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莫斯科广播交响乐团:大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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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新婚燕尔的杨宪益和戴乃迭。资料图片
孤独的童年
1915年，杨宪益出生于天津。其父杨毓璋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后成为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关于他的出生，杨宪益在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里这样回忆道：
“我妈妈说她生我之前做了个梦，梦中见一只老虎跳进了她的肚子。据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个男孩将孤单地长大，没有兄弟，他父亲的健康也会因他的诞生而受到危害；但是他在历经许多不幸和危险之后最终会取得事业的成功。”（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祖父官至淮安知府后拒绝升迁，生子8个。最后是杨宪益的四爷爷（当时已经是直隶总督），提拔了杨宪益的父亲杨毓璋。杨毓璋后来担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是天津最富有的董事，也被称为中国第一代银行家。
父亲杨毓璋40岁还没有儿子，第一位妻子怀过8胎，最后留下两个女儿。杨宪益的母亲徐燕若进杨家门时才十五六岁。
徐燕若头胎得子，取名宪益，出生时，袁世凯曾以皇帝身份赐小黄马褂以示宠幸。
杨宪益5岁那年，父亲去世。因是独子，家里“恨不得能把他捧上天去”。“吃饭时，我哥哥前头另有两盘菜。”杨敏如回忆，“跟哥哥一块儿跑步，嫡母便喊，你跑慢点儿，让你哥哥追上你。”杨宪益小时候学骑自行车，大人怕他摔倒，另外又装了两个小轮，他一直没学会。每天晚上都会有佣人来问，少爷要吃什么。妹妹们有了想吃的，也事先跟他说好，让他点。家人怕他碰上意外，12岁之前，他一直不被允许出去上学。
少年杨宪益，用北京话说是“蔫儿淘”，杨敏如说。“看着很乖，但转身就能把洋酒倒鱼缸里，看金鱼醉醺醺游死。”
他内向害羞，又十分豁达聪颖，10岁出头，便读了大量书籍，初一已读完《十三经》。周末，没书看了，他带着两个妹妹，后头跟着佣人去书店买书，“他站在柜台后面挑书，一大摞，挑完扭头就走，不问价钱，交给佣人办。”
少年杨宪益
作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惟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
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但这一份丰厚的家产很快被两个叔叔的投机生意亏空，加上货币贬值和仆人的偷盗，到了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地已经卖得罄尽，银行存款实际也化为乌有。
1920年，杨毓璋先生因病逝世，年仅5岁的杨宪益成为一家之“长”，父亲死后，他被包围在一大堆女人和仆人中间，处处受到过分的呵护和照顾，失去了许多正常孩子的运动和欢乐。杨宪益一辈子没学会骑自行车，也不会游泳。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的嫡母请了老师让其在家读私塾，在魏汝舟先生的悉心教导下，杨宪益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1927年夏季，外面的世界终于向杨宪益打开大门。在母亲的帮助下，杨宪益进入天津新书学院就读。中学大大开阔了杨宪益的眼界和知识领域。他求知欲强，兴趣广泛，对各门功课都感到兴趣。
杨宪益：我生在天津，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面就请了一位老师，因为我上的学校是一所英国教会中学，家里面怕我英文不够好就给我请了一位女的英文老师，那个老师教了我三、四年英文。
我在天津念完了中学，中学毕业以后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老师正要回英国，我就跟他一块走了。还有一个同学叫李亚福，他在天津大家都知道他，他的爱人叫张美如，她到美国去了，李亚福也想到美国去，就跟着我们一块决定到英国去念书。
初到伦敦，人生地疏，杨先益苦读了5个月后一举通过了牛津大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专业笔试，他的成绩让当时面试的考官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认为杨宪益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还不够巩固，而且当时的牛津每年面对亚非地区只招收一名学生，所以，站在牛津大学门槛上的杨宪益失去了1935年入学的机会，他只能等到1936年秋季入学。
1936年秋季，杨宪益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攻读希腊和拉丁文的荣誉学位，并在此进行了为期4年的学习。
1936年下半年，杨宪益进入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学习。后来与向达、吕叔湘、钱锺书、杨绛等人交往密切。
活力四射的杨宪益一到牛津就参加了中国学会并被选为学会的秘书，他进行抗日宣传、自费编杂志，搞翻译，写剧本。1937年他被选为中国学会主席。在牛津期间，杨宪益结识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格莱迪丝，她就是后来的戴乃迭。
1941年，新婚燕尔的杨宪益和戴乃迭。资料图片
戴乃迭是我上牛津时候认识的，她那个时候也刚上牛津大学。牛津大学有两种学位，一种是荣誉学士学位毕业；一种是普通的学位，普通的学位是三年毕业的学士，荣誉学士是要希腊文、拉丁文各学一年是四年，我是念的四年的荣誉学位。刚念荣誉学位的时候第一年我认识了一些英国年轻人，一个英国年轻人也是学生是跟我同一个学院，我们经常出去玩，周围有一个湖在那划船，他就带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就是戴乃迭。
解说：戴乃迭的英文名字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1919年出生在北京，7岁以后才回到英国。童年的记忆让戴乃迭对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
杨宪益和戴乃迭终于在1940年中秋飞抵了重庆。
杨宪益：后来我们在重庆教了一年书、在贵阳教了一年书，又到成都教了一年书，然后又回到重庆，就是这样到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又从重庆到了南京，后来被调到北京。
刚回到重庆的杨宪益本计划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因为母亲的阻拦他留在重庆中央大学英语系担任副教授。与西南联大的失之交臂，让杨宪益今后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折。
“因为我要是去那儿（西南联大），我就搞希腊文拉丁文了。而且那个学校前身就是清华北大这么几个学校，我要是跟他们在一起，日本投降以后我就会到北京来了……也不会到国立编译馆，也许就不做翻译工作了。” （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3日，北京）
杨宪益：我在贵阳教了一年大学。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个老朋友，他是一个胖子叫卢乾，他也是一位教授，喜欢诗词，我们很谈得来。卢乾有一个老朋友叫梁实秋，梁实秋在重庆跟编译馆有关系，编译馆请他办一个委员会，卢乾带我认识的梁实秋，梁实秋就请我参加他们的编译馆。
从1944到1946年之间，杨宪益在国立编译馆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宋朝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这部史书长达294卷，从战国到五代，是跨度1362年，历经16个朝代的编年巨著，由于小时候的打下深厚的古文基础，翻译这部史书对杨宪益来说并不困难。
“《红楼梦》太像我们的老家 兴趣不大”
访谈：
杨宪益：梁实秋问我们做什么翻译，我说你决定吧，梁实秋就说你就找一部大书翻译吧，然后就选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书外国英文还没有翻译，你们就把《资治通鉴》翻译了吧，我说可以，每个月我就翻译一万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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