去死或是去投敌？人群骚动起来。军长支撑起身子，想大声呼喊以制止一触即发的混乱局面。这种时候，也许只需一个清醒而理智的人便能挽回许多不该发生的惨剧。

　　这时，一个灵活矫健的身影从人群中闪出来，拦住了往外走的人。军长发现他正是那个背了自己一天一夜的年轻战士。他的脸上看不到慌张与绝望，抿紧的嘴角显出果断和坚强，那是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他用云南方言喊着，一边用手比划，他说：“难道大家还不明白，不管是留在这里还是往回走，都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就是往前走。

　　人群开始安静下来，大家开始思考。是的，以敌我力量的悬殊，正面战斗已完全不可能，唯有突出敌人的包围圈，才能保存住仅存的力量。敌人呈扇面包围，唯一的缺口就在前面50公里之外，就是缅共的另外一个战区，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一点希望开始在人们绝望的心中升腾。大家顺着年轻军人手指的方向朝雾气弥漫的黑暗的前方望去。然而蓦然间，袭来的却是更大的绝望，大家清楚地记得那里是一片沼泽，迷不可测，无路可循，敌人之所以没有包围那里是因为他们知道没人能从那里过去，热带雨林中的沼泽通常意味着死亡。

　　年轻的军人看到重新引起的骚动和惶恐，微微一笑，径直向前面走去，抛给人群一句话：“不想等死的跟我走！”他折下一根结实的树枝，随即走到军长身边，他不知道这个受伤的老兵是谁，但他知道不能把他扔在这里，救人须救到底。虽然他自己也不能预知沼泽地里等他的是生是死，但既然生路已绝，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古人云：置于死地而后生。

　　“走吗？”他轻声问。军长点点头，眼里流露出的是欣赏、敬佩和信任，他完全被这个年轻人身上真正的军人气质吸引住了，情愿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于他。年轻人背起军长，持着树枝，一步一步向沼泽迈进，所有的士兵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甚至连越来越近的枪声都充耳不闻。他们猛地一陷，进入沼泽了，年轻人用棍探着路，艰难但准确坚定地一步步走去。

　　一个人跟上去了，越来越多的人跟上去了，这些被恐惧折磨的士兵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纷纷折下树枝，小心翼翼地循着年轻军人探出的路，向沼泽的深出走去。

　　这是一次有史可查的战斗，缅共遭到惨重失败，约有不到一千人从沼泽地里逃生，他们在一个年轻军人的带领下，在沼泽地里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到达了另一战区。

　　军长永远无法忘记那个年轻军人，不光是他救了他的命，更重要的，在危急关头他表现出的出众的冷静、理智与勇敢，正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家应具有的能力和品质。他会成为一个将军的。

　　军长只知道他是一个中国人，刚参加缅共不久，而战友们都亲热地叫他“阿潮”。他急切地想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经过辗转查询得到的结果令军长大吃一惊，那是缅共的秘密情报组织从中国境内弄来的一份档案：韩潮，1950年生，籍贯北京，在他父亲那一栏填写的竟赫然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熟知的一个高级将领的名字。他是将军的儿子。

　　在打仗的间歇，阿潮也时常会想起做将军的父亲，他从小过的就是一个军人的生活，严厉的父亲就像训练士兵一样训练自己的儿子，但阿潮崇拜式地爱他的父亲，爱他笔挺的军装，爱他英武的脸庞，爱他一枚枚的勋章。他听过无数个父亲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经历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还能背出全篇的《孙子兵法》，那是父亲一句一句教他的。18岁的时候，他自愿报名到最艰苦的最危险的云南中缅边境插队，父亲没有送他到火车站，而是在家门口和他道别，那时他第一次发现父亲竟然也苍老了，那白发和皱纹啊，怎么会是属于父亲的呢？他忽然想伏在父亲怀里大哭。父亲以少有的温情轻抚他的头发，儿子和父亲几乎一样高，一样魁梧。最后父亲对他说：不管最后能不能成功，按照你认为对的去做吧，只要努力奋斗过也就没什么遗憾的了。

　　他走了，始终牢记着父亲那句话，但那时他并不太明白。后来他到了军垦农场。同一年，他越过国境，加入缅共。经历大大小小多次战役后，他才逐渐理解父亲的话，父亲实际上在告诉他“信仰”是什么，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充斥着各种革命的时代，每个人面临的选择实在太多，稍有不慎便会一生痛悔，最起码也会枉掷青春。父亲告诉他的是，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对与错，不必计较得失也不必附庸他人，然后坚定地按照选择的目标去努力，不要轻信也不要轻易放弃，信仰便是做人的准则。

　　阿潮这样做了，命运把他带到中缅边境，带到战争中，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思想和他18岁的年龄实在不相称，当绝大多数的知青都是被狂热的冲动与幼稚的幻想驱使着加入战争时，他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将做什么。而且，他真是一个天生的军人，他有清醒的头脑、敏锐的判断力和无所畏惧的勇敢，但同时他又是非常善良的，这种品质曾被古人称为“夫人之仁”。他痛心于战争带来的无休止的伤亡，因为他坚信战争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是为了生，而不是为了死，他以强烈的求生欲望帮助每一个受伤的和绝望的人。他想起在沼泽地里的一天一夜，那是惊心动魄的生死交织的时刻，下一步可能就是灭顶与死亡，他是那样毫不犹豫地第一个走进沼泽，像一个神圣的殉难者，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强烈地渴望生。为了自己，也为了更多的人他别无选择。这一情节酷似高尔基的名篇《燃烧的心》中的故事，英雄丹柯掏出自己的心为绝望的人们照亮道路，走出沼泽，甘愿自己牺牲。丹柯是阿潮最喜欢最崇敬的人物。那个时代年轻人不可避免地崇尚英雄主义。

　　阿潮像一颗明亮的星耀目地升起。他的才智，他的勇敢，他的卓越战绩，他的出身与来历，都是他带有一种传奇色彩。缅共的高层领导非常看中这个出色的中国年轻人，在不到五年时间里，他得到多次提升，最后他担任了×战区的参谋长，成为缅共中最年轻的高级将领之一。

　　很多缅甸士兵、将领，很多缅共中的中国知青对阿潮这个人印象很深，直到他作了军区参谋长，人们仍然习惯于叫他“阿潮”。他看起来是那么年轻，才20岁出头，然而许多老兵都非常尊敬他，爱戴他。他总是战斗在最前线，和士兵住在一起，和他们一样睡潮湿的土炕，吃苦涩的野菜。打仗间歇的时候，他经常和大家在一起聊天。老兵们说起自己家乡的故事，故去的亲人，爱过的姑娘；他则忆起父亲的许多往事。通常是一起开怀大笑之后，又一起留泪。这种时候人们几乎忘了他是首长，完全当他是自己的兄弟朋友。而枪声一响，多愁善感、谈笑风生的他不见了，而代之一个雷厉风行、刚毅果断的指挥员。每个士兵都知道他的军纪是最严厉的因此他的军队也是最勇敢的，几年里他大大小小指挥过许多次战役，几乎没有失败的记录。

　　70年代中期，缅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许多年轻的中国知青们打了五六年的仗，看了太多的流血和死亡，厌倦了，失望了，逐渐有人逃走。一次，一男一女两个中国知青被押进了参谋部，他们的罪名是“企图逃叛”。阿潮听完了他们声泪具下的解释，其实不听他也猜得出，什么逃叛？往哪儿逃叛？他们只不过想回国罢了，每个人的理想和承受力是不同的。如果没有坚定的自己固有的信仰，仅凭一时的热血沸腾很难在这种艰苦而遥遥无期的事业中坚持下来。他理解他们，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强留他们，只是把他们的恶梦延长。他们沮丧的表情和呆滞的眼神告诉他“他们初来时所抱的理想早已破灭了。为不信任不值得的东西去奋斗去死是一件痛苦和无意义的事。于是他说：”你们走吧！回去以后好好过。“那一对知青惊呆了，他们原以为自己要被枪毙的。他们连夜走了，后来辗转回到内地，他们一直无法忘记那个恐怖的夜晚和那个年轻的中国军官。

　　知青们一个个走了。那时侯缅共的组织已经很松散，不再管这些知青了。有些人甚至是阿潮劝他们走的。他不知到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只是处于善良的本性，他不愿意看到他们在悲观和痛苦中浪费生命，也许回去以后他们会开始崭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但阿潮自己却不会走，他一旦认定就不会轻易放弃，不管成功与失败，奋斗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阿潮坚信所从事的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改变一切。

　　然而事实变的越来越无法挽回，因为军饷发不下去，士兵甚至连吃的都得自己去找，战斗力不断削弱，而党内的某些高级将领却越来越腐化，不少人克扣军饷，有人做黑市买卖。

　　阿潮曾被军官们称为“怪人”，因他从来没沾过一个女人。他们不能理解他那样年轻，而生活又这样单调，他怎么会不需要女人。阿潮也曾想过，在某些寂寞的没有战事的夜晚，也曾希望有女性温存的爱抚和慰籍，但他又总是微笑摇头，这是什么时候，竟然想这些？爱情、妻子，那是胜利以后的事了，也许还很遥远呢。他看重感情，他尊重任何一个女子。在那种环境中，任何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都会把握不住自己。一次，一个恶作剧的军官把一个文工团的女演员带到阿潮的屋里，那是一个很美丽的中国姑娘，她是从内地逃出国境的，但她绝没有想到那夜那个年轻英俊的军官没碰她一下，只是问她家在哪里，怎么出来的，叫什么名字。渐渐的，她跟他说了很多，到缅甸以来，她从没跟一个人谈过这么多心里话，最后他劝她不要在军队当文工团员了，，最好还是回国另寻出路，还给了她一些钱，并且抱歉的说，自己钱也不多。后来她真的回国了，结婚生子，她常常对丈夫说起那个不知到姓名的中国军官。

　　阿潮是那种自控能力极强的人，但有时候他发现自己也在犹豫徘徊，甚至开始怀疑。七八年了，打过无数次的仗，帮过无数的人，然而一切并未改变，甚至越来越糟，周围是一片什么样的情景啊：士兵悲观厌战，将领贪杯好色。阿潮悲哀地发现自己毕竟不是丹柯，不是救世主，个人的力量在一场战争中是多么渺小！然而放弃吗？不，他仍然对未来寄予希望，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挫折在所难免，以后，也许会有所改变。

　　可是，不会有以后了。

　　一切都结束得那么突然。一次行军途中，他带领一个连到军部去，那时并无战事，天气晴和温暖。可是，一颗子弹从阴暗的角落飞出来，打中了他的后脑，他来不及叫出一声，就沉重地倒在一片撒满野花的草地上，鲜血留过他苍白的面颊，点点滴滴洒在花丛中。那是1975年，他25岁。

　　到现在也没人知道那一枪是谁打的，是政府军的刺客？是缅共中的叛徒？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热带雨林中有躲也躲不完的黑枪，前线浴血奋战八年，阿潮凭着他的机智与运气，竟没负过一次伤，可这次，他却没有躲过去。

　　于是在丛林的开阔地上，立起一块高高的墓碑，那是一个盛大而隆重的葬礼，一个中国年轻人作为缅共的高级将领，以缅甸最隆重的方式安葬了。他脸上的神情安详略微带着点惊愕。他的信仰、他的未竟的事业，他的纯洁的躯体和他未被任何肮脏玷污的高尚心灵终于被一堆黄土淹没。

　　他的墓边开满了花，有人精心地护理，墓碑前也常有一束束鲜花，他的士兵，他帮助过的人们经常来看他。

　　许多年过去了，世界在急速地变化。1989年缅共最终分裂解散。叛变的士兵们怀着仇视一切的情绪，四处打击迫害原缅共领导人，他的墓被铲平了，他的碑被推倒了。

　　认识他的知青们都回城了，爱戴他的老兵有的死了，有的回家乡了，他的墓前再也没有人来。

　　荒草长起来了，这片开阔地上已经没有任何标记，他的故事也将被人们逐渐遗忘。

活下来的，不同的结局……

　　在同缅甸仅一江之隔的××县，边民们经常在街上看到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他有着不同于当地人的保养得很好的白净的皮肤，却操着同当地人一样地道的云南方言。有时他背着一个破旧的鹿皮旅行包整日在街上闲逛，微笑地同旁人打招呼；有时候挽着一个年轻丰腴的漂亮女人同入同出；还有的时候，他忽然几个月不见踪影，然后又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出现在人们面前。在这个汇集了三教九流黑道白道各类人物，明里暗里做着各种交易的边境小镇上，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在做什么，他的凝固的笑容同他手上那枚厚重的纯金戒指一样，闪烁着诡秘的光。

　　他确是一个生意人。人们也许想不到，他背的鹿皮包里都是一叠一叠像书一样厚的印着四个人头的人民币。在背人的阴暗角落，会有早已约好的人等他，然后他掏出包里的钱，换成一捆一捆的卢比，有时接到七八十万的大宗生意，他一次就可以赚上七八万卢比。80年代，许多中国人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钱。手指掠过崭新的钞票，发出诱人的“沙沙”声，他的唇边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他的精明的脑袋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梦境，但又时常诧异于命运的阴错阳差。枪声、革命、号角、宣誓似乎是很遥远的事了，那些所谓的战友或者至今仍沐血战场，或者正在辗转回城，衣食无着。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当年那个白皙文弱的“小上海”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一夜巨富。

　　他也曾是那群热血沸腾的知青中的一个。他家在上海，父母大概希望独子出人头地，生当做人杰，所以取名为“杰”。阿杰却偏偏生不逢时，因父母是资本家，他也连带遭殃，学校里没人理他，连红卫兵也没资格当。“五。七”指示后，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涌动，他痛下决心，和家庭断绝了关系，自愿到条件最艰苦的云南去插队。18岁，已经饱受冷眼，所以他比别人更清楚地看到：政治生命就是人的一切。

　　农场的知青们对这个“小上海”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他是那种绝不引人注目也绝不惹人讨厌的人。他总是谦卑温和地对所有人笑，从不与人争吵，干活也挺卖劲，政治学习表决心的时候常常声泪俱下，有上海的亲戚给他寄来东西，他总要把糖果和点心不厌其烦地分送给连长、指导员和其他知青。可是评“优秀学员”、“模范战士”的时候从没他的份。他的一切恭顺和努力也抵不住一句话：出身不好。

　　1970年，阿杰离开农场参加了缅共。走之前他犹豫很久。他不想否认自己怕死，可在日渐冷清的农场同样没有出路，尤其是出身问题像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还是走吧，凭着自己的机灵，也许真能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呢。政治与革命能在一夜之间把人打入地狱或者捧上天堂，他已不再单纯。

　　然而事实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战争中的幸运儿毕竟太少，尤其是在这样一场把人拖的筋疲力尽的战争中。他在一个营部做秘书，一做就是十年。

　　他依然挂着人人喜欢的谦恭的笑脸。当时缅共官兵情绪很对立，他处在夹缝中却游刃有余，面对情绪沮丧的士兵，他不失时机地大加抚慰，深表同情；和上司在一起，则把他的克扣军饷、黑市买卖瞒得滴水不漏。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多年未被提升，直到有一次营长对别人泄露了秘密：“我实在舍不得提升他，他走了我就再找不到这么好的秘书了。”但有时候他又庆幸自己。虽然他没有值得炫耀的战斗经历，但他也从没有死的危险，在战火侵袭不到的营部里，他可以顿顿吃饱，还能吃到缅甸特产的大虾和螃蟹，有干燥暖和的床，没有震耳的炮声惊醒好梦。可是那些打了十几年仗的士兵呢？吃的是树林中的野果和根茎，是蛇是蜥蜴和青蛙，他们衣不遮体像野兽一样整年奔逃在暗无天日的丛林里，睡在潮湿的泥坑中，身上长满绿苔，感染着热带雨林中各种可怕的恶疾；他们死了，连墓碑也留不下，更留不下名字，甚至找不到尸骨。这就是革命吗？这就是英雄吗？当他激昂地对那些满面愁苦的士兵宣扬着“事业”“胜利”、“信仰”，“共产主义”时，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相信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信过。

　　机会终于来了，由于营长的信任，阿杰开始掌管全营的伙食，他每月暗暗从中扣下一笔钱。士兵吃不饱关他什么事？仗打不赢又关他什么事？他一向转的很快的脑袋在为自己设计前途。两年后的他聚敛了一小笔钱，1980年，他离开了缅共，对这个曾参予十年的组织毫无留恋。

　　他孤身回到中国，来到这个边境小镇，当时来往于边境的有许多中国和缅甸的商人，而边境上却没有任何官方的货币兑换机构，阿杰成了中国最早从事炒汇生意的人之一，他的生意如滚雪球般越做越大。几年之后，他早已不象当初那样在街上寻找愿意兑换人民币的缅商，他有自己豪华的办公室，而他的固定客户中不乏一些国际的走私和贩毒组织。

　　他几乎已经喜欢上这块地方了。他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钱。这里盛产罪恶和享乐，没有法律和道德，有枪、有钱就可以在东南亚贫瘠的土地上建立王国。他频繁来往于中缅两国。他有一个中国妻子一个缅甸妻子，所谓妻子，只不过是供一时欢娱的女人，也许有时还可以缓解寂寞。他在缅甸的大城市曼德勒置办地产，没有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财产，他的“妻子们”也不例外。

　　他很少想到故乡，很少回忆往事，也很少憧憬将来，他活得舒服而自在。这块盛开着邪恶之花的土地最适合那些认为自己曾经有过诸如“信仰”、“理想”之类的美好感情而最终什么都失去的人。

　　有些人的依恋神经特别发达，他们容易陷在往事中不能自拔，然而你把自己的一切：年轻的欢笑和泪水，整个青春的热情，刻骨铭心的初恋，最初的信仰和理想，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都留在一个地方了，你能不留恋这块地方吗？你能不醒时梦时牵挂它吗？

　　1988年张明走下一辆风尘仆仆满身创痕的长途汽车，又踏上了这片熟悉的土地。这是云南中缅边境的一个小镇，三公里之外就是缅甸一条繁华的街市。熟悉的街景，亚热带的情调，黎黑的面孔，他止不住怦怦地地心跳，时光似乎又回到了20年前，那时他们是唱着歌，高喊着口号走过这条街的。街市过去，是一片开阔的田地，这里曾长满齐刷刷的甘蔗，甘蔗林后显出一张张的笑脸，穿着黄军装的，扎着两根小辫子的……然而什么都没有了，一片荒草。

　　张明是1968年来到这里的北京知青，也是第一批越过国境参加缅共的知青之一，没升官，没发财，也没受大伤，谈不上什么轰轰烈烈的战绩。1977年他离开缅共回国，不久就回了北京，后来他找了一个妻子，有了个家庭，做着小笔生意又赚了点钱，没什么不如意的，热带雨林的记忆即便是场长梦也该结束了吧？不，远远没有，每夜他都从惊悸中醒来。有时梦见自己扛着枪在没天没日的树林中走，追踪着前面一个总也追不上的少女飘逸的影子；有时清清楚楚地在梦中看到一张张的脸：挂着笑的，含着泪的，带着血的……汗透重衣之后心里便空空的没有着落，总觉得什么东西丢在那了，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要不为什么现在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呢？舒适的卧室，身边的妻子，镜中惊慌苍白的自己都变的那么不真实，唯有热带雨林中沙沙的叶响和丝丝缕缕的日光真实地呈现眼前。

　　“他像疯了似的。”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说。他疯狂地一次次从北京跑到云南，跑到中缅边境，开始是几年一次，后来是一年两次。地方还是过去的地方，人却已不是过去的人了，那些一起哭过笑过的知青死的死，走的走，再无消息。他知道他要找的永远也找不到，可仍然不停地寻找，仿佛生命就是为了回忆为了寻找才存在的。

　　而这次他不准备再走了。人越走向衰老，便越想抓住过去。他虽然才40多岁，却已无力承受这种回忆而造成的精神压力，他知道自己早已离不开那里了，那不是热爱，不是牵恋，而是一种复杂得多的包容万千的感情，正因为这样，才越难以摆脱。什么妻子、家庭，他抛下不管了，运货的卡车卖掉了。带着这么多年积蓄的十万块钱，他准备在中缅边境开一家公司，客死他乡也无所谓。

　　他的计划没能实现。1988年正直全国合并裁减公司，边境地带不允许开新的公司。他并没有特别沮丧，也许开公司本来就是个借口。他像一个流浪者，借宿在熟人家里，这儿住几天，那儿住几天。这些熟人大多是当年插队时认识的老乡，还有就是军垦农场的复员军人。一壶烧酒，一碟虾仁就能聊上一天，当然都是十年二十年前的事。那些事为什么记得那样清楚啊！彻夜不眠的夜里设计着自己如何像一个英雄一样战死；浓黑的夜色中，留下豪迈的血书和王阳、高强一起奔赴战场；后来一起挨饿、受冻，又染上了败血症，自己挺过来了，高强却再没能醒过来；再后来爱上一个缅甸姑娘，不打仗的时候她总来连队找他，她有一双宝石一样的眼睛；她死在他的臂弯里了，胸口汩汩地冒着血……往事如烟，不堪不忍却抑制不住地频频回首。

　　酒已不能满足他所需要的麻醉和刺激了。边境线上是天堂也是地狱，只要有钱，就能得到一切，除了青春；只要有钱就能躲开一切，除了往事。他开始挥霍，他住在最繁华的酒店，包的一辆吉普车每天兜风。夜晚小镇上的街市出奇的繁华，灯红酒绿，映出许多浓妆的媚笑的女人的脸。他夜夜出入于咖啡厅与酒吧，午夜的豪赌中，把钱大把大把地抛出去，他不在乎输赢，只想在淋漓酣畅的快意中忘掉一切。堕落是不用学的，一旦陷入一失足便再难全身而退，在兼营色情的咖啡厅里，他沉迷于印度女郎那迷人的肉体。他有过各种各样的女人，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的风情，片刻饿欢娱和满足之后他以为得到了幸福，但激情过后还是什么都没有，他就不停地去找她们。

　　不可避免地他找到最终的刺激和麻醉-吸毒，边境上20块钱就可以卖到一克海洛因，那种忘乎一切的飘逸和沉醉正是他想得到的，让一切都不再想起，过去和未来，只让沉迷的现在永存。他吸食的量越来越大，毒瘾一次比一次发作得更频繁。

　　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十万块钱就花的精光。在这里，有钱就是上帝，没钱连街边的狗都不如。他开始露宿街头，他不再回忆年轻时打仗的往事，只是偶然想起北京的家和妻子，虽然没有温情只有吵声但毕竟是家，可是已经回不去了，他什么都不原去想，只想着如何去弄到一克海洛因以缓解难以忍受的毒瘾，他骨瘦如柴，肮脏不堪，那些和他春风一度的女人早已不认识他了，虽然他送过她们很多贵重的礼物。毒素已充满了他的血液，已无药可救，也没有人会救他，20年前的噩梦终于在这时找到了归宿。

　　他死了，在夜晚的街头，僵直地倒毙在远远近近歌女的调笑声中。

　　当地人把他葬在公共坟场，胡乱地埋了。第二天，他的坟上一片狼籍，尸骨无存，贪心的贩毒者们剁走了他的每一块骨头以提取深入骨髓的毒液。

　　这是公元1990年，20年前他为自己设计的结局终于如愿以偿了：倒在沉沉的腐叶堆中死去。只不过没有任何的英雄主义与浪漫色彩。

　　●多余的话

　　采访结束了，我们也像经历了一场恶梦，从那个席卷一切的狂热年代中，从丛林的黑枪与蚊蝇中，从一代人绝望的爱情和理想中挣扎出来，喘息未定，汗透重衣。

　　这是一代人的噩梦，一代人的悲剧，他们的不幸在于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信仰和理想，就被那个畸形的时代抛上抛下，所有崇高美好的东西被打的粉碎。那一段经历给他们造成的伤痕一辈子也无法愈合，就像那场灾难浩劫给整个民族造成的创伤一样，永远隐隐作痛。

　　历史总是沉重，人类每走一步，似乎总会留下遗憾和叹息，成为繁重的牵绊，成为横亘在人们心中的刺。历史固然不容忘记，然而20年前那些让人悲感交集的故事也该结束了，世界不再需要战争，关于流血的往事便不再被忆起。也许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一切的人仍然会在午夜梦回时心中止不住隐隐作痛。

　　历史会告诉未来，在漫漫长路中如何求索。

　中国知青在缅甸作无谓的牺牲

　　前一段，京城一出话剧《切·格瓦拉》的上演引起了颇多争议，我由此想起了我所知道的当年老三届“支援世界革命”的往事。

　　红卫兵跑到越南去的事儿网上已经有所披露，有人怀疑其真实性，我证实确有此事，因为我一位表弟（当时在北京四中）就是游过红河到了越南，被越南军人抓往后遣送回来的红卫兵中的一员。

　　中国人自发跑到国外去打仗，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当数中国知青参加缅共之事。我虽然知之不多，还是将所知点滴写出来上网，抛砖引玉，引出那些曾经历过这一段的知青们来回忆一下，也让那些个写《切·格瓦拉》，赞颂切·格瓦拉的“左派”文人们看看，这“红色革命”是用无数天真青年的鲜血染成的。是功是过，让人民来评说。

　　一九六九年底，适逢云南省瑞丽县大量知青集中在水库工地之时，“要打仗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在工地传开了，知青与缅共的故事由此引发。

　　在此之前，边疆地区一直在搞林彪的“政治边防”，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知青下来后，被告之对面是所谓“缅反区”，是“苏修”准备向我们进犯之基地，还有一块地区是“蒋残匪区”，是当年国民党李弥残部占了近二十年的地段。因而要特别警惕。全体知青自然都成了民兵骨干，也无须来“抓壮丁”。曾经发过一支破“三八式”步枪给我，枪口已经磨损的可以将子弹倒装进去，比起武斗时我玩过的那些枪差到天边去了。有一次夜里对面两边打了一小仗，一颗炮弹落到中国境内，炸伤一个老人和一头牛，政府组织所有民兵沿着边境线游行示威了一天。距我所在寨子不远的江边一个寨子，有几个知青比较关心国家大事，订了几份报纸。有个老头天天来买他们的旧报纸，他们也没在意。不料有一天，县里来了一大批军人，把这个寨子的知青全数抓走了。后来才知道，他们里通外国，把报纸买给了敌特。这几个知青后来命运如何，无人知晓。

　　到过瑞丽的人如果留心一点看地图，会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一直沿江走的国境线，在瑞丽县中部忽然拐个弯，跨过江来，划走了有如片竹叶形的一块地给缅甸，大约有十多平方公里吧，据说这是周恩来当年的一个高招。我简要描述一九六九年之时的形势：缅甸政府当时是亲苏的，中国为了搞定缅甸，想办法策反了缅甸佤邦、禅邦地方民族武装的首领，在瑞丽边境那块缅方飞地成立了以中国人为主要领导的缅共东北军区（对内称农场），我见过其军区政委，是个四川人，家里人都还在四川，四十年代当了解放军，打李弥军时到了边疆，不知怎么就变成了缅共东北军区政委了。当时缅甸共产党中央根据地已经被缅政府军打得弹尽粮绝，形势极为不利，而其东北军区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装备极为优良，解放军还没配备的仿造美制Ｍ16的新型“八号”步枪就已经给了缅共。为了支援缅共中央根据地，中国派出了一个由某著名将军领导的编号为八○八团的参谋团，制定了一个打通中国边境到缅共中央根据地的运输通道的军事作战方案，第一仗就是打下畹町镇对面的缅方据点，时间正好是知青们修水库之时。

　　大战打响那天，上千名知青跑到畹町。畹町的地势是两边都是山，缅共由中国边境山脚向那边山头进攻，在这边山上坐满了知青和当地百姓们观战，那边山上却不见人影，不知那些穿统裙的缅兵躲在哪儿。知青们大多经历过武斗，又看过不少战争影片或书籍，人人指手划脚，说应当如何打、如何攻，大有拿破仑再世之豪气。

　　开战之前，只见中国边境这边，黑压压聚集了近万名缅共军队，在他们身后，中国军人身着便服，以中国民兵的身份给他们压住阵脚。再往后，沿边境线的公路上，一字儿摆着数十门火炮，炮口直指对方山头营房。突然之间，一曲响亮的进行曲由高音喇叭中传来，是那首著名的军歌。随后，一男一女开始高呼口号，听着跟文革中两派打战时差不多。“坚决支持缅共人民军的革命行动！打倒缅甸反动派！”等等。

　　喊上一阵之后，喇叭声停了，双方阵地出现片刻静寂，随后，大炮轰鸣声让所有人捂住了耳朵，大地震得就象山要塌了似的。转眼间，对面的营房、工事就看不见了，全部被浓烟给盖住了。炮轰持续了十多分钟，又忽然停住了。没多会儿，枪声就响了起来，只见缅共第一批人沿着山脚排成一条横线在向上爬，后面间隔着十多米又有一排，共有三个梯队在向上进攻。观战的知青当中，不知何时跑出两位别的县的知青来，从他们口中传出了令所有人吃惊的消息：在对面山上进攻的队伍中，第二梯队全部是由中国知青组成的知青营！暂且先不管这消息的真伪，这一下子所有观战的知青们的心态全都变了，原来只是看个热闹，现在是全都担上了心，大家不再吵闹，几乎是屏住了呼吸地关注着战事。

　　此时，枪声并不激烈，缅共向上前进似乎挺顺利，已经接近对方的阵地，没看见有人倒下。对方阵地的硝烟也散了，仍然不见一个人影。我们正猜测，是不是缅兵头天晚上就溜了，一阵爆豆似的枪声就响了起来。只见攻方的人全都趴了下去，也不知道伤了人没有。双方一阵对射之后，攻方第一梯队的人一阵呐喊，冲了上去，被一道竹栅栏给档住了，又卧倒在地。又一阵对射，几个人跳起来，想去推那竹栅栏。这儿观战的知青们急得大叫：笨蛋，去送死吗？不会用手榴弹炸呀。

　　话儿还没落音，只见那边就已倒下几人，其余人又只好趴下不动了。僵持了一会儿之后，只见后面一排有几人猫着腰往上窜，快接近栅栏时又趴下了，随后几声爆炸，哨烟过后，缅共已经冲进了对方营房。据事后介绍，在前排的是由景颇族组成的部队，勇而无谋。后排的知青上去了几人，用手榴弹炸倒了竹栅栏，压住了对方的火力，众人一起冲锋，得以攻破敌方防线。此后没多会儿，枪声骤停，对方阵地上扬起一面白旗。众知青们一阵欢呼，潮水般向对面山上涌去，那些边防军也不阻拦，让我们通过过境小桥。

　　上去之后，尸体没见几个，俘虏到见了一大群，大批缅共正忙着收缴战利品，一问起来，大部份都会说汉话，有边疆少数民族，也有内五县的汉族，而且还真有一伙知青在其中，数量还真不少，组成了整整一个营。他们当中居然还有跟我同校的，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个看守俘虏的娘子军，那个腰中别着小枪的指挥官，就是我同校高一的。文革中她是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儿，在中学生中算得上小有点名气的人物，现在你看她那神气劲，真可以用毛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来形容了。不消多说，知青们此时会怎么想，在受到罐头、饼乾、洋烟等战利品招待之后，知青们也知道了当缅共的途径。当即留下的就有十多人，其余还留有点凡俗之心的人（包括我在内）则回工地收拾东西，准备过几天来参加光荣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因为消息走漏，我最终被我哥拦下来，失去了献身“世界革命”、当中国格瓦拉的机会。而其他知青们，则去了无数，我不少朋友都跑出去了，瑞丽县水库为此差点停工。除瑞丽知青外，盈江、梁河、陇川、腾冲、保山等县都有知青跑了出去，还有大批到农场的四川、北京、上海的知青也过去了，估计当时至少也有几千人，组成个师都没问题。此事立即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急忙下达指示，让缅共停止招收知青当兵，这股当“格瓦拉”的热才被止住了。但仍有大批知青没回来，他们参加了第二年的那场攻打腊戌之战，有的就永远回不来了。

　　话说缅共小试牛刀，胜了畹町一役之后，出乎意料之外得到大批年青力壮、有文化、还有点儿战争经验的知青生力军，真是高兴得要命，立即开始实施第二次重大战役方案。这第二战，按中国参谋团的战略，缅共不是去打那唾手可得的紧邻瑞丽弄岛的缅甸第三大城南坎，而是出奇不意地奔袭其第二大城腊戌。那里有直通海边的铁路线，占住那里后，通往缅共中央根据地的通道就可以算是打通了一大半了。

　　大军出发了，匆匆组建的知青营作为先头部队，沿着密林丛布的山沟，向异国内地开进。一路上行进的极为顺利，只碰到极少数的地方武装，刚一开火敌方就已作鸟兽散了。据情报说，敌军的精锐部队被我方战术所迷惑，正朝着南坎方向开进。中缅边境的几大民族武装，已经被招安了，而盘踞在缅甸境内的蒋残匪，则躲入深山，坐观虎斗。因而缅共东北军一路顺风地挺进，于一个风高月黑之夜兵临腊戌城下。

　　下面是我一个朋友的回忆：

　　那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我们连最先登上距腊戌城两公里的山头，部队停下来，观察城里动静。从山上看下去，城里灯火通明，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看不出有什么防备。众人不由喜出望外，都认为此战胜算在握了。指挥官一声令下，我们打头向城边的火车站冲了过去。到了车站外，没见到一个带枪的人，只有些老百姓站在街边看热闹，于是我们就一下子扑进了车站。进了站，但见两列极漂亮的火车停在站台上，候车室里有不少人在等车，一个当兵的都没有。几个哥们冲进站长家里，把站长从被窝里抓了来。当官的通过翻译审站长时，我看有个老兄脸红得不正常，便问他怎么了，他忸怩了一会儿才告诉我，他们抓站长时，刚踢开门，便见那家伙正跟老婆干那事，几个兄弟都没见过没穿衣服的女人，当即臊得退出门外，背对门站着等那家伙出来。好在那站长胆小，先把枪给扔了出来，人才跟着出来。要是那人敢开枪，说不定他就没命了。我们这儿正说着呢，就听见那站长直叫唤，大伙看他手指着对面山上，也就朝对面山上看去，车站里的人也都跑了出来，都在看对面山上。我定睛一看，跟我们来的方向相反的山上，一条灯龙正沿着山腰蜿蜒而下，龙头已经快到山脚了，龙尾还在山后，看那阵势，少说也有几百辆汽车。坏了，是敌人的大部队赶到了。我还没回过神来，传令兵跑来了，指挥官下令让大家往来的方向撤退，临走又命我们班留下，将火车头炸了再走。

　　我们班就我一人会用火箭筒，也只有我在训练时打过一发弹，此任务当然地落~在我头上。我上了榴弹后，趴在一条路基上，瞄了半天，看着那两辆据说是日本人送给缅甸的光彩照人的内燃机车头，心里暗自可惜，最后一咬牙，闭着眼睛扣了扳机，一声巨响过后，碎片四处飞溅，等我睁开眼，一辆车头已经燃起熊熊大火。

　　我正准备装第二发弹，突然听到我身后有一阵“噗哧、噗哧”的声响，回头一看，那个刚跟我说过站长之事的哥们，脖子上插着一尺多长的一块有机玻璃片，倒在我身后，脖子上的血一阵阵直往外喷，我当即吐了一地。等卫生员和班长把他抬走后，我把剩下那辆车又炸了。我一人往车站外跑的时候，只见候车室外一大群人默不作声地看着我，那个衣冠不整的站长则抱着头蹲在地下，很悲伤的样子。

　　等我赶上队伍时，没见到他们抬着那个受伤的哥们，班长黑着个脸，不回答我的问话，卫生员告诉我，那哥们死了，遗体被放进了一个铁路涵洞里。我回头看看，只见那灯龙已经穿城而出，朝我们这边来了。我们的人早就跑到山那边去了，原先的先头部队变成了垫后的，我这个班是最后面的。有什么可说的，跑吧。跑了几天后，被一伙民团打了个埋伏，死了好几个兄弟，我屁股上也挨了一枪，被班长和几个弟兄轮着背回根据地来。到根据地时，我自己都感觉到半拉屁股上那些蛆虫的蠕动。之后部队就把我送到昆明四十三医院治伤，医生告诉我，要是没那些蛆，我早就被感染致死了。

　　下面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经历：

　　我们刚翻过山顶见到腊戌城，就接到后撤的命令，一开始还很有秩序，后来就乱了套。当官的都不见了，打了两仗后，眼看着死了几个弟兄，有两个受伤的也被民团给俘虏了，其他弟兄们也都跑散了。我先是跟一帮腾冲人走在一起，有天晚上大家正在山坡上睡觉，被民团偷袭过来，又打散了。我找了个竹蓬躲了一夜，次日早上我看到一伙景颇营的路过，就跟他们走在一起，他们当中有人会说本地语言，到寨子里还能要到吃的。走了两天，又被缅军直升机打散了。我背上也受了伤，在山上躲了两天。等到伤口不怎么疼了，我才偷偷地于夜间摸进个寨子，找到个老乡要了些吃的，跟他换了衣服，枪也给了他。以后就昼伏夜出，饿了摘野果吃，渴了找山泉水，也不认识路，只知道应当朝北方走，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七拐八弯的走回了根据地。找到我们班以后，仅剩的几个弟兄都认不出我来了，因为我那时已是骨瘦如柴，衣襟褴褛，胡须满面，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可气的是那个河南藉的从正规军来的连指导员，他不但不表示一点慰问，竟然责令我回去把枪找回来。我们班几个兄弟当场揍了他一顿，第二天就把我抬回了瑞丽县医院，全体溜了号，回来继续当知青。

　　我这两位朋友后来的遭遇也大不相同，前一个伤愈出院就按伤残军人待遇安排到一家大厂当保卫干事，后来又进了公安部门。后一个则又在农村当了五年知青，最后一批被招工进了一家小厂，现在已经下岗了。

　　事后总结，大家才发觉这次咱们“共军”吃了个大败仗的问题是过于轻敌。那缅甸裙子兵几乎是未发一枪一弹，就把缅共近万名精兵打得弃甲而逃，靠的只是战略方针正确。当时，缅军有两支精锐之师，一支由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指挥，另一支则由苏联培训的军官指挥。他们早已洞悉“共军”意图，将计就计佯做援南坎之状，暗中却在腊戌周围伏下重兵，等缅共入瓮。照常理，缅共此役极可能全军覆没，片甲无归，可能是缅甸政府怕惹恼了中国人，网开一面，放走了大部份缅共，大多知青也因而得以生还。但也还是有一批知青，从此留在了异国那边的大山之中，尸骨至今不知散落何处。

　　在我插队之处邻寨，有个姓白的知青，人称小白，为人极讲义气，写得一手好字，更有一绝，唐诗三百首倒背如流。他本是家中独子，不必下乡的，可他不愿一个人进厂，就主动申请跟同学们一起到了农村。这步走错了不说，他又一时冲动跑去当了缅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消息传到昆明，他老母亲立时就疯了。一九七○年我上昆明探亲，二十多名知青约齐了买了东西去看他母亲，老太太把每个男知青都认作自己的儿子，一个个拉着说些对小孩说的话，说得众人都泪流成河。直到现在，他的同学时时都会相约去看看老太太。说来也怪，那老太太平时神智不清，但好像有一种直觉，凡是知青，不管见过没见过，她一见就认作她儿子，没当过知青的人去了，即便也是小白的同学，她都不认。

　　由于吃了败仗，那缅共东北军士气极为低落，加之原就是些乌合之众，纪律涣散，军官贪赃枉法，拉帮结伙，打骂士卒，知青们本来就是一时冲动去当的兵，那里受得了这些，于是乎一走了之，只留下了一些意志坚定者。也有犯糊涂的，有几个知青，看到缅甸政府军生活待遇极好，而且颇受当地百姓拥护，不象缅共走到哪都不受欢迎，连蒋残匪都不如，便作出了错误决定，弃明投暗去了。不料那缅甸政府怕极了中国政府，周恩来让外交部照会过去，那边立马就将几个仁兄五花大绑地给送了过来，只有一人在过江时跳水逃脱，其他人则进了县大狱，以后就再也没了音信。

　　缅共的结局，我是二十年后听一个四川知青说的。一九九○年我到怒江出差，与他同住县政府招待所里，我两人一见如故，一瓶老酒、一斤猪耳、半斤花生，整整吹了一天一夜。这位仁兄曾经任过缅甸一个很有名的民族首领的贴身文官，很受那首领的赏识。该民族与缅甸政府和解后，成立了民族自治邦，他被派往紧接中国怒江地区的一个区任区长。他经常到中国来，四川老家也时常回去。这次过来，是准备与云南某水利设计单位洽谈建设水电站之事。我听他侃侃而谈，心态平和，一心为自己的子民谋事，深感此君已然成为缅甸难得的一任清官。很巧，因为他人长得白净，众人都叫他小白，以至于他原本姓什么反而没几人知道。

　　以下故事，便是从他口中听来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政治边防不再提了，中国军人也从缅甸撤了回来，缅共也失去了中国的军援，东北根据地很快就沦陷了。缅共中仅存的几个知青，凭着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大都已经当上了缅共高级军官，各自率领着一拨子人马，在异国大山之中建立了自己的领地。由于没了军饷，迫于生计，他们多数走上了种鸦片烟、制海洛英之路，当起了山大王。知青本就有点文化，为人也还诚实，与各种地方势力大都能相安无事，经商之事也越来越入行，渐渐地便一个个富了起来。

　　也是普天之下相通的规律吧，这一富呀，就有人眼红，最眼红的却是那缅共中央委员会。此时的缅共中央，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中国的援助大大减少，那几个中委从不断减少扣发军饷直到完全断绝给部队任何钱粮，让部队学南泥湾精神，他们几个则全家吃中国的皇粮。当兵的饿得肚子疼，这几位甚至在昆明还建有自己的行宫。等看到军官们富起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要求各部队上交收入，跟国内要农民上交提留一般逼得忒紧。逼急了，众军官们也就是知青们带头开始抗税，连原来最听话的几个民族军官，也开始抗旨。当时的缅共中央头目们，认为就是知青在作怪，便设了个“鸿门宴”，假称开会消弥中央与地方矛盾，要众知青将领去出席会议，暗中却布下了听指挥的重兵，欲将知青们一网打尽。到了开会那天，众知青将领们都到齐了，无一缺席。大会开到半程，只见那缅共中央主席忽然走入内室去，随后便是一声锣响，会场外立即冲进大批精壮的少数民族士兵，把个会场围得个水泄不通，众知青不明就里，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知青中官至副司令那位老兄，跳上桌面，大喝一声：“拿下”，只见那帮民族兵，子弹上膛，手舞长刀，把那伙子中央委员们一个个绑将起来。众知青们虚惊一场，方知那帮坏家伙设下了毒计。那些家伙们却不知那知青副司令早有察觉，暗中已将情况摸清，便悄悄地与民族兵首领串通好了，将计就计来了个宫廷政变，一天之中就把那缅甸共产党给灭了。他怕人多嘴杂，硬是连最好的朋友都没给透个气儿，这也可能正是他能成功之理。只可惜因为那些民族兵太憨直，见到那个中央主席（我这里给他留点面子，不呼其名）混身哆嗦，以为他是个不管事儿的糟老头子，没碰他就让他滚蛋了。那家伙急忙逃到中国境内，后来死在昆明他的行宫中，实在是便宜了他了。（当时的缅共领导人名叫德钦巴登顶——编者）

　　此一变后，原缅共军队在知青率领下，与缅甸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各民族领地都实行了真正的自治，知青们有的仍然占一片领地为王，也有带着妻小，到缅甸城市中去经商，多数已经致富。

　　这四川知青小白的故事讲完了，知青们在缅甸的革命也就此打住了。

　　数年之后，曾经被众知青认为当缅共时已经战死的哥弟俩，忽然现身昆明，据说俩人已经成为西亚有名的富商。他俩到昆之后，才发现父母均已不在人世，哥俩在父母坟前大哭三天，之后广发英雄帖，在昆明最好的酒店宴请所有知青，我当时不在昆明，未能参加。这哥俩走时，为俩人原同寨子知青每家都买了数万元的物品。

　　再往后，知青当缅共之事，便被世人渐渐淡忘了。若非那伙一心想卖乖讨好领点御赏的文痞们弄了个《切·格瓦拉》出来现眼，老汉也真不想说这档子事儿，这老了、老了，反正也无所谓了，说出来给大伙提个醒：再有那舞刀弄枪打混战之事儿，别去凑那热闹。那切·格瓦拉压根就不是个玩艺儿，年青人们可千万别学他，你得时时记着，你家里老母亲惦着你哪……　　

鲜为人知的金三角中国知青游击队

　　首吃螃蟹的勇者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全国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广阔天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还有许多人表示，越是艰苦越向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蔚然成风。

　　1968年6月，一个长途跋涉的中学红卫兵终于来到国境线中国界河一侧。他的名字叫邬江河，云南省某卫生学校学生，因为卫校提前将学生分配下乡当赤脚医生，因此他17岁的人生足迹就从就从家乡城市一直向着边疆延伸，最后在界河边上短暂停顿下来。

　　据我力所能及的资料查阅和采访判断，邬江河是第一个参加金三角游击队的中国红卫兵(知青)。当邬江河走进游击队招兵站填写招兵表格，他没有想到，中国知青参军的历史序幕由此拉开。在“姓名”一栏，他稍稍犹豫一下，然后写下化名“江海”两个字。

　　坐在桌子后面的军官问：你是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参加游击队呢？他挺起胸膛回说：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军官问：你知道游击队的宗旨吗？他说：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家。军官又问：打仗会流血牺牲，你害怕吗？他听见自己大声回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他看见那个军官脸上的乌云开始消散，满意的笑容像太阳一样透出来，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与邬江河不同，以后成长为游击队旅级干部的康国华是一个阶级出身的叛逆者，其父在1949年以前曾经拥有一家牙膏工厂，在1969年2月，也就是康国华下乡第二个月，悄悄离开插队的腾冲山区，步行两天两夜来到界河边。这一天康国华只有16周岁。

　　高干子弟梁晓军也是在1969年2月的一天跨过界河的。这一天是中国旧历大年三十，他的“走资派”父亲已经被打倒，身陷囹圄。梁晓军下乡第二天就失踪了，他怀着一种近乎壮烈的殉道心情，迈开坚定步伐涉过界河，走进国境对面那片浓密的金三角丛林。但是在游击队招兵站，这个虚报年龄的男知青险些因为身体瘦小被游击队拒之门外。

　　刘义知青时代的名字叫侯景贤。侯景贤先是好好在边疆农村插队，后来忽然遭到“人保组”(公安机关)通缉，要把他抓捕归案，于是他就与一个名字叫做孟远方的男知青一同在边疆大地上流浪。投奔国界对面游击队的念头来得很突然，当时他们躺在界河边上休息，界河对面忽然有了动静，他们惊讶地看见，一支威武雄壮的游击队正在从他们眼前经过。

　　2000年，我在国外网站查阅到一篇资料称：1966年金三角游击队仅有数千人，到中国知青下乡的1969年，游击队人数激增到近三万人，鼎盛时期最高达到五万之众。

　　一位曾经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游击队干部回忆说：最多一天曾经创造日接待中国知青600人的纪录。另据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仅下乡高峰的1969年5—8月，越过国境参加游击队的中国知青达数千人之多。

　　国境对面的小城之战

　　三十多年前，我离开四川家乡来到云南边疆当知青。刚下乡时农场不称农场，全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白天上山劳动，“砍荒”种地，夜晚站岗放哨，保卫祖国。

　　我们下乡的边疆地区俗称“外五县”，即与外国接壤的五个县，国境对面就是世界闻名的金三角。我们听说对面形势很复杂，既有敌军占领区，也有山官土司封建奴隶主的世袭领地；有贩毒武装和国民党残军活动出没，也有红色游击队活跃其间。不久我们果真看见“扁哒兵”在界碑对面巡逻，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看见这支扁哒兵真的很像一群反动派，他们穿一种好像从酱缸里捞起来的土黄颜色军装，腰间扎一条花格呢裙子(笼裾)，穿着拖鞋，在国境对面松松垮垮地走过。

　　我们常常听到许多有关游击队的传说。我们听说游击队装备精良，头戴红五星，军服跟解放军几乎一样，神出鬼没，到处打胜仗。游击队里还有许多男女知青，他们英姿飒爽，活跃在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本来传说只是传说，给我们枯燥的知青生活增添一点新鲜感，然而不久对面发生一场战争，这场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战争，改变了许多知青包括我的同学曾二杜的人生命运。

　　与我国领土畹町仅一河之隔的那座小城，是边境口岸和军事要塞，驻扎许多“扁哒兵”。我们下乡不久那个旱季，游击队忽然大举围攻，隆隆炮声彻夜不息震动大地。

　　枪炮声立即吸引了所有的边疆知青。要知道这是真正的战争，不是军事演习。一时间知青闻风而动，连数百里外的知青都赶来了，畹町镇人头攒动，像过盛大节日。时有子弹炮弹飞过界河来，但是人们不为危险所动，要知道这不是坐在看台上看球，而是观摩一场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年轻观众如痴如醉兴奋不已。

　　战斗进行到攻坚阶段，游击队派出精锐之师“知青旅”，消息传出，中国一侧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当一面猎猎飘扬的红旗出现在河谷对面时，观众情绪达到顶点，发出山呼海啸一般的呼喊声，为“知青旅”喝彩加油。敌人垂死顽抗，机枪哒哒，许多知青战士倒下了，他们的鲜血染红异国土地。这时候看台上有人唱起《国际歌》，悲壮激昂的歌声经久不息，直到最后“知青旅”的红旗插上敌人要塞。后来别人告诉我，这个领头唱歌的人就是我的同学曾二杜。

　　战争如同一场山火，而山火是没有国界的。你想想，同为下乡知青，如今有人却穿上军装，扛起武器，为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他们难道不是广大知青的人生榜样吗？列宁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相比之下，国内知青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不仅平庸和苍白，简直就是浪费生命。枪声未息，就有许多男女知青行动起来，他们成群结队地趟过界河，迫不及待地踏上异国土地去参军。我的同学曾二杜扔下一句豪言壮语是：妈的！要是世界革命成功，想打仗都没有机会……你们到底去不去？

　　据说当天越过边境的中国知青超过数百人。

　　捎信的北京知青大路

　　时光流转，下一个旱季到来的时候，我的知青生活依然如故。但是我却不知道曾二杜如何，因为他一去不复返，连音讯也没有。

　　这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在界碑一侧劳动，山谷对面忽然出现一支行军队伍引起我的注意。不久我就能看清他们身着草绿色军装，军帽上缀着五角星，个个全副武装。队伍里还有一架电台，因为我看见电台的五角星天线。不用说他们是游击队。我激动地屏住呼吸，紧紧盯住他们，希望从队伍中间意外地找到我的同学二杜。

　　有个战士离队向我跑过来。他佝着背，肩上压着一挺沉甸甸的机关枪，他气喘吁吁赶到界碑跟前，压低声音对我说：朋友，能帮帮忙吗？

　　我吓了一跳，我说：什么事？

　　他说：寄一封信。很要紧的信。

　　我松了一口气。许多知青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那边知青在国境线上遇到这边知青，就赶紧把事先写好的家信或者什么事情托付给这边。天下知青是一家，不论是否认识这边的知青都会竭尽全力去办。这个机枪手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有一种广播电台的味道，他的口音立即赢得我的尊敬。这是我第一次与那边知青相遇，所以我忙不迭地回说：那当然……交给我吧，向毛主席保证。

　　他小心地掏出一封信来，信封皱巴巴的，看得出带在身上很长时间。信封用钢笔写着地址：北京市＊＊胡同＊＊号蒋＊＊母亲收。

　　我赶紧把自己裤袋里一盒皱巴巴的“金沙江”掏出来，还殷勤地替他点燃火。他犹豫一下，回头看看队伍。队伍原地休息，士兵都把枪架在地上。于是他也把机枪从肩头上卸下来，伸直腰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我听见他无限感慨地说：还是祖国的香烟好啊！

　　我们好像一对亲兄弟，一起亲热地吞云吐雾。我看见对方有一张年轻的娃娃脸，脸膛红扑扑的，嘴唇上方围着一圈浅浅的胡髭，那是一种乳臭未干的绒毛，因此我断定他顶多是个初68(初一)吧。我看见他扛机枪的样子并不轻松，甚至还有一点吃力，就有些敬佩地问他：你当兵多久了？

　　他向我竖起两根指头来，我说：两个月？

　　他说：两年。

　　我不由得对这个娃娃脸刮目相看，原来他还是个老兵。我问他：我有个同学也在你们那边，他叫曾二杜，你认识他么？

　　他认真想想，然后摇头说：游击队有很多部队，你知道他在那支部队吗？江东战区还是江西战区？

　　我只好瞠目，因为我根本说不清二杜在哪支部队。我说：上月他父亲工伤去世，请你把这个消息捎给他好么？

　　他安慰我说：我一定尽力替你转告。当然这件事比较困难，因为许多知青过来后都改了名字，也许你同学现在根本不叫这个名字。

　　山坡上有人叫他，队伍要行动了，北京知青扔掉烟头，重新将机枪扛上肩头。一瞬间我惊奇地发现北京知青的身姿威武极了，我忽然想起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就朝那个远去的人影大声喊道：你叫——什么——名字？

　　晚风像潮水一样涌动，林涛起伏，海浪把几朵破碎的浪花溅进我的耳朵里：路……路、大……路(或大陆或大树)。

　　大路和他的队伍去远了，渐渐变成一根虚线，消失在绿色的山林中，而那根虚线就永远地嵌进我人生的书本中。第二天我步行去到县城，亲手将那封信投进邮箱，我能想象这封异国来信将像鸟儿一样张开翅膀，飞向那个遥远的北京城。在以后像流水一样长长的知青岁月里，我再也没有遇见那支步履沉重的队伍，还有那个名字叫做大路或者大树的北京知青。

　　战略大反攻的南下战役

　　这是一场发生在金三角土地上规模最大，也最激动人心的战争，是两种势力的大决战，它的重大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淮海战役。这些境外老知青向我回忆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南下战役时依然激动不已，他们眼睛发亮，早已逝去的激情像炭火一样照亮他们沧桑的面颊。

　　二杜说：你知道吗？游击队主力集合起来，满山遍野都是红旗。我们浩浩荡荡开下山去，敌军望风而逃。我们目标是攻占L城，解放金三角，打下一座红彤彤的江山来。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画卷，三十多年前那个惊雷阵阵的旱季，壮大起来的游击队不再躲在树林里，他们开出山区，开出金三角丛林，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山区走向平原，展开一场激动人心的战略大反攻。游击队大军攻城略地，势不可挡。敌军出动飞机坦克，企图以狂轰滥炸来阻挡游击队的前进步伐。

　　邬江河也就是江海当时担任卫生员，他说：你知道战争有多残酷吗？那条通往L城的道路简直是用尸体堆出来的。举个例子比如空袭吧，在山地丛林打游击，敌人空中优势基本上不起作用。可是到了一望无际的平原就不同了，往往敌机先发现你，你往哪里躲呢？你两条腿跑得过飞机么？游击队多数是新兵，没有防空经验，一个旅就那么几挺老式高射机枪，怎么对付蜂拥而至的敌机呢？

　　另一个境外知青刘义说，敌机来袭，我们不仅没有经验，而且没有思想准备，等炸弹落到头上才慌慌张张找地方躲藏。我的战友齐永桂，西北知青，空袭过后我看见他趴在土坎后面没有动静，好像睡着一样。我推他一把，大声说敌机走了。没想到他的人头竟然掉下来，原来他的脖子被大号航空子弹切断了。

　　敌机给战争蒙上第一层恐怖阴影，后来不少人患上了“恐飞机症”，只要天空传来马达，队伍立刻大乱，人人恨不得把身体钻进地下去。飞机掠过的气流像台风那样把小树连根拔起，子弹的尖啸像刀子划破耳膜，炸弹落下的沉重爆炸声像汽锤轰击心脏。这哪里是战争，简直是屠杀！敌机给所有狂热的中国知青上了严峻一课，那就是不管真老虎纸老虎都要吃人。

　　歼灭敌军野战医院

　　在铁流滚滚的游击队大军中，高举战旗的“知青旅”担任开路先锋和突击队。他们的任务是分成若干支突击分队，像尖刀一样快速穿插到敌军后方，对桥梁、车站、机场、仓库等等战略要地实施突击，保障主力部队攻城决战。

　　“知青旅”是一支光荣的部队，知青战士个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尽管他们中许多人还是头次参战，但是他们丝毫也不畏惧，青春和激情在他们年轻的生命中熊熊燃烧，伟大的理想主义像太阳一样升起在他们精神的天空上，照亮他们通往胜利的道路。

　　人们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支知青突击队在穿插途中意外发现一座敌军野战医院。医院很隐藏，帐篷里躺着许多横七竖八的伤员，还有一些穿白大褂的男人女人进进出出。医院没有战斗力，等于一块肥肉。突击队长是个老游击队员，他透过树缝紧盯着敌人的红十字帐篷，那种眼光冷酷无情，像狼盯着羊羔。队长发布命令说：同志们，消灭敌人……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这时候有个戴眼镜的知青爬到队长跟前。他涨红脸，鼻孔喷着粗气，像一匹惊恐不安的马，表明他的内心正在被一种激烈的东西煽动着。他挡在队长面前说：不！……请取消进攻命令！

　　队长很奇怪，他看着战士的脸，像打量一个陌生人。战士的态度很坚决，他再次重复说：请取消命令！医院是非战斗单位，游击队对俘虏尚且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怎么能够去杀死没有武器的医生护士呢？

　　队长拿眼睛看看四周的战士，眼镜战士的阶级立场很明显出了问题，许多突击队员都不赞同眼镜的糊涂观点。队长很生气，他慢慢掏出手枪，用枪口指着眼镜脑袋，一字一句警告他说：你给我滚到一边去！如果你再胆敢说一个“不”，我就枪毙你！

　　眼镜只好垂头丧气地滚开了。战斗结束，突击队顺利消灭敌人。后来，眼镜被送上军事法庭，关进蛮光监狱里。

　　力克咽喉登尼河大桥

　　一支知青突击队在夜幕掩护下抵达登尼河岸隐蔽起来。东方欲晓，一座铁桥的巨大身影在黎明的背景中渐渐显现出来，它像一个骄傲的“V”字，高耸于激流汹涌的河上，这就是L城外的交通咽喉登尼河大桥。由于大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军在桥头修筑坚固工事，并且派有重兵防守。突击队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大桥，切断敌人增援道路，为此他们向红旗宣了誓。突击队就是敢死队，他们人人腰间捆绑两包TNT烈性炸药，把这些威力强大的炸药加在一起足够将这座上个世纪英国人修建的老式大桥炸毁三次。

　　老知青刘国庆原为昆明26中初中生，19岁下乡，当年越境参加游击队，担任机枪手。尽管时隔多年，老刘回忆起南下作战时仍然情绪激动，他对我说：连长枪一响就牺牲了，子弹打在头上，鲜血喷起来，简直跟喷泉一样……都知道人体有压力，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出来，人血竟然能溅起几米高！因为来不及挖战壕，只好把战友尸体堆起来作战。敌人子弹、炮弹打在尸体上，人的血肉好像下雨一样四处飞溅，你已经无法分辨出谁是活人，谁是死人……

　　至傍晚，突击队终于攻占大桥，阵地上再次响起爆豆般的枪声。老刘说，战斗结束，战士们向敌人讨还血债。战士全疯狂了，他们流着眼泪，大声呼唤同学、战友的名字，然而许多烈士根本无法辨认。他们向敌人死尸猛烈射击，砰砰砰，跟打西瓜一样，让敌人脑浆四处飞溅！

　　火车站的拉锯战

　　另一支知青突击队穿插到L城火车站比预定时间迟到几小时，他们遭遇敌人顽强抵抗。对游击队来说，他们遭遇的抵抗具有某种全新的意义：从前敌人进攻，现在敌人防守，从前游击队的舞台主要在山地丛林，是游击战运动战，在迷宫一样的金三角，敌军即使有装备优势也只能望洋兴叹。那么现在位置刚好被颠倒过来：敌军躲在钢骨水泥的城市迷宫里，游击队则把自己暴露在光溜溜的马路和开阔地上。一批又一批游击队员不幸跌倒在马路中间。

　　尽管伤亡惨重，突击队还是前仆后继英勇突进，直到黎明的大幕一次次拉开，晨曦一遍又一遍照亮战场废墟。作为敌人交通枢纽和屯兵之地的火车站已经变成一架绞肉机，它绞杀了无数活生生的生命。突击队长也不幸牺牲，他被一颗手雷削去半只脑袋，剩下半只摇摇晃晃地留在脖子上，好像一件没有来得及完成的雕塑作品。

　　突击队终于攻进火车站。

　　第一个宣告占领并升起游击队红旗的幸运者是个火箭筒手，他居然毫发无损，连日激战只给他年轻的脸庞上涂抹许多硝烟，让他看上去像个白牙齿的非洲黑人。他冲进火车站时敌人已经逃走，弃下许多尸体、枪弹和一台老式蒸汽机车，机车生火待发，不时排放巨大蒸气，好像一匹喷鼻蹶蹄的战马随时准备扬蹄而去。

　　必须破坏敌人火车，这是一个常识，否则敌人随时可以利用火车增援或者逃跑。代理队长还没有来得及发布命令，人们看见那个最先冲进火车站的勇敢的火箭筒手就自动地行动起来。他丝毫也不隐蔽自己，肩扛火箭筒，仿佛决斗者一般，以一种壮烈的姿态扑向敌人空无一人的火车头。人们甚至来不及提醒他，或者阻止他，他就抵近火车发射一枚威力强大的火箭弹。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火箭筒手的安全距离至少应该达到20米……

　　随着一声巨响，火车爆炸了，人们看见黑脸的火箭筒手突然被一片灿烂的流星雨包围起来，武器从肩头上跌落下来，瘦削的身体失去重量，轻盈得好像一片随风飞舞的树叶。这是我所听到关于境外知青战斗故事中最为离奇浪漫的一个。火箭筒手被爆炸的火车碎片割断脖子，他是突击队中惟一一个被自己消灭的知青。

　　与敌人火车同归于尽的火箭筒手就是建国，他是二杜的游击队战友。建国牺牲后被追记三等功，追认革命烈士，但是荣誉无法补偿他给父母带来的损失，他们没能见上他这个惟一儿子一面，因为那个战场太遥远，属于另一个国家。老人也不能享受烈士家属的优抚待遇，因为建国是私自出境，参加境外游击队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所以他即使做了惊天动地的外国烈士也与中国无关。

　　需要提及的是，仅仅过了几小时，敌人大举反攻，把残余突击队赶出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