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莉娜与小智的结局:郭德宏：评1953年实行的新税制及对它的批评

郭德宏：评1953年实行的新税制及对它的批评

　　1953年实行的新税制，一公布就受到严厉的批评，并成为同年全国财经会议批评的重点。现在，有关论著已经对它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但是，当时为什么要对它进行那么严厉的批评?原因究竟是什么?时过40多年后的今天，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都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一、新税制的主要内容及失误

　　新税制是1952年12月31日公布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指出，这次税制修正是“根据全国财政经济情况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进行的，修正的原则是“保证税收、简化纳税手续”。关于税制修正的主要内容，同一天中共财政部党组向中央作的《关于税制若干改革的方案》的报告说：主要“是对工商业税现行条例作了若干修改和重点试办商品流通税，其次是将其他现行各税裁并税种、调整税率，并开征轻微的个人所得税”。工商业税的修改是：(1)工商业代购代销，过去按手续费收益课税者，今后一律按销货营业额课税；工厂加工过去按工缴费收益课税者，参照销货营业额另订营业税税率；(2)企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过去一拨到底，只能在零售环节课一道营业税，今后要分别在批发和零售环节课二道营业税；(3)取消对合作社减征20％营业税的优待。照此规定，国营商业由工厂加工或定货再经批发到零售，一般要课三道营业税。合作社原则上也如此。这样即基本上解决了由于公私比重变化、经营方法改善，而使国家税收减少的矛盾。关于其他各税的改革，《报告》中列举了7条，其中最主要的是将工厂和批发、零售商业应交纳的印花税、营业税及附加，分别并入货物税、营业税征收。关于试办商品流通税，《报告》说采取了慎重的态度，经过反复研究，最后选择国家能控制生产或收购环节的55种商品改征此税，并拟分成两批实施。此税基本特点是除所得税外，将每种商品从制造、批发到零售应纳的各种税合并起来，在第一道批发环节一次征收，以后即不再征税；此外，对国营企业某些利润过大的商品，还可随时调整税率，以税收方式提早收回一部分利润。此税的好处，可以集中力量在一个环节控制税源，大大简化手续，财政回笼快，便利国营企业推行经济核算及实施财政监督。但尚须注意某些商品的产地批发价格要提高一点，对物价可能有影响等问题。[①]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也说：“从现在公布的修正了的税制来看，它显然具备了新的优良的特点，这就是：保证税收、简化纳税手续。”

　　但是，新税制公布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波动和不满，认为引起了物价波动，扩大了地区差价，造成“批零划不清”、给税务工作带来实际困难等等。与此同时，也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严厉批评。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严厉批评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②]不久在财政部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毛泽东又尖锐地批评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地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③]

　　在这年6至8月间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新税制和中财委副主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实际上成了批评的中心。加上高岗等人在会上玩弄“批薄射刘”的诡计，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8月11日晚，周恩来在会议的结论中，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说“修正税制实施的结果，使税负公重于私，工重于商，打击了工业，特别是落后工业，帮助了私营商业，特别是大批发商，并使市场一度发生混乱，造成群众不满。这样，就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这是“违反党的二中全会决议在这方面所规定的原则的错误”，“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是“离开了党的立场”，是“右倾机会主义”，并说薄一波同志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接近了”，“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许多资产阶级的观点、情绪和作风”等。这个结论曾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他在修改中虽然删掉了“带路线性”这样的字，说不应该说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又加上不少尖锐的话，强调新税制是“公然违背二中全会的原则”的，“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离不开的，是“独断专行”，“违反党的原则”等等。[④]

　　8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严厉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新税制“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他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⑤]。

　　9月14日，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5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在肯定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和1953年上半年税收工作成绩的同时，也批评了新税制，说“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由于国营、合作社商业与私营商业性质不同，“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变更纳税环节的毛病，就“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交纳，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⑥]。这个报告经陈云生前审定后，仍收入《陈云文选》第2卷中，说明他在生前一直认为这些批评是对的。

　　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之后，薄一波同志因新税制问题被免除了财政部部长职务。直到1954年高岗等人的阴谋败露以后，毛泽东才于这年6月14日宣布解除因高岗等人的攻击造成的对薄一波同志的“误会”。直到这时，由新税制引起的问题才算过去。

　　作为实行新税制的当事人，薄一波在回顾这件事时，曾作过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说，新税制在修正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缺点”，主要表现是：1、有操之过急、工作过粗的毛病；2、有些具体条文修改得不适当，致使2000多户被合理批准免缴批发营业税的专营批发商得到了一些便宜，工厂税负相应增加，个别商品也因实行新税制而提了价，以致在很短的时间里确实引起一些混乱；3、把《人民日报》原稿上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这句话简化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是多余的，以不改为好。但是，“新税制确曾起到过保税、增税的作用”[⑦]。

　　关于新税制这种保税、增税的作用，财政部1953年5月30日向中央作的《关于修正税制的执行情况及今后税制修订的意见的报告》说：“一至四月份工商各税共收起225000余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29．64％，其中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三种主要税收均完成全年计划的30％以上。……从全年税收计划本身看，根据四个月的税收情况估计，上半年可以完成全年计划的45％或稍多一些，按照历年上半年约收全年税收的40％，下半年约收60％的规律，完成并且超过全年任务是有把握的。”该报告附表显示，在1953年第一季度，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商品流通税增加3．17，货物税增加15．88，营业税增加13．27，总计增加10．28；如以1951年第一季度工商营业总额为100，1952年第一季度减为99，1953年第一季度则猛增至188。当财经会议上对新税制进行批评时，吴波在检讨中也反复强调：“我们认为确是多收了税”，“计算起来，还是多收了税”，“犯了错误，不管受甚么处分，我说，还是多收了税”[⑧]。

　　关于新税制的缺点，除了薄一波在回顾中所说的存在操之过急、工作过粗的毛病，以及提出“公司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容易引起误解以外，从税制本身看，主义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把批发环节的营业税分别转移到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并在工厂多纳以后，批发环节不再纳税。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私营商业批发兼营零售，有个批零难以划分的问题，容易为私营商业钻空子。加上工作跟不上，工厂出厂价未及时调整，也在一定时间给私营批发商占了便宜。但是，正如《当代中国财政》一书所说：“实事求是地说，修正税制是必要的，也达到了保税的目的，变更纳税环节属一般工作上的失误，而不是所谓方向性的错误。”[⑨]。

　　二、新税制并未违反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过渡时期总路线

　　当时所列举的新税制违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内容，共有4条，主要是说它违背了要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违背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第一是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企业的生产”的政策。要首先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疑的，但二中全会决议还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认为不要限制资本主义固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⑩]。这就是说，既要首先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又要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既要对私人资本主义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又不能限制得太大太死，而是“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11]，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只有这样讲，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才是全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国家的主要任务，私人资本主义正是这方面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应该以扶植和发展为重点，而不是以限制为重点。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共同纲领》，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决议、领导人的讲话中，都讲得很明确。例如《共同纲领》第2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该从各方面进行调剂，使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第40条又规定：“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应，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12]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还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不要“四面出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稿得太紧张了”；要在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稳定的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13]。直到1952年11月，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还指出：“在目前保持私商的营业额，不但无害于国营商业的领导，而且可以补助国营商业的不足。”这些方针，无疑是正确的。新税制的修正，可以说正是按照上述方针进行的。

　　那么，到1952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后，上述方针是否就应改变了呢?对于私人资本主义，是否只能限制而不能允许其发展了呢?依我看上述方针不应该改变，对私人资本主义也不能只进行限制。因为这时国民经济虽然基本恢复了，但发展水平仍然是很低的。这时，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10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只有461亿元，工业总产值只有349亿元；国民收入总额只有589亿元，人均国民收人只有102元(仅折合37美元)，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钢只有134.9万吨，原油只有43.6万吨，发电量只有72．6亿度，棉布只有38．3亿米；粮食只有16390万吨，棉花只有130．4万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不是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既然如此，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就不应只是限制，而应该仍然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让它们为发展经济继续贡献力量。因此，在新税制问题已经过去了40多年的今天，不能再以当时已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根据，来评论新税制，而应以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实际存在的主要任务来进行分析。按照这个新的标准和视角，新税制没有过分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促进了它的发展，就不应该看作什么大的问题。

　　退一步说，即使按照传统的观点，也不能说新税制违反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因为这条总路线虽然从1952年9月开始酝酿，但直到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1954年2月10日才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批准。当时刘少奇就说过，在1953年6月以前，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14]。1965年，当田家英询问过度时期总路线制定的警告时，薄一波同志在大度田家英的信中也说：“过度时期总路线，主席是从1952年9月以后经常讲的，但开始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辞。”[15]而新税制是在1952年底公布的，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形成半年以前。即使新税制与正在酝酿中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有些不一致，也不能批评它违反了当时还未正式形成的总路线。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税制既没有违反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也没有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因此，把它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没有根据的了，是以后来的并不符合中国实际的认识，对它进行过火批评的表现。

　　新税制既然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批评薄一波同志有“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的“靶子”，以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作风”、“行会主义情绪”等等，都更是没有根据的了。

　　三、关于分散主义和“向党闹独立性”问题

　　在修正税制的工作中，财政部和主管的领导同志确实存在疏失。薄一波同志在回顾这个问题时即说：“在修正税制的过程中，确有操之过急、工作过粗的毛病。新税制从9月财经会议酝酿到年底出台，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为了赶在元旦前一天公布实施，为了抢在春节前一个半月的旺季多收点税，许多该做工作没有去做，或者虽然做了但做得很粗。比如，方案提出来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在有的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对某些具体条文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之后，我们主管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也未予认真考虑。……没有再提交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就仓促把方案报送周总理和政务院了。新税制方案公布前，我们主管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没有向毛主席进行汇报，听取他的意见，以致他‘看报始知’，这更是不应有的疏失和错误。”[16]

　　薄一波同志严于责己，认真检查这项工作中“不应有的疏失和错误”，而对当时对他的批评不再说什么，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认真分析起来，这些疏失是不是就是分散主义的错误呢?我看并不能这样说。第一，修正税制作为财政、税务方面的一项业务工作，向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政务院总理报告并经政务会议批准，应该说是合乎手续的。按照工作程序来讲，像这样的具体业务工作，并不一定非要向党的主席报告不可。第二，财政部虽然在修正税制之前没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但中共财政部党组在新税制公布的当天，仍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税制若干改革的方案》的报告，汇报了改革的原则和主要内容。这虽然有些晚了，但还是报告过的。

　　毛泽东提出批评以后，有关部门也不是长期未予检讨和报告。财政部副部长吴波与商业部、粮食部负责人，即于1953年2月10日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把税制修正的内容、实行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的措施，一一作了说明；5月30日，财政部又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正税制的执行情况及今后税制修订的意见的报告》，说明了新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因此，新税制的修正工作中即使有疏失，也不能说是“独断专行”、“分散主义”。

　　至于在修正税制时征求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意见，这是过去工作的惯例，是发扬民主作风的表现。当时还是人民民主政权，资产阶级还是参加政权的阶级之一，是无产阶级团结的对象。事先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税制的妥善修订和以后的贯彻执行，显然是有好处的。1950年制定《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和《实施细则》时，也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意见，当时并没有人进行反对。既然征求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意见并不是错误的，就谈不上什么与资产阶级“取得协议”，订立“君子协定”，“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向党“闹独立性”等等。

　　四、一点看法

　　前面已经说过，新税制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只是一般工作上的失误。既然如此，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要一再提出那么严厉的批评呢?我看除了新税制本身的失误外，还有更重要、更深层的原因。

　　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原来的设想，是要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等10到15年条件成熟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正是根据这一思想，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与此相一致，中南军政委员会在1952年3月的布告中明确宣布土改后的农村有“四大自由”，即允许农民将土改中分得的土地、房屋等自由经营，自由处理，允许自由雇工，保证借贷自愿；1952年底，中财委公布了新税制，《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这些主张和口号，明显地是要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原来的设想，继续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薄一波同志在回顾新税制问题时，也说当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就是“出于这样的基本考虑”，“既要大力创造条件发展国营工商业，又要注意适当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17]，即继续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向前进。

　　但是，到1952年9月，毛泽东的看法就开始改变了，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它本身就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不是要等到10到15年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这时就应该向社会主义过渡。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的转变，他认为刘少奇等继续按照原来的设想搞新民主主义是错误的，是“右倾”的。因此，他在1953年6月15日，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就批评刘少奇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是有害的”，周恩来使用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不明确”，“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是不对的”[18]。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再严厉批评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相一致的新税制，批评与刘少奇思想比较接近的薄一波同志，就是完全自然的事情了。

　　毛泽东在这时大批分散主义，固然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展开，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付诸实行，需要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关，但我认为也与他思想的转变、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关。他发现刘少奇、周恩来并没有立即跟上他的思想，为了督促他们转变思想，跟上步伐，除了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批评外，从组织上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他抓住新税制大批薄一波同志，实际上也是为了批评刘和周，敲山震虎。高岗等正是看到毛泽东与刘、周等存在分歧，对刘、周不满，于是大搞“批薄射刘”的诡计，散布对周恩来的不满，企图取而代之。但他没有看清毛对刘、周的批评只是一种督促，并不是要把他们打倒，他想取而代之，只能由此走向反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这时放弃原定10到15年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决定这时就向社会主义过渡，似乎有点过急了，也过早了。他企图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反而带来一系列问题，造成后来长达20年的停滞局面。如果当时不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按照原来的设想，等10年至15年之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况可能会好得多，生产力也可能会得到更快的发展。与此相联系，毛泽东这时大批分散主义，也带来了不好的后果。它虽然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当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但也使政府失去了独立性，大权完全归于中共中央，而且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也开始有名无实，权力完全集中于党的主席一人手中。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后来实践说明它存在很大弊病，不利于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也不利于纠正主要领导人的独断专行和工作中的失误。后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即从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而来。因此，结合我国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重新审视1953年对新税制的批评，是十分必要的。

　　（载《史志研究》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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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刘志诚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收史长编》第一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17－

　　219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③]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④]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246页。

　　[⑤]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

　　[⑥]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9页。

　　[⑦]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237页。

　　[⑧]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38页。

　　[⑨] 陈和龙主编：《当代中国财政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4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1432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1432页。

　　[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593页。

　　[1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6页；《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

　　[14] 刘少奇：《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过度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题解，《党的文献》1988年第5期，第53页。

　　[15]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页。

　　[1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236页。

　　[1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18]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