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如瑟:高帆:“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经济的新动力2-评论频道-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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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帆:“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经济的新动力
2010年08月31日10:05 来源:文汇报 手机免费访问 已有0条评论 我顶0
二、“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走向和逼近“刘易斯拐点”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此趋势会引致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等领域的连锁反应。为此,必须以关联性和系统性为基准,评估“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意蕴。从挑战的角度看,“刘易斯拐点”暗示着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工资相对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仍有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其优势可能会逐渐丧失。由此出发,中国依靠劳动力充裕和廉价所形成的出口竞争力将会下降,中国依靠出口主导、劳动密集使用和传统制造业来驱动增长的方式也将遇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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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如果中国能够立足长远、未雨绸缪、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则“刘易斯拐点”完全可能通过“倒逼”机制产生积极效应,并由此开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新时代。其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
其一,收入分配效应。伴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逐步转变,劳动者在工资和薪酬谈判中的话语权渐趋增强,其剔除物价因素之后的真实收入将持续快速增长,这必将会对缩减中国的劳资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产生积极意义。在劳资差距层面,劳动者谈判能力的增强和真实工资的提升,会改变劳动者报酬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持续降低的不利态势;在城乡差距层面,农民工真实工资提高将连同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共同构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城乡差距逐渐收敛的长效机制;在地区差距层面,东部地区的用工成本上升,会导致更多的企业通过产业梯度转移来调整空间布局。
其二,内需刺激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投资-出口导向的特征,投资驱动面临着资本供给约束、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资本产出转化为消费的挑战,而出口导向导致中国经济对域外经济高度敏感。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促使发展成果充分转化为国内居民的福祉增加,中国急需将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转化为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主导的增长方式,实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居民收入在连续、稳定地增长。在此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伴随着劳动者真实工资的持续提高,考虑到劳动者的群体数量和消费函数,则其工资和收入增长无疑会为国内需求启动、发展动力转化提供有力支持。
其三,创新激励效应。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供给和要素组合效率,而产品、技术、市场、组织和制度等多元创新是决定要素组合效率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微观企业均有着过度使用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要素组合效率贡献度偏低的特征。在“刘易斯拐点”逼进情形下,企业依靠劳动密集使用来形成竞争优势(310368,基金吧)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企业必须改变要素组合才能增强核心竞争力,技术、管理等层面的创新必将成为企业的自发选择,而国民经济也将随之从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阶段转向要素组合效率提升的“集约”阶段。
其四,结构优化效应。国际经验显示:经济发展通常就是产业结构持续调整升级的过程,即产业之间从“一二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产业内部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再到技术知识密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与工业化率不断提高、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急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在劳动力充裕且廉价的背景下,选择传统制造业来开展国际贸易、驱动经济增长是理性选择。然而,在“刘易斯拐点”逼进的背景下,我国各地区、尤其是东部的劳动力资源越来越难以支撑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据此,我国在加快产业梯度转移来维持“世界制造中心”的同时,必将更加积极地发展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依靠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来舒缓要素供给压力、提升国际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