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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号：从宋鲁郑的幸灾乐祸说起
作者：螺号
来源：读者留言
来源日期：2011-2-22
本站发布时间：2011-2-22 12:42:21
阅读量：89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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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人家“倒霉”，我们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总结人家的经验教训，并引以为鉴；第二种，幸灾乐祸，终于重蹈覆辙。宋鲁郑先生就是持第二种态度的人。他根本不愿看见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危机的阵痛已经过去，正在从萧条走向复苏。各项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已经变为良性的现实，还在沉溺于“走向破产”的梦呓之中不能醒来。为了与宋鲁郑先生划清界限，就不得不对如何认识经济危机的本质及其后果做一些思考。
最晚自19世纪开始，经济危机，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常态，即周期性发生的现象。恩格斯对这个周期性有过准确的描述：危机—萧条—复苏—繁荣（或称高涨）—下一次危机。一般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对此我不表示异议。但是危机，周期性的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调和”导致这个“外壳”终于爆裂吗？200年来的事实似乎不支持这个看法。我的看法是，危机并不能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冰消瓦解，相反，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也导致了社会经济要素分配及布局的调整。用经济学的说法，危机似乎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须支付的“机会成本”。在这里，“坏事”—工人失业、民生凋敝、经济倒退—最终转化为“好事”—生产关系得到调整、不良资产退出市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的分配和布局更趋合理。资本主义也在危机中由低级走向高级、更高级。这个发展势头何时到顶？我不敢说。一个比较可能的结局是，资本主义最终经过“和平演变”逐步成长为社会主义，但那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从来也没有描述过的社会主义。体察欧美各先进国家的现实，我们已经发现，那里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很多，甚至超过了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诸国家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了。人民福利的普遍实现，三大差别的近于消亡就是明证。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危机必须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但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谓社会主义各国的“理论家”们，却并不这样认识问题。斯大林当年杜撰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宣称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国际性危机不只是经济危机，更是“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个制度已经烂透了，马上要完蛋了，彻彻底底地完蛋了。直到1980年代，我国的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还能见到这样的陈词滥调。我想，那些编写教材的人，那些宣讲这些内容的人，恐怕也没人真的相信这个冒牌“理论”吧？
虽则经济危机最终带来社会经济进步，但它毕竟是痛苦的。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学者们也在一直努力，希望减少这种痛苦甚至预防危机的到来，直到最终消灭危机。但是目前还根本找不到预防直至消灭危机的办法。此前社会主义各国都在沾沾自喜于“我们没有危机”，似乎真的“风景这边独好”。可是这不是事实。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前，我们这里确乎没有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危机，我们那时不是生产过剩，而是全面不足（短缺），粮食不足，食油不足，食糖不足，老百姓每日热量、蛋白质、脂肪的摄入量处于极低水平；棉布不足，纺织品不足，孩子们只有过年时才能换件新衣服，平常时节，就只好遵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古训了。生产资料也不足，采购员满天飞，工厂拉闸限电成为常态。王蒙先生写的小说《春之声》里面描绘的，“就像变魔术那样，用一块红布向左指了三指，一切都没有了”。这种“一切都没有了”的现象，在苏联发生过，那块“红布”指处，沙俄时代的欧洲粮仓，直到苏联解体为止，粮食问题仍然是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中国发生过，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我们才初步解决温饱问题；朝鲜正在发生着，那里大批难民偷逃到东北，又被遣送回自己的祖国，等待着这些“逃北者”的，无不是生死不得的悲惨命运。…  …当短缺成为常态之时，我们的帮闲或帮忙学者们又开始就此问题放厥词了。1980年代，我在某学术期刊上就看到过“短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这样的歪理邪说。别说人家是胡说八道，这篇文章也能“自圆其说”呢，他的论点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因为老百姓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我们，由于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是不断增长的，而生产总是跟不上这种增长，所以短缺不是我们的缺点，反而是我们优越性的体现！可惜，这样卓越的“理论”，似乎没有人愿意相信，加之当时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该“理论”的市场理所当然地消弭于无形，所以后来就再也见不到了。
说到调整，我们其实也有，最著名的当属三年大饥馑之后，我们所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其间最有名的言论就是邓大人的“退”字诀：“要退够！”工业的高指标（如1070万吨钢）退下来了；农业的高征购和一平二调退下来了；人民公社的基本社有，退到基本队有，再退为“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比高级社还要低一些。但其成本是50多年来人们一直哀叹的那至少3000万成为饿殍的，我们的同胞。还有国民经济的大倒退，环境的大破坏。最可怕的还不止如此。1929—1933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逼出一个罗斯福新政，又逼出一个凯恩斯主义。而我们呢？三年大饥馑逼出来的是紧跟着的四清和文革！孰优孰劣自不待言。
所以，我们在看待别人的倒霉之事时，切记不要“老鸹落在猪身上——光看见人家黑，看不到自己黑”，要知道，猪还有白的呢，谁见过白色的乌老鸦？
讨论宋鲁郑氏这篇文章，还有两句话不得不说：
其一，随着我们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随着我国国内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我们别指望“出污泥而不染”，这根本不可能。所以人家应对危机的体制、做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别试图干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举例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的应对就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从那时起，凡10余年，别人早已步出危机（后来又陷入更大范围的世界金融危机那已是另一回事了），我们这里，却还一直陷于内需不足的囧境中不能自拔。政府为了振兴内需，不得不在开拓私人购置汽车和搅热房地产市场这两件事上大动脑筋，造成的问题多多，且后果极为严重。一旦国内汽车、房地产市场遭遇萧条，后果不堪设想。
其二，别忘了，危机总是紧跟在繁荣之后不期而至。我们今天的繁荣，并不是无可指摘的。它主要来自于政府投资和低人权成本。2008以来政府投资既快又多，已有论者指出，其特征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GDP上去了，但国民经济的质量却不能跟上，一旦后手不济，危机立马现形！不早做准备，恐怕将来噬脐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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