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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无特操
作者 乔纳森 发表于2011-03-06 03:31
早在战争真正打响前，德国就在培植支持德方的法国文人了。 1940年3月6日，气象兵让-保尔·萨特在笔记中问道：“有没有这样一条历史的铁律：作为其文明的后果，那些‘过于’文明、‘过于’爱好和平的民族，最终一定会遭到毁灭？”（见Carnets de la drle de guerre第536页）三个月后，德军长驱直入，未遇抵抗，进了巴黎。此时，萨特作为俘虏，已呆在德军的战俘营里。
伊安·布鲁玛（Ian Buruma）在2011年2月24日号《纽约书评》发表评论《谁未曾通敌附逆》（Who Did Not Collaborate?），评的是阿兰·里丁（Alan Riding）所著《舞照跳：纳粹占领时期的巴黎文化生活》（And the Show Went On: Cultural Life in Nazi-Occupied Paris）。布鲁玛的文章开头谈及萨特在法国沦陷时的表现，认为萨特虽属抵抗运动的一员，但着实算不上英勇。萨特三十年后回忆说：“在1939年、1940年那会儿，我们害怕死亡、害怕受苦，有一个让我们厌恶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让人厌恶的法兰西，腐朽，无能，种族歧视，反犹，富人统治，富人受益——没人愿意为这样的国家捐躯，直到后来，直到我们终于明白纳粹更坏。”事实上，萨特道出的是沦陷初期许多法国民众的真实想法。而在右翼激进派看来，法兰西共和国是世俗的、民主的、平等主义的，因此也要不得，他们要恢复的是天主教的权威。1939年12月，法西斯作家、投靠纳粹的法国文人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就说过：“战争什么都没有改变……如今的法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分崩离析。”他说的很对，在自由民主派和鼓吹种族主义的右翼激进派的撕扯下，法国深陷危机，从某种角度看，被占领不失为一种解决危机的方式，尽管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以新的危机（民族危机）替代旧的危机（社会危机）。
早在战争真正打响前，德国就在培植支持德方的法国文人了。记者罗贝尔·布拉西亚（Robert Brasillach）1937年受邀出席纽伦堡的纳粹集会，兴奋地将它比作领圣餐。后来做了战时德国驻法国全权大使的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战前就为那些发表支持德方观点的法国编辑们发薪。布鲁玛指出：“成功的独裁政权更多的不是依赖人们的恐惧心理，而是要利用人性之恶，比如人的贪婪与虚荣。从这个角度看，德国对法国知识分子的诱引的确是货真价实的成功。”
有个别艺术家、知识分子是抵抗运动的活跃分子，比如让·波朗（Jean Paulhan），不过绝大多数文化人皆无所作为。我们该指望他们做得更多吗？布鲁玛问道。他说这个问题贯穿里丁此书始终。“战后，比起通敌的商人或政客，附逆文人受到了远为严酷的对待，这一事实表明，许多法国人正是这么看的。比如萨特就认为知识分子比一般人有更高的使命。戴高乐拒绝免除罗贝尔·布拉西亚的死刑，因为，就像他说的，‘在文学中，就像在所有东西中一样，才能与责任同在。’”实际上，处决罗贝尔·布拉西亚一事至今争议不断，因为他几乎完全是因言获罪。当他被判处死刑时，曾被他粗暴批评过的莫里亚克带头起草请愿书，克洛代尔、瓦莱里、科克托、科莱特等法国最有威望的文人纷纷联署，希望能刀下留人。反观中国，抗日胜利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附逆文人受极刑，周作人被判十四年有期徒刑（后减至十年），还是因为他任了伪职。这是说明中国人民对文人优遇有加呢，还是说明中国人民对文人操守的期待值更低呢？
布鲁玛写道：“如果说被异族占领、受异国统治时的生活对一个人的品格是一种考验，那么紧接下来的生活同样是一种考验。”眼看着德军败局已定，许多自命的抵抗者就冒出头来了。有些干脆等到德军逃跑之际才上演抵抗的戏码。而这些“迟到的抵抗者”又往往是对那些最无害的附逆者最凶狠的加害者。布鲁玛说：“共产党人，包括之前的抵抗者如阿拉贡者流，他们的表现有时与他们反对的维希分子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布鲁玛指出，反而是那些在被占领期间表现得最勇敢的文人，如加缪、波朗、莫里亚克等，出来主张宽容与和解。
“如果说巴黎沦陷的历史教给了我们什么的话，那也并非乌托邦主义终结了，而是认为文人、艺术家，甚至他们中最优秀的分子，在勇气、德行、操守方面高人一等不过是一种幻觉罢了。”布鲁玛在文章结尾所说的这层意思，让我想起《庄子》里的话：“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