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翻新机多少钱:治理买官卖官的专家视角

治理买官卖官的专家视角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01日 09:55 廉政瞭望

　　■文/本刊记者  王春

　　如何治理买官卖官，净化官场？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中南大学廉政与法治研究中心教授李满春、河南省廉政评价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杨。专家学者纷纷对治理买官卖官支招。

　　买官卖官行为上有什么新动向

　　记者：2010年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王亚丽造假骗官”案件震惊中央，一身是假的王亚丽，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却在官场上一步步高升到县处级干部，这说明什么呢？

　　李景平：王亚丽造假骗官之所以能成功，除了她个人“攻关”之外，还有一群“无形推手”帮衬，再就是干部任用存在漏洞，民主监督成摆设，任人唯上、任人唯跑、任人唯钱。这个案例告诫我们，买官卖官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买官卖官这类不正之风正在以一种更加诡秘的动向，一种更加隐性的方式，侵蚀着党的肌体，破坏着官场生态平衡。

　　记者：广西合浦县一名镇武装部部长为当选镇党委委员，向26名党代表拉票并给其中7人送去各300元；广东吴川市一名副镇长为在两镇合并后当上新镇的副镇长，宴请镇人大代表并送现金，虽未被列为候选人，结果也当选了。类似的情形不断出现，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满春：这是买官卖官的一种新动向。以往在换届选举、班子调整之际，少数干部频繁出入于领导机关、领导同志家里或组织人事部门，公开或隐蔽地伸手要官。现在随着干部选举制度的推进，个别人为能够在换届选举和选拔任用中当选和得到提拔，则眼睛“向下”，不择手段地拉选票、拉推荐票，甚至出钱贿选。

　　记者：有时听有的官员说“要当处级干部，认识省级干部更保险，要当厅级干部，认识中央高层更容易”。从这样的说法里透露出什么？

　　李满春：从查处的一些买官卖官案例来看，买官卖官出现了“越级”买卖的情况。与发生在上下级之间的买官卖官不同，“越级”买卖指有些买官者直接向上一级、乃至上几级的领导贿赂，由他们出面向其主管领导施加影响，从而达到买官的目的。与买官行为相对应，有些卖官者突破自己的职权范围，直接干预和影响下几级干部的任免，这些干预、招呼、影响都直接与利益挂钩，有些甚至就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同时“越级”买卖还有着比上下级之间直接买官卖官行为所不具备的“优点”，就是一般不为外界所注意，容易规避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和查处。

　　记者：由于竞争县财政局长的人多，原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以10.66万元的价格把县财政局长卖出，这个价格居他所卖出的县属部门局长之首。时任安徽省五河县小圩镇党委书记的张某，先后数次送钱给县委书记徐社新，在徐社新的安排下，张某后来如愿调任县民政局局长。一些所谓的“含金量”高的实权职位如国土局长、财政局长、教育局长、民政局长、交通局长等成为一些买官者争夺的肥肉。卖官者往往很容易就以高价把这些职位卖出去了。这是为什么呢？

　　李满春：这是在钻“平职调整”的空子和“交流提拔”的空子，是买官卖官的一种新方式，而且比较普遍。目前，干部平职调整一般不进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一把手说了算，操作难度相对较小。但在一些人眼里，有些岗位虽然级别相同但“含金量”不一样。有的卖官者就利用这一点，通过调整干部岗位，大搞权钱交易。另外，由于干部任用条例中关于“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个别特殊需要的领导成员人选，可以由组织推荐提名，作为考察对象”的规定中，哪些是属于个别特殊需要的领导成员，未作明确界定，一些卖官者就钻“干部交流提拔”的空子，以“特殊需要”为名，采取“交流”方式提拔干部，以避开民主推荐，进而达到操纵干部任用的目的。

　　记者：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利用县委书记在人事上的拍板权，预先圈定拟提拔干部名单，再授意组织部门“履行程序”走走过场就完事。这样按照“正常程序”轻易完成的买官卖官交易有什么特点？

　　李满春：让“程序空转”是近年来发生的买官卖官用人上腐败案件的典型特征。少数主要领导干部不是带头遵守制度履行提干程序，而是将制度和程序当作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面团，先拍板后走程序，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个人说了算，出现了“班子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普通问题、少数人参加的会议决定重大问题、个别人参加的会议决定核心问题、一对一的口头交待决定特别重要问题”的非正常情况。让“程序空转”，试图掩耳盗铃，掩盖买官卖官的事实。

　　破解买官卖官的利益合谋机制

　　记者：从法理和心理角度而言，你认为打击买官卖官的重点在哪里呢？

　　李满春：买官卖官是非法交易，交易就牵涉到买卖双方，这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斩断官帽交易链条必须从买卖双方同时入手。要让买官卖官者都付出代价，得不偿失，才能斩断吏治腐败的链条。买官卖官其中固然有掌握用人权的领导人员滥用权力的责任，但买官行为本身就是党纪政纪以及法律不允许的，其当事人也难逃责任。如果只追究滥用用人权力的领导者的责任，而不追究买官者的责任，只能对买官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一些地方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买官风险低，即使不能如愿以偿也无关紧要，对其的打击力度小 这必然助长了干部跑官、要官和买官的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

　　记者：从寻租视角看，打击买官卖官，你认为重点从那方面着手？

　　胡杨：买官卖官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利益链条，必须具备设租和寻租的动机和条件，对于寻租和设租双方而言，必须产生利益和风险的比较效益，必须具有最大的利益和最小的风险。从卖方来看，通过正式的选人用人程序和集体决策机制，掩盖买官卖官的腐败事实和行为，使买官卖官合法化，从而产生最大的利益，规避行为风险。与此同时，买官卖官是设租和寻租双方的共同利益，一旦成功，便自然形成买卖双方的利益合谋机制，从而大大降低了买官卖官的共同风险。因此，必须破解买方卖方的利益合谋机制，对双方都应进行打击，才能防止卖官买官腐败的产生。

　　建立用人权力制衡机制

　　记者：从制衡机制上着手治理买官卖官，你认为该如何操作？

　　李景平：要让卖官的没市场，应该建立用人权力的制衡机制。对干部任用中的提名、考察、任用三大关键环节，分由不同机构办理，机构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牵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形成一条规范完整的“流水线”，从而避免少数人说了算！

　　记者：如何釜底抽薪从制度上让买卖官者绝迹？

　　李景平：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时建立一个公开评功论绩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展示的不仅是干部的履历，还应有干部的具体品行与才能，任上干了哪些实事，有什么绩效，以充分接受群众的评判。在这个平台上，让优秀的干部经得起考验，让滥竽充数者、投机钻营者自行惭愧，打消掏钱买官的念头。这个评功论绩的平台要设在阳光下，提高选人用人的满意度、公信度，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监督和全过程公开，铲除买官卖官滋生的土壤，让买官卖官潜规则彻底失效，让跑官者到处碰壁。

　　胡杨：建立科学完善的党政干部考核和评价机制，预防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非常紧迫，意义重大。一是要继续加强相关理论研究，从理论上解决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矛盾，建立完善当前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业绩考核体系。二是要扩大评价主体，在内部考核的前提下，要探索社会评价的机制，逐渐引进第三方的社会评价，提高考核评价的公信度；三是要增加定量评价的分量，建立定量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提高考核评价的科学性；四是在以上基础上，建立完善考核评价成果的运用机制，把考核评价结果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依据，改变“伯乐相马”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记者：成功治理了买官卖官等用人腐败的国家和地区有哪些经验？

　　任建明：很简单，他们以竞争性制度规则取代个人决定。西方国家通常把公职人员划分两大类，即政务官(也被称为政治家或政客)和事务官，并分别采取不同的竞争方式来决定他们的任用。一些政务官(议员或行政首长等)由民选这样的选举竞争制度规则来决定，另一些政务官则由选举产生的政务官任命。事务官(官僚系统的公职人员，也就是狭义的公务员)则通常由考试录用制度来决定任用。我国的香港现在也实行的是这样的制度。

　　记者：能否把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方式彻底切换成竞争性制度规则？

　　任建明：可以。需要强调的是，两种模式的切换是一种理想化、纯粹化的划分，事实上，没有纯粹的制度决定，同样，也没有纯粹的人的决定。即使是在制度决定模式下，人的因素也是难免的；同样，在伯乐决定模式下，制度(实体的或程序的)也或多或少会存在。但之所以称为不同的模式，是说在某一种模式下，只有一个决定规则是主导、起支配性作用。

　　这种模式切换运用于中国，基本上没有特殊性。如果说有的话，就是源于中国人的过于聪明，由此需要在制度和人之间作出十分清晰、严格的界定，从而不给人留下在制度决定的空间内的任何自由裁量或干预的机会。一些地方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被一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就是深刻的教训。

　　具体到中国情况下，在采用制度决定模式之后，人的作用在时间上主要体现在前半段，在具体作用上主要是党管干部原则的正确落实，即通过制定党的干部政策(德才兼备、群众公认、“五湖四海”、“四化”等)、干部标准以及进行候选人资格审查、政治忠诚审查、廉政审查等上。制度的作用在时间上主要体现在干部选拔程序的后半段，即候选人一旦确定，就完全交由制度去决定——选举或考试。需要强调的是，制度可以在前半段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人的作用一定不能渗透到后半段，否则，制度的作用可能完全被肢解、消解或阉割。过去几年里，江苏宿迁等一些地方创设的“公推公选”就是比较好地体现了模式切换及其原则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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