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亚麻衬衣:中国的创新医药在呼喊

中国的创新医药在呼喊 作者:  来源:科报网  发布者:刘斌  类别:产业动态  日期: 2007-03-30  今日/总浏览: 1/1463
编者按我国自主创新的药物尽管难以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但在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创新药物的萌芽，有的甚至即将获得成熟的果实。然而，有一种现象颇值得注意，一些跨国资本通过收购、合作等合法的资本运作手段，试图“摘桃子”，对我国花大力气，且“百尺竿头，只差一步”的生物医药基础研究成果，开始了新的“跑马圈地”。由于种种因素，也确实导致了部分科研活动“为他人做嫁衣”，造成了一些成果不应有的流失。面对前功尽弃的尴尬境地，亲历者们心焦如焚。今天，本报刊登的这一长篇通讯，翔实记述了发生在医药创新领域令人忧心的现状，旨在引起国人的特别关注，以采取果断有力的政策措施，培育和支持属于我们自己的创新药物，攻坚国际医药产业的制高点。
对着这份收购合同，卖还是不卖?
某跨国制药公司出价3700万美元的技术转让款和全球销售额9％的分成收购上海泽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生科技）重大创新药物———重组人纽兰格林的全球市场销售权。
这是一个生存的命题。
卖还是不卖？张江园区的泽生科技总经理周明东面对着这份收购合同，颇为踌躇。泽生科技自主开发的抗心衰创新药物———重组人纽兰格林药是一种用于治疗中、重度心力衰竭的基因工程药物。目前已经进入临床Ⅱ期，并申请了多项国际专利保护。重组人纽兰格林有望成为首个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并治疗多种心脏病的药物，这一结果将给心衰治疗领域带来一次巨大的变革。早在3年多前该药就被上述跨国药企“铆牢”了。
从周明东最初带着全新的科学发现和300万元启动资金回国创业，到目前拥有两个处于临床Ⅰ、Ⅱ期研究阶段的原创新药，历时7年、耗资近2000万美元，周明东自然对这个“新生儿”有着复杂的感情。
卖？泽生公司将在短期内获得较充裕的资金，但要丧失该药的自主权，辛苦多年即将成熟的果实被人唾手而得；
不卖？巨大的资金缺口难以横渡，亟待开展的国际临床Ⅱ期试验的2000万美元从何而来？
泽生科技面临的困境并非个案。中科院药物所研制的被誉为“可能震撼全球的重磅炸弹级在研新药”治疗老年痴呆的石杉碱甲衍生物（ZT-1），在欧洲6个国家完成了临床Ⅱ期试验，在项目接近成熟阶段时，由于无法承担高昂的国外临床试验费用，只好转让给瑞士德彪药业集团，而药物所仅获得五六百万元人民币的转让款。技术转让虽然暂时解决了资金需求，但也“转让”了该原创新药的自主性，而同时ZT-1已不再冠以“中国制造”。
据悉，一家来自海外的创投公司近两年已在我国投了近70个生物医药项目，展开了一场新药“圈地运动”，并在张江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高薪聘请国内外教授，计划用3—5年的时间，把我国现有的4万多种植物的化合物成分统统提取一遍，每个植物提取6—8个成分，同时申请专利保护。这种“先圈地、后开发”的做法，今后很可能将我国宝贵的中医药资源“斩尽杀绝”。
2006年底，国家新药筛选中心向全世界披露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GLP-1R）非肽类小分子激动剂。这项成果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辉瑞、默沙东、诺和诺德等公司的关注，尽管该药物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超过10家跨国公司表示愿意出资合作进行后续研究，而在这些纷至沓来的寻宝者行列中，没有一家中国公司。
类似的事情频频发生。在上海，像泽生科技一类的高新技术企业共有2万多家，其中许多很有发展潜力，但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是被外资跑马圈地“吃掉”，就是“生长停滞”或“夭折”，几乎没有一家能成长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大企业，让人扼腕不已。
据介绍，随着医药产业的飞速发展，国外新药研制成本的不断攀升，国外医药巨头已经将眼光盯上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基础研究。2003年，世界医药前十名的企业共有研发项目302项，仅有101项是内部研发，其余的多为收购。辉瑞制药27项研发项目中，仅有3项是内部开发。有些医药巨头毫不掩饰地说，中国是一座待挖掘的“金矿”。他们依靠自己强大的资本优势，对国内各大科研院校和研发企业的优质研发成果攻城略地，变相“掠夺”即将成熟的果实。
专家分析说，国内的医药创新环境已经相当不错，很多的项目初期都能够获得较大的支持，政府、社会和企业也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造成我国原创高成熟度项目成果的流失就是产业链条上的“政策缺位”，原创项目在进入临床试验，尤其是开展国际化临床试验缺乏相关的产业扶持，缺乏“临门一脚式”的支持，这也是我国医药产业链上最关键也是最薄弱的环节。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原创新药本来就寥寥无几，本应该从国外大量引进项目，不能再让新药转让的现象屡屡发生，否则中国医药的产业链还是难以形成。这显然违背政府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的初衷。”有专家表示。
得专利者得天下
近10年来，专利药物在全球医药市场上独领风骚。全球销售超过10亿美元的药物，也就是常说的“重磅炸弹”药物已从1996年的25个激增至2005年的94个，预计2007年将超过112个。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和企业的巨额投入，导致目前全球畅销的医药品种中，有一半以上是在美国研制成功；全球十大畅销药排行榜中，美国就占了8个席位。
在制药产业，研发成本在整体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颇高。企业基本上是依赖专利以回收投资成本。当药物处于专利期时，由于受到专利法的保护，市场被专利持有者独占，其价格相当高昂，以弥补巨大的科研投入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专利一旦过期，随着药物被仿制，药价大幅下滑，利润变薄。如果没有专利药物，制药企业难以获得高额利润，难以在药物开发上持续投入，药物创新恐怕也就成了无本之木。
据介绍，发达国家的大型制药企业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单个产品的年销售额就可高达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美元，如辉瑞公司的降血脂药立普妥2005年销售额达到129亿美元。由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可以在很长的专利保护期内独占市场，一个产品就能赢得丰厚的利润，再从利润中拿出巨额资金投入到研发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中，形成了良性循环。同时，发达国家还拥有充足的风险资金、完善的投融资渠道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可以从容地应对瞬息万变的科技创新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形成了较完善的医药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目前，我国创新型的药物品种数量仍廖若晨星。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企业绝大多数处于价值链的最下游，整个医药行业发展仍然是粗放式的仿制发展模式，生产的化学药品97％为仿制药。“一个药物，多家仿制”的情况屡屡出现，厂商之间杀价竞争现象严重，行业盈利空间大大萎缩，甚至造成亏损。药品生产成为“工业制造”，低水平的过度竞争导致的结果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不利。据悉，截至2005年底，注册生产一类新药加替沙星的企业已达77家，而其2004年的全国市场销售额仅为3.9亿元，平均每家生产企业仅取得500万元的销售额。
我国原创新药的青蒿素，也由于专利被抢先注册而痛失国际市场。青蒿素是1971年我国科研人员从黄花蒿叶中提取分离到的抗疟疾药物，是我国唯一一个分子结构得到国际认可的中药。但其知识产权早已被瑞士诺华和法国赛诺菲获得，目前已被国外20多家企业仿制。因此，虽然我国是青蒿生产的第一大国，我国医药企业仅处于原料供应商的地位，利益大头仍控制在跨国医药巨头的手中，甚至我国同类药品出口时还须补交专利使用费。
泽生科技研制的重组人纽兰格林是拥有全球专利保护的原创新药，据估算，其美国市场容量高达33亿美元，年利润高达11亿美元；欧洲市场容量为38亿美元，年利润高达13亿美元，全球市场每年利润高达25亿美元。
专家分析说，仿制药的利润低廉，国际的医药巨头绝大多数都是靠专利药物获取超额的利润，而我国没有专利药物，创新医药的产业链将无法形成规模，我国的制药企业将一直处于产业链的最下游。中国的生物制药亟须专利药的出现，只有形成了专利药完整的产业链，我国的医药才可能登上国际舞台，我国生物医药的产业才能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制造，才能建立起良好的产业环境。
瓶颈就是出路
“十年时间十亿美金”，生物制药艰难可见一斑。国内的创新环境使医药创新初期的成本大大降低，但是在迈向国际化的路途上，高昂的临床试验成本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据统计，完成新药的国内临床研究资金需求通常为两亿元，在中国风险投资日益成熟，政府扶持力度逐步加大的情况下，市场前景良好的新药项目通常可以募集到这笔资金。而国际临床试验至少需要2亿美元，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中国的大型医药企业，这笔费用都是难以独立承担的。国际化的巨额费用成为中国原创新药走出国门的最大瓶颈。
被誉为“可能震撼全球的重磅炸弹级在研新药”治疗老年痴呆的石杉碱甲衍生物（ZT-1），在欧洲6个国家完成了临床Ⅱ期试验，但是由于后续资金的不足而拱手让人。上海一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花了11年时间研究发现的一种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征的天然植物———肾参，眼下已进入Ⅲ期临床试验，获得国家新药证书指日可待。但是在2003年由于资金问题，当地政府风险投资65%%的股权已全部转让给外资，该公司基本被外资控股，这就意味着：一旦肾参新药证书批下来，它将作为一味新药材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但肾参的“药材标准”所有权、专利权以及产品的经营权都控制在外资企业手中。
泽生科技自主研发的抗心力衰竭药———重组人纽兰格林正处于开展国际化的两难阶段，市场预测该药物能够带来全球每年200亿元的利润。该公司已通过股权融资和政府支持募集了1.7亿元，可以完成该药物在中国的临床研究。而完成国际临床试验至少需要8—16亿元。泽生科技正处于卖与不卖的临界点。但是不卖，国际化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
用国内市场支持国际化?这显然不是一条出路。据悉，国内市场自主创新药的利润不超过20%%，国内的利润无法支撑起国际临床试验的巨额费用。据估算，重组人纽兰格林国内市场销售所产生的利润每年利润不超过1.5亿元，销售5—10年也难以获得足够资金进行国际临床试验。即便能够如此，等试验开始时，该药物的专利保护也即将过期。
寻求国内医药战略同盟，也不是一条很现实的出路。在发达国家，一些技术力量雄厚的专家型小生物技术公司进行技术开发和创新，在取得阶段性成果（例如获准进入临床研究）后，往往与国际大型制药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利用大型制药企业充足的资金和丰富的临床研究经验，快速获得药品的生产权。这种战略性技术同盟已成为发达国家新药开发的成功模式。但是在我国，情况复杂很多。我国的大型医药企业并不具备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国内的医药企业主要是仿制国外已上市及正在进行临床研究的品种，行业竞争激烈，企业盈利能力低下。国外生物制药行业企业毛利率约为80％，而国内能达到50％的毛利率的企业也寥寥无几，有的甚至处于亏损状态。我国医药企业的龙头老大与国际医药企业尚存在很大的差距，2005年，扬子江药业分别以102亿元的收入和8亿元的利润高居制药行业销售和利润冠军，同时也是国内制药行业中唯一年销售收入突破百亿元的企业。而2005年位居国际制药企业第十名的百时美施贵宝的年销售收入已超过202亿美元。与国内大型医药企业携手短期内仍然是个梦。
从社会获得发展资金，也是一条坎坷的道路，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渠道还比较狭窄。我国尚未形成针对尚未盈利的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环境。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尚处在成长期，虽然投资规模总量在不断增加，但还存在不少亟待改进之处。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我国风险资本总量超过583.85亿元人民币，但是很多风险投资缺乏专业的风险评估人士，由于对项目缺乏了解，对项目的价值估值偏低的现象十分普遍，风险投资额度偏小，而无法提供较长期的资金保障；同时，我国尚未针对未盈利、高成长性的高科技企业设立股票证券市场，很多研发实力雄厚、尚未生产销售的中小企业无法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而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中上市的3300多家公司，其中高科技企业占30%%。另外，纽约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3月收购了群岛交易所，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新的成长板或增长板。目前，欧美证券交易所都在努力吸引中国高成长的创业型中小民营企业上市。
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虽然我国的很多证券公司也具有美国投资银行的证券发行与承销、证券交易经纪等传统业务框架，但尚未涉足投资银行的企业并购、项目融资、风险投资等核心业务。他们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低的成本把投资者手中的闲置资金转移到筹资者手中，实现资金和资源的最优配置。我国投资银行和国外的著名投行如高盛、摩根斯坦利、花旗全球投资银行差距甚远。
寻求国际合作目前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医药企业的选择，这种选择不论是无奈还是自愿，都暴露出我国产业政策的缺位和国内环境的不足。与国际医药巨头合作，最直接受益的是公司以及公司的股东，但是合作必然丧失创新药物的自主权（我国的生物制药企业都比较弱小，根本无法和国外医药巨头平等地讨价还价）。其结果是我国的原创新药到国外转了一圈，变成了“洋药”，返过来，在我国市场上攫取高额的利润。
突破瓶颈，攻克国际化道路上的巨额的资金“堡垒”，是我国原创新药一道难以逾越但又必须逾越的一道门槛。
“扶上马”还需再“送一程”
在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中，重大新药创制位居16个重大专项之列，被放到了和登月工程、载人航天等同样重要的位置，表明了我国政府大力发展医药产业的决心和魄力。国家财政和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也越来越不遗余力，科技创新能力正在逐步提高。目前各级政府已经着手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上海市政府从2004年起设立科教兴市重大科技产业攻关项目，每年投资20亿元，用于资助那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科技项目，这对成长型企业而言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很多类似泽生科技的公司就是其受益者，他们的成长凝聚着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无数的心血。
“再也不能让我国成为国外医药巨头的淘金地！”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国内许多利用国家风险投资成长起来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在他们准备做大做强、准备进军国际市场时，资金短缺问题不应该成为绊马索，更不能让这些企业折戟。
有专业人士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国家缺钱，而是缺少产业投资机制，缺少将各类资金引导到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渠道。国家的政策应该在此时发挥最大的引导作用，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和相关的引导，吸引闲散资本投入高科技产业，扶植高科技企业的产业化。
政府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入等多方面仍然大有可为。如发掘一些技术水平高、项目成熟度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新药项目进行重点投资；进一步完善风险投资机制，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相应的投资方式，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集中优势力量不断做大做强。同时投行业务也应有重点地培养和挖掘生物医药类公司，推荐国内上市或帮助其到境外上市。
据估算，泽生科技的重组人纽兰格林进军国际市场，开展国际临床Ⅱ期试验的费用仅为2000万美元，国家可以通过创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以及其他国家科技产业基金，以拨款或贷款的方式给予企业2000万美元的资助，帮助企业开展并完成国际临床Ⅱ期试验。之后，企业就可以通过在美国纳斯达克IPO上市，从资本市场募集国际临床Ⅲ期研究所需资金，从而解决国际临床研究的资金问题。这样，企业和政府的资金压力都不至于过大，为我国新药国际化提供了可能性，也为高科技企业的产业化带来新的思路，更不失为短期内快速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医药企业的一种模式。
有关专家指出：有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加上企业充分整合各种优势资源、提高效率，相信我国医药产业必定能早日研发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药物，培育出国际大型制药企业，在国际医药市场上抢占先机，占领国际医药产业的制高点。我国制药企业成长为国际大型制药企业的机会，完善的、良性循环的中国医药产业链的机会也将为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