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会师索权

作者：少华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觊觎之心在同朱德的谈话中萌生。在得知自己拥有8倍于红一方面军的兵力之后，张国焘原本平静的心境立即躁动不安，开始改变对中央服从与尊敬的态度，开始谋求与军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开始索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1935年6月12日，李先念率领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20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敦请他立即赶到懋功两河口会商大计。

带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张国焘策马飞奔，从茂县赶往两河口。

川康边区的六月，正处雨季。从动身的那天开始，天空飘起雨丝，行到中途，越下越大，滂沱大雨将山川、河谷、民居笼罩在雨幕之下。大雨没有迟缓张国焘的行程，他们日夜兼程，奔驰在泥泞的道路上。

渴望会面的心情彼此相通。听闻张国焘冒雨前来，中央领导人早早迎候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毛泽东、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也在雨中等候。这是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一方面军给予无私援助他们的兄弟部队的最高敬意。

张国焘一行十余人，均高头大马，踏地如飞。听到马蹄声，毛泽东等人走出帐篷，冒雨迎上前去。大雨如注，遮住视野，张国焘听到“特立”的叫唤声，才勒住马缰。由于收势太急，急驰的马蹄溅起大量的泥浆，溅到出迎的人群身上。

张国焘跳下马，与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热烈拥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八年了”。

他与毛泽东分手于1927年7月，与朱德分手于1927年11月，距今都有八个年头了。当年挥手一别，分别组织兵暴、农暴，而后又各自创建了一支主力红军，历经坎坷挫折，在川康边界的不毛之地相聚，其中的感慨与欢欣自然不待言说。

随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致欢迎辞，张国焘致答辞。

如潮的人群，如海的歌声，灼热的情绪，灿烂的笑脸，把会师的气氛推向极致。都是战斗在一个党旗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都是贫苦工农出身的士兵，都是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他们纵情歌舞，亲切交谈，坦露出赤诚之心。四方面军将士对中央红军保持着尊敬，对老大哥转战千里的悲壮历程抱着深深的敬意；一方面军将士对倾军而出、主动出迎的战友深怀感谢。

与两军将士一样，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彼此敞开心扉，互吐思念、仰慕之情。简朴的宴会上，大家频频举杯，开怀畅饮。

酒醇，心热，情浓。

一切都像预想那样，甚至比预想还好。

张国焘那些天十分忙碌。他遍访了各位老朋友，与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物交换看法，出席各种欢迎会、联欢会、座谈会。很快，他在心底里产生了一丝失落。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很少有人问四方面军取得的成就，很少有人称颂他领导的正确，很少有人要他介绍经验，很少有人请教他今后的方略，更没有人向他通报遵义会议的情况。

即便是在谈话中，他也觉得自己落落寡合。一次，在聚餐时，喜食辛辣的毛泽东提出“革命者爱吃辣椒”。他的观点得到口味相同的两湖和四川将领的热烈赞同，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聂荣臻都是不怕辣、怕不辣、辣不怕的人物。张闻天、叶剑英等人喜欢清淡的口味，有针对性地提出：“革命者不一定都吃辣的，吃辣的也不一定都是革命者。”博古举出列宁和曾国藩为例，前者为世界革命导师，但是口味清淡，后者嗜辣如命，但却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双方唇枪舌箭，你来我往，好不热闹。餐桌上不时爆发开心的笑声。张国焘也爱吃辣椒，但他觉得把辣椒与革命者挂钩，有些小题大做，有些无限上纲，有些无聊。开始时，他还掺和着说几句，到后来干脆不吱声。

与中央要人交谈时，张国焘也因敏感、多疑而处处要强。在历史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就不投机。会面之后，虽然毛泽东处处礼让，但还是擦出了交锋的火花。当毛泽东听到四方面军全部撤过嘉陵江、放弃整个川陕苏区时，忍不住叹息了一声：“可惜啊！”张国焘立刻挑刺，反诘道：“我来迎客，难道还犯了罪不成？”对于张国焘咄咄逼人的词锋，毛泽东半是解释半是还击：“接客很好啊，我们都十分感谢。但要有个家就更好了。没有家，客往哪里放啊？”①

张国焘按照那时知识分子的习惯，交谈时，不直接称名道姓，而是亲昵地叫对方的表字，然后根据年龄情况，尊称对方为兄，如他称朱德为玉阶兄。博古这些人早在留苏时就养成了党内称同志的习惯，听了别扭，私下议论：“没想到张国焘还这么喜欢称兄道弟。”这话被张国焘听见了，很是恼火。博古后来找他聊天，说到四方面军中仍然把士兵称马夫、伙夫，说这是旧军队的残余，应该废除。张国焘反驳道：“叫什么名称有什么要紧？”①

这些小小的不快当时都隐匿于劫后余生、阔别重逢的欢乐之中，毛泽东、博古等人都没在意，张国焘表面上也是一笑了之，但这些细琐的隙缝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一抹阴影。当时真正牵动张国焘注意力的是红一方面军的实际兵力。

为了表示对党中央的尊敬，张国焘送给中央领导每人一套粗呢制服。会面不多久，他发现有的中央领导已经穿在身上。再看看一方面军将士的装束，更是五花八门，不少人把商人的袍子、农民的棉袄、缴获过来的国民党服装反穿在身上。一方面军将士除了衣衫褴褛之外，个个面黄肌瘦，其装备更是简陋不堪。

这是那支令国民党军魂飞魄散的红军部队吗？

这支困倦疲乏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

这支摇摇欲坠的部队究竟还有多少战斗力？

…………

疑问一个接着一个涌出来，张国焘感到疑惑。他找周恩来摸底：“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警觉地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有十万人。”张国焘夸大了两万。

“我们有三万人。”周恩来也夸大了两万。

张国焘从机敏的周恩来那里问不出任何东西，反而不小心露出了马脚。于是，他又去找朱德。先从叙旧开始。他有意识地谈到了南昌起义兵败前后的惨烈和心情，然后切入正题：“你们还有多少人？”

憨厚的朱德以实相告：“一方面军现在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总数也就一万余人。这一万多人许多都挂了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张国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脸色都变了。一、四方面军力量之比竟为一比八！

意识到优势地位后的张国焘心态开始出现变化。他开始改变对中央服从与尊敬的态度，开始谋求与军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开始索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这些变化，连不谙中国国情的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察觉到了，他形容道：“张国焘处处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势。”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党史上的两河口会议。

当时，政治局开会有个不成文的习惯。会议由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报告和结论则由分管此项工作的常委负责。

周恩来是政治局中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自然由他作主题报告。几十年后，张国焘在回忆中说是毛泽东首先发言，并且在他反对未果的情况下结束了会议，这与档案记载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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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子孙焉能不知自己的历史,让我们掀开朦胧的面纱,共同关注追寻历史的真面目.
< td="">   误会导致误会，风波引来风波。林彪的一封信导致毛、洛、彭关系紧张。洛甫、彭德怀以大局为重，采取不争不辩的态度，期待事久自然明。张国焘获得这一消息后，紧扣会理会议，大施离间计，企图将毛泽东的左臂右膀收归己用。洛甫不为所动，彭德怀拍案大怒，林彪心神恍惚。(略)

按兵不动，伸手要权，借故生端，张国焘三管齐下，把中央搞得十分被动。为了大局，张闻天准备让出总书记的职务。毛泽东坚定地说：“宁可交出军权，也不能让出这个宝座！”

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北上决议，将攻打松潘的任务交给四方面军。但是，张国焘处处表现出迟缓。

松潘守敌人数不多，指挥官胡宗南已经做了当俘虏的准备。张国焘派出三十军北上松潘，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态势，坐视战机逸失。这时，国民党迅速派兵救援。本来围点打援是四方面军的看家本领，在徐向前的教导下，四方面军将领个个成为精于此道的行家。可是，张国焘一声令下，四方面军放弃含在嘴里的肥肉，撤离松潘，又缩了回来。

从两河口到黑水，从黑水到毛儿盖，一、四方面军停停走走，时上时下，来回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行军路线弯来绕去，迂回曲折。中央与四方面军反复交换意见，始终不能达成共识。

张国焘驻足不动，整个四方面军的行军速度慢如蜗牛。经常是中央催一催，他们挪一挪，中央一等候，他们又停顿下来。

与此同时，张国焘赤裸裸地提出权力再分配的问题。7月1日，他借口发动松潘战役，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接着，在与李富春交谈时，他表示非常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了“充实总司令部”等要求。7月9日，中共川陕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要求加强总司令部，由陈昌浩出任总政委，加强军委，设立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敦促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不久，陈昌浩连电中央，要求委任张国焘任军委主席。

此外，张国焘还不断挑起争端。7月上旬，凯丰在《前进报》发表《列宁论联邦》一文，批评川陕苏区于5月底成立的“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如此严重关头，居然使用“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篇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要出事，批评凯丰：“不看是什么时候，还添乱？”

果然，这篇文章触怒了张国焘。黄超把登载这篇文章的《红星报》送呈张国焘，他简单浏览了一遍，立即大发脾气，将报纸摔在桌上。这时，张闻天有事来找张国焘，马上成为他发泄愤怒的出气筒。

“总书记，我正准备找你呢！你先看看这张报纸再说。”

张闻天接过报纸，看了一下文章，笑道：“怎么啦，有意见？”

见张闻天像没事一样，张国焘更来气了，质问张闻天：“《红星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其用意是不是要展开对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辩。”

听张国焘口气不对，张闻天马上说：“凯丰所引列宁的话，没有错嘛！”

张国焘辩护说：“凯丰这是生硬地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凯丰的文章并未提到西北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政府。”

张闻天提醒张国焘：“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是主席，你和项英同志是副主席，这你是知道的。如果又出现一个联邦政府，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张国焘理直气壮地说：“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嘛。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不能行使职权。现在我们组织西北联邦，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嘛。”

张闻天不想在会师之初就引发争执，于是劝慰道：“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事迹，很值得中央红军学习。这次又全力促进两军大会师，功不可没。至于凯丰的文章，那是他个人的意见，今后还可以继续探讨嘛。”

张国焘并不罢休。他召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大肆攻击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在他的策动下，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央，说张国焘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

按兵不动，伸手要权，借故生端，张国焘三管齐下，把中央搞得十分被动。

中央领导人心急火燎。张闻天、博古、凯丰等人嚷着要进行思想斗争，毛泽东想得更为深远。张国焘自建党以来，一直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资格老，地位高，而且目前手上握有八万雄兵，不在权力上进行调整，不调整到他预期的位置，他是不会妥协的。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毛泽东找到张闻天，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两人反复商量，感到棘手。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他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代替朱老总；只当军委副主席，他又肯定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

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说：“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边摇头边分析：“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当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正患重病，发高烧，整夜咳嗽，卧床不起。毛泽东、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同他商量。他们的想法是，既要考虑满足张国焘的要求，又要防止他将军权全部抓在手中。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张国焘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电话。

张闻天通知他：“中央考虑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调配，决定调整军委领导成员，准备提议你任总政委，想征求你的意见。”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现在是打仗，我就当总政委。”

两全其美的安排，张国焘满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受。

同样是这一步棋，能够清楚地看出张、毛两人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智慧。张国焘看重眼前利益，毛泽东志在长远。前者处于进攻态势，取得了第一战役的胜利；后者处于防御态势，虽然作出了让步，但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大局。

事实证明，毛泽东让步的分寸，张国焘对于职位的选择，对后来他们的政治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中央让出的职位是总书记，后来分道扬镳时，北上的一方面军就会被扣上反党、分裂党、不服从党的决定等罪名，南下的张国焘将占尽政治优势。这是后话，还有张国焘后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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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子孙焉能不知自己的历史,让我们掀开朦胧的面纱,共同关注追寻历史的真面目.
  1935年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出席会议的有9人，其中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8人均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只有张国焘代表四方面军。尽管人数上占绝对的少数，但张国焘逼人的气势整个会场都能感受到。

张闻天首先发言：“军委设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人。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扩大权力，前面的部队都由他们指挥。”

他的发言，实际代表中央的意见。发言的总格调是通过让权争取一、四方面军的步调一致。让权的幅度是很大的，四方面军的三巨头都有相应安排：张国焘任总政委，主管军委；陈昌浩参加小军委，负责前敌指挥；徐向前虽任原职，但职权已由指挥四方面军扩大到指挥处在前线交战位置的所有军队。而且，总政治部也让出了一个副主任的名额。在军委和总政，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已处于优势或主动地位。

张闻天发言后，张国焘首先发言，仍不满足，把眼光又投向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提出要提拔新干部，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

在他之后，邓发、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凯丰逐个发言，一致同意张闻天的意见。

针对张国焘向中央委员会增补成员的要求，毛泽东回答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

张国焘没有坚持。

张闻天最后作结论：“好，大家意见一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战役。”①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立即走马上任，就在当天发出了《任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的通知》：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3天内，张国焘急如星火地接连发出两个决定。

一个决定是《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中说：“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动，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张国焘把军委对于战役的具体指挥权授予徐向前、陈昌浩，这种配置符合当时的战场形势，因为四方面军力量占优，在随后的战役中他们将担负主攻任务。

另一个决定是《中央军委关于松潘战役布置的决定》，命令在松潘战役期间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指挥部，任命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指挥和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

短短的3天，张国焘就接管了军委，重新调整了全军军事系统，别具一格地组织起从军委到前敌指挥部的梯级结构，毫无争议地将军委的具体指挥权转移到四方面军总部。每一步都符合中央统一指挥的意旨，每一步都朝着他控制和直接号令军队的目标贴近。这种威慑全军的魄力，敢于任事的意志，辗转腾挪的身法和雷厉风行的作风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会师之后，张国焘心里一直不踏实，多次要求中央听取四方面军的工作汇报，对他过去的领导作出评价。为进一步团结他和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共同北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他的建议，专门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除9名政治局委员外，陈昌浩、徐向前、李富春、刘伯承等4人列席会议。

会议开了2天。7月21日，由张国焘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通南巴、川陕直至一、四方面军会合前的斗争经过。他讲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由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就军事工作、政治工作进行补充。

7月22日，会议进入讨论阶段。邓发、凯丰、周恩来、张闻天先后发言，都高度评价了张国焘领导的正确和四方面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指出了一些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

张国焘最关注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前者是党中央负责人，后者是党中央的主心骨。

张闻天第四个发言。他首先肯定红四方面军很有战斗力，同时又指出了缺点和错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领导人对形势估计上有“左”的倾向，后来当敌人分兵合击时，未能抓住敌人弱点，集中击破一路；通南巴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反映出对根据地重要性了解不够；退出通南巴时把所有干部、游击队带走也是不好的；撤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造成现在一些困难。此外，四方面军对待少数民族也有些问题，如在两河口把藏民的土地拿来分，引起群众反对；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实际上也未弄清楚怎样才算“联邦”，少数民族还没有发动就首先成立“联邦”，其结果必将是徒然的①。

毛泽东第五个发言：

从鄂豫皖起到现在，国焘领导下总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巩固，红军与苏区配合无数次击破敌人，都证明路线是正确的。总的路线正确，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指挥问题，集中力量，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是有准备的，基本原则都是遵照了的。在十个月大战中，与刘湘打，向敌人一路打过去。这是特点。另外，有些问题是缺点，今天我不说，材料不够。在鄂豫皖，对敌人四次“围剿”是没有粉碎的。因为蒋介石大举进攻，首先对敌进攻，我们对粉碎“围剿”没有充分准备。中央苏区五次“围剿”没有粉碎，那时他是有准备的，但第二仗怎么样打，这方面错误了。关于通南巴问题，使它成为了苏区，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从《干部必读》（这是四方面军编印的一个内部刊物）材料看，敌人用了十分之八九的力量对付红军，红军有特别的显著成绩。但对建立政权有不足与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性。我看只有1933年9月上半月比较注意了地方政权。放弃通南巴是个严重的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放弃。在鄂豫皖苏区几次没有打下敌人，因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了刘湘，胜利后，进攻中放弃苏区是不对的。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①。

与张闻天相比，毛泽东谈成绩比较充分，谈缺点比较简略，始终掌握着成绩为主、缺点次之的分寸。他肯定了张国焘领导下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列举了例如红军的扩大、苏区的扩大、无数次击破敌人等事例来说明四方面军的成绩。对于存在的问题，他列举了四次反“围剿”失败、退出通南巴和建立联邦政府三个方面。说第一个问题时，他还说到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肯定在失败的情况下退出鄂豫皖是必要的。对于联邦政府，点到为止。只是说到退出通南巴时，表现出不理解，因为这次退出是在打败刘湘之后，是红军处于反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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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子孙焉能不知自己的历史,让我们掀开朦胧的面纱,共同关注追寻历史的真面目.
  即使这样，张国焘仍然如坐针毡，心有不甘。他认为自己长达四年的领导只是得到了原则上的、抽象的、象征性的、敷衍的肯定，这与他所渴望得到的具体、实在的、充满激情和无保留的赞美差之甚远，与他的领导所带来的现实成绩（兵强马壮）也不相符。

他对张闻天不满，对毛泽东更是气愤，认为毛泽东所说的“有些问题是缺点，今天我不说，材料不够”，实际上含有秋后算账的意味。在毛泽东所提的三个问题中，他最为反感的就是放弃通南巴的批评。他认为退出通南巴是中央的指示，自己即或有错，也是执行错误的命令。事实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方针时，曾经要求四方面军向西南发展，但并没有要他们退出通南巴。

由于张国焘忙于内部争权，拖延迟疑，给胡宗南急速调兵提供了时间。

当时，松潘守敌胡宗南全部兵力仅有27个团，处于分散、孤立状态。如果此时大举北上，集中红军50多个团，以二敌一，完全可以击溃守敌，占领甘南，控制西（安）兰（州）大道，打开陕甘地区的斗争局面。1943年周恩来与胡宗南会谈时提到这事，胡宗南心怀余悸地说：“当时我们很困难，如果红军一攻，我们非垮不可。”

芦花会议后，胡宗南兵力虽然得到集结，但援兵未到，红军兵力上仍占绝对优势，依然有攻占松潘的把握。但张国焘害怕同胡宗南主力交战，担心兵力受损，悍然将原来命令中“进攻松潘”改为“佯攻松潘”，致使胡宗南得以从容集中兵力，同时薛岳所部也赢得向松潘东面平武、文县靠拢的时间，两军形成犄角之势。红军不仅痛失一举夺取松潘的战机，而且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为摆脱危局，中央军委于8月3日调整部署，决定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于是下达《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这个计划意味着红军不得不穿越死亡之海——草地。

中央领导人都烦与张国焘打交道。他讲起话来半天一句，专门绕圈子，想的与说的不一样，说的与做的又不一样，而且，他工于心计，说话做事都露半截，留一手。

为了尽快打通张国焘的思想，毛泽东别出心裁地与刘英同去拜访。

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张国焘瞅瞅毛泽东，又看看刘英，没发现手里提什么，问：“带什么了？”

“我给你带水来了！”毛泽东语带玄机。

“什么水呀？”张国焘还是不解风情。

毛泽东好不容易想出个轻松俏皮的开场白，完全没有效果，只好解释道：“《红楼梦》里宝二哥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刘英是女人，当然是水啦！”

张国焘这才开窍，不由得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一切依旧。张国焘并没在水的映照下透明一点，仍然黏黏糊糊，欲说还休。在交谈中，张国焘翻来覆去就说一个意思：“对于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

毛泽东听出他的弦外之音还是坚持提拔四方面军一部分人当中央委员和进入政治局。

很快，张国焘的弦外之音就演变成为赤裸裸的索权行动。他在毛儿盖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吸收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公开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扬言不达目的决不进兵。他将自己拟定的一长条名单交给傅钟，命令傅钟找张闻天商量。在这张名单中，张国焘注明了哪些人进中委、哪些人进政治局。

张闻天拿到名单，一筹莫展。他没有想到张国焘索取军权之后还会垂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只好拿着名单来找毛泽东商量。

虽然早就探察到了张国焘的意图，但毛泽东也没有料到他的胃口会这样大，沉吟了许久，很不情愿地说：“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那么多。”

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找陈昌浩等人谈。经过好几个来回，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准备擢升6人进中委或政治局。

8月3日，张国焘收到张闻天电报：“请准于明日十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张国焘知道，又一轮较量开始了。

沙窝位于松潘县毛儿盖以南约20里。

8月4日到6日，张国焘参加了在沙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是讨论确定两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

在研究组织问题时，争执非常激烈。

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事先磋商的名单：

提升3位同志为正式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

提升3位同志为候补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

提升2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正式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

这个方案事先已同四方面军领导人商量过，都表示没有异议。但是在会上，张国焘突然变卦，表示不满意。

“六大的精神之一就是坚决提拔工农干部，这是我们党的组织路线。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方面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张国焘又掏出自己拟定的名单，逐个介绍情况。

毛泽东委婉地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准备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知道“特殊情况”是什么意思，也清楚中央委员只能经过代表大会选出，于是也换了个角度，继续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本来我的意见，是提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会场上争执不下。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都看出张国焘想在政治局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这些被提名的干部大多数都是党的忠诚干部而不是张国焘的人），因而坚决不在中央委员的人数上松口，同时为了团结张国焘和顾全大局，又作了有限的让步，决定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为正式委员。中央稍后还决定，陈昌浩以政治局委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这是中**史上最为屈辱的一段路程。在长达60天的日子里，党中央面对的不再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甚至也不再是杀人于无形的饥饿、寒冷、雪山、沼泽，而是张国焘那张阴沉的肥脸和眼睛里透出的缕缕杀气。(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