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魂之刃8100英雄选择:龙灿事件深度反思：看似偶然背后的必然因缘及危机应对（主） - 以学术的名义调情的日志 - ...

这文章是成都商报新闻中心记者李建军写给成都商报总编陈舒平的信，我理解成为千言书。其中的一些观点，我并不认同，他本人呢，对商报也不熟悉，也不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但民主的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觉得，每个人的认知，以及说话做事的出发点都不一样，但是，大家可以自己综合所有的信息，比如网络上攻击、批判我的言论和我自己的系列反思文章，去进行自己的判断。对圈内人士，可以当成一场业务大辩论，对围观群众，可以有更多的视觉去了解这个政府，这个社会，这个事和这个报社以及每个具体的人，包括我自己。
龙灿走了，以一种极其不堪的方式。这个有着10年从业经验的新闻专业主义提倡者和践行者，被以一种令他最为尴尬的理由及方式离开。
伴着对龙灿及相关人员的处理，此事似乎就此已经结束。在昨天召开的新闻中心年度工作会议上，龙灿事件成为主持会议的蒋领导原本不想去碰甚至有些故意想要尽力弱化的沉痛伤疤。但，谁也无力否认，无论从哪种意义解读，龙灿事件已经成为整个新闻中心乃至成都商报心头的一根巨刺，因为龙灿事件引发的思考如果被刻意回避过去，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龙灿事件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爆发，给成都商报乃至整个刚刚起步不久正处于媒体与权力艰难博弈阶段的中国新闻事业带来怎样的冲击。
从上海方面高调控诉成都商报“黄山二姨夫”报道严重失实开始，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纠结：在自诩已经是阳光大报并且刚刚高调宣布迈入10亿元俱乐部的成都商报，为什么会发生此类事件？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成都商报专业化程度最高的记者龙灿身上？这是一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概率下的偶然爆发，还是一些深层次问题长期堆积沉淀始终没能引起足够重视的必然结果？成都商报此次应对危机时的应对是否恰当，是否真如报社一些舆论所言是被逼进死胡同的唯一选择？窃以为，陈舒平总编辑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时的“队伍年轻浮躁失度”论不能尽释这些疑惑。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引起足够重视，又被选择性遗忘过去，那么，成都商报所将面临的，将是下次不但可能而且必然发生的更为猛烈的此类事件，对此，我几乎已经可以预见。而且，还将关涉到成都商报将来还要不要做国内新闻、怎样做国内新闻等关乎报社战略布局根本大计的根本命运，说得极端一点，是成都商报以此事件为节点，将来是要选择做刘邦还是做刘阿斗的根本选择。
不是危言耸听。盛世需要听到我这样的危言。本人虽加盟成都商报年仅一年，还是愿以不惜挨板砖或者因为自己的言论被一些领导不喜从而危及自己将来在这家媒体生存空间的危险奋勇上书，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警醒同仁的作用。当然，若有其他，我已顾忌不得。最近一期的商报生活不是讲了嘛，“有话好好说”，“从工作出发的意见才会被尊重”，“商报最大的对手是自己”……希望说到做到，而不是引蛇出洞。
必“死”的龙灿：被神话了的记者专业化路上的智障陷阱（小）
在这场以打击虚假新闻为目标的传媒整肃中，成都商报很早的时候其实就已被锁定。龙灿的说法是，据他从中宣部一位朋友那里很早前就得到的消息，之所以会启动这场以打击虚假新闻为目标的传媒整肃，是因为诸多媒体尤其是一些都市类媒体在2010年诸多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表现让高层深感不安。尽管成都商报长期以来以一种被业界诟病的狡猾方式试图逃避中宣部高层的关注，但事实证明，无效，在这场整肃启动之初，成都商报就已经被列为重点整肃对象。
我从另外途径获得的消息是，诸多媒体中，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还有成都商报为代表的都市类媒体已经引起中宣部的重点监控。这样的说法，我曾跟成都商报新闻中心几位领导沟通过，他们深以为然，并告诫我尤其小心。自家人知自家事，尽管今年有一度我的表现很是红火，甚至有些稿子为自己在业内赢得了不小的声誉，但实际积累严重不足，我离一个称职的职业化记者尚有一段距离。在这种状况下，外界尤其是同行们给我的评价越高，我内心深处的不安就越为严重。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抛下已经怀有几个月身孕的妻子，主动申请回成都本部轮岗充电。或许，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躲过了这次劫难。
用自己的经历与龙灿做对比，丝毫没有贬低龙灿老师籍以抬高自己身价的意思。尽管龙灿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请诸位同仁扪心自问，在整个成都商报乃至整个国内新闻圈，达到龙灿那样专业程度的记者有几人？不必多言，去仔细看看龙灿写的那本《华南虎网事》，那样的高度谁能达到？
但，崇敬归崇敬，不能代替对事实本身的判断。撇开别的因素不提，单就见报稿内容而言，这篇稿子与龙灿自己提倡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背离甚远。不光在那个事后引发广泛争议的二姨夫那边的叙述方式中看不到应该的采访流程和风险规避表示，文章通篇的叙述都有严重的以记者采访到的事实作为现实中的事实叙述的危险。不可否认，这样的表述方式因为其优美的文学性而对渴望突破自己的一些资深记者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性，但就新闻专业本身，文学却是其最大的敌人。
一个被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化身的资深记者，在其新闻报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非常不专业的低级错误？就此，我曾非常纠执地进行过思考。龙灿本人对此的解释是，他认为在黄山救援事件中充分体现了一个长官意志大于应有程序问题，也就是他所认为的深度报道的方向问题，而之所以不就二姨夫这个很容易引发新闻爆炸点的事件本身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采访是因为担心那样一来会引发上海方面的警惕从而葬送他所想要力保的深度报道。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龙灿老师和许多资深的调查记者犯了一个通俗的毛病，那就是为了深度而深度的故作高深式无病呻吟。为什么这样说，那是因为，他们所谓的那些深度，其实是连傻逼都能明白的一些浅显不过的事实，谁都晓得的一些东西，其实根本用不着我们媒体去努力证实。而真正构成深度的，我认为应该是当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连傻逼都能明白的常识性错误以一个最不可思议最傻逼的方式出现的时候，媒体通过对这种极端反常性之所以出现的土壤进行深度解读和层层扒光后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一些东西。也就是说，我认为I，龙灿老师的这篇黄山救援报道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明知道有关部门正祭起打击虚假新闻利器悬在各个媒体头上）、从一个错误的方向（为了所谓的深度而忽视新闻事实本身的挖掘）、对一个错误的敌人（对媒体人而言上海方面的强势应该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发起了一场自以为能很高明很技巧的隐藏起来但其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堂吉诃德式的自杀式袭击，其招致反扑是必然的，报社以及龙灿本人要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注定已经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去解读，那么，龙灿之“死”已经成为必然，那颗随时会拉响的地雷，或许从他刊发黄山报道那一刻开始，或许，更从最早的时候就已埋下——很多年轻的从业人员，总是对资深记者所拥有的经验、常识乃至专业素养等钦羡不已，并以之作为奋斗目标，但需要警惕的是，有些时候，经验和常识乃至自己的专业素养都会成为职业记者接近真相的最大的敌人，对此，佛家的表述好像叫“智障”或者“认知障”。
但，俗话说得好，“站着说话不腰疼”，报社的各位同仁包括各位领导，你们有无仔细想过，尽管，你我目前达不到龙灿那样的高度，但并不代表你不会犯龙灿那样的错误，只要从事这个行业，风险必然存在，很可能，我们今天如果犯错误的话，会犯一些非常低端的错误。譬如长江日报对苏紫紫的报道，说实话，傻逼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但把自己的愚蠢当光荣得意洋洋挥洒出来，还很傻很天真地出卖了违法为他们查阅公民个人信息的公安机关同谋。而且，伴随着年月的增长与积累的增加，你我无论经历的时间依据个人的努力和钻研程度不同，龙灿现在遇到的“智障”或者“认知障”，你我会不会碰上？你一定能够超越吗?
从这个层面解析，不难解释这样一个纠结性的问题：为什么，在龙灿之前，已有多位同事遭遇斩首式清退，而被清退的，恰恰是一些专业化进程路上已经达到一定水准的资深记者！而龙灿老师甚至悲观的认定，就新闻中心内部记者而言，下一个出事的必然是我，再下一个是刘虎。虽然他做出此种推演的依据有预设阴谋论的因素为我所不赞同，但从我的这个判断推演出发，事实恐怕就是如此。而龙灿老师此次事发以牵连到曾熙、蒋领导这个层面为止，但下次事发的时候，我深表怀疑，对报社的冲击能够仅限于这个层面。
缺乏危机应对战略储备及应对经验，商报此次犯下自毁长城的自宫行为（小）
撇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情感因素，单从理性分析，成都商报此次对龙灿等人的严厉处分无异于自毁长城的自宫行为。成都商报对龙灿这样一个为报社打拼5年贡献过6个年度新闻大奖和一本水准极高的记者之处理，简直可以用不仁、不义、不礼、不信、不智来形容。实话总是很刺耳，有关参与此次处理的领导不妨扪心自问，应该吗，值得吗，非得如此吗，这样就能永绝后患吗，这种以一次次牺牲自己记者换取苟且偷生的行为能够长久吗？
很多时候，成都商报经常自以为是地认为，南方都市报那些人是般“瞎子”，远不如自己智慧从容。进入成都商报满打满算不到一年，我从领导层处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可见其在商报内部的顽强自我认同。不容否认，成都商报在对新闻的具体操作尤其是精确落点及核心穿透力上讲，确实强于南方都市报那种猴子掰苞米式的败家子做法。但要在应对因为报道引发的权力打压危机面前，成都商报的智商与南方都市报相比，简直就像幼稚园里的小朋友，与《财经》、《新世纪》那样的媒体相比那就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不要总用什么本地媒体环境恶劣那样的很不靠谱的话来为自己开脱，没有意义，也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虚心一点，看看那些媒体是怎么为自己应对权力打压危机的。别的不说，《财经》、《新世纪》有着自己稳定而专门的专家团队，从选题的选择开始就不停介入，不但出谋划策，更有风险性评估，在记者稿子交回到达编辑手中 ，还有专门的法律团队进行法律风险的规避。仅就这点，成都商报有过吗？
尽管中宣部屡次下达不许异地监督的严令，但自严令下达至今，有哪家媒体因为异地监督受到惩处？中宣部那个严令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做出的，成都商报有没有专门的政策分析人士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但是，如果你的报道连法律层面的风险都不能规避，那么，你就是再无耻地拍成都这个层面官员的马屁，他们会在关键时刻为你提供怎样的保障？这些问题，成都商报的决策层想过吗？
在成都商报的发展历程中，这样的危机应该说已经不止一次。第一次，成都商报用支付5000万举办西部论坛的方式化解，并因祸得福；第二次，成都商报花了2个多亿，成功地认了成都传媒集团这样一个爹，并成为成都传媒里事实上的掌门人。如今，成都商报的事业已经拓展到国内国际，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方式，为自己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既然成都商报的借壳上市战略已经走在国内媒体前端，那么，能否用什么方式将成都商报争取为媒体开放或者什么的试点？
没有，至少我们这些基层的记者编辑看不到成都商报在这些方面的努力。相反，成都商报一方面总在强调自己客观环境如何糟糕的同时，当遇到令他兴奋的新闻事件时，给记者和编辑做出的指令完全是那种冒进式的。这样的危险，我在进入成都商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遭遇到两次，和新闻中心的编辑们沟通后发现，这样非常分裂非常偏执的置记者、编辑安危于不顾的新闻冲动在2010年度他们也曾多次遭遇，每次都惊出一身冷汗。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梳理商报每次经历风波之后的反应，似乎总有相似的规律呈现，要么反应过度，要么“好了伤疤忘了痛”在过上一阵子蛰伏日子之后又开始跃跃欲试或者称之为蠢蠢欲动也未尝不可。商报在此类风波中的表现，就像一个得了麻风病的重症患者，不停地得瑟、抽风。而每次受伤害的似乎总是些无足轻重的底层的编辑、记者，为什么？
说句毫不客气的话，商报目前的处境，正好比一个三岁的孩童手里拿着几百两的明晃晃的黄金招摇过市。他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与实际的社会地位与其出身极端草莽极端草根没有任何社会根基的对资源占有的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正在日以继日的发展中不断裂变，这种裂变不引起商报决策层高度重视，而总试图以牺牲底层那种极不人道的方式来换取短暂的苟且偷生，那么，终有一天，这种山外青山楼外楼的虚假维持会轰然倒地。套用商报一位员工的话，在他自己身上的惨痛经历让他发现，商报的每条蛇原来都很咬人，换言之，对商报而言，外面世界中的每条蛇同样都很咬人。
商报这种不惜牺牲底层的心态，在昨日召开的新闻中心会议上蒋领导的一番表述最有代表性，他不无动感情地说，“对商报而言，哪怕牺牲他10个蒋泉洪，也比不上牺牲一个陈总对商报造成的伤害。”10个蒋泉洪尚且如此，100个普通记者编辑自然更不在话下。这个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的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社会地位的媒体里，这种极不人道的思想居然会占据主流，这又是为什么？
高度市场化基础上，新闻理想主义基石的构建与商报在商言利的现实执行选择的严重分裂，理想主义的追求与犬儒主义文化的自以为是以及张伯伦式投机气息之间的严重分裂，是成都商报自己最大的敌人（小）
说成都商报是一个极不人道的商业逐利主体，许多领导可能会觉得大不以为然。怎么会呢?
然而，不管领导层是否愿意承认，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危险的缺乏人文关怀的气息在成都商报延续已久，并且被习以为常。别的不提，举几个很简单的小例子：先说夜班编辑，上班上到半夜两三点钟，需要自己打车回家，撇开经济负担不说，报社有没有考虑过女员工回家路上的安全问题?在一个广告收入已经超过10亿的媒体拿这个问题说事，简直有点荒谬可笑，如若不信，不妨到国内各个媒体去考察一番，哪怕那些广告收入还不足1000万的小媒体，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成为其问题，派几部车子送夜班的编辑回家，很难吗？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再拿商报那个破旧不堪的宿舍说说，大冬天的，有哪位领导想过住在那个宿舍里的员工的冬天生活怎样熬过？说句很扯的话，贫民窟里的、生活在底层的板房、窝棚里的低收入人员，也能在房里最起码有个电炉子，更别说空调了，广告收入超过10亿的成都商报负担不起区区那么一点电费?同样，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在宿舍被冻得不行（我跟物业的提过自己买电炉子行不行等问题，被以安全等理由拒绝），在外面找很便宜的宾馆去住，报账的时候，问题出现了，财务处的工作人员说，别说我这号子回来轮岗的，就连牛亚皓、刘虎、罗道海等国内记者以及四川连线的记者回来开会的，报社通统不管住宿问题。我真不晓得，商报这种规定是基于哪门子的逻辑做出？我们到成都不算出差，那我们在驻地算不算出差，我们在驻地就是飞来飞去不需要任何成本就能完成采访？成都商报给我们在驻地配备了办公室吗，还是配备了交通工具？非常之搞笑。
我所最初认识的成都商报企业文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是李迎春在北京招录进报社的，当时，我还面临去南方都市报等的选择，可在和李迎春几番交谈之后，我选择了成都商报。为什么？在李迎春身上，我看到了与我原先所在的媒体所截然不同的气息——一见面，所有的讨论只围绕业务与人生等展开，聊到兴奋的线索时双眼炯炯放光甚至拍起大腿或者击打桌子，经常沟通到深夜，作为部门主管的李迎春早上敲响我住的房门，告诉我说早饭已经做好，和我一起吃过饭后亲自驾车拉着我去采访，等下午采访结束的时候再去接我回到住处，让我写稿子，他和他的妻子做饭……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李迎春和我一天通话不下10次，通话时间经常长达一个多小时，说实话，我谈恋爱的时候也没有和女朋友有过那么多次通话。面对这样的一个媒体，面对这样的一个领导，真实的感受就是，以往的职业生涯全部虚度，成都商报就是让我马上替他去炸什么碉堡挡什么机枪眼，我想，以自己的性格，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坚决执行。然而，我后来终于发现，再美丽的童话他也是童话，包括童话的制造者和信奉者李迎春本人，最后也被这个虚假的童话击倒，这次回到成都轮岗，我的感觉是，尽管他不想和我透露任何，但我从他说话的眼神等细节中不难看出，他现在不再像以往那么激情。
以一个调查记者的眼光，在轮岗期间对成都商报有一个部分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高度市场化基础上，成都商报新闻理想主义基石的构建与其在商言利的现实执行选择的严重分裂，理想主义的追求与犬儒主义文化的自以为是以及张伯伦式投机气息之间的严重分裂。
高度市场化，这是成都商报优于其他行政内耗阻挠其前进张力的不完全市场化媒体的优势所在。但完全的、没有普世人文关怀作为基石的商业化，令成都商报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逐利主义者与投机主义者。这一点，相信商报的决策者们，包括陈老总本人一定对此有个认同，但很不幸，体制的惯性因素加之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绑架因素，令商报的决策层在作出一些决定包括屡屡拿记者编辑作为牺牲品的决定时，我相信，这不是政策制定者本人的初衷。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成都商报已经形成了一个陀螺性的也就是两头细中间粗的内部框架结构，也就是说，商报的中层非常庞大，并且享有极高的福利待遇，也承担了极大的压力；商报的高层，享受的福祉更大，但遗憾的是，承担的压力与面对的风险却与其享受的福祉不一定那么相称；至于商报的底层，则承担着最大的风险，却享受不到商报的福祉。就一般意义上的战略构建而言，确保中层的稳定，对一个报社而言可能至关重要，但如果任由底层承受与其待遇不相符的巨大压力态势继续蔓延，毋庸讳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习惯。
成都商报因为其奇怪的出身，又和当地的宣传部门之间形成一种非常变态的盲目服从习惯。“我的面前有堵墙，我去推了，他动了”，这样的想法在成都商报是一种连想都不敢想的危险信号，犬儒主义的盲从和想要做点事情改变社会的冲动构建出一种张伯伦绥靖主义路线式的投机思想。而其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又让他形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强迫性自我认同，终于缺乏自我审视和解读的勇气。再贯之以强掉不折不扣服从的执行力问题，以及膨胀的足以给敢于说话挑战其权威性的基层人员带来致命危险的威胁，又使得商报自上而下形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被压抑了的意见只能通过匿名信那样一种方式四处蔓延。可悲！
先就这些吧，本来还有些建设性的构想，但脑袋实在累了，如果领导真的想听些不同意见的话，改日再行呈报。来商报时日还短，可能认识还不那么全部到位，有不足之处还请多多担待。
如果真能听得进一点话去，那么，请先从对记者编辑的起码人文关怀开始。还有，希望下次如果让我们这些小人物牺牲的话，即便还是需要我们为成都商报去挡子弹，请先打个招呼，诚恳地跟我们沟通一下，好聚好散，临走的时候，让我们吃顿报社的散伙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