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海军司令 梗: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宗旨的试验区

杂谈

二、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宗旨的试验区

　　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是深化认识区情的产物。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宗旨的试验区。胡锦涛说：“毕节试验区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这是毕节地区的情况决定的，也是毕节试验区与全国的其它特区、开放区所不同的。”在试验区建立之前，毕节地区既是贵州省最贫困的地区，也是生态环境恶化最严重的地区，严重的生态恶化已经演化为制约毕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样一个区域进行开发扶贫，必须与生态治理、生态建设相结合。

　　毕节地区的生态恶化是由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复杂原因造成的。

　　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毕节地处贵州西北部，是集中的喀斯特地区。喀斯特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在喀斯特地区，地表可溶性岩石由于受水的溶解作用和伴随的机械作用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地貌特征，地面往往石骨嶙峋，奇峰林立，地表水系缺乏，而地下水系却比较发育。喀斯特地区特有的地理、地貌及物理、化学特征，导致切割严重，生态脆弱，植被立地条件差，加之雨水剧烈冲刷，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形成严重的石漠化，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贵州省有13万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地区，占全省面积的73%，是全国最集中的喀斯特地区，而毕节的喀斯特地区又占贵州省喀斯特地区的73%以上。

　　从社会历史方面来看，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把广大人民群众长期束缚在“造耕地、种粮食、饱肚皮”的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圈子中，生产方式上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短期行为，在历史进程中越演越烈，使喀斯特地区不良的立地条件和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制约越来越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人口无节制的猛增、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广种薄收、赶山吃饭”这种超薄型平面垦殖的简单粗放生产方式没有得到多大改变。这种乱砍乱伐、毁林毁草开荒等掠夺性生产多年不止，且伴随着人口的膨胀越演越烈，最终形成了“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毕节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从指导农业生产的政策失误方面来看，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未能真正贯彻执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的方针，搞了一刀切、一锅煮的错误做法，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形成了全国性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带来很大的损失。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化、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毕节地区曾强行推广固定农田化，无限制地开辟农田，种植单一作物，严重损害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在喀斯特地貌高度发育的毕节地区，在陡坡地段建构固定农田，按照统一的耕作模式生产同一种作物，风险极高。由于地表土层薄厚不均，且气候复杂多样，开垦出的农田不仅无法获得稳定的产出，而且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两项工程让今天的毕节人仍然记忆犹新。一项工程是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让可乐河改道，腾出河滩地开辟稻田；另一项工程是排干草海，将草海的湖底开辟成稻田。费尽千辛万苦开出的稻田，产量低、有的稻田甚至没有办法种水稻，最终只好放弃。现在，草海作为自然保护区重新得到了恢复，可乐河谷上游的稻田则淹没在了厚厚的砾石层下，成为违反自然规律的活教材。在“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固定农田开到哪里，严重的水土流失就发生到哪里，贫困就在那里延续，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

　　在试验区建立之时，毕节地区的生态恶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水土流失严重，“石头化”征兆明显。从20世纪80年代到试验区成立之时，毕节地区发生水土流失面积14097.7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2.51％。其中剧烈流失面积892.85平方公里，占流失面积的6.33％。水土流失剧烈的地方，常呈上切下淤状态，一下暴雨或大雨，山洪暴发，水裹泥、泥夹沙、沙卷石，奔腾而泄，出现滑坡、崩塌、垮山等凶恶险情，坡地被刮，坝地被壅，淤塞库塘河道，破坏道路桥梁，冲毁房屋设施，吞噬人畜性命，污染河流水源。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惨重损失，每年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抗灾救灾，而且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生态后果：裸露石山和石砾沙滩面积不断扩大，良田沃土面积逐年缩小，土壤贫瘠沙化程度加剧，肥力下降，易旱易涝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高达76.1％。全地区年平均土壤侵蚀6945.55万吨，这相当于每年毁掉30余万亩土地的活土层。石质山等难利用地已达230万亩，还在以每年2～3万亩的速度增加。几年十几年前还是良田沃土，此时已变成石砾沙滩和裸石山的地方比比皆是，“石头化”的征兆已十分明显。“白布河纪行”，描述了毕节地区金龙村水土流失造成的土地石漠化情景。（参见《高山流水》，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失落的桃源梦

　　——白布河纪行之七

　　大约是在150年前，一户姓韩的人家来到这如梦似幻的“桃源仙境”时，好一阵雀跃，升起了金龙的第一缕炊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依靠这肥沃的坝子和河中鲜嫩的鱼虾，金龙有了50余户人，有汉族、苗族，韩姓、彭姓……“桃花源里可耕田”，金龙热闹、富庶起来。但谁也没想到“桃源梦境”如今正日渐失落!随着人口的剧增，河边巴掌大的坝子开始喘息，金龙人把村后大山上的森林纷纷伐倒，开垦出层层梯田，起先还收获了几季玉米和荞麦，后来在山洪的“努力”下，就只能“收获”石头，石头，石头……至今金龙村已有150多户人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半亩!

　　1992年4月6日，我们夜宿金龙。是夜，冰雹雷雨被狂风送来，人们纷纷披衣而起，扶窗长叹：又误了，今年又要歉收了。第二天一早，一个叫彭永基的村民组长带我们爬上村后的大坡，只见刚种下几天的玉米又被冲了出来，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土地。一个老妇抽泣着说：才种下的土找不到了，只剩下一块光石板。几个年轻人围住我们，一遍遍地请求：给我们反映一下吧，只要有点钱，我们就可以从洪水的手中留下这些土地。说到最后，他们眼里装满了泪水。

　　第二，气候变劣，灾害频率提高；资源减少，种群结构不合理。气候变劣反映在多种气象因素上。冬天该冷而不冷，热天该热而不热，春干旱、夏洪涝、.秋低温的发生频率提高。六十年代以前，平均五年一重灾，三年一轻灾；七十年代平均四年一重灾，两年一轻灾；八十年代平均两年一重灾，每年有1.5次轻灾，而且多种灾害持续、重复发生，交替袭击，持续时间延长，危害程度加重。以旱灾为例，从旱情发生到旱情解除，中间的持续时间，六十年代以前多至一个半月，七十年代三个月，八十年代往往是冬旱连春旱，持续时间长达150—180天，1985年、1986年、1988年连续三年冬春干旱，持续时间都在180天以上。森林资源锐减。据1985争森林资源二类清查，全区森林面积为343.47万亩，比1957年的517.2万亩减少173.73万亩，减少33.59％，森林覆盖率由12.84％下降为8.53％；灌木林428.41万亩，比1957年的598.75万亩减少161.34万亩，减少27.30％，林灌覆盖率由1957年的27.49％下降到19.17％。草场资源减少。全区有草场744.97万亩，比1957年的1127.79万亩减少382.82万亩，减少33.94％，草场严重超载过牧，不仅产草量低，草质越来越差。地表水资源减少。由于岩溶地貌发育广布，林、草植被破坏，蓄水、保水能力大大减弱，地下水难于利用、地表水资源日趋减少。全区约有30%左右的水井（泉点）枯竭，25%左右的支流和溪沟断流，193条河流（段）有50余条冬春断流，变成了季节河；主干河流在枯水季节的流量比五十年代减少了40％左右。全区尚有136万人，135万头牲畜饮水十分困难。“牛栏江纪行”，描述了毕节雨朵乡土地焦灼、人畜缺水的情景。（参见《高山流水》，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焦渴的大口望着天

　　——牛栏江纪行之二十

　　雨朵，这个充溢着水的名字属于牛棚区的一个乡，名不副实。没有水就没有一切，这个5个村一寸长的公路都没有的乡更是如此。细细想来，经济也是需要水来浇灌的，尤其是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家禽家畜的饲养，没有哪一样离开了这东西。因此，万元户这顶光荣的帽子在雨朵全乡1500多户人家的头上只是遥遥地飘成幻想。乡也穷，村也穷，农民也穷。许多人家就盯着那鸡的屁股，生下蛋来卖钱买盐巴，每称一次盐，都只是半斤或一斤的。有人说：“枯水季节，我情愿给你一顿肉吃，也不愿给你一碗水喝。”那时，村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拿水，最远的要到斗古、牛栅等远达10多公里的外乡去，一天只能来回一次。乡党委书记唐兴国说，1985年他到离家2．5公里远的大箐粱子去接山涧滴水，排队的人老长．每天只能接20-30桃，水小的时候还滴不成线，头天接起要第二天才满，这大概也是足以使他刻骨铭心的了。生长于此的牲畜也无法逃避注定的厄运，耕作的季节逢着天旱，劳累几天喝不上一口水的老牛们不知渴死了多少。乡政府组织群众在离乡一华里左右远的地方修了一个可储2OOO多方水的望天塘，仅靠地脉无法蓄满，所以就修了几条明沟，山水来时泥沙和畜粪一并入内积蓄起来。我们来到塘边，看见许多羊粪在水面稀稀撒撒的晃荡。但是，说来也许你不相信，这个塘的确维系着全乡干部和4个村村民的生命。

　　第三，“三废”污染日益加剧，人民群众健康受到严重危害。在试验区成立之时，随着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城镇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增加，排放的“三废”越来越多。但由于对地方工业、乡镇企业和城镇建设的规划布局监督管理不严，缺乏“三废”排放设施，致使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凡流经规模较大的工矿区、工业企业较集中的地方和城镇的河水多被污染，每年向河流排放的各种废水2121万吨。在当时，赫章县妈姑区河源头地带办有铅锌矿、铁厂，以及土法炼锌的马槽炉700多节，大量废水废渣任意排放，直接注入河中，河水变成黑色泥浆，处于砂石乡、罗渊乡沿河两岸居民，饮用了被污染的水源，多次发生重金属中毒事故，中毒死亡人数近300人，牲畜上万头。据当时统计，全区有40％以上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染严重的鱼类已经绝迹。大气污染以烟尘为主，全区工业、乡镇企业和城镇人口燃煤，每年向大气排放的各种废气已达53.4亿标立方米，排放的粉尘1.4万吨、烟尘2.6万吨、二氧化硫1.4万吨，加上农村大量燃烧排放的各种废气，加重了大气污染。赫章县妈姑镇上空每立方米平均含铅粉尘0.055毫克，含氟0.064毫克，硅肺病和氟中毒病人很普遍。据织金县测定30个乡的煤样，平均含氟量143毫克／千克，用煤烘干的玉米平均含氟量13.9毫克／千克，氟斑牙患病率达97.1％。大方县坡脚、毕节县林口、河官屯等地每年生产硫磺进入大气的二氧化硫废气达4000万立米，含二氧化硫7600吨，凡硫磺烟尘熏染之处，寸草不生，呼吸道病人达70％以上。同时，酸雨次数增多，量增大，对农作物的生长造成极大的危害。“乌江纪行”，记述了毕节地区水土流失和“三废”污染野马河所带来的灾害。（参见《高山流水》，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众壑奔腾野马川

　　——乌江纪行之十五

　　野马河发源于赫章县野马川、威奢、白果三乡镇交界处。在人与河和谐相处的时候，河水是温顺的，滋润灌溉着大片的沃土，野马川坝子墨是浓郁的稻香，山脚下的村舍在温暖的斜阳里处处飘着淡蓝的炊烟。野马川是米粮川，是鱼米乡。但野马河也有撒野的时候。当淫雨连天，山洪暴发，四面八方的山水倾注而入．令野马河超出了负荷，于是它只有极不情愿撒蹄狂奔，踏碎田土和房舍，坝子里便响彻着野马悲愤的嘶鸣。治理野马河一直是野马川人的一大愿望。早在1972年，人们就开始在其上游金山一带实施开凿明渠增大泄水量降低水位等工程。新中国成立后，赫章县人民政府又在数年中多次对其进行整治，特别是1974年的那次治理，使得野马河“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局面得以改变。但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由于上游森林植被大量破坏，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因而让河床抬高并造成河水泛滥，致使3000多亩的良田好土被水打沙壅，每年都要给野马川镇带来几百万元的巨大损失。而与此同时，凭借粗锌冶炼和锌罐业的兴盛，野马川镇也曾一度跻身全省乡镇企业产值的“亿元乡镇”之列，并赢得了“导弹基地野马川”的美誉，然而也正因为铅锌业的发展，致使大量废弃矿渣倾入河中，这对已不堪重负的野马河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后野马河更是野性十足了，令人提心吊胆。

　　以上生态恶化的问题，把毕节地区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拖入了困境。八十年代以来，毕节地区的粮食总产一直在100万吨左右徘徊。1984年是个好年景，总产量也只有121.35万吨，农业人均占有量仅239公斤到1985年下降到91.24万吨，农业人均占有量下降到178公斤，1987年也只恢复到112.5万吨，农业人均占有量也只恢复到217公斤。农业上不去，也影响到其它产业的发展，全区商品经济极为薄弱，市场机制极不发育。如前所述，1987年，全区农业人均纯收入只有182.4元，约有300余万人，60余万农户末解决温饱，还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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