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虎穴枭雄:居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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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第一章聪慧的少女
来源：百度文库 文章作者：埃里·居里 2010-08-05 10: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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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第一章 聪慧的少女
玛丽·居里的父母，都是有见识的人。父亲学祖父的榜样，在圣彼得堡大学研究高深的科学，后来回到华沙教数学和物理学。母亲把一所收寄宿生的女校办得很成功，城里最好的人家都把女儿送到这所学校来。这一家在弗瑞达路她办的学校里住了8年，他们住在二楼，住房向着院子，窗户间有精巧得像花环的阳台。每天早晨当这位教师迈出卧室的时候，前面的屋子里已经有女孩子闲谈的声音，她们在等着上第一堂课。
到了1868年，乌拉狄斯拉夫·斯可罗多夫斯基被任命为诺佛立普基路中学教师兼副督学，丈夫有了新职务，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可能既保持女校校长职务，又照管她的5个孩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无遗憾地辞去自己在女子中学的职务，离开弗瑞达路那所房子。在离开这儿前几个月的1867年11月7日，玛丽·居里就出生在那所房子里，她的母亲亲昵地叫她玛尼雅。
斯可罗夫斯卡夫人用她手指抚摸她最小的女儿的前额。这种抚摸是玛妮雅所知道的最亲切的表示了。
早在玛妮雅能记事的时候起，她母亲就没有亲吻过她。
那时候，她所能想象到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偎依在多思多虑的母亲身边，并且在几乎看不出来的一些示意、一句话、一个微笑和亲切的一瞥中，感觉到有一种极深厚的慈爱保护着她，关注着她的命运。
她还不了解这些令人痛苦的原因，也不懂她的母亲为什么严格地使自己与他们隔离。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生玛妮雅的时候，她就有了结核病的初期症状，后来5年中，虽然经过多方调治，她的病情还是发展了。不过这位勇敢的基督徒总是生气勃勃，衣着整洁，照旧过着忙碌的主妇生活，给人一种身体健康的错觉。她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只用她专用的餐具，不拥吻她的女儿。那些小斯可罗多夫基不大知道她有这种可怕的病症他们只听见由一间屋子里传来的一阵阵短促的干咳声，只看见母亲脸上的忧愁阴影，只知道由前些日子起，他们的晚祷辞里加了一句很短的话：“保佑我母亲恢复健康！”
玛妮雅每次说到读书，一种特有的羞怯总使她双颊晕红。前一年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布罗妮雅觉得独自学字母太乏味，想拿她的小妹妹作教育试验，跟她妹妹玩“教师游戏”。 这两个小女孩有好几个星期总在一起，用纸版剪的字母随意排列成字。后来有一天早晨，布罗妮雅正在她的父母面前结结巴巴地读一段很简单的文字，玛妮雅听得不耐烦，从姐姐手上拿过那本打开的书，很流利地读出那一页上的第一句。
起初，周围的寂静使她很得意，就继续玩这个极有趣的游戏；但是她忽然惊慌起来，看了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夫人惊呆了的脸，又看了看布罗妮雅不高兴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就不由得哭了；神童气概完全消失，她还不过是一个4岁的孩子，痛哭着并且悲哀地重复着说 ：“请原谅我原谅我我不是故意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布罗妮雅的错这只是因为它太容易了”
玛妮雅突然失望地想到，或许因为她学会了读书，他们永远不肯原谅她。在这次难忘的事发生之后，这个小孩渐渐把大小写的字母都认熟了；由于她的父母总是避免给她书，她才没有显著的进步。他们都是很谨慎的教师，总担心他们的小女儿智力发育过早，所以每逢她伸手去拿书本的时候，就叫她作别的事。
玛妮雅天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她清楚地记得上年夏天和姐姐在一条小河里划水玩，一玩就是好几个钟点记得她们秘密地捏泥饼，衣服和围裙上都溅了黑泥点；还把泥饼放在木板上晒记得那棵老菩提树，有时候七八个小捣乱——她的表亲和朋友——一齐爬上去， 他们也常把她这个手臂太弱、 腿太短的“小东西”举上树去；他们在大枝上铺着又凉又脆的白菜叶，在白菜叶上晾着板栗、生胡萝卜和樱桃等食物她记得在马尔基，约瑟夫在一个燥热的谷仓里学乘法表，他们试着要把她埋在那流动的谷粒堆里！她也记得斯可西波夫斯基老爹，他驾着大型的四轮马车的时候，总是那样高兴地把鞭子抽得噼噼啪啪地响！
她还记得克萨维尔叔父的马！
她们越走近学校，比较大的一个就越控制住自己，并且把声音放低。她大声讲着的那个自己编的故事并没有完，但是到了在学校的房子跟前，她就中止了。
这两个女孩子突然静悄悄地从房子的窗前走过，这些窗户都挂着同样的硬花边窗帘。
里面住的是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最恨也最怕的人物依凡诺夫先生，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在学校范围内，他是代表沙皇政府的。
素希雅和玛妮雅散步回来，溜进父亲的书房的时候，这位教师正低声和夫人谈着伊凡诺夫。
但是不行！大人们的谈话太叫人厌烦了。“ 依凡诺夫警察沙皇放逐密谋西伯利亚”玛妮雅一到这个世界来，就每天听见这些词儿；她模糊地觉得它们有一种可怕的意义，本能地躲开它们。
这个小女孩深深沉浸在幼稚的幻想中，从父母身边走开，不去理会他们低声的亲密谈话。她昂着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且呆呆地站定在她特别喜欢的东西跟前。
那里有个架子，上面放着一个饰有路易十八的圆形头像的蓝色塞夫勒磁杯——父母上千次告诫过玛妮雅不要碰它，因此她很怕它。小女孩躲开了这个架子，终于在她最喜欢的那些宝贝前面停下来。
一个是挂在墙上的精确的气压表，镀金针在白色的标度盘上闪着亮光；到一定的日子，这位教师就当着他那几个聚精会神的孩子仔细地调整它，并把它擦干净。
再就是一个有好几个隔层的玻离匣，里面装满了奇异而且优美的仪器。有几支玻璃管、小天平、矿物标本，甚至还有一个金箔验电器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教课的时候，常把这些东西带到课堂去；但是自从政府命令减少教科学的钟点之后，这个匣子就一直关着了。
玛妮雅想不出来这些极有趣的小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有一天，她正踮起脚尖站着，极快乐地看着它们，她父亲简单地把它们的名字告诉她：“物—理—仪—器。”
多古怪的名字！
她没有忘记这个名字，她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
并且，因为她正很高兴，就反复地唱着这个名字。
玛妮雅上学后，她的样子和她的同学并没有多大差别。她坐在第三排，靠近一个高高的窗子，由窗子向外望，可以看见萨克斯花园里白雪覆盖的草地。她坐在邻近的桌子前面。穿整齐的制服，梳简朴的发型，是西科尔斯卡小姐的“私立学校”的规矩。
坐在椅子上的这位教师，服饰也并不浮华，她那黑绸上衣和鲸须领子，从来不是流行的式样；而安多尼娜·杜巴尔斯卡小姐也不美丽，她的脸是迟钝、粗鲁而且丑陋的， 不过很富于同情。 杜巴尔斯卡小姐——人们平常叫她“杜普希雅”，是数学和历史教员，兼任学监；这种职务使她有时候不得不用强制手段，压制“小斯可罗多夫斯基”的独立精神和固执性格。
然而她看着玛妮雅的时候，眼神仍是含着很深的慈爱。她怎能不为这样一个出色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呢！
这个学生比自己的同学小两岁，对于任何科目都似乎不觉得困难，永远是第一：算术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文第一，法文第一，教义问答第一有一天，全教室寂然无声——似乎还不只寂静而已，这是在历史课上造成的一种气氛。25个年轻激昂的爱国小志士的眼睛和“杜普希雅”的庄重脸色，反映出认真的热诚；讲到死去多年的波兰国王斯塔民斯拉斯的时候， 玛妮雅带着特殊的热情肯定地说：“不幸得很，他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
这个不漂亮的教师，正在用波兰语教波兰历史；她和那些很听话的儿童，都带着共同参加阴谋的神秘态度。
突然，她们真的都像阴谋者一样吃了一惊，因为轻轻的电铃声由楼梯平台那里传来了。两声长的，两声短的。这种信号立刻引起一种剧烈而无声的激动。
杜普希雅猛然挺直身子，急忙收拾起散乱的书籍。一些敏捷的手把课桌上的波兰文笔记本和课本收起来，堆放在5个敏捷的学生的围裙里，她们抱着这些东西，由那扇通往寄宿生宿舍的门走出去。接着听见搬动椅子，打开桌子盖，再轻轻关上的声音。这5个学生喘着气回来坐下。通前厅的门慢慢地开开了。
霍恩堡先生在门口出现，他的讲究的制服——黄色长裤，蓝色上衣，缀着发光的钮扣，紧紧地裹在他身上。他是华沙城里私立寄宿学校的督学，身材粗壮，头发剪成德国式，脸很肥胖，眼光由金边眼镜后面射出来。
这个政府督学一语不发地看着这些学生，陪他进来的校长西科尔斯卡小姐，站在他旁边，表面很镇静，也看着这些学生——但是她暗地里是多么忧虑不安呀！
今天拖延的时间太短了看门刚刚发出约定的信号，霍恩堡就在引导者前头到了楼梯平台，进了教室，天哪！都安顿好了么？都安顿好了。25个小女孩都在低头作针线，手指上戴着顶针，在毛边的四方布上锁着扣眼剪子和线轴散乱地放在空桌沿上。杜普希雅头上的青筋有点突出，脸色涨红；教师的桌上明显地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是合法的文字印的。
校长从容地用俄语说 ：“督学先生，这些孩子每星期上两小时缝纫课。”
霍恩堡向教师走过去。
“小姐，你刚才在高声朗读，读的是什么？”
“克雷洛夫的《寓言》，我们今天才开始读。”
杜普希雅十分镇静地回答，脸色也慢慢恢复了常态。
霍恩堡象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附近一张课桌的盖子掀开；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本笔记，没有一本书。
这些学生细心地缝完了最后一针，就把针别在布上，停了缝纫活；她们坐在那里不动，两臂交叉，一律是深色衣服，白领子，表情都相同，这时25张孩子的脸突然都变都老了，都带着一种隐藏着的恐惧、狡猾和憎恨的坚定神色。
“请你叫起一个年轻人来。”
玛丽亚·斯可罗夫多斯基在第三排上，本能地把她那恐慌地小脸转向窗户；心里暗暗祷告着 ：“我的上帝，叫别人罢！不要叫我！不要叫我！
不要叫我！“
但是她准知道一定要叫她。她知道，过去几乎总是要她回答政府督学的问话，因为她知道得最多，而且俄语讲得好极了听见叫她的名字，她站起来了。 她似乎觉得热——不对，她觉得冷。一种不让讲波兰语的可怕的耻辱感卡住了她的喉咙。
霍恩堡突然说：“背诵祈祷文。”他的态度显得冷漠与厌烦。
玛妮雅用毫无表情的声音，正确地背出祈祷文。
沙皇发明的最巧妙的侮辱方法之一，是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俄语说天主教祈祷文。就这样，他以尊重他们的信仰为借口，却亵渎波兰孩子们尊重的东西。
又完全寂静了。
“由叶卡特琳娜二世起，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是哪几位？”
“叶卡特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
督学满意了。这个孩子的记忆力很好，而且她的发音多么惊人啊！她真是生在圣彼得堡的。
“把皇族的名字和尊号说给我听。”
“女皇陛下，亚历山大太子殿下，大公殿下”
她按次序说完了那很长一串名字，霍恩堡微笑了。
这真是好极了！这个人看不见，或是不愿意看见玛妮雅心中的烦乱，她板着面孔，竭力压住心中的反感。
“沙皇爵位品级中的尊号是什么？”
“陛下。”
“我的尊号呢，是什么？”
“阁下。”
这个视察员喜欢问这些品级上的细节，认为这些比数学或文法还重要。仅仅为了取乐，他又问：“谁统治我们？”
校长和学监为了掩饰她们眼中的怒火，都注视着面前的花名册。因为答案来得不快，霍恩堡生了气，用更大一点的声音再问一遍：“谁统治我们？”
“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皇帝。”玛妮雅很痛苦地说，她的脸色变得惨白。
考问结束，这个官吏离开座位，略一点头，向隔壁屋子走去；西科尔斯卡小姐随在后面。
这时，杜普希雅抬起头来。
“到这儿来，我的孩子”
玛妮雅离开座位，走到教师面前，这位教师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吻她的额头。忽然，在这个复活了的教室里，这个波兰小孩难过得哭了起来。
受考问之后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个钟点，这个小女孩仍然觉得不安。她深恨这种突如其来的惊恐，深恨这种屈辱的表演，在俄罗斯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们必须说谎，永远说谎霍恩堡的视察，使她更沉重地感觉到自己生活中的悲哀，她哪里还记得自己从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婴儿？种种不幸的事情，接连打击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玛妮雅觉得过去的4年，有如一场噩梦。
先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带着素希雅到法国东部的尼斯去了，人们告诉玛妮雅说：“治疗之后，妈妈就会完全康健了。” 过了一年，这个小孩再看见她母亲的时候，几乎不认识这个变老了的、被无情地刻了满脸皱纹的妇人。
在1873年秋的一个戏剧性的日子，斯可罗多斯基先生带着全家度假后回到诺佛立普基路，准备开课；这时他在他的桌子上看见一封公文，通知他：奉当局命令，他的薪俸减低，他的副督学头街，以及按职务分配的住房，一并撤消。这是被降职了。
这是中学校长依凡诺夫，对一个不怎么肯奴颜卑膝的属员施行的报复。
几度迁居后，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在诺佛立普基路和加美利特路转角处的一所房子里住定了。因为家境困难，他们的生活逐渐有了改变。起初这个教师收了两三个寄宿学生，后来增加到5个、8个、10个。
这些都是从他的学生里选出来的年青小伙子，他供给他们食宿和个别辅导。这所房子变得像一个吵闹的磨坊，家庭生活的亲密感完全消失了。
他们之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不只是因为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降了职，也不只是因为他须付妻子在利维埃疗养的费用。他有一个倒运的内兄弟拉他作冒险的投机，投资于一种“神奇的”蒸汽磨。这位教师素来很谨慎，这次却很快就丧失了3万卢布，这是他的全部积蓄。从此之后，他懊悔错误，焦虑将来，十分悲苦。他过度地内疚于心，时时刻刻以使家境贫困，使女儿们没有嫁妆而自责。
但是玛妮雅第一次突然认识厄运，还是在整整两年以后。在1876年1月，有一个寄宿生患斑疹伤寒，传染了布罗妮雅和素希雅。那是多么可怕的几个星期呀！在一间屋子里，母亲尽力要压住自己那一阵阵发作的咳嗽；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两个小女孩因发高烧而呻吟着，颤抖着在一个星期三，父亲来找约瑟夫、海拉、玛妮雅，带他们到大姐跟前去。素希雅穿着白衣服，平躺在灵柩里，脸上毫无血色，似乎是在微笑，两手合在一处，头发虽剪得很短，样子仍是非常美丽。
这是玛妮雅第一次遇到死亡。这是她第一次送葬，穿着一件素黑的小外衣。而在恢复期中的布罗妮雅，在病床上哭泣；身体太弱不能出门的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勉强地由一个窗户挪到另一个窗户，目送自己孩子的棺木沿加美利特路缓缓而去。
美丽、善良的卢希雅姑母领着她的侄女们，用轻快的步子走过萨克斯花园，这个地方在11月的下午，差不多没有人来。她总是找各种借口让这些小女孩去呼吸新鲜空气，使她们离开那患肺痨病的母亲苟延性命的狭小住房；假如传染了她们，可怎么办哪？海拉的气色很好，可是玛妮雅脸色苍白，闷闷不乐玛妮雅向她相信的上帝祈求。她热切而绝望地请求耶酥把生命赐给世上她最爱的人。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为了救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她愿意替她去死。
玛妮雅又穿上了黑色丧服，在加美利特路住房里悲痛地游荡着。她的母亲去世了。现在布罗妮雅住母亲的屋子，只有海拉和她还睡在漆布椅上；父亲匆匆地雇了一个管家，每天来指挥仆人，分配寄宿生的食物，并且漫不经心地照料一下这些孩子的穿着。玛妮雅对于这些事都觉得不习惯。斯可罗夫斯基先生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这些孤儿身上，但是他的照料很笨拙，令人伤心，这只是男人的照料。
玛妮雅很早就知道了生活是残酷的；对民族残酷，对个人残酷。
素希雅死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死了。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的保护，在差不多没有人照料的环境中长大，从来没有诉过苦。
她是骄傲的，决不肯听天由命。当她跪在以前陪她母亲去的天主教堂里的时候，她觉得心里暗暗产生了反抗的情绪。
她不怀着从前那样的敬爱向上帝祈祷，上帝已经不公平地把这些可怕的打击降在她身上，已经毁灭了她周围的快乐、幻想和温存。
每一家的历史里都有一个全盛时期。受到种种神秘原因的驱使，某一代会是天赋独厚，格外活泼，格外美丽，而且格外成功，超过前代，远胜后代。
虽然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刚刚遭到灾难，却是到了这种全盛时期。在5个聪明热情的孩子中，死神夺去了素希雅；但是其余的4个却生来就有一种锐不可当的力量。他们后来战胜困难，克服阻碍，4个都成了非凡的人物。
1882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们聚在桌子周围吃早点。看他们的样子，都有些类拔萃。16岁的海拉，颀长娴雅，毫无疑问是这一家的“美女”；布罗妮雅脸庞鲜艳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头发是金色的；最大的约瑟夫穿着学校制服，体格象北欧运动员玛妮雅的脸色倒是很好！她增加了体重，她那合体的制服显得她的身材并不太瘦。因为她年纪最小，当时不如她的两个姐姐好看。但是她的脸也和她们一样显得兴奋愉快，眼睛明亮，头发光润，皮肤白嫩，与一般波兰女子相同。
现在只有两个小妹妹穿制服：海拉仍穿蓝制服，是西科尔斯卡寄宿学校的忠实学生；玛妮雅穿栗色制服，她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所官立中学校里出色的学生。布罗妮雅一年前由这所学校毕业，得到真正的荣誉，拿回一个金奖章来。
中学、寄宿学校、大学玛妮亚·斯可罗多夫斯基的青年时期是被这些词缠住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中学里教课，布罗妮雅由中学出来了，玛妮雅到中学去，约瑟夫到大学去，海拉到西科尔斯卡寄宿学校去直到现在，她家的样子，也是一个学校！
玛妮雅当然想象宇宙也像一个大学校，里面只有一些教师和学生，而且只有一种理想在里面统治一切：学习！
一个金奖章，两个金奖章，三个金奖章，先后到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家里第三个是玛妮雅的，就在1883年6月12日她参加中学毕业典礼时得到的。
宣读得奖人名单，演说和国乐都在闷热中进行。
教师们致祝词，和俄属波兰的教育总监阿普式京先生轻轻握手，玛妮雅向他致最后敬礼小斯可罗多夫斯基按照习惯穿黑礼服，上衣上用扣针别着一束红蔷薇，致了告别词，对朋友们发誓每星期给她们写信，拿了一大堆当作奖品的俄文书，大声说这些书“可怕”。
永别了在克拉科维大道的中学，挽着她父亲的胳膊走了出来，她的成功使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骄傲极了。
玛妮雅上学很用功，甚至是非常用功。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决定在选择职业之前，让她到乡间去住一年。
玛妮雅要到斯德齐斯拦夫叔父的家里去过冬。他是斯卡罗东米亚兹地方的公证人，在加里西亚边境，离此不远。这家的主人活泼愉快，他的妻子很美丽，而他们的三个女儿整天只是笑着过日子。玛妮雅在这里怎么会觉得厌烦呢？她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极快乐的闲暇日子后，在1884年秋天，回到了华沙。
《居里夫人》第二章憧憬未来
来源：百度文库 文章作者：埃里·居里 2010-08-05 1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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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第二章 憧憬未来
第二章 憧憬未来
在9月间，玛妮雅启程返回华沙，14个月的漫游，使她眼花缭乱。她回到她家新搬的住房，这所房子就座落在她学习过的中学校旁边。
她很爱她的父亲。他是她的保护者，是她的教师，而且她几乎相信他无所不知。
父亲身为一家之主，维持收支平衡已经够困难的了，居然还找出时间来看他很费力得来的出版物，以充实自己的科学知识。他觉得有许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赶上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应该知道希腊文和拉丁文，除了波兰语和俄语之外，应该还能说法语、英语、德语，应该把异国作家的杰作用散文或韵文译成本国语言，应该自己写一些诗——他把他写的诗都小心地抄在一本黑绿两色封面的学生练习本里 ：《生日赠友》、《为婚礼举杯》、《致旧日的学生》每星期六，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晚间都在一起研究文学。他们围着冒热气的茶炊闲谈，这个老人背诗或朗读，儿女们都入神地听着；他已经秃顶，一点点灰白胡子使他温和的胖脸显得长一点；他有非凡的口才。一个星期六又一个星期六过后，过去的名著就这样由一个熟悉的声音介绍给了玛妮雅，以前这个声音说神话给她听，念游记给她听，或是教她读《大卫·科波菲尔》。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总是打开书一面看，一面就毫不困难地用波兰语重述出来。现在，仍是那个声音，只因为在中学里教课太多，哑了一点，向四个注意听着的青年，高声朗诵浪漫作家的作品。在波兰，这些作家是描写奴役和反抗的诗人：斯洛伐茨基、克拉新斯基、密茨凯维支！这个教师翻着那些用旧了的书籍，其中有几本，因为俄皇禁止出版，是秘密印的。他高声朗读《塔杜施先生》中气壮山河的长独白和《科尔第安》中的沉痛诗句玛妮雅永远忘不了这些晚上：幸亏有她的父亲，她才能在一种不多见的发展才智的良好气氛中成长，而这在一般女孩是很少有的。有一种很强的联系使她依恋她的父亲，他以极动人的努力，设法使她的生活有兴趣、有吸引力。而她对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关切之情，也使她猜到了，在他的平静的外表下暗藏着多么秘密的苦痛。这是一个鳏夫的不能自慰的悲哀，一个不得不从事次等工作的受迫害的职员的忧愁和一个谨慎人的懊悔，因为他仍在责备自己不应该作那次倒运的投资，而耗尽他的有限财产。
玛妮雅在16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补习教师的辛劳和卑屈：在雨天和冷天穿过市区，走很远的路；学生常是不听话或懒惰的，学生家长往往让人在有穿堂风的门厅里等很久。或者只是由于疏忽，到月终忘了付给应付的几个卢布，而这个教师是急需钱用，算准了在那天早晨一定能拿到的！
为了生活上的需要，她勇敢地接受了私人授课的劳苦生活；但是她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热烈而且秘密的生活。有许多梦想在激动她，与当时当地所有的波兰人一样。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回到华沙之后不久，结交了一些热心的“实证论者”。 有一个女子，皮亚塞茨卡小姐，给了玛妮雅很大的影响，那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中学教师，金栗色的头发，很瘦而且很丑，可是很讨人喜欢。她钟情于一个叫做诺卜林的大学生，他因为政治活动新近被大学开除。她对于近代学说，有着热烈的兴趣。
玛妮雅起初很胆小，有一点怀疑，后来被她朋友的大胆意见征服了。她和姐姐布罗妮雅和海拉以及同伴玛丽亚·拉可夫斯卡，一起参加了“流动大学”的定期聚会：有一些仁厚的教师讲解剖学、博物学、社会学，给想提高文化的青年听。这些功课都是秘密讲授的，有时候在皮亚塞茨卡小姐家里，有时候在别的私人住宅里，这些学生每次八个或十个聚在一起写笔记，传阅小册子和论文。一听见极小的声音，就都颤抖起来，因为若被警察发觉，他们就都不免下狱。
流动大学的任务，不只是补足从中学校出来的少年的教育。这些学生听讲之后，还要从事教学工作。
玛妮雅受了玻亚塞茨卡小姐的鼓励，去教平民妇女。
她为一个缝纫工厂的女工朗读，并且一本本地搜集波兰文书籍，聚成一个小图书馆，供女工们使用。
谁能想象得到这个17岁的青年女子的热诚？她的童年是在她崇拜的神秘物品——她父亲的物理仪器面前度过的；在科学“时兴”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已经把他对于科学的热烈好奇心传给她了。但是那个世界还不能满足急躁的玛妮雅的需要，她跳入世界上别的知识部门：要认识奥古斯特·孔德！也要研究社会进化！玛妮雅不只梦想学数学和化学，她要改革既定的秩序，她要启发人民大众以她先进的思想和宽厚的灵魂来说，她纯然是个社会主义者，然而她没有加入华沙的社会主义学生团体；她热爱波兰，认为为祖国效力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当时她还不知道她要对这些梦想作出选择。她把她的民族意识、人道主义思想和在智力方面发展的势望，都掺杂在一种兴奋的心境之中了。
矛盾得很！这个“解放了的女孩”为了表示轻蔑艳冶，刚把她那极美的金栗色头发差不多齐根剪去，就暗自叹息，并且把一些动人而没有什么意义的诗句完整地抄录下来。
玛尼雅与玻亚赛茨卡这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
在一起，用许多时间试图作出自己的前途计划。不幸得很，阿斯尼克和勃兰戴斯都没有给她们指点办法，能在一个大学不收女生的城市里求得高深学问；也没有给她们什么神方，能够靠教半卢布一小时的课就很快地积蓄一笔财产。
天性慷慨的玛妮雅十分忧伤；这个原是一家中最小的孩子，却觉得对大于自己的人的前途负有责任。
约瑟夫和海拉幸而不用她担心，那个青年即将成为医生，那个美丽而且性情激烈的海拉正在为要作教授还是作歌唱家而迟疑不决，她一面尽力地唱，一面获得文凭，同时拒绝一切人的求婚。
玛妮雅生性要先人后己，布罗妮雅明显的焦心和沮丧，成了她时刻在念的忧虑。她忘了自己的抱负，忘了自己也迷恋那个希望之乡，也梦想走1千公里路到索尔本去满足她的求知欲，然后带着宝贵的行李回到华沙，在亲爱的波兰人中间，谦虚地从事教学工作。
她之所以如此关心布罗妮雅的事业，这是因为有一种比血统还要强的联系，使她亲近这个青年女子。
自从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去世后，布罗妮雅的友爱给了她像母亲一般的帮助。在这个很团结的家庭中，这两姐妹彼此最亲近。她们的天性真是相得益彰，姐姐的处事才识和经验令玛妮雅折服，所以日常生活的小问题无不拿去请教。比较热烈而又比较胆小的妹妹，是布罗妮雅年轻又非凡的伴侣，她有一种感恩的感觉，有一种负债的渺茫观念，因此她的爱更为深厚。
1885年9月的一天早晨，这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女子，在一个职业介绍所的前厅里等着轮到她；她穿了她的两件衣服中最朴素的一件，在褪色的帽子底下，她那留了几个月的金色头发是尽力用发针扣紧的。
女教师不能留短头发，女教师必须端庄、平常，外表要和一般人一样。
玛妮雅在1885年12月10日写给她表姐亨利埃特·米哈洛夫斯卡的信中说：“亲爱的亨利埃特：我们分手之后，我过的是犯人的生活。你已经知道，我找着了一个位置，是在律师B 家里当教师；连我最恨的仇人我都不愿意叫他住在这样的地狱里！结果我和B 夫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冷淡，我甚至不能忍受下去，就对她这样说明了；因为她对于我也正如我对于她一样‘亲热’， 所以我们彼此极能了解。” 她生长在非凡的人们中间，她身边有3个拿到文凭和奖章的青年，他们和她一样，都聪明，都有生气，而且都热心工作；所以这个未来的玛丽·居里并不显得格外出色。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中，过人的天赋很快就可以表现出来，可以引起惊讶和称赞；可是在这一家，约瑟夫、布罗妮雅、海拉、玛妮雅一起长大，彼此竞争着求学问，都富有能力和知识，当然没有人能从这些孩子中间的一个身上，看出伟大人物的征兆，没有人被她那初现的光辉所感动。没有人想到玛妮雅的本质会和她的哥哥姐姐们有所不同，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过。
她把自己与家里的人作比较的时候，谦逊得几乎近于卑屈。但是在她的新职务把她引进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时候，她的优越性就光芒四射了。他离开了B先生家中的家庭教师职位。
1886年1月1日，玛妮雅在严寒中起程，这一天是她一生中的残酷日子之一。她勇敢地向她父亲告辞，又去普沙兹尼西附近的Z 先生家当家庭教师。
她上了火车。忽然间，一种莫名的孤寂感向她袭来。
这个18岁的女孩，突然恐慌起来。玛妮雅坐在这辆笨重的把她送到异乡去的车子里，羞怯和恐怖使她颤抖。假如这个新雇主还和从前那些雇主一样，该怎么办？若是在她走了之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患病，可怎么好？她还能再看见他不能？她是不是作了一件很蠢的事？十个、二十个令人痛苦的问题袭击着这个少女。她紧靠车窗，在茫茫的暮色中含泪凝望着在白雪下面沉沉入睡的原野向后飞驰。眼泪刚用手擦干，就又流了出来。
Z 先生是个著名的农学家，精通新技术，管理200公顷甜菜的种植。他拥有制糖厂的一大部分股票。
和别的一些人家一样，这一家最关心的事就是工厂。
玛妮雅关窗户的时候自己想 ：“罢了！我的运气不算坏！工厂确实是不好看，可是也因为有了它这个小地方才比别处活跃；时常有人从华沙来，也有人到华沙去。制糖厂里有一个给工程师和管理员预备的小住所，并不讨厌，可以到那里去借杂志和书籍。Z 夫人脾气不好，但是并不是一个坏女人；她对待女教师不甚苛求，那无疑是因为她自己也当过女教师，而且她的好运气来得较快。她的丈夫很好，她的大女儿是一个天使，别的孩子也都还不至于叫人受不了。我应该认为自己的运气不坏！”
一个孤独的年轻女教师可以写很多信，只求有回信，信里有城里的消息。日月慢慢地流逝，玛妮雅按时对亲属叙述她拿工资的生活状况，在这种生活的卑微职责中，交替而来的是“伴侣”的钟点和尽义务的娱乐。
她写信给她的父亲，给约瑟夫，给海拉，给亲爱的布罗妮雅，她写信给中学的同学卡霁雅·普希波罗夫斯卡，她也写信给表姐亨利埃特。亨利埃特已经结婚，住在利沃夫，仍是一个激烈的“实证论者” 。她坦率地把自己多虑的思想、自己的失望和希望，告诉她的表姐。
这个青年女子每天在泥泞的道路上遇到一些农民，一些衣衫褴褛的男孩和女孩，在他们那大麻纤维似的头发下面，都是一张张顽钝的脸，她想起一个计划来。
为什么不把她认为宝贵的进步思想观点，在斯茨初基这个极小的天地里实行呢？去年她梦想过要“启发群众”， 这是极好的机会！村里的儿童大部分不识字，进过学校的人真是少极了，也只学会了俄文字母。若是秘密设波兰文课，使这些幼稚的头脑觉悟到自己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的美，那该多么好！
她把意见告诉Z 小姐，Z 小姐立刻赞成，并且决定帮助她。
玛妮雅为了使她的热情冷静下来，对她说：“你细想一想罢，若是被人告发了，我们都会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
但是勇气比什么都更有感染力，玛妮雅在布朗卡的眼睛里看到了热诚和决心。只要得到家长的允许，就可以开始在那些茅屋里谨慎地宣传。
玛妮雅不仅要听安霁亚结结巴巴地背课文，要教布朗卡做功课，等这些事都做完之后，这个勇敢的女子还要上楼去，在自己屋子里等着；楼梯上响起小靴子的响声，夹杂着赤脚走梯级的轻轻的脚步后，她知道她的学生到了。她借了一张松木桌子和几把椅子，以便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学习写字。有七八个老实青年坐在这间石灰墙的大屋子里的时候，玛妮雅和布朗卡仅能维持秩序，并且帮助那些写字完全失败的学生。他们焦急得吸鼻涕并且喘气，拼不出一个难记的字来。
这些都是仆人、农民、糖厂工人的子女，他们都围在玛妮雅周围。他们身上有一股不很好闻的味道。
他们当中有一些是不用心或愚顽的，但是他们大多数的明亮眼睛里，都有一种天真的热烈愿望，希望有一天会作读书、写字这些神奇的事。她想这种微小的目的达到了，白纸上的黑字忽然有了意义，孩子们有了自负的欢呼，坐在屋子一头看上课的不识字的父母惊奇赞叹的目光，这些都使这个青年女子的心紧缩起来。
她想到这些粗野的人里也许藏有天才。她对这个愚昧的海洋，觉得自己软弱已极，无能为力！
这些小农民决不会料到“玛丽亚小姐”常常忧郁地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无知。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教师梦想再去当学生，不知道她不愿意教而愿意学。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最希望能到法国去求学。
法国的声誉使她着迷。柏林和彼得堡都是在波兰的压迫者统治下。法国珍视自由，法国尊重一切情操和信仰，而且欢迎所有不幸的和受迫害的人，无论这些人是由什么地方去的。
Z 先生和夫人的长子卡西密尔，由华沙回到斯茨初基来度假，在几个长假期之后，他发现家里有一个家庭女教师，跳舞跳得极好，能划船，能滑冰，聪明娴雅，即席赋诗能像骑马或驾车一样地不费事，她与他认识的青年女子不同——完全不同，不同得出奇！
他爱上了她。而玛妮雅，在革命观念底下藏着一颗容易感动的心的玛妮雅，也爱上了这个很漂亮而且不很讨厌的学生她还不到19岁，他只比她大一点，他们计划结婚。
看起来似乎没有阻碍他们结合的事情。玛妮雅在斯茨初基虽然实际不过是“玛丽亚小姐”， 不过是孩子们的女教师，但是所有的人都对她很亲切：Z 先生和她一起在田野里作长途散步；Z 夫人爱护她，布朗卡崇拜她。Z 家的人对她特别恭敬，他们有好几次请她的父亲、哥哥、奶奶到这里来。到她的生日，他们送她鲜花和礼物。
因此卡西密尔不甚恐惧，差不多有把握地问他的父母是否赞成他和玛妮雅订婚。
回答倒很快，父亲大发脾气，母亲几乎晕过去。
他，卡西密尔，他们这家的孩子，竟会选中了一个一文莫名的女子，选中了一个不得不“在别人家里”做事的女子！他很容易娶到当地门第最好而且最有钱的女子！他疯了么？
转眼之间，在这个一向自夸把玛妮雅当作朋友看待的人家里，社会界限竖立起来了，无法越过。玛妮雅不能作出离开Z 家的决定，她怕使她的父亲不安，而布罗妮雅的积蓄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记忆中的东西，现在是玛妮雅和她的父亲供给布罗妮雅在医学院求学，她每月给姐姐寄15卢布，有时寄20卢布，这差不多是她的工资的一半。到什么地方还能找到这种待遇？
她与Z 家的人没有直接解释，没有痛苦的争论；那么不如忍受这次屈辱，留在斯茨初基，好像不曾发生什么事一样。
恋爱的结果不幸，智力的梦想失望，物质的景况极其困难。玛妮雅试图忘记自己的命运，忘记自己永远陷进去的这个泥淖。她转向家里的人，不是请求他们帮助，也不是向他们诉苦；每一封信里她都尽量提出劝告，答应给予帮助。她愿意家里人都过上很好的生活。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拿到养老金之后，开始设法找报酬高的职务。他想帮助他的女儿们。1888年4月，他接受了一个既讨厌又麻烦的位置：管理离华沙不远的斯图德西尼茨地方的一个儿童感化院。那里的空气和环境都令人不愉快，什么都不好，只是工资比较高，这个极好的老人从中提出一部分月薪，供给布罗妮雅求学。
布罗妮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嘱咐玛妮雅不要再寄钱给她。第二件事是请她的父亲此后由每月寄去的40卢布中留下8卢布，用来一点一点地归还她妹妹寄给她的那笔钱。从这时候起，玛妮雅的财产才由零开始增加这个医科学生写信，还由巴黎带来了别的消息。
她正在工作，她的考试很成功，而且她正在恋爱！她爱一个波兰人，叫作卡西密卡·德卢斯基，是她的同学，品质很好，令人喜欢，唯一不方便的特点只是不许他住在俄属波兰，他若回来，政府就要放逐他。
玛妮雅在斯茨初基的工作，到1889年也行将结束，从圣诞节起Z 家就用不着她了，她必须另找位置。这个年轻的家庭女教师已经有了一个位置在斟酌中，华沙大实业家之一F 家请她去。这总算是一种改变，而玛妮雅是如此强烈地需要这样的改变！
这是她初次也是末次遇到奢侈生活！夫人很优待她，所以这种接触并不讨厌；F 夫人被这个“非凡的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迷住了，到处称赞她，并且要她参加所有的茶会，要她参加所有的舞会突然一声霹雳：一天早晨，邮递员送到一封巴黎来信。这封写在四方纸上的可怜的信，是布罗妮雅在解剖室里上两次课之间草草写的；这个高尚的女子提议请玛妮雅下一年到她的新家庭里去住！
可惜布罗妮雅缺少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她太穷了，没有力量为她的妹妹付旅费，不能强迫她的妹妹上火车。后来决定，玛妮雅先履行F 夫人家的聘约，再在华沙住一年。她要在父亲身边生活，她父亲在斯图德西尼茨的职务新近解除了。她可以教课，增加她的积蓄，然后再动身经过了乡间的蛰伏状态和F 家的浮华纷扰之后，玛妮雅又回到她感到亲切的环境中：自己的家，老教师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在身边，流动大学又对她打开了神秘之门；还有一件无上快乐的，也是极重要的事情：玛妮雅生平第一次进入了实验室！
在克拉科夫大道66号，一个种着丁香花的院子的尽头，有一座两层的小建筑，只有极小的窗户透进光线。这个地方夸大地叫做“工农业博物馆”， 这样虚夸而且含糊的名称，是专为哄骗俄国当局的一个外表，因为“博物馆”决不会引人怀疑！在一个博物馆里教波兰青年学科学，谁也不会加以干涉玛妮雅的表兄约瑟夫·柏古斯基，是这里的领导人。
到夜间很晚的时候，玛妮雅才遗憾地离开静电计、试管和精密天平，回到家里，脱去衣服，在她的窄床上躺下。但是她不能入睡。一种激动人心的兴奋使她睡不着，这种感觉是她从来不曾有过的；她长久以来不明确的使命，现在就像受到一种神秘的命令驱使那样呈现出来。这个青年女子突然感觉到迫不及待，感到烦扰。玛妮雅把“工农业博物馆”的试管拿在她那美丽的巧手里的时候，就神奇地又回到她童年时期的依稀的回忆中了：想到她父亲的那些物理仪器，那些总放在玻璃匣里不动，而且她总想拿来玩的东西。她已经重新结牢了自己的生命之线。1891年9月，玛妮雅在喀尔巴阡山的察科巴纳度假，她要在那里与卡西密尔·Z 会面。但是在察科巴纳，两个青年人在山中的两次散步中，已经进行了决定性的交谈。由于那个大学生又对玛妮雅吐露他已说过上百次的犹疑和恐惧，玛妮雅产生了厌烦。
1891年9月23日，玛妮雅由华沙向布罗妮雅写信，请求到巴黎去使精神恢复平衡。
不久，被褥已经运走，箱子已经托运，这个旅行者还剩下一些各式各样的粗重包裹，这是她在路上的伴侣：三天在火车上的食物和饮料、坐德国火车时要用的折椅、书籍、一袋糖果、一床毯子。
《居里夫人》第三章巴黎岁月
来源：百度文库 文章作者：埃里·居里 2010-08-05 1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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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第三章 巴黎岁月
第三章 巴黎岁月
玛妮雅刚刚在那浓烟弥漫的巴黎火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忽然离开了她，她的肩膀舒展了，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妮雅还是头一次。玛妮雅住进了布罗妮雅的家。
因为她很兴奋，她觉得事事无不稀奇：在行人道上逍遥散步的人们能用他们愿意用的言语说话，是稀奇事；书店能不受限制地卖世界各地的书籍，也是稀奇事而最稀奇的，乃是那些微微斜向市中心的平直大路引着她，走向一所大学敞开的大门。
这是一所多么著名的大学啊！这所最著名的大学，几世纪以前人们就把它形容作“宇宙的缩影”， 路德说过 ：“最著名、最杰出的学校是在巴黎，它叫做索尔本！”
这次经历简直就是一篇神话，那辆缓慢、颠簸而且寒冷的公共马车，无异于一辆魔车，正把这个可怜的金发公主由她的贫寒住处送到她梦里的宫殿去。
这辆四轮马车走过塞纳河，周围的东西都使玛妮雅心醉：那条雾蒙蒙的河的两个支流，那些庄严而又优美的岛屿，那些古迹，那些广场，在左边的圣母教堂的那些塔。走上圣米雪尔大道的时候，驾车的马放慢了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就是那里！到了！这个女学生拿起她的皮包，提起她那沉重的毛料裙子的裙褶，匆忙中，她不留意撞了邻座的一个人，她羞怯地用迟疑的法国话道了歉。然后，由车顶急急走下梯级，到了街上，脸色紧张，向那座宫殿的铁栅跑去。
这座知识殿堂中，在1891年的时候，样子很特别，六年以来索尔本一直在改建，现在像一条正在换皮的巨蟒。在那很长的、颜色很白的新正面后边，邻近黎塞留时代的老朽建筑的工地上，不断传出鹤嘴锄的撞击声。这种忙乱情况，使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混乱。在工程进行中，由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上课；在圣雅克弃置的旧屋里，不得不设了几个临时实验室。
这个青年女子，用她一卢布一卢布积蓄起来的一点钱，取得了听课的权利；她可以由布告上的复杂时间表里列着无数课程中，选她愿意听的课。她在那些“实验室”里有了自己的位置；那里有人领导，有人指导，她可以不必盲目摸索着运用各种仪器做简单试验了。玛妮雅现在是理学院的学生了。
事实上，她已经不再名叫玛妮雅，也不名叫“玛丽亚”了，她在入学注册单上是用法文写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但是因为她的同学不会说“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个很难说的字，而这个波兰女子不肯让人随便叫她玛丽，她就很神秘地没有名字。一些年轻人在那个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常常遇着这个女子，衣服穿得朴素寒俭，脸上神气沉静严肃，头发柔软而且光亮；他们都觉得惊讶，转过身来，彼此问着：“这是谁？”回答总是空泛的 ：“这是个外国人她的名字简直没法儿念！上物理课的时候，她永远坐在第一排她不大说话”那帮年轻人都用眼睛追随她，直到她那优美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然后说了一句结论：“美丽的头发！”
有很长的时候，索尔本的学生们，只认识他们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和斯拉夫式的头。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不感兴趣。
她被几个严肃的先生迷住了，这些人的头衔是“最高学府的教授”， 她要夺取他们的秘密。依照那个时代的可敬的规矩，他们上课都打白领带、穿黑礼服，衣服上总带着粉笔灰。玛丽就看着这些庄重衣服和灰色胡须过日子。
前一天是李普曼先生的课，极有分量，极有条理。
昨天她听布提先生讲课，他那像猿猴的头里装满了科学的宝藏。玛丽愿意听所有的课程，愿意认识那张白纸布告上列着的23位教授。她觉得似乎永远不满足她心里的焦渴。
在开始几个星期里，她遇到了一些没有料到的障碍。她认为自己精通法文，她错了；常有整个句子因为说快了听不清楚。她认为自己受过充分的科学教育，能够轻易地跟上大学的功课；但是她在“普沙兹尼士附近斯茨初基”那个乡下地方独自进行的研究，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通信得来的知识，在“工农业博物馆”里碰运气做的实验，都不能代替巴黎中学毕业生的扎实的教育，玛丽发现她在数学和物理学知识上有极大的缺陷，为了要得到她时时刻刻羡慕着的理学士的华贵头衔，她必须努力用功！
这天是保罗·阿佩尔讲课，解释很清楚，说法很别致。玛丽到得很早。这个波兰女子坐在凳子上，脸上带着赞赏的微笑，她那饱满的宽宽的前额下面，极浅的灰色眼睛发出幸福的光芒。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不变定律更醉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定律的人类智慧更神妙？这些非凡的现象，以和谐的原则彼此联系；这种次序，表面上无次序而实际上有次序；与它们相比，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这个青年女子的灵魂中涌现一种冲动，要向那无穷无尽的知识前进，要向物质和物质的规律前进；只有爱的感觉能与她这种感觉相比拟。
“我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
听见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
玛丽感到幸福极了。
玛丽热烈地投向新生活为她提供的一切。她如饥似渴地用功，并且发现有了同伴的愉快，发现大学学习造成的团结一致的愉快。但是她仍很羞怯，不敢与法国人结交，而只与自己的同胞为伍。
这些贫穷的青年人组织聚会和圣诞夜餐会，一些好意的厨子给夜餐会做华沙菜：浅紫色的热巴尔什茨、磨菇白菜、塞肉的白斑狗鱼、罂栗子糕、几杯伏特加、很浓的茶还有戏剧表演，由一些业余演员表演喜剧和正剧。这些晚会的节目单是波兰文印的！用象征的图画作装饰：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有一所茅屋，底下有一个顶阁，里面有个沉思的男孩在低头看书末了是个圣诞老人由烟囱向一个实验室里倒科学书籍。
前面是一个空钱袋，一些老鼠正在咬它玛丽参加了这些庆祝。她没有工夫学扮演或在喜剧里担任角色，可是在雕刻家瓦斯科夫斯基举办的爱国晚会中，她被选为舞台造型《波兰打破枷锁》的主角。
那天晚上，这个严肃的女学生成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女子。她穿了一件老式的衣服，周身垂着民族色彩的长纱，金色头发从她那斯拉夫式坚定的脸庞两边披下来，随意地垂在她的两肩。那些波兰亡命者，在这折纹重叠的石榴布料的衣裳里看见了他们民族的形象。
在布罗妮雅家的一场家庭紧急会议决定玛丽搬到拉丁区去住，靠近大学、实验室和图书馆。德卢斯基夫妇坚持要借给这个青年女子几法郎，作为搬家费用。
第二天早晨玛丽就开始找房，去看每一所出租的顶楼。
她离开屠宰场区的住房，觉得很懊恼；这个地方的风景虽然很平庸，房子里却充满了温情、勇敢和善意。玛丽和卡西密尔·德卢斯基的感情像是兄妹，这种感情终身不变。玛丽和布罗妮雅之间，许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很伟大的精神：牺牲、忠诚、互助。
布罗妮雅正怀着孕，身体很沉重，仍然亲自捆扎她妹妹的一点可怜的所有物，把它们堆在一辆手车上，以便短途搬运。然后，卡西密卡和他的妻子又上了那著名的公共马车，由一辆马车的顶层换到另一辆马车的顶层，隆重地伴送“小东西”到她的学生住房去。
她的生活实在也不得不像修道士的生活那样简单。
自从玛丽自动放弃了德卢斯基家供给她的食宿，就不得不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她的进款分成一小笔一小笔来支出，她有一点积蓄，她父亲给她每月寄来40卢布。
在1892年，一个异国女子怎么能够一个月只用40卢布在巴黎过不太难堪的生活呢？这只合三个法郎的一天，而她必须支付自己的衣、食、住、书籍、纸墨等费用，还须缴大学学费。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问题是玛丽不能解决的。她有意地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中除去，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与别人接触。同样她断定物质生活毫不重要，认为这种生活并不存在。依据这种原则，她给自己安排一种斯巴达式的不近人情的奇趣的生活。
福拉特路，柏特华雅大道，佛扬替纳路所有玛丽住过的屋子都同样便宜，同样不舒服。第一处是在一所带家具的破旧房子里，许多学生、医生、附近驻军的军官住在里面。后来这个青年女子要得到安静，便租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住房的顶楼，像是仆人的住房。她用15或20法郎一个月找到那样极小的一间屋子，斜屋有一个天窗透进光线，而且由这个“鼻烟匣”向外望，可以看见一方天空。屋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
玛丽用她所有的东西布置这个地方：一张折叠铁床，上面铺着她由波兰带来的褥子；一个火炉，一张白木桌，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一个脸盆；还有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值两个苏的灯罩；一个水桶，她用来到楼梯平台的水龙头那里去装水；一个碟子大小的酒精炉，三年里她就用它做饭；两个碟子，一把刀，一把叉，一个汤匙，一个杯子，一个有柄平底锅；最后是一把开水壶和三个玻璃杯。德卢斯基夫妇来看她的时候，她就照波兰规矩，用这三个玻璃杯倒茶。在她接待客人的时候还是很殷勤的。
她没有仆人，一天来一小时打扫屋子的女工费用，已远远超过她的支出预算。在琐碎的实用专长方面，她只会一件事——缝纫。
玛丽不承认自己会冷会饿。她不去烧那装着弯曲烟筒的火炉；在写数字和方程式的时候，她不知不觉地手指渐渐麻木，两肩也颤动起来。有一碗热汤，有一块肉，她的体力就可以恢复；但是玛丽不会做汤！
她不能用一个法郎再费半小时工夫去做肉片！她差不多没有进过肉铺，更不用说饭馆，那太贵了。一连几个星期，她只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喝茶；当她想打一次牙祭的时候，她就到拉丁区的一家小饭店去吃两个鸡蛋，要不然就买一块巧克力糖，或者一个水果。
这种饮食，使几个月前离开华沙时气色很好的健壮女子很快就患了贫血。她时常由书桌前一站起来就头晕，刚刚抢到床前躺下，就人事不省。醒过来的时候，她自问为什么昏过去；她觉得自己有病，但是她对于疾病也和对于别的事情一样，极为轻视。她一点没有想到，她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晕倒的，也没有想到她唯一的病乃是饥饿。
她不向德卢斯基夫妇夸说这种绝妙的生活办法。
每次她去看他们，他们问她烹调手艺进步如何，问她每天的食谱，她总是以单音字回答。若是她的姐夫说她气色不好，她总坚持说是因为用功过度——事实上，她也确认为这是唯一使她疲倦的原因。然用，用一个表示不关心的手势，推开这些忧虑，开始和她的外甥女玩，这是布罗妮雅的女儿，她很爱这个小孩。
可是有一天，玛丽在一个同伴面前晕倒了，那个女子赶紧跑到德意志路去。一小时后，卡西密尔登上楼梯，进了顶楼。这个青年女子，面色有点苍白，已经在读第二天的功课了。他检查他的小姨，尤其注意察看那干净的碟子和空的平底锅，在全屋子里只找到一种食物：一小包茶叶。
最后玛丽不得不说实话了：从前一天晚上起，她只啃了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她用功到清晨三点钟，睡了四小时，就到索尔本去。她回到家里，吃完剩下的小萝卜，然后就晕过去了。
20分钟后，玛丽一口一口地咽下卡西密尔命令给她预备的药：一大块带血的烤牛肉和一盘油煎的脆马铃薯。好像奇迹一般，她的脸上有了血色。当晚十一点钟，布罗妮雅亲自到她给妹妹放了一张床的屋子里去熄灯。几天工夫，因为吃得好，照顾得好，玛丽经过适当治疗，体力恢复了。然后，牵挂着快要举行的考试，她又回到了楼顶，答应他们说她从此懂事。
但是，第二天她又开始喝风过日子。
一个学士学位是不够的！玛丽决定考两个学位：一个物理学学位，一个数学学位。她以前订的要求很低的计划扩大并且充实起来，其速度快得她都没时间、更没有胆量向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透露。这个好人正在焦急地等着她回波兰，而且是在渺茫地感觉不安，他养育大了这个独立自主的女孩，她服从与牺牲了许多年，现在毛羽一丰就自己飞了。
无论玛丽如何不爱交际，每天总不免要遇到一些人。有些小伙子对她很友善而且真挚。在索尔本，外国女子是很吃香的。这些贫苦女子差不多都有天才，她们由很远的地方到龚古尔兄弟称做“学问的奶娘”
的大学来，很引起法国青年的同情。这个波兰女子被笼络住了，她发现她的同伴大多数都是“苦学的人”
——都尊重她，而且愿意对她表示亲切，甚至于愿意极端亲切玛丽一定很美，因为她的朋友迪金斯卡小姐有一天甚至于威胁着要用她的伞，打开那些围着这个女学生的过于殷勤的爱慕者！迪金斯卡小姐是一个很可爱的热情女子，自告奋勇充当了玛丽的护卫。
这个青年女子让迪金斯卡小姐去抵御那些她不感兴趣的主动接近者，她自己则去接近那些不献殷勤并且可以一起谈功课的人。她在一堂物理课和一次实验中间，同那已经是教授的保罗·潘勒维闲谈，同让·佩韩和查理·谋汉——法国科学界的两个未来领袖谈话。这种交情是疏远的，玛丽没有工夫结交朋友和谈情说爱，她爱的是数学和物理学她的头脑很精确， 智力惊人地清晰，没有任何“斯拉夫式”的混乱能破坏她的努力。支持着她的是一种铁石般的意志，一种求完善的狂热情趣，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她有步骤地、耐心地达到她自己的目标；1893年，她先得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1894年，她又得到了数学学士学位。
七月到了，激动、匆忙、可怕的磨难，在那几个折磨人的早晨，玛丽同30个学生关在考场里，觉得神经紧张， 字都在她的眼前跳动， 有好几分钟工夫她不能读那与命运有关的题纸，不能认清一般考题和“讲义考题”的词句。考完之后，就是等候的日子，要按照成绩优劣，在梯形教室里宣读。玛丽挤在里面，与同考的人和学生家属混杂一起，等候主考人进来，一直被人挤着，推来推去。忽然安静下来了，她听见头一个念了自己的名字：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
没有人猜想得到她的激动。她从同伴的贺喜声中脱了身，从人群中逃脱，跑远了。现在假期已经开始，回波兰的时候到了，回家的时候到了。
贫寒的波兰人回家，是有固定的规矩的，玛丽都一一遵行了。她把床、火炉、用具都存放在一个夏天还有钱在巴黎留着住屋的同胞那里。她退掉自己住的顶楼，在永远离开它之前，她把它完全打扫干净，向她不会再见到的守门妇告别，买了一些预备在路上吃的食物，然后，计算一下她还剩多少钱，走进一家大商店去买一点小摆设和一条围巾出国的人带钱回家是可耻的！伟大的习惯、最高的礼节、法律，都要人用完所有的钱给家里的人购买礼物，然后一文不带在巴黎北车站上车。这不是聪明办法么？两千公里之外，在铁轨的那一端，有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约瑟夫和海拉，有一个家，有饿了可以任意吃饱的食物，还有一个女裁缝，只要花几个格罗齐就可以剪裁并且缝制衬衣和厚毛料衣服；这些衣服是玛丽11月回索尔本的时候要带去穿的！
但是每次到了秋天，玛丽必然产生同样的忧虑：那里去筹钱？怎样回到巴黎？40卢布接着40卢布，她的积蓄已经用完了；而且她一想到她的父亲为了要帮助她，连小享受都放弃了，就觉得十分惭愧。
到1893年，情形似乎是全无希望，这个青年女子差不多要放弃这次旅行了，这时忽然出现了一个奇迹。
去年用伞保护她，使她不受爱慕者包围的那个迪金斯卡小姐，现在又给她一次更适当的保护。她确信玛丽的前途不可限量，在华沙用尽一切办法，替玛丽请求“亚历山大奖学金”， 这种奖金是供给成绩好的学生在国外继续深造用的。
600卢布！够用15个月了！玛丽虽然很知道如何替别人求助，自己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求这种补助，尤其没有勇气去办必需的手续。得到之后，觉得眩晕迷惑，赶紧向法国飞去。
亚历山大奖学金来得正好！玛丽刻意节省，试着使那600卢布能多维持一些日子，以便在教室和实验室那种天堂里可以多留一段时间。几年之后，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进行一项技术研究，她又同样刻意节省，从这第一次收入中省出600卢布来，送交亚历山大奖学金委员会的秘书，这个秘书大吃一惊，因为委员会的纪录中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玛丽接受这笔奖学金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对她的信任的证据，当作信用贷款。在她那坚决的灵魂里，她觉得把这笔钱留得太久是不诚实的，因为这笔钱此刻也许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的救命圈。
玛丽后来大概还认识了别的快乐。但是在人与人之间无限亲切的时刻，甚至于在胜利和光荣的时刻，这个永远钻研不怠的学者从来不像在困苦和热心努力中那样自满，那样骄傲；她对她的贫寒引以自豪，把她独立生活于异域引以自傲。她晚上在她那可怜的屋子里灯下工作的时候，觉得她那还很渺小的命运，似乎已神秘地与她最为景仰的高尚生活联系起来了，她将成为过去的伟大的默默无闻的卑微者的同伴。有些人和她一样，他关在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也是离开他们的时代，才鞭策他们的才智超越已获得的知识范围的。
这英勇奋斗的四年，并不是玛丽·居里最快乐的日子，但是在她的眼里是最完美的日子，离她仰望的人类使命的极峰最近。一个人若是年轻而且孤独，完全专心于学问，虽然“不能自给”， 却过着最充实的生活。一种极大的热情使这个26岁的波兰女子能够无视她所忍受的贫困，能够安于她的贫贱生活。到后来，恋爱，生男育女，作妻子和作母亲的忧虑，一种繁重的工作的复杂性，将把这个幻想者重新送进实际生活。但是在此刻这个有魔力支配的时期中，她虽然比以后任何时期都穷苦得多，却像一个婴儿那样无忧无虑。她轻松地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翱翔，永远认为那是唯一的纯洁世界，唯一的真实世界！
在这样困苦的冒险中，决不可能每天都是极好的日子，常有意料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扰乱了一切安排，几乎无法补救。如不能克制的疲乏，需要治疗的短期疾病，此外还有别的不幸，而且是很可怕的不幸仅有的一双底子有几个破洞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不得不买新鞋。这就使好几个星期的预算被打乱，这一大笔开销不得不用尽方法弥补，在食物上节省，在灯油上节省。
或是冬天比较长，七层顶楼上冰冷，冷得玛丽不能入睡。她颤抖着，煤没有了但是这算什么？一个华沙女子会忍受不了巴黎的冬天么？玛丽再点上灯，四周看看，打开那口大箱子，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能穿多少就都穿上，然后再钻进被窝里去，把其余的衣服——她的衬衣和替换衣裳都堆在被上。可是天气还是太冷，玛丽伸出手臂，拉过那唯一的一张椅子，提起来压在成堆的衣服上，给自己一种有重量和暖气的幻觉。她一动不动地等待进入梦乡。这时，水桶里慢慢结了一层冰。
居里夫人》第四章居里夫人
来源：百度文库 文章作者：埃里·居里 2010-08-05 1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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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第四章 居里夫人
第四章 居里夫人
玛丽已经把恋爱和结婚从她的生活计划中划掉了。
这并不十分奇怪。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因为初恋而失望并遭受屈辱，便发誓永远不再恋爱；而一个斯拉夫女学生为知识方面的抱负所激发，尤其容易决定放弃一般女子的义务、幸福和不幸，以便从事自己认为适合的事业。在所有的时代中，热烈希望成为大画家和大音乐家的女子们，对于恋爱，生男育女、规范，都是轻视的。
玛丽自己建立了一个极端严肃的秘密宇宙，由爱好科学的情感支配。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亲切感，对于受压迫的祖国的依恋，也在这个宇宙中占有地位。这就是她的全部感情！其余都不足重，其余都不足道。
她独自住在巴黎，每天在索尔本和实验室遇见青年男子，她已经这样决定了。
她的梦想萦绕在她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她不知道闲暇和闲暇的危险。而她的自尊心和羞怯保护着她，此外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 先生家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坚强，使她坚持要保持独立。
一个有天才的波兰女子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留给工作，这并不可惊；但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有天才的学者，竟会为这个波兰女子留下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等着她，那就实在令人惊异了。
神奇得很，玛丽还在诺佛立普基路的住房里，梦想要到索尔本来求学的时候，比埃尔·居里已经在索尔本作出了几项物理学的重要发现，而由索尔本回到家里之后，竟在日记里写了这样几行伤感的话：“为生活而热爱生命，妇女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有天才的妇女很少。因此，当我们受某种神秘的爱所驱使，要走上某种反自然的途径时，当我们要把全部思想用于某种工作，远离我们所接触的人类时，我们就必须与妇女战斗。母亲最希望保有她对儿子的爱，即使他长成一个呆子，她也不顾；情妇要完全占有她的情人，觉得为一小时的恋爱而牺牲世界上最好的天才，也是一件当然的事。在这种战斗中，我们差不多永远不是她们的对手，因为妇女们有很好的于她们有利的理由：她们说是为了生命，为了天性，要试着把我们引回去。”
几年过去了，比埃尔·居里一直把身心都献给科学研究，他没有娶任何不值一顾的或漂亮的女子；他已经35岁，他谁也不爱。
他翻弄着他那搁了许久的日记，重读旧日所写的话，字迹已经褪色了，其中几个小小的字，充满了惋惜和莫名的忧伤，引起他的注意：“有天才的妇女很少。”
“我走进去的时候，比埃尔·居里正站在一扇对着阳台的落地窗前。虽然那时候他已经35岁，我却觉得他很年轻；他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的洒脱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引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1894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密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
这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在哪里做她的试验。
约瑟夫·科瓦尔斯基考虑了一会，对她说 ：“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他在娄蒙路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那里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明天晚上晚餐后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请这个年青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比埃尔·居里。”
这是平静的一晚。在那对青年夫妇的安静寓所里，立刻有一种好感，使这个法国物理学家和这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比埃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的庄严和温雅的洒脱风度。他的身材颇高，衣服剪裁得肥大，不甚入时，穿在身上宽大了些，可是显得很合适，无疑地，他颇有天然的优雅。他的手很长，很敏感。他那粗硬的胡须使他端正而且很少变化的脸显得长一点；他的脸很好看，因为他的眼睛很温和，眼神深沉、镇静，不滞于物，真是无可比拟。
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比埃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们的谈话起初很空泛，不久就成了比埃尔·居里和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科学对话。
玛丽尊敬地问比埃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结晶学的现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规律。这个物理学家想到，用术语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看见这个可爱的青年女子兴奋起来，能够了解，甚至于还正确、敏锐地讨论某些细节，这是何等稀奇这是何等快乐啊！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她迷惑，而毫不装模作样使她更显动人。他记起主人请他来和这个青年女子见面的时候，对他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事：“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他问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 ：“你将永远住在法国么？”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玛丽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用她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学位，就回华沙。我愿意在秋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设法使自己有点用处。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祖国。”
科瓦尔斯基夫妇加入谈话，话锋就转向俄国压迫所造成的痛苦情况。这三个离乡背井的人追怀故土，交换他们的亲朋的消息。比埃尔·居里惊讶地听着玛丽谈她的爱国责任，不知所以地觉得不满意。
他是个一心只想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想象不出这个具有特殊天赋的青年女子，怎么会想到科学以外的事；而她的前途计划，怎么会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他是一个有天才的法国学者，虽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深为国外同行所推重。1859年5月15日他生在巴黎的居维埃路，他是欧仁·居里大夫的次子，祖父也是医生。这一家原籍阿尔萨西亚，是新教徒，原是不大的资产阶级人家，传过几代之后，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比埃尔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行医，但是他极热心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关于结核接种的著作。
比埃尔·居里16岁就是理科业士，18岁是理科学士，19岁就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当了5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作，雅克也是一个学士 ，也在索尔本当助手；不久这两个青年物理学家就宣布发现一种重要的现象“压电效应”， 而且他们的实验工作使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许多用处的新仪器，叫做压电石英静电计，能把微量的电流，精确地测出来。
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增加了，亲密的程度加深了。比埃尔·居里已经成为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的俘虏，他服从她，听从她的劝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励得摆脱了自己的懒散，写出了有关磁性的著作，并且交出了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
玛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她似乎无意听这个学者不敢说出来的决定性的话。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在佛扬替纳路的屋子里，这也许是第十次了。那时正在6月中，将近黄昏时候，天气很好。桌子上，在玛丽预备不久应考用的数学书籍旁边，有一瓶白雏菊花，这是比埃尔和玛丽一起出去散步时采回来的。
比埃尔又有几次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作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步却不利。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在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华沙，至少去过夏天，也许永远不再离开。她答应与这个青年学者保持友谊——这已经不能使他满意了，此外没有许下他什么，让他失望着，她上了火车。
他的心随着她走，他愿意到瑞士去会她，因为她的父亲到瑞士去接她，要同她一起在那里过几个星期；或者是到波兰——他嫉妒的波兰去会她，然而这办不到于是他由远处继续写信请求她。在夏天几个月里，无论玛丽在什么地方——在克瑞塔兹、勒姆堡、克拉科夫、华沙总有一些字迹很拙而且很孩子气的信，写在便宜的信纸上，发信地址是理化学校，送到她那里去，试着说服她，引她回法国，告诉她比埃尔·居里在等她。
10月了，比埃尔·居里心里满怀幸福；玛丽已如约回到巴黎。人们在索尔本的课堂和李普曼的实验室里又看见了她。不过这一年，她相信是她在法国的最后一年——她不再住在拉丁区了。布罗妮雅在沙透敦路39号开设了一个诊所，给玛丽一间与诊病室接连的房子。因为德卢斯基一家住在拉维垒特路，布罗妮雅只白天到这里来，玛丽可以安静地工作。
在这所阴暗而且有点郁闷的住房里，比埃尔重复提出他那柔情脉脉的要求，他的倔强并不下于玛丽，只是方式不同！他和他的未来的妻子有同样的信念，只是更加完整，更加纯洁，毫无混杂成分。科学是他的唯一目标。他把感情的活动与思想上的主要愿望融合一起，所以他爱的经历是奇特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学者倾心玛丽是受到爱情的驱使，同时也是出于更加高尚的需要。
玛丽对布罗妮雅谈到她的迟疑，谈到比埃尔对她提出的自己移居国外的建议。她觉得没有接受这种牺牲的权利，但是比埃尔竟会有这种念头，使她大为不安。
比埃尔知道这个青年女子对德卢斯基说到他了，就试图从这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他遇见过布罗妮雅几次，就自己去找她，争取到了布罗妮雅的全面支持；他请她和玛丽到梭镇他的父母家里去。居里大夫的夫人把布罗妮雅引到一旁，用恳切动人的语调请她在她的妹妹跟前出力成全。
还须再过十个月，这个固执的波兰女子才肯答应和他结婚。
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霁雅，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她：“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玛妮雅已改姓了。
我将与去年我在华沙对你谈到的那个人结婚，从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命运注定我们彼此很深地依恋着，注定我们不能分开。“
比埃尔到玛丽的住所去接她。她们须在卢森堡车站乘车到梭镇，他们的父母都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在灿烂的阳光之下，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走过圣米雪尔大道。
走过索尔本的时候，在大学理学院门口，玛丽把她的伴侣的胳膊握得更紧一点，且看到他的眼神是那么明亮，那么平静。
比埃尔和玛丽的共同生活，在开始的日子里是很别致的他们骑着有名的自行车，在法兰西岛区的路上漫游；用载物架上的皮带紧紧捆了几件衣服，因为那一夏多雨还不得不买两件胶布长斗篷。他们坐在树林中空地的苔藓上，吃一点面包、干酪、梨、樱桃当作午餐。每晚随便到一个陌生的客店里去投宿，在那里他们能喝很浓的热汤。他们独处于田野之夜的虚假的沉寂中，时常有远处的犬吠、鸟的低鸣、猫的狂叫和地板的引人注意的吱嘎声冲破这种沉寂。
他们想探查丛林或岩石时，就暂时中止自行车旅行，而去散一次步。比埃尔极爱乡村，毫无疑问，他的天才需要这种安静的长久散步，散步的平均节奏有利于他进行思考。
1895年夏天的几次旅游 —— “新婚旅游”，比他以前的旅游更甜蜜，爱情增加了这些旅游的美丽，并且加强了它们的乐趣。这一对夫妇只花几法郎付村里的房钱，踩几千下自行车的脚蹬，就可以过几天几夜的神仙生活，就可以享受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宁静的快乐。
快到八月半的时候，这一对夫妇在商提宜附近一个别墅里住下了。这个别墅也是布罗妮雅发现的，她把这个幽静的住处租了几个月。同比埃尔和玛丽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老德卢卡夫人、卡西密尔、布罗妮雅、他们的女儿艾兰娜——绰号叫“禄”。 斯可罗多夫基教师和海拉已经延长了留在法国的期限，也住在这里。这所颇有诗意的房子，藏在树林中，与外面隔绝，树林里满是野鸡和野兔，地上盖满了铃兰花的叶子，真是可爱极了；而住在里面的两个民族、老少三代人的情谊，也真是好极了比埃尔·居里得到了他的妻族的永久爱慕。他同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谈科学，同小“禄”很严肃地交谈，小“禄”刚三岁，好看，滑稽，愉快，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居里大夫和夫人有时由梭镇到商提宜来看他们，大桌子上就又添了两份餐具，话谈得很热烈，由化学说到医学，再说到儿童教育，由社会思想泛论到法兰西和波兰的一般观念。
这对新婚夫妇在十月搬到格拉西埃尔路24号去住，这所住房很不舒适，唯一可爱之点，乃是从窗户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大花园的树木。
玛丽和比埃尔根本就不去装饰这三间小屋子。居里大夫提议给他们几件家具，他们不肯要；因为添一件长沙发或一把扶手椅，每天早晨就多一件东西要掸灰尘，在大扫除的日子就多一件东西要擦亮，玛丽办不到，她没有工夫！再说，长沙发和扶手椅有什么用处？这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不请人聚会也不接待宾客。
若有讨厌的人爬上五层楼，要到这个小巢来扰乱这对夫妇的生活，走进这间四壁萧然、只有一个书橱和一张白木桌的夫妻工作室，一定会很打兴；桌子一头是玛丽坐的椅子，另一头是比埃尔坐的椅子，桌子上是一些物理学的专门书籍、一盏煤油灯、一把花，此外别无他物。最大胆的客人，看见那两张椅子没有一张是给他预备的，看见比埃尔和玛丽的客气而含着惊讶的目光，也只好快逃一天八小时进行科学研究，两三小时料理家务，这还不够；到了夜晚，玛丽·居里先生在帐薄中“先生费用”和“夫人费用”两个堂皇的栏目下面记上每日支出，然后坐在白木桌的一端，专心预备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考试。比埃尔在煤油灯的那一边，埋头制定他在理化学校的新课程的教学大纲。
婚后第二年，除了玛丽因怀孕而感到不适外，健康状况与第一年没有什么不同。居里夫人愿意有个小孩，可是这样难受，不能照旧不疲倦地在仪器前研究钢铁的磁化作用，真是使她烦恼。她在9月12日生了女儿伊雷娜，一个美丽的孩子，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居里大夫负责助产，玛丽咬紧了牙关，不哼一声。
这次分娩没有怎么声张， 也没有多费钱。在帐簿上看到，9月12日那一天在特殊用费项下记着：“香槟酒，三法郎。电报，1法郎10生丁。” 在疾病项记着：“医药和看护，71法郎50生丁，”居里一家在9月中的总支出是430法郎40生丁。支出增加了，玛丽在430法郎这个数目底下，画了两条很粗的线，表示愤慨。
不久，玛丽遵照医生的明确嘱咐，不再给她的女儿喂奶；但是她在早晨、中午、晚间、夜里仍替伊雷娜换衣服、洗澡、穿衣服。乳母带着小孩在蒙苏利公园散步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母亲正在实验室的仪器前面忙碌，并且起草她的磁化研究报告，后来在“全国工业促进协会报告书”上发表。
玛丽·居里的第一个孩子和第一次研究成果，同年出世，相隔仅三个月工夫这个波兰女子在1891年11月的那天早晨，带着几个包裹，坐三等车到了巴黎北站。从那时候起，她走了多么远的路啊！她经过了大学学习阶段和结婚生女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发现了物理学、化学和妇女的全部生活。她战胜了大小阻碍，而从来没有想到，她所完成的事业需要无比的坚忍，需要过人的勇气。
这些斗争和这些胜利使她身体上发生以改变，给她塑成了一个新的面貌。看玛丽·居里刚过30岁的时候照的相片，不能不感动；以前那个健壮而且略显矮胖的女孩，已经变成一个清灵的妇人。有人想说：“这是一个多么动人、奇特而且美丽的妇人啊！” 但是不敢说出口，因为她那极饱满的额部和向另外一个世界望去的眼光，会镇住他。
居里夫人与荣誉有约会。她使自己变得很美。
居里夫人》第五章镭的发现
来源：百度文库 文章作者：埃里·居里 2010-08-05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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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第五章 镭的发现
第五章 镭的发现
这个年轻的妻子料理家务，给她的小女儿洗澡，并且把平底锅放到火上而在理化学校的那个简陋的实验室里，这个女学者又做出了近代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
两个学士学位，考取大学毕业生在中等教育界任职的文凭，一篇回火钢的磁化作用专论，这些是玛丽到1897年年底的活动总结。分娩后刚刚复元，她就回去工作。
按照合乎逻辑的发展次序，她的事业的下一步，当然是考博士学位：为了这一件事，她踌躇了好几个星期。她必须选一个充分发挥的新颖的研究题目。玛丽细读物理学方面最新的著作，想找出了一个论文题目。
在讨论这个重大问题的时候，比埃尔的劝告很重要。他是玛丽的实验室主任，是她的“保护者”， 而且他的年纪比较大，经验也丰富得多。在他身边，玛丽总认为自己有点像个学徒。
她像一个计划走远路的旅行者；这个旅行者低头看着世界地图，发现遥远国度里有个奇怪的地名激发了她的想象力，便忽然决定到那里去，而不到任何别的地方去。玛丽翻阅最近的实验研究报告，注意到一个法国物理学家亨利·柏克勒尔前一年发表的一些著作。比埃尔和她已经看过这些著作，现在她再读一遍，用她习惯的谨慎态度加以研究。
自从伦琴发现X 射线之后，亨利·普安加瑞就有意研究，与X 射线类似的别种射线是否是“荧光性”
物质在光的照射下放射出来的。亨利·柏克勒尔也注意同样的问题，他观察到了一种“稀有金属”——铀盐；但是没有得到他预测的现象，却观察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并且不可解释的现象：铀盐自发地放射出一种性质不明的射线，不必先受光的照射。把铀的一种化合物放在黑纸包的照相底片上，它可以透过黑纸使底片感光；这种奇怪的“铀”射线和X 射线一样，能把周围空气变为导电体，使验电器放电。
亨利·柏克勒尔肯定这种特性并不取决于预先的日光照射；把铀的化合物放在黑暗中很久，这种特性依然存在。他发现了后来玛丽·居里叫做放射性的现象，但是这种放射性的来源还是一个谜。
柏克勒尔发现的射线引起了居里夫妇极大的兴趣。
铀化合物不断地以辐射形式发出来的极小能量，是从哪里来的？这种辐射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极好的研究题目，极好的一篇博士论文！因为这个题目还是个未经开发的领域，对玛丽更有吸引力。柏克勒尔的著作是新的，据她所知，欧洲所有的实验室中还没有人深入研究铀射线；全部关于这个题目的书籍，只有亨利·柏克勒尔在1896年提交科学院的几篇学术报告，玛丽只能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这样大胆地去从事一种冒险，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是令人兴奋的！
剩下的问题只是要找个地方，使玛丽能进行试验，而困难就从这里开始。比埃尔向理化学校的校长请求了好几次，得到了一个很一般的结果：玛丽可以自由使用一间在学校大楼底层装有玻璃的工作室。这是一间贮藏室和机器房，狭小局促，潮湿得冒水，技术设备很简陋，舒服更谈不上。
这个青年妇女并不气馁。虽然没有专用的电气设备，也没有开始科学研究所需的一切材料，她仍找到了办法能在这间陋室里运用她的仪器。
这很不容易。精密仪器有许多阴险的仇敌——潮湿和温度的变化。这间小工作室的气候对于灵敏的静电计是致命的，对于玛丽的健康也颇有妨害不过这无关紧要。这个女物理学家觉得太冷的时候，就在她的工作笔记本上记下摄氏温度计指明的度数，作为报复。在公式和数字之间，1898年2月6日的记载是“温度六度二十五分。”
六度，这真是太低了！玛丽加上了十个小惊叹号，表示她的不满。
这个博士应考人第一关心的测量铀线的“电离能力”， 即铀射线使空气变为导电体并使静电计放电的能力。她所使用的那种极好的方法，原是她熟悉的两个物理学家——比埃尔和雅克·居里以前为研究别种现象而发明的。玛丽用的设备由一个“电离室”、 一个居里静电计和一个压电石英静电计组成。
几星期后有了初步结果：玛丽断定这种惊人的辐射的强度与检查过的化合物铀的含量成正比；这种辐射，可以精确测量， 不受化合情形或外界环境——“照度”或温度的影响。
这些发现外行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于学者们却有极大的吸引力。物理学上常有一种不可解的现象，经过几次研究之后，却可以归入以前已知的定律，这么一来研究者也就立刻失掉对它的兴趣！
玛丽的研究绝不是这样。她越深入研究铀射线，越觉得它不寻常，具有一种未知的性质，同任何东西都不相象，也不受任何东西影响。虽然它的能量很弱，却有一种特殊的“个性”。
她对这种奥秘反复思考，追求真相，同时加快步伐，不久就确定这种不可解的辐射是一种原子的特性。
她又自问：虽然只观察到了铀有这种现象，但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铀是可发出射线的化学元素。为什么别的物质却没有同样的能量呢？射线先在铀里发现也许是偶然的，物理学家心里就把它与铀连在一起了，现在应该在别的地方去找它。
想到了立刻就做！玛丽扔下了对于铀的研究，决定检查所有已知的化学物质；不久就有了结果。另外一种物质——钍的化合物，也自发放出射线，与铀射线相似，强度也相似。这个青年妇女有了很清楚的观念，这种现象决不只是铀的特性，必须给它一个不同的名称。居里夫人提议把它叫做放射性。铀和钍这些有特殊“辐射强度”的物质，就叫做放射元素。
放射性简直迷住了这个女物理学家，她毫不疲倦地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各种极不相同的物质。在玛丽的性格里，好奇心，女人的非凡的好奇心，学者的第一种美德，发展到了最高度。她不限于观察盐类和氧化物这些简单化合物，她忽然想要把在理化学校采集的矿物加工成各种标本，当作消遣，用静电计把它们用于海关检查。比埃尔赞成她的意见，并且帮助她挑选硬的、最容易碎的、奇形怪状的矿脉碎片。
玛丽的见解很简单，像天才的偶然发现一样简单。
居里夫人站在那里的十字路口，有几百个研究者曾经停留过许多月，或许多年。他们检查所有已知的化学物质之后，像玛丽一样发现了钍射线，仍继续无结果地自问这种神秘的放射性是由哪里来的。玛丽也是这样自问，也觉得惊异，但是她的惊异转化成了有结果的行动，她已经用尽所有明显的可能性，现在要转向深奥的、未知的东西。
她先就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她以为自己知道检查矿物的结果是什么：不含铀或钍的标本，一定显得完全“不放射”； 含铀或钍的矿物，一定有放射性。
事实证明了这种预料。玛丽抛开那些不放射的矿物，专心研究其余的矿物，并且测量它们的放射性。
测量中有了一个戏剧性的发现：这种放射性的强度，比通常根据其中铀或钍的含量预计的强度大很多！
这个年轻的妇女想 ：“这一定是试验的错误”
学者们对于出乎意料的现象的第一个反应，总是怀疑。
玛丽毫不动摇地重新开始测量，用同样的产物，重复测量了十次，二十次。她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在这些矿物中的铀和钍的含量，决不能解释她观察到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辐射强度。这种反常的而且过度的放射性是哪里来的？这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些矿物一定含有少量的一种比铀和钍的放射性强得多的物质。
但是，这是什么物质？玛丽在以前所作的试验中，已经检查过所有已知的元素了。
这个女学者以极伟大的心智所特有的把握和极大的勇气，回答了这个问题。她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假定：这些矿物一定含有一种放射性物质，它是今日还不知道的一种化学元素——一种新物质！
玛丽的直觉告诉她自己，这种未知的物质一定存在，她也已经宣布了它的存在；但是她还须打开它的秘密。现在她必须以实验证实假定，必须把这种物质分离出来，必须做到能够公布：“它在这里，我已经看见它了。”
比埃尔·居里热切地关注他的妻子的实验的迅速进展，他虽然没有直接加入工作，可是时常以他的意见和劝告帮助玛丽。鉴于所得到的结果的惊人重要性，他决定暂时停止自己在结晶体方面的研究，把他的力量用来与玛丽一同找寻这种新物质。
现在奋斗的力量加了一倍，在娄蒙路的潮湿的小工作室里，有两个头脑、四只手在找寻那种未知的物质。从此以后，居里夫妇的工作中就不可能辨别哪一部分是哪一个人的成绩了，玛丽在选铀射线为论文题目时，发现了别种也有放射性的物质。她在检查一些矿物之后，已经能够宣布有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存在，它的放射性很强。这个结果的重要性，已经驱使比埃尔·居里中止他自己的完全不同的研究，而和他的妻子一起来离析这种元素。他们从1898年5月或6月开始合作，持续八年，直到突然发生了一件致命的意外事件，才残酷地破坏了这种合作。
居里夫妇在含铀的一种矿石——沥青铀矿里找寻这种“放射性很强的物质”，发现未经炼制的沥青铀矿的放射性，比其中所含纯二氧化铀的放射性强了四倍；但是这种矿石的成分已经精确地知道了那么这种新元素的含量一定很少，所以一直到当时学者们还没有注意到，严密的化学分析也没有发现它！
真正的物理学家在两种可能性中，总是采取不甚吸引人的一种；比埃尔和玛丽就是这样， 据他们的“悲观的”计算，这种新物质在矿石中的含量，至多不过百分之一。他们想这是太少了如果他们知道这种未知的放射性元素，在沥青铀矿里的含量只不过百万分之一，他们是何等沮丧啊！
他们耐心地开始探索，用的是他们根据放射性发明的一种方法：他们先依照化学分析的普通程序，把组成沥青铀矿的各种物质分开，然后逐一测量所分开的物质的放射性。连续淘汰几次之后，他们渐渐能够看出来那种“反常的”放射性，是隐藏在这种矿石的某几部分中。他们的工作愈向前进展，探索的范围就愈缩小。这正是警察使用的方法，他们总是把一个地区中所有各点逐一搜查，以期找到罪犯的踪迹并加以逮捕。
但是，这里面不只是一个罪犯，放射性主要集中于沥青铀矿的两个化学部分里面。居里先生和夫人认为这是有两种不同的新物质存在的迹象。到1898年7月，他们已经可以宣布发现了这两种物质之一。
比埃尔对他的年轻的夫人说 ：“你应该给‘它’定一个名字！”
这个原叫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的物理学家，默默地想了一会儿；她的心转向那已经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的祖国，她隐隐约约地想到，这件科学大事将会在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等压迫者的国家发表，于是她想把这种元素定名为“钋”， 因为“钋”元素的名词Ｐｏｌｏｎｉｕｍ的词根与波兰国名的词根相同。
在1898年7月科学院的《论文汇编》里，人们读到下面这一段：“我们相信我们从沥青铀矿中提取的物质，含有一种尚未受人注意的金属，它的分解特性与铋相近。如果这种新金属的存在确定了，我们提议把它定名为钋，这个字来源于我们之一的祖国的国名。”
这个名称的选定可以证明，玛丽虽然已经成了一个法国人和物理学家，并没有背弃她青年时期的热情。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点：她提交科学院的文章《论沥青矿中所含的放射性新物质》还没有在《论文汇编》上发表之前，玛丽已经把原稿寄回祖国一份，交给她从前作初步试验的工农业博物馆的实验室主任约瑟夫·柏古斯基。差不多在巴黎发表的同时，这篇文章在华沙的一个叫做《斯维阿特罗》的画报月刊上发表了。
玛丽和比埃尔·居里，还有一个合作者 G·贝蒙一同给科学院写报告，在1898年12月26日会议的《论文汇编》上发表。这篇报告宣布沥青铀矿里有第二种放射性化学元素存在。
下面是这篇报告里面的几行：“上述各种理由使我们相信，这种放射性的新物质里含有一种新元素，我们提议给它定名为镭。
这种放射性新物质的确含有很大一部分钡，虽然如此，它的放射性仍是很可观，足见镭的放射性一定是大极了。“
钋和镭的特性推翻了几世纪来学者们相信的基本理论。这些放射性物体的自发放射如何解释？这种发现动摇了全部已得概念，并且与已经根深蒂固的物质观念相反。因此，物理学家要保持谨慎态度，他们对于比埃尔和玛丽·居里的工作极感兴趣，但是还要等得到决定性的结果之后，再表示意见。
化学家的态度甚至更不含糊。依照定义，化学家对于一种新物质只有在看见了它，接触了它，称过它，检查过它，用酸加以对比，把它放在瓶子里，并且确定了它的“原子量”时，才相信它的存在。
直到现在，没有人看见镭，没有人知道它的原子量；因此，忠于原则的化学家的结论是：“没有原子量，就没有镭；把镭指给我们看，我们就相信你们。”
为了要把钋和镭指给不相信的人看，为了要向世界证实他们的“孩子”的存在，也为了要使自己完全有把握，居里先生和夫人还须工作四年。
他们的目标是要取得纯镭和纯钋。在这两个学者已经提炼成的放射性最强的产物中，这两种物质仍只有不易觉察的痕迹。
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学生生活中最愉快的时期，是在顶楼里度过的；玛丽·居里现在又要在一个残破的小屋里，尝到新的极大的快乐了。这是一种奇异的新的开始，这种艰苦而且微妙的快乐无疑地在玛丽以前没有一个妇女体验过，两次都挑选了最简陋的布景。
娄蒙路的棚屋工作室，可以说是不舒服的典型。
在夏天，因为棚顶是玻璃的，棚屋里面燥热得像温室。
在冬天，简直不知道是应该希望下霜还是应该希望下雨，若是下雨，雨水就以一种令人厌烦的轻柔的声音，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落在工作台上，落在这两个物理学家的标上记号永不放仪器的地方；若是下霜，就连人都冻僵了。没有方法补救。那个炉子即使把它烧到炽热程度，也令人完全失望，走到差不多可以碰着它的地方，才能感受一点暖气，可是离开一步，立刻就回到寒带去了。
不过，玛丽和比埃尔要习惯室外的严寒，这也是很需要的。他们的微不足道的设备，没有把有害气体放出去的叫做“通风罩”的装置，而且大部分炼制工作必须在院子的露天里进行。每逢骤雨猝至，这两个物理学家就狼狈地忙把设备搬进棚屋，大开着门窗让空气流通，以便继续工作，而不至于被烟窒息。
从1898年到1902年，居里先生和夫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第一年里，他们共同从事镭和钋的化学离析工作，并且研究他们所得到的活性产物的放射性。不久，他们认为分工的效率比较高，比埃尔·居里便试着确定镭的特性，以求熟悉这种新金属。
玛丽继续炼制，提取纯镭盐。
在这种分工中，玛丽选了“男子的职务”， 做的是壮汉的工作。她的丈夫在棚屋里专心作细致的实验。
玛丽在院子里穿着满是尘污和酸迹的旧工作服，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周围的烟刺激着眼睛和咽喉，她独自一个人操纵一个工厂。
但是镭要保持它的神秘性，丝毫不希望人类认识它。玛丽从前很天真地预料沥青的残渣里有含有百分之一的镭，那个时期哪里去了？这种新物质的放射性极强，极少量的镭散布在矿石中，就是一些触目的现象的来源，很容易观察或测量。最困难的，不可能的，乃是离析这极小的含量，使这与它密切混合着的杂质分离开来。
工作日变成了工作月，工作月变成了工作年。比埃尔和玛丽没有失掉勇气。这种抵抗他们的材料迷住了他们。他们之间的柔情和他们智力上的热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在这个木板屋里过着“反自然”
的生活，他们彼此一样，都是为了过这种生活而降生的。
这种放射性的新科学的发展有了一个惊人的开端，居里夫妇现在需要合作者。直到这时候，只有一个叫作伯第的实验室工人偶尔来帮一点忙。这个勇敢的人，在他工作钟点以外的时间，由于他个人的热心，差不多秘密地来与他们一起工作。但是他们现在需要杰出的技术人员。他们的发现在化学领域内有重要的进展，这是必须专心加以研究的，他们愿意与有能力的研究者合作。
玛丽仍继续一公斤一公斤地炼制沥青铀矿的残渣，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矿前后几次给她运来了好几吨这样的残渣。幸亏她有过人的耐性，四年来她每天同时是学者，是专业工人，是技师，也是苦力。而仗着她的脑力和体力，棚屋里的旧桌子上放着越来越浓缩的产物，所含的镭越来越丰富。
居里夫人即将达到目的；她已经不必站在浓烟弥漫的院子里注视那装满熔化材料的大锅。把那些放射性很强的溶液提纯，并把它们“分离结晶”的阶段到了，现在应该有很洁净的地方，应该有防寒、防热、防污极佳的仪器！这个简陋的棚屋，到处通风，铁屑和煤灰飞扬，混到小心提净的产物中去，使玛丽很失望。这种事情每天必有，费去她许多时间和精力，使她很伤心。
这种无休无止的奋斗，使比埃尔极为疲倦，他几乎要放弃它。他不是想放弃研究镭和放射性，但是他很愿意暂时放弃这项特定的工序：提炼纯镭。种种困难似乎无法克服。他们不能等将来在较好的条件下再继续这项工作么？他注重各种自然现象的意义，甚于注意它们的具体现实状况；他看见玛丽用尽力量所得的有限结果，觉得烦恼，劝她暂时休战。
他没有把他的夫人的性格估计在内。玛丽想离析镭，就一定要把它离析出来。她轻视疲倦，轻视困难，甚至于视轻她自己在知识上的欠缺；这种欠缺使她的工作更为复杂。无论如何，她还只是一个很年轻的学者，没有比埃尔由二十年工作中得来的广泛知识；有时候遇着她不大知道的现象或方法，还必须赶紧搜集资料。
毫无关系！在她那饱满的前额下面，闪射着顽强的目光；她在她的仪器旁，在她的烤钵旁坚持着。
1902年，在居里夫妇宣布镭可能存在之后45个月，玛丽终于打胜了这场消耗战：她提炼出一分克纯镭，并且初步测定了这一新物质的原子量为二二五。
那些不肯相信的化学家不得不在这些事实面前低头；不得不在一个妇女的过人的顽强性格面前低头。
镭正式存在了。
几个月以来使比埃尔和玛丽入迷的镭的真相，实际上比他们以前天真地希望着的样子还要可爱。镭不只有“美丽的颜色”， 它还自动发光！在这个黑暗的棚屋里没有柜子，这些零星的宝贝装在极小的玻璃容器里，放在钉在墙上的板子或桌子上；它们那些略带蓝色的荧光的轮廓闪耀在夜里的黑暗中。
她小心翼翼找到一张有草垫的椅子，坐下了。在黑暗中，在寂静中，两个人的脸都转向那些微光，转向那射线的神秘来源，转向镭，转向他们的镭！玛丽的身体前倾，热烈地望着，像观看她那睡着了的小孩那样投入。
她的同伴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
她永远记得看荧光的这一晚，永远记得这种神仙世界的奇观。
比埃尔和玛丽若是能够在那个简陋的实验室里，把他们的力量完全用于对付自然的引人入胜的奋斗，这两个研究者的生活一定是完全快乐的。可惜他们还须作别种奋斗，而在那些奋斗中他们并不是胜利者。
为了五百法郎一月的工资，比埃尔在理化学校里每年须授课一百二十小时，并且指导学生做实验。在他的研究工作之外，又加上了这种令人疲倦的教学工作。在居里夫妇没有小孩的时候，五百法郎足够家用；但是自从生了伊雷娜之后，雇了一个女仆和一个奶妈，他们的预算因此增加很多。比埃尔和玛丽开始奋斗，他们必须找到新进款。
这两个大学者，为了想得到他们缺少的一年两三千法郎，作了一些拙劣而且不幸的尝试。
比埃尔·居里在十月离开工艺学校，换了一个报酬比较高的工作，在居维埃路索尔本附设的P．C．N．学部任教。玛丽也尽她的一部分责任，申请到凡尔赛附近赛福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职。该校副校长给她送来了聘书。
他们不再希望过不那么艰苦的生活了。居里夫妇渴望的实验室既不能有，也就满足于在棚屋里进行实验；而他们在那个小木板屋里度过的积极工作的时光，聊可安慰他们在其他方面遭到的挫折。他们仍继续教学，心甘情愿地做去，毫无怨恨。许多年轻的小伙子感谢比埃尔，记得他教的课极生动，极清楚。有许多赛福尔女生对于科学的喜爱是玛丽培养的，这个拥有金色头发的教授的斯拉夫语音，把高深的论证讲得娓娓动听。
研究和工作使他们疲于奔命，废寝忘餐。玛丽从前规定的“正常”生活规则，以及烹饪治家的成绩，都被忘记了。这对夫妇并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仍旧使用着而且过度地耗费着他们那日渐衰退的体力。有许多次，比埃尔因为四肢突发不能忍受的剧痛，不得不卧床休息。玛丽有紧张的神经支持着，还不显衰弱。
她认为自己是坚不可摧的，因为她已经用轻蔑疾病和随随便便的日常生活，克服了她的亲属为她担心的结核病。但是从那本她按时记下自己的体重的小笔记本里，可以看出她的体重每星期减轻，在棚屋里过了四年，玛丽减了七公斤。他们的朋友常说她脸太苍白，气色不好；有一个青年物理学家甚至于给比埃尔·居里写了一封信，请他爱惜玛丽的身体，并且自己保重。
他这封信是居里夫妇的生活情况和为事业献身情况的惊人写照。
比埃尔和玛丽对于劝告和责备总是天真地回答说：“但是我们有休息时间，我们夏天休假。”
居里夫妇在1899年作了一次远游，这次远游使他们很快乐。玛丽结婚后第一次回到祖国，不是到华沙，而是到奥属波兰，到德卢斯基夫妇建立疗养院的察科巴纳。一群很亲密的人，就住在离泥瓦工工场很近的“埃瑞公寓”里。斯可罗多夫斯基教师也来了，他仍很灵活，这次看到他的四个儿女，四家人家聚在一处，这种福气使他返老还童了。时光过得多么快呀！
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华沙为当家庭教师而奔走，好像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现在约瑟夫是著名的医生，有妻子女儿；布罗妮雅同卡西密尔创立了疗养院；海拉在学校任教，工作很有成绩，她的丈夫斯塔尼斯拉斯·扎拉伊领导一家重要的照相企业。而这个玛妮雅在实验室里工作，并且已经发表研究成绩。
比埃尔·居里是这一群人里的外国人，备受关注。
他的波兰亲戚都以让他看波兰而感到自豪。
三年之后，在1902年5月，玛丽又登上火车返回波兰。来信告诉她，她的父亲突然患病，胆囊开刀，取出很大的结石。她先接到一些使她可以安心的消息，后来突然来了一封电报。这可完了。玛丽要立刻动身，但是护照的手续很复杂；等了好几天，那张官样文件才办妥。经过两天半的旅程，玛丽到了华沙，来到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居住的约瑟夫的家，但是太晚了。
想不到再看到父亲的脸，她简直受不了。在旅途中她知道他死了，就打电报求她的姐姐们暂缓把他下葬。她走进灵堂，只看见一具棺木和一些鲜花。她很奇怪地坚持要开棺，照办了。死者无生气的脸显得很平静，一个鼻孔流出来一点血，在脸上留下了一道淡淡的干血痕。玛丽对着这个脸告别并且请求原谅。她时常暗暗地责备自己不应该留在法国，这个老人原计划和她在一起度过余年，而她使他失望了。她在寂静中对着这个打开的棺木，低声自责，直到她的哥哥和姐姐们勉强使这令人痛苦的一幕停止。
玛丽心里有一个严格认真的魔鬼，她这样自己折磨自己是不公平的。她的父亲的晚年很快乐，并且因为她而更快乐。他一家人对他的爱，他作父亲和祖父所得到的满足，已经使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忘记了自己的不煊赫的一生的沧桑；而他的最终的、最大的快乐，是来自玛丽。钋和镭的发现，巴黎科学院《论文汇编》里署他女儿名字的惊人的学术报告，使这个物理学教师深为感动。他自己一生中日常工作太多，不能无牵无挂地从事研究。他一直随时注意他女儿的工作，他了解它的重要，料到它将来一定一鸣惊人。最近玛丽告诉他，坚持四年努力之后，她已经得到一点纯镭。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去世前六天，用颤抖的手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大不象他一向的美丽规矩的字迹。
比埃尔和玛丽在十月回到实验室，他们很疲倦，玛丽一面在那些研究上继续合作，一面撰写她提纯镭的工作的结果；但是她没有勇气，对于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她长久以来对自己神经系统所安排的可怕的生活方式，现在产生了奇怪的反应：她患轻微的梦游症，夜间毫无知觉地起来在房子里走动。
这一年有一些不幸的事发生，首先是怀孕，后来是早产，玛丽对于这次失望觉得很悲哀。
后来由波兰又传来坏消息：布罗妮雅的第二个孩子，一个男孩，患结核性脑膜炎，几天就死了。
这些哀痛已经使玛丽的生活罩上阴影，而偏偏又有一种更严重的忧虑来破坏它：比埃尔病了。他常感到剧痛，因为没有明确症状，医生们叫它风湿症，这种病残酷地打击着他，使他痛苦不堪，整夜呻吟，他那吓慌了的妻子守着他。
虽然如此，玛丽仍须在赛福尔教书，比埃尔仍须出题考问他那为数众多的学生，并且指导他们的实验。
这两个物理学家空自梦想着的实验室还远得很，可是他们仍须继续他们的细致的实验。
一次，只有一次，比埃尔说了一句诉苦的话。他用很低的声音说：“我们选择的生活太苦了。”
玛丽想驳他的话，但是她不能掩饰她的担心。比埃尔气馁到这种地步，是否因为他的力量已将用尽？
也许他得了某种可怕的不治之症？而玛丽自己能否克服她的极端疲劳？几个月以来，死亡这个念头就在这个妇人周围徘徊，困扰着她。
“比埃尔！”
这个学者吃了一惊，转向玛丽；玛丽痛苦地喊他，她的声音象是有人掐住了她的咽喉。
“怎么回事？亲爱的，你怎么啦？”
“比埃尔如果我们俩死了一个剩下的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分开是不能活的，是不是呢？”
比埃尔慢慢地摇着头。玛丽一时间忘了自己的使命，对他说了这些女人缱绻的话，这却提醒了他，学者没有权利背弃科学这个终生的目标。
他对玛丽痉挛着忧伤的脸凝视片刻，然后坚定地回答说：“你错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一个人即使成了没有灵魂的身体，还应照常工作。”
对科学来说，它的仆役是富是贫，是快乐是不快乐，是健壮是有病，有什么关系呢？科学知道，这些人生来就是为了研究和发现。他们要研究，要发现，一直到力竭为止。学者不能和他的使命对抗，即使他觉得厌烦，觉得要反抗，他的脚步还必然要把他引到他的实验室的仪器前面。
因此，比埃尔和玛丽在困苦的年月中作出灿烂的工作，是不必惊讶的。新兴的放射学正在成长、扩大，一点一点地把发现它的一对物理学家的精力耗尽。
1899至1904年之间，居里夫妇有时候一起，有时候单独，有时候与同行合作，发表了32篇科学报告。这些报告的题目都很难懂，字里行间满是图解和公式，外行望而生畏。但是每一篇报告都代表一次胜利。
放射性的研究起于法国，很快就征服了外国。从1900年起，许多科学界的知名人物由英国、德国、奥国、丹麦写信到娄蒙路，请求提供资料。居里夫妇与威廉·克鲁克斯爵士、维也纳的绪斯教授和玻尔兹曼教授、 丹麦探险家巴尔森不断地书信往来， 镭的“父母”慷慨地向他们的同行提供说明和专门的劝告。
好几个地方的研究者都从事探寻未知的放射性元素，希望有新发现；这是有结果的工作，次第发现的有新钍、放射钍、放射铅在1903年，两个英国学者拉姆赛和苏狄，证明镭不断放出少量气体——氦气；这是原子嬗变的第一个已知例证。稍后，仍在英国，卢瑟福和苏狄重提玛丽·居里在1900年预料的假定，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放射嬗变学说”。 他们肯定放射元素虽然看似没有变化，实际上却处于自动演变状态，变化越快，其“活动”也越有力量。
比埃尔·居里后来写道 ：“这就是简单物质嬗变的真实理论，但与炼金术士所说的变质不同；亘古以来，无机物必然是依照永恒的规律演变着。”
不可思议的镭！把它提纯成氯化物，就是一种灰暗的白色粉末，往往会被当作厨房里用的普通的盐。但是它的特性，越来越认识清楚以后，真是惊人。
它的辐射强度超过居里夫妇所有的预测，比铀的辐射强200万倍。科学已经分析了、详细研究了这种作用，把镭的射线再分为不同的三种，它们能透过最不透明的材料。只有很厚的铅层能够挡住这些射线的看不见的辐射。
镭有它的影子，有它的幻影：它自动产生一种特殊的气体——镭射气；这种射气也很活泼，即使把它封闭在玻离管里，它也依照一种严格的规律每天自己毁灭很多，温泉的水里就有这种射气。
它还向一些似乎是物理学不可动摇的基础理论挑战，那就是镭自动放热，它在一小时内放出的热量可以溶化与它等重的冰。若是保护它，使它不受外面冷气的侵袭，它就变得热一些，可以比周围空气的温度高十度，或者还多一点。
它能穿过黑纸在照相底版上留影；它能使空气导电，并使远处的验电器放电；它能使装它的玻璃容器成为紫色或淡紫色；它能一点一点地腐蚀包裹它的纸或棉花，使它们成为粉末它能发光，这是已经知道的。
玛丽后来写道 ：“白天看不见这种光，但是在半黑中就很容易看出来，在黑暗中，一点儿镭发的光就足够照读之用。”
有了这种非常的天赋，镭还不自足；它使许多不能自己发光的物体发磷光，例如金刚石：“镭的作用可以使金刚石发磷光，这样可以辨认出烧料制的假金刚石，因为假金刚石的光极微弱。”
总之，镭的放射是“传染的”像强烈的气味或疾病一样地传染！若把一件东西、一种植物、一个动物或一个人放在装镭的玻璃管旁边，一定立刻得到一种可以看得出来的“活动”。 这种传染扰乱精密实验的结果，它是比埃尔和玛丽的日常仇敌。
在居里夫人去世后很久，过了30年或40年，他们的工作笔记本仍藏有这种活跃而且神秘的“活动”，仍将影响测量仪器！
放射性放出热量，产生氨气和镭射气，自动地消灭人们已经远离了关于惰性物质和原子不变的学说！五年前，学者还相信宇宙是很确定的物体组成的，是永远不变的元素组成的。现在每过一秒钟，镭的粒子就由本身逐出氦气的原子，并且把它们用极大的力量放射到外面去这种极小而惊人的爆发，玛丽叫它“原子嬗变的激变”，爆发后的残渣是镭射气的一种气体原子，这种原子本身又变成另外一种有放射性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又再起变化！这些放射元素成为一些奇异而且残酷的家庭，这种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母质自动嬗变产生出来的：镭是铀的“子孙”，钋是镭的“子孙”。这些物质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出来，依照永恒的规律自行毁灭：在永远相同的时间内，每一种放射性元素失掉它的实质的一半，铀减去一半需几十万万年，镭需一千六百年，镭射气是四天，镭射气的“子孙”只需几秒钟物质虽表面不动，实际在里面隐藏着产生、冲突、杀戮和自杀，它隐藏着毫不容情的命运支配的戏剧，它隐藏着生和死。
这是放射性的发现所揭露出来的事实。哲学家只好重新开始研究哲学，物理学家只好重新开始研究物理学。
镭的最末一个动人的奇迹，乃是它能造福人类。
它能治疗一种残酷的病症——癌肿。
镭的用处大极了！
玛丽没有离开过她的第一克镭。后来她把它赠给她的实验室了。这一克镭只代表她的奋发工作，此外并无其它价值。在那个棚屋已经被拆房工人用鹤嘴锄毁平、居里夫人也去世了的时候，这一克镭仍然是一种伟大工作的辉煌象征，仍然是两个人一生中英勇时期的辉煌象征。
以后炼出来的镭的价值就不同了，它们有金子的价值。正式出售的镭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一克值75万金法郎。
居里夫人的研究有了成果，她获得博士学位的时机到了。三个穿大礼服的主考人坐在一张橡木长桌后面，轮流问这个应试者一些问题。布提先生和李普曼先生——她最初的教授，面带鼓励的微妙表情；穆瓦松先生有给人很深的印象的长须。玛丽用柔和的声音回答问题，有时候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种仪器的图形，或写出一种基本公式的符号。她用枯燥的专门语句和乏味的形容词解释她的工作结果；但是围着她的物理学家，无论是老是少，是名家是学生，脑子里都起了一种新的“变化”。玛丽的冷静言语变成了一种灿烂动人的图景：这一世纪里最大的发现的图景。
学者们不重辩才和宏论，聚集于理学院的主考人在授予玛丽博士学位的时候，用的也是朴实无华的词句；但是30年后重读这些词句，却使人感受到很深的感情价值。
主席李普曼先生说了惯用的套语：“巴黎大学授予您物理学博士学位，并附‘极优’的评语。”
听众的轻轻的鼓掌声停止之后，他以友善的态度，用大学老教授的羞怯声音，简单地加上一句：“夫人，我还代表主考人向你致贺”
这些严格的考试，这些严肃而且朴实的仪式，对于有天才的研究者和对于努力的工作者，都以同样的方式举行，这并不可笑。
它们自有其风格和庄严性。
在论文答辩之前，在制镭工业还不曾在法国和外国发展之前，居里夫妇作了一个决定；他们对于这个决定很不重视，然而对他们此后的生涯却有很大的影响。
玛丽在提纯沥青铀矿，离析镭的同时，发明了一种专门技术，并且首创了一种制造法。
一个星期日早晨，比埃尔在克勒曼大道的小房子里，把这些事情解释给他的妻子听。邮递员刚送到一封由美国寄来的信，这个学者很注意地看完，把它折起来，放在书桌上。
他以很平静的语音说 ：“我们须略谈一下有关我们的镭的事。制镭业将有大发展，现在可以说这是无疑的了。你看，这是布发罗寄来的信，有一些要在美国创立制镭业的工程师请求我们向他们提供资料。”
玛丽说 ：“怎么样呢？”她对于这个谈话兴趣不大。
“怎么样呢，我们须在两种决定中选择一个。一种是毫无保留地叙述我们的研究成果，包括提纯方法在内”
玛丽作了一个赞成的手势，并且喃喃地说：“是，当然如此。”
比埃尔继续说 ：“或者我们可以自居镭的所有者和‘发明家’。若是这样，那么在你发表你用什么方法提炼沥青铀矿之前，我们须先取得这种技术的专利执照，并且确定我们在世界各地制镭业的权利。”
他极力以一种客观态度简明地解释情形。说到他不大熟悉的这种字样：“取得专利执照”、“确定我们的权利”的时候，他的声音含着一种差不多听不出来的轻蔑；这也怪不得他。
玛丽想了几秒钟，然后说 ：“我们不能这么办，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为了要尽到良心上的责任，比埃尔强调说：“我也这样想但是我不愿意我们这样轻率地作出决定。我们的生活很困难，而且恐怕永远是困难的。我们有一个女儿也许还会有别的孩子。为了孩子们，为了我们，这种专利代表很多的钱，代表财富。有了它，我们一定可以过得舒服，可以辞掉辛苦的工作”
他还微笑地提到他唯一不忍放弃的东西：“我们还能有一个好实验室。”
玛丽的眼睛凝视着，从容考虑那谋取利益，谋取物质报酬的主意。她差不多立刻就拒绝了：“物理学家总是把研究全部发表的。我们的发现不过偶然有商业上的前途，我们不能从中取利。再说，镭将在治疗疾病上有大用处，我觉得似乎不能借此求利。”
她丝毫不想说服她的丈夫，她猜到他只是出于谨慎才说要取得专利；而她自己十分坚决地说出来的话，正表示他们两个人的感觉，表示他们对于学者职责的正确概念。
在寂静中，比埃尔重述玛丽的话，像是一个回音：“我们不能这么办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他安心了，然后又加两句，像是结束某一琐碎问题似的：“今天晚上我就写信给美国工程师们，把他们所要的资料给他们。”
在这次星期日早晨的简短谈话之后一刻钟，比埃尔和玛丽乘着他们心爱的自行车，走出家门，踩得很快，向克拉麻的树林驰去。
他们已经在贫苦和财富之间作了永久的选择。那一晚，他们疲倦地归来，臂中抱满了田野生长的绿叶和花束。
《居里夫人》第六章难言的不幸
来源：百度文库 文章作者：埃里·居里 2010-08-05 09: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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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第六章 难言的不幸
第一个适合居里夫妇才干的职位，是瑞士提供的，而给予他们最初几个荣誉的，却是英国。
他们在法国已经被授予几种科学奖：比埃尔在1895年得了普朗特奖金，在1901年得了拉卡北奖金。玛丽得过三次若涅奖金。但是在1903年6月，著名的皇家科学会正式邀请比埃尔·居里前往举行镭的讲座时，他们还没有得到法国任何使他们的名字增光的褒奖。这个物理学家接受了邀请，同他的夫人一起到伦敦去参加这次隆重的盛会。
接待他们的是情深意厚和仁慈的熟人克尔文勋爵。
这个有名望的长者把居里夫妇的成功看作自己的事，对他们的研究引以自豪，好像这些研究是他自己的成绩。他带他们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在走路的时候，他慈父般地用一只手臂搂着比埃尔的肩膀，并以真挚动人的愉快神色把巴黎给他带去的礼物指给他的合作者看。那真是物理学家的礼物：封在玻璃瓶里的一克贵重的镭。
举行讲座的那一晚，克尔文勋爵坐在玛丽旁边，她是被允许参加皇家科学协会会议的第一个妇女。英国的学者都聚在那个挤满了人的礼堂里。比埃尔用法语慢慢地叙述镭的特性，后来他请人把握子遮黑，开始作几种惊人的实验：作用镭的魔力由远处使一个金箔验电器放电，他使一个硫化锌的屏蔽放磷光，他在黑纸包裹的照相底版上留影，他证明这种惊人的物质能自发放热那一晚激起的热烈情绪在第二天起了反响；全伦敦都要看镭的“父母”。“居里教授和夫人”被邀赴许多晚餐和宴会。
比埃尔和玛丽参加这些盛大的招待会，听着人们干杯祝他们幸运比埃尔穿着他在 P．C．N．学部讲课时穿的那件已经磨得有点发亮的旧礼服，虽然他极力客气，仍不免给人“心不在焉”的印象，显得很费力才能了解人们恭维他的话。玛丽不安地感觉到有成千只眼睛在注视自己，注视着这个最稀罕的动物，注视着这个特殊的人：一个女物理学家！
她的衣服是黑色的，领口开得很小；她那双被酸液烧坏的手上，没有饰物，连结婚指环都没有。在她旁边，这个邻国里最美丽的钻石就在一些裸露的脖子上闪闪发光。玛丽由衷高兴地看着这些珠宝，并且惊异地注意到她那一向漫不经心的丈夫也在注视这些项链，注视这些“金刚石颈饰”
当晚，她在脱衣服的时候对比埃尔说：“我简直想不到世上有这样的珠宝，真是美极了！
几天之后，居里夫妇回到巴黎，回到棚屋。他们已经与伦敦结了很牢固的友谊，并且计划了几种合作；比埃尔不久将和他的英国同行杜瓦尔教授一起，发表一篇关于镭的溴化物气体的著作。
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对于他们所钦佩的人是忠诚的。
1903年11月，一封信通知居里先生和夫人，伦敦的皇家学会把该会的最高奖戴维奖章赠给他们，以表推重。
玛丽正不舒服，让他的丈夫独自去参加仪式。比埃尔从英国带回来一枚很重的金奖章，上面刻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他要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给这枚奖章找个地方安放，他处理得笨极了，丢了，又找着后来，忽然灵机一动，他把它交给女儿伊雷娜，这个六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
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在1903年12月10日的“正式常会”上，公开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一半授予柏克勒尔，一半授予居里先生和夫人，奖励他们在放射性方面的种种发现。
居里夫妇没有参加这次聚会。法国公使代表他们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奖状和金奖章。比埃尔和玛丽身体都不好，而且工作太忙，不敢在隆冬长途旅行。
在玛丽·居里的眼睛里，诺贝尔奖金只代表一件事：授予七万金法郎奖金，是瑞典学者对两个同行的工作的推重；因此它不“违反科学精神”的。而且这是减少比埃尔教课钟点借以挽救他的健康的唯一机会！
这张给人幸福的支票在1904年1月2日交到戈卜兰路支行了，他们的极少的存款都在那里。比埃尔终于可以辞去他在理化学校的教职；接替他的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昔日的学生保罗·郎之万。居里夫人自费雇用了一个私人助手，这比等着大学答应给她有名无实的实验室助手来得简单多了，也快多了。
玛丽以借款名义寄了两万奥币给德卢斯基，以便帮助他们创立他们的疗养院。不久又有五万法郎奥西利奖金加在剩下的一笔小款子上，这笔奖金一半是给玛丽·居里，一半给法国物理学家埃都亚·布郎利。他们把这点奖金平分为两部分，一半买法国公债，一半买华沙城债券。
在赠款项下，有给波兰学生的，给玛丽青年时候的一个朋友的，给实验室的工人们的，给一些亟需钱用的赛福尔女学生的玛丽想起从前很亲切地教过她法文的一个很穷苦的妇人——德·圣一欧班小姐，现在是科兹罗夫斯卡夫人。她生在第厄普，住在波兰，在波兰结了婚，她的最大的梦想，乃是重游故乡；玛丽给她写信，请她到法国来，在家里接待她，并且代付由华沙到巴黎和由巴黎到第厄普的旅费。那个善良的妇女总是含泪谈到这个没有料到的莫大快乐。
玛丽很适当地施赠，不张扬，不轻举妄动，也不过分。她决意在有生之年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她愿意量力而为，以便永远能够继续帮助人。
她也想到了自己。她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装设了一个“新式”浴室，并且把一间小屋子里的褪色帏幔换了新的，但是她没有想到趁得诺贝尔奖金的机会去买一顶新帽子。她虽坚持要比埃尔辞去在理化学校的教职，她自己却继续在赛福尔教课。她爱她的学生，觉得自己的体力还可以继续任课，而且这是一个有固定薪金的位置。
1903年差不多是居里夫妇一生中最可怜的时期。他们的年岁正是天才得到经验的帮助而可以发展到最高度的时期。他们已经在一个漏雨的木板屋里，出色地发现了一克使全世界惊奇的镭。但是他们的使命并未完成，他们的头脑还有发现别种未知的资源的可能性。他们愿意工作，他们需要工作！
荣誉不关心将来，而比埃尔和玛丽去要向将来努力。荣誉降临大人物身上，用它的全部重量牵制他们，力图阻止他们向前进。诺贝尔奖金授予居里夫妇的消息一发表，千百万的男子、妇女、哲学家、工人、教授、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这千百万人把他们的热心献给居里夫妇，却要换回极大的补偿！他们把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放射学列入已经取得的胜利后就不去帮助它发展，而只忙着玩味它产生时的一些生动细节。他们要打破这一对惊人夫妇的秘密，因为这两个学者的双重天才、坦白生活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已经造成一种传奇。他们的热烈敬仰扰乱了他们的偶像的生活，并且夺去这对偶像希望保持的唯一财富：沉思和宁静。
当时的报纸上登载比埃尔的相片，旁边就是玛丽的相片——形容玛丽是“一个金色头发的年轻妇人，风度优雅，身材苗材”， 或是“一个可爱的母亲，感觉敏锐， 同时对于深奥的事物有一种好奇的精神”，还有他们的“可爱的小女儿”和一只在饭厅里火炉前缩成一团的叫做第第的猫的相片。这些相片旁边有很美的文字描写那所小房子和实验室，写居里夫妇愿意独自贪图幽趣和清贫风味的两个退居之所。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成了“贤士之庐”， 成了一所“可爱的住房，地址很远，在巴黎的偏僻而且寂静的区域内，在城堡荫蔽之下，里面隐藏着两个大学者的亲密快乐”。
而那个棚屋也成了名。
居里夫妇设法拒绝访问，封锁他们的门，自己关在那个从此有了历史价值的简陋实验室里；他们的工作和私生活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他们的谦虚使一些最不狡滑的新闻记者惊叹而且尊敬，这种谦虚也出了名，并且变成一件公开的事，变成写文章的好题目。
光荣是一面多么惊人的镜子！它有时候照出真相，有时候却象公园里吸引人的哈哈镜那样照出变了形的形象。它摄取它所选的人们的最小的姿势，在它的空间里映出千百种形象居里夫妇的生活，成了时髦酒馆里的谈话资料；报纸上登载居里先生和夫人偶然失去一部分存镭，一个剧院里就立刻上演出讽刺剧，形容这一对夫妇关在棚屋里，不许任何人进去，自己扫地，并且滑稽地在戏台四隅找那丢失的物质。
居里夫妇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贫寒、辛苦、甚至于人们的不公正行为；现在，他们生平第一次显露一种奇怪的神经不安。他们的荣誉越大，他们的不安越甚。
荣誉一定也会给居里夫妇带来一些利益：教席、实验室、合作者以及盼望已久的经费，作为那些磨难的补偿。不过这些好处什么时候才来到？他们焦急等待的时期延长了。
比埃尔和玛丽所循的途径虽然不同，可是最后都采取了拒绝荣誉的态度。共同完成一项伟大工作的人，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接受荣誉；比埃尔或许冷淡，玛丽也许虚荣但是不然！这一对夫妇胜利地度过这次磨难，而且团结一致，逃避尊荣。
居里夫妇现在有一个新的理由要过“野人生活”，他们要逃避好奇的人们。他们比以前更常到偏僻的村庄去，若是必须在乡下的旅店里过夜，他们总是用假名字登记。
但是他们最好的化装，还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一个笨手笨脚的男子，衣服穿得很随便，在布列塔尼一条空荡荡的路上推着一辆自行车向前走，陪伴他的那个年轻妇人，装束像农村妇女；看见这样两个人，谁会想到他们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居里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成了“鼎鼎大名”。 这对夫妇钱比以前多，快乐的时光却比以前少了。
尤其是玛丽，她已经失去了她的热情和愉快。她不像比埃尔那样完全潜心于科学思想。每日发生的事影响她的感觉和神经，而且引起很坏的反应。
庆祝镭和诺贝尔奖金的喧哗，使她生气，一时一刻也没有使她放下对比埃尔的病的忧虑；这种忧虑破坏了她的生活。
比埃尔因为身体上的病痛，感觉到一种重大威胁，每每为时间消逝而不安。难道这样年轻的人就疑心自己快死了么？人们可以说他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仇敌比赛速度，他一味固执，一味匆忙，亲切地向他的妻子絮语，使她也不安。他们必须加速研究的节奏，必须利用每一刻时间，必须在实验室里多过几小时。
玛丽勉强更加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超过了她神经耐受力的限度。
她过去的命运比他的艰苦。20多年以来，从她还是一个16岁的波兰姑娘，头脑里装满了节日的回忆，由乡下回到华沙谋生的那一天起，她几乎没有停止过工作。她的青年时期在孤寂中度过，在一个冰冷的顶楼里埋头看物理学书籍；而后来在恋爱的时候，恋爱又与工作连在一起，不能分开。
玛丽把对于科学的爱和对于丈夫的爱融会于一种热诚之中，强制自己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比埃尔和她一样深情，他们的理想也是一致的。但是比埃尔有过很长的懒散时期，有过热烈的青春，有过活泼的情绪。
玛丽自从长成妇人以来，没有一刻离开过她的任务，所以她还希望有时候能够认识生活的简单可爱之点。
她是一个极温柔的妻子和母亲。她梦想甜密的暂时休息，梦想无忧无虑的安适日子。
在这一方面，她使比埃尔很惊讶，使他不高兴。
他发现了一个有天才的伴侣，觉得欣慰无限；就希望她也像自己一样，完全牺牲在他所谓的“主要思想”
中。
她服从他，但是她觉得脑力和体力都很疲乏。她感到气馁，责备自己在智力方面无能，责备自己“蠢笨”。 实际原因简单，这个36岁的妇人生活劳苦，受折磨太久了，现在要求自己的权利。玛丽需要有一个时候不作“居里夫人”， 把镭放在脑后，只吃，只睡，什么都不去想。
到了快第二次分娩的时候，她虚弱到了极点。除了她的丈夫，她不爱任何东西：不爱生活，不爱科学，甚至于也不爱将生的小孩；而她的丈夫的健康无时无刻不使她忧虑。布罗妮雅由波兰来照料她生产，看到这个被压垮了的、失了常态的玛丽，觉得无限惊骇。
她不断地重复说 ：“我为什么又要送一个生命到世上来？人生太艰苦，太乏味。我们不应该使无辜的生灵受这种折磨”
分娩很痛苦而且时间很长。终于，在1904年12月6日生了一个肥胖的婴儿，头上竖着黑发。又是一个女儿：取名叫艾芙。
新生婴儿的微笑和嬉戏，使这个年轻的母亲感到愉快；极小的孩子总能使她怜爱。她在一本灰色笔记本里，随时记载艾芙最早会作的姿势和开始长出的牙齿，正如以前对待伊雷娜那样。玛丽的神经状态随着这个婴儿的发育渐渐好转。分娩造成的强制性休息使她放松了，从而使她恢复了生活的情趣。她又以愉快的心情去接触她的仪器，这种心情她曾经忘记了。不久她又到赛福尔去教课。她动摇了一些时候，现在恢复了她的坚定步伐，又走上了艰苦的途程。
天气晴朗，比埃尔觉得健康多了，玛丽也比较高兴。现在他们应该履行一再拖延的责任：到斯德哥尔摩去作诺贝尔讲演。
1905年6月6日，比埃尔代表他的妻子和他本人，在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讲演。他追溯镭的发现引起来的后果：在物理学方面，这种发现把基本原则大加修改；在化学方面，它引起一些大胆的假定，这些假定解释了造成放射性现象的力量的来源；在地质学和气象学方面，它是解释以前不能解释的现象的钥匙；最后，在生物学方面，镭对于癌细胞的作用，已经证明是有效的。
克勒曼大道的房子像堡垒一样，拒绝闲人闯入；比埃尔和玛丽在里面仍旧过着简单隐遁的生活。家务方面烦心的事，已经大为减少。一个干粗活的女仆承担了一应重活。一个打杂的女佣人料理烹饪和开饭；她看着她的奇怪雇主的专心态度，总是惊异得大张着嘴，而且时常空自等着他们称赞她做的烤肉或马铃薯泥。
有一天，这个朴实的女子忍不住了，她站在比埃尔面前，用坚决的语调问他觉得他刚才吃了很多的煎牛排做得怎么样，但是他的回答却使她莫名其妙。
这个学者喃喃地说 ：“我吃了煎牛排么？”然后表示和解地又加上一句 ：“可能吃了罢！”
玛丽就是在工作最忙的时候，也总留出时间照料孩子；因为她有职务，不得不把她的两个女儿交给女仆，但是定要亲自证实伊雷娜和艾芙睡得好，吃得好，梳洗得整洁，没有感冒或任何疾病，她才放心。若是她偶尔没有十分注意，伊雷娜一定提醒她！伊雷娜是个很专制的孩子，嫉妒地独占着她的母亲，只勉强容许母亲照料“小的”。 冬天时候，玛丽常在巴黎走很远的路，去找伊雷娜肯吃的一种苹果和香蕉，若找不到，她差不多不敢回家。
这对夫妇晚间大半是穿着内便衣和拖鞋，在家里翻阅科学出版物，或是在笔记本上作复杂的计算。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到绘画展览会去，一年里也有七八次在音乐会和戏院里消磨两小时。
玛丽如果偶尔请人到家里来，她总尽力把菜肴做得差强人意，把屋子收拾得令人愉快。她聚精会神地去佛达路或阿来西亚路装满蔬菜鲜果的车子中间转来转去，挑选好果子，并且郑重询问乳品商人，他的各种干酪的优劣；然后从卖花人的篮子里挑几把郁金香和丁香花回到家里，她自己“扎花束”， 女仆很兴奋预备比平常复杂一点的菜肴，邻近的糕点商人郑重其事地送来冰其淋。在这个一心工作的家庭里，最随便的聚会事先就引起这些忙乱。到了最后，玛丽检查餐具，移动家具请来的贵客或是路过巴黎的外国同行，或是给玛丽带来消息的波兰人。居里夫人为她怕陌生的伊雷娜也组织过几次儿童聚会；她亲手用花环、包上金纸的核桃和各种颜色的蜡烛装饰的圣诞树，还留在年轻一代的快乐回忆中。
常到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来的有安德烈·德比尔纳，让·佩韩和他的妻子——玛丽的最好的朋友，乔治·余班，保罗·郎之万，埃美·戈登，乔治·萨尼亚，查量－埃都亚·吉攸姆等七八个密友，有赛福尔的几个女生一些学者，都是学者！
星期日下午，在天气晴朗时，这些人就聚在花园里。玛丽坐在树荫下，靠近艾芙的小车，手里拿着针线活；但是她的缝制和补缀工作并不妨碍她注意全部谈话，这种谈话在别的妇人听来，简直比用中国话讨论问题还要深奥得多。
这些不平凡的交谈有时也夹杂着一些充满人情味的话语：居里大夫与德比尔纳和郎之万谈政治，余班很友善地嘲笑玛丽，批评她那过分朴素的衣服，责备她轻视打扮，于是这个年轻的妇人便惊讶地听着这种突如其来的教训。让·佩韩停止谈原子，停止谈“无限小的东西”，仰起他那好看的热情的脸朝向天空，像个瓦格纳的崇拜者，引吭高唱起《莱茵河的黄金》或《名歌手》中的歌曲。在花园深处，离得远一点，佩韩夫人在给她的孩子们——阿丽纳弗朗西和他们的同伴伊雷娜讲童话故事。
居里夫妇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纪元。法国注意到他们，并且想支持他们的努力。
第一步，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是把比埃尔选为科学院院士。这个学者第二次又受到拜访的磨难。
赞助他的人们唯恐他的行动不象 “明智的候选人”，给他一大堆关心的劝告。
比埃尔·居里在1905年7月3日进入了科学院但是够勉强的！有22个院士投票选了他的竞选者哲内先生。
比埃尔不甚钦佩这个科学院。在另一方面，他密切地注意巴黎大学为他决定的事项。校长李亚尔已经在1904年为他设了一个物理学教席，这个希望了很久的实任教授的位置，终于得到了！在接受这个晋升之前，比埃尔问他的职务附有的实验室在哪里。
实验室？什么实验室？谈不到有实验室啊！
这两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镭的“父母”， 立刻发现比埃尔如离开 P．“．Ｎ．学部的位置到索尔本去任教，他就简直不能作任何工作。新职务没有给他工作的地方，而 P．”．Ｎ．学部供给用的两间屋子当然须给继任者，他只好在街上作实验了。
比埃尔用他那美妙的文笔，给他的上司们写了一封客气而坚决的信，新职位既然不供给工作室，也不供给研究经费，他愿意辞职，仍留在P．“．Ｎ．学部，仍教那么多的钟点。在那个小地方，玛丽和他倒还可以多少作一些有用的工作。
又经过几次商议，巴黎大学最后作了一种非常举动，请求议院创设一个实验室并拨款五万法郎。这个计划被采纳了或差不多被采纳了！索尔本里面决没有地方给比埃尔，不过可以在居维埃路给他修建两间屋子，每年可以给居里先生12000法郎经费，外加34000法郎设备经费。
天真的比埃尔以为他可以用“设备费”购买仪器，添全他的器材。不错，他可以这样用，但是必须把新建筑用费从这笔小款子里提出来。当局是把建筑费和“设备费”当作一件事的！
如此，这些官方计划的用处就缩小了。
有一个有钱的妇人知道了这种情形，颇为感动，自愿帮助居里夫妇，并提议给他们在安静的郊外建筑一个研究院。比埃尔·居里有了希望，他把计划和愿望对她一一陈述。
只有一件给居里夫妇带来了真正的快乐。比埃尔从此将有三个合作者：一个实验室主任，一个助手，一个工人。
实验室主任就是玛丽。直到此刻，不过是容许这个年轻的妇人在实验室里工作而已。玛丽所完成的关于镭的研究，即没有名义也没有报酬。到1904年11月才给她固定的职位和薪金——一年2400法郎！她这才第一次正式进入她丈夫的实验室。
他们适应着新的生活。比埃尔备课，玛丽仍和从前一样在赛福尔教书，两个人在居维埃路那个狭小的实验室里见面。安德烈·德比尔纳、阿尔伯·拉伯德、美国人杜亚纳教授，还有几个助手或学生，都在这个实验室里继续研究，都低头看着他们当时作实验用的不坚固的设备。
1906年复活节，天气睛朗。比埃尔和玛丽在室外，在舍夫律兹－圣瑞米的平静的房子里过了几天。
他们恢复乡下习惯，每晚带着女儿到附近的农庄去取牛奶。艾芙刚十四个月，脚步很不稳，顽强地要踏着那干硬的土车辙走，使比埃尔看了发笑。
到了星期日，远处钟声一响，这对夫妇就乘自行车到何瓦雅埠的树林里去野游，带回开着花的枝子和水毛茛。第二天比埃尔觉得太疲倦，不能再出去，便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柔和可爱的日光慢慢把笼罩山谷的朝雾驱散。艾芙坐在一条毯子上乱喊乱叫，伊雷娜则挥动着一个绿色小网追捕蝴蝶，并且为她很少到手的捕获物而快乐地大声欢呼。她觉得热了，把外衣脱去，滑稽地穿着小女孩的衬衫和男孩的短裤；比埃尔和玛丽彼此靠近躺着，欣赏他们这个孩子的优美。
或许就是那天早晨，或许是头一天，醉人的春光的魅力和宁谧使比埃尔平静下来，他看看在草地上蹦跳的两个女儿，再看看一动不动地躺在身边的玛丽。
他抚摸他妻子的面颊和金色头发，并且低声说：“在你身旁，生活是甜蜜的，玛丽。”
1906年4月19日这个星期四显得很阴郁，一直在下雨，天色昏黑；居里夫妇虽然专心工作，仍不能忘掉这四月的骤雨。那天比埃尔要参加理学院教授联合会的聚餐，要到他的出版者高替叶·维亚尔那里去看校样，然后要到科学院去。玛丽也有几堂课要教。
在早晨的匆忙中，这对夫妇几乎彼此没有见面。
比埃尔在楼下喊玛丽，问她是否到实验室去；玛丽正在楼上给伊雷娜和艾芙穿衣服，回答说她今天一定没有工夫去——但是她的话被嘈杂声淹没了。大门砰的一响，比埃尔忙着出去，很快地走了。
玛丽在家里与女儿们和居里大夫一起吃午餐的时候，比埃尔正在饭店里和他的同事们亲切交谈。他喜爱这种平静的聚会，他们在那里谈索尔本、研究和职业。这次一般性的谈话转到实验室里可能会突然发生意外事故，比埃尔立刻拟订了一个减少研究者危险的规则。
将近两点半钟的时候，他微笑着站起来向朋友们告辞，并且和当天晚上还要见面的让·佩韩握手。走到门口，他不在意地看了看天空，向那一天雨云蹙了一下额，然后打开他的大雨伞，在倾盆大雨中向塞纳区走去。
他到了高替叶·维亚尔那里，看见门关着：工人们罢工了。他转身走上多非纳路，马车夫的喊声、附近码头上开过的电车发出的刺耳响声，使这条街十分喧闹。巴黎旧区这条狭窄的路上多么拥挤呵！马路上差不多只能容车马通过，而在下午这时候行人太多，人行道显得太窄。比埃尔本能地找人少的路走，他有时候走在石铺的路边，有时候走在路上，步伐很不稳，心里在默想着事情，眼神集中，脸色郑重。他在想什么呢？是在想他正进行的试验？是在想他的朋友余班的工作？余班提交科学院的论文，现在正在他的衣袋里装着。是在想玛丽？
他已经在沥青路上走了一会，跟在一辆向诺夫桥慢慢驶去的轿式出租马车后面。到了这条街同码头交叉的地方，喧闹声更大了。一辆开往贡德的电车刚刚沿河驶过，两匹马拉的一辆四轮重货车正由桥上过来，横越车轨，疾驰进多非纳路。
比埃尔想穿过马路，走到那边人行道上去。他心不在焉地突然移动，离开出租马车给他的掩护，这辆车的四方车箱遮住了他在视线；他向左走了几步，撞着一头喷着热气的牲口。那辆货车这时候正横过这辆马车，他撞的是驾车的一匹马。两辆车旋风一般地挨近了，比埃尔吃了一惊，拙笨地移动了一下，想贴在马胸前，但它突然后腿站起。这个学者的鞋底在湿地上一滑，听到一声叫喊，引起了一阵惊惧的喊声。比埃尔已经跌在两匹马的铁蹄下了；过路的人大声喊着：“站住，站住！” 马夫急忙收缰，可是毫无用处，这两匹马仍然向前驰去。
比埃尔倒在地上，活着，并未受伤。他没有喊，差不多也没有移动，马蹄和货车的两个前轮从他身体两旁过去，并没有碰伤他。可能会出现一个奇迹，但是那辆极大的车，载着六吨重的东西，还要再走几公尺。左边的后轮碰到一个不结实的障碍，一转就把它压碎了。这是一个前额，一个人的脑袋。脑颅碎了，一种红色的粘东西溅在泥里——比埃尔·居里的脑子。
几个警察抬起那瞬间就被夺去生命的还有热气的躯体。他们连着叫了好几辆出租马车，但是车夫都不愿意把一个鲜血淋漓的泥污尸体放在车里。过了几分钟，好奇的人都聚扰来挤在一起。人群在那辆停着不动的货车周围越围越密，都向无心造成这场惨剧的车夫路易·马南发出怒喊。后来有两个人抬来了一副担架，把尸体放上去，毫无用处地在一间药房里停了一下，才抬到附近的警察分局去，在那里打开他的钱包，检查他的证件。风声一传出去，说牺牲者是比埃尔·居里，一个教授，一个著名的学者，人们的骚动立时加倍了；许多人握拳要打马车夫马南，警察不得不出来干涉，保护他。
医生德扈埃先生用海绵洗净那张泥污的脸，细看头上很大的伤口，数了那在20分钟以前是颅骨的16块碎骨。人们用电话通知了理学院；不久，在格昂奥古斯丹路的小警察分局里，深表同情的一个分局长和一个秘书看着这个物理学家的副助手克莱尔先生俯身恸哭，那个车夫马南涨红着脸，也在哭泣。
比埃尔躺在他们中间，额上缠了绷带，脸没有受伤也没有盖上，他现在对一切事都不在意了。
那辆货车有五公尺长，装满了军装，停在门前。
雨已经把那沾在一个车轮上的血迹一点一点地洗掉了。
那两匹雄壮而年轻的马，因为主人不在旁边，而有点不安，打着响鼻儿，用蹄子敲着地。
祸患突然降临居里的家门。一些汽车和出租马车，沿着巴黎旧城墙逡巡不宁，接着在荒凉的克勒曼大道停住。共和国总统府派来的人在门前按铃，听说“居里夫人没有回来”， 没有说明来由就走了。铃又响了，理学院院长保罗·阿佩尔和让·佩韩教授走了进来。
只有居里大夫和一个女仆在这所空荡荡的房子里，他看见这些重要的客人觉得惊讶，向前迎接这两个人，看见他们的脸色显得很慌乱。保罗·阿佩尔奉命先通知玛丽，所以在她的公公面前保持一种尴尬的沉默。
到了六点钟，锁孔里有钥匙转动的声音，玛丽出现在客厅门口，愉快而且活泼。她从朋友们过于尊敬的态度中，隐约看出有表示哀悼的可怕迹象。保罗·阿佩尔重述经过情形，玛丽完全不动，完全僵直，这种神气使人们相信她一点没有听懂。她并没有倒入他们亲切地伸出来扶她的手臂中，她不呻吟，不哭泣；人们说她像木头人一样地毫无生气，毫无感觉。过了很长而且可怕的寂静，她的嘴唇终于动了，她低声问着，渴望听到什么否认的话：“比埃尔死了？死了？真的死了？”
一件突如其来的灾祸，可以使一个人完全改变，永远不再恢复原状；这是很普通的事，并不新鲜。虽说如此，那几分钟时光，对于玛丽的性格，对于她和他的女儿们的命运，确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不容忽略的。玛丽·居里并没有由一个幸福的年轻妻子变成无法安慰的孀妇。她的改变不是简单的，却比较严重。
使玛丽心碎的内心纷扰，她的错乱思想中的无名恐怖，过于强烈，不能借诉苦或谈心表示出来。“ 比埃尔死了”， 这几个字一传到她的意识中，立刻就有一种孤寂和难言之隐笼罩她的心头，永远摆脱不掉。居里夫人在四月的那一天，不只成了孀妇，同时还成了无法救治的孤独可怜的妇人。
目睹这个悲剧的人感觉到在她与他们之间的那层看不见的墙壁。他们表示哀痛和安慰的话语都只在玛丽耳边掠过，她的眼睛是干的，脸色苍白得发灰，似乎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很费力才能回答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她用几句简洁的话拒绝剖验——法律调查的最后一道手续，并且要求把比埃尔的尸体移回克勒曼大道。她请求她的朋友佩韩夫人，留伊雷娜住几天；她发了一个电报到华沙，“比埃尔因意外事故去世。”然后她到那潮湿的花园去坐下来，两肘支在膝上，两手扶着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毫无生气，不发一言，等着她的伴侣。
有人先给她送来了在比埃尔衣袋里找着的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枝自来水笔，几把钥匙，一个皮夹，一只表；表的机器还在走，表蒙子也没有碎。末了，在晚上八点钟，一辆救护车停在这所房子前面。玛丽爬上车去，在半明半暗中看见那个平静和蔼的脸。
担架很费事地慢慢抬进窄门。安德烈·德比尔纳曾到警察分局去运回他那谊兼师友的遗体，此刻又是他抬着这副悲哀的重担。他们把死者停在楼下一间屋子里，玛丽就在那里独自对着她的丈夫。
她吻他的脸，吻他那差不多还有热气的柔软身体，吻他那不可以屈伸的手。人们把她强拉到隔壁房间里去，不叫看死者入殓。她像是毫无知觉地服从了，后来忽然想起她不能让这几分钟这样过去，想起不应该让任何别的人照料那个血污的遗体，她又回来了，抱住尸体不放。
第二天雅克·居里到了，玛丽的收紧的喉咙才松驰，眼泪的闸门才打开；她独自对着这一存一殁的两兄弟，终于哭出来了。后来她又坚定起来在房子里徘徊，问人是否已经照常给艾芙梳洗。她到花园去叫伊雷娜，隔着栅栏和孩子说话。她告诉孩子“爸”的头上受了重伤，需要安静。这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就又去玩耍了。
过了几个星期，玛丽因为在人前说不出她的悲苦，就完全陷于沉默孤寂之中，这种孤寂有时候使她惊惧地叫喊起来。她打开一本灰色的笔记本，颤抖着写出那些使她窒息的思想。在这几页到处涂改、渍满泪痕、而且只能发表几段的文字中，她对比埃尔说话，呼唤他，并且问他问题。她试着把拆散他们的悲剧的每一个细节记述下来，使这种记忆从此永远折磨自己。这个短短的私人日记——玛丽的第一个日记，也是她唯一的一个日记，反映出这个妇人一生中最悲痛的时期。
玛丽失去了伴侣，世界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人物。
这样残酷地在雨中和泥中长辞人世，惊动了舆论，各国报纸都用好几栏篇幅哀婉动人地报导了多非纳路的不幸事件。许多表示同情的函电纷纷送到克勒曼大道，签名的有国王，有部长，有诗人，有学者，夹杂着一些不知名的人。在成捆的函件、文章、电报之中，有一些有真正感情的呼声。
玛丽成了一架机器，甚至她的孩子的目光都不能唤醒她的感情。她行动呆滞，精神恍惚，似乎已经离开了活着的人们。
比埃尔·居里之死，引起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埃尔遗下的研究工作怎样进行？他在索尔本的教职怎么办？玛丽的前途如何？
她的亲戚们低声讨论着这些问题，听着接踵到克勒曼大道来的部里和学校里的代表的建议。葬仪举行后的第二天，政府提议给比埃尔·居里的遗孀和遗孤一笔国家抚恤金。雅克征求玛丽的意见，她完全拒绝，她说 ：“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我的女儿们的生活。”
在这突然加强的说话声中，第一次响起了她惯有的勇气的微弱回音。
当局和居里一家交换意见，颇费踌躇。大学有意留玛丽在学校里工作，可是给她什么头衔？叫她在哪个实验室里工作？能叫这个有天才的妇人听一个主任的指挥么？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领导比埃尔·居里实验室的教授职位？
有人问起居里夫人自己的意见时，她茫然地回答说，她还不能考虑，她不知道于是法国的最高教职第一次给了一个妇人。玛丽心不在焉地听着她公公对她叙述她应该接受的重大任务的一些细节，只用几个字回答：“我试一试罢。”
1906年5月13日，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留给比埃尔·居里设的教席，这个职位以“代课教师”的名义给予玛丽。
居里夫人》第七章孤军奋斗
来源：百度文库 文章作者：埃里·居里 2010-08-05 09: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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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第七章 孤军奋斗
第七章 孤军奋斗
人们钦佩玛丽，她在有一个有天才的人支援她的时候，既能够料理家务，又能够完成她所担负的伟大的科学工作。但是人们以为她不可能过更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努力。
可是，“居孀的居里夫人” 所担负的责任，会把一个健壮、幸福而且勇敢的男子吓倒。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梭镇舍曼得费尔路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居里大夫在这里独自住在一侧分开的屋子里。伊雷娜得到一块地，随她自由栽种，她觉得快乐极了。艾芙由保姆照看着，在草地上的草丛里打她喜欢的龟，并且在窄径里追黑猫或虎斑猫。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
她很少有工夫回梭镇吃午饭，所以又常到拉丁区那些小饭馆去，这是她从前和现在一样独自去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她那时候年轻，充满了不自觉的希望。
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
在冬天，她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前厅里的火炉，自己添煤捅火。她深信世上只有她最会生火，而她也确实知道如何先放纸和劈柴，上面再加上无烟煤或劈柴，像艺术家或化学家一样地安排一切。等那个火炉冒起了火焰，玛丽觉得满意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辛苦了一天，这时候她才喘过气来。
她把悲痛深深藏在心里不使人看见，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肯人怜悯或安慰，从来不对别人发出绝望的呼声，不告诉人在夜里折磨她的噩梦。但是她的近亲都忧虑地注意着她那总是无目标地向空注视着的目光，注意着她那筋络开始痉挛的手。她那感觉过敏的手指，因为许多次被镭灼伤，刺激过深，止不住总是相互摩擦着。
在这几年的悲哀时期中，有两个人帮助玛丽：一个是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妻妹玛丽亚·卡米安斯卡，她是一个娇美而且温柔的妇人，经布罗妮雅请求，她应允在居里家里当家庭女教师和管家。她在这里使玛丽觉得与波兰靠近些，这是远离祖国的境况所难以得到的。后来卡米安斯卡女士因身体不好，不得不回华沙，后来是一些别的波兰保姆，不如她可靠，也不如她可爱，代替她照料伊雷娜和艾芙。
玛丽的另外一个最可贵的同盟，乃是居里大夫。
比埃尔之死对他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但是这个老人能从他那严格的理性主义中汲取某种勇气；这是玛丽作不到的。他轻视那些无益的悔恨，轻视对于坟墓的崇拜。比埃尔下葬之后，他从来不到墓地去。既然比埃尔已经完全消灭了，他不让比埃尔的幽灵来折磨自己。
这位老人在1910年2月25日去世。梭镇的墓地在冬季很冷，而且很荒凉，玛丽在那里要掘墓穴的人作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工作：她要他们把比埃尔·居里的棺木由穴中移出，把居里大夫的棺木放在底下，再把比埃尔的棺木放下去。在比埃尔的棺木上面留了一个空地方，预备将来葬她自己，因为她愿意与她的丈夫同穴，死后永不分离；她在她的生圹前看了好久，毫无惧色。
居里夫人是教授、研究者和实验室领导人，以同样出奇的强度工作着。她继续在赛福尔教书。她在索尔本被聘为“实任教授”教放射学，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教这种科目的人。虽然她觉得法国中等教育有缺点，可是她对于高等教育深为钦佩，希望能赶上从前曾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无限惊奇的教师们不久玛丽就着手编她的讲义，在1910年出版一本杰出的《放射学专论》，共971页，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从那时以来所得到的关于放射性方面的知识，竟要这样一本巨著才能勉强包罗！
这本著作前面放的不是著者的像；玛丽在内封的前一页放了一张她丈夫的相片。在两年以前的1908年，另一本600页的书里也放了这张相片，那本书叫作《比埃尔·居里的著作》， 是玛丽整理修订后出版的。
这个孀妇给那本书写了一篇序，追述比埃尔的一生，很克制地悼惜他那不幸的死。
居里夫人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美国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1907年赠给玛丽一些奖学年金，使她在居维埃路可以接受一些新生。他们参加到大学雇用的助手和一些自愿来此工作的人中来。其中有一个天赋极好、身材很高的男孩莫里斯·居里，他是雅克·居里的儿子，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玛丽为侄子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始终像母亲一样仁慈地对待他。
老合作者、可靠的朋友、出类拔萃的学者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照应这十来个人一组的研究人员。
玛丽有一个新研究计划。虽然她的健康日见衰退，她仍把计划完成得很好。她提炼了几公厘氯化镭并且第二次确定了这种物质的分子量。然后她着手离析金属镭。直到那时，她每次制备的“纯”镭，是镭盐这种镭的唯一固定状态。玛丽·居里与安德烈·德比尔纳合作，离析金属镭成功；它能耐受大气因素的作用而不变质。这种操作，是科学中已知的最精细的一种，历史上只作过一次。
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研究钋射线。后来玛丽单独工作，发现一种方法，能用镭射气定镭的份量。
放射疗法的普遍发展亟需把这种贵重的材料极精确地分成极小的部分。到了要定一毫克的千分之一这种重量时，天平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玛丽想到根据放射物质发出来的射线来给这类物质“定量”；这种困难的技术她做成功了，并且在她的实验室里设一个“测量组”；学者、医生们以及普通公民都可以把他们的“放射性”产物或矿物拿到这里来检验，领取一份指明镭含量的证书。
她发表《放射性元素分类》和《放射性常数表》，同时她完成了另外一项有普遍重要性的工作：制备镭的第一国际计量单位。玛丽很激动地亲手封好一个轻玻璃管，内装21毫克纯氯化镭，把它郑重地存放在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后来遍布五大洲的计量单位的标准。
继居里夫妇的荣誉之后，居里夫人个人的声誉日见隆盛，象空气一样地传布出去。梭镇那所住房的抽屉里，塞满了名誉博士学位的文凭和外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证书；这个领受者不想把它们陈列起来，甚至于也不想把它们开列一张单子。
法国只有两种办法对健在的伟大人物表示尊崇：给予荣誉勋位和科学院院士头衔。1910年拟授予玛丽以骑士十字勋章，但是她受了比埃尔·居里的态度的启发，拒绝加以接受。
可是几个月后，一些过于热心的同事劝她申请为科学院院士，她却没有照样拒绝！难道她忘了她的丈夫当年在失败的时候，甚至在胜利的时候所受到的在投票方面的屈辱么？难道她不知道在她周围有许多人嫉妒她么？
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天真的波兰女子，她想如果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恐怕显得太自负、太忘恩负义了。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 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到四点钟，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在居里夫妇的经历中，似乎法国的态度永远在跟着别人走。在1911年这一年的12月，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为了确认居里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授予她诺贝尔化学奖金。从来还没有别的得奖人，无论男女，被认为有两次接受这种奖赏的资格。
玛丽请布罗妮雅陪她去瑞典，并且把大女儿伊雷娜也带去了。这个孩子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集会，24年后，她也要在这个大礼堂里接受这种奖金除了照例的接待和在王宫里晚餐之外，还有一些特别为玛丽组织的庆祝会。她保留着的最愉快的回忆是农村妇女组织的一个庆祝会，几百妇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头上戴着插有点亮的蜡烛的花冠，烛光随着她们的动作闪动。
一项伟大的发现，一种传遍的声望，两次诺贝尔奖金，使当时许多人钦羡玛丽，因此也就使许多人仇视她。
恶毒的诬蔑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她身上，并且妄图毁灭她。有一个阴险的运动在巴黎大肆反对这个44岁的衰弱妇人，她因为工作过劳，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有人责备这个专心工作的学者，说她破坏家庭，玷辱她近年来显扬了的辉煌名姓；虽然她的生活很严肃，很谨慎，而且近几年来特别可怜。
人们不必去批评那些发动这种攻击的人，也不必说玛丽如何绝望地而且时常是如何十分笨拙地挣扎着。
人们也毋需说到那些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受匿名信烦扰、受暴力的公开威胁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有勇气污辱她。后来其中有些人求她宽恕，说了许多表示懊悔的话， 流着眼泪但是这个罪行已经造成恶果，玛丽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或发疯，并且因为体力不支，她患了重病。就在玛丽把前途看得极暗淡的时候，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向她提了出来，使她极为激动，而且颇费踌躇。
自从1905年革命发生之后，沙皇政府逐渐动摇，在俄国，对于思想自由作了一些让步，就是在华沙，生活条件也不像以前那样严酷了。1911年，华沙一个较独立的很活跃的科学协会请玛丽作“名誉会员”。 几个月后，那些知识分子想到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华沙创设一个放射学实验室，请居里夫人来领导，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学者迎接回去，让她永远留在祖国。
由一个没有什么顾虑的人看来，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她可以借此体面地离开法国，不再理睬诬谤，不再理睬残忍的行为！
但是玛丽从来不受怨恨的驱遣，她急切地、真诚地考虑自己的责任所在。回国这个主意很吸引她，同时也使她害怕。这个妇人身体的虚弱状况，使她惧怕作任何决定。此外还有一件事：居里夫妇渴望了很久的实验室，现在终于决定创设了。这时候逃离巴黎，就是使这个希望全归乌有，就是消灭一个伟大的梦想。
这是她一生中觉得没有力气作任何事情的期间，而就在这个时候，两种不相符的使命在折磨着玛丽。
思归的心情使她犹疑许久，最后还是写了一封辞谢的信寄往华沙，她心里多么痛苦啊！她仍然答应在远处领导这个新实验室，并且把它交给两个最好的助手去实地管理：波兰人达尼什和卫丹斯坦因。
1913年玛丽回到华沙去参加放射学实验室落成典礼，身体依旧很不舒服。俄国当局自动不过问她的行动，没有一个官员参加为她组织的庆祝会，因此她的祖国给她的欢迎更为热列。玛丽平生第一次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大礼堂里，用波兰语作科学讲演。
居里夫人的健康逐渐好转。到1913年夏天，玛丽背着背囊徒步游历昂加地纳，想借此试验自己的体力。她的女儿和她们的保姆陪着她，这一组旅行者中还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儿子。几年来，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之间有极好的“天才友谊”，他们彼此钦佩，他们的友谊是坦白而且忠实的。他们有时候讲法语，有时候讲德语，喜欢不断地讨论物理学理论。
孩子们在前面跳跃着作先锋，这次旅行使他们高兴极了；稍后一点，那个爱说话的爱因斯坦精神焕发，对他的同行叙述他心里萦绕着的一些理论，而玛丽因为有极丰富的数学知识，是欧洲极少数能了解爱因斯坦的人之一。
伊雷娜和艾芙有时候听见几句有点奇怪的话，觉得很惊讶。爱因斯坦因为心里有事，不知不觉地沿着一些悬崖边上向前走，并且攀登上了一个极峰，而没有注意到他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忽然他站住了，抓住玛丽的手臂，喊着说：“夫人，你明白我须要知道的是，当一个升降梯坠入真空的时候，乘客准会出什么事”
这样一个动人的忧虑，使那些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哄然大笑；他们一点没有猜想到这种想象升降梯坠落，含有“相对论”上一些高深的问题！
在这次短期休假之后，玛丽到英国去，后来又到布鲁塞尔去，在那些地方有一些科学上的隆重仪式要她参加。她在伯明翰又接受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在法国，所有的暴风雨都过去了，这个女学者达到了光荣的极峰。两年以来，工程师内诺正在比埃尔·居里路替她建筑镭研究院。
这些事的进行，并非十分顺利。比埃尔·居里刚去世不久，当局向玛丽提议，征求全国捐款建筑一个实验室。这个孀妇不愿意用多非纳路的灾祸换钱，拒绝采用这种办法。当局就又懈怠起来。1909年，巴斯德研究院的院长罗大夫想出一个慷慨的主意，他要给玛丽·居里创设一个实验室。这样，她就可以离开索尔本，来作巴斯德研究院的明星。
罗大夫同副校长李亚尔彼此达成谅解，解决了争论。大学和巴斯德研究院共同出资——各出40万金法郎创设一个镭研究院；里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放射学的实验室，由玛丽·居里领导；一部分是研究生物学和放射疗法的实验室，由著名学者兼医生克娄德·瑞查教授领导，专研究癌瘤治疗方法。这两个孪生的研究机构彼此合作，发展镭学。
玛丽现在常从居维埃路跑到建筑工地去，在那里拟定计划并且与工程师讨论。这个头发斑白的妇人有一些最新、最“现代化”的意见。她当然想着她个人的工作，但是她尤其愿意建筑一个可以用30年、50年的实验室，愿意这个实验室在她化为灰尘之后可以用好多年。她要求宽大的屋子，要求能使研究室充满阳光的大窗户；她还要一个升降梯，不管这种费钱的新设施会使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如何气恼她要自己栽种蔷薇，挥动着铲子，用双手在没有盖成的墙脚下堆土，她每天浇水。当她立起身来站在风里的时候，她似乎是在看着那些无生气的石头和有生命的树木一起长高。
她继续在居维埃路工作，有一天早晨，她旧日的实验工友伯弟来找她。这个淳朴的人很难过，因为理化学校也在建筑工作室和梯形教室，而那个棚屋——比埃尔和玛丽的简陋潮湿的木板屋，将要在拆房人的鹤嘴锄下毁平了。
玛丽同这个地位很低的旧日朋友，一起到了娄蒙路，向那个棚屋最后道别。这个棚屋还在那里，一点没有动。黑板上还有比埃尔写的几行字，因为人们对这些字迹怀着虔敬的关切，所以没有人去碰它。似乎那个门就要打开，就要有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进来似的。
娄蒙路、居维埃路、比埃尔·居里路三个地址，三个时期。玛丽自己没有觉得，她在这一天里已把她那美好而又艰辛的学者生活的道路又经历了一回。
在她面前，前途的轮廓已经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生物实验室刚刚完工，瑞果教授的助手已经在里面工作，到晚上，人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个新建筑的窗户里亮着灯光。几个月之后，玛丽也要离开 P．“．Ｎ．学部，把她的仪器移到比埃尔·居里路去。
这个女英雄获得这个胜利的时候，已经既不年轻，也不康健，而且还已经失掉了家庭幸福。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她的周围有新设备，有热心的研究者准备同她一起奋斗！不，这不算太晚！
在那个白色小建筑中，安装玻璃的工人正在各层楼上唱着歌，吹着口哨。下面的大门口，石头上已经刻了这几个字：镭研究院——居里楼。
比埃尔·居里路上这座“前途的庙宇”终于在那个不平常的七月里落成了。现在只等着它的镭、它的工作者和它的领导人。
这个七月是1914年7月。玛丽的周围异常空虚。这时，战争爆发了，她的同事和实验室中所有的工作者都已经入伍了。她身边只剩下了她的机械师路易·拉果，因为他有心脏病，动员不动他；还有一个身材太矮小的女仆。
这个波兰女子忘记了法国不过是她的第二祖国，这个作母亲的人不想去和她的孩子们住在一起，这个虚弱有病的人轻视她的疾病，而这个学者准备把她自己的研究工作留到比较太平的时候再做。玛丽只有一个念头：为她的第二祖国服务。在战争这可怕的变故中，她又表现了她的预感和主动精神。
她关上了实验室的门，像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当一个白衣护士她立刻取得在卫生服务机关工作的证件。在这个机关里她发现了当局似乎不加注意的缺点，但是觉得这是很不幸的缺点：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X 光检查设备！
自从1895年伦琴发现X 射线以来，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可以“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并且照出相片来。在1914年，法国只有为数有限的几套伦琴仪器，供放射科医生使用。军事卫生服务机关在几个大机构装备了这种设备，供战时应用，如此而已。
居里夫人想出来一个办法，她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创造了第一辆“X 光汽车”。 她在一辆普通汽车里放了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就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所需电流。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从1914年8月起巡回各医院；马纳战役的伤兵运送到巴黎来后，都用这个设备检查。
德国军队的迅速推进，使玛丽面对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是应该到布列塔尼去和她的女儿们在一起，还是应该留在巴黎？若是敌军有占领首都的威胁，她是否随卫生机关一起撤退？
她冷静地考虑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决定了办法：无论什么事发生，她要留在巴黎。不只是她现在担任的救护工作要她留在这里，她还想到她的实验室，想到居维埃路的精密仪器，想到比埃尔·居里路的新建筑。她想着 ：“我在这里，德国军队或许不敢抢夺它们，但是假如我离开了，所有的东西都会失踪。”
她这样不无虚伪地推论着，给指导她的本能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这个固执而有毅力的玛丽在本能上不喜欢逃避行动，她认为害怕就等于为敌人服务，她决不让得胜的敌人走进无人照料的居里实验室而自鸣得意。
她准备离别她的女儿们，把她们托付她丈夫的哥哥雅克照料。
虽然玛丽能够从容地考虑住在被包围、被轰炸甚至于被占领的巴黎生活，然而有一件宝物——实验室所拥有的那一克镭却要她加以保护，不让侵略者侵占。
她不敢把这一点珍贵的东西交给任何使者，决定亲自把它运到波尔多去。
玛丽坐在一辆满载政府人员和官员的火车里，身穿一件黑羊驼呢的防尘外衣，带着一个小行囊和一克镭——一个装着许多小试管并且包了铅皮的匣子。
居里夫人奇迹般地找到一个能落坐的地方，并且还能把那个沉重的包裹放在她面前。她决意不听车箱里悲观的谈话，凝视着窗外阳光普照的田野。但田野上的一切是一派失败气象，铁道沿线的公路上不断有向西逃去的成行的汽车。
她到波尔多去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离开时却引起热烈的评论。一大群人围住这个怪人——“这个要回到那边的女人”。 这个“女人”留心不让人知道她是谁，但是话比平常说得多，尽力想平息那些使人惊慌的谣传，并且温和地说巴黎一定“可保”， 居民一定不会遭到任何危险。
她乘坐的这列兵车里，只有她一个是“平民”，这辆车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几次它在田野里一停就是好几小时。有个战士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块面包给她，她接受了。从前一天离开实验室的时候起，她就没有工夫吃任何东西，所以饿得要命。
在她看来，安静的、受着威胁的巴黎在九月初的灿烂的阳光下，似乎有一种它从来不曾有过的美丽和价值。但是街上已经在传布着一个消息，其猛烈不下于海啸。德国军队的进攻已被粉碎，马纳战役业已开始！
巴黎得救了。玛丽接她的女儿们回来；她们正强热抗议让她们过那种流亡生活。艾芙回学校去，伊雷娜取得护士文凭。
居里夫人完全料到了：这次战争是长期的，而且伤亡一定很重，伤员越来越需要就地做手术，前线各战地医院里必须随时有外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X 光汽车会被请去作极有价值的工作。
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她和伊雷娜有过一次重要的商议。
她对她的女儿说 ：“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是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回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
但是我没有什么妄想，这笔钱多半会丢掉的，因此除非你赞成这样办，我决不作这件‘蠢事’。“
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接着就变成公债、“ 国民捐款”、“自动捐献”并且正如玛丽预料到的，一点一点地消耗完了。居里夫人把她的金子送到法兰西银行，收款的职员接受了金钱，但是很愤激地拒绝把那些光荣的奖章送去销毁。玛丽并不觉得高兴，她认为这种拜物主义是荒谬的，她耸了耸肩，把奖章带回实验室。
镭和X 射线一样，对人体有各种疗效。玛丽把她的镭献给一个“射气服务机构”使用；她每星期“加工” 镭放出来的射气，把它装在管子里，用以治疗“恶性”伤痕和各种皮肤病。
X 光汽车，X 光设备，射气服务这还不够。
这种技术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很缺乏，使玛丽很忧虑，她建议政府开办并常设放射科训练班。不久就有20个人聚在镭研究院学初级课程，包括电学和X 射线理论、实习和解剖学。教授是居里夫人、伊雷娜·居里和可爱而且博学的克兰小姐。
从1916年到1918年，玛丽训练了150个放射科护士，这些人是由各界招募来的，其中有些人教育程度很低。居里夫人的声望起初使她们很害怕，但是这个物理学家对她们的恳挚态度，很快就使她们折服了。玛丽天赋一种才干，能使头脑简单的人接受科学。她极喜欢作得很完善的工作，所以当她的一个学徒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X 光照片时，她非常高兴，好像这是她自己的胜利一样。
法国的盟邦也相继求助于居里夫人的才干。从1914年起，她时常到比利时的各医院去。1918年，她带着使命到意大利北方去了一次，研究当地放射性物质的资源。稍后，她欢迎美国远征军约20名战士到她的实验室来，教他们放射学。
虽然如此，她心里极少快乐！她有种种使她不安的切身烦恼，她想到她中断了的工作，想到她在波兰的渺无消息的一家，还加上她对于全世界的荒谬疯狂的惊惧。她看见成千具碎裂的躯体，听见呻吟和狂喊，这种记忆在长时期内使她的生活总是郁闷的。
1918年，她在实验室里惊讶地听到宣布停战的炮声，她要把镭研究院用旗帜装饰起来，和她的合作者玛特·克兰到附近各铺子里去找法国国旗。国旗都卖光了，结果她只好买了几块三种颜色的布料，由她的女仆巴的内夫人匆匆地缝在一起，挂在窗前。玛丽兴奋而且快乐地颤抖，不能镇定。她同克兰小姐上了那辆旧的X 光汽车，四年的冒险已使这一辆车遍体鳞伤。 P．“．Ｎ．学部的一个工人给她充当司机，无目的地开过几条街道，在潮涌一般的快乐而又严肃的人群中驶过。到了贡科德广场，人群阻住汽车，不能前进。有些人爬上这辆镭诺牌汽车的挡泥板，上了车顶。居里夫人的汽车再向前进的时候，就带了十来个额外乘客，这些人那天早晨就一直占据着这个临时预备的顶层。
在玛丽看来，这不是一个胜利，而是两个胜利，波兰从灰烬中再生了，它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奴隶生活，现在恢复了独立。
这个从前的斯可多夫斯基小姐，重新想起她受压迫的童年和她青年时代的挣扎。她从前以虚伪和诡诈应付沙皇的官员，在华沙的一些简陋住房里秘密与流动大学里的同志聚会，教斯茨初基的小农民读书等等工作，并没有白费心力。她的“爱国梦”在许多年前几乎使她牺牲她的事业，甚至于牺牲比埃尔·居里的爱。现在这种梦想在她眼前成了事实！
《居里夫人》第八章晚年的辉煌
来源：百度文库 文章作者：埃里·居里 2010-08-05 09: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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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第八章 晚年的辉煌
第八章 晚年的辉煌
战争结束了，世界恢复平静。
玛丽怀着信心在远处注意着组织和平的人们在工作。
战胜国的学者与战败国的学者恢复了交往。玛丽表示她诚恳地愿意忘掉最近的战争，但是同时她也不肯采取她的某些同事所抱的那种友好和热情的态度。
在接待一个德国物理学家之前， 她往往先问明白：“他在九·三宣言上签过名没有？”若是签过名，她就只简单地对他表示客气；若是没有，她就比较友好些，随便与她的同行谈科学，好象没有发生过战事一样。这种只有短暂意义的态度，可以证明玛丽对于知识分子在变乱期间的责任有极为崇高的观念。她并不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在战争期间置身事外：四年期间，她忠诚地为法国服务，并且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是她认为有些行动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参与的。居里夫人责备莱茵河彼岸在宣言上签字的作家和学者，她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坚定地保卫文化和思想自由，就是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玛丽虽然参加了这次大战，但是并没有成为好战分子，也没有成为宗派主义者。1919年，她仍然是个纯粹的学者。
她一直慈祥地照料着两个亲生的但大不相同的女儿，对她们从不偏爱。在任何生活环境中，她都是伊雷娜和艾芙的保护者和热心的同盟者。后来，伊雷娜自己有了孩子，玛丽对于这两代人，也是一样地照料，一样地关心。
居里夫人不知是因为健康好了起来，还是因为老年人的泰然心情已经开始，她变得安祥多了。像一把虎头钳一样紧紧地卡住她的悲哀和疾病，已经放松，时光冲淡了旧日的苦恼1920年5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被引进了镭研究院的很小的会客室。她名叫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在纽约主办一种大型杂志。
这次约会，她等了好多年了。麦隆内夫人和许多别的人一样颇为玛丽·居里的生活和工作倾倒；而这个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大记者，她极力设法去接近她所崇拜的人。
麦隆内夫人参观过合众国各资力雄厚的实验室，知道里面的情形，其中爱迪生先生的实验室简直像一座宫殿。看过那种壮丽建筑之后，再看镭研究院，就觉得它简陋了。这所房子虽然是新的而且也还合用，但是它是照着法国大学建筑的朴实规模造成的。麦隆内夫人也知道在匹兹堡有一些工厂大批炼制镭，她看见过它们发出来的浓烟，以及一长列一长列装载贵重的钒钾铀矿石的车皮她到了巴黎，在一间家具很不完备的办公室里，与发现镭的夫人密谈，她问：“你最愿意要什么东西？”
居里夫人柔和地回答 ：“我需要一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镭的价格太贵了。”
麦隆内夫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她要她的同胞赠送一克镭给居里夫人。回到纽约之后，她想找10个有钱的妇女，10个女百万富翁，劝她们每人出一万元，凑起来买这件礼物。没有成功，她只找到三个学术保护人肯如此慷慨。她后来想：“为什么只要十个有钱的妇女呢？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全美妇女捐款运动？”
在美国，没有办不到的事。麦隆内夫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最积极的委员有威廉·佛·穆狄夫人、罗伯特·米德夫人、尼古拉斯·布瑞狄夫人、罗伯特·阿俾大夫和弗兰西斯·卡特·伍德大夫，准备在新大陆的每一个城市中发起筹募活动。在她拜访居里夫人之后不到一年，她就给居里夫人写信说 ：“款已凑足，镭是你的了！”
这些美国妇女慷慨地援助玛丽·居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她们亲切、友好地问她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我们愿意认识你。”
玛丽犹豫不决。她永远怕见人群，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公开宣传的国家，到那里去拜访是要遇到许多排场和折磨的，她想到这里觉得畏惧。
麦隆内夫人坚持要她去，把她的异议逐一扫除。
居里夫人感动了。她抑制住自己的一些顾虑，在54岁的年纪进行平生第一次重大的正式旅行，承担了这次旅行的种种义务。
居里夫人力求隐退，这种努力在法国部分地得到成功。玛丽已经使她的同胞，甚至使接近她的人相信，大学者并非要人。自从她到纽约，这层帘幕揭开了，真相出现了。伊雷娜和艾芙突然发觉，一向与她们住在一起的这个自求隐退的妇人，在世人的眼中代表着什么。
美国人在和居里夫人相识之前，已经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把她列为当代第一流人物。现在她到了这里，和他们在一起，成千成万的人都对这个“疲倦客人的简朴魅力”着了迷，都对这个“羞怯的纤弱妇人”、这个“装束朴素的学者”一见倾倒麦隆内夫人的房子里摆满了鲜花——有个园艺师因为镭治好了他的癌肿，花了两个月功夫亲自培植极美丽的玫瑰花，使它们发芽和开花，以便送给玛丽。
就在这所房子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旅行日程。
美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专科学院，所有的综合大学，都邀请居里夫人去访问；成打的奖章、名誉头衔、名誉博士学位，都在等着她麦隆内夫人问：“你当然带了大学教授的长袍吧？
在这些仪式中，这种衣服是必不可少的！“
玛丽的天真微笑引起了普遍的惊讶。玛丽没有带来大学教授的长袍，最妙的理由是她从来没有这种衣服。索尔本教授都必须有一件长袍，但是居里夫人这位唯一的女教授，却把这种打扮的乐趣让那些男子去享用。
麦隆内夫人立刻叫来了裁缝，忙着赶做这种庄严的衣服。衣料是黑罗缎，用丝绒镶边，将来再罩上博士学位应有的色彩鲜明的无袖长袍。在试衣服的时候，玛丽很不耐烦，说袖子碍事，材料太厚，尤其是绸缎刺激她那被镭烧坏了的手指。
到5月13日，诸事终于齐备。在安德鲁·卡内基夫人家里吃过午餐，在纽约匆匆地游览了一下，居里夫人、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和艾芙就动身作流星一般的旅行。
重大的日子到了。5月20日，哈定总统在华盛顿将一克镭——或者不如说是象征的镭，赠给了居里夫人。赠她的镭分装许多试管，存放在特别衬了铅皮的匣子里；但是这些试管太贵重，它们的辐射太危险，所以仍旧安全地留在工厂里。一个装着“仿制镭”的匣子放在白宫东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大厅里挤满了外交人员、政府高级行政官员、陆海军及大学的代表。
四点钟，一个双扇的门开了，一列人走进来：先是法国大使朱塞昂先生挽着哈定夫人，再是哈定总统挽着居里夫人，再是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居里和艾芙·居里，再是“玛丽·居里委员会”的女士们。
演说开始了。最后是合众国总统讲话，他恳挚地向她致词，说她是一个“高尚的人，忠诚的妻子，慈爱的母亲；除了她那极艰辛的工作之外，还尽到了妇女的全部天职”。他把一卷用三色丝带扎好的文件交给玛丽，并且把一个用水纹绸带系着的极小的金钥匙，挂在她的颈上，这是那个匣子的钥匙。
人们认真地听着玛丽的简短谢词。然后客人们在一片愉快的喧哗声中进入蓝厅，再列队从这个学者面前走过。居里夫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一语不发地向他们微笑着；他们逐一走到跟前，她的女儿们代她握手，并且依照哈定夫人介绍的人的国籍，用英语、波兰语、法语说客气话。后来他们又排成行列走出去，到了门前的石阶上，一大群摄影记者正在那里等着。
有幸参加这次仪式的人们，大声疾呼地宣布“镭的发明者接受她的美国朋友赠送的无价之宝”的新闻记者们，如果听到玛丽·居里在哈定总统把那一克镭赠给她之前，就试图放弃它，一定要大为惊异的。在举行仪式的前夕，麦隆内夫人把赠予与文件给她审阅，她仔细读完后从容地说：“这个文件必须修改。美国赠给我的这一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只要我活着，不用说我将只把它用于科学研究。但是假如就这样规定，那么在我死后，这一克镭就成为私人财产，成为我的女儿们的产业。
这是不行的。我希望把它赠予我的实验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律师来？“
麦隆内夫人觉得有点为难，回答说 ：“但是好罢！既然你愿意这样，我们可以在下星期办正式手续。”
“不要等下星期，不要等明天，就在今晚办妥。
这个赠予证书要马上生效，我也许会在几小时内死去的。“
在这很晚的时候，费了很大的事找来了一个律师，他和玛丽共同草拟了附属证书。她立刻签了字。
在费城，居里夫人和科学界、实业界著名人士交换了礼物：有一个工厂的经理赠送这个学者五十毫克新钍；著名的美国哲学学会授予她约翰·斯考特奖章，为了表示感谢，玛丽赠送这个学会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这是她在最初几年研究工作中自己制造并且使用的。
她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那一克著名的镭就是这个厂炼制的。在大学里，她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玛丽穿上她的教授长袍，这件衣服她穿着很合身而且很舒服；但是她不肯用传统的方帽盖住她的头发，她觉得它难看，并且抱怨它“戴不住”。 在一群学生和戴着硬黑方帽的教授中间，她总是光着头，拿着帽子。
最会打扮的人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她的脸在周围许多人的脸中间，显出了天然的美，玛丽自己却毫无所知。
6月17日，居里夫人不得不第二次，中止旅行，她的血压极低，医生们都很不安。玛丽休息了几天，恢复了一点气力，能到波士顿和纽海文，并且到韦尔斯利、耶鲁、哈佛、西蒙、拉得克力夫等大学去。6月28日，她上了奥林匹克号轮船，她房间里堆满了电报和花束。
玛丽疲乏极了，而总的说来，也满意极了。在她的函件中，她说她幸运地“在美国对于法国和波兰的友谊上作了一点极小的贡献”， 她引述哈定总统和柯立芝副总统对她两个祖国所表达的同情的言词。但是无论她怎样谦逊，她也不能不觉得自己在合众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她征服了几百万美国人的心，赢得了所有接近她的人的真挚友谊。一直到她去世，麦隆内夫人始终是她的最忠实、最亲切的朋友。
1922年5月15日，国联理事会一致通过约请“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为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接受了。
在玛丽一生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自从她成了著名人物以来，有几百种慈善事业、几百个联合会和团体请求她列名赞助，她不曾允许过一次。玛丽没有工夫实际去做工作，所以她不愿意参加那些委员会；尤其是她要在各种环境之下保持绝对的政治中立。她不肯放弃她被称为“纯粹学者”这种美好的头衔，不愿置身于意见的纷争之中，连最无害的宣言她也从来不肯签名。
因此，居里夫人加入国联工作，是有特殊意义的，她只这一次没有忠于科学研究。
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网罗了一些著名人物：伯格森，吉尔伯特·墨莱，朱罗·德特瑞，还有许多别的人玛丽后来成为副主席。她参加几个专家委员会，以及巴黎的国际文化合作研究院的指导委员会。
1922年2月7日巴黎医学科学院院士的选举结果发表了。科学院院长晓发尔先生在讲坛上对玛丽说：“您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竭诚献身工作和为科学牺牲的伟大妇女，一个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始终为分外的责任而工作的爱国者，我们向您致敬。
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您那儿得到精神上的益处，我们感谢您；有您在我们中间，我们感到自豪。您是第一个进入科学院的法国妇女，但是除您之外，还有哪一个妇女能当之无愧？“
1923年，居里基金会决定郑重庆祝镭的发现25周年。政府也参加这个表示敬意的庆祝会，议会两院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给居里夫人4万法郎年金作为“国家酬劳”，并规定伊雷娜和艾芙·居里可享有继承权。自从波兰解放之后，玛丽心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她在华沙创设一个镭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肿治疗的中心。
她的倔强不足以克服种种困难。波兰在长期的奴役之后，元气刚刚恢复，一切都很缺乏：缺乏财力，缺乏专门人才。而玛丽没有工夫亲自安排，没有工夫亲自募集基金。
在一个睛朗的早晨，波兰共和国总统砌了研究院的第一块砖，居里夫人砌第二块， 华沙市长砌第三块这些仪式毫无正规仪式的拘束！波兰元首斯塔尼斯拉斯·吴哲其耶贺夫斯基惊讶玛丽出国多年后，祖国语言仍旧说得极好；他这样说并非只是出于客气。
他在巴黎的时候，还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的同伴。
这位总统问她 ：“你还记得么？33年前我带着秘密的政治使命回波兰，你借给我一个旅行用的小枕头，那个枕头很有用！”
玛丽笑着回答 ：“我还记得你忘了还我！”
过了几年，砖块成墙壁，玛丽和布罗妮雅的努力尚未完结；她们两个都已经把大部分积蓄用在这件工作上面，但是还缺款项购买治疗癌肿所必需的镭。
玛丽并没有失去勇气，她考虑了一下，又把注意力转向西方转向以前曾给她很大帮助的合众国，转向麦隆内夫人。这个慷慨的美国妇女知道玛丽爱护华沙研究院的心，不下于爱护她自己的实验室。她又作出一个新的奇迹，募集购买一克镭所需的款项——这是美国赠与居里夫人的第二克镭。一切又重新开始！
像在1921年一样，玛丽在1929年10月上船前往纽约，代表波兰向合众国致谢。像在1921年一样，人们给她许多荣誉头衔。这次旅行中，胡佛总统邀请她在白宫住了几天。
1932年5月29日，玛丽·居里、布罗妮雅·德卢斯卡和波兰国家共同的工作圆满完成；共和国总统摩斯齐茨基先生、居里夫人和瑞果教授，出席了庄严的华沙镭研究院的揭幕典礼。布罗妮雅的办事常识和审美观念，使得这座建筑宽敞，线条和谐。在过去几个月，这里已经用放射治疗法给病人治病。
这是玛丽最后一次看见波兰，看见她出生的城市的街道，看见她每次到波兰总怀着思乡情绪，差不多近于懊悔地去看的维斯杜拉河。她给艾芙写的信里，一再描写她的极热烈地依恋的这条河、这片土地和这些岩石。
玛丽每次旅行归来，总有一个女儿在车站的月台上迎候，等待居里夫人在特等车厢的一扇窗户前露面。
这个学者的样子，一直到死总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她谨慎地拿着一个很大的棕色手提皮包，永远是这一个，这是多年前一个波兰妇女联合会送给她的，里面塞满了纸张、文件、纸夹和眼镜盒子。玛丽的一只手臂抱着一把萎谢了的花，这把很普通而且硬邦邦的花是路上有人赠给她的，给她添了许多麻烦，然而她不肯扔掉。回到家里，当她看邮件的时候，艾芙跪在几个敞开的小皮箱前面，替她清理带回来的行李。
每晚，居里夫人坐在地板上，周围散放着纸张、计算尺、小册子。她从来不按照一般“思想家”的习惯，在写字台前坐在圆椅里工作；她需要无限制的地方，才够摆开她的文件和曲线图纸。
实验室的“仆役”和工人，也和别的人一样，感觉到她那深藏不露、世上少见的吸引力。玛丽雇私人汽车司机时，人们可以看见乔治·波阿德热泪横流，因为他想到，从此以后每天把居里夫人由比埃尔·居里路送回白杜纳码头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不再是他了。乔治原是研究院里的杂役，既是干粗活的工友和技工，又是汽车司机和园丁。
一种她不大表示出来的深厚的感情，使玛丽依恋所有那些和她共同作战的人，并且使她能够辨别出这个大家庭里的最热心最高尚的人。
每逢一个合作者的论文通过了，或是得了文凭，或是被认为有领受某种奖金的资格，她就为这个人举行一次“实验室茶会”。 夏天的时候，这种聚会就在室外花园的椴树下举行；冬天的时候，餐具的响声就会突然打破这座建筑中最大的屋子——图书馆的安静。
若是这个试验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这个不幸就似乎把玛丽惊呆了。她坐在椅子上，两臂交叉，背是驼的，眼神是空虚的，她的样子突然像一个很老很老的农妇，因为遭了巨大的悲哀而沉默忧伤。那些合作者看见她这样，怕是出了事故，怕是演了悲剧，都来问她出什么事。玛丽凄然说出一句总括一切的话：“没能使锕X 沉淀”。
居里夫人时常谈到自己的死，她表面上很镇定地谈论着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并且预计到实际的影响。
她常常冷静地说这一类的话 ：“我的余年显然已经不多了。”或是：“在我去世后，镭研究院的命运如何，使我不安。”
但是她内心并不真正平静，她不甘心这样，她的全部本能都排斥“寿终”这个概念。从远处赞美她的人们，都以为她过了一生无与伦比的生活；但是由玛丽看来，她这一生无足轻重，与她担当的工作是不相称的。
三十年前，比埃尔·居里因为预感到死神要用偶然事故来夺取他的生命，就怀着一种悲剧的热情埋头工作。现在轮到玛丽，她也接受了这种隐晦的挑战。
为抵御她所害怕的袭击，她狂热地用计划和责任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壁垒。她轻视那种一天比一天明显的疲乏，轻视压迫她的一些慢性疾病：不好的视力，风湿性肩痛，时常发作的耳鸣。
她异常匆忙地工作着，而且还带着她惯常所特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她严厉地要她的学生们作种种预防：用夹子拿装着放射性物体的试管，不碰没有遮护的试管。而她自己却永远不注意这些。她勉强遵照镭研究院的规则，允许人验她的血。她的血液成分是不正常的。这有什么关系！35年以来，居里夫人一直在接触镭，一直在呼吸镭射气。在四年的战争期间，她还受过伦琴仪器发出来的更危险的射线。
她冒了这么多危险，使血液略有了变化，手上受了一些讨厌而且痛苦的烧伤，有时干枯，有时化脓，这也算不得很严重的惩罚！
1933年12月居里夫人短期患病，这次的病给她比较深的感受。X 光照相显示她的胆囊里有一块结石，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是死于这种病症！
玛丽为了要避免她所害怕的手术，这才注意饮食调养，稍微留心自己的健康。
这个学者许多年以来总不顾自己的问题，她计划在梭镇乡间建一所房子，在巴黎搬一个住处，但是一再迟延。直到现在才匆匆开始进行。她审查工程预算，毫不迟疑就决定支付巨额费用。只等天气好的季节一到，就开始建筑梭镇的别墅，并且到1934年10月，就离开白杜纳码头的房子，搬到大学城里新建的一所现代化的房子里去。
玛丽原想作一次旅游，让布罗妮雅看看各处的美丽风景。但是走过几段路，到了她在加发来尔的别墅里，她就着凉了，觉得疲乏已极。玛丽冷得发抖，忽然感到失望，倒在布罗妮雅的怀里，像有病的孩子一样地抽泣。她担心她的书，恐怕患了气管炎就没力气把它写完。布罗妮雅照料她，抚慰她。到了第二天，玛丽抑制住这种精神上的沮丧，从此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形。
后来阳光普照的天气安慰了她，并且使她感到舒服。等她回到巴黎的时候，她觉得身体好了一点。一个医生说她患流行性感冒，并且与过去40年所有的医生说的一样，工作过度。玛丽不注意自己一直有低烧。布罗妮雅回波兰去，不知怎么心里总感不安。姐妹俩在开往华沙的火车前面，在那常到的月台上，最后一次互相拥抱。
玛丽时病时愈。在她觉得比较强健的时候，就到实验室去；在觉得眩晕软弱的时候，就留在家里写书。
每星期用几小时计划她的新住房和在梭镇的别墅。
但是健康的敌人抢到了前头了。她的热度更高，颤抖更甚。艾芙不得不耐心说服她，使她同意再请医生。玛丽总不肯请医生，借口医生们 “叫人厌烦”，而且“没有钱酬谢他们”， 因此没有一个法国开业医生得过居里夫人的诊费。这个学者，这个喜欢进步的人，却像村妇一样不喜欢治疗。
在1934年5月一个晴和的下午，她在物理室里工作到三点半钟，疲乏地抚摸着蒸发皿和仪器，这是她的忠实伴侣。她对她的合作者说：“我在发烧，我要回家去。”
从此她再没有起床。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她接受一些令人厌倦的治疗。她突然以令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这些，并且肯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去作全面检查。两次X 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莫解。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症。只有肺的 X光相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灶和有一点发炎的阴影，他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杜纳码头的住房的时候，既不见好，也不见坏，她周围的人开始低声谈到“疗养院”。
艾芙担心地对她说了这个办法，玛丽又听从了，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动身了。她以为是城市中的喧嚣和灰尘使她不能痊愈，希望比较清新的空气能治好她。
她日渐衰弱。在试图把她移进疗养院之前，艾芙请法国最好的医生来诊视了一次。
她的病势突然加重，但是医生们仍劝立刻动身。
这次旅行痛苦不堪：到圣哲末的时候，玛丽在火车里就支持不住了。倒在艾芙和护士的怀里晕倒过去。等到把她安顿在桑塞罗谋疗养院中最美丽的一间房子里之后，又用X 光照了一些相片，又检查了几次：她的肺不是病因，这次移动全无用处。
她的体温超过40度，这是不能瞒玛丽的，因为她总以学者的谨慎态度自己看水银柱。她差不多不说什么，但是她那黯淡的眼睛露出绝望的恐怖。立刻从日内瓦请来的罗斯教授，他比较了最近几天检验血液的结果，看出血里的红白血球数目都减得很快。他诊断为极严重的恶性贫血症。玛丽很忧虑她的胆囊里的结石。他安慰她，告诉她决不给她作任何手术，并且想尽办法来给她治疗。但是生命正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个疲乏的身体。
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还能最后一次用颤动的手拿温度表，看出表上的度数减低了——临终前永远有的现象。她快乐得笑了。艾芙告诉她这是痊愈的迹象，她现在一定快要复元了。她望着敞开的窗户，怀着动人的求生欲望，怀着希望，对着太阳和巍然不动的群山说：“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和地方的高度”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吟和一些迷惘的、惊讶的叹息：“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感到恍惚”她没有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
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断续说着：“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
她注视一个茶杯，想用一把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把药刀——一种精巧的实验用具：“这是用镭作的，还是用钍作的？”
她已经离开人类去和她心爱的“东西”在一起，她已经把她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永远与它们在一起。
后来她只是再说了几句不清楚的话；医生来给她注射，她忽然对他发出一个表示疲倦的微弱喊声 ：“我不要。我希望别打搅我。”
她临终的时刻，显示了一个只在表面上软弱者的力量和可怕的抵抗，显示了渐渐冷却的强壮的心，它仍在跳动，不疲倦，不让步。比埃尔·卢依大夫和艾芙每人拉着她一只冰冷的手；还有16小时工夫，生命和虚无都不受这个妇人了。到了黎明，阳光已经把群山染成玫瑰色，并且开始在极明净的天空运行；灿烂的晨光充满了这间屋子，照着床上瘦削的脸颊和无表情的灰色眼睛。死亡已经使她的眼睛定住，她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科学还须对这个遗体宣布它的判断。那些与已知的恶性贫血不同的异常症状和几次验血，指出了真正的罪魁：镭。
瑞果教授后来写道 ：“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丈夫和她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牺牲者之一。”
在桑塞罗谋，涛贝教授写出了如下的例行报告：“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
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大半是因为长期辐射积蓄而有了改变。“
这个消息由安静的疗养院传了出去，传播全世界，在几个地方引起极深的悲痛：在华沙有海拉；在柏林的一辆赶往法国的火车里，有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和布罗妮雅，在蒙彼利埃有雅克·居里；在伦敦有麦隆内夫人；在巴黎有一些忠诚的朋友。
一些青年学者在镭研究院里死气沉沉地仪器前面哭泣。乔治·福尼埃是玛丽喜欢的学生之一，他后来写道 ：“我们失去了一切。”
居里夫人躲开了这些悲哀，躲开了这些激动和尊崇；她躺在桑塞罗谋的床上休息。科学家和忠诚的人一直在这所房子里保护她，不许生人进去看她，扰乱她的安息。没有好奇的人知道她去世后显得多么优美。
她穿着白衣服，白发梳向后面，露出她那极大的额部，她的面容平和、庄严而且勇敢，像一个武士；那时候，她是世界上美丽、高贵的人。
她那双粗糙的、结了老茧的坚硬的手，被镭严重灼伤，它们一向的痉挛已经消失；它们伸在被单上，僵直，一动不动。
这是一双做了那么多工作的手。
1934年7月6日星期五下午，居里夫人谦卑地到了死人的住所：没有演说，没有仪仗，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官员在场。爱她的近亲、朋友和合作者，看着把她葬在梭镇墓地里。她的棺木放在比埃尔·居里的棺木上面，布罗妮雅和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向墓穴洒下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墓碑上又加了一行新记载：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1867—1934年。
一年之后，玛丽去世前写成的一本书出版，这是她给年轻的“物理学爱好者”的最后启示。
镭研究院已经恢复工作，在那个明亮的图书馆里的许多科学作品之中，又加上了这一本巨著。灰色的封面上印的著作者的名字是：“比埃尔·居里夫人，索尔本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
书名只是一个庄严灿烂的名词：《放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