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达环保最新消息:杭州和它的图书馆精神:免费开放保障文化公平

　　开门!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该如何为读者服务?

　　杭州图书馆(以下简称“杭图”)的做法是：面向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包括流浪者和乞丐。有微博称，该馆馆长褚树青曾说：“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这一微博迅即被转发了1.6万次。

　　但杭图馆长褚树青表示，杭图的全免费开放政策，不过是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的图书馆使命而已。事实上，未必真有很多乞丐或流浪者去图书馆看报读书，但是否向他们开放，却检验着一个城市和国家的人文精神与气度。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公共资源，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平等地向公众开放。美国钢铁工业巨富安德鲁·卡内基，便是在图书馆自学成才的穷孩子。获得成功后，他一生捐建了2500多座图书馆。他的哲学是：只要给予公平的社会环境，再穷的人也能成功，图书馆就是成功的第一个台阶。

　　从这个角度说，公共图书馆不只是借书读报的地方，更是一种教育制度，一种生活方式，是知识和信息的再分配。免费进入公共图书馆这小小的权利，却可以使社会底层通过免费获取知识、改变自己的人生。

　　由杭图所掀起的波澜正在影响全国。

　　我国文化部、财政部日前出台政策，要求：2011年底之前，国家级、省级美术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

　　2月18日，文化部表示，备受关注的《公共图书馆法》正在起草中。尽管免费并不意味着“公共”，但不可否认，这是回归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可喜开端。

　　天堂杭州：一座城市和它的图书馆精神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更应该成为一种制度”，因为平等地获得知识的机会，将推动一个城市走向民主和包容

　　本刊记者/王婧 文/沈茜蓉(发自浙江杭州)

　　“我无权拒绝他们(乞丐)入内，但读者有权选择离开。” 一夜之间，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这句话在微博上被转发了1.6万次。褚树青因此成为100多家媒体关注的焦点，他甚至为此减少了出门的次数

　　他对这种“波澜”也很惊讶——48岁的他已经在杭图任职10年，一直在践行“公共图书馆零门槛开放”的理念。事实上，80%以上的国内大型城市图书馆，都正在向读者提供平等服务。在他看来，这种反差源于对“公共图书馆”制度的误解：“公众一般只知道图书馆能典藏阅览，但是忽略了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保障社会文化公平。”

　　在图书馆学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系主任范并思教授看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更应该成为一种制度”，因为平等地获得知识的机会，将推动一个城市走向民主和包容。正如纽约公共图书馆在网页上的介绍：“幸运的是，在这个新兴而迅速发展的大都市中，有些市民预见到，如果纽约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文化中心，它还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图书馆。”

　　搬运工眼中的图书馆

　　2月15日，午饭后。

　　穿着迷彩工作服的搬运工王书恒走进杭州图书馆报纸阅览室。他直接拿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报夹，在入门处的软沙发上坐下。沙发前的液晶电视，正小声地播放凤凰卫视的新闻。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天中午他都会来——“主要是为了休息，偶尔才看看报纸。”

　　言语间，他的目光转向一旁的大落地窗。窗外的大片建筑工地正是他工作的地方。两年前，他从江苏到杭州打工，一直在附近工地上干体力活。

　　这里是杭州市的钱江新城，距市中心约有7公里。自从2006年杭州市政府提出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的战略后，杭州行政中心的所在地——杭州市民中心就在这里生根发芽。

　　市民中心由11座单体建筑组成，杭州市图书馆新馆就坐落在西南向的裙楼里，占地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90%都对读者免费开放。

　　这是王书恒在附近能找到的唯一“不用花钱又可以放松自己”的地方。

　　在王书恒眼中，图书借阅区的那一排排书架“就像直线构成的迷宫”，书脊上那些带着数字的标签儿“就像汽车的车牌”，当他在这个“迷宫”中穿行的时候，书架上的照明感应灯会自动亮起，走过之后又悄悄熄灭;文献借阅中心那些高达4.8米的积层书架、专题文献中心7.2米高的单面靠墙整体书架，巨人一般俯瞰着他;书柜、书桌、台灯浑然一体的书房式布置，更让他觉得“像天堂”。

　　但他更喜欢报纸阅览区——这里聚集着更多和他一样的打工者，“我们更喜欢看报纸，文章篇幅小，读起来不费劲儿。”

　　从报刊阅览室再往里走，就是他最喜欢的音乐分馆。那里有着蓝色苍穹，他躺在软绵绵的沙发上戴着耳机睡觉，睡不着时就看着头顶上的电子星空随着音乐的节奏而闪烁。

　　“主要是睡觉，耳机就是装样子。” 王书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过音乐还真是不错。”

　　王书恒一般在下午2点离开。每当他经过借阅台时，工作人员张小丽都会冲他微微一笑。

　　张小丽已在杭州图书馆工作了36年。她尽量对每位望向她的读者微笑致意，不论是乞丐、农民工还是残疾人。

　　“进杭州图书馆不需要任何证件，借书也免费，只需要提供市民卡即可。”张小丽说，“所以附近的人们经常来，也许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看书，但他们在休息之余，哪怕就是随手翻翻报纸，也比他们在外面无所事事要好吧。”

　　“零门槛”如何实现

　　36年前，“文革”还未结束，19岁的张小丽来到杭州图书馆工作。那时候的杭州图书馆还是一座“藏书楼”，在那个身份决定权利的年代，来借书的人很少。

　　“那时候读者很听话，跟他们说任何要求，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张小丽回忆。这样的时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国家开始削减对图书馆的补贴，图书馆逐渐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这恰与中国当时的市场经济风潮“不谋而合”，尽管当时身份枷锁正在被逐渐打破，但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靠出租场地、收年费等各种方式来创收，图书馆的“公共”底色刚被抹上，就开始变淡。

　　“我们有了市场、私营的概念，但什么是公共，却更面目不清了。”褚树青说，“在我接手的时候，我就想：我赞成市场经济，但图书馆还是要做公益的事情。”

　　2000年，褚树青出任杭州图书馆馆长，立即宣布军人、残疾人、老人、儿童免费借书;其他人则需交费，用以“捐助”图书馆。“说是捐助，也是对公民文化的一种培养。因为不好意思直截了当说‘免费’——全国都收费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说免费呢?”

　　两年后，国内图书馆学理论界开始探讨公共图书馆究竟是否应该收费。支持收费者认为，图书馆产业化是全世界的趋势;反对者则认为，公共图书馆的最重要的职能是保障社会信息公平——收费则意味着门槛。

　　“公共图书馆”概念在西方已有150多年历史，由英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馆长爱德华·爱德华兹提出。爱德华兹本人即出身贫民，靠在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读书自学。他后来成为这家图书馆的编目员，逐渐改进其服务，并推动议会为“公共图书馆”立法：由地方税收支持，对所有纳税人免费开放。

　　杭州市图书馆是中国最早响应此理念者之一。

　　2003年，杭州图书馆就向所有人敞开了阅览室大门。张小丽记得，还在老馆时，每天早上就能看到一些穷人把蛇皮袋放在门口，走进阅览室读书，一看就是一天。“有的蛇皮袋里装的就是铺盖和简单的家当。”张小丽说。有时她坐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还会看到这些读者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走。

　　也是在图书馆的书里，张小丽知道了这个故事：美国经营钢铁工业巨富的安德鲁·卡内基，原本是一个穷孩子，通过在图书馆免费读书自学成才。获得成功后，他一生捐建了2500多座图书馆。他的哲学是：给予公平的社会环境，再穷的人也能成功，图书馆就是成功的第一个台阶。

　　2006年，杭图将搬迁新址，召集专家论证制度改革，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是否可以取消借书的押金制度”。在很多专家看来，押金制度是图书馆“无法破除的一道门槛”——如果没有押金制度，如何保证外借的书能够如期归还?

　　范并思也在受邀之列。他还清晰地记得，杭州市文化局局长在会上掷地有声地说：“我非要把这道门槛破除不可!”褚树青也表示，“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信用和道德都不讲，一百块钱押金又能有什么用?”

　　果然，2007年，杭州市图书馆新馆全面免费开放，实现了真正意义的“零门槛”——不但所有人都可以进入阅览，而且都可凭借市民卡免费借书。

　　这在当时引起轰动。刚开馆的几个星期里，门口总是围满了探头探脑的人群，纷纷问张小丽：“借书也免费啊?这么好的事也有的啊!”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问：“那管不管吃饭啊?”

　　之后，就有人带着方便面到阅览室大嚼，还有读者为了抢一张报纸大打出手。这种乱哄哄的景象让张小丽很怀念庭院深锁的老馆，“但是回头想想，公共图书馆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把图书馆开到市民身边去

　　2月13日下午，26岁的IT白领李珍珍第一次陪同学来杭州图书馆借书，兴奋地用手机拍照留念。“我来杭州工作两年，从没到过这里，要是这个图书馆在我家附近该多好!”她说。

　　李珍珍是典型的网络一代，一天泡网十几个小时，出门也不忘手机上网。对他们而言，任何东西，只要网上没有，就不存在。书本是个负担，偶尔在街头买一张小报或时尚杂志，一般是为了心理需要，或者“可以当个坐垫”。

　　事实上，网络的飞速发展正严重压缩图书馆的生存空间。人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远比去图书馆查资料便捷。但褚树青认为，正因为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部分底层民众更无法跟上互联网步伐，图书馆的服务要“向他们倾斜”。

　　2003年，褚树青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利用行业和社会力量，推动政府建立公共图书馆制度，并通过杭州图书馆的“一证通”体系，将各级公共图书馆连接起来，形成免费的图书流通服务网络——只需登陆杭州图书馆的系统，就可以借到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纳入体系的图书馆的书。

　　“大网”以市图书馆为核心，延伸至各个区县图书馆，再到各个社区图书室。只需点击“预约”，需要的书籍就会在三天之内完成“大网”中的旅行，来到距离读者最近的社区图书室。

　　核心问题是经费。褚树青找来了7个区县的图书馆馆长、一些图书馆爱好者和企业家，商量成立“杭州图书馆事业基金会”。“我们这些图书馆长，既不掌握购书经费，也不受重视，于是自称为‘无产者联合起来’。”回忆往事，褚树青大笑起来。为了进一步调动政府和社会力量，2005年，褚树青还邀请时任政协副主席的曾东元担任基金会会长。

　　此后，曾东元带领基金会，走遍了杭州市所有的社区和农村基层图书馆。他们看到，余杭南苑街道图书馆建起来后，三百多平方米的阅览室，每晚都被外来打工者挤满。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人，每天放了工，就成群结队来到图书室，看书、看报、看杂志。

　　这深深触动了曾东元。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图书馆应该多到‘只要你想看书，就有图书馆’的地步。”

　　这个让图书馆遍布城乡的梦想如今真的实现了。在杭州市拱墅区拱宸桥街道文化站，七八个书架上摆满了新书，以小说和畅销书为主。每本书上都贴上了小小的蓝色条码——杭州地区内任何一个持有“一证通”借书卡的市民，都有机会借到这些书。

　　截至2008年8月，杭州62.1%的街道和94.1%的社区都配备了这样的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的基层服务点高达128个。

　　这张“大网”激活了杭州市图书馆。据2009年《中国图书馆年鉴》，2008年，杭州图书馆藏书231万册，年流通人次309万，外借110万册次。而这一年，中国2820个公共图书馆的年平均流通人次只有约10万，外借8万册次。正如17世纪德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兼法学家莱布尼茨说，“图书馆的价值只在于其内容以及读者对内容的利用，而不在于藏书的数量和珍藏的稀有程度。”

　　天堂，亦有困境

　　尽管图书馆已深入社区，并不是所有市民都知晓。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距离杭州图书馆2.4公里的万象城商业区随机访问了10名路人，均知道杭州图书馆免费开放，但只有4人去过，且均为中老年人;只有1人知道杭州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图书馆。

　　事实上，在房价全国排名第一的杭州，图书馆业也同样面临其他城市“被排挤“的命运——或者被挤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或者干脆就取消了。这使基金会设想的公共图书馆体系打了折扣。

　　拱宸桥街道文化站站长裘熙春介绍：2010年，图书室只新购300册书籍和一些报纸杂志，这是上级要求的“下限”。并非不舍得花钱。“只有2万块钱买书订报，要是钱多，我肯定买得多呀!”他摘下眼镜，重重敲了敲桌子。更让他心里不好受的是，“管图书室那个小姑娘现在还没编制”。

　　基层图书管理员的状况大多如此。管理村、社区图书馆的多是退休老人、下岗职工或者残疾人，每个月象征性地发放一两百元工资，流动性也很大。

　　这些事情被曾东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他看来，只需要一笔不多的钱，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办得更好。

　　按照基金会的计算，这一笔“不多的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末，把杭州810万常住人口，乘以人均6.5元的购书经费，加上各级公共图书馆的运营费用，总共1亿元。这仅是杭州市2010年财政收入的1/1245，却可以让全市13个区县的基层图书馆买得起新书，请得起专职图书管理员。而目前，只有杭州市图书馆每年得到5000万元的运营经费，其他基层图书馆全部只获得1000万的财政拨款。

　　基金会也在“四两拨千斤”地推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投入。每年，基金会都拿出一部分利息，奖励优秀基层馆员，每人每年1000元。去年，由浙江图书馆原馆长带队，基金会在淳安、萧山、桐庐三个县展开图书馆员的义务培训，7天时间，三四百人参与，有70岁的老人，还有坐着轮椅的残疾人??

　　曾东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基金会的建议下，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可能会在近期下发文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对同层级公共图书馆在财政拨付、人员编制、场地安排上的“硬杠杠”。这是各级图书馆期盼已久的政策支持。

　　我们可以一起读书

　　对市民来说，免费阅读需要接纳的过程。

　　拱墅区图书馆馆员陆菁说，图书馆刚刚全面免费开放时，很多大爷大妈拎着烧饼油条豆浆来阅览室摆龙门阵，还有给孩子在图书馆“就地解决”大小便的妈妈们。但这些行为现在都消失了。

　　范并思认为，在阅读现场的读者之间，会发生微妙的互相影响作用。一个读者的专心姿态会影响其他读者，形成连锁的心理暗示，把大家都带入这种状态。

　　退休工人孙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拱宸桥街道文化站的常客。他还给站长提建议：成立“业余书评小组”，让街道里的爱书人可以定期开沙龙、写书评、办刊物。

　　这也正符合褚树青的理念：“图书馆的使用者是一个多元的群体，单单我们管理，不一定具有权威。我们宣布条条框框，不如让社会各界制定规则，管理监督，志愿服务。”

　　在一封写给街道文化站的感谢信里，孙毅用莎士比亚的话描述图书对他的意义：“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这个小小的文化站不仅为社区的居民提供图书，还在每周二四六晚上放映电影，周四有免费唱歌课，周六下午为小区越剧队提供排练厅??它已经俨然成了街道的公共交往中心。

　　正如于1927年在英国发表的《肯尼恩报告》所说：“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其所在地区的智性活动中心??图书馆不仅要服务于知识的渴求者，而且要服务于那些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和追求休闲的人。”

　　这份报告发表在“大萧条”前夕，意在重申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当时美国拜金主义膨胀，贫富差距悬殊等社会问题日益激化，看似歌舞升平的社会内部实已千疮百孔。果不其然，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随后袭来。但遍布城乡的公共图书馆网络成为“大萧条”中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图书馆为他们遮风挡雨，使他们更找到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范并思曾在《公共图书馆与城市文化》评价道：“公共图书馆是城市中最好的学习共存、推进社会包容的场所。”因为这里“与学校相比，门槛更低更加自由;与公园相比，更加拥挤更加稀缺”。

　　更重要的是，在书籍面前，更容易实现人人平等。

　　正如杭州市图书馆儿童阅览区里出现的这个场景：

　　一个穿着考究的母亲带着8岁的女儿在这里读书。她们就住在图书馆附近，房屋均价3万/平方米。

　　一个衣着破旧的爷爷领着8岁的孙女坐了19站公交车也到了这里。5个月前，他们从江苏淮安的农村来到杭州，一家人住在拱墅区的出租屋里，靠女孩儿的父母在工地上打工生活。

　　两个女孩儿的手同时伸向了书架上的同一本书。

　　“我先拿到的!”喊声惊动了书架那边的母亲。

　　她走过来，看到两个女孩儿正在抢书，于是蹲下身子，温柔地说，“宝贝儿，你们可以一起看吗?”

　　两个女孩儿想了想，点点头，坐到了桌边，开始一起翻那本带拼音的儿童书——《神秘的鸟类》。看完一页，一个女孩儿小声问另一个：“看完了吗?可以翻了吧?”★

　　我所知道的中国图书馆

　　图书馆本是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单位，而且处于弱势，在财政拨款有限的背景下，少数大的图书馆不得不通过特色的增值服务获得收入，大部分图书馆只能靠出租场地

　　文/ 寇爱哲

　　从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

　　我还记得到这家专业图书馆报到的第一天，借阅大厅里，一位同事穿着蓝大褂，带着套袖，端着茶杯坐在借阅台。等读者填好借书单，他扫一眼书号，慢腾腾转身到书库取书。

　　那已是5年前的情景。我离开这家图书馆也有近一年的时间，不过可以肯定，这种状况仍没有改变。

　　图书馆的书库有开架和闭架之分，我们馆这种由馆员去书库代为取书的即为闭架。开架书库则是允许读者进入自由翻阅和借阅。开架书库的好处不言自明，读者可以在借阅前充分了解这本书的内容，是否值得借阅等等，还可以通过自由浏览，找到那些并不确切知道书名、但有他所需要信息的书籍。

　　现在高校图书馆基本上都是开架，而公共馆还有相当数量的闭架书库。因为图书是按照分类号依次排列，闭架的原因就是要防止读者乱翻乱摆，让别人找不到。

　　高校馆之所以能够实现开架，很大原因是可以雇佣勤工俭学的学生来排架，即理顺图书顺序，把图书放回分类号对应的位置。而对于公共图书馆，既不愿意增加排架的工作量，也没有学生工可以雇佣，干脆一闭了之。相对于在浩瀚的书海里没有尽头的排架，跑腿取书的工作量可小得多。

　　除了排架的工作量，保护藏书是另外一个常见的理由。现代图书馆虽始自西方，但中国的图书馆却深受古代藏书楼的影响。最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中国图书馆在做自我宣传时，首先强调的不是接待多少读者，而是有藏书多少万册，有多少“之最”。但如果这些浩如烟海的书没有读者，或只有很少的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

　　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会长、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前馆长郭斌说，直到1996年国际图联大会在北京召开，她才接触到国际上先进的图书馆服务理念，大为震动。此后不久，西城区图书馆新馆就增加了文化交流中心的功能。

　　图书馆由藏书楼向文化交流中心的转变，是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深刻变革。

　　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图书馆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单位，不属于“人民”的“地富反坏右”就不在服务之列。之后又把读者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学历、职称的读者借阅图书的权限不同，或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不允许“三无”人员进图书馆。因此严格说来，都不算“公共”。

　　但开放程度如今已有很大进展，只是对部分阅览室的使用还有限制。比如国家图书馆至今还规定，进入古籍馆的普通古籍阅览室，须为硕士以上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要想在台港澳文献阅览室查阅文献，须同时持有注明查阅人姓名及查阅文献内容的局级以上介绍信方可。

　　此外，很多大型图书馆有些分类号在公开的检索系统里检索不出来，只有内部检索系统才能查到，这些都是禁书，老百姓都不知道。

　　但如果仅限普通浏览，现在一般的公共图书馆，除了进入特殊文献书库需要办证交押金等手续，已经很少有限制。即便我曾工作的专业图书馆，行业外的读者也可以办证借阅。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一句“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虽然感动了很多国民，但这其实已是国内图书馆界普遍共识，只不过读者对图书馆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里而已。

　　图书馆员

　　常让人诟病的是图书馆员的服务态度。

　　一周前，我到北京某区图书馆借书，一位女图书馆员不紧不慢地最小化开心农场页面后，才调出借阅系统给我扫条码。多数情况下，我没有勇气对这种“忙碌”的图书馆员问这问那。2004年第一次去参观国家图书馆时，因为手持DV录像被馆员呵斥，还给我留下不小的心理阴影。

　　相对于律师、医生等要求资格认证的行业，中国图书馆员的门槛不高。图书馆素有“后宫”之名。最常被安排到图书馆的有：领导夫人、教授夫人、博士夫人，以及他们的子弟，业内统称为“三后一弟”，因此，图书馆员的男女比例也严重失调。

　　一位其他图书馆的朋友告诉我，他家乡的市图书馆，很多馆员是从歌舞团、评剧团之类单位调过来的。平时馆里死气沉沉，年终晚会表演节目时可一个比一个精彩。还有诸如老馆员退休后“儿子接班”现象。

　　图书馆员收入不算高，但是有编制，吃财政饭，来这里工作都是图个安稳，且工作压力不大，在基层是很不错的选择。

　　我本科的专业是图书馆学。高考填报志愿时，班主任告诉我图书馆员在西方被称为博学家，但我还是把它填作最后一个志愿，却被录取。我的大学同学们也不是被调剂就是拿它凑数的。

　　我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选择去高校图书馆：工作环境好，读者素质高，收入有保障，每年还有寒暑假，悠哉游哉。同届的同学除了少数在深圳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几个大的公共图书馆馆，其他都在高校。像我这样在行业系统内的专业图书馆比较少，地方的公共馆基本没人愿意去。

　　无论以此为专业是否情愿，四年大学读下来也有些专业精神的熏陶。近几年，图书馆学界一些学者、馆长和年轻馆员拥抱国外同行的先进理念，在网络环境下展开了很多讨论并提供创新服务，颇给图书馆行业带来一股新气象。但济济人才多集中在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仍然缺乏专业人才，有的连基本服务都成问题。

　　图书的质与量

　　只要有书读，馆员的服务态度不尽人意也可忍受，但这一点似乎也不能满足。

　　相对于书店的热闹场面，现在很多公共图书馆可谓门可罗雀。作为一个图书馆馆员，我自己读的书也都是从网上买，并不去图书馆看。除了书籍陈旧，新书里也难得翻到一本好书。

　　国际图联规定，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应为1.5册到2.5册。而据《中国文化报》报道：2008年中国人均仅有图书0.4册，人均购书费只有0.7元。

　　一位同学的单位连续多年购书经费都是10万元，但书价跟着CPI一路狂跑，为了保证藏书量，只能买便宜书。数量有了，质量就顾不得了。朋友自嘲说：买的不是盗版书就不错了。

　　还有很多地方的图书馆是形象工程，建筑很漂亮，里面没多少书。不只是公共馆，有些高校馆也如此，只在教育部评估时集中采购一批，这样短时间集中大批量采购的图书质量可想而知。

　　不过即使是形象工程，至少也给读者提供了硬件环境。更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县政府大楼盖得极尽豪华，但老百姓并不知道他们的图书馆在哪里。

　　据国际图联规定：在城市主要居民区，步行3至4公里就应有一个较大的图书馆，每5万人应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而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09年底，全国只有公共图书馆2833个，相当于约50万人才能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还有3368个县没有图书馆，有600 家图书馆常年不买新书，西部地区每步行30公里至100公里才能找到一个图书馆。

　　经费!经费!

　　“公共图书馆应当??多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汇报图书馆的问题和困难，以取得对图书馆事业的逐步重视和公共财政的支持。”这是一篇行业论文在阐述所遇到的财政困难，语气颇为哀怨。

　　图书馆藏书的质与量均不堪，究其原因还是经费紧张。事实上，经费真正充裕的图书馆为数很少。据一位西北某大学的教授介绍，西北某省全省的公共图书馆购书经费每年只有几十万，给省馆留下大半后，各市、区、县图书馆每年只能分到几千块钱。

　　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图书购置费为88685万元，按13亿人口计算，人均年增加藏书仅为0.018册。

　　图书馆是事业机构，而且处于弱势，申请财政预算时，往往抢不过其他单位。若作为图书馆掌门人的馆长能力强些，就能多争取些经费，状况也就好过点。

　　然而，许多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只是短暂任职，将这个位置作为升职的过渡，对图书馆的长远发展并不关心。上级又认为“文化是无底洞，把钱丢进去，见不到效益”，公共图书馆经费不足也就成了常态。

　　目前发展得比较好的几个公共图书馆皆因有能量的带头人和雄厚的财力支撑，比如深圳图书馆的馆长吴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做过官员，有理念、有资源，加上深圳地方政府的财力和重视，深圳图书馆才办得有声有色。

　　当然，得益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公共图书馆在十一五期间也有长足的进展。郭斌会长说，国家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对文化的投入，一些中小馆现在已经成为大中型图书馆，硬件设施得以极大改变。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并未同步提升。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李国新的一组调查显示，2005年至2009年间，只有在2007年，公共图书馆经费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国家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其余几年，公共图书馆经费总额在国家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均呈下滑趋势。

　　图书馆本是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单位，但在财政拨款有限的背景下，少数大的图书馆不得不通过特色增值服务获得收入(如参考咨询)，大部分图书馆只能靠出租场地。所以常见有图书馆把一部分租给培训班或办展览，本不宽敞的图书馆被挤得更狭小。

　　有鉴于此，图书馆界近年来一直在呼吁给图书馆立法。图书馆经费的保障，不能靠图书馆馆长的公关游说，也不能寄希望于某届领导的重视，要获得健康长效的财政支撑，必须依靠法律保障。

　　因牵扯多个房地产项目而受贿落马的海淀区前区长周良洛，就曾打算把海淀区图书馆拍卖，区人大、政协代表纷纷干预，终于使之没有成功。代表们的胜利即得益于《北京市图书馆条例》这部地方性法规的保护。

　　不再阅读

　　我读大学期间，正值互联网发轫，一些图书馆借阅量明显下降，图书馆学界在一种悲观的情绪中讨论如何在网络的冲击下留住读者。实际上，网络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冲击，不独见于中国，亦不独见于图书馆行业。图书馆和网络的阅读区别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区别，如果网络的确带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图书馆也乐见自己退出历史舞台。

　　但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第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揭示：2009年网民阅读习惯中，前三名是“网上聊天”“阅读新闻”和“查询各类信息”，只有18.1%的网民将“阅读网络书刊”作为上网的主要活动之一，国民阅读状况并不乐观。

　　人们对去公共图书馆读书的意识淡薄，并没有形成利用闲暇时间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但在国际上，培养国民良好的阅读习惯，恰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使命。

　　一位曾在国家图书馆供职的朋友曾告诉我：国家图书馆的读者中，多半是学生和科研工作者，并没有多少来此随性阅览的普通人。这也就不难解释，在缺少学生和科研工作者的地方，公共图书馆为什么门可罗雀。

　　无论馆长要经费也好，为图书馆立法也好，如果民众没有诉求，不爱读书，也就不会有送上门来的书籍。 ★

　　(寇爱哲，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原专业图书馆馆员，现为自由职业者)

　　“立人”：扎根乡村的图书馆 “立人”：扎根乡村的图书馆

　　三年多来，他们在贫困乡村成立了9所面对公众的全免费图书馆，但始终低调。在中国财政拨款对公立图书馆不足的情况下，民间组织的图书馆正在成为有益的补充

　　本刊记者/王家敏

　　晚上9点，还有三个孩子不愿意离开。

　　立人乡村图书馆正在播放动画《风之谷》，他们想“再看几分钟”。

　　“只能到现在了。”馆员赶着他们回宿舍睡觉。

　　馆员锁上了图书馆的门。门上贴着：“思想改变世界，读书改变生活。”

　　这是一所依靠社会捐赠建立的民间图书馆，创建者是李英强。他出生于1970年代末的湖北乡村，“小时候没读几本像样的书”。他一路北上求学，眼目即开，直到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

　　成长的经历使他一直感慨中国乡镇“文化贫瘠”的现实。中国公共图书馆多数集中在县级及以上地区，县以下设有部分乡镇图书室或农家书屋。2008年，图书馆人均藏书0.4册，县级以下只有0.1册。

　　2007年夏天，他形成了一个想法：“回到乡镇建立图书馆，青年人可以在这里学习，找到喜欢的生活方式，本地人可以在这里读书、看画展，看电影，听讲座。图书馆还将成为社会交流平台，成为乡镇公共生活的新开始。”李英强把这个设想中的图书馆命名为“立人”，源于《论语》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近一年的筹划，李英强终于走出了第一步。2008年1月，“立人”第一分馆正式开馆。至2010年底，立人乡村图书馆已发展了九个分馆，全部坐落在河北、河南、湖北、四川、重庆等省市的县和乡镇地区，共有精选图书约6万册，使用中的借书证3000余个，举办读书会、夏令营、公共讲座上百次。

　　乡镇

　　第一分馆设在湖北省蕲春县青石镇。蕲春是个约有100万人口的县城，到处是白色瓷砖的二层楼房，保留着1990年代大发展的印记。

　　从县城到青石镇约50分钟车程。镇上只有一条街，不紧不慢能走一刻钟。新华书店就在街中央。上午10点多，有人在门缝张望，周围居民告诉他：“这里很少开门。”

　　新华书店东边约三百米处是青石镇中学，立人第一分馆也在其内。原来学校的图书室直接改成立人阅览室，一进门，就是两扇大窗户，附近村民们家的鸡，在窗外的小山坡上乱蹿。

　　20多平方米的房间，书架贴满了三面墙，中间摆着三排长条桌，小有阵势。一道小门将阅览室和藏书室连接起来，五大排书架分隔了阳光，找书者剪影一般聚在书架之间。

　　这里有藏书7071册，配合六类人群的阅读兴趣：幼儿、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中小学教师和其他居民。《阅览室规则》第一条便声明：“任何人均可在图书馆阅览。”

　　附近食品所工作的李先明就是常客。他经常阅读的是有些“神秘色彩”的《凤凰周刊》。但居民读者并不多。李英强了解本地人，他指着约有二层楼高的大铁门说，“一看校门这架势，他们就不愿来。”

　　或许障碍不仅在校门，也在本地人心里。学校边的小饭馆老板江寿华就说：“我是老年人，没必要看书了。”其实，她只有46岁。

　　其他分馆的状况也类似，只有河南省淮滨县固城乡街道的第二分馆设在校外。分馆有效借书证244个，读者以小学生和中学生为主，也有30余名固定的居民读者，但借书次数相对少。镇上有两位成年读者会定期借阅《读者》和《小说月报》。

　　读书

　　李英强最期盼的读者是教师和学生，因为他们“是乡镇最主动、热情、勇敢、好奇的人”。 “立人”的图书也多是为这个群体定制。

　　第一分馆开馆时只有2000册书，但本本经过李英强精心挑选，多是“入门的、经典的、常识性的书”。他在北京小有名气的野草书店和豆瓣书店挑选经典童话、译文名著、剑桥中国史等时，野草书店的老板听说是公益事业，很义气地全部打了四折。

　　自购图书还要经过专门的“选书委员会”批准，其中不乏优秀的知识分子：王怡、萧瀚、郭初阳、蔡朝阳??2011年起，选书委员们每月还推出几则短书评。

　　“立人”也接受公众捐书，但很挑剔。“立人”网站上张贴着善意的图书捐赠信息：“没有太大阅读价值的(尤其是旧的教材和教辅之类)，或者仅仅适合成人看、而对青少年可能产生误导的图书或杂志过刊我们不需要。”

　　立人的图书分类是自行编制，为的是更贴近学生的实际阅读兴趣。如00是人物类，包括名人传记、文集、书信集等。其余依次为经典类、文学类，史地类等。不过，考虑到孩子们将来也会到高校或者公共图书馆查书，“立人”也提供了中图分类法与立人分类法的对照查询。

　　读者的意见也直接影响图书馆的购书计划。比如，教师们多希望增加教育类读本。图书馆便陆续购置《夏山学校》《论语别裁》和《中国新教育风暴》等。

　　但即便是同一人群，喜好也会有很大差别。如第一分馆的青年教师们爱看《胡适日记》和《林徽因传》，年纪大一些的喜欢读传统文化;来第四分馆借书的老师则喜欢易中天，大概是可以应用在课堂上;第二分馆的张老师只爱看中国人物传记。图书馆曾尝试向他推荐《马丁·路德·金传》，但一节课后他就来还书了，因为“离自己生活有些远”。

　　倒是学生们喜欢“离自己生活有些远”的书。他们常常挤在靠窗的桌子前，翻阅童话、科幻小说，或是韩寒、费正清、唐德刚、史景迁??

　　“立人”当然不会要求学生在短期内阅读整个知识谱系，但这里的任何一本书都有惠泽，甚至是启蒙之门。青石中学的蔡伟是“立人”的第一批读者。老师曾提醒这个17岁的孩子：“你们这个年纪世界观开始形成了”。但蔡伟的世界观似乎正在摇摆，“每读一本书，世界观都会有所改变”。他爱读林达，也有一个梦想：多读书，看自己会变成怎样。

　　当了一年“立人”读者后，蔡伟于2008年考入蕲春一中，节假日才回青石镇。但很快，他就和几个高中生成为立人第一分馆的 “背包图书馆”。他们每次借走几十本书，背到县城，在蕲春一中、三中、实验中学、益才中学、理工中专等校，在同学间传阅。

　　这正是李英强所设想的“立人”：不仅立足于乡镇，还是沟通城市与乡村、覆盖全县的公共图书馆网络。2010年底，五个“立人”分馆先后建立了流动图书站，图书开始“流”向县里，或村里。第二分馆设置的流动图书站就在三个村小学里，一位小学校长高兴得不得了，催过好几次，还自己找车到图书馆拉书。

　　义工

　　有书，也要有人。

　　“立人”馆员都是专职义工，而且是自己找上门来的“理想主义”青年：受过高等教育，为推进自己的信念，甘居乡镇，每月只拿千元左右的补贴。

　　“立人”创办者李英强，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第六分馆馆员魏佳羽，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博士生;第七分馆的袁志涛，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全馆已有专职义工18人。

　　第一分馆的专职义工王一夏，25岁。2010年5月16日，她冒着雨，扛着大学宿舍里的席子，有些落魄地走进青石镇中学，以至于校长以为“这孩子有些事没想通”。

　　她确实想了很长时间，才做出加入“立人”的决定。2008年，王一夏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时，从网上得知“立人”。她先报名做第二年的短期志愿者，5个月后，又给李英强发电邮，询问“如果条件允许，我是否能够得到毕业后(2010年)担当专职义工的机会?”

　　李英强问了她很多问题：为什么想来“立人”?如何胜任?能做多久?父母是否支持?有没有男朋友?如有，他是否支持你?对收入的预期如何???

　　这些问题看似琐碎，却对“立人”十分重要。李英强希望找到“在县镇地区坚持十年以上的义工”，但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在乡镇长期从事义务工作。此前三年，已先后有三名义工离开第一分馆。目前，全馆工作时间最长的专职义工也只有两年。

　　专职义工不仅负责日常借阅，还定期更新本馆博客，报道近期活动，发布需要捐赠和已经购买的书单。2009年5起，他们还成了当地学校的“兼职教师”，因为一些分馆每周开设阅读课，学校则把课程纳入初中一、二年级的教学计划。专职义工在课上推荐新上架的书目，指导学生如何阅读，以及如何通过阅读去学习。

　　2010年4月起，各分馆出版《立人小报》，设置好书推荐、公民常识、随笔等栏目。各馆义工鼓励学生写读书笔记投稿，并把小报发放给语文老师。

　　王一夏自己也喜欢在小报上写随笔。迎接2011年的一期中，她在一篇描述图书馆员生活的文章中引用学者崔卫平的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立人”也有兼职义工和志愿者，平时通过互联网联系，各分馆开办夏、冬令营，或是邀请大学教授到镇上做讲座时，他们就自掏腰包，跑到各馆予以支持。

　　夏、冬令营经过精心安排，为小学生们安排互动游戏，高中生则有诗歌朗诵、辩论赛和话剧排演。“立人”辩论赛的辩题都是现实中的话题，如“政府是否应该控制房价”“政府是否该管制互联网”等。第四分馆2009年夏令营，演出了话剧《绿野仙踪》，志愿者和孩子们自演自导，他们饰演了女孩、巫婆、笑声甚至风和雨。

　　我们

　　“立人”是完全依靠捐款、捐赠建立的图书馆。三年间，立人的社会捐助者已达三百余人，他们都被亲切地称为“立人之友”，每月会收到“立人”寄来的电子杂志，告知工作总结和财务报表。

　　捐助人也有读者自己。读者吴凯鹏就把17岁的生日礼物送给了第一分馆：一本《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书里有一张韩寒的海报。吴凯鹏在空白处写上：“我是中国公民”，然后贴在藏书室门口。这个蕲春一中的高三学生，自认有些“小愤青”，他说，他也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为什么你有这么多规则，为什么我不能做想做的事，不能说想说的话。”

　　蕲春实验中学的蔡海也是“立人”常客，他和几个高中生成立了“海鸥小组”，想要办自己的读书小报，他们独立写稿、约稿、编辑、排版，还四处寻找找便宜的印刷厂。

　　“立人”鼓励孩子们自己办报。蔡海喜欢经济学家茅于轼，想转载他的文章，李英强便为他找到茅于轼的电话。蔡海打过去，描绘自己的想法，茅于轼不只答应转载，还为他们的报纸捐款500元。

　　2010年3月，这份中学生自己的读书小报正式出版，取名《一代人》。“海鸥小组”在题注中写道：“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份不定期的报纸已经出版四期，每期12版，在蕲春县高中生中传阅。

　　本地

　　“立人”起步时，李英强和朋友们都很忐忑。往来的几十封邮件，谈的多是没钱，没人，可能做不大。

　　最初的确艰难，前几个分馆多是通过理事的“私交”建立的。第一分馆设在李英强的母校青石镇中学，第二分馆设在理事张大军的家乡淮滨县固城乡。第三、四分馆在理事袁万明的家乡四川巴中。

　　李英强也提醒自己，中国有2000多个县，“立人”做不到这个数。但他心中的“立人”不只是图书馆，更是教育和文化平台：“不是挨家挨户去普及照明，而是建设灯塔，为那些在夜间航行的船只指引方向。”

　　2007年底，李英强、余世存、张大军等人组成了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会。现在，理事会成员已由当时的10名发展为22名，他们都抱有这样的信念：各县域都有一批有识之士热心公益，“立人”的最终目标，是将这些有识之士构建成图书馆的本地支持网络，实现“立人”的本地化。

　　随着社会认可度的提高，到目前，“立人”已经收到20余个建馆邀请。但“立人”对新开分馆有严苛的要求：由本地邀请，成立“本地理事会”，提供初始资金和后续专职义工补贴，并面向本地社会开展文化教育服务。理事会认为：一个分馆的长期投入需几百万，倘若不能依靠激活当地的资本和社会支持，便不可持续。2010年9月，第九分馆在重庆忠县成立，专职义工的部分补贴也开始由本地理事会筹资。

　　这或许是“立人”本地化的开端。在李英强的希望中，“立人”的未来应该是：乡镇也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支持图书馆成为本地的公共服务。而到那时，“立人”的接管者或许就是现在的读者。★

　　美国公共图书馆面面观

　　虽然不能说“中国没有图书馆”，但中国的图书馆，与美国的图书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文/ 季思聪

　　回国探亲时去看朋友，前脚告辞，后脚朋友的爸爸就问：“她在美国干什么呢?”朋友答：“在图书馆工作。”老人愤然：“中国就没有图书馆了吗?!”朋友当笑话讲给我听，我被老人的逻辑绊住，一时语塞。等我把时差倒完，就反应过来——我其实有话回答那位老爸：虽然不能说“中国没有图书馆”，但中国的图书馆，与美国的图书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刚到美国时，并没想在公共图书馆扎根，以为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会跳槽。未料，两三年后，我已死心踏地要为美国的公共图书馆鞠躬尽瘁了。

　　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估计，全美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大大小小共有9220多个。我供职的这一个，是新泽西州南布镇公共图书馆，最草根的那一类。

　　不止是“图书之馆”

　　美国图书馆对于民众而言具有四项功能：

　　首先是信息功能。

　　相对于“图书之馆”的概念，近十余年来，公共图书馆已经基本完成了从编目、检索到出纳的全部电脑化、网络化，图书馆内所藏的，已经远远不止是图书，更大范围的信息来源还包括联网的资料库。以往的图书馆里满目书架，因为图书怕晒，屋里黑洞洞的;现在的图书馆则变得房间亮堂堂、设备亮闪闪了。大部头的百科全书和各种参考书越来越少，电脑越来越多，而且每一台都通过网络与其他很多图书馆的查询系统和专业资料库连通——所以美国没人开网吧，到图书馆上网，全是免费的。

　　我们图书馆的藏书量保持在十几万册左右，新书的上架和旧书的下架是不断的流程。和大学图书馆不同，我们购进的书刊大多比较通俗、实用、畅销，学术书籍极少。

　　常见的实用型书籍有电脑教材、心理学、人际关系学、法律常识、语言教材、家居的美化和装修、各国食谱、健康与保健、世界各地旅游手册，甚至电话簿，全国各州各城市的地图册，乃至汽车价格大全。

　　居民有任何信息方面的需求，都先奔图书馆。每一个专业图书馆员必须熟知查询各种信息的各种渠道，人们可以一进门就把问题甩给我们，不找到答案，我们不能算完事。本馆没有的资料，我们便通过网络到他馆借调，调来以后马上电话通知读者来取，三天不来取，就流向下一家。

　　图书馆也担负很重要的教育功能。

　　在国内概念里，图书馆与学校是井水不犯河水。而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与当地公立中小学校却是井水通着河水。学校的老师们会特地把学生撒到图书馆，学习如何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作某项“研究”;图书馆里也有专门辅导青少年阅读的馆员，哪所学校布置了哪项作业他们都门儿清，等于是学生们的校外老师。

　　美国中小学生下午三点就可以离校，少男少女便三三两两来到图书馆，查资料做作业、看课外书。记得女儿刚到美国的时候，老师要她对全班同学讲讲中国小学与美国小学的异同。她一听傻了眼：初来乍到我没资料啊?老师也有点惊讶：当然要去图书馆查呀!于是女儿下了课就去了图书馆，攀上爬下查个不亦乐乎。她体会到了乐趣，从此爱上了图书馆。

　　暑假更有三个月之长，也是图书馆的旺季：学校的“夏季读书计划”，全靠图书馆来实施。学校出具阅读书目，让孩子们阅读马克·吐温、菲茨杰拉德、狄更斯、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等传世作家的经典著作;图书馆则照单买书，还要设计各类“读书有奖活动”、提供场地、筹办奖品。

　　前年，负责组织“读书有奖活动”的同事芭芭拉向大家求助，希望捐献一些与读书有关的奖品。我想起家里藏有一套袖珍文房四宝，论分量尚不足以放在书桌上，收在壁柜里好几年了。想到他们美国人很难得到这样的物件儿，一咬牙我就把它捐献了上去。芭芭拉一见，惊喜莫名：“一等奖的奖品有啦!”我赶紧按住：“悄言悄言，快收起来藏好，我再没有第二份啦。”

　　居民的娱乐需求也有部分可以在图书馆得到满足。

　　公立图书馆的图书，通常分为非虚构和虚构两大部类。虚构类，就是以娱乐为主要目的小说。图书馆每星期贴出本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供读者在借阅时参考。很多读者是冲着自己喜欢作家的名字、不管内容去追着阅读的。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按照各种畅销榜、按照本地读者的脉搏，不停地给读者购买这些小说。在满足大众通过阅读而娱乐的意义上，图书馆和电视台、电影院无异，除了书刊外，图书馆还提供大量的 DVD影碟和音乐 CD等娱乐产品。

　　喜欢看外国电影的居民，守着公共图书馆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图书馆里每年都会举办“国际电影节”——连续几个月，每星期放映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外国优秀影片。我就是在这些电影节里，看到了国产片《十七岁的单车》《一个都不能少》等，坐在观众当中我不免有些得意：“你们谁能不看字幕就听懂电影里说的是什么?”

　　第四是公益功能。

　　作为市政府的一部分，公共图书馆也是重要的社会公益机构，代表社会对弱势群体传递关注。这种关注，不只体现为对乞丐和无家可归者敞开大门，更体现为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提醒社会：应该对病患、智障、犯罪受害人、新移民等弱势群体的处境加深了解。

　　新泽西州自闭症患者的比例很高，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为自闭症患者提供服务，也是本州公益事业的重要内容。我们图书馆就组织过多次面向自闭症患儿家庭的讲座，我自己关于自闭症患儿的知识，就得益于某次讲座中播放的影片。

　　定期接待智障人士，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有机会接触常人社会的运作，也是我们图书馆的任务。有时候，给这些人安排简单活计，比我们自己干还要麻烦，可我的同事们永远表现出足够的耐心。

　　为新移民举办免费英语辅导，为全职妈妈们举办活动，就更是图书馆的家常便饭;每年到了报税时节，公共图书馆又成了居民领取各种税表的地点。

　　本地的民间组织如果需要活动场地，经过事先登记，只要是非营利的，图书馆都可以免费提供。有好几次，华人朋友们在周末举办文化活动，就是通过我在图书馆登记了会议室而举行的。

　　习惯了热闹的美国公共图书馆之后，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查阅期刊时，我就没有了置身图书馆的感觉;倒是在西单逛图书大厦时，才重拾在我们图书馆里的痛快：谁想进来谁就进来，全部开架，书都是新的，想看哪本就看哪本，从早9点到晚9点，想呆多久就呆多久??

　　形形色色的图书馆员

　　新泽西是移民大州，人口多元。以我们镇为例，4万多居民中，白人约占65%，黑人占7.5%，亚裔占18%左右，其中华裔约有4%。出生在外国的居民高达20%。

　　反映到我们图书馆里，雇员也来自五湖四海：印度、德国、波兰、俄国、希腊??别的好处先不论，双语人才济济，英语之余，不乏精通西班牙语、德语、法语、俄语、波兰语、中文者，就连印度众语种中也能通好几种。出生地越是多元，每个人的价值观和见识对其他人而言就越为新鲜，几乎每一天，我都能从某个人的某段谈话中得到点新东西，可谓“一人行必有我师”。

　　图书馆员纵分成两大阶层：上级是“专业图书馆员”，下级是“助理”人员。

　　当个专业图书馆员说难也不难，门槛就是要有图书馆信息专业硕士学位。说不难还挺罗嗦：这个学位，必须是“美国图书馆协会认可”的硕士学位。美国本科没有图书馆专业，硕士为其起点。说起来我挺惊讶：全美数千所大学中，被美国图书馆协会认可的图书馆系一共不到60个，很多州只有一个学校具备此资格。但没有这个学位，哪怕拥有其他专业的硕士甚至博士学位，都白搭。

　　如果要在公共图书馆工作，还需取得州政府发的“公众服务资格执照”，证明你不仅有学问，而且有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

　　助理人员的要求则简单得多，只需高中毕业，所以我们馆里的助理，一般以附近居民为主——高中毕业的人才，犯不上满世界去找。雇佣本地的纳税人，正好“肥水不流外人田”。

　　除了这两大级别拿薪水的雇员，给图书馆干活的还有一群义工。他们多是附近居民，热爱图书馆，自愿为图书馆出力，不要报酬(所以也就不用什么学历、资格了)。图书馆里的事情和家务事差不多，越勤快事越多，永远也做不完，有时候还真是仗着义工来帮忙呢。

　　有个叫曼纽的80岁老翁，每星期二和星期五下午必来我们图书馆干活，风雨无阻，人还挺幽默。有时候我闷头干活半天顾不上说话，他就来一句：“他们说得没错，你忒不好玩儿了!”

　　义工也有非自愿的。一些犯了轻罪，如酒后驾车被吊销驾照者，或偷卖毒品的从犯初犯之类，被罚到图书馆来做社区服务。要是哪天一进门，见一个年轻力壮彪形大汉，正坐那儿低眉顺眼地闷头干活呢，大概就是被罚的义工了。

　　但没人歧视他们——人家来是帮我们干活的嘛!不过人在受罚时难免有矮人一头的感觉，他们都态度恭谦，活儿也干得特好。

　　有一回，馆里买了一批俄语书，由我负责把它们编目存进电脑，可我一个俄语字母也不认识。老天有眼，恰在此时一位俄国移民犯了事，被罚下班后来图书馆帮忙翻译，结果人家那笔印刷体写得那叫漂亮，翻译得那叫清楚，倒让我受宠若惊得不知如何报答。

　　全靠纳税人养活

　　一个城镇的公共图书馆，是当地政府直属机构，通常建在紧靠市政府的地方。我们图书馆也不例外，从市政府出来一拐弯，就可以看见：公共图书馆的建筑基本是同一模式，一眼就能认出。

　　图书馆的经费，90%以上来自市政府每年财政拨款;而市政府的钱，来自当地拥有住房的居民缴纳的房地产税。

　　新泽西州是个高收入、高地税、居民高学历的地方，典型的“中年人的战场”。房地产税之高，名列全美前茅，尤其是好学区，地税比南部州郡高出两至四倍。因此人们退休后往往从这里“战略转移”，搬到南方颐养天年。南布镇就比较典型：全镇49%的居民有大学学历，20%有硕士以上学历，但老年人还不足10%。

　　房地产税居高不下，对于图书馆来说，却是有利因素——图书馆经费、馆员的工资都水涨船高。金融海啸那么大的冲击，到了我们这里也风平浪静。虽然，市政府也会以“经济不好”为由削减各类预算，但每年拨给图书馆的经费并未减少，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还略有增加。

　　图书馆经费还有其他辅助来源：州政府的相关补助，各种基金会或组织提供的专款和奖金，以及民众和企业的捐款等。这几项来源比例不大，即使因经济因素而减少，也影响甚微。

　　我们这个城镇有4万多人口，图书馆的经费是每年200多万美元，约等于每个居民每年贡献50美元。因此，本镇居民每人都可以获得一张借书证，凭证借阅图书、期刊和音像制品，使用图书馆的会议室和场地，参加图书馆的活动等等——全是免费。

　　图书馆大门对所有人敞开，所有书刊全部开架，是不是本镇居民，有没有借书证，都可以自由阅览。不同的是，外乡无证者只能在馆内阅览，不能外借回家。

　　例外也有：那些在本镇上班的外乡居民(没在本地交房产税)，可以办一张收费借阅卡，年费正好是50美元——付过这笔钱后，便可和本镇居民享受同等借阅待遇。

　　读者都是“老主顾”

　　我们图书馆的使用率也很活跃——每年大概有21万?22万人次造访，平均每个居民每年5次上下，这和全美平均数字5.1次大体相当。2010年，全馆出借量近58万4千次，这个数字也是逐年上升的。

　　我们把读者统称为“patron”，直译为“老主顾”，也有“长期资助人”的意思，既亲近又恭敬。这种态度，与称“顾客就是上帝”的商家相比，还多了一层不卑不亢——不是曲意迎合，又体现着尽量为之周到考虑。

　　近闻中国杭州图书馆容许乞丐进来读书，引得网民媒体热议。无家可归者与公共图书馆的关系，在美国也是一个不小的话题。图书馆里冬暖夏凉，设施齐备，一天开放达12小时，少数条件更好的图书馆，还设有咖啡厅。这样的地方，别说无家可归者，就是对那些有家人士，也极具吸引力。

　　图书馆的大门既然对“所有人”敞开，当然也包括乞丐和无家可归者，尽管这些人可能个人卫生较差或行为怪癖。这种态度的背后，并不全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而是基于美国宪法中“人人生来平等”的理念。每一个人在接触信息的机会和阅读权利等方面，都是平等的，不能因其是无家可归者，就剥夺他的阅读权利。

　　但美国不少大城市，比如西雅图、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公共图书馆也面临着如何处理与无家可归者关系的问题。新泽西州还出过一个全国著名的案件。

　　1989年，莫里斯城的无家可归者理查德·克雷默，因其个人卫生不佳，行为不检，促使当地公共图书馆针对他出台了几项规定，如“不得进行非使用本馆材料的活动，不得骚扰他人，不得尾随他人，不得自说自唱影响他人，不得赤膊赤脚，不得脏到对他人构成冒犯”等，如有违反，将遭驱逐。

　　被图书馆驱逐了几次，克雷默居然向联邦法院的新泽西地区法庭起诉，说他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图书馆的行为给他带来了痛苦和伤害。1991年，法庭判决克雷默胜诉，图书馆又上诉，1992 年官司打到联邦第三巡回法庭，地区法庭的裁决被推翻，图书馆被判无错。

　　官司没输，但这一案件对所有图书馆都敲了很响的警钟：对任何读者，都不能随便拒之门外。 ★

　　季思聪，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国青年报·青年参考》记者、编辑。1989年赴美留学，获教育学和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现在美国新泽西州南布镇公共图书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