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反洗钱培训简报:在缅甸追踪中国远征军真相：壮士一去不复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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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古火车站现场。1942年远征军200师与日军在这里发生过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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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博与太太是第二代华侨。在父亲杨伯方和他的努力下，同古才有了远征军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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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同古福元宫的新纪念碑
夭折的会战
想在同古寻找200师的踪迹，会发现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过程。今天的同古对这段历史的“冷”，与“戴安澜”、“第200师”在中国的“热”形成鲜明对比。当地华侨告诉我们，同古火车站还是当年那座老火车站，火车站的钢架梁上，还留着当年激战的弹孔痕迹。这或许是这里唯一能看到的些许痕迹处。
可是当我们赶到火车站时，却发现这点小小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同古火车站很小，也很破旧，一些身穿深绿色制服的军人把守在车站门口，戒备森严。原来几天前，同古火车站里发现了炸药，所幸没有爆炸。大家都相信火车站的炸药肯定是克钦族放的——在我们到达缅甸的一周前，缅甸克钦族叛军与政府军在北部一带交了火。所以火车站成了重点防卫处，连常年在这里摆摊的小贩都被清走，只有出示车票的人才能进入。“军人看你们这样的外国人肯定不会放你们进的，那些复杂的历史他们又不懂，也说服不了他们让你们进去。”一位华人叹了口气说。
我们还是不甘心，在火车站搜寻，看是否还有机会。摄影记者发现了车站外有一座铁桥，走上桥站台内的场景一览无余，虽然拍不到弹孔，能拍一拍车站也算是弥补缺憾吧。没想到，下桥的时候，军人拦住了我们。在他的要求下，摄影记者只能一张一张地把刚拍到的照片全部删除。好在他早有应对之策——晚上他在同古仅有的一家网吧找到了恢复软件。
作为先头部队杀入同古的戴安澜部队，后来成了一支孤军。当3月18日他们在皮尤河沿线与敌人交手时，新22师尚在曼德勒地区待命，因为运输困难，他们要到3月22日才能过曼德勒南下；第96师还在滇西待运。第5军前后分离六七百公里，而第66军还在畹町以东的路上走着。如此，设想完美的“会战”根本无法实施。戴安澜意识到，第200师只有孤军在同古与日军决战。这天深夜，戴安澜写好遗嘱，遣人交给其在昆明的夫人王荷馨，信里写道：“……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200师从师长到班长，每一级都在郑重宣布自己牺牲后的代理人，以防指挥中断，其决心可见一斑。
英国人的表现也令中国人失望。仰光失陷后，英国在缅甸的军政机构撤退到曼德勒东北面的眉苗，这里是缅甸的避暑胜地。缅南溃败后，英缅第1师、英印第17师和英装甲第7旅的残余部队只剩下不到1.5万人。英军司令部却有1名陆军上将、1名中将、5名少将、18名准将和250名参谋来指挥这支已遭严重削弱的部队。
史迪威也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眉苗，并很快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参谋班子。负责与英军联络的美军梅里尔少校(Frank Merrill)向史迪威抱怨：“没有计划，没有侦察，没有安全保障，没有情报，没有俘虏。”
各自利益不一样，矛盾也开始产生。蒋介石担心自己的王牌嫡系部队被歼，所以当史迪威请蒋介石批准其他部队立即入缅时，蒋介石指示，只有在同古的第200师陷入危急时，第22师方可为支援调遣，不允许第96师前出到曼德勒以远地区，并指示史迪威要严格采取守势行动，除情况危急不得支援亚历山大。不过蒋介石也采纳了史迪威的意见，同意第66军的第38师前进到眉苗。
在缅甸战场上共同对付日军的中、英、美三方，始终没有解决好指挥权问题。
1942年2月25日，蒋介石下令，入缅作战的第5军、第6军，由第5军军长杜聿明统一指挥，而杜聿明则由时任英缅军总司令赫顿指挥。
3月3日，蒋介石到腊戍参加高级军事会议时，与从美国取道印度前往中国就任的史迪威见面。第二天，蒋介石告诉杜聿明：“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并叮嘱杜聿明，对史迪威要绝对服从。杜聿明反问：“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回答：“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回重庆后，不太放心的蒋介石又给杜聿明写了封亲笔信，再次重申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领导的重要性。
3月11日，刚接替赫顿出任英缅军总司令的亚历山大下令，中国第5军、第6军统归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但是亚历山大与史迪威之间，谁享有更高一级的指挥权，却含混不清。
3月12日，中国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当时的设想是还可能出第二路军远征泰越，甚至派出第三路军渡海去参加南洋各岛战争，所以第一次的远征军便加上了“第一路”的头衔。卫立煌出任第一路司令长官，因为卫立煌未到任，由副司令杜聿明代理指挥。但是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与“参谋长史迪威”相互之间的地位，蒋介石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缅甸战场的指挥权问题，甚至引起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关注，他们都希望本国将领能获得对战役的最高指挥权。丘吉尔告诉罗斯福：“蒋介石大元帅接受了我方的要求，亚历山大在对于实际上在缅甸境内的全部军队应有最高的指挥权。”罗斯福则认为，“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权”。
3月24日，亚历山大飞赴重庆见蒋介石时，蒋介石表示，将在缅甸的全部中国军队仍置于史迪威的指挥下，而亚历山大则全面指挥这些军队。史迪威对此表示同意。于是3月28日，亚历山大在眉苗指挥部告诉中国入缅军参谋团团长林蔚：“已在渝决定，以本人为在缅作战之中英联合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受本人指挥。”但奇怪的是，中方参谋团和各部队之间却始终没有正式接到这一命令——英国人和美国人最后都意识到，实际掌握中国军队指挥权的，还是蒋介石。虽是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两人所发命令，但全部必须经过蒋介石同意方能实行。纷乱的指挥权之争，也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孤悬敌后
我们的车从同古城向东行驶不久，就到了锡唐河大桥，桥头上照例有军人把守——可见这座桥对现在缅甸的“维稳”仍有重要意义。我们绕过军人视线，转到了桥的东岸。有几户人家挤在岸边低矮的房子里，几个孩子伸出小脑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这些外来客。1942年3月29日深夜，来自中国的一支英雄部队就是从这里突围，沿东岸向北撤去。略感遗憾的是，我们如今重新踏上的这座锡唐河大桥上，并没有当年那些中国远征军英雄们的足迹——3月30日凌晨，第5军军长杜聿明在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的指挥所得知200师安全撤离后，下令将锡唐河大桥炸毁了。
持续多日的激烈奋战，已使200师伤亡上千人，战斗力严重下降，而敌手——日军第55师团因为进攻连连受挫，损失严重，攻击力已达极限，双方陷入胶着状态，都在一面继续苦战，一面等待援兵。
3月25日，日军借助3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从南、西、北三个方向攻击，两军形成对攻，在同古城里展开拉锯战，逐屋争夺，相距仅30米左右。这时日军飞机不敢在城市再滥炸，转而把目标转向锡唐河大桥和东岸，大桥受损，车辆无法通行。
3月26日，日军一方面在地面对同古展开全面反击，一方面利用空中优势，集中90多架飞机密集轰炸平满纳，以阻止第5军主力南下增援。第二天，55师团全力反扑，同古阵地多处被突破，日军还再次释放了毒气弹，所幸中国军队早做了防范。
此时的史迪威仍在筹划他的进攻计划。他一直期望新22师和96师迅速跟进，对正面的第55师团实施分割包抄。可是22师迟迟不到，光是让22师进入阵地，就花去了4天时间。“铁路上是不可思议的漫长等待。”史迪威开始怀疑是在重庆的蒋介石在背后捣鬼。在美国方面看来，“史迪威两次发动进攻命令，杜聿明将军及其下属不断争辩、分析、找借口，允诺并同意服从命令，但第22师仍按兵不动”。
直到3月27日，廖耀湘的新22师才到达同古附近，可是杜聿明仍不同意发动进攻。在中国人眼里，史迪威的举动无疑是让中国军队去冒险送死，是滥用职权、好大喜功。
争执不下时，渡边正夫率领的第56师团，正在从仰光赶往同古增援的路上。56师团号称“龙”师团，擅长山地丛林战。他们接到命令后，3月19日从新加坡出发，24日到达仰光，立即以汽车、自行车行军和铁路运输的方式向同古疾进。结果先头部队仅用3天就完成了300公里的长途急行军。
当年戴安澜将自己的部队放在同古的南、北、西三个方向防守，他自己则亲自带领师部守向东的唯一通道——锡唐河东岸。3月28日黄昏，日本第56师团先头部队涉过齐胸深的锡唐河，晚上突袭第200师师部，双方短兵相接，发生了激烈战斗。此时正在城里的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听到河东的枪声紧密，随即接到戴安澜的电话，得知师部遭袭，立即派了两个连赶去支援。双方在锡唐河大桥东南形成对峙，但河东师部与河西城内守军的联系已被切断。
29日凌晨，日军全力向200师部猛攻，同古战局陷入危境。杜聿明认为，第200师已经在同古经过了12天孤军奋战，伤亡达2500多人，而且弹药将尽，给养不济。加之日军增援部队已到，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如此下去，第200师有被全歼的危险。为保全实力，杜聿明下令让200师在29日晚上突围。
他的想法遭到仍坚持对敌发动攻击战的史迪威的坚决反对。一个在眉苗，一个在瓢背，史迪威与杜聿明在两个不同的司令部里隔着电话发生了激烈争吵，乃至闹翻。史迪威要求杜聿明服从命令，并派他的参谋赶到瓢背监督杜聿明实施他的攻击命令。
杜聿明于是直接找到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蒋介石权衡再三，最终同意让第200师撤离同古。杜聿明于是不顾史迪威的强烈反对，断然下达了撤退命令。
因为200师师部与守城部队的通讯联络当时已被切断，所以接到突围命令后，戴安澜派两个缅甸便衣队队员，在29日黄昏潜入城里，将亲笔写的撤退命令交给郑庭笈。当天夜间，郑庭笈先派一个营在锡唐河大桥对敌佯攻，掩护主力从其他地方涉水过河。戴安澜则亲自前往河边指挥接应，并最后一个撤离。到30日拂晓，第200师官兵，包括担架上的伤员全部安全撤离同古。
3月30日，廖耀湘奉杜聿明的命令，率领远征军新22师救援第200师。他们向南洋车站佯攻，以牵制敌人，掩护第200师撤退。戴安澜指挥200师突围转移时部署周密，全师在行动中连一个伤兵也没有丢失。
等到日军在上午8点50分通过工兵爆破部分城防工事、攻进同古城时，才发现已是一座空城。
永远的纪念
来同古前，就有远征军研究者告诉我们：同古城里有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当年牵头建这座纪念碑的，是一位叫杨伯方的华侨，他也曾是远征军的一员。同古的华人圈并不很大，在当地随便找一个华人打听，就应该能打听得到。
巧的是，我们住的小宾馆旁边，就有一家华人开的冷饮店，进去一打听，一位60多岁的老伯立即微笑着说：“这就是杨伯方的家。”原来他是杨伯方的长子杨文博。
当年“同古之战”伤亡惨重，很多中国战士远征异域却埋骨他乡，于是当地华人在1951年集资兴建了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当时这座碑建在中华学校校园里，不久，缅甸政府不许开办华文学校，将学校收归国有，改为缅文学校。在同古的华人很早就想把碑迁出来，缅甸上世纪70年代也经历过排华，华侨本身处境艰难，迁碑之事搁置下来，也成了杨伯方的一块心病。
出生于1946年的杨文博与太太都是第二代华人。自从父亲在几年前去世后，杨文博自动承担了与远征军相关的事务。杨文博拿出家里的老照片，上面有一张少年杨伯方与父母的合影——一家人的穿着都显示出优裕。杨文博说，杨家是河南洛阳人，爷爷当年开了一个榨油厂，家境很富裕，不料某一年杨伯方的哥哥被绑了票，家里被迫付了一大笔赎金，从此家道败落。20岁那年正在高中读书的杨伯方参了军，后来成为新38师的一名汽车兵，参加过“仁安羌之战”，之后随同部队穿过野人山败退印度。“父亲经常会讲野人山的经历，想起死那么多人，他就会掉眼泪……”
杨文博说，198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纪念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第一次派人前往同古向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敬献花圈时，却被当地教育部门阻止。这更让老父亲耿耿于怀。1992年，杨伯方等人向缅甸最高当局申请迁出重建，经过几年的漫长等待，才在1997年得到批准，2000年3月12日宣告落成。
杨文博带着我们去看了坐落于同古福元宫的新纪念碑——这座8米高的纪念碑很孤独地栖身在一个小院子里，太过寒酸。即便如此，据说它已是缅甸境内两座仅有的纪念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