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锋 长征日记:盖特纳：中国或面临令人非常痛苦的严重通胀

2011年03月03日 08:48
来源：《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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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削弱与美元的联系

《中国改革》 记者 胡舒立 发自瑞士达沃斯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次日，1月27日午间。小镇主街欧洲酒店的临街餐馆一楼客流如常，而通往二楼的电梯和楼梯却已悄然关闭。从酒店内侧上楼重重转还，可以绕到二楼餐厅。这里已经布置成一个小型会场，参加达沃斯年会的媒体领袖在这里与世界经济领袖对话。正是在这里，笔者与《纽约时报》发行人苏菲伯格(Arthur Sulzberger，Jr.)、《时代周刊》总编艾略特(Michael Elliot)、《华盛顿邮报》总编马尔库斯·布拉克里(Marcus Brauchli)等全球媒体负责人、机构的负责人一道，与美国财长盖特纳举行了一场集体对话。对话的主持人正是英国《金融时报》总编巴博(Lionel Barber)。

论坛举办地位于欧洲核心，在连续五天的议程中，欧债危机自然成为讨论的焦点。此前，《经济学人》提出，欧元区主权债务违约不可避免，与其令周边国家“拖垮”欧元，不如对他们的债务实施“手术”，以确保核心国家及欧元区整体坚挺。但是，就在1月25日，欧元区共同债(E-bond)首批50亿欧元成功发行。那么，欧元区的前景究竟如何，欧元区究竟是走向解体，还是迈出了财政整合的第一步？

大西洋[18.43 0.93%]彼岸，美国经济复苏开始提速，201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3.3%。不过，更大的挑战来自长期的财政状况。彼时，美国府院两党之间正酝酿关于2012财年预算案的新一轮论战。虽正逐渐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美国究竟如何在长期内应对债务挑战，避免欧元区的覆辙？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企稳，全球经济能否抵制诱惑，避免回到“过度消费-过度储蓄”的不平衡老路上去，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实现再平衡需要怎样的途径？

如今，盖特纳作为美国财长的任期刚刚过半。过去两年，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和退出、汽车业救助、稳定房地产市场，再到一揽子金融监管改革，盖特纳的决策力一次次经受考验，却常常能交出各方大体认可的答卷。如今，他的导师和多年的老上司萨默斯已经卸任，本届政府中的经济团队成员多已离去，一向性情内敛、有时略显腼腆的盖特纳成为奥巴马政府经济团队仅存的核心人物。

在此次圆桌会上， 盖特纳神情自若，侃侃而谈，对全球知名媒体掌门人的尖锐问题逐一拆解，还不忘打趣称自己只是“娃娃脸”，其实是“一个有着年轻人面孔的老人”，做这份工作“从未感觉到轻松”。对话属闭门性质，而与会的媒体领袖们在承诺不会涉及具体数字后，获准报道。这里刊出的是此次采访对话的摘要。

欧元区出路

本质问题在于：欧洲是否还要坚持在统一市场与分立主权之间寻找中间地带？是否还要坚持在财政和银行体系上建立某种联邦结构

众问：从欧洲大陆说起，一年多以前，我们认为南欧的债务危机肯定可以控制，不至于严重到需要引起华盛顿日常关注的程度，但事与愿违。可否谈谈你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感觉？

盖特纳：先前在欧洲，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和人们谈论这个话题。我认为，他们是从去年5月危机爆发起就认识到，将尽一切努力保持欧洲为一体，动用一切必要的金融资源，以确保有更强的能力帮助成员国度过危机，并辅之以非常强大的约束机制，以确保那些国家能够提出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在危机爆发前后的这段时期，欧元各国都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估算未来危机升级的可能，试图预判危机扩大的形态和模式，估算出要提供多少可以用的资源，如何处理这些资源，以什么样的条款提供这些资源，可以灵活地运用这些资金，使其成为更强大的武器。

众问：欧债危机究竟是一个流动性问题，还是一个偿付能力问题？

盖特纳：一个国家的偿付能力从根本上讲是由增长能力决定的。这次危机中正在边缘化的那些国家面临一场痛苦、剧烈、富有挑战的改革。这对解决问题是必须的。为了能够实现所需要的改革，改变金融体系的深层结构，做更具竞争力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收缩政府机构规模，这些都需要时间。因此，需要允许政府和银行体系自我注资，这是流动性的需要。当然，首先需要一个体系，能够使那些国家经济增长，增加收入。

众问：美国从这次危机中能够总结出哪些经验？

盖特纳：我对欧洲发生的一切表示关切和尊重。我认为，欧洲面临的挑战从许多角度来看比我们更严峻。别忘了，美国是这一切的震中。我们犯下了错误，导致金融体系基本结构的损坏。但要记住以下几件事：在高峰时期，我们的银行规模与GDP等值。在英国，银行资产相当于GDP的5倍，爱尔兰和瑞士都是8倍，在德国是3.5倍。所以，欧洲国家面临更大的挑战。

美国采用了这样一个战略，允许——或者更准确地说迫使——金融体系中最弱的部分消亡，并且允许房地产方面的调整，所以，我们以一种更健康的态势，更快地修复损失。

由于我们应对策略的性质，也由于美国经济根基，我很乐观。未来经济将会基本完好地增长，因为我们已经解决了在金融体系中最大的遗留问题。我们应对这次危机的过程是更为激进、全方位的，配备了全套的金融武器，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一种非常激进的调整银行体系资本结构、支持金融市场的策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在政治规则下曲折前行，而一旦在政治上具备了如此行事的能力，我们就迅速推进，几乎比在这段危机时期内我所关注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快得多。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我们的挑战不会像许多国家所面临的那样是根本性的。那些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或者说渐进色彩更浓的路径。欧洲没有在短期偿付长期投资的传统，它们也没有如此行事的意志。要经历这种状况是非常痛苦的，美国已经为此承担了巨大的伤痛。但是，我认为，必须这样做，从而你们会更快更坚强地走出来。

众问：欧洲是否应该考虑采取一个泛欧洲的解决方式？

盖特纳：近期的问题是如何提供资金支持，使改革获得更大空间，让改革在银行体系和主权国家两个层面展开。你可以通过主权资金来实现，它有财务上支持银行的能力。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它是联邦解决方案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长期的本质的问题是欧洲是不是明白，它不能在统一市场与分立主权之间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应该在在财政和银行体系上建立我们所说的联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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