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老祖与菩提达摩:钟庆与苏撒的对话 一 （ 转自天涯）

 苏撒：你好，昨晚我看到你的著作《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一书，受益颇多，所唯一不是很赞同的是你对毛时代的建设成就的褒奖，那只不过是在苏联帮助下对早期苏联的模仿，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我的博客，相信你看了一定感兴趣， 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同样的问题。
　　
 钟庆：谢谢读我的拙著。你的BLOG大体看了看。好象只是觉得天马行空，剧烈跳跃，我才疏学浅，理解不了，呵呵。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各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很不一样。至于毛，我以为喝水的没有资格指责挖井的，除非自己打的井更好。毛在苏联帮助下模仿早期苏联，这本身不构成批评。重要的是他做成了事，今天我们吃的喝的基本是他留下的遗产。如果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的帮助模仿西方，如果也能做成事，当然可以批判毛。但我们却是一事无成，所谓的成就就是卖了爷田吃了子孙饭。站在子孙后代的角度，民族的罪人是没有资格谩骂民族的功臣的。 苏撒：你太谦虚了，你的文章通俗易懂，简而言之，可归纳为四个字：自立自强。但自立自强不是仅仅基干工业的建立就能解决的，精神不独立，其他一切都免谈。实际上，你的观点只不过也是总结借鉴了日本人的早已认可的观点而已，但仅仅就是这点也比奴性十足的西化派强得多。
　　
 钟庆：我也赞同"精神不独立", 其它一切免谈. 不过呢, 倡导"精神不独立"的人很多, 尤其是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 几乎成了他们的口头阐. 但什么是"精神独立", 怎么才算是"精神独立", 却没有明确的概念. 想听听你的见解.　
　　 苏撒：精神独立，对个人来说，就是拥有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见解，而不是效仿或膜拜别人的；对民族或国家来说，即是爱惜和发扬自己独特的文化与传统，而非全盘否定或西化。日本人并没有使西方文化完全取代自己的文化，而是使西方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既保持古典传统又走在时代潮流前面的现代化的日本。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与文化就是她的灵魂，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大缺陷就是厌恶自己的传统与文化，要么照搬西方的民主自由后主义，要么搬来马列主义，实际上，二者都不适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历经千古而不变色的，关键是后人如何去理解。从某方面看，我们实在比不上犹太人，犹太人信仰热爱旧约与塔木德，现在的以色列，传统与现代和谐共存，中国缺的就是这点。
　　
　　实际上，不认同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的人，即使接受了别人的细想或观点，从而得到别人的认同，但是还会被别人从内心里轻视，因为他缺乏作为一个民族的个体应具备的灵魂。我不知道你在日本是否有此感觉？
　　
　　我的重生论中已对此做了相应的解释，而且我的目的即是唤醒国人的精神和灵魂。
　　
　　基干工业一词，一看就是日本人惯用的词汇。自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到现在已经发生了三次技术革命，简述如下：以蒸汽、机器为动力的技术革命发生在英国，以内燃机、化学工业、电气为基础的技术革命发生在德国，而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先导的技术革命发生在美国。一国要想成为领先国家，就必须掌握领先技术，换言之，即引领技术潮流或技术革命。因为技术已经成为区分国家经济地位的关键要素，在技术上落后，就意味着成为他国的经济殖民地；所以，中国不仅要建立自己的独立技术体系，更要开发国人的智力资源，即将人口资源变成人力资源，为此，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社会培训等的改革实在是关键。而且，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应大大增强投入，还要改进落后的、没有效率的体制。总而言之，只有创造知识和技术，才有资格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国现在还不配称作强国。
　　
　　日本人骨子里是婊子精神——谁有钱、谁强大就亲近谁。在工业革命发生前，日本接受了中国太多的文化上的恩惠，可是在中国落难时，日本人却落井下石，反过来看不起以前的老师。不过，从某些方面讲，近现代的中国人也实在不争气，不仅搞现代化不成，还把自己的传统文化给丢了，难怪被人看不起。
　　
　　中国人现在最缺乏的是精神和思想的武器，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是信仰的失落和拜金主义的盛行，现在有人又重拾自由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以求解决中国的困境。但我认为， 中国首先需要的是秩序和正义、其次是法制和公平、最后才是民主和自由，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国家民族精神的复兴，那就是爱国主义，唯有爱国主义才能真正使中国繁荣昌盛——请参见我的《论民主精神和创造性的渊源》一文。
　　 钟庆：我以为中国的一大传统是文章写的漂亮，非常正确，非常大气，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古时候写八股做策论，治国安民要讲究：亲君子，远小人，薄付税，敦风俗。
　　
　　先生的BLOG和回信看了一下，也是一样的感觉，非常正确和大气，就是不知道该具体怎么做。
　　
　　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见解，怎么做才是自己的思想和独立见解？怎么判断实现了独立性？什么才是国家民族独特的文化和传统？都没有具体的东西。先生想唤醒国人的精神和灵魂，国人的精神和灵魂变得怎么样了，才达到了你的唤醒的标准？至于改革体制更是不知所云，就跟古代策士说的：亲君子，远小人，薄付税，敦风俗。有什么区别吗？君子小人脸上没有戳，付税如何薄，风俗如何敦，都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先生首先需要的是秩序和正义、其次是法制和公平、最后才是民主和自由。但这些词汇一样都是抽象词汇，比数学里面的XYZ差不了多少，用数学语言写，大概就是要先X，再Y，最后Z。总之是没有具体内容，虽然非常正确大气。
　　
　　说了这么些，只是想交流能具体一点。同时也是一点建议，如果一套理论不能用通俗的三言两语表达出来，是很难被大众接受的。大众不是思想家，也不可能指望他们变成思想家，他们要为日常生活奔波。有操作性的简单思想才可能被他们接受。
         苏撒：先生的确言之有理，尤其是“大众不是思想家，也不可能指望他们变成思想家，他们要为日常生活奔波，有操作性的简单思想才可能被他们接受”，说得简直使恰如其分。这点我不是不清楚，这里不能不引用一句人们非常熟悉的格言，即，“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理论指导实践这是没错的。先生所指的是操作层面，我则意在先建立一种世界观、一种信仰、一种理论，并以此来作为行动的指导。举例来说，民主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也只是理论奠基，涉及到具体的东西，就是旗下各政党的纲领。先生说得也就是这个，对吗？
　　
　　我的理论是只适用于精英人物的，当然为了争取广大的群众，我会在适当时候简化的说明它们的。
　　
　　实际上，民主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民大众也是一知半解，关键还是看怎样去宣传，理论从来都不是给大众看的，因为大众的理解能力极其有限，他们所关心的正如先生所言大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之事。所以，就有必要将理论简化为简单的几句口号，然后大力进行重复性的宣传，直到口号深入人心在人们心里扎下根来。
　　
　　思想和见解的独立性问题，即是分析和看问题要有自己的思维方法和模式，说白了，就是要有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而不是受到别人的思维范式的引导。比如说“市场换技术”的观点，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政策，实际上这是一种卖国的政策——从经济上卖国，这也是不相信国人的智力也不打算开发并依赖国人的智力来生活的奴化思想，这就是受到了外人的误导从而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的结果。先生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呢？
　　
　　亲君子，远小人，薄付税，敦风俗，先生说得非常正确，我们的先人早已将治国的精华浓缩成这简练的几句话中。但是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和区分君子和小人，标准才是关键。
　　
　　说道具体的，那就实在不能公开了，因为涉及到权力问题，你的主张再好，具体措施再对人民国家有利，如果没有掌握权力，那只能是空中楼阁，即所谓“没有权力就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且，时机不成熟，而贸然将理论付诸实践的主张，只能徒惹祸端。
　　
　　如先生想交流具体的问题的看法，不管那个问题，先生只管道来，我可以为根据自己的理论说出自己的具体主张，先生意下如何？
　 钟庆：我以为中国的思想家们思想独立性有余，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向他们传播思想似乎是对牛谈琴。实际需要做的是如何简单的对大众传播。比如当年毛泽东就这么传播，马克思主义千万条实际归结到一点就是造反有理。于是打土豪分田地，后来文革造反派。邓小平如此宣传，马克思主义就是解放发展生产力，通俗的说就是捞钱，于是摸着石头先富。
　　
　　理论变成具体的，才能被大众接受，从而变成变革社会的力量。我还以为，在掌握权利变革之前，一定需要先有理论思想在大众中的传播。毛和邓在掌握权利之前，都有这思想的传播。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如何把玄妙的理论大众化，现在中国独立的思想家众多，最后只有易于传播掌握的胜出。大家的看法都差不多，比如都是体制问题。但是，具体如何改革体制，却没有具体目标和办法。
　 苏撒：先生言之有理，但你不能忽略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是先在大学的知识分子中传播的，其中几位教授如陈独秀、李大钊等起了关键作用。造反为什么有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了我们答案。换言之，我们既需要理论家又需要实践家，而二者合而为一就更好了。
　　
　　当然先生说得很对，理论必须简化为大众易于理解和接受，而且还要与大众的实际利益相吻合，这又涉及一个宣传问题。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政府的改革是如何的糟糕，执政党的无能和腐败已经不可救药，关键是是谁来取代并将如何取代它的问题。
　　
　　我仍然对孙中山先生的远见卓识深表佩服，因为他在上个世纪在历经磨难后终于总结出了中国走向民主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即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军政意在消灭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训政在于在强力背景下逐步推行民主化教育和变革，最终完成宪政的民主政体。蒋介石第一步就没有完成，因为他只是表面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军阀地方割据的状态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而这时又出现了赤色政权割据的局面，更要命的是，日本也乘机展开了侵华的战争计划，综上原因，中国实际上在1949年前，一直都没有实现军政这一目标。但是，它却被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完成，而实际的结果是历史的倒退——倒退到了满清时代。假如没有强人在中国以强力逐渐推行民主，中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繁荣，而像西方鼓吹的那种激进的民主化改革只能给中国带来苏俄那样的下场。二战德国和日本是在美国军队“照看”下进行民主化改革的，而且这一“照看”就是几十年，直到民主在两个国家生根并难以动摇。
　　
　　至于具体如何改革体制，你认为现在进行的所谓体制改革有出路吗？我认为，民族和传统精神的复苏应该导之以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而服务——就像韩国成功做的那样，现在，中国竟然到了崇拜韩流的地步，真是难怪被韩国人耻笑。所以，我们的力量组成之一是民族主义者。
　　
　　中国外交历来软弱，追求和平实际上就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搁置争议就是把问题留给后人”——而以后问题的难度将更大；说白了，这是不负责任的政策。对此，我们可以让国家主义者归到我们的怀抱。
　　
　　不能维护海外的华侨华人的利益，我国也难辞其咎，我们将中国海军的主要责任定位在保卫领土、领海和海岸线的安全上，海外的华侨华人的利益与之同等重要——因为追中还是人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渴望能得到它们的支持。
　　
　　许诺民主化改革，和平解决台海争端，邀请爱国主义政党（国民党）来大陆共同执政，这实际上是最好的出路。
　　
　　关键还是看执政党的如何放权以及怎样放权，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
　　
　　最重要的是，爱国者们组成合作的联盟，推出自己的纲领。
     钟庆：你好!最近与一网友讨论，大概有对你的看法的回应，于是也转发给你。
　　
　　我对孙中山没有什么好印象。他如果真有切实可行的方案，就不会到头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根本问题是他没有自己的力量，或者说他没有独立性，嘴上说说谁都会，我也会，什么军政训政宪政。他不能独立，于是开始求英美，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想筹款未果。后来的膳后大借款，他比袁世凯开出的条件更优惠，幸好列强没有选择他，否则他比袁世凯在历史上还惨。再后来他选择苏俄，导致共产党兴起，按照你的话就是1949一夜回到大清。
　　
　　靠强人来推行民主？难道不是独裁吗？那么这强人的力量来自何处？孙中山没有力量，他的力量只能靠国外，于是失败。毛泽东有了自己的力量，但不就是独裁吗。邀请爱国主义政党（国民党）来大陆共同执政，这可能吗？国民党在大陆有自己的力量吗？即便在台湾，它也得取消92共识，来个独台，它需要争取它的基本力量，否则国民党没有办法混下去了。台湾想和平解决，凭什么啊，除了台独就是独台了。
　　
　　民主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选举，实际是利益再分配。战前的德国有选举，日本也有选举。现在的中国也有选举，胡不也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吗。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所谓“民主改革”，是三项，农地改革，劳动组织合法和财阀解体。土地和财阀解体直接重新分配财产，劳动组织合法则增强工人力量，罢工合法化，提高工人待遇实际也是财产再分配。财产再分配是在美国强力的枪杆子下强行实现的。
　　
　　那么，你说的民主是什么呢？难道不搞财产再分配就是请客吃饭？还有，你对民主的期望太高，以为民主了就繁华了。正好最近日本放映了一怀旧的电视剧《三丁目的夕日》。讲述现在东京日本桥三丁目寻常百姓大约1960年左右生活的故事。民主了又如何，还不是非常苦的生活。不想奋斗，不想付出，就想天上掉下来一个好制度就富裕了，那是不可能的。
:call: 苏撒：谈到孙中山和毛泽东，我所能说的是前者是理想主义者，他并不适合作政治家——因为孙缺乏政治家所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从孙几次被骗就能看出来；但是，孙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和行动家，其思想和行为公正无私，不贪恋权势，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而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被尊为国父是名实俱规的。
　　
　　想作另一个秦始皇，他之所以厌恶文人与秦始皇时代不同之处在于秦始皇拥有绝对权力——而只是不想被文士愚弄和在民间散布异论从而影响其后世的通知地位。毛当时面临的是失去全部权力的情势，而且自己所奉行的几大运动不仅劳而无功，，反倒令自己的威望大大降低，因此不得不退居幕后。这给以刘少奇为主的实干派创造了条件，随着刘的威信的上升和刘派的崛起，毛感到自己的绝对地位受到了重大威胁，但是却发现手中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党内几乎是少的可怜——为此毛想到了发动人民群众，文革的事情就不用赘述了。
　　
　　起义是中国最后的一次农民起义，其成功建立的王朝是最后一任封建王朝。对这个王朝，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因为其善变而最终归于自相矛盾的僵尸理论和信仰体系已经死亡，这也是中国现在面临精神的真空状态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拜金主义、贪腐文化等伪劣精神趁虚而入，占据了国人尤其是上层人士的心田。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了祖国和人民，除了他们自己，这也是享乐主义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
　　
　　对于以上的诸多弊病，我的博客中各有相应的文章予以解决， 比如，智力强国论说明了如富民强国的问题——这一口号我想比邓的摸着石头过河、逮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庸俗口号不知强多少倍。为了重建国人的精神，我总结出了五种高贵精神，以我现在的实力，我只能论述其中两种，假如国人具备这五种高贵精神，各种腐败思想将难有立锥之地。为了是国人具有真正的信仰，我着重论述天地灵气论 ，意在是国人敬畏天地、热爱自然和我们本身——因此，我的最终想法是复兴道教，以此作为国人的信仰核心，因为道教是真正的本土宗教，并且推崇“天人合一”的理念。
　　
　　至于政治结构的问题，我先论述了精英文化论，意在指出历史和文化创造中的真相，也从另一侧面说明西方政治制度结构的最终涵义——即精英贵族治国，平民监国，我的理想即在于此。中国文人的弱点注定了他们不能成为变革真正的核心，但是他们却是中国知识和文化的主要代表，所以，对中国文人我们应该慎重看待。中国文人经历了妄自菲薄到盲目崇外的近一个世纪的犹豫彷徨，其主要特征就是依附权势。但是，大多数文人还是没有很好的给自己定位——这点我不能不提到胡适，中国近代真正的文人。不能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也不能发扬并进一步突破传统的范围，这是中国文人的悲哀。
　　
　　总之，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于一个新的领导阶层，他们来自于大众，但是却代表着精英，他们摆脱了一切大众的惰性和所有精英的弱点，他们能将精英和大众真正的结合在一起，也只有他们才能将中国所有的问题一扫而清。说句实话，现政权对付国内问题已经焦头烂额、无力回天了，更何况更为复杂的国际问题了。
　　
　　所以，关键是所有的有志之士能团结起来，最终组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将大部分国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为接手权力做好准备。现在的新左派分子，高举马、毛主义的大旗，大肆宣传自己的理论，主要在网络和学生中招收信徒，并鼓吹动员人民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是深以为忧——因为左派的胜利，就是中国的末日。
　　:call: 钟庆：看起来你没有看我转给你的讨论和文章，这也是很正常的。中国的传统是独立思考有余，而交流不足。讨论的主题是“责任”，也就是中国传统中缺少的东西。转的那篇文章也是，“既然现在发生的一切都由毛泽东刷卡买单，那为什么不干呢？”
　　
　　作为当事人和旁观者，中国人都很难从后果，或者说“责任”去评价事情。而是通过一种先验的道德好坏去判断。一个好人把事情办坏了，也不损其光辉形象。一个坏人，或者恶魔，干了好事也是不道德的。
　　
　　比如孙中山，在你看来就是个好人。公正无私，不贪恋权势，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而死等等，都是道德词汇，你主观的想法或者孙本人想这么做。但是结果呢，中国分崩离析了，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爱国体现在何处？是对外打赢了战争还是对内维护了民生？只知道大清灭亡的时候人口是4万万5千万，民国结束时还是4万万5千万。对外战争，外国军队在中国驰骋。据说最后打赢了，却是巴黎和会和雅尔塔会议，中国比战败国都不如。
　　
　　对于这些，孙中山难道就不负责任？再说孙创建的国民党和提携的共产党。国民党丧失了精神，因此拜金主义、贪腐文化等伪劣精神趁虚而入，占据了国人尤其是上层人士的心田。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了祖国和人民，除了他们自己，这也是享乐主义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于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即使在台湾，也是拜金主义、贪腐文化，于是最后丢失政权。共产党呢，按照你的说法，一下把中国带到了大清。作为孙难道就没有责任？他可以没有能力制止ccp胡作非为，但他应该指出来封建势力就是ccp啊，提醒民众的注意。但是，他没有，谈得上远见卓识吗？封建皇帝毛泽东却能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虽然他无力压制共产党。
　　
　　还有说刘是实干派。又是先验的道德评价。那么刘到底实干了什么呢？造船不如买船的光辉理论？或者说改革开放以来，用刘的实干路线发展，实干出了什么呢？天上飞的是洋飞机，地上跑的是洋车，铁路是“耻辱号”。于是你也感慨现在的局面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毛泽东虽然是个大坏蛋，但他接手的中国和他离去时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是一个可以生产几乎所有现代化产品的先进工业国家了。
　　
　　当然也不能怪孙中山，自己的理想再好，没有力量实施也是白搭，甚至更坏，因为没有办法控制局势。
　　
　　那么，你的设想也很好，要以传统的道家思想为中心，精英贵族治国，平民监国。但是呢，精英具体是谁，如何选拔，平民具体如何监国。你凭什么力量去实现？
　　
　　你也感叹“现在的新左派分子，高举马、毛主义的大旗，大肆宣传自己的理论，主要在网络和学生中招收信徒，并鼓吹动员人民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是深以为忧——因为左派的胜利，就是中国的末日。”
　　
　　但是，忧有什么用？这实际是争夺支持层，培育自己的力量。自己需要有具体的办法去争取力量，难道你的理论不用动员人民。所谓的有志之士，最多掀起茶杯风暴，在茶馆里喝喝茶而已。
       可能我是工学出身，很关心对历史的讨论。就比如造房子，造的方式有很多，自己还可以创造新的建筑理论。但是呢，需要研究建筑的历史，这些建筑理论在历史上的得失利弊，自己的新理论是否其实是别人已经做过了。自己的新理论是否能解释历史上的工程灾难。有了对历史的研讨后，才可能用新理论去构筑未来的建筑。阐释别人的建筑理论是不并要的，但评价别人的建筑实践是绝对必要的。
　　
　　看起来你是学文的出身，于是热情奔放有余，往好的说就是追求真理，往坏的说就是不切实际。什么是真理呢，完全出于自己的先验。而不会拿一个统一的尺度去度量真理。真理就是真理，怎么还需要度量？这是学文的普遍思考习惯。我呢不认为有什么绝对真理，所谓的真理不过是用统一的尺度去度量后，相对“真”的那一个。
　　
　　比如说，你拿衡量一个国家的成就，不能仅仅和以前比，而应该和同时代的竞争国家比。用这样的尺度去度量毛和邓。但你为什么不用同样的尺度去度量孙呢？就以日本为参照，孙之前的中国和孙之后的中国与日本怎么比？大清虽然战败，但只是境外战败。而孙的民国，不放一枪放弃东北，首都南京则被日本随便杀啊。孙的理想和现实怎么差这么远？！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太容易做了。往坏的说是不负责任。难道你就想因为你的崇高理想，把现实的中国搞的一踏糊涂也无所谓吗？
　　
　　在毛的时代，日本算个屁啊，中国是世界大三角的一极。这可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说的。把一个任人宰割的中国在短短20余年时间变成世界大三角的一极，打赢了所有的对外战争。当然，你可以说这不够，但毛确实是最好的，比孙的任人宰割的中国好的多。这是用你赞同的度量标准度量的结果。或者再提一个你的标准对照一下，试问：一个国内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国家，会有什么大的外交举措吗？
　　
　　同样的，还是按照你的度量标准，你一定需要比毛做的更好才能指责毛。而不能说伟大的孙如何如何，我就可以随便做了，那是不负责任。你宣传孙，实际是为你的理论可能引起的后果推卸责任。　　毛到死掌握权利又如何？！他到死都承担责任。他死了后一样承担责任。后面的人，比如邓和现代士大夫阶层，有了功劳是自己的成绩，有了问题是体制的错，也就是毛的责任。现在的主流宣传不是这样吗？你难道不也接受这样的观点吗？体制再不改是不行的！
　　
　　我可能不属于现在中国既存的任何一派。因为中国传统中缺乏“责任”。我是“责任”派。谁做事谁承担责任。推卸责任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推卸责任的理论不是好理论。不能因为这是大家集体决定的，或者说是“民主”决定的，具体的当事人能免责。这大概也是我工学出身的习惯，所有的设计图上都有责任人的签名，出了问题能追究责任，即便这设计图是大家民主制定的。或者举个身近的例子，我是医生，你是病人需要动手术，手术方案经过你“民主”同意了，但我一样要承担责任，不能因为你同意了或者我是个好医生，一命呜呼了我可以免责。
　　
　　你应该也同意这种责任的观点，于是你说“如果换作我，就没有现代士大夫阶层的说话的权力”。但是呢，你难道不怕这么做就成为毛泽东第二，被人说专制独裁？跟你的民主理想怎么统一起来？
　　
　　你的设想是很好，要建立一个组织做这做那。但是，你凭什么去建立组织获得力量去做这些？比如说，你说要“消灭阶级分别”。但你想具体怎么做“消灭阶级分别”，现在已经有的办法，比如毛，共产了。现在的做法是不承认有阶级，于是就不存在阶级分别了，就用不着“消灭阶级分别”了，这也是一种解决之道。具体到你，你对这两种做法都不满，于是我想听听你的具体办法，如何“消灭阶级分别”。
　　一个组织，有了行动纲领才可能成为组织，否则就是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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