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思哲专卖店:陈永贵从政始于主席要树典型 农民本色从未改变

核心提示：这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26日适逢毛主席71岁生日，他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书记到家，还邀了人大代表钱学森、邢燕子、陈永贵等人参加生日家宴。入席时，毛主席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笑着说：“听说你42岁才扫（脱）盲，还会讲点逻辑。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毛主席这么一说，算是把陈永贵介绍给了大家，也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他进了中南海，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

他吃粮靠队上分给他家的口粮，拿到粮站卖了，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还真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副总理——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每个劳动日按1。5元分给他家。组织上考虑到他进京后开销大，中央每月补助他36元生活费，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兼职补贴，后来提高到100元。他就挣这么些钱！

陈永贵与毛泽东（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天地》2009年01期，作者：袁自强，原题：《陈永贵从政始末》

“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曾奇迹般地走进了中南海，并被推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毛泽东树典型

1964年3月，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考察到了邢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赶来汇报工作，大讲陈永贵领导大寨人三战狼窝掌（一条小山沟），修田造地，使家家有余粮，为国作贡献的感人事迹。称他是山西改变贫穷面貌的典型。这让为6亿中国人吃粮问题一直困扰着的毛泽东看到了出路，老人家越听越高兴，就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能看点报纸，是个大老粗。”毛泽东兴奋地站起来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的字不多，做的事可不少。”毛主席听了一天还不够，陶鲁笳又汇报了一天。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深深地在毛主席心里扎了根。

当年5月，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象山西昔阳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6月间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可见，“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在这一年最先提出来的。

这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26日适逢毛主席71岁生日，他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书记到家，还邀了人大代表钱学森、邢燕子、陈永贵等人参加生日家宴。入席时，毛主席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笑着说：“听说你42岁才扫（脱）盲，还会讲点逻辑。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毛主席这么一说，算是把陈永贵介绍给了大家，也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为此，周恩来在百忙中曾三上虎头山，各地党政领导和媒体记者纷至沓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甚至把虎头山选作自己人生的归宿之地。毛泽东虽未亲临大寨，但他认为已经寻找到一个符合自己想法——“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又能实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村工作典型。大寨就这样按照政治家的需要，不断地被加工改造，大树特树——报纸上登，广播上讲，电影院里映，“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的歌声传遍全国……

客观地税，大寨在前期还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所以，周总理把大寨精神归纳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三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但随着“文革”的兴起，大寨就逐渐变成了“极左”的样板，陈永贵本人也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卷进了政治漩涡。

走进中南海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陈永贵这个农村战天斗地的带头人，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不久又担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可是，在1968年9月填报“九大”代表履历表时，在昔阳县“支左”的军队干部却发现他的历史有问题！

旧社会，陈永贵家是“赤贫”，他本人是穷光蛋一个。可是在他27岁——1942年时，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曾一边给日本鬼子办事，又一边暗中联络八路军。后来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他，所以在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的档案里，他留有“归顺释放”的记录。日本投降后，知情人称他是“二鬼子”，并当作汉奸嫌疑予以批斗，差点丧了命。解放后土改，因为他家是“赤贫”、“无产者”，政府才给他分了地和房子，所以他在历次运动中很积极，不但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支书。

对于自己“二鬼子”的历史，他心里一向犯虚，也不敢隐瞒。当“支左”的军队干部严肃地过问此事，他顿感问题严重，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支左”干部不敢马虎，连忙将此事上报。不久，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在极小范围传达说：“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因为毛主席保他，他的政审过关了，从此再也没人翻腾。也许毛泽东是认为他是受剥削的穷苦人，也许是“爱屋及乌”，或出于形势的考虑……总之，陈永贵顺利地成为“九大”代表，还成了主席团成员，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多位政治局委员随即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中央“十大”也因此提前召开，在讨论新一届政治局人选时，中央一位领导说：“关于陈永贵同志到中央来，过去几年就考虑过，大寨和昔阳在他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敢于直言批评，没有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中央委员们二话没说，一阵鼓掌就算通过了。

陈永贵成了政治局委员后，在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又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奇迹——一个从虎头山走下来的“泥腿子”进了中南海。后来，他本人回忆此事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

当然，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党和国家领导人，并非陈永贵一人。陕西成阳的纺织女工吴桂贤也当过副总理，辽宁蔬菜公司的李素文还当过人大副委员长。这就叫“时势造英雄”，何况陈永贵是毛主席亲自树的典型。

难怪有一次在昔阳干部大会上，陈永贵都禁不住得意洋洋地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列宁也没有，可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主流思想和价值取向——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

陈永贵文化水平很低，有时难免闹笑话。一次他在昔阳干部会上说：“我现在民愤很大！”大家都愣了，熟悉他的人连忙提醒：“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他才连忙改口。

尽管他文化低，但口才很好，也有些工作能力，还懂点辩证法。他能从实际生活中总结出新见解和别人不敢说的话，而且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农村的生产、工作，他不用讲稿，随口说去，很有吸引力。如果按秘书的讲稿，那他没法念；为此昔阳县专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格大行稀，一页100字。从县里挑一两个熟悉他的人当秘书，生僻字注上同音字，这他才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