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十一郎x连城璧 破璧:中国古代

古钱名词解释

钱
　　原与“鎛”同为古代农具，跟“划”相通，呈铲状。春秋战国间物物相易时，金属农具“钱”即被当作重要财产作为交换流通物；继而便出现具有货币功能的原始大铲钱，后又称“布” ( 即“鎛 ”之通假；古时钱鎛混称犹今之锹铲混用。 ) 战国末至秦，各式货币虽统一为“内方外圆”状态，但“钱”的名称却一直被保留下来，至今仍为通用货币之统称。

　　泉
　　古音与“钱”通。因货币如泉水一样流通一息，遂有人又将“钱”称“泉”。王莽篡夺刘汉天下后，因“钱”、“铢”等字之“金”旁与繁体“刘”字结构“卯金刀”之“金”犯其忌讳，故正式以“泉”代“钱”，更铸“货泉”、“布泉”以及“小泉直一”至“大泉五十”等六泉。此后三国孙吴之“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唐及五代之“乾封泉宝”、“永通泉货”等，“泉”作“钱”即被广泛使用并留传下来。后世文人更因“泉”较“钱”字风雅淡泊。故尤喜称“钱”为“泉”。

　　面
　　钱的正面之简称。即铸有称量、年号或国号文字以标志钱名的一面。如“半面”、“开元通宝”、“顺治通宝”等钱面。

　　背
　　钱的背面之简称，又叫“幕”。钱背变化较多：光平无文的叫“光背”或“素背”，如秦汉的“半两”、“五铢”即多光背。唐宋以下的钱背大多有星月纹或记址、记年、记值等文字。如开元通宝背“⌒”者称月纹，背“荆”字者示荆州铸造；南宋嘉定通宝背文“同仁”系记同安监嘉定二年造；明代天启通宝大钱背文“十·一两”表示值当十、重一两；清雍正通宝背满文“”则表明宝苏局铸制。元代“至元通宝”大钱背文更有蒙古、西夏、察合台三种文字组成，就尤为奇异了。

　　肉
　　又称钱身地张。指钱体除去边廓和文字所剩下的空余部分。此部分厚实的叫“厚肉”，轻薄者谓“薄肉”。

　　外廓
　　钱外缘的隆起部分，亦称“边廓”、“外轮”，可简称为“边”、“廓”、“缘”等。边缘有两圈隆起者则谓“重轮”，如“重轮乾元重宝”。

　　阔缘
　　钱的外廓较一般线宽阔者称“阔缘”。如北宋“祥符元宝”、“元祜通宝”即有阔缘钱。而咸平元宝阔缘钱却是后人伪铸的赝品。

　　窄缘
　　钱的外廓较一般钱狭窄者谓“窄缘”。如北宋之“大观通宝”即多为窄缘钱。

　　穿
　　即钱中之孔眼。因作绳线穿系之用遂称“穿”。古时又称“好”。习惯简称“孔”、“眼”。先秦各类环钱多为圆穿，秦“半两”后即全部统一为方穿。历代厌胜钱中尚可见圆穿者。“穿”之上下左右部位则分别称为“穿上”“穿下”、“穿左”、“穿右”等。

　　孔方兄
　　秦后各钱均为方孔，古时有人遂戏称铜钱为“孔方兄”。典出西晋鲁褒所著之《钱神论》，其中有“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句。

　　广穿
　　古钱穿孔比一般钱大的叫“广穿”。除形制决定者如“五铢”多为广穿，一般钱中出现“广穿”则可能为母钱或异品，较为珍稀。

　　花穿
　　古钱浇铸中穿孔错位不成正方形者称“花穿”。其中呈六角形的叫“龟甲穿”，呈八角形者谓之“菱花穿”。日本“箱馆通宝”呈菱花穿者非因错范而因工艺设置所致。

　　内廓
　　穿孔四周隆起的线条称“内廓”，亦叫“穿廓”、“好廓”。内廓出现双棱者旧称“重好”，即“重穿”意。

　　四决纹
　　旧谱书作“四决文”，“文”、“纹”通假。指内廓四角沿对角线方向向外辐射出斜纹，使穿廓呈“ ”状有决裂之势，谓之“四决”；射出之斜纹便称“决纹”。

　　四出纹
　　旧书“四出文”。四决纹由内廓一直延伸至外廓成“ ”状者叫“四出”，其斜线便是“四出纹”。古币中出现“四出”、“四决”纹者以五铢钱为多。

　　星号
　　旧称“星文 ( 纹 ) ”。钱背或钱面出现圆形突起如星状者 ( · ) 曰“星号”。其位置无定，可列穿孔上下左右各方， 以“穿上星”为多。常见为一粒，变有少数“双星”者，若上下对称可称“双柱”，如“双柱五铢”。汉五铢钱面穿孔上下时见半粒星号，谓之“穿上半星”、“穿下半星”。特大“星号”亦可称“日纹”，如上海小刀会铸“太平通宝”之背可见“上日下月”以象征大“明”。

　　月纹
　　旧书“月文”，俗称“指甲纹”。指钱背铸有月芽形纹路者。按月芽弯势方向又分数种：月纹上弯成“ ”状者谓“仰月”；下弯成“⌒”状者谓“俯月”；在穿旁侧立如“）”者称“斜月”。一般一钱一月，亦有“双月”，唐开元通宝穿孔上下左右更有“四月”者，变化不一。

　　云纹
　　钱背可见云形纹路者曰“云纹”，旧书“云文”。云纹较为优美如“ ”状称“祥云”，形态似飞鸟如“ ”曰“瑞雀”。云纹在唐乾元重宝钱背上多见。

　　水波纹
　　钱背出现水波状纹路者曰“水波纹”。如日本宽永通宝、文久永宝钱背，即多见各式典型水波纹。

　　钱文
　　亦称“面文”，泛指钱面所铸文字。如“半两”、“五铢”“开元通宝”、“太平通宝”、“咸丰元宝”等，均为“钱文”或“面文”。

　　背文
　　钱背的文字、包括符号、图纹及标记等统称“背文”。如记地“渐”、记值“当十”、记年“六”、吉语“天下太平”等；单见图纹、符号亦可用“背纹”称之。

　　重文
　　因浇铸时钱范错位或移动，致使钱文出现错移、交叉，使二字现出四字、四字变成六字、八字等均叫“重文”，亦称“复文”、“重筑”。如“五铢”平行迭现双“五”双“铢”，或交叉出现两个“五铢”等，均谓“重文”。

　　传形
　　指钱文左右二字传动易位。如“半两”铸成“两半”，“大泉五十”铸为“大泉十五”等；亦叫“反文”。另有位置未变但钱文反书者，亦称“传形”或“反字”。

　　直读
　　面文四字按“上、下、右、左”顺序释读叫“直读”。如“乾隆通宝”直读，即为先上下、后左右；倘非“直读”即可能误读成“乾通隆宝”。一般“通宝”钱多为直读。旧谱称“对读”欠准，因上下可“对读”、左右亦可“对读”，不如“直读”之直观明快。

　　旋读
　　面文四字接“上、右、下、左”序读犹如时针之旋转曰“旋读”。如宋“祥符元宝”必旋读，如直读便成“祥元符宝”而使人诧异。一般“元宝”钱多旋读，可能取“元”与“圆”相通意。

　　顺读
　　亦称“横读”。指“半两”、“五铢”等二字横书钱自右向左读。按传统书法历来以自右向左为顺势，故谓“顺读”。

　　环读
　　先秦环钱如“共屯赤金”、“重一两十二珠”等，其面文依穿孔圆势作环形书写，首尾相接，故其文必按环形布局一一读出，是谓“环读”。辽代冥钱“清宁二年”亦作“环读”。

　　大篆
　　春秋战国间主要为秦国使用的一种文体，包含甲骨文、金文、籀 ( 音宙 ) 文以及六国行用的类似文字。大篆结构繁杂，笔画重叠，变化无定，故较难辨识。秦以前所有刀、布、环钱及蚁鼻钱之面文，多属大篆字体。如六字刀、三孔布之文字。

　　小篆
　　秦统一中国后据丞相李斯 ( 书法家 ) 意见整顿文字，对大篆书体进行简化，并使文字形体统一，笔画匀整；是谓“小篆”，亦称“秦篆”。秦汉、六朝以至于隋，“半两”及“五铢钱系”的各种钱文多系小篆书体。

　　悬针篆
　　小篆的一种变体。特征为竖笔下端出现锋芒，仿佛悬挂着的针尖，故名“悬针篆”。如新莽的货泉、布泉以及货布等钱文，均属悬针篆。

　　玉筋篆
　　小篆的一种。凡笔画纤柔匀称、结构工整、字形特别优美典雅者，即可称“玉 篆”。如六朝北周布泉、五行大布以及金代泰和重宝之文体，即为玉 篆。 九叠篆篆书之一种。多见于印章刻写。笔画折叠堆砌，均匀对称；折叠多少依笔画繁简而定，称“九叠”乃指其多。九叠篆盛行于宋、元，故北宋“皇宋通宝”可见九叠篆钱文，宋元宝钞上亦常见之。

　　隶书
　　由小篆进一步简化而变得更便书写的字体，其笔势由圆转变方折、改象形为笔画。初为官府衙门文书──隶进行记录的文字，遂称之“隶书”。虽出现于汉魏，但广泛用于钱文却从唐“开元通宝”始。此后五代十国而至北宋，钱文多半为隶书。八分书隶书之别称。魏晋时已出现楷书，为有别于篆体，人们沿袭先例仍称之为“隶书”；为与汉代有波折的隶书相区别，遂将汉隶称“八分书”。“八分”者，言其“字方八分”，又似“八字分散”其笔势如八字“左右分布相背然也”。故旧谱释开元、乾元等钱文“字八分”，即为隶书意。

　　真书
　　又称“楷书”。指简省隶书波折、笔画平直、字形方正的现行书体。自南宋宁宗庆元间铸“庆元通宝”纯用真书后，元、明、清各代钱文均以真书为主。如元“至大通宝”、明“洪武通宝”、清“顺治通宝”等，均为真书面文。偶尔出现的其它文体仅为特例，如蒙文“大元通宝”、老满文“天命汗钱”及篆书“永历通宝”、“昭武通宝”等。

　　瘦金体
　　宋徽宗赵佶独创的一种书体，自称“瘦金书”。以楷书为本，笔画俊逸挺拨，挥洒自如，不拘一格，刚健有力，故有“铁划银钩”之称，或谓“铁线书”。徽宗亲书之“大观通宝”、“崇宁通宝”均为瘦金体钱文之杰出代表。金“大定通宝”等亦仿瘦金体风格。

　　三体书
　　同一钱文以三种书体题写后浅铸的三种钱，形制特征与对钱类似。如宋太宗手书之“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均有真、行、草三种书体面文，俗称“三体书”钱。

　　御书钱
　　钱文由皇帝亲笔题写的钱称“御书钱”。如宋太宗赵光义所书“淳化元宝”，宋徽宗瘦金体“大观通宝”等，均为“御书钱”所书文字又俗称“御笔”。

　　左挑
　　一般指隶书钱文中“元”字第二笔的起势，若起笔向上挑起成“ ”状的为“左挑”。如起笔不挑而收笔挑起如“ ”状者为“右挑”。如“开元通宝”之“元”即有左挑、右挑之别；亦有“双挑”或不挑的，均属稀品。

　　缩水
　　钱文中有三点水旁 () 的字，其三点靠得很近，仿佛收缩起来似的，俗称“缩水”。如“淳化元宝”中即有“淳”字三点水缩得很紧的钱，通称“缩水淳化”。点建 钱文中建字旁“”上出现一点，形态近似走之如“ ”字，即称“点建”。南宋“建炎通宝”中即有“点建”钱。多系制作中偶尔错写或漏铜所至，故甚希罕。

　　隐起文
　　钱文因浇铸不匀致笔画高低不平，低处“隐”没，高处突“起”，遂称“隐起文”。如“嗣统通宝”中即有典型隐起文者。

　　聚头
　　钱文四字头部均朝向穿孔，此现象俗称“聚头”，以厌胜钱文多见。如八卦钱等。

　　并脚
　　钱文四字底部均朝向穿孔，此现象俗称“并脚”。如越南“明命通宝”之“美号钱”中即有“亲老长幼”等背文均为并脚。

　　倒书
　　钱文中有一二字倒写，或面文正书、背文倒写者，均称“倒书”。此例在背文或合背钱中较多见。如“天朝通宝”背文倒“永”“光绪通宝”合背铸倒书等。

　　接廓
　　钱文笔画与穿廓相连以致重合者，曰“接廓”。如“北魏“永字五铢”“永”字下部一撇一捺、“安”字头上宝盖均与穿廓相连重合而为一；北齐“常平五铢”“平”字上横即与穿廓重合，此类现象均属“接廓”或“借廓”。

　　离廓
　　钱文不与穿廓相连，而且离得较远者，曰“离廓”。如元代“元统元宝”小钱即为典型之“离廓”。

　　寄廓
　　或曰“挤廓”，指面文与穿廓挤靠得很紧者。如刘蜀“直百五铢”，元蒙文“大德通宝”、汉文“天历元宝”等均属寄廓钱。

　　年号钱
　　面文铸帝王年号的钱。东晋十六国成汉李寿汉兴年间所铸“汉兴”钱为我国最早之年号钱。其后如唐“乾封泉宝”、宋“宣和通宝”、明“永乐通宝”直至清末“宣统通宝”等，均系“年号钱”

　　国号钱
　　面文铸有国号的钱。自战国时期“东周”布、“齐法化”刀直至五代十国的“大齐通宝”、“唐国通宝”，以及此后南宋的“大宋元宝”、蒙文“大元通宝”、南明的“大明通宝”等，均为“国号钱”。国号年号钱集国号、年号于一体的钱。如东晋十六国夏赫连勃勃真兴年间所铸“大夏真兴”钱，其后辽天祚帝天庆年间铸“大辽天庆”，及至清咸丰年间宝福局所铸“大清咸丰通宝”，均为国号年号并铸钱。

　　记重钱
　　面文标明钱体自身重要的钱。如战国后期的“重一两十二珠”，秦“半两”、“两甾”，汉及六朝“五铢”、“三铢”等，均属“记重钱”。然此类钱铸行未久即多为省铜而减重，更有始铸即不足称量者，私铸钱尤甚，故钱文所记重往往与实称重要不符。

　　记值钱
　　钱文标明自身当值的钱。如新莽“小泉直 ( 值 ) 一”、“大布黄 ( 当 ) 千”，三国刘蜀的“直 ( 值 ) 百”、“直百五铢”等，均为记值钱。

　　记年钱
　　钱背铭文标明铸行年代的钱。如南宋“淳熙元宝”背文自“元”至“十六”，表明各钱系从淳熙元年至十六年间所铸。南宋各钱以背文记年者多见。

　　记地钱
　　背文铭记铸地简称之钱。自唐“会昌开元”背铸“京”、“洛”、“荆”、“越”等 22 地始，至宋“宣和通宝”背“陕”钱、明“洪武通宝”背“渐”、“豫”、“北平”等，莫不为记地钱。

　　记监钱
　　钱背铭记铸钱监察司署简称的钱。如南宋“乾道元宝”铁钱背“同”字即记舒州同安监，淳熙元宝背“春”字为记蕲州蕲春监，“绍熙通宝”背“汉”字系记湖北汉阳监等。亦有记监兼记年的，如“庆元通宝”背“春三”，即为蕲春监、庆元三年铸。

　　合背钱
　　面背铸有同样钱文的钱。如“崇宁通宝”钱背亦铸“崇宁通宝”四字，看来仿佛两枚崇宁钱的背贴合在一起，故称“合背钱”有时背文会出现倒书、横书现象，均系浇铸时合范有误所致。另有两面钱文年号不同者，如面“泰昌通宝”、背“天启通宝”，称“异号合背钱”。

　　合面钱
　　钱的两面都是背文，仿佛两枚钱的正面贴合在一起，故称“合面钱”，亦系制作有误所致。如“乾隆通宝”中有面、背均铸满文“宝泉”者即为合面钱。近代出土的大批早期新莽“货泉”中，即有两面光板之无文合面钱。

　　合号钱
　　面文无“通宝”二字而出现两个交叉的年号，如“泰昌天启”四字，此等集两个年号于一钱者，谓之“合号钱”。

　　剪边钱
　　亦称“剪轮钱”。为盗铜而剪去边廓的小钱。传世以东汉“五铢”为多见，故称“剪边五铢”。

　　磨廓钱
　　亦称“磨边钱”。指边廓经磨锉取铜的窄边或无廓钱。以西汉“五铢”为多见，故称“磨边五铢”。

　　延环钱
　　以专用圆凿錾去钱心后留下的圆环，叫“延 ( 音延 ) 环钱”以东汉五铢为多。新莽“货泉”及六朝“五铢”中亦有环钱。 环錾下后主要用于回炉重新铸钱而不作市场流通用，故存世颇少。汉至六朝官私炉均营此道。

　　对文钱
　　被錾去延环后留下的钱心叫“对文钱”。因其仅剩一半之钱文可与对环对接，故称“对文”。传世可见“对文五铢”、“对文货泉”。对文钱多混杂于恶劣小钱中在市场流通，今不难见。

　　对钱
　　又称“对子钱”，日本泉谱谓“符合泉”。对钱中一枚多为篆书钱文，可与另一枚异体文 ( 真、草、行、隶均可 ) 配为对子；除面文书体不同，余大小厚薄、内穿外廓以至铜质浆色、制作风格均基本一致，故谓“对钱”。最早自南唐“开元通宝”始，为一篆一隶；至北宋形成“对钱”制作高潮，如天圣、明道、元丰、熙宁、政和、宣和等，计有小平、折二等数十百种配匹之对钱。日本《符合泉志》更列出千种以上，蔚为大观。

　　平钱
　　俗称“小平钱”、“小平”。即为一枚当一文使用的基础小钱。一般径 2.4 ～ 2.6 厘米，重 2.8 ～ 3.6 克。系历代古钱中铸量最大、传世最多的品种。常见的如开元、熙宁、大定、康熙等通宝钱均为平钱。

　　折二钱
　　一枚当二文即两个平钱使用的钱。形体稍大于平钱。一般径 2.7 ～ 2.9 厘米，重5 ～ 8克。折二钱总量不少于小平，以北宋所出为最多，常见有元丰、政和等折二钱。

　　折三钱
　　一枚当三文、折合三个平钱使用的钱。一般径 2.9 ～ 3.2 厘米，重 8 ～ 12 克。品种及数量均少，如北宋庆元、南宋嘉泰及明大中钱中，均有折三钱。

　　折五钱
　　指一枚值五文、折合五个平钱使用的钱。一般径 3.2 ～ 3.6 厘米，轻重不一。如南宋嘉定、元代至五以及明代洪武钱中， 均有折五钱。亦有称“当五钱”者。

　　大钱
　　泛指“当十”以上、包括“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在内形体较大的高额钱。此类钱之大小轻重无一定规律，且时有大小错出、轻重倒置现象，多系经济困顿、通货膨胀的产物。自唐代当十开元到清朝当千咸丰，历代大钱层出不穷，名类繁多。至于新莽的“大布黄 ( 当 ) 千”、“一刀平五千”，三国孙吴的“大泉当千”以及五代刘守光的“应天元宝”背“万”即当万钱，更是徒有虚名、变相榨取民间财富的虚值大钱。

　　榆荚钱
　　又称“荚钱”，指钱体轻薄如榆树之荚 ( 榆钱 ) 的小钱。如西汉初年所铸薄小“半两”，民间即呼为“榆荚钱”。

　　鹅眼钱
　　或称“鸡目钱”。钱体轻小如鹅眼、鸡目之类的劣钱。如从东汉末年至六朝间所出劣质特小“五铢”钱，一般被统称为鹅眼钱或鸡目钱。

　　男钱
　　旧时传说妇女佩之可以生男的钱。如十六国后赵石勒所铸“丰货”，因钱文壮实丰满，又含富裕吉祥之意，遂被称为“男钱”。

　　女钱
　　南朝梁武帝所铸“五铢”，因其轻薄弱小而被称为“女钱”又谓系对“男钱”而言，妇女佩之可以生女。然均传说，不足信。

　　稚钱
　　三国蜀汉“五铢” ( 一说梁五铢 ) 中有种钱体轻薄、文字纤弱、穿孔特大之“五铢”，被称之为“稚钱”。与“女钱”一样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妇女及儿童的鄙薄与轻视。

　　官炉钱
　　由国家或地方政权机构设炉监铸的钱。如自西汉上林三官“五铢”至清末户部宝泉局所出“宣统通宝”均属“官炉钱”。历代少数民族、封国或割据政权监钱机关督察铸行的钱币，一般也被视作官炉钱。

　　私铸钱
　　民间私炉盗铸的钱币。因意在牟利，私铸钱一般比官炉钱轻小粗恶；从铜质到文字都明显劣于同时官炉所出之钱。然各代私铸钱虽禁难止，存世数量均不为少。

　　后铸钱
　　后世启用前代年号补铸或重铸的钱。如“大中通宝”部分记地钱，即于洪武年间按洪武钱制补铸的，“泰昌通宝”系泰昌帝死后由其子天启帝补铸。此类钱币即为后铸钱。

　　镇库钱
　　铸钱工场正式开炉浇铸前，为进贡、纪念或避邪而先行特制的大钱。如“大唐镇库”、“咸丰元宝”特大“镇库”钱等。镇库钱一般制作精美，存世绝少。

　　套子钱
　　通过不同组合排列可以配套成龙的钱。配套形式甚多。如新莽之“六泉”、“十布”以币值等级配套；全昌开元以背文铸地配套；“唐国通宝”可以不同字体配套；“淳熙通宝”可按记年、记监配套；“顺治通宝”可据五种版式各自成套等。不同的收藏家亦可按自己藏品的品种、数量及风格自行配套。其中以王莽的“六泉”、“十布”为最有名、最珍贵的“套子钱”。

　　厌胜钱
　　又称“厌胜钱”。“厌胜”意即“厌而胜之”，系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的目的，由此而铸成钱币形态的避邪品、吉利品或纪念品统称为“厌胜钱”。一般仅供佩带玩赏用，而不作货币流通。我国自汉代起官、私炉均行鼓铸，品类甚多，且有发展，其中吉语、八卦、供养、撒帐、打马格及春钱等数种传世甚丰。除铜钱外尚有以金银制作者，不一而足。

　　吉语钱
　　厌胜钱属。一般分以通用钱号添铸吉语以及吉语为文、加铸图像两类。如“五铢”钱面添铸“君宜侯王”、“长宜子孙”等吉语；“嘉庆通宝”背铸“万年天子”、“天下太平”等。另一类则面文为“长命富贵”、“龟鹤齐寿”，钱背则见各种吉祥及辟邪图像等。

　　八卦钱
　　厌胜钱属。钱面为八卦图形及卦名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字；背文多为地支十二字 ( 子丑寅卯等 ) 及对应生肖图 ( 鼠牛虎兔等 ) 。穿孔圆形。民间多以此钱可避邪保安，所铸甚多，大小版式各异，精粗互见。

　　撒帐钱
　　厌胜钱属。旧时女子婚嫁仪典上，女宾以金钱彩果抛撒其新房帐下；此种特铸抛撒之钱谓之“撒帐钱”。此俗始于唐代公主出嫁，后为民间沿袭。钱文多系“金玉满堂”、“忠孝传家”、“五男二女”等，大小各异，面背或有各类吉祥图案装饰其间。

　　供养钱
　　厌胜钱属。亦称“供佛钱”、“庙宇钱”。旧时官方或寺院所铸用以供奉佛殿神像之钱币。以元代所出最多。钱面除沿用年号、国号文字者，更有“香花供养”、“大安福寺”、“宝珠菩萨”、“进香直社”等；背文则有“神”、“护圣”、“香殿”等等。此类钱制作粗疏，形体偏小，传世不多。

　　马钱
　　亦称“打马格钱”。或面或背铸有骏马图像；钱文为武将或良马名，如“魏将吴起”、“唐将散骑”、“追风之马”、“千里之马”、“飞黄”、“渠黄”、“赤兔”、“龙驹”等数十百种。马钱为宋代前后作打马游戏用，格局类似棋牌，惜今已失传。

　　春钱
　　面背铸有男女交媾秘戏图像，间有文字如“风花雪月”等。旧时由长者授于新婚子媳，或作传授房事促其多子多孙用，类乎古代春宫图识或风月定鉴等。

　　冥钱
　　又称“羡瘗 ( 音义 ) 钱”、“明器”。专为死者殉葬铸制之钱，有铜、银、锡、铅、陶、泥数种。自秦汉特小“半两”、“五铢”起，历代均有所出。除“消灾”、“太平”等类钱文，近代出土辽代之“清宁二年”、“大康六年”均为记年之冥钱珍品。

　　连钱
　　指一炉所铸因未曾錾开而连在一起的两枚古钱。如战国晚期的“四布当 ”、新莽的“ 刀”等均有“连钱”。

　　钱树
　　指一炉所出因未曾錾切而与槽铜连成一体的一串钱，看去仿佛枝叶对称的小树，状如“ ”，故称“钱树”。存世有“祺祥通宝”钱树等，极为珍罕。

　　大样
　　同一年号和等级的钱因铸造地点和炉次不同，出炉后较正常钱径大 0.1 ～ 0.2 厘米者，称“大样”钱。如系平钱即叫“小平大样”，折二钱则为“折二大样”。

　　小样
　　与“大样”相反。同一年号及等级的钱因铸地、炉次不同，所出钱较正常钱径小 0.1 ～ 0.2 厘米，则为“小样”钱。如“小平小样”、“折二小样”。大、小样几乎各类钱都有，不胜枚举。

　　雕母
　　手工雕刻的母钱，亦称“祖钱”。六朝后造钱不再使用大型整体铜、石钱范浇铸，而改用母钱翻砂造型浇制。最初用铜、锡、牙、木等材料精心雕刻的母本，即为“雕母”。传世可见历代铜质雕母多种。形体稍大，铜质精良，雕工细腻，边廓峻深，文字纤劲。是为古钱中至珍之品。

　　铸母
　　一般通称“母钱”。系由雕母直接翻砂浇铸以供成批造钱用的母钱。铸母虽稍逊于雕母，然其质地、品相依旧异常精美。

　　铁母
　　铁钱的母线。一般均据雕母以优铜翻铸而成，以两宋铁母为多。钱体较铸制出的铁钱稍大，形制及文字亦比铁钱精整美观，甚珍罕。

　　子钱
　　以母钱翻砂大批浇铸出来的铜钱或铁钱。一般正用品及传世品均系“子钱”。 样钱 可分两类：由造钱主管机关呈送帝王以供审阅、抉择的样钱叫“进呈样钱”，多由铜、蜡、牙、木等雕制而成。由中央颁发至各地造铸炉场当作样品或母钱的样钱叫“部颁样钱”。样钱亦具母钱精良优美的特性。

　　试范钱
　　铁钱 (含铜钱) 正式开铸前先以铜汁试浇的钱样，亦称“试样钱”。

　　初铸钱
　　最初以钱范或母钱范铸出来的子钱，或谓“头炉钱”。此类钱较后铸者显得精整，文字峻深，边廓坚挺，品相佳美。

　　锈色 古钱表面着锈后呈现出的色泽。因古钱遭际不同而各有千秋。铜钱遇酸性环境呈现出的绿锈有“松绿”、“瓜皮绿”或“靛蓝”色；遇喊性环境则显现红色，可见“朱砂锈”、“鸡血斑”等；在中性环境中因表层氧化可显出水银色，俗称“水银古”。古钱年久生成的锈色自然、透彻，锈层坚硬板结，与作伪者所造的浮泛脆弱、生硬刺目的假锈不同。

　　生坑
　　出土未久呈现新鲜锈色的古钱谓之“生坑”。或虽出土有年然锈色未遭损坏，一如现坑时模样者，一般也称“生坑”。

　　熟坑
　　出土多年表层虽受磨损、氧化，但依旧留存部分锈迹的古钱，称为“熟坑”。旧谱又释为“老生坑”，文义欠精当，以统用“熟坑”为宜。

　　传世古
　　古钱出炉后从未着土，因长期氧化致使钱面牢结一层黑膜，犹涂过黑漆一般乌黑发亮，是谓“传世古”，又称“黑漆古”。此类钱若经长期把玩抚摩，而使钱文及内外廓露出红润铜色，钱肉依然黑亮，则为“传世古”中之上品。

　　足陌
　　“陌”与“佰”、“百”通。钱币交易中每吊钱十足支付一千文，每百文一枚不短缺，谓之“足佰”。 短陌 意与“足陌”相对。以不足一百之数充作百文行使，俗称“短陌”。旧时一般短陌定数以八十文为陌。

　　省陌
　　即“省佰”。以不足短佰定数 ( 八十字 ) 之钱充作百文行使更称“省佰”。省佰初以七十七文为百，后更为减至七十文以至六十文为“佰”的；实质是金钱交往中政府对百姓或富者对穷者的一种盘剥现象。

　　制钱
　　明清两代按本朝法定的钱币体制由官炉铸行的铜钱，概称“制钱”。以此区别于前朝历代旧钱及本朝的私铸钱，并对旧钱、私铸钱进行取缔和制约。如“永乐通宝”、“康熙通宝”等官铸钱均属制钱。

　　普尔钱
　　“普尔”为维吾尔语，意即为“钱”。清乾隆年间新疆始铸方孔圆钱，因用其地所产红铜铸造，故钱色发红，遂又称“新疆红钱”。其时先后铸制红钱即“普尔钱”的有伊梨、阿克苏、叶尔、喀什葛尔及库东等局。

　　阿堵物
　　即钱。“阿堵”为六朝时口语“这个”意。时人王夷甫因雅癖而从不言“钱”，其妻故将铜钱堆绕床前，夷甫晨起，呼婢“举却阿堵物” ( 搬走这个东西 ) ，仍不言“钱”。后人遂有以“阿堵物”戏称钱者。

　　 

 

古钱的面、背、幕、穿、廓、肉    古钱的正面称为面，一般铸有文字，叫做面文或者钱文。面有竖线称竖文，横线称横文。钱的背面简称背，背有文字称背文，如果既没有文字又没有纹饰的，就叫光背，一般钱背称幕。
    钱的方孔或者圆孔叫做穿，也可叫做好、函。穿孔大的叫做广穿,小的称为狭穿,又有花穿。穿外的钱体叫做肉。肉的外缘叫做边，或者叫做廓；内缘形成边框的叫做内廓，或称做好廓、函廓；内廓细的叫细廓，非常细的就叫做瘦廓。汉代以前圆钱背无内外廓，我们称它平背，从汉武帝铸五铢钱开始，钱币就有了内外廓。外廓双重叫做重轮或重廓；内廓双重就叫做重孔或重穿。内廓比外廓低些，我们就成为阴廓。

古钱的钱文与形制    钱文即铸在钱面上的文字。钱文自上、右、下、左而读的，叫做回读或旋读，钱文自上而下，自右而左来读，叫直读或顺读。钱文的书体有篆、隶、真、草、行、瘦金和宋体等，即使是同一字体，手法也是变化多端的。
    形制即是古钱的铸造工艺、币材、造型结构。各个时代的钱币，都有其特征，出于需要也要规定出同前朝钱币的差异。比如方孔圆钱有的有廓，有的就没有廓；有的穿孔大，有的穿孔小；钱文有的直读，有的旋读。因而各个时代的钱币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鉴定古钱真伪时这种方法也是很科学的。象齐的刀布为了使钱文不易磨损，就把币的轮廓铸得较高，背中间有一高点，如果没有这些特征，那么就应判断是伪品。即使是同一币制的刀币，由于时间的先后关系也有变化。这就需要钱币爱好者熟记常在钱文中出现的字及时代特征，以免上伪币之当。

雕母和铁母    雕母又叫祖钱。用铜块或锡、铅块直接雕刻成钱模，铸钱时用祖钱做模，翻铸母钱。这些母钱颁发到各地，各地则用母钱制范铸币。
    祖钱的雕制是很精良的，目前所见雕母都是金黄色的铜质，是质地优良的铜材。铜雕母的钱文很精美，字口深峻。雕母钱不见刀痕迹象，，比同版流通的钱稍大些、厚重些。
雕母钱被制成钱模后取走，工匠用融化了的铜液浇铸在钱模上，待铸币冷却后开模，取出铸币加工打磨光洁即成。
宋、元、明、清时期，冶金技术和采矿技术的发展，带动了铸币业的发展。明清时期黄铜铸币盛行起来。黄铜是铜锌合金。以前鉴定钱币含铜量的多少，就将币掷于地上，听声断其成色，成色高的铜币，掷于地上有金声。除黄铜外，还有白铜钱，这是铜锡合金中锡的比例大的缘故，也有一种白铜钱是镍铜。
    雕母钱体积比母钱和流通钱大，母钱又比流通钱稍大，铜质也较好。只是因为母钱是由祖钱翻砂铸成的，所以钱的外缘轮廓、字口都没有雕母深峻，各方面都比雕母逊些。
母钱除了铜质的外,也还有铁质的.铁材料翻砂制的铁母钱比同级的铜钱要大些、厚重些。
古钱币爱好者应当把铁母和铁范铜钱区别开来，铁母钱是为铸造铁钱翻砂制成的母钱，再由母钱铸成流通钱，它和铜币实际上只是铸币材料的不同。而铁范铜钱，是在大批铸铁钱之前，现将融化的铜液注入，以检查钱模的效果，因而这些铜钱称为试铸品，这是与铁钱形制完全相同的铜钱。这种钱流传极少。
    不论是打造铸币还是范畴，都是一种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由此造成钱币品质的良莠不齐和铸造费的高昂。中国历代的铜钱，在形式上常有错范和流铜等现象，使钱币不整齐美观，在重量和成色上也是千差万别的，就是同一炉所铸的钱，重量也不一定相同，在成色上更是难以辨别。中国铸币史上的一次革命，是清时采用了机器铸币，新铸铜元制币整齐精巧，大受人民欢迎，而政府也获大利。

生坑品和熟坑品    古钱带有出土锈色称生坑，所以出土不久称新生坑；出土时间较久，尚带锈片残迹称老生坑，或称熟坑。
    生坑品也有伪品，那时后代人伪造前代的古钱，我们鉴别生坑钱的真伪主要是观察钱币的文字、锈色。因为钱币上的字多为著名书法家所写，而伪造者学些的字有其形而无其神，有时文字与钱币形制也不同，虽然铜锈是真的，钱币也是假的。
    铜也是一种比较稳定的金属，在常温、常湿的情况下也不容易生锈。入土后的钱币经过几十百把年甚至上千年，钱币的表面便起了化学变化，生成了铜锈，这种铜锈是不会脱落的。一些伪品的锈是经过特殊处理过装饰而成的，虽很逼真，但在沸水中浸泡后，，锈就回脱落。

通宝、元宝和重宝    通宝是中国自唐至清末铜币的一种名称，唐高祖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开元意思为开创新纪元，以后历代沿用，并常在“通宝”二字前冠以年号、朝代或国名。从唐朝起，钱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了，而改称宝。如“大唐通宝",“唐国通宝”、“太平通宝”、“永乐通宝”、“康熙通宝”等等。货币称宝是有其社会意义的，这就是货币的威力增大了。
    专家总结了历代钱币中钱文称为通宝的有“宋元、太平、天禧、皇宋、至和、嘉佑、治平、熙宁、元丰、元佑、元符、建国、圣宋、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靖康”等等。
    “元宝”这一名称最早是用于唐肃宗时史思明在洛阳铸的"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顺天元宝是由得壹元宝改制的。这两种钱可以说是一种占领货币。
大历年间曾铸有大历元宝，制作不精。当时钱价很低，铜价却很高。因此官铸也不精良。以后还有天福元宝、淳化元宝、圣宋元宝、宣和元宝、靖康元宝等。
“重宝” 也是铜币的一种名称，这一名称最早是用于唐乾元元年铸的“乾元重宝”。乾元钱法定有两种：一种是乾元重宝当十钱；另一种是当五十的乾元重宝，这种钱的背面的外廓是双圈，所以称为重轮乾元钱。乾元重宝流传下来的很多，特别是小平钱，仅次于开元钱。朝鲜曾铸造乾元重宝，背面有“东国”二字，这是朝鲜最早的钱币。乾元钱有光背，有背面穿下俯或飞鸟或云朵，也有云朵在穿上的。以后有南汉“钱亨重宝”，北宋“庆历重宝”，“崇宁重宝”，清“咸丰重宝”、“光绪重宝”等等。

记号钱、蚁鼻钱与鬼脸钱    记号钱，就是面、背部有特殊记号的钱币。比如钱面钱背有星纹、月纹等等。象乾元重宝，有瑞雀纹的价值990元。宋咸淳元宝，有小平和折二两种，背文从元字到八字，这表示铸币的年代，八年的咸淳钱是宋最后一次铸币，九年、十年大概都没有铸币，以后的前幼帝、端宗和后幼帝也没有铸币。
    朱元璋早期铸造多种大中通宝钱，即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五、当十， 并在各省分设宝泉局鼓铸,这次铸的钱,背面有各省的局名,计有北平、豫、济、京、浙、福、鄂、广、桂等，小钱背面多只有局名。凡发现当三以上的大钱背文有北平、鄂、京、桂等字样的古币，就要留神鉴别，真币每枚价值千元以上，皆属珍品。
    世俗所称的蚁鼻钱，是铜贝的高级形态。钱币学家认为蚁鼻钱是楚国的货币，因为大多出土于南方，而且文字是阴文，和中原的货币不同。蚁鼻钱的形状是正面凸起，背面平。按照钱上的文字可以分为许多种。最普通的是所谓鬼脸钱，因为钱身为椭圆形，而且上面有的阴文，看起来的确象人的脸。其次是各六朱，因为上面的文字好像是各六朱三字的连写，同时又象一只蚂蚁，加上鬼脸上的高鼻子，于是就有了蚁鼻钱这个名称。这两种钱最多见。
    其余几种蚁鼻钱，即铜贝铭文作“全”字者，均很少见。解放后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鲁南都不断发现蚁鼻钱。普通鼻钱传世较多，几乎没有伪品，但出土少的“全”字币，就应留神有否做伪痕迹。

先秦钱币]

(一) 先秦时期经济

 

在我国夏商西周奴隶社会时期，经济以农业为主，土地归天子所有。夏朝时，农业知识就比原始社会有所提高，发明了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商朝时，农业生产已不是石头制品，而是金属工具，今河南境内曾出土有商代铜铲等物。西周时，已实行井田制度，天子每年都要让一万人到公田服役，每家出一人到公田耕作，不到公田耕作的，就要纳税，农业生产工具方面主要是铜制农器。从这时起，畜牧业已与农业分开，在夏朝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猪、狗、牛、马等兽骨，可以想见当时的畜牧业在生产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夏朝和西周时畜牧业已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传到后世的家畜，在当时就已经全有了。遗址中发现的家畜多达数百头。手工业已逐渐发达，大批的奴隶被送入手工作坊，分门别类，进行手工生产，当时比较重要的是青铜业制作。那时的商业也开始兴起，东面沿海和新疆青海等地的玉，已被当作贵重物品贩卖了。在西周时已准许人们到远方贩卖货物，并有一部分人靠经商谋生。当时商人的地位也已提高，可分享政权，经济文化交流已日渐繁荣起来。到了春秋时期农业进一步发展，齐国实行了“相地衰征”的土地制度，实行了“均地分民”与“民民分货”，的政策，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这时的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一切器物都变得精巧玲珑、体积轻便，形制新颖了。随着农业生产的提高，中下等贵族和自由农民竞相开垦荒地，私田不断增加，生产率高于奴隶主的公田。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以及交通的发展，使商业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郑国的商人可到楚买丝，到周卖皮革等等。到了战国时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农业、手工业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商业也更加兴盛，官府商业和私人商业都得到了发展，《周易》上说“日中作市，召集天下人民，即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指的就是当时典型的集市商业。总之先秦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了飞速的提高，较远古时代大为进步，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交易的需要，各种形式的货币也就出现了。

1 贝 币

(1) 海贝

     海贝（正面） 海贝（背面）

在我国远古时期，大约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低下物质极不丰富，所以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家庭还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用来交换其他急需的用品，部落或家庭之间偶尔发生的交换活动也只是物易物，当时根本没有货币也不需要货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物质财富也相对丰富了，人们物质生活中的需求不断的扩大，以物易物交换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了，于是人们便把贝壳作为交换的中介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不知金属为何物的原始社会贝壳是最珍贵的物质了，贝是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浅海的贝类，它小巧玲珑，色彩鲜艳，坚固耐用，而成为原始居民喜爱的一种装饰品，由于它大小适中，便于携带，便于计数等特点，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社会的形成，贝作为交换的媒介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天然贝就逐渐充当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职能。贝币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呢？是“朋”， “朋”的古字本义是指一串或两串相连的“贝”，后来逐渐演化成计量单位。”一朋”到底为多少只贝呢？一直未有一致的说法，从两只到二十只，各说不一，一般多认为两串五个的贝或两串十个的贝为“一朋”。骨貝
　　貝幣是夏、商和西周三代重要的物品交換幣制。原貝是最原始的交易媒體, 其後為求方便，海貝採取不易，乃雕骨仿製，而有骨貝。本品, 據稱從河南殷墟出土。
　　錢幣長: 26mm, 闊: 17mm

玉貝
　　夏,商至西周時期形狀類似貨貝的原始交易媒體,今所見的除了玉製貝形外,還有天然海貝殼,石質,骨質,木質,螃,銅,鉛,銀或金等質地,玉貝的腹部中間磨有縱溝,端部有小孔,幣面無文,通常長:1.3--3.5cm。 
　　錢幣長: 20mm, 闊: 13mm
 
 銅貝
　　人類最原始的錢幣, 中國銅鑄幣之鼻祖。出現於公元前14-11世紀, 商代時已有記得, 未廣泛使用，到了西周及春秋時期，普遍流通, 它應隸屬商代之物。
　　錢幣長: 22mm, 闊: 14mm

 

                                     （铜仿贝）

商代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不断的扩大，中国北方因不易获得数量众多的南方海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时，人们又想出了以其他材料防制贝形货币的方法，如陶、石、骨、玉、铜、金等，其中铜仿贝的发明是中国金属铸币的开始。天然海贝的品种也很多，有“货贝”（又名齿贝）、 “拟枣贝”、“阿文绶贝” (又名大贝、虎斑贝)、“伶鼬榧螺”等，其中“货贝”比较常见，贝面上有一条长长的齿槽的称为“贝齿”或“贝唇”，贝的正面较为平整，贝的侧面稍微鼓突，人们为了便于携带方便，在货贝的背部多凿有小孔，早期孔相对小，称之为“小孔式货贝”，以后，穿孔逐渐扩大，称为“大孔式货贝”。春秋战国时期的“货贝”背部几乎磨平，称为“磨背式货贝”。“铜仿贝”一般仿货贝之形，早期者与天然贝形制相近，春秋以后，南方楚国地区又铸铸造出有文字的“铜仿贝”是为有文铜贝，它的外形有的像蚂蚁爬鼻有的像鬼脸的样子，所以俗称“蚁鼻钱”或“鬼脸钱”，其面文多达10余种，但形制却比较一致，均为上广下尖的瓜子形，面有文字，背部平整，它广泛行用于南方地区，“蚁鼻钱”铸行于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鬼脸钱”则铸行于大约公元前4-3世纪的战国中晚期，是当时比较先进的货币形态之一，除楚铜贝以外，春秋战国时北方地区的金属贝还有“金贝”、“银贝”、“鎏金铜贝”等，“仿铜贝”的出现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把我国货币发展历程大大地推向前进了，并以其大小、重量、价值比较统一，而且能够大量地就地铸造等其它“货贝”和“仿贝”无法相比的优势进入了流通领域。

“贝作”为历史货币，不仅为中国的古代经济立了丰功而且还对中国文化，风俗，具有深刻的影响。从现行的中国汉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与钱币发生关联的事物或行为都有贝旁，如：货、贡、贸、贾、贿、财、贪、贫、费、赔、赎等等。在江浙一带的农村，家长将贝佩挂于孩童的身上以期望健康成长，驱邪生财，更有父母干脆把儿女直呼为“宝贝”，“贝币”虽小确集经济历史，文化多重含义于一身，颇受钱币收藏爱好者们的青睐，进而成为当今收藏的一大门类。

(2) 蚁 鼻 钱戰國 蟻鼻錢(鬼面錢)
　　楚國貨幣,由貝幣形狀演化而來的銅幣，其背面扁平，正面突起，上面鑄有陰文，觀之鬼頭,看來很像螞蟻的鼻尖而稱之；又因其上刻有似「貝」非貝的怪異字形，故又稱鬼臉錢。它們大小不一,重量亦不等,鑄造工藝己脫離就范刻文的原有方法。因為比刀布交易方便,而且使用時間較長,所以廣大的地區都有它的跡,可見楚國的貨幣經濟文化在當時於較高的水平。
　　錢幣長: (左)21mm (右) 18mm, 闊: (左) 12mm (右)9mm
 （蚁鼻钱） 鬼脸钱（放大）鬼脸钱（放大）

                                 有文铜贝是楚国的青铜贝币，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这种名称并不是楚国贝币原来的名称。而是约定俗成的一种称呼。最早记录这种铜仿贝为蚁鼻钱是宋代洪遵《泉志》，他说：“此钱上狭下广。背平，面凸，有文如刻镂又类字，也谓之蚁鼻钱。”这里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刻镂的是什么文字的贝，大概是铸有“紊”字形和“咒”字的两种。“紊”字形贝，钱体上尖下圆，面凸，背平，阴文“紊”字形就如同一只蚂蚁爬在鼻子上故称之为蚁鼻钱，“咒”字贝，钱体与蚁鼻钱相同。“咒”字仿佛是一个鬼脸，所以被后人称之为“鬼脸钱”。后来有文字的铜贝统统被称为蚁鼻钱。所谓“蚁鼻”本喻轻小，晋葛洪《抱朴子•论仙》说：“以蚁鼻之缺捐无价之淳钩（剑名）”，意思就是只因轻微的缺陷舍弃了无价的宝剑，可见蚁鼻钱就是小钱。

楚贝的铭文有“紊字形、咒、安、君、忻、金、行”等等，“紊”字，有人将其解释为“圣桼”（降率），也有人认为是“五朱”、“各六朱”等的合体字。“咒”字多解释为“贝”、“哭”、“贝化”，钱文的含义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建国以来，蚁鼻钱多出土于河南、江苏。鬼脸钱则在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均有发现，1963年湖北孝感野猪湖一次出土鬼脸钱5000枚面文为“咒”字，平均约重4.37克。以出土的地点墓葬和数量上看。蚁鼻钱铸行于战国早期（公元前5世纪），鬼脸钱则铸行于大约公元前4—3世纪的战国中晚期。楚国疆土开始时并不算大，以后疆土逐渐扩大，蚁鼻钱和鬼脸钱的流通范围也随之扩大，逐渐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了独立的货币体系。

(1 ) 刀 币

我国历史货币中还有一种刀形币，后世称为“刀币”。

春秋时期，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带的齐国，得渔盐之利，出现了商品交流的繁荣景象。伴随着经济往来的不断发展，齐国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铸行了一种形状像刀削（青铜刀）的青铜铸币，称之为“刀币”。“刀币”最初是在齐国行用，到了战国时期在燕赵等地也与“布币”并行流通。它是由手工业和日常生活使用的工具刀削演变过来的。

“刀币”正式称谓是“刀化（货）刀币”，由刀首、刀身、刀柄和刀环四个部分组成。刀之缘以外廓，刃不向外，向左而不向右，所说凹背凸刃，刀首近于三象形，刀身和刀柄是大小相近的两个长方形，刀环呈圆形，这几种几何形体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平稳周正、丰满、圆润的形象美和和谐美。据实际测量，刀环的直径与刀首的长度是1：7.5，恰好是人的头部与身高的比例。而整个“刀币”的长度（一般为18厘米左右）又几乎是人手的长度，如果将6枚刀币首尾相接，可组成一个圆环，这就是《周礼?考工记》中所说的“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面成规”。这些精确的设计和巧妙的构想，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充分体现。以后随着齐国疆土的扩大和与邻国交战，齐国的刀币流通范围逐渐扩大到燕、赵地区。此时的刀币因为铸地不同、形体各异而形成了“齐刀”、“燕刀”、“赵刀”三大系列。齐刀
齐刀，齐国铸造，主要流通在齐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半岛地区。齐刀比较厚重，以厚大精美而著称，基本形制是尖首、弧背、凹刃，刀的末端有圆环，面、背有文字或饰纹。齐刀分为“三字刀”、“四字刀”、“五字刀”和“六字刀”，目前已经发现并著录的齐刀有“齐法化”、“齐之法化”、 “安阳之法化”、“节墨之法化”、“簟邦法化”、“齐建（造）邦长法化”等数种。其中“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节墨”即今山东即墨，“安阳”即今山东曹县一带，“齐”指齐国都城临淄。根据实测：齐之法化一般长18.3-18.5厘米，宽2.87厘米，重44.5-50.5克；节墨之法化一般长18.5厘米，最宽2.8-3厘米，重59-61克；安阳之法化长18-18.5厘米，最宽2.8-2.9厘米，重44.5-47克；齐建（造）邦长法化约18.2-18.5厘米，宽2.6-2.9厘米，重42.3-47克；齐法化长约17.8-18.7厘米，宽2.6-2.9厘米，重40.8-50.4克，后两种是战国田齐所铸的刀币，其特征是刀币的外缘不断，币面的文字没有“之”字，仅为“法化”。齐建（造）邦长法化就是六字刀，据说当时是一种纪念币，传世极少，非常珍贵。公元前378-324年之间，也就是在齐威王到齐宣王时代，齐国以齐法化统一了各种刀币。尖首刀刀币进入了春秋战国之际，扩大了它的范围。首先在燕国境内出现了“尖首刀”（包括“针首刀”）。燕出现刀币形式应是受齐国的影响。燕昭王颇能接纳人才，在位时开拓疆土，建立了上谷、渔阳、辽西、辽东诸郡。燕国铸有“针首刀”、“尖首刀”和“明刀”等等。针首刀（刀首呈尖刺状）刀身与尖首刀相似，但刀首尖端更长，刀柄有直纹，正面两条、背面一条，铜质不精，制作也很粗糙，文字也简单或无文，主要流通于长城内外，故又称“匈奴刀”。“匈奴刀”在日伪时期曾出土于承德、张家口一带，被日本人所得，现在多藏于日本。

“尖首刀”（刀首呈锐角）刀身通长15-18厘米，宽约1.8-2.6厘米，重约15-16克。其形制与齐刀相似，弧背凹刃，刀身极薄，刀背极厚，但都因刀刃上端显得尖首而得名，刀柄面背有二直纹，一端有刀环。先是两面都无字，后来多数仅单面有字，以单字为多。“尖首刀”过去知道多出于河间、保定及聊城等地，建国以来，1974年辽宁省凌源县小城子公社修技大队出土了完整的“尖首刀”943枚，币铭文有一、六、日、七、八、九、已、亥、行、玉、丘、工、示、矢、年等等；1975年山东临淄原齐国之故城西东石桥村出土一批“尖首刀”，现存完整的80枚；1978年河北燕下都军营出土一批“尖首刀”计1845枚，最宽1.8-2.2厘米，铭文有：大、吉、阳、日、行、丙、上、古、矢等130余枚；1979年战国中山灵寿城遗址勘查，在早于城址的春秋至战国早期遗址的文化层内出土的“尖首刀”，刀身外缘隆起，断于柄处，柄有两道脊线，个别为一道脊线，不伸入刀面柄首为圆环形，其铭文有一、三、五、八、工、壬、化以、以化、一化、上化、非、云等，其背平素，刀长约16.2-17.4厘米，刀首宽2.2-2.8厘米，重11-15克。

根据地层判断，“尖首刀”币要早于城内发现的其它刀币，而尖首刀单独出土，并无其它刀币混杂在一起的现象，因此，“尖首刀”比较中山国的刀要早些。从各地出土的尖首刀来看“尖首刀”与“燕刀”的关系非常密切。“尖首刀”最终改变了形制，刀尖缩成斜坡状，面文铸有一个“0D”字，由此可知“尖首刀”不是燕国政府铸行的“法化”，而是燕国境内一些地方民族为商业需要而铸行的货币。晚期“尖首刀”上出现明字，是明刀的先导。燕明刀
燕国的主要刀币是“明刀”，由于在这种币面上铸有一个“0D”字符号，此字的形态变化很大，对于它的解释，诸家各异，有明、易、燕、召等，故而又称“易刀”、“燕刀”、“明刀”。

“明刀”背面常铸有文字或符号，现已有几百种以上，一般都是铸地或铸造炉次的标识。其中背文为“齐”者通常被认为是齐国铸造，而称之为“齐明刀”，其它种类的则多称为“燕明刀”。“明刀”可能早于燕之建国，而燕人铸币应该铸空首布或贝，也不会刚开始就铸“明刀”。因为燕人在关中时使用布、贝，到燕地后，燕昭王复国后才铸行“明刀”。其刀首较窄，刀尖较钝，刀背弧度小，中断，因文字以一个“明”字而著称，长约14-17厘米，宽约1.3-2.2厘米，重15-18克。曾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及河间、保定、辽宁省凌源等地出土，是燕明刀的早期形式。

“明刀”以其刀曲折的状态分为“圆折刀”与“磬折刀”两种。

“圆折刀”一般说来是一种体形较大的刀，长约12.8-13.5厘米，宽1.6-1.9厘米，重约14克。其型式与“尖首刀”相同，只是刀的面纹有一个“燕”字，背文分别有左、右、内、外、中，并配以其他文字，这可能是纪范文。刀身与刀柄连接处呈圆形。背文比较复杂，多以易字及左、右字，如左、左一、左上、左易、易邑、右、右上、右六等。磬折刀 
“磬折刀”（又称方折刀），一般体形较小，长约12.4-13.3厘米，宽1.5-1.7厘米，重12-18克，有的仅重1.4克，这是个别现象。刀身与刀柄连接处是方折，古钱家称这种方折为“磬折”。其字体长大，雄伟豪放，风格上近乎即墨刀的文字，背文有左匽下、右邑、匽八、匽邑外炉，外有工、行、化等单字。燕昭王派遣乐毅伐齐，占领其七十二城，达六年之久。在齐国所铸造的“刀币”也有圆折的，颇厚重，通常视作燕刀中的珍品。“圆折刀”有减重现象，相差可至三厘米以上，大约是惠王时出的，在此期间一方面因为齐国的将领田单失败，齐国的领土尽失，另一方面又与赵国失和，连年战争，造成经济上的困难促成了货币减重现象。

此后，燕国可能推行了一次货币改革，废止了圆折刀，改用方折刀，款式仍旧，重量减轻。改革之后，好像安定了一个时期，又开始减重，末期的方折刀既窄又短，铸工粗糙，但数量反而不如初期多，学者们推断可能是燕王在辽地所铸，但不久就被灭亡，故而所出不多。这种外缘方折下垂特长的匽刀，出土多在山东半岛及济南、益都、肥城、莒县、昌邑等地，背文多有地名如莒、安阳、齐等，有的记数及干支字，出土的数量不多。

燕地使用“刀币”应当在千年以上，前后共经五次改革，比其他地区可谓安定得多。只是地处偏僻，工艺落后，其刀币略显粗糙，然而却具有一种深厚的乡土风格，率直生动，齐赵两国有所不及。燕 磬折明刀
　　一般認為是先秦(公元前220年或以前)的戰國末期燕國貨幣。刀幣是青銅製品; 因幣上有”明”的古字體,故名明刀。明刀的形制有兩种：一种柄部和身部曲折如磬，因此也稱"磬折刀"。
　　錢幣長度: 133mm

(2) 齐 刀

齐国在姜氏公室时代的货币制度，现在还无法确知，大约“刀”、“布”、“圜钱”都在民间流通过，与三晋的情形不会有很大的差异。春秋末期，大夫田氏专权，大力推行刀货，为其谋国篡位的手段之一，刀币开始在市场中占据主力地位。到周安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79年），田氏灭姜氏而建立了齐国，其刀币就逐渐成为齐国的法定货币。

齐刀中的“齐之法化”俗称“四字刀”，长约17厘米，宽2.8厘米，面文瘦劲有力，朴拙秀雅。背文接近刀首部有“≡”，下标“|”、“†”，再往下还有日、上、夻、甘、化及数字等。正面的文字解释也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齐”字为国号，“夻”字被解释为“法”，新的解释为“圜”。也有好多人认为应该解释为“太公”二字。称作“圜”的人说齐国的始祖姜太公做过圜法，所以应该读“圜”，称作“太公”的人说应该是纪念姜太公的，却不知道这种钱是田氏所造。当时，田常、田盘等霸据齐城，诛戮姜氏宗室，杀害有势力的官员，凶狠无比。同时发行新钱，控制市场、聚敛财富，所以称这种钱为“法化”，正如魏国称其钱为上金是一样的，所以它有可能解释为“圜”，却不能解释为“太公”。关于背文中的“三”，有人认为三是与下面的十字配合起来，读作“三十”，是纪值。其实，这是当时钱币的符号，“空首布”、“尖足布”都有这个符号。而这个“十”字确实是纪值的。齐国原先行用“布币”与“圜钱”，田氏作刀币，以一抵十，平衡食粮，控制物价，是一种通货膨胀的办法，与刘禅铸“直百五铢”是同一手法。“法”字则是属于吉语一类，其意思为平，为值，可与釿通意。另外的字，或纪值，或纪地。齐刀身部粗壮，柄部细弱，俗称断缘。起铸造工艺与铜的质量都非常精良，是用石范铸造的，故而十分规整。这种钱没有见到减重现象，可见发行是成功的，这为田氏奠定了谋国篡位的基础。

六字刀

“齐造邦长法化”俗称“六字刀”，是田氏列为诸侯时的开国纪念币。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承梁惠王求魏侯代请于周，周王立田和为齐侯，正式建立齐国，乃铸造“邦刀”纪盛。所以其文字定为“齐造邦长法化”，背文多一字，通长18.2-18.5厘米，宽28-29厘米。其中第“一字”解释为“齐”，第二字解释为“徒”或“途”，“齐之法化”现代解释为“造”，第四个字过去解释为 “就”， 现代解释 为“长”；背文除纪值的十字与纪范的数字与前品相同外，又出现一些文字，如司、工、日等，这可能是新建铸造厂的代字。这种刀的范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不断缘的，一种是断缘修补的。因此有人认为造“邦刀”应该铸过两次，第一次在安王十六年，当时被列为诸侯时，因为出于仓促，便把旧范精加修整，用来灌铸，所以有断缘的痕迹；第二次是在二十六年，从新雕刻钱范，大量铸造。这种刀币都出自石范，精美绝伦，一向被认为是刀币中

三字刀

“齐法化”通常长17.8-19厘米，宽2.6-3厘米，重40.8-52.4克，被称为“三字刀”，是田齐建国以后通用的法币，有纪地的，如丘、安、方、易、白、公、平等，也有类似吉语的，如吉、行、大等。三字刀流通的时间很久，区域也极广，为齐刀中最多的一种，且无减重现象，是最稳定的货币。

“节墨之法化”被称为“五字刀”。节墨也就是即墨，本是地名，齐邑，在今山东平度东南。姜齐时代，一直是独立国家，春秋末被齐国吞并，后田氏之子谋国，得到即墨邑的支持，所以在田氏公室的统治下，能发行自己的钱币。即墨邑何时开始行使刀币，目前还不能确知，也许原先即墨独立时，就已使用这种奇特的钱币。现传世的“即墨刀”有两种，大型的长17厘米，宽2.7-3.0厘米，重51-61克。小型的长14-16厘米，宽2.0-2.3厘米，重33-35.5克，年代较晚。它们的制作都十分精细，断缘，绝不像是减重形成的，显然是同时制作的有系统的钱币，这是春秋时期的作风。同时这两种刀背文都没有三横竖，而是大型的篆字，风格极似尖首刀，制作时间比背文带三横和“齐之法化”还要早。所以有人认为即墨比田氏行使管制经济政策要早些，后以其经验行用于齐邑。同时“即墨刀”的范式也用齐邑的款式，行用不久便停用小型币。在“即墨刀”中有种背文为“辟封”、“安邦”字样的，被认为是襄王复国时（公元前279年）所铸的纪念币。

“安阳之法化”俗称“安阳刀”，也称作“五字刀”，文字比“齐之法化”略显粗壮，断缘，通长18.5厘米左右，宽2.8-2.9厘米，重44.5-50克，也有小型的。安阳为邑名，当然没有问题，但在齐国什么地方则众说纷纭。最早有人说就是《左传》所称谓的“安革”,在今山东济南附近。也有人说在今天曹县以东。据史料记载，传世的断缘安阳刀不会出于此出。另外有人以为安阳在今山东莒县附近，莒县一向是军事重地，安阳刀应该出自这里。学者们一向重视这一说法。按史籍所载，威烈王十四年（公元前412年）田白代莒，占领了这个地方，可能在安阳铸钱，行用于莒地，以扩大其势力。二十六年之后，其子田和出造“邦刀”。“安阳刀”与“即墨刀”同时改制，用不断缘的范式。

总之，齐国的刀币选材精细，制作优美，其中“邦刀”尤为名贵，很早就被世人当成“吉祥符”，认为收藏这种刀币的人可以四季平安。齐国的刀币在各国“刀币”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3) 赵 刀赵刀
赵国是三晋之一，行使的货币以“布钱”为主。赵国与燕国的货币经济关系较深，所以赵在国都邯郸及主要大城市也铸行刀币。荀况时（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赵国已成为刀布币并行的国家，在荀况《富国》一文中就有“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奇之食，苟关市之征以难其事”的话。赵国铸行刀币不会早于燕国，更不会早于齐国。

赵国起初定都于晋阳，后来迁至邯郸，以其地域关系，工商业异常发达，铸造货币也超过其它各国。传世的东周古钱中半数以上出自赵国，当年的盛况可想而知。赵国的货币政策似乎可分成两个阶段。政府在晋阳时，曾经仿照魏国实行管制经济，发行釿布调节市场。当时以“釿布”为主币，“尖足布”为辅币。釿布由官府铸造，“尖足布”则由民间铸造。而民间的工厂为了牟取暴利，除尖足布外同时兼铸其他种钱币，或卖给外国人，或供应国际贸易商，所以各国各样式的钱币赵国都有出产。政府迁至邯郸之后，国力虽然不及往昔强大，但商业繁荣，却超过往昔。政府似乎放宽了管理尺度，改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不再推行釿布，改以“刀币”为主、“尖足布”为辅的货币政策，仍由民间自行铸用，不加干涉。此时铸造的刀币并不控制物价，而是一种普通性质的大钱。或一抵方足布五枚，或一抵圜钱十枚。当时政府在发行方面是非常谨慎的，以现在出土的赵刀数量上来看也是非常成功的。目前传世的“赵刀”数量不多，而减重的现象不是很明显，与“燕刀”大小相同，也并非“齐刀”所能比的。

“赵刀”主要是“甘丹刀”。甘丹即邯郸。赵刀首部稍圆钝，背稍微曲，刃稍凹，柄有脊纹二道，环作椭圆形，环孔较小。一般可以分为大小两种。大者通长13.8-14厘米，宽1.5厘米，重8.8克左右，背多无文平素，但也有“田”及数字等字，文字与外缘都比较细弱。材质为青铜，提炼精细，富有抗力，这种刀币的数量不多，究其原因，可能是铸行不久便停止了。小者较短、窄、薄，刀背直，刀刃稍凹、有廓，柄也有脊纹二道，柄底较平，孔呈椭圆形，通长12.5厘米，首部宽1.3厘米，重3.5克以上。邯郸刀文有的是“甘丹化”，通长13.8厘米，首部宽1.6厘米，重8.2克。按赵于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成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魏国攻占邯郸。邯郸刀的铸造工厂可能在此后中被破坏，故改出“白人刀”。“白人刀”比邯郸刀略微轻小，刀身直而不曲，环作椭圆形，正面币名“白人”、“白人”、“白”等。这种钱铸于柏人邑，白人即柏人，在邯郸以北，今河北唐山一带，春秋属晋，战国时归赵。这种刀有三种形式：一、刀柄有脊线二道，柄环呈椭圆形，平底，有廓，背多平素，也有一、五、六、十、廿一等纪数，也有化、丘等单字，长13.4厘米，刀首部宽1.5厘米，重7.5克。二、刀首平斜，刀柄刀环与前者相同，长13.1厘米，刀首部宽1.3厘米，重6.7克，铸造整齐，只见白人即白人化两种。三、长13厘米，首部宽1厘米，刀柄刀环呈三角状，穿孔是一个等腰三角形，面文有“白”字，个别有“化”字，面背均无廓，有的白人刀背文有刀、厂、鱼、文、田、乙及数字等，字与外缘平夷，铸造、铜质都非常精美。但减重情况严重，故而大小不一，轻重参差不齐。实际上这种刀流通时间比较长，其减重是必然的，决非一次所为。以上两钱首部外凸为弧状，所以又称“圆首刀”。

“赵刀”里还有一种是“平首刀”是蔺邑所出。蔺与离石位于赵国北部，与燕、秦及戎人邻接，既是赵国的军事重地，工商名埠，也是重要的铸币中心之一。它所出的钱币有“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圜钱”和“刀币”。赵国开始铸币应在春秋中叶，工艺水准一直居首位，所出各种各样的钱币都非常精美。

赵国刀币中第三种是“小直刀”，是一种非常小的刀币。它的特点与齐、燕国的刀币不同，体型短小，刀身平直，几乎没有弧线，也无磬折，刀首呈椭圆形，刀柄也无脊线，背面无文，制作也较粗糙，但正面铭文整体浑厚，书法精美。一般长为9-10厘米，宽1厘米，重6克左右，最短的只有7厘米。其面文有四种：晋化、晋半、晋阳化、晋阳新化。其铸造年代可能与邯郸刀与白人刀同时，晋阳于孝成王三二十年（公元前246年）曾被秦所占领。春秋时为晋阳邑，战国时归赵，迁都邯郸后，曾三次铸造这种刀币，其数量不应该少于甘丹与白人，但目前出土和传世非常稀少，难得一见。

“直刀”的“化”字，有人解释为匕首的“匕”字，认为“匕”通作为币。晋半“小直刀”的价值为晋阳化的一半，即“半化”的意思。晋阳新化小直刀有人分析是对晋阳化而言，表明它有新旧之分。也有人认为新字是表明一种新的货币形式，为了区别于赵国通行的“布币”。

四种小直刀类型一致，其铸地是否相同呢？

钱学界和多数钱币辞书一般都认为四种小直刀为战国时属赵的晋所铸，有的则认为多流行于邻近燕地的漳水和滹沱河流域。赵国在战国时期是布币流通的区域之一，就像燕国是刀币流通区域之一样。到战国中晚期布币、刀币的流通区域都显著扩大，以至后来形成刀、布并行的流通区域。由于各诸侯国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它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不断加强，韩魏赵三国的一些重要城邑，大量铸行布币，燕国同样也铸行大量明刀。赵国与燕国进行贸易时，大量布币流向燕国，并受燕国刀币制度的影响，模仿燕刀铸行了一些或少量有自己独特形制的“刀币”也是很自然的。还有的学者认为晋阳化应为“圁阳化”，圁指圁水，在陕西神木一带。近年有人发现一枚晋阳化小直刀出自陕西米脂县，另有一枚“晋化小直刀”出自陕北吴堡县。后两地均距神木不远。所以有些人认为晋阳化就是“圁阳化”。四种“小直刀”都属赵国铸造是肯定的，但铸造地仍不太清楚。

4 郢 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黄金的国家，在商代的墓葬中就曾发现过用金叶制成的龙纹装饰品，到了战国时期黄金已经发展为重要货币之一。

我国古代的黄金主要产于楚国。楚国有一种有铭文的金钣（版），这种金钣大多呈方形，少数呈圆形，上面用铜印印为若干个小方块，看似乌龟壳。完整的重约一市斤，含金量一般在90％以上。金钣上的铭文有郢爰、陈爰、专爰、颖、覃金、隔爰及卢金等等。这些带“爰”字的金钣，习惯上被称为“爰金”或“印子金”。“爰金”有形制、铭文、重量，是楚国的一种称量货币。

“爰金”在今湖北、安徽、陕西、河南、江苏、山东等地均有发现，尤其以“郢爰”为多。“郢”为楚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

（郢 爰 ）5 圜钱

(1) 圜 钱 介 绍 燕 明化圓錢
　　戰國中~末期, 青銅製, 直徑: 35mm
 

 圜 钱

“圜钱”是中国战国时期铸行的一类圆形铜质货币，又称“圜化”，简称“环钱”，是我国先秦时期铜铸币四大系统之一，也主要是秦国的铸币形式。圜钱有两大类：一是圆形圆孔，比较原始；二是圆形方孔（由圆形圆孔逐渐演变而成）。初期圜钱的穿孔比较狭小，以后逐渐变大。圜钱的正面铸有铭文，反面则无任何文字。

圜钱是由玉璧和古时的纺轮演化而来的。圜钱是沿用璧、环的专称来称其形体的。《尔雅·释器》：“好倍肉谓之瑗，肉倍孔位之璧，肉好若一谓之环。”“好”是指璧、环居中的穿孔，“肉”是指穿孔至廓之间的实体。环钱的穿孔也称好，自穿孔至廓之间的实体也称“肉”，可见圜钱与玉璧之间的关系是有联系的。

从圜钱钱体所铸货币单位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三大类：一、以“两”为单位的秦国圜钱；二、以“釿”为单位的两周、三晋地区的圜钱；三、以传统货币单位“刀”为名称的齐、燕圜钱。

圜钱目前发现的以安臧钱局最早，直径3厘米，穿孔0.8厘米左右，钱文右列，书法粗壮，古朴淳厚。材质为青铜，泥范不磨边。安臧二字是地名，现在不知确切所在，这一城邑曾出过空首布，文字书法都不及这钱工整。因为发现不多，对此古老的圜钱无法详细研究。这一钱穿孔细小，其流通时间在东周初年至春秋中期，流通地域可能在河南、山西接近黄河的地区。

还有一种是“济陰钱”。济陰是地名，在今山西省荣河县魏邑。济陰钱在秦国圜钱中流通最久，变化最多。最初的济陰钱直径长３７厘米以上，重９克，穿孔较大，约１厘米以上。字体十分工整，瘦劲圆滑。济陰地处楚、齐、魏、赵、卫等国之间，商业非常发达，是东方经济的中枢。

“共屯赤金”是一种圆孔钱，标铸造地名，或加标布钱币值单位，但钱形又为秦制，可分为：一、魏国所铸，个别为周铸；二、秦占领布钱地区城邑出现的地方性铸钱。

  “共”字圜钱（魏） “垣”字圜钱（魏） 

 

垣圜錢
　　戰國中至末期, 為中國最原始的圓形貨幣之一, 幣身的右側有一個大型的"垣"字篆書, 青銅製, 重約8克。
　　錢幣直徑: 40mm

魏国所铸钱币的共同特点是穿孔小，一般在０．７厘米左右，形体较大，一般不小于４厘米，无廓，背平素，无文，形制古拙，面文多铸有一个字，也有四字的，如垣（山西垣曲西，战国魏邑）、共（河南辉县，战国魏邑）、屯赤金（山西盐池东北，战国魏邑）等圜钱，都是魏国铸币，也是魏受到秦币影响而出现的新币。

圆孔圜钱的共同特点是穿孔较大，约０．９－１．４厘米，钱直径３．２－３．６厘米，铸造工整，有的有外廓，面文铸有地名，多是被秦国占领的赵、魏城邑。

蔺和离石都是战国时赵国的属地。离石即今山西的离石县，蔺在今离石县西，也称蔺阳邑，两地相距很近，赵在这两地都铸过纪地的圜钱。

圜钱是战国中晚期的青铜铸币，是一种进步的铸币形式。最早的圜钱产生在政治经济制度较为先进的魏国。如面文“垣”、“共”字等。这种形式的钱币，比起“布币”、“刀币”来便于携带，也便于互相接受，符合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它的出现在钱币兴起上就有了一种新的铸币体系，在战国时期为各国先后所仿铸。先是赵国、秦国仿铸，后有齐国、燕国仿铸。圜钱迄今发现有十余种，蔺、离石圜钱属赵。蔺和离石地区是秦国、赵国、魏国争夺之地。战国大部分时期内，这两地都属赵，但也一再为秦所占。

史书记载，在赵成侯、赵肃侯至赵武灵王统治时期，秦国屡次攻击蔺和离石。《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二十四年（公元前351年），“秦攻我蔺”。又载：赵肃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再后又记载：赵武灵王十三年（公元前313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可见这个地区战争之频繁。

在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攻蔺时，正当秦惠文王十二年。《史记·六国年表》说：“樗里子击蔺阳，虏赵将。”《史记·秦本纪》也记载：“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这两处记载与上述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攻蔺都说的是同一事件，只是《史记·秦本纪》未提“击蔺阳”而已。

蔺、离石因为距秦很近，因此一再受秦国的攻击和占领，差不多十几年就有一次。秦国在军事上的不断攻占，必然会对商贸活动产生影响。因此，也可以说蔺、离石两种圜钱是在直接受秦国圜钱的影响下铸行的。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在公元前228年秦将破赵军、入邯郸、赵亡后所铸。

赵国本来是刀、布币并行的地区，曾出有“尖足布”、“方足布”、“圆肩圆足布”和几种直刀。蔺和离石两种圜钱的形制——圆形圆孔，有外廓，也表现出嬗变于赵铸的“圆肩圆足布”。

赵国的布、刀、圜钱都有带“蔺”字的。但是蔺布较多，刀和圜钱则罕有。蔺字，在布、刀、圜钱上都写作“焛”，这个字在金文简书和其他先秦文字中未见。钱币上却保留了此字，值得注意。

关于“蔺”字圜钱，过去钱币界有一段遗闻。民国八、九年时，钱币学家郑家相在直隶省（今河北省）财政厅任职，寓居天津，与钱币收藏家方若来往较密。有一次郑家相在一个古玩店铺里，见到一枚蔺字圜钱，锈色已无，文字也不清晰。店主要价20元，郑家相还价，用10元钱购得。他问店主：方若先生是否见过此钱？店主答：他早见过，但不愿意购买，否则，10元你怎能买。第二天，郑家相持钱去见方若。问他，见过此钱没有？方说：我见过，是伪品，不然我早就买了。郑家相说：我看此钱，绿色虽无，但铜色甚古。文字虽不清晰，但精神尚在，决非好事者能伪作。方若不信。过了一个月，方若去北京，回来时，得蔺字钱左右文各一枚。访郑家相时，说，为此两枚钱花了600元，叫卖主敲了竹杠。问郑：你那一品还在吗？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郑家相拣出那枚蔺字钱一看，与方若得的那一枚字在右者虽有精粗之别，而制作工艺则相同。这样，才断定郑家相的那一枚也非赝品。

蔺、离石两圜钱，显然比蔺、离石布钱铸行得晚，除离石没有方足小布外，蔺字在“方足”、“尖足”、“圆足”、“平首布”钱中都有，而以“方足”、“尖足小布”为最多。蔺、离石圆足布钱为赵国边邑所铸，后被魏占有，所以又铸行了方足小布，后被秦占领，先出现蔺、离石圆足布，后铸圆钱。蔺与离石圜钱迄今发现不多，说明这种圜钱铸行的时间短暂，并且在布钱之后铸造。

 

 黍垣一釿

与蔺、离石圜钱相近的还有皮氏（本属魏邑，公元前270年被秦占）、平原（河南济源西北，本属魏邑，大概公元前242年秦建东郡时已归秦）、济阴（公元前290年魏献河东400里，济阴归秦，公元前257年魏国的信陵君与赵得胜，收复河东，秦再度取河东已在战国末年）、封坪（今陕西浦县境，本属魏邑，与洛阳同时归秦，铸此钱应在战国末年，没过多久就停铸了，所以后世遗存极少）、武安（河南武安西南，公元前259年秦派王义攻取，武安入秦）、黍垣一釿、漆垣一釿（为一地所铸。战国时漆垣为魏国的西河之外，公元前296年，齐韩魏联军攻秦，秦还魏河外二地。公元前290年，魏又献秦河东地400里，漆垣又入秦）等圆孔圜钱。

圜钱中还有安臧钱，安臧圜钱可能是受秦影响或秦占领王畿后出现的钱币。此外尚有西周、东周两种圆孔圜钱，钱直径2.5厘米，为战国时的小国东西周所铸，也可能是秦吞并东西周以后出现的地方钱币。

从以上论述的情况来看，有几种迹象值得注意：一、除魏国的垣、共字圜钱外，其余的圆孔圜钱均在战国末一二十年内铸行。二、上述圜钱上的文字多为城名，多在黄河中流以东的汾水流域，黄河以西的洛河流域，以及黄河以南的伊洛河流域，恰是当年秦和周王畿及赵、魏接触的地带，看来在这个时候赵国已经把中山国占领。三、上列圜钱除垣、共两种圜钱外，其余很稀少，有的迄今还是孤品，可见距离秦国统一六国改革币制的时间不会很长。四、出土最多的是垣、共字两种圜钱，特别以垣字圜钱出土居多。圜钱总的出土量很少，在战国时期的币制中，仅是一个小小的体系，，但它是战国中期以后各地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商品交换更为频繁、货币日趋统一的主要发展标志，它也是一种承上启下的重要的货币形式。

(2) 齐、燕、秦的圜钱

 齐圜钱

齐国圜钱的文字为“益化”，是战国时期由齐国铸行的圆形有空的金属货币。其形制较为独特，穿孔呈方形且币面有郭。齐圜钱的铸造时期略迟，大约是在战国晚期，但它们仍然继承了齐刀币的“化”为货币单位。

齐国圜钱方孔、背平素。面文“益化”有人解释为宝化、明贝、燕贝这是不确切的，一般认为解释为益更为准确。益化钱分为三等，即益化、益四化、益六化。益六化直径长3.5厘米，重8.25克左右；益四化直径3厘米，重5.45克左右；益化直径一般为2厘米，重1.30—2克。

益化钱的“益”旧说等于20两或24两，看来未必如此。益字为20朋贝，铜一益曾等于贝20朋贝，它的币材重量称“溢”，应该不是20或24两的镒，这个“溢”字为一把粟米的重量。益化钱铸行时期在战国末年，具体说，益化钱开始铸行应是齐襄王复国以后的事。如果铸行在秦汉之际，近年来山东临淄的战国晚期墓就不会出土一枚益六化了。建国以来，有科学考古记录的：1960年山东省济南市五星牌坊出土益六化305枚，益四化292枚，益化两枚；1979年山东省日照县两城公社竹园大队出土一批齐币中，有圜钱 122枚，益六化107枚，益四化 95枚，同坑出土的齐刀有197枚。

“匽”、“匽化”、“一化”都是燕国晚期所铸。匽钱方孔圆形，无轮廓，背平素，一般直径2.9厘米左右，重4.2—4.6克。“化”本来是刀币的单位，齐刀就铸上化字而称为“法化”。看来“燕化”与一枚燕刀化就名目价值来说应该是相等的。“一化”钱圆形方孔，分为有廓和无廓两种，背平素，只有一种铝铸者尝在背面上有一“吉”字。这种圜钱一般直径1.8—1.95厘米，而厚薄很悬殊，所以重约1.1—2.6克，一般重为1.4—1.5克，个别的有重3克的。面文“一化”两字，旧时的解释也众说纷纭，为一刀、一夕、一化等，解释为“一化”比较适当。这种铸币是通货紊乱时期的铸币。过去有人往往把这三种货币看作“三等制”，以其益化圜钱的三等制来比较，那是讲不通的。其实，三种燕币的铸行是有先后的。匽钱是由燕化刀改的圜钱，时间很短，便铸行减重的燕化圜钱，再进一步减重而铸行一化，所以后世不易发现。目前发现比较多的“燕化”较多，“一化”最多。这类钱的出现最近情理的看法是铸行于燕王喜在位（公元前254—公元前222年）时期，是燕王喜近都辽东郡的铸币。

秦圜钱系指战国时期秦国所铸行的一类圆形有孔的货币。其形制特征是以“两”作为单位，钱上只纪货币单位而不纪地名。秦的半两圜钱，实际上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铸行的方孔半两钱的先驱。目前，秦圜钱已经发现“铢重一两·十四” “铢重一两·十三” 、“铢重一两·十二”、“半两”及方孔的“两甾”等品种。铢重一两钱铜质纯赤，圆形圆孔，背平素无廓,形制古朴。一般直径约3.7厘米，穿孔约0.8-0.9厘米，重约14克左右，轻者也有9克左右。“半两”型钱，方孔圆型，平均重量约为10克左右，重的有15克以上，轻者6克左右。“半两”钱中还有一种名曰“两甾”的变异钱，“甾”即“锱” ，一锱为六铢，两锱是十二铢即半两。这种钱外圆内方，初期无廓，后期有外廓，直径大约3厘米左右，重量约为8克左右。秦国铢重一两型圜钱的重量与魏国“共”、“垣”字圜钱接近，说明二者的铸造时间比较接近。魏在公元前354年与齐国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后，国势衰落，一蹶不振。此时已经崛起的秦国再不会向魏国效仿学习，所以半两钱铸行在铢重一两 钱之后，时间大约在“初行钱”时。战国秦半两的铸行，与商鞅变法和惠文王“初行钱”有关系，秦在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到了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任用商鞅变法。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租禾是实物田租，“赋”就是要农民交实物田租税外，还要以货币来纳口赋。手工业者和商人也要以货币来纳税。与此同时，货币也进行了改革。秦惠文王年十九而立，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进行货币改革——“初行钱”。“初行钱”不等于说秦国到了惠文王时才开始铸钱，而是在这之前，钱币多为私人所铸，主要由商人铸造，用以牟取暴利，现在政府改革，规定钱币一律由公家政府来铸造，私人不许铸造。这无疑是秦国进行币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还是一次成功的措施。

秦国钱币中还有一种方孔小型圆钱，面文为“文信”，“长安”。 文信钱，方孔圆形，无内外廓，背平素，钱面穿孔四周有凸出纹，面文“文信”二字分别列于穿孔左右，字体优美别致。文信钱直径长2.3厘米，穿孔宽0.9厘米，重2.9—4克。 1955年考古人员在河南洛阳市西郊河南古城遗址内发现了文信钱残石范，从而证明文信圆钱为吕不韦所铸。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县）人，出身大贾，富有谋略。他在邯郸经商时，认识了在赵国作人质的秦公子异人，此时异人正被赵国冷落，吕不韦认为异人有利用的价值，所以重金与异人交好。吕不韦在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被封为文信侯，此钱是吕不韦在其封地所铸。钱上的信字旁没有固定，不是小篆，可知文信钱是秦统一文字以前的铸币。在秦始皇没有亲政之前，吕不韦掌有实权，他在封国内用封号铸钱是可能的，更何况吕不韦又是商人出身。后来经过吕不韦的精心谋划，异人被秦孝文王立为太子。公元前250年，孝文王猝死，异人即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的吕不韦拥有家僮万人，食客三千，俨然如一国之君。

公元前239年，赢政已经21岁， 按照秦国的礼制，下一年就要“冠耳听治”。吕不韦不甘心大权归政，与宦官嫪毐同时展开紧张的活动。公元前238年，嫪毐集团被彻底镇压后，吕不韦又策动长安君倒戈，妄图取赢政而代之，很快又被赢政平息。这样秦赢政和吕不韦的斗争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公元前237年，赢政先以放纵嫪毐的罪名免除了吕不韦的相位，接着命令吕不韦出居食邑河南。吕不韦在河南并不安分，与京中使者来往不绝，赢政就干脆命令吕不韦迁居蜀郡，吕不韦自感前途不妙，后自尽身亡。

与文信钱相似的是长安钱，面文“长安”旋读，背平素，直径长2.1厘米，穿孔宽1厘米，重1.8—2.5克。“长”字在穿孔右边，“安”字在穿孔下，这种文字的排列，只有圆钱才有。秦王赢政时由长安君成矫所铸。《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成矫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率军“击赵，反”，此钱当为长安君反叛前所铸。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北郊汉城砖厂出土过“长安”与“文信”钱各一枚。

既然证明了文信钱的存在，同时也就证明了吕布韦阴谋篡位并非杜撰。文信钱可以说是文信侯吕不韦阴谋取代秦赢政的有力证据。

关于长安钱，其形制、字型与文信钱相同。如果该钱确实为长安君所铸，则此钱与文信钱同为阴谋家的罪证。因为秦代是绝对不允许私人铸钱的，况且在钱币上还铸有自己的封号，这不是谋反是什么呢?

(2) 尖 足 布

（耸肩尖足平首布 1 ）

“平首布”是由“空首布”蜕变而成的，其形式十分混乱，而最先出现的为“尖足布”。在“空首布”中，有种耸肩尖足的大布可能就是尖足型布的蓝本。

“尖足布”最初在晋国北部流通，而后流通范围扩大，与流通在河南的空首布平分天下。这大概是晋文公以后的情形。晋国的霸业促成了尖足布的发展，而尖足布的成功，也给晋国的霸业以持久有力的支持，但“尖足布”却不是晋国公室发行的法币。春秋时期，晋国公室可能还在行用贝币。最早的“尖足布”，形状极似铲币，足部作燕尾状，因有尖足之称。其长约8.5厘米左右，宽约4厘米左右，与中型铲币完全相同。不过，“空首布”重约37克左右，而“尖足布”仅重13克左右，这给予使用者很大的方便，故而大家都乐予使用。尖足的造型也非常优美，它有隆起的边缘，面与背部铸有纵向的凸纹，普遍有纪地文字。有背面还有纪范的数字，足以引起使用者的好感，它确实是一种进步的货币。当时铸造“尖足布”的地方有邯郸、晋阳、大陰、隰氏、城、蔺等处。“尖足布”的发行成功使晋国商业更加发达。商业的发达对货币的需求也就越大，所以它上市不久就成为晋国市场中的主币。但不久它的缺点便暴露了。因体积大购买力高，小额支付无法应用，在当时生产增加、物价下降的情况下，贫民百姓深感钱重之苦，所以不久便产生了小型“尖足布”或者说是种“轻钱”。其样式与大布相同，长约5.6厘米左右，钱上标明一个“半”字，表示其相当于大布的一半，这是我国发行辅币的开始，也是货币机制的先锋。当时铸造这种“半布”的城邑，有大陰、山阳、晋阳、甘丹、阳化、韩、蔺等处。

“半布”发行之后，市场更加活跃，不久大布被淘汰，半布变成“单位货币”。在上述铸造“半布”的城邑中，有些迄今未发现它们发行的大布，很可能它们是在“半布”大受市场欢迎时携手铸造“尖足布”，而且一开始就铸造“半布”。等到大布被淘汰后它们连币面上所写的“半”字也索兴减免了，于是便形成一种小型的也可以说是轻型的“新布”。“新布”因为轻重适宜、政府发行费用低，大受市场欢迎，故其它地方纷纷铸造，如大陰、中阳、中都、平州、平阳、目邑、兹氏、西都、安平、邪山、武平、高城、幸城、长葛、曼邑、梁邑、寽邑、晋阳、文阳、离石、蔺、蒲子、寿阴、霍氏等。就各地所出钱币背书的纪范数看，数额高达三十八种之多，这是我国铸币史上的空前现象。不过“尖足布”的命运非常短暂，前后不满两百年，仅是“空首布”的五分之一，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

一、尖足布所用的铜料含铅过多，缺乏弹性，受力能力差，币身轻薄。

二、 尖足贮藏不方便，易伤人，易折损。

三、 生产量不大，铸钱工厂虽多，但因沿用一钱一范的古老方法制造，所以很难满足当时市场流通的需要。

迄今为止发现的“尖足布”不多，而初期的大布就更少见了。一般说，钱文倒置、传形、直读的布币更受重视，总之，“尖足布”以其造型优美、数量少，曾被人列为世界古钱行列中较为珍贵的钱币。戰國 (B.C.475～B.C.221)
　　齊 平首平肩方足布 (平足布)
　　布幣上有"郎"字, 鑄造地點為《左傳》所載魯國春秋隱公九年時的夏城。青銅製, 為戰國中至未期貨幣。
　　錢幣長: 55mm, 闊: 37mm

(1) 空 首 布

公元前六世纪后期，“贝币”已完全不能适应市场交换的需要了，例如 ：有时为了买一头牛 ，要背上成斗的“贝币”或者“仿贝”到市场上去。支付时的计算也很麻烦 。买更贵重的东西呢，携带“贝币”的数量恐怕要肩挑，车推才能支付，这就造成了流通秩序的混乱。到了东周后期，这种单一的低面值的货币制度在也维持不下去了，东周国王下决心要改革货币制度，决定铸行大额“货币”与各种“贝币”并行。东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国王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终于铸造出了大钱——“布币”，它是模仿古代一种农具铲而来的，古代铲土的农具带有一个把儿，为了插把儿，有一个安把的地方像空心的方锥，钱币学上称为“銎”。不过这种布币比使用的铲要小得多，为什么叫“布币”呢？在我国古代，曾把一种类似锹的挖土工具称为“镈”在物物交换的时代人们经常拿这种挖土工具去换取别的东西，但用这种东西做交换比较麻烦，周景王便把这种农具变小型化，把铸成象征性的“镈”变成了价值符号，成为公认的交换媒介，因为“镈”“布”声母相同，音韵相转，于是“镈”就转韵成为“布”了，这说明古代钱币是从物物交换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在交换过程中体现了我们祖先选择“镈”这种农具作为货币的型制，是注重农业的传统思想，因为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这种农具在以后的交换中形态也就专门化了。早期的大布长约十六厘米左右，足宽约十厘米左右。有的具有从上向下的三条凸出的线条。

春秋末期，商业空前繁荣，商人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古老的经商民族似乎已蜕变为不以血缘为基础的工商集团，而且一般士大夫也多有弃政从商的。甚至有些领有封邑，持有政权的封君卿士们也涉足商业，他们对铸钱事业特别有兴趣，各自在其管辖范围内起炉铸造，为了促进其流通，并准予以法律作为保障。这对“贝币”的打击很大。但“空首布”在流通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例如它那方形中空的首部及尖锐的肩和足，既容易伤人，又不便于大量携带和存放，当其普遍流通时不利的因素也越发突出，后来，布的体型逐渐变小，而且有文字出现，“布币”正面铸有一个至两个文字，有数字、有干支、以及地名等等，有了这种大面额的货币，交易起来就方便多了。周王朝属下的各诸侯国也纷纷效仿，到了战国时期，一些主要诸侯国如：韩、魏、赵、燕、楚等都铸行“布币”。“空首布”的购买力，历史没有记载，我们也无法猜想推测其使用可能以“个”为单位，无论大小轻重，一个就当一个用，这是因为古人的价值观念含混所致，后来“空首布”的体型逐渐变小是为了便于携带，与后世钱币的减重不同，在那时减重不影响作价，所以，“空首布”的体型可以自由的改进变得多姿多彩。

总之，“空首布”自殷商至战国流通一千余年，数量应该相当多，但现在发现的确实不能够说多，大概在当时就有很多被熔毁改铸器皿或重铸钱币。它的体型大，厚度薄，出土时曾被大量损坏。现存的初期“空首布”中无文大布非常少，连体的尤其难得一见就更少了。空首布中以盧氏大布较多,这已经是春秋时期的产品了，无文大布的古朴风格已被完全抛弃了，中期空首布以“武”字“松”字“田”字“宋”字布为最多，其他尚有纪数、纪干支，或天象、事物、城邑名的，此外一些铸有尚不能确定其意的文字符号的布也不少，其中以两面有文字的较为珍贵，晚期小布存世不多就更十分珍贵了。“空首布”的发现区域主要在今天的山西中南部和河南地区，也就是当时主要的农业区，可见钱币的产生和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耸肩尖足空首布)

“空首布”大致分为三种：1．耸肩尖足空首布：指布币的两肩向上耸起，并与币身中线成一定的斜角，尖足指裤足下端尖锐，它的头部又有一个空腔，所以叫“耸肩尖足空首布”。可分为两种:大型耸肩尖足空首布和小型耸肩尖足空首布，大型的其特征：空首、长銎、銎有穿孔、因銎有范塞而不透，耸肩、尖足，背有三条竖纹，体形薄而博大，长约16厘米左右，肩距6厘米左右，厚约0.07—0.1厘米，一般重35.3—37克，绝大多数无文字，所以旧谱称为“无文大布”。小型耸肩尖足空首布，形状与大型相同，长约11.7—12.5厘米，肩距4.7—5.3厘米、厚约0.05厘米，重约25.3—30.7克，面无直纹，背平素，颇为罕见。 

                            （平肩弧足空首布）

2．平肩弧足空首布：平肩又称“方肩”指布币的两肩为平直状，弧足指布币下端呈圆弧状，所以叫“平肩弧足空首布”。一般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种。大型的特点为：空首、平肩、弧足、长銎、銎有孔，面背均有三直纹，长约8—10厘米、足宽4.6—5.3厘米、厚0.1—0.12 厘米、重约33.1—44克，多数重量在39克左右，钱文多为一字个别的有两字或四字，多半是地名。小型的特征形状与大型的相同，长约6.3—7.4厘米，足距3.7—4.3厘米，厚0.08—0.10厘米，重约18克左右，其文字已发现并著录的有：东周、安周、安臧、邵丘等十种。

                        （斜肩弧足空首布）

3．斜肩弧足空首布：指布币的两肩部向外倾斜与币身中线呈现一定的夹角，弧足指布币下端呈圆弧状，所以叫“斜肩弧足空首布”。其体型也有大小两种。大型的特征是空首、斜肩、弧足而銎较短，面有二斜纹，文字在二斜纹之间，背有一直二斜纹，长约7.3—8.1厘米，足距4.6—4.8厘米，厚约0.12厘米，重约22—27.1克，面文有卢氏、三川釿、武、武安、函阳等。小型的特征是，体形近大型而小，长约7厘米、足距4.2—4.4厘米、厚0.1厘米，重18.5—24克左右，面文有武、武安、武寽、武釿等。西周 (前11世紀～B.C.771)
　　春秋 (B.C.770～B.C.476)
　　斜肩弧足空首布
　　春秋至戰國初年周代的貨幣, 幣身有"武"字, 鑄於周王室畿地區(洛陽一帶), 青銅製, 為一種大型鏟形斜肩的有銎古幣, 空首布的設計意念源鏟形農具, 銎為農具上作為木柄的承接孔, 而把農具的模型用作於貨幣, 此乃中國貨幣之始, 由於幣的頭銎孔中空,故名空首布。戰國中期的布幣已沒有"空首"的特徵,稱為平首布,秦及西漢廢用, 自後新莽復古, 平首布再次出現, 此外布幣已基本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
　　錢幣長: 85mm, 闊: 45 mm

(3) 圆 足 布

  （圆足布）

“圆足布”的特点是圆首、圆肩、圆裆、圆足，故称之为“圆足布”或“圆首布”。“圆足布”是战国后期在中国北方的晋地所铸行的一种平首布币。

清末的学者认为“圆足布”是由“方足布”演变成“圜钱”的过渡形式。现在经考古学家在实地发掘所获的直接资料证明，“圜钱”早有出现，所以他们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圆足布”应该是晋国铸币者为改革方足布而创造的，其开铸时间不会远于方足布中的有耳布（锐角布）。“方足布”、“圆足布”的诞生都是在“尖足布”产生之后。“圆足布”兴于晋北，“方足布”则产生于河南，后来“方足布”流行于中原各地，“圆足布”则在黄河以东一带流行，数十年无重大发展。

“圆足布”中有两种：一种无孔， 另一种有孔。

无孔的“圆足布”，铸造较早，现今发现的有大陰、隰氏、晉阳、离石、蔺等，前三者尚未见大型的，而离石与蔺字则具有大、中、小三种，形制整齐，面文为地名，背面从肩至足有直文，稍倾斜，两竖纹之间有数字，如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五、廿、四十、五十、卅六等等。以“蔺”、“离石”字布为例，其大型的长约8厘米左右，足距3.8厘米，重15克左右。中型的长5—6厘米左右，重12克左右，小型的长6—7厘米左右，重8克左右。一种钱币分三等，是我国货币史上的创举。圆足布”的特点是圆首、圆肩、圆裆、圆足，故称之为“圆足布”或。   

                            三孔布

三孔布是有三个孔的圆足布，是战国末期由秦铸行的一种圆足平首布，其特点非常显著:圆肩、圆首、圆裆、圆足，与圆足布特征相似，不同之处是在其首部和两足之上各有一个圆形的穿孔，因此而得名三孔布或称三窍布。

三孔布正面铸有地名，背面铸有数字，如一、二、廿、四十、七十等，背的腹部铸有记重文字。三孔布分大小两种：大者背铸“一两”二字，小者背铸“十二朱”三字，形制整齐。以南行易(唐)为例，大者约长7.2厘米，厚0.1厘米，重约15-17克。小者约长5.2厘米，足距约2.7厘米，厚0.07厘米，重7.2-8克。

已发现的三孔布钱文有上邲阳（一两）、下邲阳（一两·十二朱）、北九门（十二朱）、阿（十二朱）、上艾（上艾十二朱）、平台（十二朱）、渝阳（十二朱）、安阳（十二朱）应乡（一两·十二朱）、南行易（唐）（十二朱）、南行易（唐）（一两）、家阳（一两）、宋子（十二朱）等等。

三孔布是战国时期的铸币。持秦国布币来论者认为秦派胡阳通过韩的上党攻赵的阏与，时为公元前270年，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西北）显然是秦攻赵进军路线上的一个战略城市，三孔布有阏与布可以为证。公元前236年，秦派王翦、桓齮、杨瑞和攻赵，取阏与、撩阳、邺、安阳等城，三孔布中有安阳布可以为证。公元前229年，秦又派王翦率上党郡兵攻井陉（今河北井陉），派杨瑞和带河间兵攻赵，这次进军路线上的城邑终由秦占领，所以三孔布是秦占领赵邑时当地出现的铸币。有学者认为三孔布面文地名均为赵地，三晋亦用“朱两”为重量标度。也有学者认为三孔布为公元前四世纪中山国所铸钱。中山国立国仅八十年，为白狄族（或称鲜虞）所建，战国时建都于今正定县，后迁都至灵寿（今河北平山县东北），至公元前三世纪为赵所占。中山国当时政治独立，军力强盛，工商及手工业都很发达。据说1975年在平山出土了大量“成白”布币证实“成白”非赵币，并足以说明中山国所用之布币即为三孔布。

三孔布断代归属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赵国铸；二、秦占赵地后铸；三、中山国铸。三说中，以目前资料论证，似为战国晚期铸币，可能属于赵国所铸。

三孔布发现较晚，传世品极稀少。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流出国外者颇多，日本银行所藏三孔布多达二十枚左右。1984年4月，在山西省朔县出土的宋子三孔布，为有出土记录之开始，极其珍贵。

(4 ) 方足布和釿布

                                 (方足布)

“方足布”是指“布币”的裤足较为平直方正，所以被称为“方足布”。当“尖足布”盛行于晋地的时候，郑、卫、宋诸国也开始铸造新币，它们以方足大布为基础，取长补短，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一、抛弃了容易折损的尖足，改为抗击力较强的方足。二、加宽颈部并在头部添加了两个突出的小耳朵，故称为“锐角布”或“有耳布”。这种钱币大约长4.5—6.5厘米，重13克。

“方足布”郑国铸的较重较大，时间可能较早，宋、卫两国铸造的较小这些“布币”与“尖足布”同时流行，但其文字、轮廓、铸工、铜料都比较好，其中卢氏一个地方就曾出过“空首布”、“尖足布”、“方足布”等，其制造精美，是当时重要的铸币地区。稍晚的还有韩、隰氏、皮氏、阴氏、大陰、平周等，也相继铸造了新币。它们一方面采用宋、卫轻型有耳布（锐角布）的重量与形制，但却去掉了“空首布”的耳朵，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许多“尖足布”的形制，创造出了典型的“方足布”。此时正是三家分晋，战国时代的开始。

战国时代虽然战争频繁，但工商业却比较繁荣。许多士大夫退而经商，也有很多人挟财入仕，可能是他们教给那些士大夫们铸钱牟利的方法，虽不能说完全出于商人之手，但也无法判定是出于政府之手。因为当时政府虽然已开始铸钱，却还未禁止民间私铸。总之，越晚官钱就越多，民间铸的钱就越少。

战国初期，燕国的涿、益邑、纕坪、陶阳、渔阳、右明等地均铸有“方足布”，它们保有“尖足布”的特征，但体形略小。其中有光背的，有背面纪数的，也有背面纪“左”“右”“大”等文字的。燕国行用“方足布”，有史文记载，就其实物而观，铸造时间较早，流通的地区也很广，大多都是出自官炉。

在“方足布”中，较重的还是三晋所出的，计有北屈、大陰、汝阳、子阳、中邑、屯留、尹阳、平阳、平周、平留、平原、皮氏、宅阳、猗氏、梁邑、高都、襄垣、鲁阳、宜阳等等。这些地方所出的钱币，数量很多，也较为规律，大约长5厘米左右，重7—8克左右，最小的也有5克以上，铜质也很好，不易折损，使用收藏都很便利。但在流通期间购买力如何，单枚代表的价值是多少，现在无法考证。当时魏、赵两国都有当寽布或釿币流通，而赵也有“刀币”，魏国还有“圜钱”，彼此间该如何兑换，也不能确知。

三晋外，齐、鲁、宋、魏等国也曾铸行过“方足布”，如齐国的齐氏、齐阳、齐贝等，鲁国的邾邑、成邑，宋国的商城，魏国的母丘等，均有出土，数量也很多，形制与晋布无大差别，书法与铸造的工艺有些变化，可见行用颇久。

秦国也曾铸造过“方足布”，如杜阳、梗阳、木邑、木门等。惠文王八年，秦取得魏国的梁邑。这里曾是魏国的河西造币中心，曾出过“尖足布”，似乎也出过“方足布”。秦人占领之后，铸币并没有间断。现在传世的梁邑布中，那些文字轮廓、字体结构的变化风格与安阳布相比略有近似之处，可能是秦人所铸。此后，秦人东进打败赵武灵王，取得离石与蔺。这两个地方是赵国北疆的铸币中心，蔺曾出过“刀布”，“尖足布”，“圆足布”等，有种文字豪迈的“方足布”，可能是秦以后铸造的。秦早期东侵，摧毁了唐是、中都、晋阳、隰氏，占领了魏国的宁新，后改名安阳。其地是中原的枢纽，是商业重地，秦正可以在这里发动一次货币战争，以扰乱赵、魏的金融，榨取三晋资源，支持其长期的侵略，于是铸造了大量的“安阳布”（安阳大布），其数量之多超越了各地的纪录，现存的“方足布”中它可能居四分之一。之后又出了一种大型的重量仅是小布的一倍，而面值则可能高至十几倍以上。这是我国发行大钱的开始。在黄河南岸秦人首先取得魏国的陰晋，后改名为“宁秦”。接着东出崤函占领了宜阳、鲁阳，在那里铸造鲁阳布。这几种方足布风格接近，款式相同，数量也很大，在“方足布”中不失为上佳品。在此期间，政府竭力推行当寽布，齐、燕、赵也着重铸造刀货，宋国一度发行“殊”“四”釿布。“方足布”的维持全靠秦国。这一变动是意想不到的。不过秦国并非对“方足布”有特殊的好感，它推行“方足布”只不过是经济战略中的一种策略而已。自从安阳、梁邑等大布发行之后，方足布的信用就被破坏，结束了它二百年流通的历史。

“方足布”在先秦古币中一向居于显赫地位，为人所重视。初期大布如卢氏捏金、洮捏金等，现今颇为少见的锐角布（有耳布）如垂、公等，也是很难得。中期的半布传世较少，燕布也不是很多，三晋所产的方足布，直读、传形、合背、倒书，向来是收藏家们的收藏目标。后期秦国所出的安阳大布较为多见，而梁邑大布则少见。“方足布”中称为“稀世珍品”的“右明新治”四字布更为珍贵。 趙安陽小方足布
　　戰國中~末期,青銅製
　　錢幣長: 47mm, 闊(最大): 31mm

 

                             （桥足布）

釿布因面文多带“釿”字而得名。其特征为体形较大，平首、平肩或圆肩、圆裆、方足，或有郭或无郭。因两足间袴裆呈拱桥状，所以又称为桥足布。这种平首布钱一般分为二釿、一釿、半釿三等制。以“安邑”布为例，最长者为“安邑二釿”布钱，通长6.5厘米，足宽4.0-4.3厘米，重25-29克；最小者为“安邑半釿”，通长4.4厘米，足宽3.1厘米，重约7克左右。“安邑二釿”、“安邑一釿”有的背铸“安”字。“安邑”系魏国的早期都城，“釿”为币制单位，故知其为魏币。

釿布面文、常见的有“安邑二釿”、“ 安邑一釿”、“安邑半釿”、“訚易二釿”、“ 訚易一釿”、“ 訚易半釿”、“阴晋半釿”、“梁二釿”、“梁一釿”、“梁半釿”、“恒釿”、“ 虞一釿”、“虞半釿”、“虞氏半釿”等等30余种，多系梁布。

对于“釿”字涵义，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斤、铲同制，同财货，曾充作一般等价物，发展成为货币后，斤（釿）逐渐演变为重量单位；另一种说法认为“釿”为农具，后演变成货币，并被借用作货币名称。

釿布钱文多为魏国城邑，大多出于魏国辖区内，并且形体较大，其铸行时间约在战国早中期。近年来釿布在山西、山东等地均有出土。   秦统一其他六国货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加强统治废除其他六个国家纷乱的铸币形式，规定用半两钱为统一全国的货币。自此，这种方孔圆钱在中国通行了两千多年。半两的意思是12铢，一铢等于0.67克，所以半两钱的重量约为8克左右。
戰國秦半兩: 出現於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的秦國
　　出現於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代, ,為秦代末年的版本(又稱秦漢半兩), 由於當時社會己瀕臨破產,故鑄幣金屬(低熔點銅合金)重量被偷工減料, 幣身異常單薄.

一、秦朝钱币

                                   （秦半两）

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政权，它是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掉关东六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齐国，而完成了统一大业。秦朝建立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嬴政确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为皇帝，废谥法，以世计，自称始皇。国家一切政务皆取决于皇帝，取消分封制度，推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吏均由皇帝任免。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各自为政，自己铸行货币，齐有法化刀，楚有爰金和蚁鼻钱，燕有明刀，韩有方足布，赵有尖足布，魏有桥足布，秦有圜钱等等。钱币形状各异，轻重不一，并且有优有劣，换算困难，给当时的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秦始皇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的政治家。他出于国家统一的需要，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最终统一了全国的货币。

秦始皇下令废除原各国的旧币，以秦币为基础推行新的货币制度。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及至秦，分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半两其形制仿玉璧纺轮的圜钱形制而来，方孔圆形，逐渐成为中国制钱的规定模式。

秦始皇不仅对货币的质、量、形、用有明确的规定，而且集中了钱币的铸造权，严禁私人铸钱。实际上秦半两在铸造技术方面并没有超过先秦各国的铜铸币，它的流通信誉是靠国家的法律来维护的。云梦竹简《金布律》记载：“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钱善不善，杂实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

早在秦惠文王二年，初次行用钱的时候就把钱币的铸造发行权掌握在王室手中了。秦钱不铸地名，正是铸币发行权集中的反映。秦始皇改革币制，一方面废除各大小诸侯的旧币，另一方面严禁民间私铸，巩固加强国家的铸币权和发行权，这也是秦始皇统一货币最重要的措施。

古泉学家丁福保曾有诗咏秦半两：“千秋唯有长城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莫道区区仅半两，曾看刘项入咸阳。”

刘邦和项羽都曾率军进入过秦都咸阳。项羽还烧毁了秦代的宫殿，在与刘邦进行了四年的楚汉战争后，被刘邦打败。这两个人在这一时期还都使用秦半两。

秦半两这种方孔钱，是秦始皇削平战国诸侯以后，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结束紊乱的币制，而统一施行的钱币。这种外圆内方的钱，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从而也就奠定了我国历朝铜钱的基本形式。这种半两钱重为古代的十二铢，古代以十黍为絫，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其实，它的重量没有那么准确。虽说货币由王室专铸，但往往随时而变，轻重无常，大小不一。如严格要求，许多半两钱是不够标准的。可见秦始皇颁布的度量衡，一时尚难以统一实施。史书记载，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项梁，就曾自铸秦半两大钱。秦始皇时半两钱直径为2.5-2.8厘米，重3-6克。但留传下来的实物直径也有大于4厘米的，最大的为6.8厘米，后者有人认为是假钱，有人认为是样钱。

战国后期到秦代的物价是很低的，正常的粟价每石大约只有几十个钱，一斗米也只要三枚秦半两就够了。可见当时物价很便宜，钱价是贵的。有记载说，纵横家苏秦到燕国去，只要百钱就过了。还有记载说，萧何多送了两枚秦半两给刘邦，刘邦就非常感激，以致后来为萧何增加了封地。

当汉高祖刘邦还是一个平民的时候，在他的家乡沛县（今江苏沛县）有个秦朝的属官萧何，就有几次用他的身份庇护过刘邦。等到刘邦当上了亭长，萧何还常常帮助他。当陈胜起义，各地响应，刘邦聚集了数十人，杀了秦朝的沛县县令。这时萧何、曹参等辅佐刘邦起义，推刘邦为沛公，征发沛县子弟，得兵三千，投奔项梁，项梁又给刘邦兵五千，将十人。刘邦就成为项梁部下的主力军。

当刘邦率众军进驻咸阳时，有些官吏每人送他三枚钱，唯独萧何送了五枚。这时通行的钱当然是秦半两，三枚、五枚都指的是秦半两钱。可见当时铸钱不多，也不是任何事非钱不能办。大概当时取与之间常常就是几个钱。《史记》还记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既杀项羽，天下已定，接着便论功行赏。群将争功，一年多还不能决定。刘邦以为萧何功劳最大，封为酂候，食邑也多。其他的武将有点不服气。说萧何光用笔墨谈兵，并不去作战，为什么反而高升？刘邦说，你们知道打猎吗？知道猎狗吗？打猎，追野兽的是狗，而发指示的是人。现在各位能得野兽，只是“功狗”，至于萧何是发指示的，是为“功人”。这时武将们也不敢再争了。于是刘邦又封萧何父子十余人，皆食邑。并且萧何本人多增加2000户。这也有他当初多奉送二枚钱的缘故。

秦始皇统一币制后，“半两”钱就成了全国统一的法定货币。“半两”钱外圆内方，无内外廓，背平无文；篆书“半两”二字分别列于穿孔两侧，钱文凸起，据说是丞相李斯所创，布局严谨，笔划方折，雅卓刚健。“半两”钱圆中有方，方外有圆，刚柔并济，静动结合，达到了匀称均衡之美的最高境界。

“ 半两”钱的造型极具政治色彩，它是秦代“天命皇权”的象征。《吕氏春秋·圜道篇》：“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下一上，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形皆有分职 ，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主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秦代的统治者认为外圆象征天命，内方代表皇权，把钱做成外圆内方的形状，象征君临天下，皇权至上，秦“半两”流通到何处，皇权威仪就散布到何方。

“半两”钱上的数字体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秦“半两”重十二铢（秦代二十四铢为一两），直径十二分（3.2厘米），穿孔的边长各为六分（1.2厘米），这些数字都是六或六的倍数。“六”是阴阳五行中水的记数，如此众多的六出现在钱币上绝非偶然，是古人一种思想含义的体现。

从材料利用和制作工艺来看，“半两”钱的造型比其他任何形状都节省铸材，是一种最优化的选择，而且中间的方孔便于固定锉修。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材料利用和工时效率方面都有过深刻的研究和探讨。

总之，秦始皇为了统一大业所实施的措施是顺乎历史发展潮流的，是革命的，进步的。币制的统一，大大地便利了全国各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往来。它既有利于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也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方便，同时促进了辽阔疆域内经济共同体的形成。秦“半两”钱在体现皇权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同时，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效率观念。它集实用性、艺术性、思想性于一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两汉时期的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有效的措施：以秦京咸阳为中心，在全国修筑驰道；通水路，大兴水利工程；去险阻，发展交通；统一货币制度器具；大移民，开发落后地区；明确规定土地归个人私有，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的社会经济

秦亡以后，项羽与刘邦发生矛盾，双方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最终以刘邦获胜、项羽自刎于乌江而告结束。刘邦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又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西汉。

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汉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已相当普及，考古发现有西汉铁农具的地区遍及今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各个省份和辽宁、福建等边远地区。铁犁的发现证明我国使用此种农具的时间比欧洲早1000年左右。当时的耕作方式以牛耕为主，用二牛抬杆的形式耕地，也有马耕。赵过总结和推广的“代田法”和耧播技术是当时的一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氾胜之书》详细记录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经验。

兴修水利  西汉时开凿了大量的水渠，其著名者有利用黄河水的漕渠、白渠等。还创造了井渠法。汉武帝时修治黄河也是一项重大功绩。

手工业的发展  西汉一代的冶铁业有很大的发展，到西汉后期，铁器皿和铁兵器基本上代替了铜器皿和铜兵器。铁器品种很多，冶铁技术有很大进步，发明了淬火技术。纺织业中以丝织业最为进步，有国营与民营之分，国营主要为皇室和官府织造服装。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大量随葬丝织品是当时织造技术水平的最好实证。西汉的漆器制造业也有很大成就。西汉政府在蜀、广汉等郡设有工官，专门制造供王室、贵族使用的漆器。漆器制造工序繁多，技术复杂，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大量的漆器，反映了当时漆器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商业的发展  西汉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十几个大的经济区。长安是关中地区的经济中心。邯郸、临淄、陶（今山东定陶）、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江陵（今湖北江陵）、吴（今江苏苏州）、寿春（今安徽寿县）、番禺（今广东广州）、宛（今河南南阳）、洛阳、成都等地都是所在地区的经济中心。这些城市对相应地区的经济起着沟通有无、调剂多寡的作用。各大城市之间有大道和河渠通连。西汉时期商业经营的范围极广，商品种类繁多，据史书记载，当时市场陈列有几十种商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交通运输业也随之发达起来。在南方考古发现中，经常可以看到木制或陶制船舶或车的明器。同时，考古发现中还经常见到玻璃、琥珀等物品，有的明显是从海外输入的，可见当时海外贸易也相当活跃。

汉高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制度，提倡俭朴；招集官僚，使得官得田宅的满意；压抑商贾，不准着丝织衣服，赋比常人加倍。西汉初年到“文景之治”的60多年内，社会经济不仅逐渐恢复，而且走向了发展，出现了一种繁荣富庶、国库充足的景象。在农业方面，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区；兼用马耕和牛耕，但主要是牛耕；农民已有“深耕溉种，立苗欲疏”的经验；水利事业也很发达，开凿了许多渠道，形成了一个水利网；全国有1200多万户，5950多万人，垦田827多万顷。当时已有较大规模的官营和私营手工业，农村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已遍及全国，规模大的有煮盐业、冶铁业，朝廷拥有的手工业，制成品专供皇室用，有些地区民间手工业特别兴盛。当时，官营商业规模巨大，以京城为中心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各地货物得以大量流通，私营商业也有很大发展，国内商贾往来，不征关税，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有无，各得所求。由于官营和私营商业的发展，全国出现了许多大城市，长安是全国的中心商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是各个地区的中心商市，当时对国外的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对外贸易有陆海两路，陆路贸易在边境关市上进行，海路贸易多数从今广东沿海出发。

东汉时期的社会经济

东汉时期，由于官府比较重视改善社会状况，解放奴婢，兴修水利，社会秩序渐趋稳定，长期逃亡的人口多回到故乡，重整家园，农业生产由恢复而发展，到汉明帝刘庄时为东汉时期最富庶、最安定的时期。

农业生产的发展  东汉时铁制农具的种类和西汉基本相同而略有增加，主要在器形方面有很大改进。比如铁犁的锋部角度缩小，刃部加宽，利于深耕、快耕、翻土和碎土。牛耕这时更为普遍，还出现了全铁曲柄锄头和镰等新农具。东汉时期官府与郡守县令都比较重视水利设施的兴修，对西汉后期以来长期失修的黄河和卞渠进行了修治，使黄河改道给下游造成灾害的情况得到改善。各地还开凿修复了一些渠道，对农田的灌溉和交通运输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还利用水力进行生产，其中主要是水碓和水排，水碓为粮食加工工具，水排鼓风用以冶炼钢铁。东汉末年还发明了翻车和渴乌，是很先进的汲水工具。

地主庄园  西汉后期以来，地主阶级的上层，即豪强大地主，多以庄园的形式剥削压迫农民，世代称霸一方，称为世族和豪族。至东汉时，他们又成为新贵族，疯狂地侵占土地，蓄养奴婢，其庄园占有大量土地，庄园内的农民实为农奴，庄园的生产以满足地主生活需要为主，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庄园修有坞堡，养有部曲家兵，这些私人武装平时为豪强看家护院、巡警守卫，战时则跟随豪强打仗。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详细具体地反映了地主庄园的经营情况，大量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在东汉晚期的墓葬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地主庄园或坞堡的模型。

手工业的发展  东汉时期重要的手工业有煮盐、冶铁、铸铜、漆器、纺织、造纸等，大多以私营为主，生产技术均较西汉时有所进步。

冶铁业  主要生产兵器、车马器、农具、手工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南阳地区的冶铁工匠发明了水力鼓风炉（即水排），利用河水冲力转动机械，这种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铁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东汉冶铁技术的另一重大成就，是低温炼钢法的发明，这一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使钢的使用普遍化了。

铸铜业  这时的铸铜业仍有所发展，铸铜作坊遍及全国，主要生产生活用具，制作精巧，还有鎏金、错金银等工艺的运用。

造纸业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造纸术的发明是在西汉。东汉和帝时，蔡伦总结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并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重大突破，使造纸业得以广泛推广。

商业的发展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生产较多，但由于地主庄园的普遍存在，自然经济特点突出，对商业的发展有所限制，所以东汉商业发展的特点是既发展又不很兴盛。商品比西汉多，市场亦有所扩大，城市中都设有交易商品的市。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达，中原地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都有新的发展，中原与边疆地区的交通也有所发展。南方地区也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太湖、钱塘江流域、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成为新的商业发展地区。东汉时期，民族间和官方组织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商业交换，叫做“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汉已出现，东汉时汉与匈奴之间定期合市。

秦汉朝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

秦汉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最显著的的特点是出现了货币贬值。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货币贬值现象，因为在秦汉时期，国家货币的单位价值与以前比较，有一段时间都是在下降，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秦汉时期货币贬值现象”。

首先，从秦王朝末年到汉高祖刘邦当权的这二十多年期间里，出现了货币贬值现象。秦朝末年（公元前210—前190年左右），统治阶级不惜亿万资财，征用几十万民工，为皇帝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穷工极巧的地上宫殿和地下宫殿（陵墓）。为了削刮民财，当时秦朝征收的赋税，相当于春秋战国前的二十倍，派给农奴阶级的徭役，相当于春秋战国前的三十倍：农奴们不仅要向皇室缴纳粮食，捐献贡物，就连农民收获的稻草(禾杆)政府也规定了缴纳的数额。除此之外，统治阶级抽调民工修长城、修直道、修驰道，配备上万辆车马供皇室使用，所有这些人吃马喂的粮食、草料，都是由全国各地的农奴阶级转送来的：穷苦到了极点的老百姓，不是出粮，就是出工，弄得整个社会十室九空，家贫如洗，社会上处处是一片愁苦和哀鸣声。当时的秦朝，真像一个残酷的人间地狱。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激发了农民起义。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举起了反抗的义旗，接着又暴发了楚汉相争的长期战乱，这个时期全国人口急剧减少，农业、手工业日趋萎缩，商业日益凋敝，全国各地物资奇缺，抢购之风日盛，物价也一天一天地上涨。据史书记载，当时市场上一石(担)米售价一万钱，而在此之前只不过一百钱左右；一匹马售价一百万钱，而在此之前只不过一万钱左右。据说西汉初年皇室用马也很困难，皇帝出行都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和大臣，有的只好乘坐牛车。造成秦末汉初货币贬值的原因，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分析主要有两条：一是统治阶级由于追求荒淫腐朽的生活，再加上连年的战争，使政府的支出成番论倍地增加，而从老百姓那里能压榨出来的税收，却远远满足不了政府支出增加的需要；二是货币铸造泛滥，朝廷、军阀、大商贾都在铸造货币，从而出现了在货币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的供给增加过多、过猛。

其次，王莽篡位代汉时期出现了货币贬值现象。从公元9年到公元24年这段时间里，王莽为了树立新朝的威望，否定西汉刘氏政权所推行的政策和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改制复古的措施。据《资治通鉴》记载，王莽认为汉朝刘氏政权是由“卯、金、刀”构成的，于是下诏，凡“正月刚卯”(是汉朝在正月卯日用金、玉、桃木做成的一种饰物)和金刀钱币不准再通行，并废除错刀币、谬刀币及五铢钱。王莽代汉期间，币制经常改动。改一次币制，过去铸造的货币就不能再在市场流通，这时，受苦受损失最大的是农村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小工商业者，他们损失一批货币之后，就要破产和失业，所以每当王莽改变一次币制，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就要破产和失业一次。据史书记载，王莽篡位15年，先后五次改变币制，在这五次币制变动中，全国城乡老百姓的损失该是多么之大!当时王莽对借贷也有一些规定：凡平民祭祀丧葬缺钱，政府给予无息贷款，祭祀十天后、丧事办完三个月后归还；经营生产缺钱，政府也给贷款，然后按经营的纯收入收息，息率为10％；农民荒废田地和园圃要加倍纳税，无业游民要特别纳税，不交税的，罚服劳役。据《通鉴纪事本未》记载，当时粮谷价格非常昂贵，边防士兵二十万人，依赖朝廷供给衣食。五原、代郡受害尤其严重，人民纷纷起来结伙抢劫。当时荆州牧允费兴向王莽报告，打算公开宣布让盗贼回家务农，借贷给他们耕牛、种子、粮食、税赋，遭到王莽责骂并被免职。公元17年，全国有不少地方闹饥荒，愤怒的农民责问：今天我们挖野菜填肚子，明天野菜挖光了怎么办?懂事一点的农民说：是谁害得我们无衣无食?是谁夺走了我们的粮食布帛?是王莽，他一会儿搞什么王田制，一会儿又改钱币，结果我们受苦，大家起来吧!打倒他!造成王莽代汉期间货币贬值的原因主要是对货币管理、货币制度不严肃。五次改变币制的结果，事实上变成五种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并存。这有点类似我们今天讲的货币“复本位制”。“五种货币并存制”也好，或者“复本位制”也好，都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制度。这是因为货币有排它性，五种货币同时作为本位货币，不符合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要固定在一种商品(货币)上的客观要求：在这五种货币制度下，一种货物(商品)会出现五种价格。由于法定比价与市场比价的一致，必然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人们在五种货币的差异之间，不断倒手转卖，投机取巧，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统治机构的垮台。

到了东汉初期，也出现了货币贬值现象。公元25年，东汉光武皇帝登基，这时全国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帮助光武皇帝打下江山的首席功臣邓禹，财富和奴婢之多，被称为东汉一代最显贵的家族；被刘秀皇帝称为“北道主人”的耿弃一家，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四方莫与为比。据史书记载，东汉时，士孙奋有钱一亿七千余万，折国有钱二亿，奴隶八百人，钱比西汉时增加了一倍。这时全国城乡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由于光武皇帝连年用兵，削平赤眉、渔阳、齐、陇蜀，致使市场粮食价格还是万钱一石(担)，甚至出现了“黄金一斤，易豆五升”的骇人听闻情况。当时有一种诗体，叫做乐府，收集了一部分民间歌谣，在《战城南》一篇中，有这样几句：“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鸟可食。”在《悲歌》一篇中，也有这样几句：“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可见当时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若大众，由于货币贬值，生活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造成当时货币贬值的原因，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主要有两条：一是东汉光武皇帝当时正忙于各地的战争，还没有拿出精力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因此没有马上采取行政命令办法发行(铸造)一种新的货币，来替换回购王莽篡位时期铸造的旧币，以便达到通过行政手段强制缩减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从而解决当时货币贬值的问题；二是东汉光武皇帝没有也不可能总结一下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泛滥的经验教训，即像管仲那样，对市场上的个别商品和物资，由国家专卖，分配供应，从而达到缓解当时货币贬值问题的目的。

公元前后二十多年的这个时期里，正是我国汉朝统治的时期，当时政治统一，经济文化发达，武力强大，是一个拥有五六千万人口的东方强国。这个时期的世界，在西方，罗马的屋大维建立了元首制，罗马共和国转为帝国，在东方，朝鲜半岛北部出现了高句丽奴隶制国家。这时，我国汉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强烈地吸引着四邻诸族，他们迫切要求与我国汉朝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和经济通商关系。当时这些四邻部族和我国汉朝比较，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又想借助汉朝的经济文化来促使它们从落后状态中加速社会的前进，所以这些部族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文化上，都和汉朝不断发生联系：有的在政治上臣服于汉朝，由汉朝皇帝封侯、封爵；有的在经过多次战争之后，被汉朝制服，同意年年朝贡，而被汉朝皇帝封侯、封爵；有的则是一会儿臣服，一会儿反叛，处于“和和打打”状态。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总是人民要进步，社会要发展，因此，当时汉朝的四邻诸侯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文化上和汉朝的联系，总是切不断，止不住，你来我往，交流频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制造的货币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国家了。

在秦汉时期，社会上还存在着货币借贷情况。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朝廷派出博士(官名)六人，巡视全国各地，发现有鳏寡病残，生活无依靠的，政府就发放贷款救济。而《史记·货殖列传》也有这样一段记述：“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这件事说的是当时的“子钱家”（即今天的钱庄或银行的老板）和元盐二家，一个胆小不贷，一个审时度抛果断借贷；结果一个发了大财，一个眼看着失去机会没有发财。当时“子钱家”认为，列侯封地在关东吴楚七国力量控制区，平叛能否成功很难预测，发放贷款风险太大，尽管利息奇高也没有贷给；而无盐氏则作出正确估计，大胆发放贷款，本息全部收回，没有遇到风险，发了大财。这件事情从今天看来，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在我国历史上，就有政府给老百姓发放贷款，使货币生息增值的情况，这在西汉时期非常盛行。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担任太傅、安汉公。当年天旱，百姓生活困苦。为了收买人心，为篡夺汉朝政权创造条件，在赈灾时，王莽决定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由官府借贷给百姓，解决口粮、种子和耕牛的困难。王莽篡权之后，公元10年，颁布了“六完”的诏令，规定由国家从事控制物价的贸易与信贷，让老百姓低利借贷，享受公平交易。王莽政权的借贷规定：凡平民祭祀丧葬缺钱，政府给予无息贷款，祭祀十天后，丧葬三个月之后归还；经营商业或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缺钱，政府给予贷款，然后按所得纯收入收取利息，利息是年利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到了东汉，“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税收封君比入。”这段话的意思说，许多巨商专门靠高利贷剥削百姓，还雇了一些中家子弟为他们服务，可见东汉时期的高利贷，比过去还更厉害。东汉明帝、章帝当政时，“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朝廷发现后撤了他们的职，罢了他们的官。据史书记载，东汉时许多公侯、贵族“假举骄奢，以作淫侈，高负千万，不肯偿责(债)”，“小民守门号哭啼呼……殴击责(债)主，致人于死亡”。这说明当时皇亲国戚这些特权阶层，借了钱耍赖不还，动手打人致死。人民的生活因为偿债而更加艰辛了。

王莽时期的货币情况

在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前后，货币铸造和发行极不严肃，完全当做儿戏一样，八年时间改动了五次币制，平均一年多一点改换一次货币。结果造成货币制度混乱，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第一次改换货币是孺子婴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未正式篡位前，以“摄皇帝”、“假皇帝”的身份，下令铸造—种值五千的错刀钱，值五百的谬刀钱，以及值五十的大钱，与汉朝原先铸造的五铢钱共同在市场上流通。王莽这样做的用意，据他自己讲是为了延长汉朝刘氏王朝气数，避免出现当时流传的所谓“三七之厄”。

仅仅过了两年多一点，也就是公元9年，王莽又进行第二次货币改换，理由是汉朝皇帝姓“刘”，“刘”字有“金”“刀”之意，所以取消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五铢钱和谬刀、错刀等货币。过了一年，也就是公元10年，王莽又进行第三次货币改换，规定实行“五物”、“六品”、“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银、铜、龟、贝；六品是金货、银货、龟货、布货、泉货、贝货；二十八品是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布货十品，泉货六品，贝货五品。又过了三年多一点，也就是公元14年，王莽进行第四次、第五次货币改换，废除宝货制，实行货泉和货布。为了达到强行在市场流通的目的，王莽还规定把这几种货币作为外出行走的凭证。他规定，如果不随身携带，驿馆不供食宿，关卡盘查拘留，公卿官员不能上朝议事。王莽政权的所谓“借贷”、“改铸币”，表面上是为了人民，实质上是为了他自己。王莽以发行货币作为手段，用来收购各地的黄金。为达到他收购储藏黄金的目的，他不惜用严厉的刑法来镇压人民的反抗，“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有一家私自铸钱，株连五家受刑，规定，平民违反丁他的铸钱命令，要改变其夫妻关系，因此愁苦而死的有大有人在。京城长安关押犯人几死尸臭不可闻。这样做的结果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王莽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没有放松聚敛钱财的野心，他规定黄金国有，货币也是国有，列侯以下不得私人持有黄金，要一律交给官府；同时他也不给朝廷的官吏俸禄。不但如此，他还以边关急需为由，没收一些官吏的大半财产，致使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王莽自己却侈奢无度，挥金如土，用金银装饰自己居住的宫室；他大搞选美，新娶皇后，赐聘黄金二万斤，其他车马、珍珠以数万计。由此可见，王莽政权“借贷”、“货币改制”的结果，穷了全国人民，富了他自己一人。

1、西汉半两西漢 (B.C.206～A.D.8)
　　漢半兩 (上) 無郭半兩 (下)
　　漢代半兩種類較多，最早出現的錢形薄小而且質量粗劣，漢文帝鑄 "四銖半兩"小篆書法已有隸化傾向。
　　錢幣直徑: 23mm

無郭半兩
 

秦始皇死后不久，天下大乱，战争不绝，每次动员都在数十万人，生产事业大受打击。秦灭亡后，楚汉相争，对峙五年大小战争七十二起，刘邦以一小股的兵力削平群雄，于公元前206年即汉皇帝位。汉初沿用了秦代的货币制度，黄金与铜钱并行。虽然铜钱因连年战争、生产萎缩而不断减轻重量，但是仍然称作半两。《汉书·食货志》说：“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刘邦令民间自铸荚钱，可能与他的无为思想有关。他曾经令陆贾分析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说：“（秦代）事逾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及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刘邦接受秦代二世而亡的教训，采取轻徭减赋、缓刑等“与民休息”的政策，来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他这样做，对于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中央政府把铸币权也下放到民间，未免有些失之过宽。要知道听任私人铸钱，实际上贫民百姓只会受害，获利的还是豪强富商，而富商们比国家还要富有，往往成为割据势力。其后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明证。

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的危害在于：一、私铸必然会使铜钱轻重和成色不一而造成混乱，给民众带来不便。二、势必会驱使人们去犯法谋利，犯法的人多了，政府就难以控制。三、会造成农民弃税、起义，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因素。刘邦会用人，却不会用事，在铸币事宜上缺乏考虑，放任自流，是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榆荚半两1

                              

                                   榆荚半两 2

汉初的钱币仍然称半两，汉半两钱前前后后铸行过五次。刘邦时的半两又称为“荚钱”或“榆荚半两”，这种钱法定重量为三铢（约2.1克）即秦半两的四分之一，实际上民间私铸的钱绝大多数都不到三铢。汉初的半两钱穿孔比较大，无内外廓，肉薄，形制不够规整。到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就明令禁止民间私铸伪钱。

吕后时期所铸的半两钱的重量是八铢和五分。吕雉亲政后鉴于钱币太重而不方便行用，钱轻了又有损于币制，于是在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铸行“八铢半两”。这种八铢重的半两钱是把减重较少的半两定为铸行货币的标准。这比当时的“榆荚钱”增加了五铢重。汉八铢半两的特征是体大肉薄、背平无文，钱文书体扁平，已经有隶书的趋向，钱直径2.8—3.2厘米，重4.8—5.5克，为汉半两中最大者，其制作也较整齐。此钱行用不久，大多被商人私自熔化，改铸为小的榆荚钱牟利。高后六年不得不停铸而改行“五分钱”。“五分钱”实际重量只有2.4铢，仅是秦半两的五分之一，是汉初“荚钱”的再现。

                             （四铢半两）

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铸行“四铢半两”，简称“四铢钱”，又称汉半两。其直径为2.4­—2.6厘米，重2.2—2.8克，钱穿孔比较小，无内外廓，钱文制作比较规范。汉文帝铸行四铢半两适应了当时的国势民情，持续了三四十年没有改变过。文景时期铸钱致富最突出的有吴王刘濞和财过王者的大夫邓通，一时间“吴邓氏钱布行天下”。汉初对铸钱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允许民间私铸，这种政策老百姓是沾不到光的，只能有利于贵族、豪强和富商们。权贵富商既占有矿（铜）山，又拥有劳动力，还有雄厚的资本和专门的技术，开放私铸，使他们成为直接受益者。

吴王刘濞，汉初被封到沛县，有三郡五十二城。他占据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利用吴有许多铜产地，经营铸钱业达三十载，富可敌国。邓通本来是一名船夫（黄头郎），因汉文帝做梦，在他摇摇欲坠时有一裤带反系的黄头郎把他推扶上去。梦醒后就派人找有这样衣着特征的人，恰好邓通的衣着打扮正合此梦，因此得宠，官至上大夫。相面的人说邓通会贫饿而死。文帝说，能叫邓通富起来的是我，怎么能让他受穷呢？于是赐给邓通铜矿山一座，批准其铸钱，邓通也因此大富，他铸的钱行遍天下。

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景帝采取削减诸侯王国官吏等措施，把王国的行政大权收归中央，并接受贾山的建议，在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颁布了“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的法令，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只准郡国铸币。郡国是直属中央的，由中央委派官吏管理。这样，西汉政府才初步控制了铸币权。

2、两汉五铢钱
 为统一汉初以来紊乱的币制，保证货币的质量与流通，元狩五年（前118年），决定铸造和使用五铢钱。五铢钱流行后，因其大小轻重适中，人民称便。可以说经过西汉百年来的摸索和铸钱重量的多次变动，以及禁止私铸和允许私铸的摆动，才达到这个由官家专利铸造重五铢的钱币。此后五铢钱平价流通。昭帝、宣帝（公元前86－前50年）时物价平稳，而且由于农业的发展，谷价较汉初低，每斛只要五个钱，这说明五铢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五铢钱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最久也最成功的货币，自汉武帝直至隋朝的七百年间，五铢钱成为铸钱的标准。
漢五銖
　　西漢武帝時鑄造,五銖重3.33克，故以為名。五銖，流通達七百多年之久(至隋代仍仿此制)。
　　錢幣直徑: 26mm


磨郭五銖

 

(1) 西汉五铢 

                             (西汉五铢)

鉴于币制混乱和铸币失控后引起的吴楚叛乱等严重后果，汉武帝在统治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才使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重如其文。这是恢复铜铸币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个措施。但是由于三铢钱与四钱重的半两钱等价使用，于是又导致盗铸盛行，因此到了建元五年春“废三铢钱，行用半两钱”。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从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皮币和白金（银）币，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

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又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这次改革仅是“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五铢钱的形制都有一定的规定，钱文“五铢”从此启用。五铢钱轻重适中，合乎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因而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均有过铸造，历时长达739年，是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西汉时的五铢钱有郡国五铢、赤（侧）仄五铢、三官五铢、宣帝五铢以及小五铢，金五铢等等。

五铢钱诞生前夕，因半两钱濒临崩溃，市场一片混乱，各级政府与商民争利，都拼命铸钱，使得通货过度膨胀，钱币的购买力急速下降，物价飞涨。民众无法生存，相继放弃生产，流亡他乡，靠出卖劳动力来糊口；或者是铤而走险，加入私铸行列，期图赚取厚利。武帝初年，百姓因私铸而死亡的近万人，而私斗殒命的、畏罪自杀的都无法计算，可见问题非常严重。

汉武帝元狩五年，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又叫元狩五铢。钱文为“五铢”，小篆书，光背，正面有轮无郭，背面则轮郭俱备。钱直径2.5厘米左右，重约3.5-4克。“五”字交笔斜直或有弯曲；“铢”字的“朱”头呈方折型，“金”字头较小，仿佛如一箭镞。少数钱上有一横划。其材料改用紫铜，因而有紫绀钱之称。但各地技术水平不同，铜矿的成分有差别，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与奉行的态度很难一致，所以铸出的钱差别很大，有的与旧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一般地说，都具有偷工减料不够五铢重的现象，而且越铸越轻，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两、三铢钱覆辙的现象。政府改铸五铢钱，主要目的是树立信誉，稳定金融，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自行放弃犯法的勾当，以彻底解决私铸问题。各郡国官吏，因旧的习惯难改，依旧上下联手，以谋中饱私囊。汉武帝采纳了公卿们的建议，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国的铸币权，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统一货币发行，从而防止了另一次恶币的泛滥。

汉武帝收回铸币权以后，由汉武帝中央政府统一铸钱。三官五铢就是这个时候铸造的。该钱制作精美，边郭工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为钱中楷模。三官指钟官、辨铜、均输（技巧），统指政府铸钱的机构。中央为推广均输法，新设水衙都尉一官，在长安上林苑办公。上林苑是政府铸钱的机构，是汉初在原秦代旧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皇家园林，有离宫70所，周围面积达300余里，包括现今的西安、周至和户县。

上林三官五铢钱的特点如下：

一、钱文严谨规矩，“五铢”二字修长秀丽，风格较为一致，“五”字交笔缓曲，上下与两横笔交接处略向内收。“铢”字“金”头有三角形、箭镞形两种，四点方形较短。“朱”字头方折，下垂笔基本为圆折，头和尾与“金”字旁平齐，笔画粗细一致。

二、钱型整齐，直径25-25.5毫米，穿直径约0.97厘米，郭厚0.15-0.2厘米，宽0.1-0.14厘米，比郡国五铢的郭略宽，且深峻平整，连接钱肉的一面垂直。背有内外郭，个别内郭四角微凸。

三、重量以3.5-4克者为多，少数的超过4克。

四、铸工精细，面背比较平整，内外郭宽窄均匀，规矩整齐。

五、记号有穿上横和下半星两种。

六、三官五铢币材的颜色为红色，含铜量在70％以上，含铅量约20％，比郡国五铢略低，但配比合理，物理性能好。

上林三官五铢钱的铸造工艺先进，多为铜范或制作极精细的泥范所造。三官钱形制及“朱”字头方折的特点，系由三铢钱继承而来，进而成为此后西汉时期五铢钱基本特征。上林三官五铢是西汉五铢钱中比较容易见到的一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洛阳烧沟和洛阳西郊先后发掘汉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铸币，上林三官五铢在两处汉墓中都有出土。

钱币业务由三官署统一办理，有许多好处：第一、使钱币标准化，规律化；第二、提高铸钱技术水准；第三、增加了生产量；第四、有效防止私铸；第五、容易控制发行。

三官钱初期重量超过五铢，制作精美前所未有，而且铸钱技术采用铜范法，钱币重量上都是一致的，绝对标准，铸出的钱边缘都加以打磨，非常整齐，故有“赤仄钱”之称。新钱铸成后，政府用以收兑郡国钱，一枚兑劣钱5枚。到了元鼎四年（公元前117年），劣钱已经大部分收回，后明令禁止郡国钱永不许流通。

五铢发行三十一年后，汉武帝崩殂。在此期间，铸成的钱数量很多，钱的范式也有变化。比如文字的大小、书法结构都有出入，至于穿上半月、穿下半星、穿上下横、星月文、四决文等可能是炉别的标志。

西汉昭帝年间（公元前86年－前74年），一切以谨慎守成为主，对外战争大致已结束，对内则鼓励生产，经济状况比武帝末年还要好。昭帝五铢大小和武帝时三官五铢相同，但重量要比三官五铢轻，一般又比宣帝五铢略重。从书法上看，钱文“五”字变化较大，一般字形瘦长，“五”字两边交笔已变弯曲，两股末端有明显的收敛，上下横有的较长而接于外郭；“铢”字“朱”字头方折，“金”字旁呈三角形，明显低于“朱”字。面文外郭较高窄，但比郡国五铢及三官五铢略低，有穿上一横或穿下半星记号。铜色深红，铸造技术比三官钱略显粗糙。

继昭帝之后，宣帝在位二十四年（公元前73－前49年），吏治清明，四海无事，国泰民安，物阜年丰，是西汉的黄金时期。同时国际贸易也很发达，也是西汉的最高峰。因此年年铸钱，很快发行出去，又很快回流到国库中来。宣帝末年，库中存钱八十多亿。宣帝五铢是汉宣帝在位期间铸行的。该钱铜质、形制、书体、铸造均已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钱文笔画挺拔，给人以清秀超逸之感。“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画超出交笔末端外，“铢”字的“金”头多呈等腰三角形而低于“朱”字。此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该钱的外郭由外向内作坡状倾斜。钱直径有2.5和2.6毫米两种，最常见的郭厚1.5厘米，穿宽10厘米，重3.5克左右，面郭约厚1.5－2厘米。在两汉五铢中这种钱的面郭最宽。其形制整齐，肉面光洁，钱内外郭略高于钱肉，薄厚一致。宣帝铸钱以工整敦厚著称，在西汉钱中地位极高。

小五铢约于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始铸，俗称“鸡目钱”、“鹅眼钱”，由其形小而得名。在出土的西汉钱币中，有汉代文献记载的小型五铢钱，这种钱及钱范出自西汉时期的墓葬或遗址中，其中，汉宣帝杜陵一号陪葬坑中所出土的是有确切纪年的一例。

小五铢面文“五铢”，铸造精美，面有周郭，无好郭，背侧肉好，周郭俱备，文字清晰。钱直径在1.15-1.2厘米之间，重约0.62-0.65克。钱文书体亦与武帝、昭帝、宣帝三代各有区别。“五”字交股有的较直，有的略弯，也有的弯曲甚大，形制上有的穿上横画如三官钱式，也有如五铢最常见的面内无郭的一种。这说明小五铢并非一朝所铸，也同普通五铢一样，分别铸造于武帝以后的西汉各个时期。就出土情况，尤其是从汉宣帝陪葬坑的出土情况看，小五铢是成串地乱置在十件大陶俑之间，说明这是冥钱而非行用钱。

剪轮五铢钱又称“磨郭五铢”、“剪郭五铢”。武帝初铸五铢时“周郭其质”，以防止奸民从钱背面磨铜取熔。可是西汉后期竟出现另一种磨边的剪轮五铢，是一种用普通五铢钱经磨鑢加工而减重的钱币。实际上这种五铢叫磨边五铢最为贴切。

西汉后期成帝、哀帝之世，社会矛盾尖锐，灾荒相继，币制随之混乱，剪轮五铢就势此时开始出现的。

剪轮五铢是币制混乱时代的产物，洛阳烧沟及洛阳西部发掘的西汉墓中都有出土。

1980年，陕西省咸阳市土原下发现金质五铢一枚，钱直径2.6厘米，厚0.2毫米，重9克，面背均有郭，正面外郭较背部稍宽，面穿方正，上有横画。“五铢”二字小篆阳文工整，“五”字交叉处弯曲，上下两横较长，“铢”字的“朱”字头方折，“金”字头呈三角形，制作精美，色泽金黄，诚为罕见的稀世珍品。

西汉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始铸，至隋朝的隋五铢止，一直沿用了七百多年。

(2) 东汉五铢

                                   （东汉五铢）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都城洛阳，是年为延武元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动荡。半两钱、西汉五铢钱、王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等，杂混在民间流通。直到延武十六年（公元40年）才重铸五铢钱。自此以后，东汉各帝均铸五铢钱。不过，从光武帝到明帝、章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五铢钱没有显著变化，古钱学家将东汉前期铸行的五铢钱称为“延帝五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东汉后期特别是东汉末年，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贫困，统治阶级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在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改铸“四出文”五铢钱。更有甚者，在献帝时，董卓铸无文小钱，致使原本混乱的币制越发不可收拾。

《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延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钱。东汉初恢复的五铢钱亦称“延武五铢”，是延武年间采纳马援之议而铸行的。

建武以后各朝五铢钱比西汉各朝五铢钱轻薄，钱径多在2.5厘米，重3.4-3.4克，厚约0.1厘米，一般为3克，外郭较窄。“五铢”二字宽肥圆柔，笔划较粗且浅，面文“五”字中间交笔弯曲，上下两横不出来，“铢”字“金”字头呈三角形，比西汉五铢金字旁大，“金”字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端较细；制作精致，文字书体规范。铜质为浅红色，还有各种记号，如星、横画、竖画等。“星”有一星与多星之别，或半圆点，或三角点等。依其位置而言，则有穿上星、穿下星、穿上下各一星，也有穿上横、穿下星。多星者多横排成列。一般来说，这些带记号的东汉五铢要比不带记号的轻薄，铸造工艺也比较粗糙，字口浅平，铜质为黄色。其中有许多可能是东汉中后期铸造的。

建武年间铸造的五铢，有纪年铜模盒传世，可以为证，从此时起，东汉五铢的“朱”旁，上横圆折，已经成为明显特征。东汉五铢的断代，除 “建武五铢”有传世的铜模盒以断定外，明帝以后，则难以区分具体年代。幸好通过洛阳烧沟汉墓出土五铢钱的分期，可以认定穿上或穿下有一“平”字的五铢（称为“平当五铢”）也应该属于这个时期所铸。但它的时期较晚，下限可能已经进入三国。“东汉五铢”是五铢钱中遗留较多的一种。

“四出五铢”又称“四出文钱”。所谓“四出”，是指钱幕从方孔的四角向外引出一道阳文直线到达外部，这可能是为了防止锉磨钱背盗铜用的防范技术。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的“四出五铢”比一般“东汉五铢”铸造得要好，钱的重量也要重一些。它的直径为2.5厘米，穿径约8毫米，廓厚0.15厘米，重3.6-4克。汉灵帝性极贪婪，“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后汉书·张让传》）。堂堂一国之君，普天下都是他的，还嫌不够，还要卖官揽钱以充金库。在这样的昏君统治下，老百姓哪还有好日子。

横遭汉灵帝宰割的广大穷苦百姓怨声载道。“四出五铢”铸行后，人们咒骂说“京师将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

董卓小钱  东汉末年，董卓专权。董卓本一凉州豪强，汉灵帝时曾任并州牧。黄巾起义，他借何进征召之机，带兵入洛阳。他先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后焚烧洛阳，挟天子，自封为太师。董卓生性贪婪，为了搜刮民财，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毁“金人”，秦始皇所铸十二金人（铜人）中的九个，铸成小钱。这种钱直径只有1.2-1.5厘米，重0.5-1克左右，而且既无内廓又无外廓，“五铢”二字模糊不清，很难辨认，世人讽刺为“无文钱”，董卓这种无文小钱，钱体轻小，制造粗劣。以一个“金人”重量十二万斤计算，董卓少说也可得钱七八万亿枚。这是东汉朝廷的最后一次铸钱，流通地区狭小，只限长安、洛阳一带。他以此在离长安一百多里的现陕西户县，建造了一个称作郿坞的城堡，城内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单是粮食就足足能吃三十年。

董卓的这种小钱的流通必然会加剧通货膨胀，很快就出现了“谷石数万（枚）”的情形。用一担钱去换一石谷，贫苦百姓哪能吃得起。当时民怨沸腾，饥民蜂起，汉五铢制度被董卓彻底破坏了，东汉王朝也被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于是曹操趁机取汉，不久时代就进入了三国时代。

东汉磨边五铢和剪凿五铢  磨边五铢，亦称“磨边钱”，即磨去外廓、边缘之钱。磨边五铢始见于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第一型晚期。东汉中晚期常见，东汉末年更多。磨边的方法，据说“多数是用一根木质或金属的方棍穿进钱的穿孔，每次约百枚或更多一点，然后两端固定，在磨上打磨钱币的轮廓。通过加工，磨边钱要比一般的五铢钱的钱径小0.15-0.2公分。钱重减轻1克左右，就是说五铢钱经过这次加工，本身的重量减轻三分之一左右。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到钱的面文，并且钱币的边缘都比较光滑。磨边的目的在于取铜，用来作为铸造新钱的原料。为此五铢钱大幅度地减重贬值。剪凿五铢，或称剪凿钱，是剪边钱或綖环钱的总称。其法是将一枚钱凿成内外两枚。剪凿钱西汉时期已出现，到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公元147－184年）更加增多，以至达到泛滥的地步。

剪边五铢钱就是被剪凿了外围或冲凿了外廓的钱。钱文“五铢”二字仅剩一半，故又称“对文五铢”。对文五铢的钱径大小不一，经过测定，钱径一般不足2厘米，重多在1.5克左右，对文五铢的边缘都有被冲截的痕迹。剪边五铢钱还有另一种加工方法，即用剪刀一枚一枚地剪去钱的轮廓。一般情况下，剪边钱要比磨边钱所去的轮廓更多一些，大多要把钱币的面文减去一些，形成钱币文字不完整的现象。从钱币的边缘看，剪边钱又不像磨边钱那样光滑工整，钱的直径大小也有较大的差异。钱直径多数为2.05-2.2厘米之间，钱的重量多数减重五分之二或更多一点。区别磨边钱与剪边钱的主要依据是边缘加工的痕迹与钱的直径。

綖环五铢钱就是被剪去或冲凿去内圈的钱，钱仅剩边缘，呈环状，钱文“五铢”二字有的只剩一半。

无论磨边五铢、剪边五铢还是綖环五铢，都不是法定货币。它们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经济的混乱，币值不稳，物价昂贵，惟利是图者剪凿五铢钱，一个钱当两个钱用，谋取私利。这是当时政治局势动荡、经济萧条与货币流通状况恶化的必然结果。

东汉晚期的剪凿五铢曾大量发现。其中剪轮五铢比较多，綖环五铢较少。1953年，洛阳烧沟汉墓出土各型磨廓（剪轮）五铢1858枚，綖环五铢8枚。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钱21017枚，其中剪轮五铢594枚，綖环五铢1枚。1973年，江苏丹徒出土东晋窖藏铜钱140余公斤，其中剪轮五铢约有90公斤左右，綖环五铢仅20余枚。1975年，陕西扶风段家小寨汉墓出土西汉綖环五铢，钱文余有“铢”、“五”各一半，有的仅余字的三分之一，重1克；出土东汉磨廓五铢72枚，东汉剪轮五铢967枚。

东汉五铢从文字上看，“五”字交笔处略圆曲，“铢”字的金字头呈三角形，“朱”字头呈圆折形，比西汉五铢钱略显圆折。以上介绍的就是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东汉五铢钱。

3、王莽钱币

                                       （小泉直一）

西汉中期以后，社会进入大统治局面，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使用十分广泛。五铢钱币值高，宣帝时，“谷石至五钱”，是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最低粮价。西汉时期，五铢钱铸造的数量也很多，史料记载：“自汉武帝元狩五年三官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有个外戚叫王莽，他凭借其姑母在宫中的恩宠，官职连连升迁，西汉末年，他竟掌握了汉朝大权，进而自立为皇帝，国号“新”。王莽当政时，也多次改革币制。他改革币制，除了出于“托古改制”的目的外，还有削弱刘汉势力、搜刮民间财富之意。他托古改制，恢复了已废止200多年的布币、刀币的制度，变换形制，于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汉币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铸大钱，下令铸造错刀、契刀和大泉五十。王莽所铸刀、布币完全不同于战国时期刀、布币的形制。他在刀币上加了一个方孔圆钱，并且明明白白地铸上刀币的名称和价值。如“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其身形如刀，材质为铜。一刀平五千的圆钱上以黄金镶嵌“一刀”两字，刀身铸有“平五千”三个字，所以又称金错刀。一刀平五千与原来的五铢钱并用，一刀平五千当五千枚五铢用。契刀五百当五百枚五铢用，大泉五十当五十枚五铢用。这几枚钱的钱文均属篆文。金错刀、契刀通长二寸二分（汉尺），实际测量长约7.2-7.5厘米，金错刀重20-46克，契刀重16.4克。后来民间私铸减重，数量颇多，今所见大小不一，而且面文有二决文、四决文重轮、传形等，此外还有铁钱。

王莽建国二年（公元10年）行“宝货制”。“宝货制”内容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为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化、布化六大钱币类型。 

                  王莽钱币 （第布八百和次布九百）

二十八品是指不同质地、不同形态、不同单位的二十八品钱币。分别为金货一品，即黄金重一斤，直钱一万。银货一品，即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普通银每流直钱一千。龟货四品，即元龟长尺二寸，直钱二千一百六十；公龟九寸，直钱五百；侯龟七寸以上、直钱三百；子龟五寸以上，直钱百。贝货五品，即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钱十；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泉货六品，即小泉直一，直径六分，重一铢；幺泉一十，直径七分，重三株；幼泉二十，直径八分，重五铢；中泉三十，直径九分，重七铢；壮泉四十，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布货十品，以大小顺序则有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即小、幺、幼、序、差、中、壮、第、次、大。这二十八品均为法定货币。在当时的流通领域中，大概只有其中的六泉十布所占比重较大。尤其以“六泉”制作精美、钱文秀丽。“十布”均模仿战国平首布钱形态，不同处是十布的头部铸有一圆孔，钱面中部自首部至裆部铸有一条直线，直线两侧为钱文，阴文，篆书；币的首部圆孔及币的边缘均有郭。

王莽此次实施的“宝货制”，换算复杂，币制混乱，结果民心大乱，商品流通不畅，民间却私自还用五铢钱来交易。王莽得知后大怒，于是明令城内老百姓接受，每个人出入城必须出示“大布黄千”钱来作为通行证。王莽治国无方，敛财有术，他篡汉15年，就曾四次改革币制。王莽频繁地更改币制，每次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无形之中把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搜刮光了。王莽的横征暴敛，加剧了新朝的灭亡，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王莽和他的金银财宝都被一起焚毁。

王莽铸币的文字，有几种采用悬针篆。过去泉学家只着重谈论过布泉一种，其实，王莽的十布、货布和货泉的文字都有悬针篆。除布泉外，悬针篆比较突出的是货布和大布黄千两种。这两种钱的悬针篆很具典型性。

悬针篆是小篆的一种，也叫垂针篆，是篆书的异体，悬针是指“竖画收笔出锋”，锋就像钢针倒悬一样。南朝宋王愔的《文字志》说：“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宋朱长文《墨池篇》说：“悬针之书，亦出曹喜。”宋僧梦英《十八体书》说：“悬针、垂露曹喜所作。悬针篆，抽其势，有若针之悬锋芒。”看来，前人对悬针篆早有议论，而且上述二人肯定悬针篆是曹喜所创。

曹喜，东汉人。章帝（刘炟）建初年间为秘书郎，大概是掌管图书经籍的小官。他工篆、隶，有些名气。有人说他看见李斯小篆的笔势，“悲叹不已”。人们认为曹喜的篆书“小异于李斯，而也称善”，对他的评价不低。然而，要说悬针篆是他所创，则未必是事实。章帝晚于王莽六七十年，曹喜在章帝那里当小官时，王莽已经铸了好几种悬针篆的钱币了。可见悬针篆不是曹喜所创。

王莽留下来的书迹，除钱币外，尚有新嘉量铭文和砖文。莽量铭文的小篆，也堪称精美，结体呈纵势、长方，上密下疏，瘦劲厉悍。后人治印，多所借助，甚至有大书画家，篆刻家如齐白石、邓散木等的篆书、篆刻，都从它得益很多。

王莽货币的面文，也如布泉一样，是悬针篆。清代泉学家翁树培在《古泉汇考》中说：“货布二字细瘦如针，莽钱中之最精者。”

                                          （大布黄千）

关于大布黄千钱文的书体，无疑也是精美的悬针篆。大布黄千有两种，一为四字悬针均不太明显；二是四字悬针均显著。另外还有异范一种，“黄”字和“千”字末笔悬针的尖锐程度则非常强烈而醒目。

王莽虽然被人民永远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王莽钱的艺术价值却远远超过了它的使用价值，它的文字、冶炼和设计都堪称中国古钱一绝，匠心独具，有着极高的收藏和欣赏价值。
 王莽一刀平五千钱币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加强统治，他在各个领域方面进行了形式各样的改革。尤其在币制方面，仿周钱字母相权之法，曾四次进行改革。可以说，新莽币制并未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反而使币制更加混乱。但新莽继承了西汉精湛的冶铸工艺，故铸出的钱币很精致，书法峻美，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王莽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铸钱的第一好手。一刀平五千就是王莽第一次币制改革的产物。一刀平五千的刀环直径为2.7厘米，通长7厘米，重30克左右。环上文曰“一”，下曰“刀”，柄文为“平五千”，“平”是值的意思，按当时规定，一枚价值即相当于五千个五铢钱。其中“一刀”两字是用黄金镶嵌而成，与钱面一平，字体熠熠闪光，精美绝伦，世称“金错刀”。新莽 (A.D.9～24)
　　王莽貨泉
　　天鳳元年(公元14年)，鑄貨布與貨泉。據《漢書》卷二十四下 食貨志第四下 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貸布二品并行。
　　錢幣直徑: 23~24mm



　　18 王莽貨布
　　天鳳元年(公元14年)鑄造的一種貨幣, 青銅製品。為王莽實行最後一次(第四次)改革的產物。貨布重25銖,質貨泉并行,對換率為1:25。保存至今的貨布仍可見其精美的製作,錢文的懸針篆極為清晰,但從歷史而觀, 貨布的出現,亦為新朝壽終正寢之前夕。
　　錢幣長: 58mm, 闊: 21mm
'四出五銖 186
　　東漢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時鑄造,青銅製品。錢背面有四道斜文，由穿孔的四角直達外郭。由於政府腐敗無能,民憤日深, 當時民間有傳言道: 當此錢鑄成時，人民便會四道而逃離東漢。
　　錢幣直徑: 25mm


21 無文小錢 (董卓五銖)
　　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鑄造的一種劣質無文無郭錢幣。東漢末期,社會架構陷於破產,幣值低貶,鑄造的幣錢既偷工減料,而且工藝極為苟且。從形制而觀, 該錢脫離五銖的規範,這是東漢瀕臨滅亡的徵兆。
　　錢幣直徑: 16mm
 

 

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与钱币流通

三国时期刘备的益州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故社会经济比北方发展较快。蜀汉建国以后，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北伐曹魏之始，诸葛亮又先后在汉中一带实行屯田制度，不仅减少了军粮运输，也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特别是成都的织锦“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远销吴、魏，是军费的一大来源。蜀都成都也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巨千；财货山积，纤丽星繁。”其兴盛景象可以想见。三國 (A.D.220～265)
　　直百五銖
　　蜀國劉備政權於公元214年(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在益州所鑄,銅質, 幣上的錢文“直百"兩字是隸書，這是中國錢幣上最早的隸書。
　　錢幣直徑: 27mm

23 定平一百
　　晉惠帝光熙元年(公元290年)時鑄, 其錢文薄小,字文欠精。按現今文籍所載: 三國中期時代蜀國所造。
　　錢幣直徑: 13mm
 
孙吴所在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起步较晚，故最为落后。但由于这里战乱较少，加之北方人民大量迁居江南，给这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使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加之吴国建立前期又大力推行屯田制度，遂使耕田面积显著扩大，耕作技术和农产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魏国创立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或无生畜的农民，统一组织耕种官田，这是组织流民归农的有效办法，在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对组织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增强魏国的实力、统一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广人稀的地方，扩大开辟面积，兴修水利，提高产量；建置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当时江南的武昌是冶炼中心，连铜合金银制造业也很发达，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当时魏国有很多的商业交通贸易中心城市，还和海外的一些国家有贸易交往，商业经济也很发达。

西晋统一全国后，农业上推出了占田制和课田制 ，这是西晋的主要土地制度。当时的西晋面临着经过三国长期战争后的经济萧条局面。西晋采取了奖励农桑、表彰生产的经济政策，召回流民，增加农业人口，表彰生产搞得好的官吏。此外兴修水利也取得了好的效果，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发展。到了东晋时，我国南方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农业上生产技术有所提高，大量开垦荒地。实行精耕细作，推广牛耕使耕田的速度加快了，产量大为提高。兴修的水利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防治水患灾害，使得农作物得到更好的生长。手工业方面，冶炼业得到了发展，“灌钢”技术的发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质量也更好。 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品种增加了，质量提高了。 当时纸张已经完全替代了竹简和绢锦。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总之三国之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逐渐稳定，经济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人们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之后发展经济的愿望更加迫切了。東晉 、十六國 (A.D.317～420)
　　左: 沈充五銖(沈郎錢)
　　右: 無文五銖
　　(為劣版的晉代五銖, 未見於泉譜, 而且, 古錢專家對於晉代是否有鑄錢仍有爭議)
　　東晉孝元帝太興元年(公元317~322年),吳興沈充鑄小錢。青銅製,本品為無文字錢。據《晉書》志第十六 食貨載: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
　　錢幣直徑: 21mm

 

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各地竞相铸钱，铸钱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据史书记载，当时铸钱“堆积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当时曾经把铸钱用的原材料——铁，拿出来“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可见钱币之多，已到了何等程度。当时人们的思想认为钱能操纵人的命运，主要表现在社会风气贪财如命。晋武帝卖官，钱入私门。私门(有权势人)出卖官爵，是贪财的一种方法。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并不因为商是贱业而不屑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拿到市上出卖。有势力人家霸占水利造水碓，替别人舂米取酬，称为舂税。潘岳《闲居赋序》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舒适。可见经营商业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积财物成巨富。家有水碓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还有大量的珍宝钱财和田宅。可见劫夺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律》规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贪财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黄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钱财可得，任何一种方法他们都敢采用。

晋国统治阶级爱钱，唯钱是求，后世称为“钱鬼”。而这些也影响了社会上的人，金钱支配了人们的交往、言谈、行事等等。

我国古代用谷物、布帛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这种情况早在西汉就已出现，东汉时更加盛行。到我国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显得更加突出了。

据史书记载，我国南北朝时期，在南北长期对立中，尽管战争总是不断，但在战争的空隙，经济的交往总是连绵不断，商品交换非常活跃；而在南朝、北朝的商品交换中，货币的使用几乎废弃，在商品交换中都是使用绢帛。

从当时南朝、北朝商品交换的品种来看，北朝需要南朝的物品有甘蔗、橘柚，以及北方官员、贵族享用的高级奢侈品；南朝急需北朝的物品有：马匹、骆驼、皮毛制品等等。

当时南朝、北朝商品交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官方主办的“通市”，由南朝、北朝的官方主持；二是走私，这种走私在民间、官员、军队中间都有。据史书记载，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也就是宋国、魏国战后的第二年，北魏向宋国提出两国“互市”的要求，朝廷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江夏王义恭、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等，都表示赞成互市，但柳元景、王玄谟等大臣反对马上互市，理由是“虏虽说互市，实为窥测国情，答应了他们，必生边患”。但朝廷考虑到两国互市可取得不少的经济利益，最后还是同意了。

我国古时候经常用谷物、布帛代替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在王莽篡位及东汉时期，有时在市场上谷帛也代替货币充当过流通领域内的支付手段，只是到了南北朝时期，谷帛代替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时间最长、范围较广，以致在社会上曾经出现“废弃货币”、“忘记货币”、“不准使货币”的现象。这是因为市场上钱币缺乏。晋朝统治者主要沿用汉朝的“五铢钱”货币，因此，铸币数量不多，远远满足不了当时市场流通的需要。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记载，当时南朝的宋大臣范泰，曾写奏议反映国库货币减少，市场流通使用的货币奇缺的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人们在市场上不得不用谷帛当做货币流通，而且货币制度也不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较大，魏晋前期，东晋、宋、齐、梁、陈偏安江南；后来，北方先有五胡十六国，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朝代相继更替。由于朝代不断改换，致使货币制度很不统一，南朝的货币制度在北朝行不通，北朝的货币制度在南朝也不能实行，所以人们宁肯在南朝、北朝商品交换中收受谷帛，而不愿意收受货币。当时市场物价波动剧烈，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南齐大臣刘缵看到北魏的市场上金、玉、珠宝价格比南朝低了好几倍，感到奇怪，北魏派出接待的主客令谎称：“我朝不重金玉，所以贱同瓦砾。”还有，北魏文成帝兴安元年（公元452年），陕城镇将崔宽看到弘农这个地方出产的漆、蜡、竹、木价钱比南朝市场上便宜好几倍，于是他利用职权走私，发了大财。由此可见，当时南朝、北朝市场物价差别如此之大，人们认为在南朝、北朝的商品交换中，收受谷帛比收受货币风险小，安全有可靠保证。以上这些就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的一些特点。

2、南北朝钱币

(1) 南朝钱币

东晋偏安江南，至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年（公元420年）灭亡。其后160余年间，我国南方先后历经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史称南朝。南朝时期，币制混乱，随着朝代的更迭，货币屡次更改。我们这里主要介绍五铢钱。

宋  东晋恭帝元熙二年，执掌朝政的重臣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建元永初，史称刘宋。

《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六月……以货贵，制大钱，一当两……（元嘉）二十五年五月罢大钱当两。”这种大钱当两，被认为是当两五铢钱。当两五铢钱直径2.7厘米，穿径1厘米，厚肉，重5克，面文“五铢”文字粗壮，面有外郭无内郭，背有内外郭；钱径重量均不同两汉五铢钱。

“大钱当两”是不足值的虚钱，实际上是通货贬值，所以施行不到一年便被废止。

齐  宋顺帝刘准升明三年（公元479年），总揽朝政大权的萧道成，废宋顺帝，自即帝位，改国号为齐，改元建元，史称南齐。南齐继刘宋之后，经济形势严峻，一直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很少铸钱。南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四年（公元482年），曾计划铸钱，但没有实行。齐武帝萧颐永明八年（公元490年），派人到四川在西汉邓通铸钱的旧址鼓铸铜钱一千多万钱。后因成本过高而停止。

梁  南齐和帝萧宝融中兴二年（公元502年），梁王萧衍趁皇室内部相互残杀之机，夺取南齐政权，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建元天监，史称萧梁。终萧梁一朝，战乱不息，为弥补政府开支和军费的不足，梁武帝萧衍在建国之初即铸行新钱，不仅制造铜钱，而且还制造铁钱，其币制相当混乱。 公式女錢
　　南朝梁武帝天監元年(公元502年)鑄造, 青銅質無外郭的五銖。據《通典》卷第九 食貨九 錢幣下載: 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
　　錢幣直徑: 23mm
 
南北朝 (A.D.420～589)
　　永安五銖
　　北魏孝莊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始鑄, 其後東、西魏繼鑄。青銅製, 闊緣。據《魏書》卷一百一十 志第十五 食貨六 載: 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本品為古幣收藏者稱為天柱(面星)錢。
　　錢幣直徑:24mm

常平五銖
　　北朝北齊文宣帝天保四年公元553）鑄,青銅製。據《北齊書》帝紀第四 文宣載:……四年春正月……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又查《隋書》志第十九 食貨載: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
　　錢幣直徑: 25mm


鵝眼五銖
　　一種輕質劣等的小五銖錢,為各朝各地官私鑄的錢幣, 正確的年代己不可考, 祗知它出現於六朝(A.D.222~589)時期(中國歷史上跨越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以及南北朝時期，是個社會不穩、局勢動蕩的時代)。
 

陈  梁敬帝萧方智太平二年（公元557年），执掌军政大权的陈霸先废梁敬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陈，建元永定，史称陈朝。陈朝铸币不多，史载仅铸陈五铢、太货六铢两种。

(2) 太货六铢        

                       太货六铢

南朝陈宣帝陈顼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铸行一种新的钱币“太货六铢”，此钱铜质优良，轮廓整齐，钱文瑰丽匀称，铸造精妙绝伦，居南朝之冠。

太货六铢尽管铸造精美，在当时却并不受欢迎。因其大小和旧五铢相仿，而朝廷规定新钱一枚要抵十枚五铢旧钱，这种货币贬值，是对人民的一种剥削，于是引起人民不满，纷纷抵制。由于钱文上“六”字看上去很像一个人叉着腰，于是民间传出了“太货六铢钱，叉腰哭天子”的民谣。陈是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陈宣帝是陈王朝中倒数第二个皇帝，其子陈叔宝即陈后主，更是荒淫无度至极。他不理朝政，整天和嫔妃一起游玩，制淫词，唱淫调，朝纲混乱。隋兵南下时，他自认为有长江天险可守，不以为然。祯明三年（公元589年），隋兵顺利地攻进建康城，陈后主这是才大梦初醒，但为时已晚。“太货六铢”成了这个末代王朝的陪葬品。

陈五铢是陈文帝陈蒨天嘉三年（公元562年）所铸。陈五铢钱直径一般2.35～2.5厘米，重3克左右。面文“五铢”笔画清晰，“五”字交笔处弯曲似等腰三角形，“铢”字的金字头呈等边三角形状，朱字头方折。面有内郭，无好郭，外部较宽，制作精整。

南朝宋、齐、梁、陈差不多都铸轻钱，主要是为了搜刮民利。铸钱一般采取尽量少用铜的偷工减料的办法，这也就是南朝经济衰颓、钱法紊乱的原因。

(3) 北 朝 钱 币

十六国以后，我国北方地区先后建立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史称北朝。

北朝与南朝并存，两者合称南北朝，北朝历时195年（公元386—581年），其间铸行过多种钱币。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鲜卑贵族首领拓跋珪乘前秦瓦解之机，重建代国。是年改国号为魏，改元登国，史称北魏（亦称后魏、元魏）。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拓跋珪即皇帝位，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与南朝刘宋政权对峙。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北魏末年，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分裂为东、西魏。北魏初期，货币经济落后，实行粟帛交换。直到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颁布官用俸禄，仍以帛、絮、丝、粟四物为主。《魏书·食货志》说“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自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开始，北魏才先后铸行“太和五铢”，“（永平）五铢”和“永安五铢”三种钱币。

(4) 太和五铢

                               太和五铢

魏孝文帝拓跋宏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在黄兴元年（公元467年）秋生于北魏平城（今大同），三年后立为太子，延兴元年（公元471年）即位。在其祖母冯太后的帮助下，他实施“班禄”制，推行“均田”制，建立“三常制”，使北魏的政治、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拓跋宏亲政。越鲜卑旧俗，改鲜卑姓氏为汉姓，统一用汉语，穿着汉服，奖励与汉人通婚，并且仿照汉制修订官仪、典章等。同时严厉制裁拓跋贵族的守旧势力，杀死反对改制、企图发动叛乱的拓跋恂。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权日趋封建化，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北方各民族的融合。因而他是南北朝七十多个君主中唯一对后业产生深远影响的很有才干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的改革业绩永垂青史。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在洛阳铸行年号钱“太和五铢”。其形制与汉五铢类似。钱文直读，光背，字呈方折，在隶书和篆书之间，又有增笔。钱体大小轻重不一，大者直径2.5厘米，重3.4克；小者直径2厘米，重2.5克左右。

太和五铢为北魏建国百年后的“第一钱”，可惜的是孝文帝的这次铸行并不成功。其原因一是“太和五铢”铸行后，只流通于京师（洛阳）一带，而不入徐州、扬州之市，未能成为北朝的统一通用货币；二是私铸盛行，劣质钱充斥，造成物价不断剧烈波动。

纵观我国历史，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历次私铸，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出现这种情况，错就错在孝文帝允许民间私铸所造成的。到了宣武帝时，社会经济有了发展，钱币的使用范围比以前有所扩大，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改铸“永平五铢”。永平钱版式复杂，大小轻重不一，大型者多为政府铸造，小型者多为民间私铸。钱直径一般为2.2～2.5厘米，重2.2～3.2克；面文“五铢”，横读，制作比较工整，旧谱有的认为是“鸡目五铢”。

永安五铢也是年号钱，孝庄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铸。钱文直读，“安”字界边减笔，匠心独具。“永安五铢”对于北魏的经济发展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是具有收藏价值的。据史书记载，“永安五铢”钱共有三种：一种是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孝庄帝铸行的光背钱；第二种是永熙年间（公元532～534年）孝武帝铸行背“土”字钱；第三种是北魏分裂后由东魏孝敬帝于兴和三年（公元541年）所铸行的背四出文钱。这三种“永安五铢钱”中，以北魏孝武帝铸行的背土字钱最具特色。该钱背部穿孔上方铸有一个“土”字，“土”字与背穿孔相连，正好组成一个“吉”字，所以当时又称吉钱，人人佩戴，以为吉祥。

钱背面铸“土”字，出自北魏孝文帝的一道诏书。诏书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诏书对拓跋氏的由来，以及为什么要改拓跋姓为元姓，做了清楚的解说，也说明了北魏王朝对“土”是由衷崇拜的。在钱币上铸“土”字是孝武帝继承其先辈孝文帝的衣钵，表示“以土德王”的意思。

永安五铢钱大小轻重不一，一般直径为2.2厘米，重3克左右；轻小者直径1.8厘米，重约2克。此钱不光轻小滥铸多，而且严重贬值。由于北魏王朝纵容私铸，政府虽然绞尽脑汁来挽回局面，以绢匹低价出售，希望稳定币值，但是事与愿违，反而招致该钱更多的泛滥。其货币混乱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北魏末。

 

(5)北周三品                          

                                  布                                 

                  五行大

永通万国

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他继位后改革府兵制度，清查影户黑地，没收寺院财产，勒令僧尼还俗，还放免奴婢，兴修水利，做了一些应兴应革的事情，使人民获得了解放的气息。在币制方面，他统一北方之前仍是沿用西魏五铢，其后则三次铸钱。公元561年铸“布泉”，公元574年铸“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这三种钱币形制精妙，笔法华美，素有“三大美泉”之称，被誉为六朝钱币之冠，在我国和世界的铸币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北周三货币均为方孔圆钱，钱文“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均为玉箸篆，笔画肥瘦均匀，末端不出笔锋，就像是用玉石制成的筷子写成的，肥满、圆润、温厚、匀称。这种钱币篆法绝工，人见人爱，这说明北周时书法艺术和铸造工艺均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北周钱的艺术价值很高，但是当时的老百姓却不乐于使用这种钱，因为这三种钱都是虚值钱。“布泉”一枚当西魏五铢五枚，“五行大布”当 “布泉”十枚， “永通万国”又当“五行大布”十枚，即一枚“永通万国”要合五百枚五铢钱。而当时民间交易依然有使用绢布、黄金、西方金银币的，所以不愿意使用这种虚值钱。

周武帝沉毅有智，内诛权臣，外灭齐朝，声威显赫，可惜天不假年，公元578年周武帝病故。随之，宣帝继位。宣帝荒诞无度，周朝逐渐衰败。后传位于静帝，静帝年幼，朝政由宣帝后父杨坚把持，杨坚消除异己，势力养成后代周而立，国号隋。周静帝铸的“永通万国”钱，“永通”是永远通行，“万国”表示天下万国。可笑的是该钱既没有永远通行，也没有万国所用，而铸行不到四年就随着北周的灭亡而被杨坚销毁。

（一）隋唐及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隋朝统一中国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农业生产上实行了均田法与租调徭役，从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业丰收后，又采取置仓积谷，预防荒年。当时仓有两类，一类是官仓，另一类是义仓。官仓防大灾，义仓可防小灾，这种积谷防灾法起到一定作用。手工业生产技术有进一步提高，造桥术和造船术发展很快，赵州氵交河上的安济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当时造船高45尺，长200尺，起楼4层，船体坚固，能载重，说明当时有一种特殊的技术。当时商业南方比北方发达，各地需要的商品，都可供应，可见当时商人囤积的货物之多。

到了唐朝，农业生产比较兴盛，这主要与均田变为庄田以及租庸调变为“两税”是有关系的。当时受田的农民，一个丁缴一份租赋，服一份徭役，每丁每年纳粟2石（担），叫做租；纳绢2丈，另外加绵3两或麻3斤，叫做调；每年无偿劳动20天，不需要劳役时，每天收绢3尺，叫做庸；如果需要增加服役日数，加15天免调，加30天租调全免。唐朝的手工业，有官营、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产品供朝廷使用，私营手工业产供商贾买卖。当时纺织业比较发达，织制品有缭绫、轻容、轻绢、红线毯；染色业、采矿业、造船业都很发达；制瓷业已进入由陶到瓷的完成阶段，我国最优良的瓷器产地江西景德镇，当时叫新昌县，磨面业的磨坊，一般用马牵石岂，有水利的地方，设水磨；唐朝的印刷业，已有印刷品的出现，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造纸技术的提高，已能用纸写字印字，还有糊窗的纸，包茶叶纸，和做纸钱的纸；当时扬州送上甘蔗，榨取蔗液，可以制成糖块。唐朝商业对交易有无，加强经济联系，以及与四邻各国的贸易，都有积极作用。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市，是西京、东京两市；州县市也是较大的市；离州县城较远，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自然形成的市称为草市；还有行市、墟市、亥市、集、庙会。唐朝国内水陆交通畅达，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为东路、南路、西路、北路四条干线；水路交通以扬州为中心，通济渠是南北交通的总干线；唐朝对外海上交通，仍保持大国声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畅达无阻；唐朝对外贸易也很发达，但史书记载“锦绫、罗彀、绸绢、绵布、牦牛尾、珍珠、金、银、钱、铁，并不得度西北边诸关”，从南方海路上来通商的各国，都是较远的国家，禁令稀疏，贸易往来，完全自由。

五代十国时期，我国北方经济比较落后，由于战争和统治阶级的争权杀戮，北方人口大减，这实际上是对农业生产力和手工业商业生产力的一种摧残。公元943年后晋出帝天福八年，春夏里有早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再加上军事上人为的决黄河水，水浸汴、鄂各州，使北方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而在当时的南方，经济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并且形成了若干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前、后蜀是农业、工商业发达地区，史书记载，蜀仓库经常装得满满的，武器、钱粮、金银、数以万计；吴、南唐重视农桑，注意恢复生产，境内粗安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吴越农业发达，兴修水利尤为积极；楚主要靠卖茶和通商，在一些州县设立了一些图务（商店），且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衣料和战马以获利；闽以保境息民为立国方针，劝农桑，定租税，奖励通商，民众得到了30年的休整。

我国唐朝时期不仅国内经济较繁荣，商业发达。还是对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和四邻诸国联系最密切的时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铸造的货币，也是在唐朝前后流出最多的时期。

在我国唐朝时，和东南亚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密切，随着人员的往来，我国唐朝的财物、钱币一批又一批地通过海运和陆路，流到了东南亚各国：林邑(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堕婆登(今印尼)、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骠国(今缅甸)都经常派人来我国唐朝，他们带到中国来的是香料、珍珠、象牙、棉布，他们带回去的是粮食、金银、钱币。当时，唐朝人对东南亚各国带到中国来的商品非常喜欢，并把它看成是难得的珍品。当时货币流出到印度洋和地中海各国。在我国唐朝时期，朝廷在今广州设有市舶使，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收税工作，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做买卖，只要不违犯当时中国唐朝政府的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当时，中国载着出口商品、食物和钱币(零花用)的船只，往返航行于波斯湾地中海一带，据阿拉伯人苏莱曼在《东游记》中说，唐朝时中国建造的航海船，特别高大，尽管波斯湾、地中海风大浪高，但中国船只却通行无阻、安然无恙：所以，现在埃及开罗南郊福斯他特遗址，还发现数以万计的我国唐朝时期的瓷器碎片。据传，在今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也发现有中国唐朝时期的瓷器碎片。 同时在东南太平洋的婆罗洲北部沙捞越地方，也发现了我国唐朝人开没的铸铁厂；可见当时唐朝铸造的钱币，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商人、航海人员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也流散到了现在的埃及、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我国货币还流出到我国北方的突厥国及其铁勒、回纥、拔野古、葛罗禄、等部族：据史书记载，造成我国货币流出到这些国家、部族的起因有：一、公元604年之后，隋炀帝当政时期，突厥王始毕可汗，招收了大量中国的避难人，这些人带着财物和钱币，逃到突厥去帮助攻打契丹、吐谷浑；二、公元622年之后，唐高祖当政时期，派人和突厥商议和好，唐朝每年赠送给大批财物、钱币；三、唐太宗当政时期，与突厥王颉利联盟，在往来中大批的财物、钱币随着赠送流出；四、唐武则天当政时期，我国的财物、钱币等物随着突厥人经常来到我国内地而大量流出。我国东北方的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国也有我国的货币流入。据史书记载，造成我国货币流出到这些国家、部族的原因有：一、公元666年唐高宗乾封元年，高丽国发生内乱争权，并派泉献城到唐朝要求出兵援助，我国先后派军队带着人马粮食、钱币等物，先后到达高丽国的平壤等地。二，公元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我国派人携带粮食、人马、衣物、钱币，到达百济国：三，新罗国一直和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公元735年一823年期间，新罗人口贩子，经常运送奴婢来中国出卖，换走不少财物和钱币。四，日本自隋唐以来。一直和我国保持着友好往来关系，公元600年，隋开皇二十年．至公元614年，隋大业十年期间。日本多次派使者来华，每次往返都要带走一—批财物、钱币：到了唐朝，日本对吸收中国文化，非常热情，经常派出一批批留学生、学问僧来到我国，同时，我国唐朝汉文化的各个方面及佛教的各个宗派，都派人移植到日本。到了唐朝后期，两国商船来往数十次。以上这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及经济往来，每次都从我国带走大量物品和钱币。此外货币还流出到我国西北方的西突厥、大食国、吐谷浑，泥婆罗国、西方天竺诸国。据史书记载，从隋末到唐朝，我国曾派出李靖等大将带领人马、粮食、衣物、钱币。深入到叶谷浑；特别是到达泥婆罗国后，国王见到大喜，优礼相待。在我国和西方天竺国的交往中，玄奘法师起了积极作用。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玄奘法师带着随员、粮食、衣物、钱币从长安出发，经凉州、瓜州，出玉门关，越过葱岭北隅，经过大清池到达碎叶城，渡过叶河、乌浒水、孔道铁门关(今阿富汗)，穿行吐火罗，越过大雪山，进入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渡恒河，到达摩揭陀伽耶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和乌苌王朝的国主戒日王所建的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坎诺吉城)。在唐朝，从我国长安安远门，西行上垅坂，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黎河至碎叶进入中亚。这就是当时的“丝绸之路”。我国和中亚西亚的商人、贵族等携带着钱币财务往返于着丝绸之路，是我国当时货币流出的主要途径。总之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也是对外交往的最繁荣时期体现了华夏泱泱大国的风范。

(二)隋唐及五代十国的钱币铸行

1 隋朝钱币

                                    隋五铢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国而立，后又并梁灭陈，使分裂达370年之久的天下归于一统。隋自统一以后，由于文帝躬行节俭，更主要的是人心思治，民气兴旺，国势不断强盛，府库充盈，十余年之后，隋炀帝上台。隋炀帝凭借文帝时积累的巨大财富，大肆挥霍。他建东都（洛阳）、挖运河、筑长城、修道路；开边、耀威、侵略、游玩，役力过甚，奢靡过繁，致使百姓穷苦而不胜负担，最后饥民蜂起，隋炀帝身遭杀戮，隋朝仅存在了三十七年。

然而，隋初货币极为混乱。北齐的常平五铢和私铸的常平钱，北周的五行大布、永通万国钱，以及南朝的陈五铢、太货六铢，甚至刘宋的鹅眼钱，萧梁的剪边钱等,在商业领域继续参杂流通。河西诸郡还使用西域的金币、银币。这些钱币精劣大小轻重不一，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因此，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中央政权，巩固封建统治。隋文帝下令整顿货币，铸行统一标准的五铢钱。隋五铢有两种，分两个阶段铸行：一、隋文帝开皇六年至仁寿四年（公元581-604年）铸行“开皇五铢”，又称“置样五铢”。二、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铸行“五铢白钱”。隋 (A.D.581～618)
　　五銖
　　隋文帝於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鑄行標准五銖錢，叫開皇五銖（又稱置樣五銖），隋五銖有些銅質色白，故又稱"白錢五銖"。《隋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九 食貨載: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
　　錢幣直徑: 23mm

开皇五铢又称置样五铢，文帝开皇年间铸。为保证新钱质量，推广新钱，政府明文规定每千钱重四两二斤，命各关置百钱为样，合乎标准才入关，否则销毁，重新铸造。并且禁止各种旧钱的流通。至开皇五年（公元585年）货币终于统一，专行五铢钱。

开皇五铢制作精美整齐，形体大小轻重不一，标准钱一般为2.5厘米，重约3.0-3.4克，小型者钱直径为2.3厘米，重约2.25-2.3克。“五铢”面文为篆文，横读，“五”交笔斜直（也有稍弯曲的），穿孔右边铸有一竖线。背面皆有廓，边廓且较阔。

五铢白钱大概为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所铸。此钱，因币材配有锡、铅等其他金属，所以钱色发白，被称为“白钱”。其形制大小、轻重与开皇五铢相同。隋炀帝苛贪残暴，挥霍糜费，很不得民心，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币制大乱，老百姓也难以忍受他的剥削、压榨和欺凌虐待，都盼望着他早日倒台。隋五铢的“五”字左边多有一竖线，旋转过来看像一个“凶”字，人们借机发泄说：“此钱为凶钱，杨广凶多吉少，注定没有好下场。”

2 唐朝钱币      唐 (A.D.618～907)
　　開元通寶
　　公元621年 唐高祖武德三年
　　錢幣直徑: 25mm
   开元通宝  篆隶(唐代)欧阳询手书

隋朝末年，人们再也无法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了，各地人民纷纷起义，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统治者。这时候隋朝的大官僚唐国公李渊，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个政权就是后来的唐朝，李渊也就是后世称之为的唐高祖。

李渊初入长安时，民间使用的是隋代的轻钱，积八九万枚才满米斛，乃于武德四年，一改历代以“ 铢 ”“两”为钱名的货币制度，铸行成为“通宝”的钱币，取名为“开元通宝”，也有读作“开通元宝”的，但按照开创富熙安定完美生活和开辟新纪元的意思来读“开元通宝”较合适。“通宝”也就是通行的货币。开元通宝的钱文由当时著名的书法大家欧阳询所书，有八分及篆隶三体，这也是钱文有书人姓名在史书上的第一次纪录。这说明唐初铸开元通宝是一件大事。“开元通宝”四字笔力苍劲，意态精密，端庄俊雅，凝重雄浑。

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重二铢，积十钱为一两，千钱重六斤四两。因为唐代一斤比西汉一斤重一倍多，故开元通宝比西汉五铢钱略重。开元通宝钱的创制与秦半两、汉五铢钱一样，是我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至此，我国的金属铸币正式脱离了以重量为钱币名称的体系，而称之为“通宝”、“元宝”。而从这时开始，我国的衡法两以下不再以铢为计算单位（唐以前是用铢，二十四铢为一两，是二十四进位），而是改用两、钱、分、厘的十进位法，其中一钱为3.73克，即指开元通宝一枚钱的重量，十钱开元通宝等于一两。开元通宝还以其大小轻重适中、名称形制合宜等，而对我国币制的革新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整个唐代的主要流通币，而且成为唐代以后一千多年的铜钱楷模。明清两朝均采用其形制，五代的南唐和闽当时也曾铸造过开元通宝。

唐朝的开元通宝有金、银、铜、铅各种币材和大中小各种版式不下百种。唐代铸钱炉最多时的天宝年间有49处，当时规定铜钱的成份是铜83.32%，白蜡14.56%，黑铅2.12%，每年使用铜料21200斤，白蜡31700斤，锡500斤。唐初时铸的钱内外郭齐整，背面平坦光洁，书法及做工为时人所重视，不仅有使用价值，而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大诗人杜甫诗云“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说的就是天元通宝。

唐代开元钱和其他唐代钱的背部，有的有一个突出的圆点，有的有一条或几条弯曲的凸钱，有的甚至还有浮云的标记，这种圆点和凸钱，钱币学叫做星月纹。钱背星纹分穿上星纹，穿下星纹，月纹上弯叫仰月，下弯叫俯月，穿旁侧立称侧月。关于开元钱的月纹和浮云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以至于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有的说是唐高祖李渊时，下边进呈开元钱蜡样时，文德皇后不留意掐有一个指甲痕，人们认为是圣上的旨意，就依样鼓铸了。还有更荒谬地认为是明皇宠妃杨玉环的指甲痕，因为唐明皇用过开元年号，而杨贵妃又是深得宠信甚至代阅奏折，自然会过问铸币事，就断定指甲痕为杨妃所为。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因为钱上的 “指甲痕”有粗有细，应是不同铸钱炉的标记，而浮云应是祥云的意思，代表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除此之外，开元通宝还有“元”字左挑右挑、双挑之分。最初铸的开元钱元字不挑，武德年间所铸，元字左挑出现。右挑开元钱应是贞观年间及其以后所铸的；双挑开元数量极少，应是高宗时的纪念币性质，有大事件发生时所铸。唐玄宗以后的元字仍有挑笔的情况，但因其铜质、重量、轮廓等均与以往不同，分辨比较困难。

前面讲到的开元通宝钱币币材多种，除铜以外还有金、银等，其中银钱较多，金质开元传世较少。但是在1970年10月西安何家村的唐代窑藏，一次曾出土过开元通宝30枚，银质的出土了421枚。这次出土的金质开元，形制和钱文字体都与初唐的开元通宝铜钱非常相似，只是钱径略小，直径为2.4厘米。唐代所铸的 开元通宝金银钱，并不是作为流通货币的而是主要用做宫廷赏赐或玩赏的。如唐《开元天宝遣事》说，“内廷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此外，唐玄宗观看杨贵妃给安禄山 “洗三”时，也就是安禄山生日的第三天，杨贵妃用锦缎象包裹新生儿一样把安禄山包裹起来，用轿子抬着，众人感到新奇，大声喧闹。玄宗看着高兴，就赐给杨贵妃洗儿钱。唐朝的金银钱主要用于赏赐、馈赠，此外也用作祭礼等，他起着支付的作用，但不用于流通。 唐代开元通宝钱币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唐高祖整顿币制，于武德四年(621年)废五铢，改铸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钱是唐代最主要的流通货币，铸造长达280余年，流通于广大的唐朝境内。它在我国金融货币研究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法的实施为钱、货的交换与流通提供了便利,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此，中国钱币不再以“铢”、“两”命名，开创了以“通宝”、“元宝”名钱之新制，是货币品类新旧更替过程中的一次飞越和突破。自唐朝起,钱币不再以重量命名而改称为“通宝”。通宝币制创立于唐代，鼎盛于两宋，复兴于明清，运行长达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制度。
　　开元通宝仍沿袭秦半两、汉五铢以来的形制，方孔圆形。政府规定，一枚开元通宝为一文，十文为一两，这成为以后历代铸行货币之制。这是中国衡法两以下改为十进位之始。

 

                                    乾封泉宝

唐高宗武德初年时，所铸的开元通宝钱数量不多，旧钱与古钱在此时已渐退出流通，市场中钱币不足，直到唐太宗贞观初年时，交易时仍有用布帛的。朝廷怕出现那种隋朝时的通货膨胀，市场上虽然需要钱币，但却小心谨慎，不肯增加发行，反而还鼓励以物易物，大力疏导通货回流。当时是一斗米只需三五文钱，老百姓零用时大感不便，虽用布帛，却太不灵活。同时中国同海外各国的交流也日渐增加，钱币大量外流，这一切都使国内交易感到乏力。由于这些原因，民间私铸行为渐渐又起。私铸钱虽然比较小，但有的质料铸工都还可以，所以有的地方把它当官钱使用了，以两三枚抵官钱一枚。私铸钱能够与官钱并使不冲突，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唐高宗时，政府看到通货紧缩的利益却为私铸者所得，大感不满，命令取缔私铸，并以五比一的比率用官钱换私钱。但缺少人问津，甚至有把私钱收藏也不兑换的。于是在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推出“乾封泉宝”，以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行使，目的似在于增加发行，刺激物价，使私钱失去存在的依托。乾封泉宝直径2.5厘米，隶书，旋读，光背，铜料精纯，铸工良好。在中国钱币史上，钱文用泉宝的也极少见。但此大钱推出后效果并不好，老百姓对大钱并无兴趣，更为害怕通货膨胀，因而纷纷收藏开元钱，致使私钱大涨，到最后也不见了，只剩大钱。朝廷见此情景只得下令停铸，以流通的乾封大钱以一比一开元钱行使之。唐玄宗初期，朝廷吸取经验，再次整顿私钱，先鼓励生产，扶植商业发展，铸造开元钱时，只有新钱质量达到标准才准流通，以增加官钱信用，且增加铸量，挤兑私钱。这次所铸的新开元钱，元字也有挑笔的区别，背文增加了星、日纹等。

唐玄宗后期发生的“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个叛将也发行过钱币——“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这场大乱起于天宝十四年，至肃宗广德元年始告平定，前后九年。虽然导演这场变故的安禄山和史思明早已灰飞烟灭，但是他们铸行的德壹元宝与顺天元宝却时有所见，这一对短命钱也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它仿佛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悲怆的往事。

唐朝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政治腐败，藩镇继起，安禄山率先反叛，其部将史思明很快占据了河北十三郡。唐明皇从笙歌艳舞中惊醒，丧魂失魄，仓惶出逃，急急如丧家之犬。公元789年，叛将史思明占领魏州称“燕王”（另一头目安禄山被其子杀死），铸“得壹元宝”，第二年又据洛阳，称燕国，自称“大燕皇帝”，建元“顺天”，遂罢“得壹元宝”而铸行“顺天元宝”。得壹元宝在很短的时间内铸而又废，这可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的问卜的故事有关。晋武帝登基时，曾求告上苍，以卜世数，结果不想简策上的数字竟是“一”字，意味着晋王朝只能一世而终。这时司马炎吓得浑身发抖，朝臣们面面相觑，只有大臣裴楷引经据典从容地说道，臣闻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他的这席话使司马炎和噤若寒蝉的群臣们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顿时转忧为喜。但是裴楷的能言善辩毕竟掩饰不了严峻的事实，其时司马家王朝已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了。到了司马炎的儿子晋惠帝手里，八王作乱，国家倾覆灭亡危在旦夕了。史思明想当“始皇帝”，得一是为天下专，盼望着父传子，子而孙，子子孙孙，相传万代。但是他对“一”字也心有疑虑，故在铸钱时把“一”故意写成“壹”。后来他占领了洛阳后，踌躇满志，以为天下非他莫属，但他还是不敢草率行事，借着改元，把“得壹”钱废掉，改铸顺天钱了，以附顺于天意之意。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顺天”不顺，“安史之乱”不久即被平息了，“得壹”、“顺天”这对伪政权的钱已就悄然地退出了舞台，成了历史的陈迹。得壹钱铜色较红，制作精整，钱文为隶书，钱背多见月纹，而顺天钱形制同得壹钱，但钱体略重。顺天钱铸造仅一年有余，而得壹钱时间更短，因此所出甚少，故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说法。乾元重寶
　　唐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
　　銅製, 錢幣直徑: 25 mm

                                乾元重宝

             乾元重宝（背朱雀 ）                                   

 

                    乾元重宝（背星文）

唐肃宗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铸行“乾元重宝”，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乾元重宝钱径2.7厘米，重5.97克，钱文隶书，顺读，书法精妙，有光背及背下俯月、朱雀、穿上或穿下祥云或星文的。政府于乾元二年铸行乾元重宝重轮钱，钱背面外廓双层，故叫 “重轮钱”，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文。重轮钱钱径3.5厘米，钱文隶书，顺读。这两种“重宝”在发行中不断减值， 乾元重宝重轮钱流通至第二年，改为一当三十，开元通宝小平钱与当十钱皆以一当十，后再改与乾元重宝重轮大钱都以一当三，直至一当一行使。另一方面，在货币不断减值的情况下，物价却不断抬高，一斗米涨至七千文，以至于饿死的人相枕于道。到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便下令停铸大钱，独行开元通宝小钱。

   

                                      大历元宝

唐代宗大历年间似曾铸有“大历元宝”钱，史书未有明文记载，但传世有实物。此钱径2.3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为小平钱，背无文。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史书曾有铸钱记载，但也未记载是什么钱，料应仍为开元通宝；此外传世有“建中通宝”钱，钱径2.1厘米，重1.8-2克，钱文隶书，旋读，光背无文。这两种钱铸造较粗糙，在新疆等地发现较多，而内地倒较少见，在1992年新疆库车（唐代称安西）附近曾出土过大量的建中开元及乾元钱等。这些钱铜质具有新疆当地所产之铜的特点，并非中原所产的铜，故应是唐时所设安西都护府时驻扎在此的守军自铸的钱币。

德宗时恢复通货紧缩政策，减少钱监，停止铸钱，市场中通货经常不足，因而物价无力，钱币的购买力颇高，此后各帝王莫不谨守此法，不敢踰越，直至唐武宗继位，毁佛铸钱，铸行背记铸地名的开元通宝，称为“会昌开元”。佛教从东汉初传入我国后，迅速被当时的中国社会接受了，轻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漫长的历史岁月的传播，到了唐代已极为兴盛。那时佛教繁兴，寺院林立，人们以当尼姑、和尚为荣，连皇帝都要过几天的寺庙生活，以表示超凡脱俗从而得到佛祖的超度。那时，寺庙的规模很大，不但规模大，而且里面的铜像也极多。据《旧唐书·王缙传》载；“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仅一座寺庙就耗资巨亿，全国的寺庙佛像用掉的铜就要以数十万吨计了。国家的铜源都被放进寺院，成为寺院财产了，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等经济生活。到了唐武宗李炎时，无铜铸钱的局面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李炎从小就不信佛，甚至说：“穷吾天下，佛也。”一个毁佛铸钱的构思渐渐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会昌五年，李炎在他登基后的第五个年头，毅然下令毁佛铸钱。他规定西京（长安）只留寺庙四座，东京留两座，其余的一律拆毁，僧人还俗，没收寺院良田，和尚尼姑们遣回原籍，从事生产。把寺院内的佛像，僧尼钵盂、钟磬、用具统统砸碎，化铜铸钱。扬州节度使李坤率先铸造背有“昌”字的开元通宝钱进呈，朝廷下令各地仿铸，并于钱背添铸各自州名以便检查。这种背文记地名的开元通宝俗称会昌开元。这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大部分信佛的人都不满意，但社会上的财富增加了，货币流通畅快，人民生产、生活安定了，也就逐渐得到了全国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毁佛铸钱也使李炎成为历史上的一位明君。

会昌开元已经发现的背文计23种，有“昌、京、洛、益、蓝、襄、荆、越、宣、洪、潭、兖、润、鄂、平、梓、兴、梁、广、福、桂、丹、永”。其中“平、桂、丹、福”少见，“永”字尤罕见。会昌开元比官炉开元钱略小略轻，铜色较红，制作较粗陋，其铸地广，地名多，欲全部收齐颇不易。

“开通玄宝”是唐代最后一种钱，直径2.2厘米，大小和乾元重宝小平钱相似，钱文隶书，光背无文。据史书记载为桂阳钱监所铸，数量极少。因其钱文为“玄宝”，一般认为是功德钱，是为讨信佛的唐懿宗欢喜所铸。

开元通宝是唐朝时期的主要流通货币，铸行了近三百年，时间长，数量大，版别也较多，但绝大多数为小平钱，大钱非常罕见，也有争论。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德宗建中初，掌判度支（财政官员）赵赞采连州（今广东连县）白铜钱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这里说的当十大钱，未见过实物。陕西去年曾发现一种开元通宝大钱，径长3厘米，不是新出土的，铜质非今日所见之白铜。在《历代古钱图说》中有一种唐代开元大钱拓本，钱径4.2厘米，钱文笔画清秀，隶书体，不知是否为史料中所说的白铜大钱。关于开元大钱应进一步研究。

3 五代十国钱币

唐代的开元通宝是我国货币史上最成功的钱币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唐亡之后，民众对它的信任和喜爱并未减少，仍是安定市场的重要手段。五代政府虽不铸开元钱，但另行铸币却无法改变开元钱在市场中的地位，犹如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出现，一浪一浪地被淘汰。

五代时铸的第一种钱是后梁开平年间（公元907-910年）所铸的“开元通宝”直径3.5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书法较差，笔画生硬，“开” 字为异笔，光背。铸工与铜质均不佳，钱文书法尤差，几不成文。朱温篡唐后，前朝大臣改奉新主，其中位居要职的大有人在。他们多数科甲出身，任何人的书法都要胜此钱文千百倍，怎么说也不至于让如此水平的人来书写钱文。想来写此钱文的很可能是他们的太祖朱温，但不能确定。此种开元通宝铸量不多，且传世极少，为极罕见品。五代十國 (A.D.907～960)
　　乾亨重寶
　　南漢高漢祖劉龑乾亨元年(公元917年)
　　鉛製, 錢幣直徑: 26mm

后唐李氏以恢复唐朝正统为号召，灭梁之后铸行新钱，仍沿用开元通宝之称，中间屡遭变故，旧钱日少，所剩不。而之后的后唐庄宗时，兵事渐少，商业略盛，市场中钱少不便，乃于天成年间（公元926-929年）铸“天成元宝”，以便流通。此钱径2.4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书法浑厚凝重，轮廓阔壮，较为精良。但此钱民间有私铸者。另外有“青泰元宝”，是最后一个皇帝李从珂于清泰年间（公元934-935年）所铸。钱径3.4厘米，钱文隶书，顺读，书法平平。后唐十余年间变动迭起，似不应铸钱。所以现在学者有认为此钱乃仿自北宋 “崇宁重宝”，并不是后唐清泰年间所铸。

后晋只铸过“天福元宝”。史载“天福三年（公元939年），诏许天下民人自铸，文曰“天福元宝”。今天所见的天福元宝，版式参差不一，轻重不一，有直径2.5-2.1厘米的，也有直径2.1厘米以下的，钱文隶书，旋读，书法平平。大钱应是官制的，铸工尚可，小型的可能是民间自铸的，铜质较差，文字粗糙，因为当时的铜价较高，铸钱无利可图，而且铜材不易得，民间往往把古钱销毁，改铸铜器，哪里会多铸铜钱呢？所以天福钱颇稀少难得。当时各处藩镇割据，不理会中央政府，只是逢年过节，才向皇帝进贡，以表示君臣关系未断。史载天福二年夏，宣武军节度使杨光远进助国钱，现传世有“助国元宝”一种，直径2.3厘米，钱文篆书，旋读，书法平平，铸工一般，可能乃杨氏所铸。

后汉仅传了两代，共计四年，只有“汉元通宝”钱，此钱直径2.2厘米，钱文隶书，书法似开元钱。

后周时只铸“周元通宝”一种，为周世宗所铸，书法、铜质、铸工均精美，乃毁佛所铸之钱。

若以经济而言，五代十国时期的重心不在北方五国，而是南方十国。十国统治的地区人多物丰，而在钱币的制作上也比北方五国要好。

十国之中，吴越、荆南、北汉等国没有铸钱。前蜀于永平元年（公元911年）铸“永平元宝”，钱径2.4厘米，钱制仿唐代开元通宝，铸工颇佳，但极罕见。此外有“永平通宝”，制作与书法与永平元宝不相同，但有学者认为是伪造的。通正年间（公元916年）铸行“通正元宝”，版式较多，钱文书法铸工不及永平钱，但数量较多。后来前蜀改国号为大汉，次年，改年号为天汉，铸行“天汉元宝”，钱制同以往，钱文书法铸工均较好，但数量不多。光天年，又恢复国号为蜀，铸“光天元宝”，钱文“光”字用行书，其余为隶书，书法均甚良好。王建死后，其子王衍继位，史称后主，于乾德元年（公元919年）铸“乾德元宝”。钱制同以往，有光背无文与背月两种。咸康元年铸行“咸康元宝”，背有月文。以上两种钱数量较多，铸工颇精。但不久后唐来伐，王衍出降，国灭。闽王王审知政权仍然行用唐朝年号，以示忠贞不移，铸开元通宝钱，版式仿会昌开元钱，钱背穿上有一“闽”字，过去曾被误认为是会昌开元。此外有铅铸钱，版式同铜钱，分光背无文、背闽、背福、背殷三种，后又铸开元通宝当十大钱，直径3.8厘米，字大而不工整，且有省笔缺画，背有星文、月文、闽字。另有铁钱，铅钱，版式同铜钱，存世较罕。后于永隆年间铸“永隆通宝”大铁钱，直径达四厘米，顺读，书法拙劣，背有闽字或星月文及光背，均较罕见。王审知弟王延政曾称大殷皇帝，改元天德，铸“天德通宝”大铁钱，以一当百；也铸有铜钱，比铁钱小，为“天德重宝”，顺读，书发教工整，背文“殷”字，有楷隶两体。

马殷割据湖南时，后梁朱温封马殷为天策上将军，后自立为楚王，铸有“天策府宝”。此外还曾铸有乾封泉宝铜、铁大钱和乾元重宝大铜钱。马殷因听史家有湖南产铅铁之说，又听从高郁的献策，铸铅铁钱，十文当铜钱一文，史书没有说明钱文何字，大概是因为楚钱钱文多袭用唐钱钱文之故，如乾封泉宝、乾元重宝。

天策的意思是为帝王出谋划策，更有“天策引神兵，凤飞扫邺城”的名句。天策府是天策上将军的府邸。即办公地。历史上有名的天策上将军有李世民、马殷和宋真宗之兄楚王元佐三人，而开府置行署的只有李世民和马殷。李世民在灭隋一战中一马当先，功勋卓著，唐高祖觉得赏他什么都不合适，于是特地为他创立了天策上将军这么个封号，并且设置天策府，李世民受封后，在府内设立了文学馆，招揽了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位名士，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他的股肱重臣。梁朱温称帝后，为了利用楚牵制当时据有江淮之地的吴国，援引唐高祖封李世民的例子，就给了马殷天策上将军的封号，并准其开天策府置右相，为马殷在楚的统一大业打下了基础。

天策府宝钱是钱币界盛传的珍品，历来为收藏家梦寐以求之物，有一首诗描述了过去人们对此钱的重视程度：“易求时且百金直，喜遇翁赏一饭加。有宝若谈天策府，不贫于古野人家。”说的是清朝戴熙之父在病中得到一天策符宝，大喜过望，居然在把玩该钱时多吃了一碗饭。《十国春秋》载：“楚武穆王乾化元年，铸天策钱，文曰“天策府宝”。《新五代史》载：“殷请于梁，依唐太宗故事，允其开府初铸。”故而此钱文字制作皆精，天策府宝大如当十，厚肉，字文明坦，楷书，旋读。前人认定其钱为马殷开天策府时所铸的纪念币。

现有学著认为天策府宝铜钱兼有纪念币和硬通货的两种功能。硬通货是指它不同于一般货币，而是在特殊情况下，如楚境内外贸易等，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十国纪年》载：“马殷铸铅铁钱，行于城中，城外特用铜钱。”城中城外指的是境内境外，铜钱则非天策府宝莫属，“特用”两个字具体地点明了该项钱硬通货的性质。

从传世的天策府宝铜钱来看，多有流通使用的痕迹。由于它专用于境外贸易，因此该钱在湖南省外多有发现，在本地反倒少了。据《泉币》杂志载，上世纪30年代汉口有人在某铜肆以两元之价获得天策符宝，品相俱佳。该人将钱卖给大收藏家罗伯绍，索价三十元大洋。罗告诉此人，这是大珍品。并把钱价加倍给他，该人大喜过望，如实相告廉价所得该钱经过。罗伯昭高风高节，没有欺其外行，传为佳话。另载数十年前，在渐江杭州还发现了一枚背有龙纹的天策府宝，为一卖眼镜的小贩所得，有人疑为伪作，后来小贩竟如愿以偿，高价卖出。该钱后归收藏家张叔驯所有。解放后，天策符宝很少再有发现了。作为硬通货的天策府宝，在当时的购买力如何呢？孙仲汇先生说道：“如为通用钱，在当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有可能当百使用。”《历代货币大全·隋唐卷》记载，当时军阀混战，货币政策混乱，天策府宝大铜钱作为硬通货当百枚小铜钱使用是很正常的。

孟知祥乃后唐明宗之婿，曾带军入川征蜀。但乘机揽权，拥有蜀地，叛唐称帝，国号蜀，铸行“大蜀通宝”。该钱直径2.3厘米，钱文隶书，顺（直）读，铸工一般，书法较劣，但传世较少，较罕见。其子继位后改元广政，铸“广政通宝”，制式同前，但书法铸较前品为佳，数量较少，为极罕见品。后又铸“广政通宝”铁钱，版式同铜钱，传世也较少。

刘隐为唐末广州节度使，为朱温党羽。朱温称帝时，封刘隐为大彭王，拥有两广之地。刘隐搜括其境内开元钱二十万献于朱温，结果致其缺钱，乃铸开元通宝铜钱及小平铅钱，以便流通，其铸工草率粗糙。后刘隐死，其子立，改称大越皇帝，改元乾亨，称国号为汉，史称南汉，铸“乾亨通宝”铜钱，传世较少，极罕见。后又铸“乾亨重宝”铜钱，文字、铜质同前品，还铸有铅钱。

南唐是五代十国中铸钱最多的。传世有“大齐通宝”，是徐知诰未复姓及未建国时所铸。又有“保大元保”钱，是李璟保大年间（公元934-957年）所铸，中兴二年铸“永通泉货”当十钱；还有开元通宝、 唐国通宝、大唐通宝三种小平钱，但其铸造年份无详细记载。

刘仁恭及其子建国后号燕，非十国之一，但时代相当。铸有铜铁钱多种，有“永安一十”、“永安一百”、“永安五百”，和“永安一千”四种，又有货布、铁五铢钱和顺天元宝等钱。刘守光子应天元年铸“应天元宝”、“乾圣元宝”、“应圣元宝”等钱。永安钱皆为楷书，除一千钱铜钱外，其它皆铜铁两种。“永安一千”读法为先左后右再上下读，其余皆为顺读。“应天元宝”背万、“乾圣元宝”背百、“应圣元宝 ”背拾等三种钱皆为楷书，大钱，传世极少，为极罕见品。

（三）唐朝及五代十国钱币介绍

1、周元通宝

                                  周元通宝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帝王敢于毁佛铸钱，这在中国钱币史和宗教发展史上都产生过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他们是唐武宗李炎和五代十国时的后周世宗柴荣。

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推翻了唐王朝，但是起义军的胜利果实被封建官吏、地方军阀豪强瓜分了，中国又处于一个分裂和动荡的时期。当时中国北方出现了五个小朝迁，史称五代；南边出现的十个小国，称为十国。

北方后周世宗柴荣，是郭威的养子，又叫郭荣。郭威灭了后汉，自己当上了皇帝，并且决定由养子柴荣为皇帝继承人。

“周元通宝”始铸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公元955年），是五代时期铸行最多、质量最好的铜钱。当时铜材紧缺，周世宗便下令毁佛铸钱，但遭到佛教徒和满朝大臣的反对。可周世宗柴荣才智过人，搬出了“舍身饲虎”的典故，他说：“佛祖说以身世为轻，以利和为急，使其真身尚在，敬利于世，犹欲割截，岂有所惜哉！”意思是说，佛是造福众生的，假如他活者，为了救人，他的真身都可毁去，又为何舍不得铜像呢？此番言论，说得反对者哑口无言，只好服从。

周元通宝形制仿唐开元钱，制作较精良，钱文整肃端庄，一般的钱直径为2.9—2.5厘米。它与开元通宝的区别是“元”字较扁，“宝”字较小，轮廓稍宽。

因为周元通宝是用佛铜铸的，所以衍生出许多关于此钱能治病的说法。在《书影》中说“妇人手握此钱”，可治难产；《秋灯丛话》说，清顺治初孝感多病症，或于古钱币中检周元通宝一文，持之即愈，远近宣传，每文值一缗。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古钱币有某种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或是用它和其它药物放在一起会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对，人体有利，或许有可能，但手拿此钱便能“却疟利产”，就纯粹是胡说了。说实在的佛如有灵何至于被毁呢。

周世宗和唐武宗都是敢毁佛铸钱以造福天下的君主，思想开明，颇有些唯物主义的味道，在我国乃至世界史上都少见，而这两枚钱也就更值得一书了。

2、南唐钱币

                                   唐国通宝

十国之中以南唐的领土最为广阔，物产最为丰富，人口也最多，文明也最为昌盛，其制度对后世影响也大，为当时各国所望尘莫及。南唐创建者李昪是徐州人，战乱时为杨行密收养，后成为丞相徐温养子，改名徐知诰，是南朝李氏后裔。徐温死后，知诰专吴政。吴天佑三年，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十月，徐知诰称皇帝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建元昇元，称国号为大齐。三年后恢复李姓，改国号为大唐，史称南唐。

李昪当政后，较重视农业生产，曾下诏，凡民种桑三年内达五千株者，赐帛五十匹，每垦田达八十亩，赐钱二万，桑田农田都免租五年。这是五代十国唯一奖励农桑的国家。此外他还改善内政，兴利除弊，陆续变更旧法，禁止买卖平民子女为奴婢，田租要按收成好坏定交租税额，为国而死的可领抚恤钱三年。而南唐也是十国中铸钱最多的一国。李称国号为大齐时曾铸造过“大齐通宝”，钱币界一度认为是唐末黄巢起义时铸造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李昪铸造更准确。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宝”钱，中兴二年铸“永通泉货”当十钱，此外还铸有“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

大齐通宝是一种极其罕见的钱币，现存世仅两枚。一枚的右上方缺一角，钱币界称之为“缺角大齐”，另一枚的钱上钻有4个小孔，被称为“四眼大齐”。“缺角大齐”由清朝的江南名士戴熙所藏，当时就有人愿用高价收买，戴不忍割爱，太平军攻进杭州，戴出于偏见投水自尽，死前将大齐通宝等物深埋地下。后人为了得到这杖稀世真品，争相购买戴宅，掘地数次，终无所获。“四眼大齐”是上世纪20年代泉学家戴保庭和朱克壮在江西鄱阳发现的，后被著名收藏张叔驯重金购得，藏之密室，从不示人。大齐通宝唯其罕见，弥足珍贵。

唐国通宝铸造于李璟交泰元年七月。李璟继承了他父亲李昪打下的江山，但荒于治理。当时南唐需要一个富有阅历、能审势度势、具有军事才能的皇帝，但是他做不到。他发动了对闽国的战争，还讨伐过湖南的楚国。都因措施不当，没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劳民伤财，国力也渐渐衰弱。而这时北方的后周在柴荣的领导下渐渐强大起来，南唐经过与后周的较量，屡战屡败，不得不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割地赔款，向后周屈服，还废了帝号。唐国通宝是在战争需要经费、战败需要赔款的背景下铸造的。唐国通宝版本极多，仅钱文书体就有篆、真、隶三种，篆书以初铸时的当二钱制作最为精美，但所见不多。其中以大字、细缘小平钱最少见。篆书“国”字呈方形的称为“方国”，有一种方国的“唐”字篆法独特，笔法秀丽，与普通品迥异，是唐国通宝钱中的佼佼者，也不多见。这几种唐国通宝篆书钱，应仔细辨认，否则，很可能把它们当成普通品，而不觉其珍稀。

唐国通宝钱是在南唐战败改为后周显得年号之后铸的，可钱文仍称“唐国”，从中可见李璟此时的心境，可能是处于“既内心纷扰，又心犹未甘”的状态。而像《虞美人》等那些著名的颓废、伤感的词句，就是南唐君臣们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一)、两宋时期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宋、辽、夏、金时期，我国的经济有了较高发展，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积累的社会财富。

在宋朝，广大农民群众开垦大量农田，在山地、江畔、海边新创了圩田、山田、沙田。各地农民交流了培育水稻、麦、茶、蔗等农作物的经验，产量明显提高。水利工程的兴修，使数万顷贫地变为肥田，引水灌田和修固海防，既克服了缺水困难，保证长年灌溉，又挡住了风潮袭击，保障了农业的生产。宋朝手工业也很兴盛，造纸业和印刷业已迅速发展，火药被大量用来制造武器，纺织、火器、制瓷、制盐、矿冶等业无论是在原料的采集、生产工艺还是产品种类、数量上，都有明显的进步。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著名的徐州私营利国监共有36冶，每冶各百余人；东京的城乡个体手工业有所谓“百姓绣户”，朝廷裁造院绣造不及的物色，交绣户绣造，付给工钱。宋朝统一天下后，消除了割据的障碍，为商业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东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有真珠、匹帛、香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每一交易，动即千万”；晚间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市场非常热闹繁华；除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集市贸易。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米，沿海各地的水产，辽夏的牛羊，洛阳、成都的酒，江、淮、蜀、闽的名茶，南方的丝织品，西北的石炭，河中和成都的纸，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书籍，两浙的漆器，赣州的陶瓷器，各地的药材、珠玉、金银器皿等，日本的扇子，大食的香料、珍珠，应有尽有。当时，人民生活必需品盐、茶、酒实行官卖制度。官府向商行办赊卖、便钱务、邸店、质库。到了南宋时期，农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稻麦的培育，棉花的种植，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兵器制造，造船业，制瓷业，纺织业，印刷造纸和矿冶，也有新的发展；城市集镇、商行、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很迅速。辽国的经济在汉族人的影响下也发展比较快。当时辽国农业以稻、麦为主，而辽国种植的西瓜是当时宋朝所没有的，后来从辽传入了中原，说明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交流。“万顷青青麦浪平”，“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生动地描述了辽朝农业丰收的繁荣景象。在辽国的手工业中，冶铁占有重要地位。在辽河边还有金矿开采、冶炼。现今出土的大批辽代鎏金和银制手工业品，有鎏金马具和车、饮食用具、各种首饰和佛教器物，既继承了汉族的传统手工技艺，又融合了契丹族的特有风格。辽国的纺织和制瓷业也有发展。辽国的五京是商业交通中心，设有南、北市，早晨在南市、午后在北市交易。宋、辽两国尽管有战争，但贸易往来仍十分密切。在我国西北的西夏党项族，原来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随着同内地汉族联系的加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很快得到了发展。畜牧业是西夏的主要生产，以马、驼、牛、羊为主，随着少数民族和汉人的相处融合，西夏党项人也逐渐熟悉农耕技术，转牧为农，使西夏“耕稼为事，略与汉同”。西夏人使用的农具有犁、铧、镰、车、碾等，种植有稻、大麦、荞麦、粟、豌豆、黑豆、荜豆、青麻子等作物。西夏的手工业以畜产品加工为主，如鞣皮、纺毛线、毛褐、毡、毯等，也有了泥匠、石匠、木匠等手工艺人。西夏的盐池盛产青白盐。西夏的商业贸易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党项族住在银夏之北，千里不毛，贸易百货，主要用池盐和宋朝交换。从宋朝买进的有缯、帛、罗、香茶、瓷器、漆器、姜、桂、粮食、茶叶等；卖给宋朝的有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羚角、柴胡、红花等。夏宋商民的大宗贸易，在官方设立的场所进行，但私市交易也是有的。北方金国的经济在向封建制度的过渡中，社会生产和经济得到了发展。由于畜牧业的发展，马匹增加到47万匹，牛13万头，羊87万只，骆驼4千头，牧地9.8万顷。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土地已垦为耕地。农业生产工具相当齐全，铁犁铧分大小两种，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和曲刃拔镰式三种，此外，还有锄、锹、鱼形铡草刀、双股垛叉。由于奴婢的解放，手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纺织、矿冶、制瓷、造纸印刷、火器制造、造船都有很大发展。由于畜牧、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日益繁荣。辽、金、西夏等国虽然同宋朝时有冲突，但是在各个领域也深受中原文化经济的影响，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日渐加深。

两宋时期货币的流通情况的特点：

一是纸币的出现，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中国是最早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纸币的国家。但是，我国古代从何时起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纸币，说法不一。有人说，周朝的“质剂”是券书，就已经是纸币了；也有人说，汉武帝时期制作使用的白鹿皮币，就是最早的纸币。其实最早产生的纸币，是北宋时期的“会子”。宋朝发行的纸币，有“会子”、“关子”、“交子”，金国还有“交钞”纸币。

北宋时期的纸币——“交子”、“小钞”等

我国北宋时期的“交子”，可能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北宋初年，在四川地区只准流通铁铸钱，而铁钱的重量比铜钱更重。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赵安易去蜀地，见“市罗一匹，为钱二万”，按照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铁钱重量计算，这二万文铁钱大约重120斤。可以想象，在当时市场上商品交换中使用铁钱是多么困难。人们感到流通中的铁钱价值不大，可是背在身上很重，在商业交往中非常不便，据说当时“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不但当时商人感到不便，就是官员和居民也都感觉不便，这就促使人们想用一种重量较轻、携带方便的货币来代替当时的铁钱、铜钱。《续资治通鉴》说：“(宋)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北宋真宗年间。在四川成都地方，有16家富商共同发起，共同印制发行了一种“交子”，并开设了“交子铺”。当时，在发行的“交子”上印有木屋、人物图案，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难以伪造。但纸币“交子”发行后就出现了问题，《续资治通鉴》说：起初，发行“交子”，由“富民十六户主之”：当时的“交子”铺就类似今天的银行一样，它专门为商人保存现钞，并从中收取一定的保管费，“交子”也好像今天银行的支票一样，人们拿着“交子”，既可以到“交子铺”去兑换现钞，也可以拿着现钞，到“交子铺”左兑换“交子”：但是到后来，主持“交子铺”的富商，把“交子铺”的现钞有的挪用，有的吞没，人们手拿着的“交子”，却不能兑换成现钞，这样便引起了纠纷。到了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张咏在益州当划州，看到当时市场交换中用“交子”“奸弊日出，狱讼滋多”，于是决定进行整顿，由“富民十六户”互相“连保”发行“交子”，“交子”的面值，按收入现钱的贯数临时填写；“交子”兑现时，扣下20文作为利钱收入。但“交子”户须向官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和交纳一定的物税。尽管这样，“交子”户还是发了大财，“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宝货”。当时“交子”发行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固定的定额，发行了不少“交子”空券，这样一来，便造成“交子”膨胀贬值。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22年），由于“交子”发行中出现问题，在老百姓中间经常出现“聚众争闹”。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请求政府把“交子”铺收归官营，并设置了“交子务”。但当时的官员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极力主张废止“交子”流通，并决定把“交子铺”封闭了。“交子铺”封闭之后，市场上买卖交易顿减，“贸易非便”：。到了宋仁宗天圣元年时（公元1023年），官府最终设置了“益州交子务”。从这时起，“交子”便成了法定货币，在市场上与铁钱同时流通使用。北宋时期发行的这种“交子”，一直延续使用到南宋。

纸币“小钞”发行、流通时间只有三年。据史籍记载，北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7年），朝廷发行一种纸币，名曰“小钞”。朝廷用这种“小钞”来收兑“当十”的铜钱，当时这种“小钞”的面值是“一贯”。这种“小钞”在市场上流通的时间不长，到了北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110年），朝廷命令“小钞”全部作废，前后时间只有三年。尽管这种“小钞”在当时市场上流通时间较短，但是从史书上看，“小钞”流通使用的地区要比“交子”流通使用的地区广泛得多，因为它是朝廷面向全国发行的纸币，而不像“交子”只是四川地区发行的纸币。

北宋、南宋时期的另一种纸币——“关子”

古时候，官府相质的文书称做“关”，是通知支付、给领的意思。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是提取钱币的一种凭证，当时可以把这种“关子”凭证。作为买卖转让：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朝廷屯兵在婺州，水路不通，军部运钞不方便，便在婺州发行一种“关子”，这种“关子”和唐朝的“飞钱”一样，是汇票性质，当时可凭“关子”到杭州、越州领现钞。后来，人们把“关子”作籴本，这就变成了纸币。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8年），朝廷印给淮西、湖广两总领“关子”80万缗，作三年行使；印给淮东总领“关子”40万缗，作二年行使。公元1159年，南宋绍兴二十年，“复出诸军见钱关子300万缗，听商贾以钱银请买”。由此可见，这种纸币性质的“关子”，北宋、南宋时期，在市场上流通转让的时间很长，范围也比较宽。

南宋时期发行的纸币有“会子”、“川引”、“淮交”、“湖会”等

1．“会子”。南宋高宗赵构后期，京城临安富商印制“便钱会子”在市场上流通。后来，这种“会子”改由官府发行。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公元1161年），官府按照四川“交子”的办法，设“行在会子务”，正式由政府发行“会子”。“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种，在东南各路市场上流通，所以又称“东南会子”。后来，政府又增印发行二百、三百、五百文三种。

2、“川引”。南宋时期在今四川地区发行的“交子”，通称为“川引”，分为一贯、五百文两种。

3．淮交。通行于两淮地区，所以称作“淮交”。南宋孝宗时期，政府印制了二百、三百、五百、一贯4种“会子”，金额为400万贯，允许在两淮地区流通使用。南宋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政府规定“淮交”每贯值铁钱720文，期限为3年一界(期)。

4．湖会。通行于今湖北地区，所以称作“湖会”。南宋孝宗时，政府发行“直便会子”700万贯，允许在湖北地区流通使用，分为五百、一贯两种。后来，政府又规定扩大流通范围，允许在京西和广南流通使用。

南宋政府发行纸币“交子”，其目的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完全出于市场流通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达到弥补政府财政赤字(亏空)的目的，因为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在发行铜钱、铁钱之外，又有发行大量纸币的经济基础。据史书记载，南宋理宗时期政府财政赤字较大，国库储存“空竭”，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专门设置“撩纸局”，“撩纸局”就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赶印、增印“交子”纸币。

二是两宋时期在货币流通上除了出现纸币外，辽、夏、金初期，都是通用宋朝的铜钱。这就是说，宋朝铸造的货币，在辽、夏、金的市场上，都可以流通使用，这也是当时货币流通的一大特点。

辽在有自己的自铸币之前都是用宋朝铸造的货币。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但是历史上形成的辽、宋经济联系，并没有由于辽和宋的政权并立而断绝。据史书记载，辽、宋并立之后，双方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经济上的联系和货币的通用，大体上通过三个途径进行：一，宋、辽之间往来赏赠。每年年节，皇帝、皇后生日，总要互相祝贺，赠送财物、钱币。二、宋、辽由官方设立并管理的榷场，都要固定地进行贸易，交换商品，交换货币；三、宋、辽边境居民私人交易。当时宋、辽在榷场之外，有的商人越界去对方境内贩运谋利，有的通事(翻译)、使臣私相交易，有的通过各种走私贸易，凡此种种，都在不断地进行货币交换。

夏在有自铸币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都是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公元1032年，夏景宗元昊建立夏国，元昊的父亲德明王，早在公元1007年就派使臣和宋朝商谈恢复两国的贸易，当时宋答应正式通市。这样，宋朝铸造的货币，大体上通过三种形式在夏国市场上流通使用：一是进贡和赏赠的形式。夏朝每年名义上向宋朝进贡马、羊等，而每年都要以此换取宋朝的回赐，公元1006年，宋朝一次赏给夏朝德明王钱币2万贯，还有一些财物，夏国派到宋朝的使臣入境后，可以同宋朝的富商做生意，交换货币。二是在宋、夏官方设立榷场贸易的形式。宋朝于公元1007年在保安军置榷场。三是私市的形式。有时宋朝与夏国关系恶化时，宋朝就下令禁绝一切贸易和商品货币的交换，但，当法禁稍一松弛，夏宋的边境居民，就私下进行贸易，时间一长，就连宋朝的边防军官也同夏人做贸易，无法断绝，所以两国的货币交换总是连绵不断。

金在有自铸钱币之前，都是通用宋朝铸造的货币。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金建国后攻破辽国，继续南侵，灭北宋，侵掠南宋。直到金太宗和金熙宗的时候，金朝都没有铸造自己的货币，在广大的市场上完全流通使用着宋朝铸造的货币。这里面有三种情况：一、原来辽统治下的东北部区域，自上京路、辽东路、咸平路，东到大海，北到北方边地，是金朝建国前后占领的地区，这里包括女真各部落的住地，也还有原在辽统治下的大批契丹等族，他们在社会经济交往中，辽发行的货币已经不能再流通使用，只有宋朝铸造的货币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二、自辽上京临潢府以南，直到河北、山西燕云十六州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汉族，长期以来这里就一直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由于当时金还没有来得及铸造自己的货币，当然只好沿袭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三、北宋统治下的淮河以北包括陕西的汉族地区，原来就一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当时金既没有自己铸造的货币，又没有不允许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这样就在广大的市场上继续流通使用宋朝铸造的货币。

三是在宋代，围绕着货币大做文章，官僚、地主为了增加剥削收入，政府为了从百姓手中得到更多的收入，解决财政赤字，便在发放高利贷上搞了许多五花八门的形式。像初期的高利贷、茶叶预贷、赊买、南宋的官钱和地租高利贷等，政府想尽办法盘剥老百姓。

北宋初年流行的高利贷。宋太祖建国后，实行官田、官员占田、地主庄田制，官僚、地主占有土地，便以租佃方式剥削佃农。伴随着租佃关系的发展，官僚、地主通过发放高利贷来发家致富。当时的官僚、地主每年借给农民的粮食、钱币，都要收取两倍到三倍的利息，有的要农民的子女去做“佣质”（当抵押）。农民冬春从官僚地主那里借来粮食、钱币，用收割的夏麦偿还；夏麦还了本息债务，春秋再向官僚、地主借粮、借钱币，再用冬天收割的粮食偿还；农民还不起债，交不起租，官僚、地主再把欠债、欠租作为借贷加息，这样，农民年年要借钱，债息永远还不清，农民世世代代无法挣脱剥削。此外还有茶叶预贷。北宋太宗时期，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盐、茶、矾、酒，实行官卖，又称专卖。政府向茶园户收购茶叶，规定一个定额。政府每年向茶农收购茶叶的钱，在茶叶没有出境之前，预先借给茶园户，这叫做“本钱”，然后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到了产茶季节，政府收购茶农茶叶时，再从收购的茶叶中，把预借给茶农的“本钱”和利息全部抵扣完。这实际上是政府通过向茶农“预贷”的手段，来剥削茶农，增加政府的收入，如此等等。

南宋初年，每当农村里的自耕农因破产而投靠地主时，地主就想方设法，“邀其假立文约，领钱”，官府和地主勾结，利用借债来束缚佃农，在官府、地主“倍称之息”的剥削下，农民债务春借秋还，秋借春还，本加息，息加息，日积月累，天久日长，永远也还不清欠账，到时官府、地主就把农民的房屋、农具、耕牛、种子、口粮用来抵债，有时甚至强迫农民的妻女作奴婢。南宋的官税钱也比较多，和北宋比较，又新增三种：一是经总制钱。南宋政府规定，凡买卖田宅、酒糟，以及一切民间钱物交易，交易额每千文政府收30文，后又增加到56文：据史书记载，当时“经总制钱”全国每年计划收入2000万贯，实际可收到1000万贯到3000万贯。二是月桩钱。南宋初年，政府命令各地州县按月按计划交纳月桩钱。南宋宁宗时，每年可收到390万贯。当时月桩钱名目特多，有面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账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罚钱、即胜喜欢钱，等等。三是版账钱。南宋初年，每年可收到10~20万贯，这完全是一种“率皆无名，凿空取办”的苛捐杂税。

在南宋末年，是中国各族人民生活最困苦的年代，苛捐杂税、纸币贬值、钱银外流等等，加上从公元1194年黄河三次大决堤，到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是第一个四十年中国各族人民大遭难时期；紧接着从公元1234年南宋政权腐败，到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这是第二个四十年中国各族人民大遭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及金国政权货币制度的最后崩溃，也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二)两宋时期钱币的铸行

1、 两宋钱币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建立了宋朝，年号建隆，是为宋太祖。宋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绘画、书法、雕塑、书籍雕版印刷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而作为科学技术和艺术结晶的宋代钱币，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了色彩缤纷争奇斗艳之势。两宋的钱币制度，是以钱为主，绢帛等实物成了普通商品。白银日渐重要，纸币也已出现和流通，是两宋货币制度的突出特点，但铜钱仍占有重要地位。

两宋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其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最早发行了记年钱。南宋孝宗淳熙七年起，钱背开始记年，所铸钱“淳熙元宝”背上标有“七”字，表明此钱铸造于淳熙七年，比欧洲的记年钱早了300多年。

二、最早发明了纸币。北宋真宗年间，由当时四川的富商首创“交子”，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三、年号钱最多。从北宋“太平通宝”到南宋“淳熙元宝”的300多年里，皇帝改元频繁，共铸行了49种年号钱。

四、出土量最大。宋朝的铸量不一定最多，但宋钱的出土量是最大的。在湖北黄石的西塞山，一次就曾出土了11万公斤的钱币。此外在我国其它地区也有大量宋代钱币出土。

五、最先创造由皇帝亲笔书写的钱文——“御书体”。宋太宗赵光义开始自题钱文“淳化元宝”，而宋徽宗赵佶更是以独创的瘦金体书写了“崇宁、大观”通宝等。

六、钱币的流通区域性明显。当时的中原、华南、华北的大部分地区通行用铜钱，四川则使用铁钱，山西、陕西两地是铜、铁钱并用，广东是兼用金银。此外，全国各地皆有流通纸钞，或限于某一地区，或可通行全国。

七、钱币的面额复杂，名称变化多。宋钱有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当百、当五百等不同的面额，经常是一纸命令就把当十钱改作当五钱行使，经常变动。宋钱的宝文名称不一，更是增加了混乱。其铜钱有元宝、通宝、重宝等，铁钱有珍宝、之宝、洪宝等一二十种之多。

八、钱文书法多样。宋朝的钱文书法多样，有创新、对称、复合等特点，且多出自名家，从御书体“淳化元宝”行书、草书入钱文始，篆、隶、行、草、楷等五体具备，篆书体中又有九叠篆文“皇宋通宝”，楷书中有徽宗的瘦金书，书法或秀丽妩媚，或苍劲挺拔，神采飞扬，气象万千，形成了宋钱书法艺术的特色。 北宋的对钱 宋朝的钱币非常讲究书法，真、草、隶、篆、行等书体在钱币上都有体现。对钱是北宋钱币书法艺术最具特色的一个表现。对钱是指两枚钱从钱名、形状、大小、厚薄、轮廓、穿孔、铜质、字体大小均相同一致，唯有钱文书体不同，可称为对钱。对钱之制始于南唐的开元通宝，以篆、隶书为一对，盛行于北宋时期，是北宋钱币的一大特色。对钱到宋徽宗时达到了顶峰，圣宋、政和、宣和能有几十对相配。

                                     宋元通宝

宋代的第一种铸钱是“宋元通宝”，铸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51年），钱式沿袭“周元通宝”成规，为小平钱。钱文顺读，是国号加宝文的国号钱。后宋太祖传位于弟，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铸“太平通宝”钱，钱式同“宋元通宝”。当时四川及福建出铁钱。福建所出铁钱，背郭清晰，铸工颇精，大受欢迎，于是又推出一种直径4.2厘米的当十大钱，书法铸工均不错，背穿上有一个圆点，可能是一种纪念钱，现存世不多。这两种“太平通宝”都为五代风格，而铸工精整，深厚淳朴可比开元钱。
淳化元宝（金币淳化元宝（金币背面）淳化元宝（草书） 淳化元宝（楷书）

“淳化元宝”是宋太宗改元为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五月时所铸，是最早的“御书钱”，钱文有真、行、草三种书体，均为宋太宗所书。此外四川等地所铸的淳化铁钱，钱文也有御书体的。五台山出土发现有金质“淳元元宝”供养钱，背上左右有佛像。在宋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又铸行了“至道元宝”，钱文也有真、行、草三体。

宋真宗即位后，在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按例出“咸平元宝”铜钱，钱文楷书，直径2.4厘米，钱文旋读。有种大钱直径有4.2厘米，钱文也有正楷，旋读。此钱书法尚可，应为流通币。但此外还有一些阔边大、小钱，文字铸工粗精不一，未必是政府发行的流通货币，或许都有纪念性，数量较少。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铸行“景德元宝”铜钱，钱制同前，钱文为楷书，是御书钱。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铸“祥符元宝”，有背文星月及光背无文两种。另外有一种阔边钱，有当十、当五两种，也是分背星月和背无文。此外还铸有“祥符通宝”，为御书钱，有大小两种，是用来赏赐大臣的，故而铸量较少。从此也开始了“元宝”、“通宝”同时流通的情况。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铸“天禧元宝”。

 皇宋通宝（九叠篆）

宋仁宗在位四十年，其间改元九次，也发行了九次年号钱。在这段时期里宋朝的钱监增多，管理上却不十分严格，各地钱监所出的钱，版式铜质差别颇大，铸工精细程度也相去甚远。天圣年间所出的“天圣元宝”，明道年间所出的“明道元宝”，以及景祐年间所出的“景祐元宝”，钱文书法皆有篆、楷两种，其直径轮廓也完全相同，为“对钱”。这一阶段的铁钱，仍有当五、小平两种。宝元年间，因为年号带有“宝”字，用为钱文不方便，便出了“皇宋通宝”，有铜、铁两种，铜钱版式较多，一般篆、楷成对。此外有一种篆书体钱——九叠篆“皇宋通宝”，或称之为“九叠皇宋”，应为一种赏赐钱，铸工精美，数量极少，为极罕见品。庆历年间，西夏王李元昊叛乱进攻陕西等地，宋朝派兵讨伐，因而铸行“庆历重宝”当十钱，以解军需之用，此钱直径2.9厘米，钱文楷书，有顺读、旋读两种；又有当十铁钱，直径3.2厘米。两国交战延续了三年，北宋国力大损，钱币不断减重，同时又大量地发行纸币，因而造成物价上涨，至战争结束时改当十钱为折三流通。至和年间，曾铸行“至和通宝”和“至和元宝”，小平铜钱，光背无文，有篆、楷两体成对，大小两种。此外有“至和重宝”折二、折三钱。嘉祐元年出“嘉祐元宝”及“嘉祐通宝”，皆为小平钱，铜质。

宋英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铸“熙宁元宝”，皆小平铜钱；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铸“熙宁重宝”当十钱，这是为经略西北边陲所出，后来不断减重，以致于此钱版式较多。到熙宁六年时（公元1073年）改为折三使用，后又改为折二，从此每年发行折二钱。此外还有“熙宁重宝”铁钱，有小平、当五两种，钱文楷书旋读。熙宁小平钱中有背文记监的。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出“元丰通宝”，有小平，折二铜铁钱，钱文篆行成对。版式颇多，有传为苏轼所书的“东坡元丰”。神宗在位时期，平均每年铸钱四百多万贯，在宋朝是铸得最多的。

宋哲宗时期铸过三种钱，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铸“元祐通宝”铜铁钱。铜钱有小平、折二两种，钱文篆楷成对，小平钱中有背文“陕”者，较少见；铁钱有折三钱，钱文篆、行成一对。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出“绍圣元宝”及“绍圣通宝”。铜钱有小平、折二两种，篆行成对，另有隶书小平钱，较罕见。铁钱有小平、折二、折三，也都成对。通宝钱中有铜铸小平一种,钱文楷书，光背无文。通宝铁钱也仅见小平一种，此外有铁母钱，背有“施”字的极罕见。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铸“元符通宝”，有铜、铁两种，均有小平、折二，篆、行成对。此钱书法较精美，气势雄浑。铁钱有一种“元符重宝”，为折二钱，书体清秀，传世不多，极为罕见。

 

政和通宝
宋徽宗的瘦金体 徽宗1100年正月即位，次年定年号为建中靖国，铸国号钱圣宋元宝、通宝，后面五个年号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都铸有年号钱，其中的崇宁、大观几种钱文为御笔亲书的瘦金体钱币 

宋哲宗去世后，因其无子，由其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宋徽宗本人聪明绝顶，且多才多艺，书法、绘画、篆刻等皆精通。他在位二十五年，共出过七种钱，大都精美，为王莽以来所最为精致的钱品，也被称为古今第二铸钱高手。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铸“圣宋元宝”和“圣宋通宝”铜、铁钱，圣宋元宝铜钱有小平、折二两种，皆篆、行成对；另一种隶书小平钱，书法清雅，乃徽宗御书。“圣宋通宝”铜钱，钱文行书，光背无文，传世较少。“圣宋元宝”铁钱有小平，但折二者较多，文篆、行成对，隶书者较甚少，有大钱，直径3.2厘米，钱背上月，应为当三或当五钱。“圣宋通宝”铁钱仅见小平一种，行书光背，较少较，颇名贵。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1106年）铸有“崇宁通宝”、“崇宁重宝”、“崇宁元宝”，都有御书体钱。大观元年（1107年）出“大观通宝”铜钱，为御书瘦金体钱。有小平、折二、当五、当十等。政和年间铸“政和通宝”，有小平、折二，文篆、隶成对，此钱版式较多。铁钱有“政和元宝”当三钱，钱文御书。“政和重宝”御书铜钱，甚罕见。政和钱、崇宁钱、大观钱很多铸成夹锡钱。所谓夹锡，即铜中夹有铅、锡的合成钱，是掠夺百姓财富的一种手段，以致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后因徽宗再度改元重和，铸“重和通宝”小平铜钱，楷、篆成对，铸工较精良，铜料也纯足了，但不久又因更改年号而停铸了。宣和年间铸“宣和元宝”小平钱，有隶、篆两种，有多种版式，但存世较少。同时所出“宣和通宝”有小平、折二，有隶、篆两种，较罕见。（详见徽宗钱币介绍）

宋钦宗靖康年间所铸的“靖康通宝”和“靖康元宝”是北宋的最后一种钱。靖康是宋钦宗赵恒的年号。赵恒是饱受委屈的皇帝，登基仅仅一年多，就被金兵掠往北地，后死于黑龙江依兰，这就是“靖康之变”。赵恒在位时间虽短，但是他也没忘记铸钱，铸行了不同版别的靖康钱，“靖康元宝”钱文有隶、篆两体成对，有小平、折二、折三；“靖康通宝”的钱文有隶、篆、真三体，有小平、折二两种，皆有铜、铁钱。靖康钱因铸行时间短，皆为少见难得，“靖康元宝”小平钱仅有数枚传世，极为罕见。

 建炎通宝

南宋建炎年间（公元1127年－1130年）铸“建炎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等，钱文有篆、隶成对，四川铸有钱文为瘦金体的小平钱，篆、隶成对，极罕见；“建炎重宝”当十钱，直径3.2厘米，钱文篆书，书法铸工均精良。绍兴年间出“绍兴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钱文楷书，另有一种瘦金体折三钱，旋读，较罕见；“绍兴元宝”有小平、折二、折三，钱文楷、篆成对，折二、折三数量较少。绍兴时期，铜材较少，价格昂贵，一度曾将小平钱收回改铸折二钱，故现传世的绍兴元宝小平钱较少，篆、楷对钱更是难得，其楷书体极罕见。

南宋孝宗隆兴年间（公元1163年－1164年）铸“隆兴元宝”。史书载铸有小平、折二两种，但传世未见小平钱，折二钱篆、楷成对，质料铸工均不精；铁钱方面铸有有元宝、通宝。乾道元年（1165年）铸“乾道元宝”，传世有折二钱，楷、篆成对，有背文为星月文钱，楷书钱为孝宗御书；铁钱有小平、折二两种，背文有“松”、“目”等钱监名。在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铸行了一种记年钱，是中国在世界史上铸行的第一种记年钱。从东晋“汉兴”铸行开始，钱文铸有帝王年号的钱不断出现。过了800多年，在我国南方出现了背铸有年代的记年钱，这就是在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开始铸行的“淳熙元宝”。“淳熙元宝”钱背分别铸有“柒”至“十六”的字样，表明了淳熙七年至十六年，即公元1180年至1189年。这种钱一目了然，一看便知是哪朝哪代铸行的。“淳熙元宝”有背无文之小平、折二，篆、楷成对，有背记年及背纪钱监名之折二钱；“淳熙元宝”铁钱有折二钱，背文有“利、邛、松、同”等多种。“淳熙通宝”铁钱也有背纪监记年纪值者。

以上是南宋第一期铸钱的情况，自淳熙七年以后，铸钱量逐年削减。

  

嘉定通宝（折十大钱）嘉定元宝(南宋) 真文

光宗绍熙年间（公元1190年－1194年）铸“绍熙元宝”，铜钱有小平、折二，背穿下纪年铁钱有小平、折二、当三；另有一种“绍熙通宝”铁钱，篆、楷成对。宁宗庆元年间（公元1195年－1200年）铸“庆元通宝”，有铜、铁两种，都有小平、折二、折三，背穿下纪年。铁钱背上有一纪监。嘉泰年间（公元1201年－1204年）铸“嘉泰通宝”铜钱，有小平、折二、折三，皆背穿上纪年。“嘉泰通宝”铁钱也有小平、折二两种；还有“嘉泰元宝”铜钱当五钱。开禧年间（公元1205年－1207年）铸“开禧通宝”，有铜、铁两种，制式同前。铁钱中有当三钱的“开禧元宝”。在开禧年间，南宋派兵北伐金国，战争开始后，宋军却连战连败，此时四川又发生叛乱，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打击，最后屈服求和。到嘉定年间（公元1208年－1224年）又开始了经济上的通货膨胀，铸行了“嘉定通宝”铜钱和当五铁钱，和“嘉定元宝”铜、铁钱，铜钱有直径5.2厘米的折十大钱，此钱铸工颇精，较罕见；铁钱中有折三、折五，数量较多。此外还有一种“圣宋重宝”当五钱，书法精美，铸工颇精细，为南宋钱中的佼佼者。

  

淳祐通宝（大钱）

理宗时，南宋政局不稳，百姓不安，北受金压迫，内受叛乱制扰，南宋的灭亡由此开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铸“大宋元宝”铜钱，有小平、折二两种。“大宋元宝”有折三铁钱。“大宋重宝”钱中有铜钱直径5.2厘米的当十大钱，此钱铸工书法都颇精细，版式也有二三种，都较罕见。绍定年间（公元1228年－1232年）铸“绍定通宝”钱，有铜、铁两种，都有小平、折二，又有“绍定元宝”铜钱当十大钱及铁钱。端平年间（公元1234年－1236年）铸“端平元宝”铜钱，存世仅有小平钱，铁钱存世仅有当三、当五两种。“端平通宝”铜钱只有当五大钱，光背无文；铁钱有小平、当五。此外还有“端平重宝”，大小同当五钱，钱文书法铸工都较精细，但极罕见。嘉熙年间（公元1237年－1240年）出“嘉熙通宝”，有铜钱小平、折二，及“嘉熙通宝”当五铁钱。此外，“嘉熙重宝”有当三钱。理宗淳祐年间（公元1241年－1252年），金国已亡于蒙古，蒙古帝国大举南侵，蒙古军队入侵四川，宋军在四川与蒙古军交战争夺多年，因此需铸钱以充军费，因而淳祐钱多在四川发现。淳祐钱铸有通宝、元宝两类，“淳祐元宝”铜钱有小平、折二。“淳祐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另有当百大钱，版式较多，有大样、中样、小样之分。中样者极罕见。宝佑年间（公元1253年－1258年）铸“皇宋元宝”小平、折二铜钱。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铸“开庆通宝”小平、折二铜钱，此两种都未见铁钱。因为四川为元兵所战，东南等地铁钱用的较少，流通不畅，也就没有铸铁钱了。

宋度宗咸淳年间（公元1265年－1274年）铸“咸淳元宝”小平、折二铜钱。后元军攻入南宋，宋亡，其他的几个年号都未及铸钱。

除以上的一些方孔圆钱外，在宋朝还出现了一种长方形的钱币，叫“钱牌”。在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发行了一种形状奇怪的货币，是长方形的小牌，大小如现在存取自行车的小牌。这种钱是用铜铸的，两面都有字，正面文字为“临安府行用”，钱背则记为“准五伯文省”、“准三伯文省”“准贰伯文省”等。钱文中的“准”字是“平”，“伯”是“佰”，“省”就是当“省佰”讲的，意思是在交易时支付小牌相当于×佰文铜钱。临安是现在浙江省杭州，是当时南宋的国都。“临安府行用”规定了这种钱牌只能是限于临安府流通的代用币，其铸造行与当时的钱荒和禁钱出城有关。宋代由于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市场对铜钱的需求量大增，在铜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经常发生钱荒现象。为了维持正常的商业活动，当时城里的官员们明令禁止铜钱出城。《文献通考钱币考》曾说：“自国家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禁止铜钱出城后，进入城市的铜钱当然也会相应减少。城市内外贸易流通只得依赖纸币了。而大额的钱币投入市场，有不便找零之弊，于是就产生了钱牌这种代用币了。南宋的钱牌也多在杭州一带出土，但数量少，极为珍稀。

造成南宋钱荒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货币需求量大增。南宋偏安一隅，地处全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一带，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战事，政治上也相对稳定，再加上不堪金国压榨的北方百姓南迁，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技术，从而使南宋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据记载，当时临安府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已经是百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了，仅米粮一项，“细民所食，不下一二千石，皆需之铺家”。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商品交易是多么地活跃，随之而来的是货币流通量的激增。二是铜钱外泄，大量流入北方和海外。南宋政府腐败无能，向金国屈膝求和，每年给金国赔款300万两，多数以铜钱折算；再则民间的铜走私十分严重，而对外贸易又十发发达，铜钱又通过贸易的方式流往海外一部分。《宋史·食货志》载：“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三是铜源不足，铸造钱额减少。南宋时，随着所占据州县的减少，铜矿资源相应匮乏，再加上铸造钱币的中心大都残破，无以恢复，所以铜量锐减。四是销钱为器，使铜钱退出了流通领域。由于铜源匮乏，铜器紧俏，相当数量的铜钱被人们销毁为器。南宋的铜钱需求量大，铸行却少，综上所述，造成了南宋的钱荒。

总之，宋朝的钱币以书法精美、制作工整、种类繁多而著称。但是在这些精奇悦目的宋钱里却浸透着当时无数的钱监役卒们的血汗，他们才是灿烂无比的宋代钱币文化的直接创造者，可是他们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遭到统治者的残酷欺诈和压迫。

宋代管铸币的机构叫钱监。钱监实行军事化管理，铸钱工匠被称作役卒。每个钱监的役卒多少不均。《宋会要辑稿》记载:“大观元年，永丰监有兵匠695人，较额定人数缺64人。”又载：“（富民监）见管工匠二百余人。”役卒的来源，除了从民间招募部分有特长的工匠以补不足外，绝大部分由犯人充役。人一旦进了钱监就如同进了鬼门关，每个役卒的脸上都刺有监字或军号。铸钱是一种劳动强度极高的手工活，役卒们常年遭受到炉火的熏烤，铅毒的污染和工头们的折磨，身体状况极差，其中一些年老体弱、丧失铸钱能力的役卒，便被发还关押。至于不堪苦役而逃出钱监者，则要遭受更严重的惩罚，甚至被打死。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国家将要灭亡之际，宋徽宗还曾制定过“钱监兵匠逃走刺手背法”（《宋史·兵法》）。宋代的钱监是役卒们的另一种监狱形式，在这里的人是会说话的工具，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更多的钱币。宋钱是美丽的，美丽的宋钱里去饱含着钱监役卒们的血泪。

2、夏、辽、金钱币

和当时两宋政权前后相对峙的有北方的辽国和地处西北的西夏政权，这两上国家的经济文化同宋朝的交往频繁，在钱币铸行方面虽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受到宋朝钱币文化的影响。

在今宁夏、甘肃、内蒙古一带割据的少数民族党项族，其政权更是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国王接受宋朝的赐姓，请宋朝皇帝为他们书写字画，包括西夏的许多制度都模仿宋朝，西夏的文字就是西夏王李元昊命令大臣们结合了汉字、契丹字的特点所创造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夏钱币史料存留不多，钱币学者基本上是以出土和传世的实物作为研究分析的依据。西夏钱币是仿宋钱铸造的。它采用方孔圆钱的形制，以小平为主，兼或铸造有折二钱，但数量不多。铜铁钱同时并用，文字有汉文钱和西夏文钱两种，在一种钱上只用一种文字，或西夏文或汉文，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一种钱币同时用两种文字的。汉文钱书体多样，包括隶、篆、行、楷各体；并有对钱等。钱文用西夏文的铸行应早于汉文钱文，最早称“梵字钱”。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用自己民族文字铸行方孔圆钱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文钱目前所发现的只有五种，宝文写做宝钱，与宋钱有区别。它们是夏毅宗李谅铸行的“福圣宝钱”，夏惠宗李秉常铸行的“大安宝钱”，夏崇宗李乾顺铸行的“贞观宝钱”，夏仁宗李仁孝铸行的“乾祐宝钱”，夏桓宗李纯祐铸行的“天庆宝钱”。以上五种钱正面为西夏文，旋读，小平，背无文，铜钱。这五种钱都非常少见，皆属极罕见品。由于这些西夏文钱币没有史料依据，只能用钱文年号与纪年结合的办法推算它们大概的铸行年代。西夏汉文钱则已发现七种，它们是夏惠宗的“大安通宝”，夏崇宗的“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夏仁宗的“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夏桓宗的“天庆元宝”，夏襄宗的“皇建元宝”，夏神宗的“光定元宝”。以上除“元德重宝”为折二钱外，其余都是小平钱，书体都有楷书，“乾祐元宝”有行书，光定有篆书，可组成对钱。天盛、乾祐皆为铜铁两种，其它只有铜钱。天盛元宝钱背有“西”字，其它无背文。西夏钱币大都铸造较精美，且书法隽逸，形制精佳。但都罕见。其中的元德通宝、重宝，光定元宝篆书小平钱，天盛元宝背带“西”字钱，“乾祐元宝”楷书、行书铜钱都极罕见，是钱币中的珍品。
西夏国文字古钱币

五代承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之余绪，是对峙政权唐末割据局面的继续。这时北方少数民族却渐渐强大起来了，并形成一种势力，威胁着中原国家。契丹族就是在这时崛起的。

 

    天禄通宝

远在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时，契丹族归顺唐朝，从此与汉族经济文化相交流，并逐渐发展、提高，至后梁（公元916年），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称皇帝，史称辽太祖。然后制定律法，创造文字，四处征战，称雄北方。辽立国二百余年，共历九位帝王，最后一位天祐帝被金国灭亡。辽国社会经济发展至兴宗年间（公元1031年—1054年）最为鼎盛，粮食充足，物产丰富，冶铁、陶瓷等手工业发达，商业贸易与周边国家民族交往频繁。在铸钱方面，辽国钱币由于史料记载不多，且记叙又简单，和西夏钱币一样大都依据出土、传世实物研究。而辽国最早实行物物交换，后来贸易发展，需要钱币，但也都来自中原，大多是汉唐钱币，辽太宗时设钱帛司，管理钱币流通。现发现最早的辽自铸币是辽世宗时的“天禄通宝”，其后辽穆宗铸行“应历通宝”，辽景宗铸行“保宁通宝”，辽圣宗铸行“统和元宝”，辽兴宗铸行“重熙通宝”，辽道宗铸行“清永通宝”、“咸雍通宝”、“大康通宝”、“大康元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辽天祐帝铸行“天庆元宝”。辽钱皆为小平钱，文字似隶似楷，由于辽国冶铸技术较差，所铸辽币大都较粗糙，不精细，素有“七扭八歪，拙劣粗糙”之名。辽国虽也创有自己的文字——契丹文，但在流通币中未发现有契丹文钱存世。辽钱中较罕见的有“天禄通宝”、“保宁通宝”，目前只各发现一枚，其它的也较罕见。

物以稀为贵，辽钱虽粗糙，但反而给人一种质朴之美，钱币爱好者也对其孜孜以求。

和南宋政权对立的北方金国是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女真族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很早就见于史书记载。但有准确年代的记载则是辽道宗耶律法基咸雍八年、宋熙宁五年乌古乃率众作战的事。经过长期发展，在辽天庆二年、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正月元旦，阿骨打即皇帝位，建元立国，国号大金，是为金太祖。随着国家的建立，确立了皇权，改革了军队，建立了法律，创造了女真文字，也铸造了货币。金朝的币制是钱、钞、银三种并行，虽有自己的文字，但在钱币中不曾使用。

 

 

承安宝货1、2

正隆元宝

金国交易货物，早期不用钱，后来交易虽也用钱币，但皆依赖辽宋铜钱和前代的古钱，建国四十余年都不曾铸造钱，直到正隆二年（宋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才开始铸造，钱名“正隆元宝”。金熙宗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末海陵王完颜亮谋反，杀死熙宗，自立为帝，改元天德，史称金废帝，又称海陵炀王。完颜亮刚刚即位就大肆屠杀女真贵族，并扩建燕京城（今北京城），天德四年，正式迁都燕京。继而改革考试、车服制度。命令女真人南迁，加强了女真人同汉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贞元二年（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开始置交钞库，以管理印制交钞，兑换交钞事物，交钞与铜钱并行。正隆二年，正值完颜亮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之时，铸行“正隆元宝”，此钱质较精良，边廓整齐，文字俊秀，可与宋钱媲美。该钱的“正”字有末笔出头和不出头之分。出头者称为五笔正隆，比较少见。海陵王是金朝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杀熙宗，杀大臣，甚至淫人妻女。但他又是个“中原通”，善绘画，能诗文，有“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诗句。据传说当他读诗至“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时，为南国美景所动，欣然有投鞭渡江之志。正隆六年（宋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发兵六十万，南下攻宋。当时宋军主帅刘琦生病，副帅王权闻风而逃，丞相叶义问吓得不敢视察江淮守军，便派了个书生叫虞允文的前来慰劳官兵，这个书生便代替主帅率领宋军奋力拼杀，他利用金军骄横，在采石重创金兵，金军锐气顿挫，兵败如山倒，人心惶惶，思乡心切。完颜亮恼羞成怒，竟下令凡有“士兵逃亡的杀将领，将领逃亡的杀死主将”。金军哗变，由兵部尚书带领射杀了残暴的完颜亮，结束了他长达十五年的统治。此后金世宗完颜雍于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开始铸“大定通宝”钱。《金史·食货志》记载：“大定十八年，代州立钱监铸钱，所铸之钱斑驳黑涩，不可用，更令工部、吏部官员监钱，再出钱，钱文“大定通宝”，钱文肉好，又胜于正隆之制。”现在传世的大定通宝钱，制作精美，就是这个原因。金章宗完颜璟于泰和四年（南宋嘉定四年）铸行“泰和重宝”、“泰和通宝”。此外，金卫绍王铸有“崇庆元宝”、“崇庆通宝”、“至宁元宝”，金宣宗铸有“贞祐通宝”等。一种以前令学者们争论颇多的钱币“承安宝货”。《金史·食货志》记载，金章宗完颜璟承安十年十二月改铸银，名“承安宝货”，每银一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现钱用。关于这种承安宝货的形制如何，曾是中国货币史上长期悬而未解的迷题。很多的钱币书刊载有都一种铜质方孔圆钱“承安宝货”。但有人认为是伪作，因为史志上提到的是“铸银”而不是铜钱。但一直不见实物，又无法确定。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在一次清库时，发现四枚兑上来的银锭上有“承安宝货”字样。但由于来历不清，仍让专家们怀疑。直到1985年，在黑龙江省阿城县（金代故都上京会宁府所在地）杨柳乡发现了第五枚“承安宝货”，这一枚是一位农妇在山上挖土豆时发现的。这两次发现的银锭一模一样，这就印证了此前发现的“承安宝货”。这两次发现在钱币界具有重大意义。在金代以前，白银作为货币，一直是作为称量货币，而金代这种一至十五两的银锭，标明了币值，取代了称量和碎银的麻烦，在中国货币史上有其重要地位。

金代使用纸币，在其货币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纸币的印造比铜钱铸造还早，所以金代纸币在纸币发展史上也有较大影响。但是到了金末纸币的滥用也加速了金的灭亡。金宣宗被蒙古大军打到汴京后内外交困，财政开支大增。面对这种局面，金的统治者不是想着发展生产去解决，而是通过印制大额交钞（交钞是金代纸钞的概称，金海陵王贞元二年发行，成为通用纸币，与铜钱并使，交钞原以十年为限，后来不限年月，可以旧换新），或更换新钞的办法，把财政危机的恶果转稼给平民百姓，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金宣宗统治的十年间，纸币急剧贬值，近于废纸。贞祐二年，开始增发二十贯到一百贯大钞，然后又发行了二百到一千贯的大钞。贞祐三年，又开始更换新钞，每贯已贬值到几千文钱，社会经济已呈崩溃之势。《金史·食货志》记载：“小民得钱则珍藏，而券则弃用之，唯恐破裂而至于废也。”民间交易已改用银等，纸钞已被废弃。而金朝也随着经济的崩溃而加速了灭亡的脚步。

(三) 两宋重点钱币介绍

1 御书钱

                           淳化元宝（草书）

                           淳化元宝（楷书）

所谓御书，就是皇帝亲笔书写的钱文。开创这一先河的是北宗太宗皇帝赵光义，以后宋朝多位皇帝都亲手书写过钱文，而宋徽宗赵佶以其特有的瘦金体钱文更是代表了宋代货币文化的最高水平。

宋太宗赵光义原名赵匡义，即位后又改名为赵炅。赵炅“性好学，敬业，多艺能”，对书法有偏爱，曾使人整理刻《淳化阁帖》。他经常书写纨扇赐予众将，还曾为宰相赵普写过神道碑。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说赵炅的字是“真造八法，草入三眜，行书无对，飞白入神。”可见其书法造诣之深。

淳化年间，赵炅亲笔书真、行、草三种书体的淳化元宝钱文，开创了宋代皇帝亲自动手书写钱文的先河。赵炅书写钱文质朴洒脱，笔势飞动豪放，达到了出神入化、尽善尽美的地步。淳化元宝铸成后，赵炅将钱币赏赐给近臣，当时就有文学家称颂钱文是“尽返鹊回之法，掩天龙地马之名”。淳化元宝制作工整。钱文旋读，光背无文，钱币直径约2.4厘米。当年在四川也曾铸有当十大铁钱。另外有一种缩水淳化，“淳”字的三点水紧缩。铁钱和缩水淳化均不多见，此外曾在山西五台山出土过淳化金币供养钱，淳化小平钱传世较多，不甚稀罕。

2 宋徽宗钱币

大观通宝

皇宋通宝

北宋徽宗赵佶作为一个皇帝，怠于政治，听信奸佞，他任用蔡京、童贯等奸佞之辈主持朝政。宋徽宗本人信奉道教，大造庙宇，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此外他还大肆搜刮民财，极尽侈靡，最后国库空虚。至金兵南下时，北宋几乎无抵抗之力，他本人也被俘去，并忧死异乡了。

但在另一方面，在文化、艺术等领域里，徽宗曾做出过重要贡献。在货币文化的创新上，他也身体力行，不遗余力。人们常说，书法在运用上有三难：篆刻难，书匾难，制钱文难。此三难中方印、书匾还比较容易，而在圆钱上铸字则要难得多了。但是宋徽宗赵佶却“因难见巧”， 在钱币的方寸之间把他自创的“瘦金书”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把书法艺术推上了峰巅。赵佶的书法初学黄庭坚，后自成一体，被称为“瘦金体”，铁划银钩劲瘦淡雅，风韵别致，堪称一绝。

他写的钱文与众不同，一眼就可看出他的手迹，这充分显示出他的书法艺术个性和美感。在钱币制作上，在方孔圆钱上安排四个瘦金体文，加上狭缘而不用阔缘，钱文与细廓的线条配合得非常得体，和谐。而这些钱文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点，坚画收笔带钩，撇如匕首，按如切刀，劲健有力，洒脱自如，加上廓深肉细的精湛作工，更显得豪纵俊逸，气度不凡了。特别是“大观通宝”四个字，有简有繁，在圆钱上本不易处理得当，但他能部署、配置得恰到好处，令人赏心悦目。

而大观通宝钱则是徽宗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其中行书大观小平铁母瘦金体特型出号大观。这两种钱都是珍稀之品。大观通宝钱是徽宗大观年间铸造的，相传当时有人夜观星象时忽然发现彗星闪过，叹为观止，徽宗认为是吉祥之兆，故而改元，再而铸钱。

行书大观小平铁钱曾在陕西发现过，数量不多，铁母更是稀罕。这种行书大观是瘦金大观钱的异品，钱文虽无瘦金之刚劲，但飘逸洒脱，秀美异常，为徽宗手笔。特型出号瘦金大观，直径在6厘米以上，已超乎常制，可谓“宋钱之王”。四个瘦金体钱文，铁画银钩，光辉闪烁，格外表现出瘦金书之美。

崇宁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二个年号，取继承神宗常法熙宁之意。崇宁钱是宋徽宗崇宁年间铸行的年号钱，包括“崇宁元宝”、“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传说中“崇宁重宝”是奸相蔡京所书，也有人说徽宗御书。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他屡罢屡起，被称为“六贼之首”。蔡京搜刮天下，打击异己，陷害忠良，镇压起义农民，恶迹昭著，臭名远扬。蔡京人品坏，但字却写得好，有人评他的字“欹侧姿媚，功力深厚，有严谨宽博豪纵之气”。赵佶爱其书法，就让蔡京书写“崇宁重宝”钱文，可蔡京并不把赵佶放在眼里，故意把“崇”字从山边“山”字头起，一笔插到底，把“宁”字（繁体“宁”字由：宀、心、皿、丁四字上下组成）中心的心去掉。当时就有人议论这是蔡京“有意破宗，无心宁国”。蔡京到底有没有意“破宗”、“乱国”，至今还是个迷。蔡京书写的 钱文“崇宁重宝”为夹锡钱（即在铜钱中加有大量铅锡的合金钱）。史料载：“蔡京主行夹锡钱，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照此折算，人们手中的财富有一半被抢走了。老百姓不认可，群起而抵制。蔡京恼羞成怒下令对拒用夹锡的人“听人告论，以法惩治”。强行推行夹锡钱的结果是人心浮动，货币购买力下降，最后民众被逼无奈，揭竿而起，爆发了方腊、宋江起义，对北宋政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宋徽宗奢极欲，宠信奸臣，最终国破被俘，为天下不容。但其书法艺术是祖国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值得后人称颂，而他所铸行的钱币同样值得人们珍藏，此外他的绘画，无论山水、人物、花鸟还是墨竹都栩栩如生。他所保存的历代及当时的名画还命人编辑成《宣和书谱》、《宣和画籍》和《宣和博古图》等，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为今人研究古代文化艺术做出了贡献。

3 对钱

                             至道元宝（行书）

至道元宝（草书）

绍圣元宝（对钱）

对称，是自然界中一种普遍存在的而且又奇妙有趣的现象,对称是种美，它能给人以整齐、沉静、稳重、和谐的感觉。对称美是我国传统美学的基础。在我国古代的各类器物中对称是无处不在的，古代钱币中有对称现象，对称就具有对称之美。所谓对钱就是同一种年号名称的两枚钱，它们的大小、薄厚、币材、边廓、穿孔完全一样，只有书法形式不同，我们把这种类型的钱称为“对儿钱”。这类钱有的是楷书、行书二体成对，有的是楷书、篆书二体成对，有的是隶书、篆书二体成对，等等。对钱是我国钱币造型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欣赏它是一种美的享受。

对钱最早出现于五代十国的南唐，宋代最流行，元以后绝迹。从北宋天圣元年开始，直到南宋淳熙七年停铸，铸行长达150多年，共出现过十几种。

南唐时有“开元通宝”篆隶成对、“唐国通宝”篆楷对称、“永通泉货”篆隶对称等。到了北宋时期，除了天圣年以前的宋元、太平、天禧、祥符、景德、咸平钱和天圣年以后的康定、庆历、崇宁、大观外，可以说无钱不成对。而且形制非常讲究，也非常严格。比如至道元宝行草成对，绍圣元宝行篆成对。宋徽宗时更是对钱集大成时期，重和、政和、宣和都有多种对钱相匹配，其质量之精、书法之美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

我国钱币研究者中最早认识它的是清代的翁树培，他在所著《古泉汇考》中曾提到，但未予以命名。对钱之称始于日本。日本称对钱为“符合泉”，“符合泉”研究硕果累累，名著迭出。有《符合泉志》、《古泉大全》、《昭和泉谱》等。日本学者之所以能深入研究对钱，是由于日本靠中国流入的部分古钱进行研究，多属于北宋钱，经过几代人的收藏、研究、比较异同、细致观察，所以日本学者先行一步，对对钱有颇深的研究。国内钱币界的有识之士正埋头工作，以待有一天能够赶上日本，为对钱的研究作出贡献。

近年来有人称呼对钱为对子钱，并不恰当。对钱顾名思义是相对之意，两枚即可，三枚也可以。如改称为对子钱，含意就不大相同了。对子是现成名词，是指成双成对之意，并没什么对联是三条的，所以称对钱为对子钱是错误的。

对钱的种种特点都是与设计俱来的特征，它有地区性和地方性特色，不同书体的母钱，在设计时出于一人之手，形制文字是统一的，文字的安排也有所考虑，方可体现对钱的明显特点。

4 泰和钱币  

                                   泰和通宝

金章宗完颜璟本名麻达葛，在位19年，曾三次改元，分别为明昌、承安、泰和。他的母亲据说是北宋徽宗某公主之女。完颜璟深受汉文化熏陶，酷爱书画，他画的花鸟墨竹效法赵佶，学得很逼真。为了更好地学习书画艺术，他还在宫中设立了书画院，招揽了当时的书法家党怀英等人。此外他还定礼乐，修订法律，设置提刑司，设置常平仓，定科举，修建孔子庙等。

金章宗完颜璟在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铸行了“泰和重宝”、“泰和通宝”。泰和重宝是当十大钱，该钱体态浑厚，制作精美。面文为盘篆，由书法家党怀英书写，字体洒脱典雅，精纯俊秀，使人有不能增损之感。其钱文笔画有肥瘦之分，“和”字的“禾”旁有阔狭之异。“泰和通宝”钱则史书多失载，但已发现的小平、折二、折三、折十四种，面文皆为楷书，似瘦金体，应为完颜璟所书。该钱钱文章法华美，端庄精湛，较少见。

泰和钱不同凡俗，是金国注意吸取宋钱优点的结果。此外也是金章宗完颜璟对汉文化艺术的追求分不开的。金章宗把钱币与艺术融为一体，达到了新的境界，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水平的体现 。

5 伪齐刘豫阜昌钱

 

阜昌通宝、阜昌重宝

刘豫是景州阜城（今河北阜城）人，元符年进士，历任河北提刑等职。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刘豫任济南知府，当时的济南处于抗金前线，而刘豫本人却贪生怕死，请调江南未果，便心生投降的念头，当金兵围困济南时，刘豫便先杀了守城将领，献城投降了。建炎四年，金册封刘豫为“齐帝”，金太宗公布诏曰：“今立豫为子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刘豫成了继五代石敬塘之后历史上又一个儿皇帝，以后又迁都东平（今属山东），称东京，改元阜昌。据说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出生在阜城，取其谐音，改为阜昌纪元。最后又迁都汴京，管辖今陕西地区。

刘豫充当金人走狗不遣余力，多次配合金兵攻宋。他曾亲率伪齐兵三路入侵宋境，被岳飞、韩世忠等在籍塘关一战击败，损失惨重，他也因此失宠，于金熙宗三年被废，取消了伪齐政权，后病死。

刘豫当儿皇帝仅八年。在这几年里，他聚敛钱财，挥霍无度。终因民心不服，加上战争失败，被金抛弃了。被废后，打开他的库府，得金钱不计其数，都是他搜刮、铸造的。

刘豫的伪齐政权一共铸行了三种钱，即“阜昌元宝”小平钱、“阜昌通宝”折二钱和“阜昌重宝”折三钱。元宝钱文“昌”字在左右，通宝和重宝钱“昌”字在下。这三种钱皆为对钱，各有篆楷两体。阜昌钱制作精整，文字秀美，颇有大宋遗风。阜昌钱传世皆少，均较罕见。金初均用辽宋钱，未曾铸钱，刘豫降金后开铸的阜昌钱也成了金朝铸币的先驱，此后才有海陵王完颜亮的“正隆通宝”。
古钱币上的书法艺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和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在货币体系中出现了石贝、贝币、铁贝、铜币、银币、金币、纸币等。钱币上多姿多彩的书法，其形态、风格、书体、笔力可谓瑰丽多彩。春秋战国时的铲币、刀贝、圆钱上的文字都为大篆。因为当时各诸侯国的文字没有统一，故字体多变，笔画复杂，结构显得飘逸，书文朴质凝重，字无定法，书无定势，呈现出书体特有的原始美。秦统一中国后，采用简化的小篆文，对汉字规范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隶书、章书、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随后出现，这些都详尽地记录在古钱币上，形象地展现了当时书法艺术的发展，构成了连贯性的、气象万千的整体美。

　　古钱币上篆体使用频繁，蔚为大观。汉王莽的布泉、货币二种钱文作悬针篆，线条细长如悬针，纤秀美观，瑰丽多姿。南北朝北周的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钱文均为“玉箸”，圆熟工巧，文字丰满，俊逸绮丽，有“篆发绝工，六朝之冠”之美誉。宋代皇宋通宝九叠篆文，线条匀称，屈曲层叠，非常巧妙。 

　　币文书法艺术创作，最发达的当属两宋。众多的钱币上，各种书体应有尽有，多姿多彩，令人称绝。诸如“对钱”(指钱文书法)，有行书与篆书配，行书与隶书配；楷书与篆书配；隶书与篆书配等式样。宋代的对钱计800多种，对钱的大量出现，使钱文书法千姿百态。从南宋淳熙七年造行的淳熙元宝起，钱文书法逐渐统一起来，使用正楷书，以后各代钱文书法一脉相承，以结构端正的楷书为主，而且字态丰富，大方朴实，富于装饰韵味，达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许多名家之作更为币文书法添彩增色，同时也使一些名家的精彩墨迹赖以钱币遗留下来。诸如秦半两铜钱上的小篆文，系秦代书法家李斯所写，其字体狭长，匀圆遒劲；三国时吴国大泉五百、大泉当千两种钱文，为当时书法家皇象书，其书势沉着自然，痛快淋漓；唐代币开元通宝四字，为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其书风格劲险，韵味悠悠；宋代的一种元丰通宝币，为文豪苏轼所书，风致抑扬，豪放劲秀；清代的咸丰通宝、咸丰重宝币钱文，为清代书法家戴熙所撰，其书骨秀格清，熟练润泽……

重和通宝(北宋) 篆书

(一)元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元朝是蒙古族所建立的政权，初称为蒙古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称国号大元。

我国元朝时期，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统治集团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被统治的人民以汉族为主体。在经济上，北方草原的蒙古族以畜牧业、渔猎业为主；西北各族也经营畜牧业和农业；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吐蕃藏族，也有自己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云南大理白族等各族人民，以从事农业为主。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统治者，他懂得只有保持汉民族原有的经济制度，才能成为统治全国的皇帝，只有恢复和发展经济，才能安定社会秩序，保证国库充实，使元王朝得以巩固。他当政后在诏书中说，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因此采取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

首先是发展农业，建立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由劝农司指导、督促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并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选用官吏的标准。政府还编辑出版《农桑辑要》，推广农业生产先进技术，保护农业劳力和农民耕地，禁止占民田为牧地，招集逃亡，鼓励垦荒，储备种子，兴修水利，使全国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了元世祖时，关中小麦已盛于天下，产量年年增加。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大种经济作物棉花，设木棉提举司，岁输木棉布10万匹。

然后是发展手工业，元朝时期有官办手工业，官办手工业分属工部、武备寺、大都留守司、地方政府等部门；私营手工业经营纺织、陶瓷、酿酒等。官私手工业主要有丝织业、棉织业和毡纺业等，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一次送纳入库的白厚毡2772尺、青毡8112尺，品种主要有剪绒花毡、脱罗毡、雀白毡、半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等等。丝织业主要产地在建康、平江、杭州、庆元、泉州等地，产量很高，比如镇江府一年造缎5901匹，建康4527匹，花色也很多，有 暗花、丝绸、胸背花等。棉织业在元朝中期已有搅车、弹弓、纺车、拔车、线架、织机等工具，黄道婆还传授错纱、配色、综钱等方法，产品很多，印染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余像麻织业、兵器业、制盐业、制瓷业都有很大发展。

元朝在商业的发展上也很重视，元朝的商业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手里。政府对许多商品进行垄断，垄断形式不同，部分金、银、铜、铁、盐由政府直接经营；茶、铅、锡由政府卖给商人经营；酒、醋、农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贵族、官吏和寺院依靠手中的特权，也从事经商活动。色目商人资金雄厚，善于经营，出现了许多大商贾。政府直接控制对外贸易，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在泉州、上海、温州、杭州、广州设立市舶司，外国商船返航，由市舶司发给公验、公凭。出口的物资有生丝、花绢、缎绢、金锦、麻布、棉布、花瓶、漆盘、陶瓷器、金、银、铁器、漆器、药材；进口的商品有珍宝、象牙、犀、钻石、木材等等。总的看，整个城市商业活动比较繁荣。大都（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城市，马可·波罗当时有这样一段精彩记叙：“汗八里（即大都）城内外人口繁多，有若干城门，还有不少附郭。居住在这些附郭中的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或是来进贡方物的，或是来售货给宫中的，所以城内外都有华屋巨室，有的是贵族居住的，有的是供商人居住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专门住宅。国外运来的价钱昂贵的珍品和各种商品之多，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之相比。来自各地的货物，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天进城的有成千车。还有不少丝织品。”除了大都（北京）外，全国各地还有杭州、苏州、广州、泉州、扬州、镇江、开封等地。元朝的商业操纵在政府、贵族、官僚、大商人手中，政府规定，金、银、铜、铁、盐、茶、水银、矾、铅、锡、酒、醋、农具，实行专卖，政府抽利。寺院、道观也经营商业，从中取利。诸王、后妃、公主、驸马、大臣，通过其奴仆进行商业活动。民间大商人非常富有，有人说：“人生不愿万户候，但愿盐利淮西头。”讲的就是当时盐业商人的情况。当时国内南北物资交流畅通，从南运北的商品有米、麦、绸缎、棉布、陶瓷。从北运南的商品有北方土产和来自西域的商品。由于蒙古族当时统治的地域幅员辽阔，也就造成元朝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交往，是继唐朝之后又一个比较频繁的时期，对当时整个当时亚洲的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朝是我国领土面积最大的时期，这都是我国任何一个朝代不可比拟的。和唐朝一样，我国元朝的货币也随着经济的交往，大量流出到海外各国。

我国元朝的货币主要借助于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往东流出到高丽和日本。在经济上，元朝与高丽可通过互市进行物资交流和钱币交换。韩国曾发现沉没在海底的装有大批元代的货物中国船只，这艘沉船有12个船舱，装有上千件瓷器，7万枚钱币。元朝时期，日本商人经常到闽浙海口来做生意，中国的海船也常常去日本，带去一批财物和钱币。

货币往南主要流出到东南亚各国。《岛夷志略》记载，元朝商人从海路到安南、占城(今越南)经商，带出一批财物和钱币；元代旅行家周达观写的《真腊(柬埔寨)风土记》写道，元朝的钱币、金银、铜器、锡器、漆盘、青瓷、麻布、雨伞、铁锅等等，在真腊到处可见；公元1294年暹国王来元朝访问，从此，元朝的商品、钱币，不断流出到现今的泰国。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都看到元朝商人带着商品和钱币，到印度南部的俱兰、狮子国、马尔代夫去做生意，

货币流出到西北的钦察、伊利汗国。这两个汗国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统治，与我国元朝在经济上、文化上联系十分密切，元朝钱币流出到这两个汗国的比较多。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元朝派到伊利汗国的丞相孛罗，帮助汗国采用元朝的钞法，发行了纸币，通行全国，在汗国各地还设有钞库，负责发行及缗钞倒换事务。整个纸币的发行制度和钞票的形状，都是从中国元朝照搬去的。

此外货币还流出到中非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公元1253年，元朝宪宗年间，曾派亲王旭烈兀带兵到达叙利亚、埃及等地，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又派大臣到达马达加斯加、层摇罗国(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中国的财物、钱币，从此流人非洲。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游记》里写道，中国元朝通用钞币，纸币大如手掌，—面印着皇帝的玉玺。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元朝派景教徒带着书信、礼品、钱币，去耶路撒冷朝拜圣地，途中又受伊利汗国国王之托，首先到达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后又见到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来到元朝，回国后由他口述、作家鲁思蒂谦写的《东方见闻录》中，还专门讲述了中国元朝印刷、发行、市场流通使用纸币的情况，使欧洲人为之大开眼界。

(二)元朝钱币的铸行

1、元朝钱币铸行特点

元朝是以行钞为主，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上都城后，曾想仿效宋朝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有大臣劝阻道：“铜钱乃华夏阳明政权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用纸币。”忽必烈认为有理，便决定用纸钞而不用铜钱了。

中统元宝交钞

至元通行宝钞

元朝币制的最大特点是长期、广泛、大量地发行和流通纸币。元朝版图辽阔，横贯欧亚，由于纸币本身轻便，携之可“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这使当时的欧洲人觉得不可思义，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写道：“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他还惊奇地说：“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元朝纸币的形状为长方形，一般长25-26厘米，宽16-18厘米，版面的四周是花边。上方从右到左印有“××通行宝钞”，正中为数额，有一贯、贰贯、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不等。下方印有印钞的单位，职官名称，发行年、月、日及伪造者处死等警告语。元朝的纸币流通主要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中币值最稳定的是中统钞，流通时间最长的是至元钞，前后超过了36年。而发行量最多、贬值最严重的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时开始流通的至正钞。这种新钞一贯权铜钱1000枚，是以前的至元钞的二倍。过去的交钞或以丝为本，或以金银为本，而这种至正交钞是以纸为母（本），铜钱为子，本末倒置，同时发行“至正之宝”铜钱，来配合发行纸钞，让铜钱来代表纸钞。目的是印制交钞，以虚代实。大量印刷交钞的结果是使物价上涨10余倍，人民不愿使用，以至于有人用纸币糊墙铺地者，交钞最后形同废纸。元朝政府自始至终是以政府强制手段发行不兑换纸币为基本货币制度的。元朝的纸币制度即是我国自宋金以来纸币制度的沿续，也是纸币制度的发展，且制定了《至元宝钞通行条例》，其中详细规定了纸币的制作、发行、流通以及伪造的处理方法。例如伪造纸币是以伪造纸币的数量、规模来定罪轻重的。从受刑时间、罚没财产数量直至死刑都有明细规定，这些都使元朝的纸币制度走向了成熟和完善，对我国古代纸币制度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北宋的对钱 宋朝的钱币非常讲究书法，真、草、隶、篆、行等书体在钱币上都有体现。对钱是北宋钱币书法艺术最具特色的一个表现。对钱是指两枚钱从钱名、形状、大小、厚薄、轮廓、穿孔、铜质、字体大小均相同一致，唯有钱文书体不同，可称为对钱。对钱之制始于南唐的开元通宝，以篆、隶书为一对，盛行于北宋时期，是北宋钱币的一大特色。对钱到宋徽宗时达到了顶峰，圣宋、政和、宣和能有几十对相配。

                            至正之宝（权钞钱）

元朝虽以行钞为主，但也铸钱，史书多有失载。在早期蒙古国时期的“大朝通宝”，有铜银两种。到元世祖忽必烈时，在中统年间（南宋景定元年至四年，公元1260-1263年）铸行了“中统元宝”，钱文为汉文篆书、楷书两体，是小平钱。但此钱不符合对钱的要求，因为篆书为旋读，楷书为顺（直）读。篆楷皆背无文，但楷书有背四星的，极罕见。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时铸有“至元通宝”。传世有两种，一种为汉文楷书小平钱，另一种为八思巴文，俗称蒙文，大小似折二钱。元成宗在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7年）铸有“元贞通宝”小平钱，“元贞元宝”折二钱，皆汉文楷书；又有八思巴文“元贞通宝”，似折三钱；大德年间（公元1297-1307年）有“大德通宝”，有汉文楷书钱、八思巴文钱两种，汉文楷书钱有小平、折二、折三等，八思巴文钱只有大钱，大小在折二、折三之间。元武宗在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曾铸有两种钱，一种为“至大通宝”汉文楷书小平钱；另一种为“大元通宝”，用八思巴文，为当十大钱。当时山东、河东、辽阳等地都设有泉货监铸钱，所以至大通宝钱传世较多。此外，另有两种大元通宝钱，一种为小平钱，背无文，另一种为大钱，正面“大、通、宝”三个字为瘦金体，是仿北宋徽宗大观钱的字体所铸，但“元”字则极拙劣，这种写法为元人所特有。至大以后，各朝年号也都有铸钱，元仁宗铸有“皇庆元宝”汉文楷书小平钱，还有“延祐元宝”、“延祐通宝”、“延祐贞宝”；元英宗铸有“至治元宝”、“至治通宝”等钱，又有一大钱面文由三个少数民族文字组成，分别为八思巴文、察合台文、西夏文，四个字由三种文字组成的“至治通宝”极少见。元泰帝铸有“泰定元宝”、“泰定通宝”以及“泰定元年”等钱；致和元年铸有“致和元宝”。元文宗铸“天历元宝”、“至顺元宝”、“至顺通宝”，又铸有至顺壬申钱，背有“太已”“护圣”等字。元顺帝则铸有“元统元宝”小钱、“至元通宝”、“至元元宝”。至元七年铸有至元七年钱。以上背文中“太已”、“护圣”和钱文年号为年数的是供养钱。此外为了恢复纸币的信用，元顺帝铸行了“权钞钱”，以钱权钞，面文为“至正之宝”，钱文为楷书，顺读，钱背穿上有“吉”字（系江西吉安道监制），背穿右“权钱”二字作当银钞，穿左记币值，分别有伍分、壹钱、壹钱五分、贰钱伍分、伍钱共五种，直径依次为42、50、60、70、80毫米。权钞钱面值均比纸币小，如伍钱仅值银半两。至正十年时铸行“至正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及当十共五种，面文皆为楷书，钱文顺读，其背文有四种：一为背穿上八思巴文“地支”，小平、折二、折三背文有“寅”字；二为背穿上穿下八思巴文“三”字和穿下汉字楷书“三”字；三为背穿上八思巴文“戌、亥”字和穿下汉字楷书“三”字；三为背穿上八思巴文“戌、亥”字，穿下汉字楷书“十”字上着星文。以上元朝各钱除“至正通宝”部分铜钱和至大通宝钱较多外，甚余皆罕见。

元朝铸钱无论从数量、形制还是制作工艺上都不及两宋，数量上少，形制也不统一，大小、折当、宝文、钱文结构不定，比较随便，除至正之宝权钞钱、至正通宝中有几种背文记值外，其余钱背文无记值。在制作工艺上除顺帝至元钱铜钱制做较精良，钱文较精美外，其它各钱制作一般，这大概是以行钞为主、铜钱次之所造成的。

元初时，由于军事掠夺和租税榨取以及强制流通纸币，国家集中了大量的金银财物。但是自元世祖忽必烈以后的皇帝都是“败家子”，他们骄奢淫逸，挥金如土，国家财政日渐不足，自元英宗以后的天子们更是变本加厉，贪财好色，挥霍无度，后来皇帝们甚至以卖官职来维持他们荒淫无道的生活。皇帝带头干，底下的臣子们就更加肆无忌惮，愈发猖狂了。当时的官场如市场，明码标价，公开买卖，伸手要钱，名目繁多，见面要“拜见钱”，过生日要“生日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补得好职位叫“好窝窟”，连没事白要曰“撒花钱”等等。连当年威震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也都整日花天酒地，夜夜笙歌了。元朝中晚期的官场真是腐败到了极点。

官场上的人敛财有花样，寺院里的僧侣们也有手段，他们巧用“供养钱”来掠夺财物。“供养钱”也称“寺庙钱”、“供佛钱”，是寺庙里专门用来放在佛像前供奉的钱币，不是流通货币。但是，元朝的供养钱有别于其它朝代。由于元朝的喇嘛僧位为职官，且贪得无厌，经常以供养钱的名义勒索香客，于是乎供养钱就成了不是货币的货币了。

《元史·释老传》中载道：“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忽必烈尊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此后也有十余人成为帝师。传说当时有个僧人叫龚柯的率众僧与王妃争道，竟猖狂到从车上把王妃拉下来痛打一顿，并有犯上之语，然而皇帝知道后也不做理论。由此可见元朝僧侣的地位之高，权势之大。元朝的寺院不光香火鼎盛，而且铸钱的炉火熊熊燃烧，热闹非凡，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铸钱炉，和尚们殿前顶礼膜拜，殿后燃火铸钱，好不忙碌。寺院里的自铸钱当然比不上国家正规钱监出的钱，所以元朝传世的供养钱大都铸作粗糙，文字草率，且比一般铜钱小。但传世不多，皆较罕见。

2、元未农民军钱币

元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是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几经劫难才登上帝位的。他性情残暴，又荒淫无道，曾诛杀大臣500余人，且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滥印纸钞，此外还强征汴梁、大名等地民夫十五万人，在两万军队的监督下开掘黄河水道。民间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若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这首小令道出了人民对当时“开河、变钞”的愤恨和不满。元未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开河变钞”，主要原因是元顺帝荒淫无道的统治，王室的纷争，权臣误国，而根本原因在于元朝统治者的种族歧视政策，人为地把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敌视和欺压汉人和南人，激起民变。甚至最后有元朝大臣疯狂地提出要把汉人中的“张、王、赵、李、刘”等大姓人杀光的想法。正是在上述的这些原因下，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公元1351年在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头裹红巾，爆发了红军巾大起义。起义军在韩山童、刘福通的带领下，所向披靡，很快就占领了黄河、长江流域等地区，其它各地方也纷纷响应，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抗。

起义军在与元朝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进行了经济斗争。起义军所铸的钱币有很多都流传下来了，这些钱币大都铸造精美，铜质优良，钱体厚重，书法水平较高。在元朝以纸币为主要流通手段的情况下，起义军钱币在流通中肯定是要受到欢迎的，因而能够在经济斗争中起到压倒对方的作用。元末的各支重要起义军，都铸有自己的钱币，分别为韩林儿龙风政权的“龙风通宝”，徐寿辉政权的“太平通宝”、“天启通宝”、“天定通宝”，陈友谅政权的“大义通宝”，张士诚政权的“天佑通宝”，以及朱元璋政权的“大中通宝”。其中徐寿辉的“天启通宝”被称为“徐天启”，它同明朝天启年所铸的“明天启”是两种钱币，各其有特点。

 

天佑通宝

“天佑通宝”是由元未农民起军领袖之一的张士诚所建立的政权所铸。

张士诚，江苏省泰州人，是元末义军首领，但也是割据势力的头目。早年贩盐为生，在泰州滨海有盐场，他曾是盐船上的船工，也兼作盐贩。元末时期，盐民生活困苦。张士诚也受到富家欺凌，于是在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率盐民起义，杀富豪，焚官舍，以后聚众达数万人。曾一度被元朝派人招安，受封为太尉，他利用与元的关系，称霸一方。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派兵攻打红巾军，杀害了其领袖刘福通，向元朝请授王爵遭到拒绝后，又起兵反元，破泰州、兴化、高邮，建立了政权，自称为诚王，国号为大周，年号天祐，建都高邮。元朝派丞相脱脱集合大军，进攻高邮，张士诚被困了三个月。但因元朝内部斗争，脱脱被罢职，群龙无首，手下军队纷纷离散，张士诚才转败为胜。高邮之战，张士诚虽损兵折将，但他还能以几千人马进攻常熟，接着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平江（今苏州），附近元兵都纷纷来归降。张士诚进驻平江后，以承天寺为宫室，设立省院、六部、百司，任命大臣，大周政权初具规模。但在后来与朱元璋争霸时，最终不敌，平江被破，他本人也被俘，最后竟自缢而亡。

“天佑通宝”据说是张士诚率部攻下平江城后用承天寺的铜佛铸成的。张士诚的年号，也是受了承天寺的“承天”二字启发而采用的。张士诚铸行的“天佑通宝”沿用了当时的至正钱的形制，边廓齐整，面文楷书，背文用篆书。篆文有“一”、“贰”、“叁”、“五”等记值字样，钱分小平、折二、折三、折五等。天佑通宝铜钱发红，可能跟用铜佛所铸有关。天佑通宝钱本身发行就少，再加上朱元璋的搜缴销毁，所以传世不多，尤其是背穿上有“贰”字者就更难见了，属极罕见品。

我国历史上帝王年号作“天祐”者还有一个人，是唐朝末期唐昭宗李晔，他的最后一个年号就是“天佑”。李晔的年号“右”字左偏旁是“衤”，而不是“亻”，所以有人在鉴定古币时不够细心，把“天佑通宝”当成了唐代钱币，这是错误的。

元朝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广大人民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压迫，纷纷揭竿而起。颖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韩山童率红巾军起义。韩山童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但起义军在刘福通的带领下很快发展到了十余万人。后来刘福通奉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在亳州称帝，国号大宋（史称韩宋），改元龙凤。韩林儿称帝下诏曰：“虎贲三千，直捣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天下。”“龙凤”体现了他们反元复宋的宏大志愿。“龙凤通宝”铸于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该钱铜料赤黄，灿灿如金，钱文秀美，制作精致。钱分小平、折二、折三等。小平钱钱径2.5厘米左右，折三钱直径大约3.3厘米，体态浑厚，作工优精，清代张端木称其“字文遒美，铜质如黄金”。韩林儿的大宋政权存在时间较短，前后不足十年。起义军初期发展迅猛，江淮流域的红巾军尽归大宋政权。但经过血战，红巾军终于不敌元朝军队的疯狂反扑，公元1363年，一度归降元朝的张士诚攻打大宋政权，刘福通战死，韩林儿被朱元璋救走，大宋政权亡。公元1366年，朱元璋命令部将瘳永忠迎接韩林儿赴应天，船行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时沉于江中，韩林儿死。韩林儿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红巾军坚持战斗十余年，从根本上动摇了元王朝，也为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政权奠定了基础。    

大义通宝1360年

陈友谅是湖北人，生于公元1320年，出身渔家，粗通文字，曾在官府内混事。后进入起义军队伍，投身徐寿辉帐下，在徐寿辉部将倪文俊的手下任职。倪为元朝高官厚禄诱惑所动，意欲杀徐寿辉讨爵位。而陈友谅乘机将倪杀死，并将倪文俊的部队收编归已，自称为平章政事，从此徐寿辉受制于陈，但也无可奈何。至正十八年，陈友谅率领义军连克城池。至正十九年，陈友谅以江州为都城，专权用事，欲胁迫徐寿辉，徐不肯就范，想惩处他，陈友谅恐与徐寿辉公开闹翻对自己不利，就假意请徐来江州，当徐寿辉至江州时，陈友谅伏兵于城西，杀徐寿辉辉措手不及，全歼了徐部。徐寿辉误入圈套，成为傀儡，陈友谅挟徐称汉王。到了第二年，索性杀了徐寿辉，自立为汉帝，并改元大义。“大义通宝”就是在徐寿辉杀陈友谅后铸的。“大义不义”的陈友谅为求成功不惜杀害战友。至正二十三年，朱元境与陈友谅鄱阳湖决战，陈友谅战败，在湖口突围时被乱箭射死了。

“大义通宝”是在大义元年（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时所铸。该钱小平、折二、折三，钱文为楷书，钱背无文。此钱铜色发红，铸作一般，铸量较多，传世也较多。

 

大中通宝

大家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时铸过“洪武通宝”，但其实朱元璋铸行的第一种钱是他在元末称雄时铸造的“大中通宝”，我们把它放在这里介绍。

朱元璋是濠州钟离（今安徽省风阳东）人，少年时家境贫寒，为富人家放牧。17岁那年父母兄长相继死于饥荒和疾病，为了活命，他出家当了和尚。过了三年，朱元璋投奔了郭子兴的起义军，加入起义军后，由于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颇得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还把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在韩林儿称帝的时候，朱元璋已经升为副元帅。龙凤二年，他率起义军攻占了金陵（今江苏南京），称为吴国公，并且确立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招兵买马，养精蓄锐，招集了一批谋臣武将，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后来，朱元璋经过“鄱阳湖”一战，消灭了陈友谅，次年称吴王。接着再灭张士诚，随后方国珍等归降，同年再攻取了广东、福建，坐拥了半壁江山。紧接着，他就开始了北伐。朱元璋确有统帅之才。公元1367年，命大将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领25万大军攻占山东，后乘胜追击，一举攻下元大都。元顺帝眼见大势已去，仓惶北逃，大明江山就此初定。

大中通宝是朱元璋在称吴国公时所铸。当时朱元璋一路取金陵，得皖南等地，并有江西、浙江等地，东南局势渐稳，遂于金陵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大中通宝分五等，有小平、折二、折三、当五及当十。明朝建立以后，仍铸行大中通宝钱，背文加铸。“北平”、“福”等地名，但已不能算元末起义军钱币了。金陵所铸大中钱皆光背无文，仅当十钱背穿上置“十”字，钱文楷书顺读，书法端正，制作较精良。

(一)明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我国明朝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开国，到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宣宗执政的这段六七十年时间里，随着政局的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

从公元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到公元1573年，明神宗执政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一是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纺织业，当时发明了一种“代耕”新式农具，耕田利用机械原理，既省力，又效率高；农业肥料，使用高效的“榨油枯饼”；植棉采用著名的“张五典种棉法”；农业灌溉采用徐光启仿制的“龙尾车”取水，“省物而不烦，用力少而得水多”；实行了农业多种经营，等等。在农业和棉纺织业方面，当时江南稻谷亩产达二三石（担），北方小麦亩产在二四石（担）之间，甘薯、玉米、烟草、油料、花生，已在南北各省种植。棉布已成为全国主要衣料，徐光启的棉纺工具“搅车”，以一人当三人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二人可当八人。

二是陶瓷业，造纸印刷业和矿冶业。当时，仅景德镇一处，就有上万家制瓷工匠和作坊，拥有制瓷的高超技术，有设备完善的官窑，也有生产大量民用瓷器的民窑。当时已遍布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的，“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纸张品种有“竹纸”、“火纸”、“糙纸”、“柬纸”、“吉纸”、“皮纸”、“棉纸”。印刷作坊，规模相当大，印刷的创新是铜、铅活字印刷，彩色套印和拱花等工艺。采煤业、炼钢冶铁、银矿开发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三是商业。随着城市交通发达、农产品的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发达，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当时的南京、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西安是西北重镇，南北大运河沿岸，出现了清江浦、济宁州、临清州、天津卫、河西务等一大批新兴商业城市；在古老城市之间及周围，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中小城市。民间贸易活动定期进行。州县一级的集事，每月有五六个；乡镇每月有二三个；府城则每日一集；有的地方有药王庙会；淮河以北秦晋以东，各方商贾运送物品，入城为市。在当时对外贸易上，分“朝贡贸易”和私商贸易两种。东南沿海的“海商大贾”和“海湖大姓”的海外走私也很活跃；“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在我国明朝，人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商业资本是在国内的许多商业活动中，一步一步地积累、壮大起来。从明史的记叙中，看到人们在经营货币这种特殊商品时，所获得的暴利：一是铸钱获暴利：在明朝，公元1522年—1572年，明世宗嘉靖和明穆宗隆庆年间，民间私自铸造钱币的人越来越多，尽管“死罪日报，终不能止”：据史书记载，当时铸钱用铜，每百斤铜料，销售后可得钱16 000文，折合白银23两，而百斤铜料的成本价只有白银十两，这样计算，利润率就高达150％以上；如果铸钱者心术再坏一点，铸造次质铜钱，那么获得的利润还会更高。二是贩铅从中得到白银。当时湖南、湖北一带，盛产白铅，当地售价每担白铅可得白银2两，商人运到广东，卖给出海做生意的商人，每担可得白银6两；海船把白铅运送到日本，每担白铅可炼取白银18两；提炼剩下的白铅，再运送回国，每担白铅还可以卖白银6两：这样一算，每贩运一次白铅，可以净赚白银8两，利润率最高达到200％!在明朝的商品交换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流转的扩大，货币反映的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明朝初年，或明朝初年以前，货币作为特殊商品，在市场交换中表现的是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的关系，货币在中间起着媒介作用，明朝两大商人集团代表了这些情况。

徽商是我国明朝时期最大的商人集团，这个商人集团住居在我国安徽省歙县、黟县、婺源、徽州一带，所以人们称为徽商。安徽徽州，山多地少，明朝时，赋税徭役苛重，人民生活困难，不得不到外地去经商谋生；徽州出产的纸、茶、木器、漆玉、陶瓷、砚、笔，变成了徽州商人资本的物质基础。徽州商人资本活动的范围，主要在长江流域，当时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可见徽州商业资本已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后来这些商人资本的活动达到了山东、河南、陕西、河北、辽东、广东、福建等地，有的甚至经商到海外。徽州商业资本经营的行业十分广泛，除了垄断盐业经营之外，还有粮食、茶叶、木材、典当、棉布、丝织品、书籍、墨砚、仓库旅馆业等等；徽商同时还经营金融业，接受存款。徽州商人还投资搞铁冶、浆染、陶瓷。他们的经营活动带有明显的寄生性和野蛮性：发放子母钱，进行高利贷剥削；还役使僮仆、伴当(实际上就是雇工)。这些剥削手段，对促进徽商的资本积累起了较大的作用。还有就是西商，我国明朝的这个商人集团，居住在我国陕西、山西一带，所以人们称为西商：陕西、山西商人集团主要经营布匹、粮食、茶、马、食盐，商、业活动范围大体上是，输粟于边塞，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有的甚至达到湖广、河南、河北、山东、辽东等地，陕西、山西商业资本经营的行业，主要供应军需，投资产业少，官僚资本多据史书记载，公元1573年～1619年，明神宗万历年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安徽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转贩……其富甚于新安”：以上这段文字充分说明了当时西商的富有。据史书记载，徽州商人资本，大富户拥有百万以上，中富户也有二三十万。明朝万历年间，徽商开典当铺的人最多，另记载，仅河南一个省，就有213家；其余在南京、淞江、湖州、嘉兴等府都有徽商开设的当铺：明朝末年，北京有一姓汪的徽州商人，家有资财数百万，开设了几十家典当铺。这两大商人资本，采取各种手段，盘剥重利，累积财富：史书记载，这些商人用高利贷盘剥手工业和农业，商人资本经营糖房业，春以糖本分与蔗农，冬收其利；商人资本在河南、江苏农村，春时出母钱贷下户，秋时加倍收子钱。嘉靖年间号称天下巨富的无锡邹望、安国二家，既是大商人又是大地主，以地租、利息、商业等剥削手段相结合，榨取手工业者和农业生产者。我国明朝商人资本的发展，在历史上有它的实用性和进步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当时有促进社会小商品生产发展的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据史书记载，明朝时的徽州商人资本投资搞矿冶业，生产规模都比较大，雇工超过千人以上；江西的一些商人资本，投资搞瓷窑生产，结果投资者收益，雇工收入也比农业收入为丰。还有一些商人资本，投资搞造纸、纺织业，也对当时社会的生产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二）明朝钱币的铸行

1、明朝钱币铸造与流通

                            （大明通行宝钞）

重新统一中国的明王朝无论从政治领域，对外交往还是经济领域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其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里，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货币的铸造与流通也有其特点，明朝前期，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正式发行了“大明宝钞”，重新统一了纸币的发行流通。纸币是由政府强制发行流通的，而朝廷又没有限制其发行额度，虽曾严禁金银，但最后也同元朝一样无法阻止宝钞不断的贬值。此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交易中自发的形成了用银用铜钱的状况。到明朝中期，孝宗年间，纸币制度已名存实亡，形成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局面。中期以后，白银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货币，形成了以白银为主，以铜钱为铺的货币流通制度构成了封建时代后期货币流通的新特点。

明清两朝把官制铜钱称为“制钱”，明朝铜钱的铸行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明太祖洪武至明穆宗隆庆时期经历十二位帝王，其中只有六位铸钱，且都数量有限。自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才大量铸钱。直至明崇祯时期钱币铸行无度，钱制复杂，优劣不等，局面愈来愈恶劣。 
                                                洪武通宝

                           

                                           洪武通宝当十钱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命京城（南京）工部宝源局及各省宝泉局铸行“洪武通宝”明朝时由工部主管铸钱，下设宝源局。朱元璋为避讳元朝的元字把所铸之钱钱文一律叫通宝而不叫元宝，而不只是为避讳他自己的名字，以后所铸之钱也都没有元宝钱文。洪武通宝钱制沿续元末朱元璋所铸“大中通宝”的形制，分为五等，规定小平钱，每文重一钱，折二钱重二钱，当三钱重三钱，当五钱重五钱，当十钱重一两。同时继铸大中通宝钱。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纸币，规定大明宝钞每贯合铜钱一千文或值银一两，宝钞四贯合黄金一两。并且实行铜钱与宝钞并用的政策，但禁止金银流通，只能向政府兑换。明朝为推行纸币的流通，当年就停止了中央及各地方钱局的铸钱。到第二年全部停铸铜钱。明朝洪武十年，又恢复宝源局与各省钱局铸小钱至洪武二十年后又停铸。洪武二十六年，改变钱制，重新铸五等钱，按洪武元年铸行规定，后又改铜钱每文重一钱两分。其它四等钱，依照小平钱之重递增。洪武二十六年七月只准京师宝源局铸钱，其它各省再次停铸。到八月，因宝钞流通受阻，为坚决实行纸币制度再次禁止使用铜钱。直到明宣宗宣德未年，历时长达四十一年。

明朝洪武年间，全国各省除少数省外，都没有铸钱炉，年铸钱约十九万贯，其中洪武五年时铸钱最多。洪武《铸钱则例》规定，铸钱应用生铜。但当时铜材稀缺，所以就普遍用废钱和旧铜铸造，因铜质复杂，纯度不一，而造成“洪武通宝”成色不一的情况。

明成祖朱棣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铸行了“永乐通宝”，此钱铜色紫红，为真书直读，全部为小平钱，光背无文，钱币直径2.5厘米，制作上精致统一，钱文秀逸，笔画端庄。永乐通宝钱中也有折三大钱，但传世仅一枚，为孤品（现存上海博物馆），此钱史书上并无记载，而且当时正禁止用铜钱，应属试铸品并未发行。当时开铸钱局有两京（北京、南京）、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六处，其版式的差别，微乎其微，勉强区分，“永”字的横笔有长短两种，“宝”字的两点有接离两种，钱穿有大小之别。我国曾在西沙群岛的一艘明代沉船上发现了永乐通宝钱万余枚。此外，日本的丰臣秀吉曾用金银铜仿制过一批，分为打制和铸造两种，铸造钱与明“永乐”钱很相似。

明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开铸“宣德通宝”，钱制沿永乐成规，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制作上稍逊于“永乐通宝”，书法一般，版别较少，相比同时期所出的“宣德炉”铜器相差很大。传世量少于永乐钱。宣德钱只是两京宝源局及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宝泉局铸行了十万贯，数量不多。永乐、宣德两朝铸钱所开钱局相同，连两京在内也只有六处鼓铸，每年铸行也都不超过十万贯。

自宣德九年后，到明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共六十八年未再铸钱。孝宗弘治年间宝钞信用动摇，百姓不肯使用，甚至出现了以物易物的情况。十贯宝纱换不到三文钱，明政府认为再不发行铜钱，就将无法挽回宝纱信用，且很多利益也被私铸商贩赚取，便下诏命两京及全国十三省重新开炉铸钱。铸行“弘治通宝”，此钱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此钱版本较多，各地所出，略有差异。传世有一“弘治通宝”大钱，为孤品。“弘治通宝”曾由原重一钱增加到一钱二分。弘治钱制作书法都较一般，且铸量也不多，没有达到要求的数额，因为改钱重铸新钱之时孝宗已死，明武宗继位，改元正德，此钱即停铸。

明世宗嘉靖六年开铸“嘉靖通宝”，为光背小平钱，真书直读，但含有隶意，此钱存世较多。在铸行方面，朝廷先下诏命令两京宝源局开铸此钱，并令工部按照永乐、宣德时铸钱标准在其它四省开铸，铸量比永乐、宣德时略有增加。“嘉靖通宝”初定每文钱重一钱二分，千钱重七斤八两。到嘉靖四十三年时，改为每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千钱重八斤。此外嘉靖通宝钱开始采用黄铜铸钱，同时为防止私铸，还提高了铸钱工艺，铸造出火漆、镟边、金背等钱，火漆就是二次溶炼。旋边就是用旋车锉磨边缘，金背是指经四火熔炼之黄铜，俗称“四火黄铜”。嘉靖通宝钱大都为小平钱，仅在二十三年时，令工部宝源局仿洪武钱五等式铸小平、折二，当三，当十大钱，于钱背穿右侧铸：“ 二钱、三钱、五钱及一两”，一两钱穿上再加铸“字十”，此套钱为记重钱，各只铸三万，且并未流通，只为充实内库。因为并未流通，因此传世也少，传世品中有一背穿右直书“一钱”的记重钱，为孤品。世宗所出的钱比前代各钱要精美。

明穆宗隆庆四年，铸行“隆庆通宝”。此钱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隆庆通宝钱制每文重一钱三分，有金背、火漆。隆庆时期铸钱比嘉靖时减少，当年两京铸钱仅二万贯，只及嘉靖时两京铸额的一半。

明朝前期的这一阶段，因大力奉行宝钞政策，对铜钱控制严格，三番两次停铸，禁用，即使开禁也有限制，要不就收入内库，充作库存。所以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民间私铸猖獗，可民间又因铜材缺乏，就用古钱，但古钱也有限，于是就私铸古钱，以作流通，这是因为私铸本朝钱币刑罚很重；二是促使白银使用普遍化，明时把银铸成马鞍形，名日“元宝”，也有其它形状，称“银锭”。

铸钱量上升是在明神宗万历时期，这是明代铸钱的转折，也是明朝的转折。神宗万历四年，开铸“万历通宝”，此钱版本较多，万历小平钱为真书直读，大多背无文，少数背铸有文字或星月纹，但都较罕见。万历通宝钱有折二钱，也为真书直读，狭郭，双点通，钱径为2、8厘米；“万历通宝“大钱传世只有一枚，为孤品。万历通宝钱由两京及全国各省为铸行，两京铸金背、火漆，其它各地只许铸镟边。万历二十年援助朝鲜对抗日本侵略战争开始后，开支递增数十倍，但收入却减少近一半。明朝政府应对的办法就是铸钱，以补充财政收入。万历二十年以前，全国铸钱局只有六十座钱炉，到二十年时增加到一百座炉，三十年时，户部等机构新开二百五十座钱炉，应天府也添一百炉，一年便增加三百五十炉，本来户部只管纸钞，工部管铸钱。此时宝钞已停，户部改铸钱，此事一开，全国各地纷纷效仿，起炉铸钱，一时全国有多少钱炉就无法统计了。由于铸量明显增加，而铜材又缺乏，铜价上涨，许多临时官炉无利可图，开炉不久即关门大吉，工人们无以为生，便自行私铸，他们铸的有的不比官铸的差，有的则很粗劣，当时私钱名称很多，像歪脖、尖脚、胖头等等，流传很广，至崇祯时仍存，现存的也有。

                                        （天启通宝）

明光宗未铸钱，因其在位仅数月，未及铸钱，其子明熹宗于天启元年先补铸其父年号“泰昌”钱，称“泰昌通宝”。此钱为小平钱，真书直读，铜色淡红，也有黄铜钱，版本不多，有背月，背星钱，还有钱径达2.9厘米，大如折二钱的宽郭大样钱；也有钱径2.3-2.4厘米的小钱。明熹宗铸泰昌通宝钱只一年，次年便开铸“天启通宝”，同年设立了户部宝泉局，称“钱法堂”，从此由户部主管铸钱。所铸钱币主要用于军需，军队的铸钱炉只保留西北三镇，东南的一律取消，这时全国形成了三个造币中心，分别为两京及四川地区，但天启三年（公元1628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宦官乱政，滥铸情况又出现，地方钱局大量出现，因此所铸的天启钱版本极多，差异大。钱背文大量的出现记地，记局，记重等形式。此前仅万历时期出现过，但版本有限。所以明朝钱币制式的复杂时期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天启年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继以往的方法，仍采用增加铸钱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省钱局滥钱恶钱，好赚取利润。大量的轻劣钱掺入官钱充数，与明朝前期制钱力求精整美观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启通宝”初铸为小平钱，后开铸当十钱。天启五年，因官私所铸大钱过多过劣，下令停铸，并由朝廷出白银，回收当十钱，其大钱铸期不过三年；天启钱钱重原定一钱三分，千钱重八斤八两，但后来由于官铸过于滥恶，小钱仅重七分，千钱仅重四斤八两，含铜量不足三成。此外有一种用日本铅锡销熔入铜所铸的铜呈折色的“折沙钱”就是此时所铸。天启小平钱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大类，背文比万历钱复杂，背铸有星月纹的种类多；背有文分记重，记事，记局、记地。背记事为“奉旨”二字，是当时宦官、大臣奉旨办事造钱的意思。“天启通宝”小平钱不仅背文多，其它如字文大小，文字水平，轮郭宽窄，钱文结构也有诸多不同，很复杂多变。“天启通宝”当十钱也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类，折二钱则大都背无文，存世也较少。这两种钱皆较少见。

天启七年，明熹宗去世，思宗即位，于崇祯元年开铸“崇祯通宝”，开始规定每铸钱一文，用铜两钱。力图恢复嘉靖，隆庆旧制，但并没有维持下去，因为明朝末期社会弊端严重，朝廷财政几近崩溃。各地钱局大肆滥铸，所铸之钱、文字、大小、轻重不一，相差很大，背文更为繁杂多样，比天启犹有过之。因此崇祯钱为我国古钱中最为复杂的一种。（详见崇祯钱币）

2、明末农民起义军钱币

明朝末年的两位主要起义军领导人都铸造过自己的钱币。

                                       (永昌通宝)

永昌通宝是明末著名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建政权铸造的钱币。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自幼给地主家放羊，当过银川驿卒。后投身起义军，李自成带领广大起义群众，同明朝封建统治集团作残酷斗争，先后攻占了陕西、河南等广大地区，后兵分两路，攻打明王朝的心脏——北京。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下平阳，破汾州，驱太原，奔大同，沿着阳和，宣府直抵居庸关；另一路人马出井径，占大名，取真定，夹攻京师。从“正月初八日西安府起兵，至破京城才七十日，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偌大京城，一旦便破（《甲申纪事》赵士锦）。三月，李自成率大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于煤山自尽。

明朝末年，统治者横征暴敛，人民负担极重。大顺军在进攻北京时，就发出文告，揭露明朝腐朽的弊端，起义之初也提出过“均田免粮”“割富济贫“等口号，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初，民间就传说着这样的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阎王，阎王来时不纳粮”，足见人民对这支起义军的厚望。但是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却逐渐失去了农民军本色，逐渐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和军事部署，只满足于“均田免粮“的口号，并且提出“追脏助饷”，到最后为了追索钱财，造成了军纪的败坏。竞相掠夺钱财，起义军战斗力大为削弱。这时北方的满清军队和明朝残余势力对起义军形成了夹击之势，起义军形势急转直下，而此时农民领袖们却在思想上骄傲轻敌，生活上享乐成风，导致了最后军心涣散，失去了战斗力。四月，明朝叛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与大顺军决战，李自成失败，退出北京。后辗转战斗至湖北九宫山时，不幸被杀（历史上的一种说法）。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李自成的“永昌通宝”正是农民起义的历史见证。所见“永昌通宝”铜钱分小平、折五两种，均为楷书，背无文。但版别较复杂，仅小平就达20多种，区别集中在“永”字的写法上。“永”字常由“二水”字样组成，称“二水永”。也有“永”字第一笔为一点，第二笔为“一”字等，“永昌通宝”钱应是李自成为平抑当时腾高的物价而铸的。

“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则是明末另一位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政权的铸钱，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出身苦寒，幼年随父贩枣，遭人欺凌，后在米脂参加农民起义，与高迎样、李自成同为陕西府起义领袖王自用的部将，号称“八大王”。起义军转战山西、河南等地，声势浩大。以后起义军分成两支，李自成则追随高迎样走向西北，而张献忠则向东南发展，转战在江淮流域。后来在强大的明军进攻时，张献忠曾一度假意投降，迷惑明军，以待时机。他命令军队不服从明军调遣，加紧屯集粮草，打造武器，后于湖北谷城再举义旗，与明军战斗。以后张献忠转战湖北，攻下武昌，称大西王。后又南下攻占长沙，控制湖南全省，湖北南部等地区。随后攻入四川，在成都建占大西政权，取年号大顺。张献忠在成都立足不久，就与南进的清军展开恶战。大顺三年（公元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与清军战斗时中箭牺牲。

“大顺通宝”是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时所铸，国号为大西，设置王府，六部官司员，并开铸钱局，取当地王府古玩器皿和城中寺院铜像铸成钱的。因此“大顺通宝”铜色呈金黄，光润精致。传说过去民间妇女把它打制成首饰头饰，灿若赤金。“大顺通宝”仅小平铜钱一种，楷书，分背无文和背文“工”、“户”、“川户”三种。“工”“户”字应为工部，户部分铸的。以背文“川户”者最罕见。

“西王赏功”钱应是张献忠占据武昌称大西王时所铸。该钱是颁赏给对敌作战有功将士的钱形奖章，属纪念性质，不是流通钱，“西王常功”面文楷书，顺读背无文，直径五厘米，字体端庄，笔画挺拔，制作较精致。有金、银、铜三种，存世极少，为极罕见品

3、南明时期的钱币

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兵攻下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后来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军开始征战中原，明朝在南方的宗室藩王们前后相继建立了政权，继续用大明国号，同清军对抗，这几个短命政权，统称为南明政权，其中有四个政权铸过钱。

                               （隆武通宝）

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史可法等人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第二年改元弘光，铸行“弘光通宝”。有小平，折二钱两种。但此钱仅铸行了一年，福王政权就被清军推翻了。同年六月。鲁王朱以海在绍兴铸“大明通宝”，皆为小平钱，此钱真书直读，分为背有文及背无文两类。顺治元年，鲁王失败，逃至厦门，投奔郑成功。大明通宝钱铸行有六年时间。顺治二年，南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人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铸行“隆武通宝”，有小平，折二两种，此钱为真书直读；小平钱分背有文及无文两类。此外还有“隆武通宝”铁钱，较为罕见。隆武二年，清军攻入闽，唐王政权灭亡。顺治四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即位，改元永历，次年铸行“永历通宝”，有小平，折二、及背文五厘、一分四等钱。

唐王政权灭亡后，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等人共推桂王朱由榔监国，后在桂林称帝，建元永历。在南明四个政权中，桂王政权是存在时间最久的一个，先后延续了十六年，桂王政权曾控制过云贵，两广，湘，川等广大地区，而且与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李定国、李锦等人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清。但后来内受宵小权臣钳制，外受吴三桂追逼，进入缅甸，后被缅人献于清廷，为吴三桂杀害于云南昆明。

                             (永历通宝)

“永历通宝”铸行时间分为两阶段，永历二年至六年初，是永历政权在广东，云南，四川，等地区抗清时期，在清军连续进攻下，政权处于不停的变动中，铸造地点也常常发生变化。永历六年二月至十三年二月，永明王退入缅甸前，在云贵地区铸造时期，铸地较固定。先是永历五年二月，占有云贵地的孙可望接受永明王封号，联合抗清，也在云贵地区铸有“永历通宝”钱。永历通宝钱版本较多，有小平、折二、折五、当十，面文皆为直读，书体以真书为主，有行，篆，隶，分背有文和背无文两大类。其中有一种小平钱，背文分别铸有永历帝的敕文十二字：“御、敕、督、部、道、府、留、粤、辅、明、定、国”有称之为敕文钱，敕语钱的。意思之一是皇帝命令各级文武官员留守广东，辅佐大明，恢复江山。这种把旨意铸在钱背上的情况是少见的。其中背“府”、“道”、“明”、极罕见，要想收齐这十二字钱极为困难。此外，折二钱中有行、篆对钱，应是郑成功所铸，郑成功在台湾抗清时一直使用永历钱。永历通宝钱背“二厘”、“五厘”，“壹分”钱，背文所记皆为折银值的意思，系权银钱，折银使用。永历通宝钱铸行时间长，铸造地点多，铸行地域广，版别也多，较为复杂。这与永历政权是南明五朝中存在时间最长，领土最广，且政权所在地不断变换迁徒有关，其中云南、贵州、福建都是永历钱的重要铸行地点。（

(三) 明朝具体

                                    (崇祯通宝)

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朱由检16岁登基，在位17年，先是诛杀前朝权宦人称“九千岁”的魏忠贤，启用东林党人，力图革新弊政，以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但积重难返的明王朝，在他的改革下，非但未有起色，相反由于政令不通，矛盾更加突出，最终爆发了明末农民起义，于公元1644年，在李自成的围攻下，明思宗在北京煤山（今景山）自缢身亡。

崇祯在位时铸行的“崇祯通宝”，种类繁多，计有百余种。崇祯元年开铸的“崇祯通宝”，每文重一钱二分五厘，铸作精良。能体现出崇祯改革之决心！但三年后，改铸北京钱为一钱重，南京钱为八分重，从此后，钱制开始趋于复杂，崇祯通宝以小平钱为主，有折二，当五，当十等大钱。崇祯小平钱皆为真书直读，分为背无文和背有文两大类，但有一种隶书体背无文小平钱，比较罕见。在背有文钱中再分二类，一种背铸星月纹标记；一种是背铸文字：有背记重，背记局记地，背记事。此外还有一种背文穿下铸奔马图形的小平钱，径小轻薄，俗称“跑马崇祯”此钱铸意不明，但民间传说却把此钱和闯王李自成和南明马士英巧妙的联系起来了，李自成号称闯王，“闯”字门内有马，“跑马崇祯”预示着“一马入门，门下有马”灭亡崇祯者必为李自成也。而马士英是明末凤阳总督，崇祯死后拥立福王于南京，但他虽手握大权，却不积极抗清，反而结党营私，排斥抗清名将史可法，结果导致扬州失守，福王政权被灭。人言“跑马崇祯”意味着“一马乱天下”。“崇祯通宝”折二钱，皆为真书直读，钱背有文，也分两大类，一为有背星纹标记，二为背有文字，背为文字亦分三种：背记值, 背记事，背记重记钱局。崇祯当五钱，面文皆为真书直读，仅背文记局一种，分：工五，监五，户五三种。该钱制作精美工整，铜质呈金黄色，浑厚凝重。崇祯当十钱仅背无文一种，宽郭大字，制作精良，为较少见品，总之崇祯钱制是明朝钱币最复杂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最复杂的一个时期，其中小平钱复杂的背文，版别更加体现了崇祯钱制的复杂性。

( 一 )清朝的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我国清朝的封建统治得到巩固后，立即采取措施，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

首先是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对有主荒地，由原主开垦，政府给优惠，三年不收税；对流民不论原籍本籍，编入保甲，开垦荒地，发给印信执照，永准为农，从而促进了全国农业生的恢复与发展。公元1662年（清圣祖康熙元年）统计，全国有耕地5493万顷，到公元1685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全国耕地增长到607.9万顷。直隶京畿、太湖、长江三角洲、鄱阳湖地区，都已成为主要产粮区。兴修水利，同时治理黄河，公元1662~公元1676年，清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四年的十多年间，黄河决口多达60余次，到了公元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黄河两岸被淹农田日渐复耕作，黄河下游水患大体摸清。后又修治了淮河和永定河。然后是开发矿业，发展生产，清朝对采矿业，实行奖励政策，广东罗定、海阳和阳山的铁、铅矿，广西南丹、贺县的锡矿，四川邛州、蒲江的铁矿，湖南衡州、永州两府的铜、铁、锡、铅以及贵州的水银铅矿，山东莱阳与陕西临潼的银矿，河南涉县的铜矿等，都陆续得到开采。鼓励发展手工业。清朝对发展手工业实行物畅其流，民便为要的宽松支持政策，从而促进了全国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铁器铸造业，大城市汉口有铁行13家，芜湖有钢场数十家，山西陵川有铁铺12家。棉布染织业方面，在江苏常熟、苏州、广东佛山等地的染坊、织布作坊都有可观的数目。粮食加工业方面，全国在各个产米区都有较多的碾米作坊。制茶业方面，在全国各产茶区，都有加工制茶的作坊。其余像制糖业、制瓷业、造纸业、木材加工业，全国各地都有很大的发展。

清朝时期商业繁荣，在东北主要发展土特产人参交易，在吉林、黑龙江新建城市8座，辽沈地区新建城市15座；在长江以南，扬州、苏州、南京、杭州、广州、汉口等城市的工商业最为发达，除此之外，浙江的乌青镇、濮院镇、枫泾镇，江苏的平望镇、震泽镇、南翔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番禺、东莞，四川的成都、重庆等等大小城镇，工商业都已相当兴盛。旧城市的发展和新城市的兴起，是清朝城市发展的两大特点，当时天津已拥有70万人口，广州城内居民有90万，珠江上的帆船经常有5000多只。从商品销售来看，全国茶叶销量，公元1685~1725年，由15.8万引，增加到49.6万引，40年增长2倍；食盐销量，公元1653~1733年，收376.2万引，增加到523.4万引，80年间增长近40%；全国丝出口公元1741~1831年，由278担，增加到8560担，增加近30倍。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清朝的对外贸易规定是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山东与直隶省船只可以自由贸易，在江南、福建、浙江、广东四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征收税银，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广东各省，取消一切海禁，所以清朝的海外贸易发展非常迅速。

首先在货币外流方面。清朝的货币在对外方面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国同国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正常交流，而使一部分钱币很正常地流出到国外；另一种是由于外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而造成的钱币流出国外，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

在正常交流方面通过陆路与邻国的经济往来，而使货币流出国外；一是西北边货币流出到伊朗和阿富汗。撒马尔汗和布哈拉是清朝与中亚各国贸易的中心。二是西南边，货币流出到克什米尔、不丹、孟加拉、尼泊尔等国。这些国家出产的披巾、棉花、皮革、烟草、染料、珍珠、珊瑚、剪刀、眼镜，换走了中国的一批又一批钱币。三是南边，货币流出到越南、暹罗、缅甸，这些国家的棉花、食盐、羽毛、黑漆、铜砂、象牙、兽角，也换走了中国一批又一批钱币。四是东北边，货币流出到朝鲜，两国之间一向“往来相善”，“或东或西，听民所往”，清朝的钱币也随着商人流出国外。再就是通过海上贸易，货币流出到日本、朝鲜、琉球。公元1684年至1688年，清圣祖康熙年间，中国赴日商船迅速上升到194艘；清政府规定“内地商民船至朝鲜者，除原禁货物外，听其发卖回籍”；琉球到中国的船只，最多到过5艘，运送来的多为海产。在南边，货币流出到印度、缅甸。从中国港口出发的大商船队，每年都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和缅甸南部的丹那沙林沿岸，货币流出到马来半岛；从马来半岛，北走可以到达暹罗、越南，南走可以到达苏门答腊、爪哇，东走可以到达婆罗洲、菲律宾群岛，中国帆船开往新加坡的，最多一年达到250只，“中国帆船来临的季节，新加坡的市场便大大活跃起来”。除此之外，清朝货币还流出到其他亚洲各国。

以上都是正常的贸易往来和货币交流，而从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开始，就变成了非正常的外流。英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把大量鸦片输入到中国，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鸦片这种毒品输入我国后，吸食者一天天增多，既在精神上使人们更加昏怠腐败，又在经济上使中国清朝对外贸易顺差变为逆差，造成大量白银货币外流，这种情况在嘉庆、道光年间最为严重。每年有三千多万两的白银货币流出国外，这对清朝政府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负担：公元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嘉庆帝在诏书中惊呼：“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要求今后“一有缉发，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

清朝时期，社会上围绕着货币大做“文章”；发放高利贷．就是围绕货币所做的“文章”之一。而在清朝已经出现了早期银行的各种形式，这些票号经营兑换业务，发放贷款等，货币成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工具。

清代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方法是发放高利贷。据史书记载：公元1666年，清康熙五年，山西有一农民，向地主借了二两九钱，折合铜铸制钱约4800多文，在还不起债的情况下，被迫到地主家当雇工，“以工抵债”，在地主家一共干了三年半，抵折债务后，分文不剩。广西有一农民，借地主高利贷白银五两四钱，但结局更惨，因无钱还债，这位农民和妻子二人只好到地主家“准折为奴”，但仍还不清债，积欠本息白银变成五两六钱，地主索债，强迫这位农民的弟弟和弟媳二人，到地主家“准折为奴”。除此之外，农业高利贷，还以“典当雇工”和“年限女婿”、“配以婢女”的雇工形式来剥削农民。印子钱是清朝时期高利贷中的一种形式，放债人以高利发放贷款，本息到期一起计算，借款人必须分次归还，每次归还都要在折子上盖一印记，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印子钱”。据《清史稿·张照传》记载：“民间贷钱征息，子母相权，谓之‘印子钱”。

在我国清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民间资本的发展，经营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单位机构，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他们经营着各种业务。

钱币汇兑业务，这是今天各家银行普遍办理的一项主要业务。“汇兑”，在我国唐朝叫“飞钱”。在我国清朝，汇兑业务大权没有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及美国商人手中。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看出，我国清朝时期的广州，大约在18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办理汇兑业务。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期，在我国广州和英国伦敦之间的汇兑业务，已经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经营的主要业务；18世纪80年代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我国广州向英国伦敦开出的汇票，一年之中，达到110多万两，到了19世纪初，每年开出的汇票，增加到250万两左右。后来，美国商人也参加进来，在我国当时的广州，也大力开办汇兑业务；公元1831年～1832年，清宣宗道光十年到道光十一年，美国商人带到我国广州来的汇票达248万元，公元1832年～1833年，清宣宗道光十一年到道光十二年，便猛增到447万元，增加了一倍多。

货币放款业务，这种贷款业务，也是今天各家银行重中之重的一项业务。这种放款业务，在我国清朝时期，它不是中国人向自己的中国商人放款，而是英国的商人向中国的商人放款，并向中国商人收取高额利息。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英国商人大约在17世纪末就已经向中国商人放款。英国商人对中国商人放款，是为了鸦片走私，是为了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据史书记载，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初为了支持中国鸦片经纪人走私，经常给这些经纪人以小额的放款；英国商人对中国商人放款的利息非常高，一般的是年息18％—20％，最高的达到40％。公元1779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统计，中国行商累积拖欠英国商人借款380万元，其中的本金只有180万元，其余200万元，都是英国商人计算变利，用“息变本，本再生息”的办法滚上去的。

货币承兑汇票业务，承兑汇票业务，也是今天各家银行都在办理的一种业务。这种承兑汇票业务，是由付款商人开出汇票，交给收款商人，收款商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付款商人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领取现款，但付款商人必须在事先取得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承兑”现款的“承诺”，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在对付款商人付出现款进行“承兑”、“承诺”之后，再向付款商人收取一定的“利息”：公元177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有中国商人，为了支付英国商人的货款，就曾经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设在广州的账房，以向英国伦敦签发“承兑汇票”的形式，给予借款。公元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中国的另一个商人黎光远，欲从印度购进棉花，但是没有钱，只好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账房，以向孟加拉签发“承兑汇票”的形式，给予借款。

中国人办货币汇兑业务是在公元1821年，清宣宗道光元年，晋商山西平遥人雷履宽开设了一家“日升昌票庄”，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它的前身，就是清朝嘉庆年间的“日升常颜料铺”。而中国人办银行业务是在公元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在我国上海成立“钱业公司”，或者叫“钱庄”；“钱庄”就是银行的初级阶段。到了公元1845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英国人在我国香港和广州设立了“丽如银行分行”；公元1848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这家银行又在上海开办了“东方银行分行”。

官银钱号是清朝初年朝廷官办的一种金融机构，公元1662年—1735年期间，也就是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搞起来的，起初叫“官钱局”、“官钱铺”。当时主要是兑换银钱，调节钱价和倾熔银铤，后来慢慢扩展到经营货币兑换，代理省库，从事存款、放款、汇兑、贴现、购买生金银等业务。

票号是清代经营货币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当时，有的人管它叫“票庄”、“汇号”、“汇兑庄”。公元1821年之后，也就是清宣宗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名后组建日升昌票庄，这可能是清朝时全国最早的一家票号。第一家票号搞起来之后，在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县，又有不少商人集资开设票号，从此，票号这个行业，变成了山西人的独占，所以人们又统称之为山西票号。票号有独资的，也有合伙出资的，资本金从几万两到二三十万两不等：票号行业一般存储在总号，各大城市再设分号，但不另给资本金。山西票号业务活动的中心在北方，但南方也有。当时山西票号的总号有30多家，在各省设立的分号有许多家，后来，在日本东京、还有新加坡，都设有分号。我国清朝的票号，信誉很高，内部管理严格，严守秘密，所以不少贵族、官僚都愿意把自己的私蓄钱，存放在票号里；票号也发放贷款，主要对象是钱庄、典当、富商，对没有资金实力的一般商人则不发放贷款。

钱庄是我国清朝办理货币存放、汇兑的一种信用机构。它是从经营银、钱兑换业务的钱摊慢慢发展起来的。长江流域和东南各大城市，都叫“钱庄”；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郑州等 地，叫“银号”、“钱铺”；徐州、汉口、重庆、成都也有叫“钱庄”的，也有叫“银号”的。在鸦片战争前，钱庄可以签发“庄票”，上海商人在购买豆、麦、棉花、棉布时，用“庄票”支付货款，“庄票”可以收划银钱，实际在市场上和货币一样，起到了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作用。

(二)、清朝钱币的铸行

清朝自从努尔哈赤称国号为金于东北，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帝溥仪退位，共有295年。

早期满族长居在东北长白山地区，世代以畜牧渔猎为生，并与当地从事农耕的汉人相处融洽，这时努尔哈赤以祖上十三副遣甲起兵，通过不断的兼并争斗，势力遂渐强大，终于统一了满族各个部落，并于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称天命汗。并铸行钱币，共有满文，汉文两种，满文钱面文译作“天命汗钱”，此钱依老满文写成，读法由穿左读起，至穿右，再上下读。方孔圆钱型，仿明小平钱，铜色赤暗，铸工较劣。汉文钱“天命通宝”与“天命汗钱”同时开铸，钱文直读，钱背无文，书法较差。由于当时满人多不用钱，得到钱后，大多用作装饰品，佩戴于衣帽之上，袍襟之前，据说可避刀枪，以至后代铸钱时，分发给士兵佩带，直到顺治，康熙时仍有这种情况。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子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其他几位贝勒的公推下于九月登上汗位，改元天聪元年铸行满文钱“天聪汗钱”，依老满文写法，背文仿明“天启通宝”大钱，在背穿上或穿左铸满文“十”字，穿右书一两。有粗字，细字二种，此钱传世不多，较为罕见，而其中以细字者最少，为极罕见品。当时满清所管辖的满蒙部落，大都不用钱，而是以畜牧多少计算财富的，市场上也以物易物，有钱也视同玩物。使用钱的大都是从华北一带移居到关外的汉族农民，也是以耕地为生的，用钱也不迫切。努尔哈赤父子战领辽东后，这些汉人被满族贵族归为佃农或成为奴役，钱的使用更无关轻重。其实迫切需要钱的是商人，但他们人数上不多，经营上也不受满人重视，所以“天命”“天聪”两代铸钱，政治上的作用要远大于经济上的需要，所以数量少，流传不广，是正常的。                   

                                  (一串)

公元1644年，清军攻入关内，清爱新觉罗·福临至北京，即皇帝位，改元顺治，成为清世祖。在北京设铸钱局铸钱，于工部、户部开设宝源局、宝泉局，后随着天下统一，在各地开钱局，并铸“顺冶通宝”。在清军刚入关时，充许明钱流通，但不久即严禁使用明钱及其它古钱，独行清钱。顺治年间对制钱成分有明确规定，即铜七成，白铅（锌）三成，为合金，称之为“黄铜”，一千铜钱称为一串，年铸一万二千串称为一卯即每开一期的额定数称为“正卯”，正卯以后凡有加铸数称为“加卯”。顺治钱制形式未能统一，按照背文可分为五种，也就是在钱币界享有盛誉的“顺治五式”。

一是仿明朝钱式，面文“顺治通宝”，皆为光背无文。采用这种形式，主要是适应关内群众的需要，也便于新旧钱之间的兑换。

二是仿会昌开元钱制，钱背文纪地纪局。如“户”“工”为宝泉、宝源泉两局所铸。其它有“临、宣、延、原、西、同、荆、河、昌、宁、浙、东、福、阳、襄、江、蓟、广、陕、云”等。钱重一钱二分。顺治八年钱重改为一钱二分五厘。清朝初期制钱重量不断变化，顺治通宝钱汉字钱的大小轻重差异较大。有的钱局开铸时间短，开铸不久即停铸，所以有的记局记地钱数量很少，其中“延”、“宣”、“蓟”，存世甚少，极为罕见。

三是权钱钱也叫一厘式钱，即在背面除有局名外，穿左边铸有“一厘”二字，比前一种少了“延、西、荆、襄、云、五局”，“一厘”是指权银，一文铜钱折银一厘，一千文铜钱值银一两，此钱从顺治十年时铸行，到十七年停铸。各局所铸不尽相同，大小轻重有变化。

四是满文钱，面文为“顺治通宝”汉文，背文则用新满文，穿左右满文为“宝泉”或宝源,规定每钱重一钱二分顺治十四年因停外省铸钱，因此仅在北京铸行。

五是满汉文钱，面文“顺治通宝”汉文，背文纪局名改为穿左为满文钱局名，穿右为汉文钱局名，顺治十七年，户部商议决定重开各省钱局，除宝泉、宝源两局所铸制钱仍为满文钱局外，其它各省钱局所铸钱背文都为满汉文钱，共有十二局：即“临、宁、原、宣、同、江、东、河、蓟、昌、浙、陕。”此种钱式制作较好。铸量最多，存世也较多。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清世祖去世，康熙帝继位。只保留户部宝泉局和江南省江宁局铸“康熙通宝”制钱，其余各局停铸。后于康熙六年各省恢复铸行，此后又相继停铸行。康熙通宝钱铸行时间长达六十年，铸量较多，但版本较简单，北京宝源，宝泉两局沿“顺治通宝”满文钱式，背文满文，其它各地钱局所铸，背文满汉文局名各一字，民间为方便记忆把这钱钱局名串成了一首诗“同福临同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此外还有“巩”、“西”两种，但数量不多，要收集全不易。康熙通宝钱有大小两种，重量也有变化，起初每文重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减为一钱，四十一年时又改回一钱四分，并规定每千文兑银一两。同时推出一种轻钱，每文重七分，千文兑银七钱。促使铜钱重量不断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要维持一个铜钱兑换一两白银的规定，此规定创于元朝，经明朝，民间已习惯，到了清初时，因为每年白银输入量增加，银价下降，同时铜产量浙减，而铜价不断上涨，钱价因此增高，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因钱价上涨而相对减少，购买力同时下降，生活成为问题。政府也因为这些原因要竭力平抑钱价，使老百姓的购买力提高，解决生活问题，使社会稳定。二是对付私铸，顺治康熙两朝，因内战不断，铜的生产运输都成问题，民间缺铜，供不应求，销钱为器是有利可图的，政府虽一再规定严禁，但因有利诱，仍有铤而走险之人，每年毁于私铸的数以万计，影响很坏，而私铸情况就更严重了。清政府虽用严刑厉法对之，但仍未收到好的效果。于是政府一方面严令二品以下官员不得私藏铜器，各寺庙不得铸造铜像及法器，同时增加钱的重量，使私商无利可图。又铸造轻钱，使老百姓方便周转流通。到了康熙中后期，虽然表面上太平盛世，但因为人口增长加速，生产增加则有限，物价无法降低，农民一年的收入，只能免强温饱而已，但凡遇到天灾人祸，便难以维持，康熙帝本人也因此常自嘲：“康则康矣，熙则未必”，生产上不能增加，社会财富便不能增加，仅仅依靠平抑物价等手段不能使国民收入增加，而当时的清政府只能做到这一点，只能用增加减少钱的重量以抵制私铸。

“康熙通宝”满文钱式中有十二地支套钱，为福建省造，现存世有“子、丑、寅、巳、未、申、酉、戌”八种。此外康熙通宝钱中有一种异品，后人称为“罗汉钱”。此钱比通常的“康熙通宝”略小，为京师宝泉局造，此钱“熙”字有异笔，钱铜色金黄，铸作精良。关于此钱传说很多，一是说因为康熙年间西部边境发生叛乱，朝廷派大将年羹尧前去平定。因军响难以为继，正一筹莫展时，有一寺院僧侣主动献出寺内所有铜器和十八尊金身罗汉以作铸钱用。年大将军因此感动，命铸钱时故意留了点“小秘密”，以便日后回收重塑佛像，但事情泄露，也就无法回收了。另一说是在康熙六十大寿时，户部宝泉局用金罗汉铸钱，并将这种钱放在寺庙罗汉的腹内充做佛赃，在皇帝寿辰时分赠给各级官员以作纪念，等等。康熙在位六十一年，货币发行量很大，所以“康熙通宝”传世较多。

康熙于公元1772年去世，清世宗雍正即位。雍正帝即位后，仍以杜绝私铸，平抑物价入手，防止白银外流，实行铜钱紧缩政策。于雍正元年铸行“雍正通宝”，沿康熙四十一年制，钱重一钱四分，力求精美标准，大小分二类，大钱与“康熙通宝”大钱相仿，小钱直径2.4厘米，当时全国共有二十多个钱局，都是康熙时局，雍正规定一省只设一个钱局，于四年时，改山西局为宝晋局，山东局为宝济局，台湾省局为宝台局等等。九年时又在江南增设了江宁宝安局，在西南分别设立了四川宝川局，贵州宝黔局，湖北宝武局等，又停撤了临、清、宣府、蓟、同、等局，一省一局的政策最终得以实现，私铸情况也有减少，后来西北战事扩大，西南边铸也发生叛乱，战事频起，雍正十一年时，再次实行铜钱减重，变为每文一钱二分，后清朝百余年制钱重量要求没有变化。顺治通宝钱背文格式，一律按照前朝宝泉、宝源泉钱式，背文穿左为满文“宝”字，穿右为满文钱局名，其中“川、桂、陕、福、台”等，极少见到。由于雍正帝钱法严谨，私铸较少，所以雍正通宝制钱上都边阔字正，形态工整。

雍正帝于雍正十七年死于热河行宫，清高宗即位，改元乾隆。铸行“乾隆通宝”要求仍重一钱二分，该钱书法铸工都比雍正时更为精美。最初清政府仍继续执行通货紧缩的政策。钱局较雍正时有所增减，首先在乾隆四年，停了宝河、宝巩、宝济三局，于乾隆五年时开宝福局，七年开宝桂局，十年开宝直局。乾隆朝以前的制钱不加锡，以铜、铅、锌配制，称之为“黄钱”，在乾隆五年规定在铸钱铜料之中加百分之二的锡，称为“青钱”。官方说是为杜绝私钱，实则无异于减重。“乾隆通宝”版式很多，钱文方面京局的多用宋体宝浙局多用楷书，宝陕、宝顺两局用隶书，但大多数地方钱局用宋体。乾隆四十年时，私铸情况日盛，各省官员出现盗铸，政府对此无计可施，加上云南铜产量逐年递减，导致铜价飞涨，铸钱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清政府继而又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先后停铸了宝直、大理、广西、临安等局，同时鼓励商人从海外进口铜材。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私铸虽有所减少，但官钱不见增加，民间交易缺钱，就出现了使用古钱的现象。到了乾隆五十年后，又相继开了宝直等局，同时放宽了铸钱的标准，所以导致乾隆后期制钱的质量参差不齐，大不如初的情况。此外在乾隆朝时期在新疆出了“乾隆通宝”红钱，是以新疆产铜为原料，在新疆地区铸行的，此后各朝均有铸行。

公元1796年，高宗让位，仁宗登基，改元嘉庆，嘉庆年间，清政府允许百姓使用白银，并且再次整顿钱制，增加铸造量，铸行“嘉庆通宝”，最初所铸力求工整美观，钱重一钱二分，面文仍用宋体，背文为满文局名。但有背文于穿左用草书，穿左用楷书，有“福、寿、康、宁、桂”也有穿右为满文“宝”字，穿右为楷书“福、寿、康、宁”连在一起为一种吉语，是钱局为吉庆所铸之钱，也叫“吉语钱”，参与流通。在嘉庆年间，由于政府开支加大，官炉偷工减料，各地方钱局所铸制钱质量下降，造成有的文字不清，钱重减轻，钱体减小，钱质低劣，等等，民间把这种制钱称为“局私钱”以至到嘉庆末年，朝廷对此束手无策，下旨允许缺铜的钱局自行停铸，如要继续出钱，必须足重一钱二分，否则罪其省府。因此各省纷纷停铸。市面上的铜钱有所减少，使得物价也跟着下跌了。

从顺治到嘉庆是清朝的盛世期，社会生产较稳定，在钱制上是明朝的延续，在发行制度上较前朝更加健全一些，所有皆为小平钱，有利于流通。

公元1802 年，清宣宗继位，改元道光，铸行“道光通宝”，钱制沿乾隆，嘉庆成例，道光年间，因为鸦片的非法输入日渐严重，白银外流加大，日甚一日，银价上涨，以往千银兑白银一两的情况不能维持了，道光二十五年御史刘良驹奏称：“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几及两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银贵钱贱，铜钱购买力下降，政府是赔本铸钱。西南各省钱局不断减重，由一钱两分，减为七八分，民间私铸钱更是减轻到三四分。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银价暴涨，各省钱局发生严重亏损，纷纷停铸。到道光末年，只剩下京师两局，宝云、宝浙等几局出钱，宝川、宝直、宝黔仍属私铸，是地方官员与钱局人员勾结铸造。因而“道光通宝”制钱大小轻重不一，比较正规的在2.2厘米左右，轻小的就不一了，且相当普遍。1837年

                                 ( 道光通宝)1802年

道光三十年，清宣宗去世，文宗即位，第二年改元咸丰，户部准命各钱局铸“咸丰通宝”制钱。三年推出“咸丰元宝”及“咸丰重宝”大钱，咸丰钱币版本极多，有近千种。（详见咸丰钱币）

清文宗于咸丰十一年七月死于热河，清穆宗继位，改元祺祥，铸有“祺祥通宝”、“祺祥重宝”而后改元为同治，于同治元年开铸“同治通宝”制钱，面文仿宋，楷书都有，各地所铸之钱参差不齐，轻重不一。

“祺祥”年号定于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废于同年十月五日，短短六十九天，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短命年号。而祺祥钱也因此而铸行时间短促，尚未流通，就被废行了，因而传世甚少，极难见到。祺祥钱分“祺祥通宝”和“祺祥重宝”，仅有宝泉局、宝源局、宝云局、宝苏局有铸。“祺祥通宝”径约2.7厘米，重一钱二分，面文楷书，顺读。“祺祥”重宝“径约3.5厘米，重七钱四分，为当十钱，此钱做工较精整美观，因存世较少为收藏者重视。

                            （同治重宝） 1864年

锭银1874年

同治钱因铸钱亏损等原因，铸行很不正常，时铸时停，现常见约有宝泉、宝源、宝苏、宝浙、宝巩、宝昌、宝川、宝桂、宝直、宝云、宝东等局钱，其余皆少见或仅见样钱。同治年间仅铸行了当十以下大钱，开铸的钱局有：宝源、宝泉、宝云、宝巩和新疆阿克苏等局，大小轻重也不一，新疆局及宝巩局曾铸有当五钱，新疆宝伊局有当四钱。同治时期本就铸钱不多，民间又普遍使用白银，而且外国机制银元的输入颇多，且成色制度均有保证，使用颇方便，故而铜钱的使用也就日见减少了。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清穆宗去世，慈禧太后迎立自己的胞妹（醇亲王福晋）的儿子入继为帝，改元光绪，先后铸行过“光绪元宝”和“元绪重宝”，“光绪通宝”，通宝制钱铸于公元1875-1908年之间，钱重从开始的一钱逐步减至八分，最后减至六分，该钱书法为楷书，此外宝福局也铸过篆文钱，光绪通宝钱背文为满文记局名，也有星月纹，字有宝河、宝真、宝津、宝云、宝黔等，还有铭“千字文”者（即背穿上各见“千字文”中一字，为宇、宙、日、月、往来等字）。另外在戊子年（公元1888年）出过一种背穿左为“戊子”右为“河”字的戊子钱。光绪十五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从英国购买的机器制造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机制币，不再为方孔圆钱形状了，此后相继在各省推广实行，遂步取代了“方孔圆钱”。

光绪帝于三十四年十月，（公元1908年）去世，此前一天慈禧太后去世，醇亲王之子溥仪继位，改元宣统，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年间，全国各省几乎都已停铸制钱，仅宝泉局铸过一种重一钱的“宣统通宝”小平钱，数量也不多，分为大小两种，新疆地区有“宣统通宝”红钱，以及宝广、宝福两局出过机制币。宝泉局所出的大钱直径在2.4厘米，小样钱直径1.8厘米，因为溥仪登基时只有3岁，加上钱也不大，因此民间把此钱称为“小宣统”、“小宣统”面文书法为楷书，背文为满文局名。“宣统通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铸行的最后一种方孔圆钱。方孔圆钱的铸行从秦始皇统一六国铸行“半两钱”到“宣统通宝”结束，经历了两千年的岁月，是我国乃至世界铸币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清朝具体钱币介绍

1 咸丰钱币
锭银 咸丰元宝

咸丰通宝 1851年 “咸丰”是清文宗的年号，咸丰年间正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此时民怨沸腾，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在钱币铸行上大做文章，将财政危机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相继推出“咸丰通宝”、“咸丰重宝”、“咸丰元宝”种类繁多的钱币。

咸丰元年首先准备开铸“咸丰通宝”制钱。由于鸦片战争、列强的掠夺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生，钱局铸造制钱已很难正常进行，很多省钱局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即使开铸，也是偷工减料 。因而造成咸丰通宝制钱精好者少 ，而粗制滥造的多，大都质劣而轻小，或造成铁钱、铅钱代替铜钱。咸丰元年时，规定钱重一钱二分，至第二年，变为一钱，但具体铸行大多轻于规定重量。“咸丰通宝”面文有楷书等，背文满文局名有：宝源、宝泉、宝河、宝德、宝东、宝伊、宝济、宝晋、宝陕、包巩、宝苏、宝浙、宝昌、宝福、宝台、宝武、宝南、宝广、宝桂、宝川、宝云 阿克苏、宝黔，等二十四个局。其中宝台、宝德、宝广、阿克苏等局数量极少。

此后在大平军连捷，各地反清起义风起云涌下，清军疲于奔命，清廷惊慌失措。这时，清朝的军费开支大增，而税额收入大减，再加上鸦片战争的影响，导致财政拮据，为了筹款继续镇压太平军，缓解财政危机，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廷被迫鼓铸大钱。《大钱图录》说：“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军务日滋，清饷不能继，寿阳相国权户部议，请铸当十大钱，兼增铁冶以供度支。旋推及当五十，当百钱。巡防王大臣续请铸当五百，当千两种。”说明咸丰大钱是在迫不行已的情况下铸行的。“咸丰重宝”始铸当十大钱，继而又开铸当五十、当百和当百以上，并令全国各省迅速铸造推行。“咸丰重宝”铸行情况十分混乱复杂，当值等次，大小轻重，铸造材质，铸造工艺，文字书体，钱文等，在各局甚至在同一局监内铸造时，都差异很大，以至有当值大小和钱体大小轻重倒置的，此外还有铁钱和铅钱。

为了能迅速推行大钱，咸丰铸钱局数量上比前朝又有增加，并在原有宝源、宝泉和各省钱局外，又设立热河宝德局，江苏宝苏局再设清江浦分局，新疆喀什局，还准许克勤郡王，设立捐铜局专铸大钱，已停铸的钱局纷纷恢复铸行。咸丰大钱的当值有多种。“咸丰重宝”当十钱的铸行最普遍，各开铸大钱的钱局都有铸行，铸造量颇丰。其次是当五十，当百大钱，当五百，当千仅宝泉局、宝源局、宝巩局、宝陕局、宝河局和克勤郡王等铸造过。除上述几种当值外，还曾铸行过当五、当二十、当四十到当四百等大钱。宝文当十，当五十大多用“重宝”，当百以上用“元宝”。但有的钱局或用“通宝”重宝，或兼用几种宝文。咸丰大钱的钱文书法，各局自成体系，差异明显。

                                  （咸丰大钱）

宝泉局自咸丰三年五月起先铸当十大钱，八月又铸当五十大钱，十月增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宝泉局咸丰大钱版本较多，书体变化较复杂，币材有红铜、黄铜、铁、铅等。

宝源局自咸丰三年八月始铸当十大钱，十月开铸当五十大钱，十一月又铸当百，当千等，大钱币材用水红铜、黄铜、铁、铅等，版本、书体变化多，大小轻重差异较大。

江苏宝苏局处于清军和大平军对峙之地，铸行来源受阻，加上再供给军需开支，成为率先开铸大钱的省份之一，咸丰三年始铸咸丰当十钱，四年初开铸当十以上大钱。后又开设清江浦分局，再铸当十、当五十、当百大钱。后再增铸当二十、当三十大钱，并铸有铁大钱。宝苏局的咸丰大钱的折当等次比较特殊，其铸行的当二十、当三十大钱，全国没有几个钱局铸行过。

咸丰钱尤其是大钱的版本极多，极其繁杂，归结起来有以下特点：

一、币值复杂，有当四、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八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十五种。

二、重量变化大，因不断减重而造成轻重倒置 ，最大的“元宝”达2.9公斤（江苏宝苏局），最小的“通宝”形似鹅服，不足1克。当五十的重于当百的，当百的轻于当五十的。

三、币名复杂，一般“通宝”为小平钱，当百以下为重宝，当百以上为“元宝”，但有的省份不受约束，任意决定。

四、材料复杂，有青铜、黄铜、红铜、紫铜、铁、铅等。

五、钱文复杂，字体有楷书、宋体、隶书等字数钟。少的有六字，多的十余字。但咸丰大钱行用不久，咸丰四年便下令停铸了当千、当百、四百、三百、二百大钱，并严查私铸。因为大钱的铸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停铸是必然的。据《清史稿》记载，“大钱当千、当百、以折当过重，最先废。当百，当五十缓废。”

清代大钱除了咸丰大钱以外，还有同治、光绪两朝大钱，咸丰大钱是与制钱相对而言的大额当值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国库空虚的形势下，由咸丰强行推行的，大钱破坏了自顺治以来一贯推行的制钱制度，以少量的钱币材料，铸成量当值高出制钱若干倍的大钱投入流通，以“虚钱”来代替“实钱”造成货币贬值。

2、新疆红钱        

                                   (新疆红钱)

从乾隆时开始，清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对于当地用钱形制也作出了规定。新疆钱币以紫铜（红铜）为原料，钱呈红色，因而称之为“新疆红钱”，背文用满文，还有用维文的。自乾隆朝开始，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到宣统都铸行过年号“红钱”。前后有150年的历史，铸造的时间不短，但铸量都不多，其中珍品也不少，其中叶尔羌局所铸“乾隆通宝”是新疆最早的“新红钱”，（相对于旧普尔红钱而言）。

新疆位于祖国的西北边陲，历代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的统治和管理都在逐步地改进和加强。早在康熙年间，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等就勾结沙俄，制造分裂，破坏统一，康熙帝曾多次用兵，平息叛乱，到17世纪中叶，准噶尔部再度叛乱，乾隆帝派兵平定在新疆设立伊梨将军衙门，乾隆二十四年，清廷接受当地军官的建议，首先在叶尔羌设立铸钱局，铸行“乾隆通宝”红钱，叶尔羌本身不产铜，是靠销毁旧普尔钱铸的，钱正面汉文“乾隆通宝”，背文穿右是维吾尔文“叶尔羌”，穿左为满文，因当时译音不准，而铸成“叶尔奇木”两年后改铸为“叶尔羌”。背满文“叶尔奇木”钱文高隆清晰，钱体厚重，铜度纯净，色泽滋润，极罕见，是为珍品。乾隆二十六年，再设阿克苏钱局，三十年时，阿克苏局迁到乌什，立乌什局。四十年时，设立伊犁宝伊局，都铸有“乾隆通宝”红钱。阿克苏局，乌什局所铸，背文左为满文，右为维文局名；宝伊局钱，背文不用维文，而用满文“宝伊”，在穿左右，与内地制钱相同。此后，在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等年不定期铸有“乾隆通宝”红钱，但统称为后铸“乾隆通宝”红钱。这些后铸乾隆红钱大多比乾隆时期铸造的轻薄，钱文也因铸时，铸地不同而有异。有维文钱，“阿克苏”“库车”等，有满文“宝伊，宝库”等，还有的在背文穿上下铸“喀十、库十、阿十、九”等字和星月纹的。

嘉庆年间 新疆仅有阿克苏、宝伊两局铸钱。阿克苏钱“嘉庆通宝”，背左为满文，右为维文“阿克苏”。宝伊局钱，面文为“嘉庆通宝”，背文为满文“宝伊”。嘉庆红钱比较规整，版别简单。

“道光通宝”红钱也由阿克苏和宝伊局铸造，背文变化比嘉庆红钱复杂。阿克苏局钱背文有多种，有穿左右为满文，维文“阿克苏”的；有穿左右为满文，维文局名，穿上为“八年”，穿下为“五”或“十”的。宝伊局背穿左右为满文“宝伊”。此外库车局在光绪年间曾铸行过一批“道先通宝”红钱。

咸丰初年新疆叶尔羌、阿克苏、库车、宝伊等局铸“咸丰通宝”红钱，仍依各局以前铸乾隆、嘉庆、道光等钱制，面文汉文，背文因局而异。叶尔羌局自从乾隆三十三年停铸后，重新开工铸咸丰钱，背文左为满文，右为维文“叶尔羌”，穿上下有“当十”两字；阿克苏钱局，穿左满文，右维文“阿克苏”有当五、当十钱。宝伊局钱，背文穿左右为满文“宝伊”。叶尔羌局钱，除咸丰初年当十“咸丰通宝”外，还有当五十，当百两种大钱，当五十者，面文为“咸丰重宝”，当百者，面文“咸丰元宝”其他如阿克苏，库车等局所铸大钱与叶尔羌局相同，除小型当十“咸丰通宝”外，还有当五十，当百两种。宝伊局曾铸过当四、当十、当五十、当五百、当千大钱，宝文叫法与内地相同。宝迪局于咸丰五年开铸大钱，有当八、当十的“咸丰重宝”，当八十的“咸丰元宝”共三种，背文与内地相同。

同治年间的新疆红钱有叶尔羌，阿克苏、库车、宝伊四局铸行。有当五、当十钱的“同治通宝”宝伊局还铸有当四钱的“同治通宝”。在光绪时库车局后铸了一些“同治通宝”红钱，钱背文字变化较多，且有星月纹。

在光绪年间新疆铸行的“光绪通宝”红钱。没有重宝大钱。有阿克苏局，库车局，出的“光绪通宝”红钱。

宣统年间全国大部分钱局已停铸，新疆仅库车局铸有“宣统通宝”红钱，大小重量与一般宝文为通宝的红钱相仿，是新疆红钱的一种，数量较少。

3、太平天国钱币  1854年

                              太平天国（楷书）1854年

                               太平天国（宋体） 1854年

公元1851年（咸丰元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期间持续十六年，纵横十五省。对满清王朝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加快了灭亡，太平天国在其存在期间的铸币情况如何呢？

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在南京定都后，遂颁发《天朝田亩制度》，制定了人口平分土地的办法。力图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这一土地纲领虽未彻底实施，但对农民夺回土地，不缴或少缴地租的行动加以保护，勒令地主富豪多交赋税，减轻人民负担，还是有力的“武器”。同时，太平天国还允许自由贸易，不准囤积居奇。财政上鼓铸钱币，实行经税政策。太平天国开始铸钱是在咸丰三年（1853）七月，那一年在天京朝天宫开炉铸造，设有专司其事的人，职同指挥。试制多时，终于在次年六月铸造成功，开始发行。不久，在苏州、杭州、绍兴、嘉兴、徽州、衡阳等地，也开始铸行。太平天国钱币材多种，主要为铜铁，也有金银，但很罕见，所有铸币，均不记值。面背文多变，有面为“天国”背“通宝”的；有面为“天国”背“圣宝”的；有面为“太平天国”背“圣宝”的；有面为“天国圣宝”背“太平”的，等等。

大平天国钱可分为八个种类：

一、最早铸造的径3.5厘米面文“天国”二字列穿上下，背“通宝”二字在穿左右，有楷体及仿宋字体二种，因传世极稀，早年未为人知，近年始渐出现，有一种钱的面文直书“天国”二字背也直书“圣宝”二字，此一枚钱应为改制钱，此后天国铸钱均称“圣宝”二字，多发现于南京附近，也可能为初期所铸。太平天国传世有一镂花大钱，可能是开炉，镇库之用，极罕见，颇为珍贵。

二、有一种极稀见之小圆钱，径2.2厘米，缘郭整齐。面文直书“天国”二字，背文直书“圣宝”二字，形扁而润，“天”字上划特长宝盖头更润，在南京附近多有发现，为第一种类稍后之钱。

三、楷书圣宝钱。钱文楷书，作“太平天国”，直读，背书“圣宝”二字，直读，因此也俗称“真圣宝”，黄铜，阔轮。书法铸工铜质均佳。钱径2.5厘米，2.8厘米，3.5厘米，较大的有5厘米的，锉磨精细，颇为美观。另有一种大钱，文字铜质与上类相似，可能为一时一地所出，是否为常用钱，则难以判断。这一套“王品钱”在安徽，江苏多有发现。

四、宋体圣宝钱。钱文排列式与前一类相同，只是钱文改用仿宋体，书法颇美，铜色发白，含锡量大，分量较优生，而锉磨较差，从表现看来，略亿砂铜，这一系统似有四等钱，窄轮大字，别具风格，多发现在湖南一带，可能为太平军将领所铸。

五、隐起文背圣宝。钱文与前一类相同，背文“圣宝”二字横列。书法隐起，阔轮，黄铜，也分为四等，比前套略轻，在湖南北部多有发现。

六、厚肉楷书太平天国钱，背文圣宝二字直列，书法平平，铜色较差，铸工尚佳，有大小多种，但都为小平钱，只因减重而形成大小不一。

七、楷书横列圣宝钱，其面文排列为，右“太”左“平”，上“天”下“国”。在我国古钱中，颇为独特，背文“圣宝”横列，书法一般。有大小两种，其间略有差异。多在江西，浙江一带发现。另有一面文上“天”下“国”右“圣”，背横列“太平”者。

八、大平圣宝钱，面文“太平圣宝”，楷书顺读，背文“天国”，横书。有大小两品，黄色泛白。数量较多，多发现于南京一带。太平天国钱币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因现今大平天国钱币伪作太多，鱼龙混杂，给钱币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因难。

锭银1894年18941897年1897年1898年1898年1898年1898年1898年锭银1899年1899年1899年锭银1900年1901年1901年1901年1902年1902年1903年1903年1904年1904年

 1907年 光绪三十三年冬月吉日，安徽裕皖官钱局发行的“壹元券”。规定，“此票准完纳丁漕关税盐课厘金”，“如有私刻假票者照私铸例治罪”。此枚为“漦字七百伍拾九号”。安徽裕皖官钱局的位置，在现谯楼之南的司下坡银行

1909年1909年1911年 1911年1912年中国银元的种类 银元是一种使用较多的金属货币。在银本位制的国家中，为了便于流通和计价，大量铸造银币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银元起源于外国，所以在中国又名叫“洋钱”、“洋细”、“番饼”。在16世纪时，西班牙银元首先流入我国，后来是墨西哥银元，嗣后英、日、美、法、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银元亦伴随着武装入侵流入我国，充斥市场，为经济掠夺服务。因此，有一个时期市场上流通的银元都是外国银元，后来我国地方和私人也逐渐仿照外国银元铸造少量银元在国内流通。

　　我国银元于清光绪十五年开始正式由官方铸造。民国初期，始以银元作为主要流通货币，进行大量铸造。

　　银元种类很多，在我国大约有二百多种，流入我国的外国银元约有三四十种，其成色重量，颇不一致。成色最高为98.5％，低的只有60％左右，私人铸造的甚至更低。重量最大的为36.5克，一般以26.5克居多。银元中还有半元、二角、一角、五分，一钱、二钱、三钱以及一毫、二毫等小银元，这些大都作为辅币应用。
满清统治时代银币。

　　1.光绪元宝有广东省造、湖北省造、江南造、北洋机器局造。安徽省造、四川省造、吉林省造、北洋造、奉天省造、东三省造、云南省造、天津造币总厂造等多种，各省铸造者大同小异，其正面镌有“光绪元宝”四字，中间有小满文，字上有铸造地名，字下为“库平七钱二分”字样，背面为盘龙，龙之四周为英文字。

　　2.大清银币正面为“大清银币”四字，上面为满文，下面为“宣统三年”，背面镌有团龙围绕“壹圆”二字，下有英文。

　　3.宣统元宝广东、湖北、云南等地均曾铸造。正面为“宣统元宝”四字外，其余均同光绪元宝。

　　4.一两大清币正面镌有“大清银币”四字，中间有满文，四周有“光绪三十年湖北省造”和“库平一两”字样，背面铸有二龙珠图，图中为“壹两”二字。 古代锭银   银子    古钱制作

                                  （陶范1）

                                     （陶范2）

                                       （陶范3）

我国古代金属铸币，除局部地区在短时期内曾采用打制方法外，基本上都采用硬型范，砂型范，浇注金属溶液成型的方式。我们说的“鼓铸”一词说的就是铸钱，直到清末，才采用机器制造方法，也称为“机制币”，这时两种制作方法还并行了一段时间，进入民国时，才逐渐使用机器制造方法来制造钱币。

在钱币中除早期的海贝、骨贝和后来的纸币外，都是用金属制作的金属币。通常称具有一定形状、重量、成色的金属币为铸币。它使用的时间很长，铸造数量也多，种类繁杂，是其它任何质料的货币所无法比拟的。我国铸钱的工艺，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先秦时期、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及隋唐以后时期。

先秦铸钱的工具，主要是泥范和石范。泥范是用泥制成坯后焙烧成的，所以泥范也可叫陶范。这种范的制作，从技术条件比较，要比金属范为低，金属范乃是泥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代铸造的大量青铜器，就是由泥范铸出的。泥范又分为单扇泥范，可铸简单用具；双合泥范，由两扇范扣合在一起，再进行浇铸；多合的泥范，是由许多单扇泥范组合在一起，再进行浇注。陶范的用料是以泥土为主，工艺靠手工刻制，制作过程分为配料、备坯、制模和刻字等工序。石范是泥范的进步，一次的制作，可多次使用，固定成型，主要是用容易加工的滑石工艺也可分为选料、备坯、制模、刻字等工序。

秦汉前期仍使用泥范、石范，以后出现了模盒翻制泥范的技术。王莽时期，叠铸范已发展成熟，因此王莽钱币铸工极精。模盒有两种：一种用于制面、背范片用，就是在同一个模盒上，钱币的面文、背文都有；一种是用于翻制面范范片用，一个模盒只有面文，这类多是因为背无文。

隋唐以后是用母钱印砂型铸钱，直至清末。砂范用后就毁，无法保留，今很难见到。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多为战国、西汉、东汉、新莽等各朝的硬范。清代乾、嘉以来，金石收藏研究之风大盛，战国、秦、汉之际的钱范，成为金石学家追寻的对象。

钱币制作过程：首先制成所铸钱币的陶范，然后将陶范两两重合，累积叠起形成范包，再将铜熔成铜液，把铜液浇注入范包，待铜水冷却后，打碎范包，取出固定好的铜钱，然后用一根方形木棍，将方孔圆钱穿成串，打磨毛刺，最后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