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林静的吻戏:武汉七·二〇事件中的专机组

武汉七·二〇事件中的专机组

木辛

在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发生在武汉的七·二〇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至深。空军专机部队在七·二〇事件执行任务中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令亲历者终生难忘，毛泽东主席在这次事件期间曾乘坐专机由武汉飞往上海，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早在1956年的5月3日，毛泽东主席要到广州视察工作，中央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准备使用苏联顾问团的飞机，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可是，毛泽东说：“我就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在50年代中期，中国担任国家元首专机，相当于外国“空军一号”的飞机，竟是1架前苏联制造的各种飞行性能还相当落后的里一2型飞机。

此后，从1956年到1958年的3年中，毛泽东共乘坐专机6多架次。后来，中央从毛泽东自身的安全出发，做出了不让毛泽东乘坐飞机的决定。从那以后、毛泽东外出一直乘坐火车。武汉七·二〇事件中，毛泽东再次乘坐飞机，也可以说是一种特例。

1967年7月，武汉“文革”形势紧张，武汉军区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导致了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与中央文革支持的“工人总部”两派势力的对峙，形势相当严峻。

7月14日，毛泽东主席抵达武汉。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出巡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王力正在四川，听说毛泽东到达武汉，也赶来武汉。

7月20日下午，北京空军专机师100团李副大队长正在洗澡，刚打上满身肥皂，就听外面连声音大喊：“李副大队长！有紧急任务，马上起飞！”李副大队长还没有穿好衣服，来人又说：“航行资料包已经给你直接送到飞机上了，请你直接上机场！要求30分钟以内起飞。”

李副大队长冲出澡堂，头上还滴着水珠，就迅速上了汽车，直奔北京西郊机场，等他赶到飞机停机坪时，发现有5辆解放牌军用卡车停在飞机旁边，车后面用绿色帆布封闭得严严实实。到此，李副大队长还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飞到什么地方，只见地勤工作人员风风火火地正在向飞机跑去。机舱门刚打开，就见卡车后面的帆布掀开一角，一个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从车上跳下，在1名指挥官的带领下，秩序井然地迅速登上飞机。不同的是，这些战士的枪支似乎都装在非常精制的乐器盒子里。此刻，李副大队长发现，自己的直接领导、100团王团长也带领1个机组同时赶到机场。经了解才知道，上级要求专机师派出2架伊尔一18飞机，带上200名全副武装的8341部队指战员，在最短的时间内飞向武汉。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从首都机场乘坐民航的飞机直飞武汉。看来，武汉的形势已经发展到十万火急的程度，否则，不到万不得已，周恩来绝不会亲自带着中央警卫团的武装人员奔赴现场。

实际上，在7月14日周恩来就曾飞抵武汉，同毛泽东一起对武汉两派组织进行调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向文革领导小组汇报武汉情况时，有意无意地指责江青到处煽风点火，导致无政府状态的蔓延，因之得罪了江青，成了江青必须拔掉的肉中刺。

在总理专机及王团长、李副大队长满载武装军人的3架飞机快要到达武汉江北的王家墩机场时，坐镇北京指挥的江青、林彪等人编造了陈再道发动兵变。机场已被占领的谎言。因此，北京命令飞机改变原来的飞行计划，放弃王家墩，改飞长江以南60公里处的山坡军用机场降落，可是，王家墩机场通过无线电指挥，坚决要求机组按原计划实施，必须在王家墩机场落地。飞行员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再说，空中也无法弄清武汉地面的真实情况。机组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经过认真研究，准备采取折衷的办法，先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然后再飞山坡机场，这种做法的实质仍然是按照北京的命令执行。王家墩机场基本上位于飞住山坡机场的航线上，3架飞机只是经过，而没有落地，这似乎是对王家墩机场的一种“欺骗”。不过，专机飞行员们在那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也是实属元奈，不得已而为之。所以，王家墩机场指挥员多次重复让飞机落地的命令时，透过傍晚的暮色，眼睁睁地看着带着闪光灯的3架伊尔一18飞机从头顶上经过，向南飞去。机组飞行员飞越长江的时候，利用无线电遍话向王家墩机场指挥员委婉地道了声：“再见！”

王团长、李副大队长的2架飞机在山坡机场落地之后，看到周恩来总理已经在停机坪等候。周恩来朝他们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示意大家围在他的身边。他没有像平时那样与大家握手问候，脸上也没有笑容，气氛显得有些紧张，看到全副武装的战士，众人都意识到武汉发生了重大事件。

“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起飞！”周恩来说完话转身要离去，又回头补充道：“已经通知，晚饭送到飞机上来，”

周恩来先是乘车，后又改乘船，来到武汉东湖宾馆花园1号毛泽东下榻的地方，随后机组接到命令，3架伊尔一18飞机立即飞至王家墩机场。夜幕下，长江大桥像一条巨龙无声地横卧在江面上。可以想到，白天的武汉市区不会像此时这样静谧。

王团长走下飞机之后，发现不远处另有一架伊尔一18飞机停在那里，上前仔细一看，是专机师100团的一架232号飞机。原来在前几天，副团长潘景寅就带领1个机组，驾驶232号飞机执行任务飞走了。几天前，云南的蒙自空军基地飞机击落了1架美国U2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飞机，空军政委余立金乘232号飞机前往现场参加庆功表彰大会，后得知有3架伊尔一18专机在武汉执行任务，总理、主席又都在武汉，因此亲临现场组织指挥。

王团长与潘副团长相见，没有什么客气话要说，大家共同关心的是武汉的局势与专机任务。专机师100团一共只有7架伊尔一18飞机，现在就有3架集中在这里，这种现象是很少见的。

果然，空军政委的秘书向机组传达命令：“机组原地休息待命。”大家就在机场招待所和衣而眠，迷糊了一觉。21日凌晨4点，随着房门“吱呀”一声，命令下达：“准备马上起飞！”仅用20分钟的时间，专机师的3架飞机就准备就绪，待命起飞。

这时，一个人快步流星走到王团长身边，原来是潘景寅。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激动地说：“主……主席……毛主席来了！”

王团长愣愣地在那里，什么话也没有说，同机组所有人员一样，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

其实，毛泽东在夜里2点钟的时候就已经从东湖宾馆梅岭1号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不仅机场工作人员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更是出乎机组的意料之外。

上午9点钟一余立金来到机场，径直登上王团长驾驶的那架飞机，当发现飞机上全是座位没有包间也没有床位的时候又急忙离开这架飞机，朝着副团长潘景寅驾驶的232号飞机跑去。

此刻，毛泽东乘坐的小车来到机场，正在待命的潘景寅看到之后手足无措，忙不迭地跑到王团长身边报告，然后，回到自己驾驶的232号飞机上，紧接着毛泽东登上了232号飞机。

王团长一边跑向肉2n号飞机，一边想着：早从1959年开始，毛主席根据中央作出的决定，外出已经不乘坐飞机了；这次怎么……自己作为100团的团长与3架伊尔一18专机的直接负责人，责任重大呀！面对突然出现的情况，必须当机立断。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毛主席的乘机安全……

王团长立即决定：“我和副团长潘景寅的两个机组临时合并，我为机长，潘景寅为副驾驶，选出领航及通讯岗位中最好的人员，组成加强机组。”此刻，他在1分钟时间内作出的决定，等于平时在北京几天的工作。

232号飞机上除毛泽东主席外，还有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及余立金等。此时机组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潘景寅本来已经坐在正驾驶的位置，并已经做好了起飞的准备，见王团长过来让出正驾驶的位置。王团长说：“来不及了，就你飞。”随后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到此为止，对专机组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专机飞往何处？谁也不知道。这是一次非常规的飞行，232飞机没有经过任何部门的批准，没有办理任何飞行手续，甚至也不知道飞行航线，完全是在紧急情况下的一次特殊飞行，就要起飞了，空军政委余立金才通知飞往上海。

李副大队长的机组被告知：主席专机起飞10分钟之后，跟在232号飞机后面起飞，空中无线电联络时，只许听，不要主动讲话，只有在前边飞机问话时才能回答。起飞前，只见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用双手十分小心地捧着一个盆，走过来说：“毛主席走得太急，早饭做好了也没有来得及吃，这是为主席炖的鸡汤，放在你们的飞机上给主席带去吧。”机长马上找来一名机组人员，说：“从现在起你什么也不要于，就看好这盆鸡汤。”

毛泽东坐在232飞机后面的包间里，身穿烟色中山服，脚蹬黄色皮鞋，随行的有他的女儿李讷。其他首长坐在中舱。毛泽东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看上去都很好，兴致极高，一直看着飞机外面的景色，并不时和李讷讲几句话，直到飞机逐渐升高到6000米看不清地面时，方打开文件看了起来。当服务员送去茶水和擦手毛巾时，他总是微笑着说：“谢谢！”

在空中稳定的飞行中，毛泽东来到前驾驶舱，说：“同志们好！”

“毛主席，您好！”正在工作的机组人员齐声回答，十分激动。

“到上海需要多长时间呀？”

“1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王团长代表机组回答。

“现在飞行速度是多少？”

“每小时600公里。”王团长看着驾驶舱前面的速度表回答。

“好，这是600比60啊”毛泽东说的“60”是指火车的速度。

当天，天气特别晴朗，气流也很平稳，飞机没有任何颠簸，驾驶员潘景寅和王团长细心地操纵着，机组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工作，因为他们深感责任重大。

经过1小时15分钟的飞行，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在滑向停机坪时，王团长考虑到如果按地面指挥员的指挥停车，飞机要原地转个180度的弯，这样会给乘机者带来不适，于是，就将飞机停在停机坪的入口处。停机后，地面指挥员正要为刚才不听指挥而埋怨机组时，意外发现走下飞机的竟是毛泽东主席，脸上的表情顿时由阴转晴。

毛泽东走下飞机，很高兴地对身边的杨成武等人说：“坐飞机不是很快吗！今后你们还让不让我坐呀？”

毛泽东同前来迎接的张春桥等人握手，然后，乘车离开机场。

这一次毛泽东乘坐飞机，对中央军委和空军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中央军委立即指示部队组成专机队（共3架飞机），使用当时最好的238号飞机，组建最强的机组进驻上海，从7月24日起，在上海值班待命到9月12日，随后又飞到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地，于9月23日才回到北京。但是，毛泽东从上海起开始视察大江南北的过程中都乘火车，再也没有坐过飞机。

把毛泽东安全送到上海的当日午饭后，李副大队长带领机组又奉命返回武汉的山坡机场侍命。至后半夜3点多钟，李副大队长被小车拉到一个住处，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找他，周恩来握厂握李的手，算是打招呼，接着说：“你们辛苦了，这次情况比较复杂，你们还得继续执行任务。飞机怎么样？你们加了多少油？”李回答：“飞机很好，加了10吨油，飞北京、上海，都够。”然后，又汇报了送主席到达上海的情况。最后，周恩来让机组抓紧时间休息，随时准备出发。

李副大队长回去将总理的指示传达给机组，并临时将飞机上的部分座椅换成了1张床。十几分钟后，机组人员接到通知迅速来到机场。此时，周恩来和王力已等候在飞机旁边，王力的眼睛红肿，据说是被人打的。当飞机开车后已经滑行到跑道南头时，领航员还不知道总理到什么地方去，来到后舱才从总理的秘书那里得知飞向王家墩机场。山坡到王家墩仅一江之隔，只有60余公里。这又是一次没有经过任何部门批准、没有办理任何飞行手续的特殊飞行。12分钟后当飞机越过长江按照王家墩机场导航台的指示已经对正跑道准备降落时，发现机场的夜间跑道灯还没有打开，幸好导航台是开着的，否则，根本找不到跑道降落。

落地后，通知机场为总理要汽车的时候，周恩来很放松他说：“不用了，这样遛达一下也很好。”他走了100多米，才乘坐小车离开。因为此时毛泽东已经顺利乘飞机转移到上海，所以周恩来才表现得如此轻松。

将周恩来送到武汉的民航专机一直等候在王家墩机场，22日，在七·二〇事件中受伤的王力登上了李副大队长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回北京，9分钟后，总理专机跟在后面起飞。空中，北京地面命令第一架飞机在总理专机后面20分钟落地，为的是总理落地后，要组织一个欢迎王力的仪式。专机师副师长坐镇塔台，亲自指挥了这2架飞机的落地。在北京西郊机场，王力身上吊着绷带，受到地面人员的欢迎，成了远方归来的“英雄”。

几天之后，专机师副师长带领伊尔一18机组，奉命从北京夜航起飞，又来到武汉王家墩机场，随即载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连夜返回京城。看飞机上的气氛，似乎有点被“押解”的成分。飞机乘着夜幕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没有平时迎接专机到达时的那种热闹的场面，飞机也没滑向专机停机坪，就在机场跑道上停了下来。陈再道下飞机后，登上一辆中型面包车，不声不响地消失在夜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