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连勇气传说飞机mod:中国在达尔富尔面临的陷阱及其对策

　　　　　据2007年12月13日《参考消息》报道，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两大反政府组织之一“正义与平等运动”向煤体宣称袭击了“中国石油公司经营的油田”，并控制了该处油田。与此同时，袭击油田的“正义与平等运动”军事指挥官阿卜杜勒.阿齐兹.努尔.阿什尔对法新社记者声称，这次袭击的一个目的是“让中国公司离开这个国家”，并威胁“对达尔富尔以东科尔多凡地区石油工业的袭击将继续下去，直到中国结束其在苏丹的活动”。
　　而在此之前的10月23日，同一反政府组织曾在南科尔多凡州迪夫拉油田绑架了属于中国石油公司苏丹分公司的三名苏丹籍工人、一名埃及籍工人和一名伊拉克籍工人，并以此要挟中国石油公司及其他所有外国石油公司一周内撤离苏丹。11月24日，中国首批赴苏丹维和部队刚抵达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时，“正义与平等运动”就要求中国维和部队立即撤出，其领导人哈立勒.易卜拉欣指责“中国向苏丹政府提供武器，导致达尔富尔冲突复杂化”，并不无威胁地暗示：“我没说要袭击他们，但也没说不。”从上述情况看，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两大反政府组织之一“正义与平等运动”对中国充满政治上的敌意，比之于苏丹其他反政府组织主要着眼于争取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相对单纯的政治纲领，有着非比寻常的复杂成分。
　　　探究苏丹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正义与平等运动”敌视中国的原因，就不能不简要回顾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这一问题之所以与中国发生瓜葛的来龙去脉。达尔富尔地处苏丹共和国西部，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主要居民为阿拉伯人、富尔人、扎加瓦人和马萨利特人。达尔富尔西邻利比亚、乍得和中非，北部是面积达14.5万平方公里的沙漠，中、南部依次为年降雨量逐渐递增的高原台地、山地、河谷地形，土地较为肥沃。北部主要居民为阿拉伯游牧部落，中部、南部主要为以从事种植业的富尔人和扎加瓦人。原本达尔富尔地区各种族、部落和睦相处，但是进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全球气候变暖，逐渐导致达尔富尔地区年降雨量骤降，北部游牧阿拉伯人不得不南下寻找水草资源，因而与中、南部的富尔人、扎加瓦人多次发生较大规模的部落武装冲突。由于苏丹中央政府自国家独立后既陷于不断发生的内战冲突、军事政变，以及施政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政策偏差，对达尔富尔地区的情势发展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也未及时采取正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应对措施，最终导致达尔富尔地区于2003年爆发了大规模反政府武装暴动。其中最大的两支反政府武装分别是以富尔人为主体的“苏丹解放运动”和以扎加瓦人为主体的“正义与平等运动”。“苏丹解放运动”的政治纲领是：政治上要求在达尔富尔地区实行广泛的自治，并使富尔人在中央政权机构中拥有应有的地位；经济上要求给予富尔人足够的发展机会和自然资源分配、保障权利。
　　而“正义与平等运动”的政治主张是：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在苏丹建立西方民主政体。比较上述两大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政纲，不难发现：如果说“苏丹解放运动”反政府的目的在于确保本种族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应有的地位，那么“正义与平等运动”则具有强烈的西方价值观色彩。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正义与平等运动”对中国怀有深深的政治敌意。无怪乎该组织领导人哈立勒.易卜拉欣罔顾事实地宣称：“中国人对当地人权并不关心。他们对当地援助很少，每天从苏丹拿走一百万桶原油，给苏丹的援助只有一百万美元。”并要求中国维和部队立即撤出苏丹。事实上，“正义与平等运动”背后一直有西方势力的支持。可以说该反政府武装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在苏丹的马前卒。表面上，该组织是代表达尔富尔地区扎加拉人利益的武装政治派别，但所发挥的作用却是为西方国家实现在苏丹的石油利益充当打手。之所以作出这一判断，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将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无端挂钩的蛮横卑劣行径。
　　　如前文所述，导致达尔富尔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既十分复杂，又由来已久。其中既有自然生存条件的持续恶化，也有几十年来历届苏丹中央政府内政上多方面的失策。如果一定要追究外部因素，笔者认为，由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西方发达国家无节制的工业排放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毫无疑问是造成苏丹达尔富尔自然生存条件急剧恶化的真正罪魁祸首！请问：当时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工业排放量比得上美、日和欧共体？回想那时英国首都伦敦开始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悠久的“雾都”形象，就不难理解西方国家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极端自私而又肆无忌惮地以牺牲整个人类长远利益为代价发展自己的丑恶嘴脸。令人齿冷无比的是，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及其别有用心的民间人士（尤其是美国好莱坞某位与生俱来就不知羞耻二字的女戏子），竟然恬不知耻地无端将达尔富尔问题归罪于中国。理由是：中国是苏丹最大的投资国，每年从苏丹进口大量石油，向苏丹政府提供军火，且在联合国反对制裁苏丹，等等。更为离奇的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分别联合向中国国家主席写信，要求中国政府立刻采取行动，阻止达尔富尔的流血冲突；要求中国政府向苏丹总统巴希尔施压，敦促苏丹政府从达尔富尔撤军，并遵守喀土穆的协议，让由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组成的维和部队入境。同时还威胁中国政府：如果达尔富尔的情况未得到明显改善，各个关注这个问题的团体和个别人士不免将中国政府和达尔富尔地区的暴行挂钩。若因此而引发抗议事件，将会影响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这对中国将是一个灾难。美国众议院部分议员在信中甚至教训中国政府：作为苏丹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以及苏丹原油出口和建筑工程的受益国，中国应该避免为了经济利益，而和屠杀政权挂钩，损害国家的形象。中国和苏丹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使中国有“特别的责任”支持联合国在达尔富尔的和平工作。这真是世所罕见的厚颜无耻！要说为了本国利益而和屠杀政权挂钩，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美国——冷战期间，在拉美和其他地区，美国出于其国家利益考量，扶持了多少个大肆屠杀的右翼军事独裁政权？就以伊拉克萨达姆前政权为例，从全世界的人们都已经看到的那张两伊战争期间当时的美国总统特使拉姆斯菲尔德在巴格达笑容满面的和萨达姆握手的照片，就可以再清楚不过地了解美国是如何为了其石油利益而和屠杀政权挂钩的！这并不奇怪，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双重、甚至更多重标准，贼喊捉贼，早已是司空见惯、路人皆知、不足为奇！
　　事实上，中国政府历来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奉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发展与苏丹的经贸合作关系，有利于原来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苏丹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改善苏丹人民的物质生活，因而符合苏丹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点是无庸质疑的。自从中国与苏丹开展广泛的经贸合作以来，苏丹经济有了长足进展，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的帮助下，苏丹从无到有地建立起集勘探、开采、运输、炼制上下游一体的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近年来其GDP年增长率达7%~8%，人均收入不断增长，2001－2004年人均年（GDP）收入分别为：403.3美元、444.8美元、　499.5美元、572.2美元，2001年前为400美元以下，人均收入分别增长8.7％、10.3％、12.3％、14.6％。这与所有北非国家同期经济增长率相比是最高的。现在的苏丹已经由联合国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撤除，而将其列为中等发展中国家。可见，中国与苏丹之间日益紧密的经贸合作，大大提高了苏丹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生活质量——这与达尔富尔地区的流血冲突有什么必然联系？法国也在苏丹南部进行石油开采活动，也在与苏丹进行大规模石油经贸项目合作，这是否也意味着法国支持达尔富尔地区的流血冲突？至于所谓“中国向苏丹政府提供军火”，请问：有什么确凿的证据？相反美国政府一贯是通过提供军火干涉别国内政的“典范”——嘴上反复说“不支持台独”，行动上却不断向台湾出售大量高科技武器装备，一再向其“不支持”的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纵容台独势力在分裂国家民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总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端将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挂钩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与苏丹之间开展的平等互利的经贸合作根本不是导致达尔富尔问题的原因。以此为由要求中国为达尔富尔流血冲突背书，纯属荒诞无稽。与美国国会和某些无耻的好莱坞戏子无中生有的“中国有责论”恰恰相反，应该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正是美国自身——为了整个人类共同利益，请立刻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吧！那么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将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挂钩呢？
　　　石油。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对地球上有限石油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将石油利益置于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至关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美国这个被称为“汽车上的国家”，更是将石油资源视为本国经济和国民生活以及国家安全的命脉，而将尽可能地争夺全球石油资源作为其全球霸权的重要指向。油田、石油运输通道，无时无处不触动美国敏感的神经末梢。可以说为了石油，美国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美国发动两次海湾战争的原因和动机，无论它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其根本原因和动机都是为了确保美国的石油利益安全，这已经是全世界公开的秘密。只要看看美国漠然面对上个世纪非洲卢旺达发生的导致一百五十万人丧生的真正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就不难理解美国通过发动两次对伊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真正动因，在于维护美国在盛产石油的海湾地区的石油利益安全。为了给它以战争手段推翻一个重要石油蕴藏和生产国的反美政权进行美化包装，甚至不惜子虚乌有地制造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门”丑闻。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美国同样如此。2003年达尔富尔问题刚刚爆发时，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并没有将这一问题与中国挂钩。它们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杯葛中国始于2006年，到2007年进入高潮。原因在于源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在苏丹的石油勘探、开采活动成效逐渐显现并日益增大。原来西方国家并不相信苏丹蕴藏丰富的具有开采价值的石油资源，但是在中国的帮助下，苏丹近年来显示出未来又一个重要石油生产国的潜力。这不免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贪欲和嫉妒；而达尔富尔问题的爆发，恰逢其时地给了它们一个通过干涉苏丹内政、抢夺该国石油资源的突破口。什么“种族屠杀”、什么“人道主义灾难”，一如既往都只不过是漂亮的包装和借口，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试问：在达尔富尔问题爆发之前，苏丹中央政府与该国南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分别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和1983年~2004年打了两场长期内战，人们何时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象现在这样如此高度“重视”该国的人道主义灾难？难道这两场分别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大规模内战直接和间接造成的人员死亡以及流离失所的难民总数，竟会少于刚刚爆发三、四年的达尔富尔冲突吗？这再一次证明：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即使面对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也丝毫无动于衷。由于苏丹现政权并不亲美、亲西方，这无疑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苏丹的石油利益的重大威胁。而再一次象在前南联盟所做的那样借口“人道主义灾难”，直接以武力干涉的方式消除这一威胁，实在是难于自圆其说——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两次分别延续二十年左右的苏丹北南内战期间，对该国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现在又有何理由和脸面对仅仅爆发三、四年的达尔富尔冲突大动干戈？这样做岂非自抽耳光、贻笑于世人？唯一可行的就是采取强枝弱干的方法，即通过在苏丹反政府武装派别中寻找并扶持代理人和打手，使之尽可能占地为王而与苏丹现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以达到对苏丹石油资源“机会均等”、“利益均占”、甚至独霸的目的。
　　既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关注苏丹的“人道主义灾难”仅仅是借口，分享甚至独霸该国石油资源才是真正目的，那么，唆使代理人和打手对已经在帮助苏丹开发石油资源上占有先机的中国，实行政治对抗甚至武力攻击也就顺理成章。其中最得力的代理人和打手就是前文所述“正义与平等运动”。这个达尔富尔地区的反政府武装派别一直接受西方势力的支持和资助。显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抗中国在苏丹影响的过程中，它充当着反华急先锋的角色。而其反华的政治借口，自然离不开由主子定调的所谓“人权”话题，这是为了在苏丹建立西方民主政体并由此产生亲西方的中央政权；经济借口，自然是中国掠夺苏丹的石油资源，很明显这是为实现西方国家在苏丹的核心利益——石油利益而服务。也正是有了“正义与平等运动”这个在苏丹国内的走卒遥相呼应，一马当先地攻击中国忽视当地人道主义灾难、“包庇”苏丹现中央政府侵犯人权，才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将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无端挂钩看起来具有了一定的说服力，因为这毕竟是来自冲突发生地当事一方的声音。于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种种途径和方式对中国施压，甚至以抵制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奥运会相威胁，要求中国对发生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所谓“人道主义灾难”进行干预。这样，原本一场纯属苏丹内部事务的达尔富尔部落冲突，变成一场必须由中国承担“特别国际干涉义务”的国际纠纷。这无论对苏丹还是中国都是极为不公平的。对于苏丹，毫无疑问，任何主权独立国家的政府都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本国内政；而对于中国，仅仅因为中国与苏丹有比较密切的经贸关系，就必须对该国内部纠纷和冲突承担责任，无论从国际法准则还是逻辑上看，都是极其荒谬的悖论！尤其那个美国好莱坞下流无耻、胸大无脑的女戏子伙同与其一丘之貉、关系打得十分火热的导演，为了进一步提高知名度而涉足国际政治舞台表演，竟然将2008北京世奥会与达尔富尔问题挂钩，公然狂妄地提出：如果中国不对苏丹政府施加影响，以迫使苏丹政府结束达尔富尔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就应该抵制2008北京世奥会；甚至还以纳粹德国举办的1936年柏林第十一届世奥会，影射2008北京世奥会是“种族屠杀奥运会”。举世皆知：当年德国一手制造了旨在灭绝犹太种族的大屠杀；而达尔富尔问题，是发生在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人之间和达尔富尔各部落之间的纠纷和冲突，这即使是一场种族屠杀，与中国有什么关系？不错，中国是与苏丹有比较密切的经贸关系，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也不遗余力地支持作为达尔富尔冲突一方的“正义与平等运动”吗？难道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的“正义与平等运动”就没有参与过？再看西方国家比如法国，与苏丹南方以基督教徒为主体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还不够紧密吗？而苏丹两次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南北内战，据联合国统计，共造成二百五十万人丧生，五百万难民流离失所，比之于达尔富尔冲突造成的二十万人丧生（也是由联合国统计），实在是“大巫见小巫”！对这两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承担过什么责任、采取过什么有效措施？
　　这场由某些西方国家政府、民间人士发起的利用达尔富尔问题无理杯葛中国的阴谋，手段十分阴险毒辣。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其苏丹国内走卒和打手“正义与平等运动”，将达尔富尔原本为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之争，变为整个苏丹国家政体之争，从而给中国设下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如果中国不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承担‘特别义务’，迫使苏丹政府结束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中国就必须结束与苏丹的经贸关系卷铺盖走人，放手让西方国家处理苏丹事务，实际上也就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让渡在苏丹的既得石油利益，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大国”，甚至是支持“种族大屠杀”的“邪恶国家”；如果中国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承担“特别义务”处理苏丹事务，那就必须最终帮助在苏丹建立西方政体，由此必然产生一种有利于西方的苏丹政治格局。这两种情况，无论中国作出哪一种选择，都将使中国的利益遭致巨大损害。更可怕的是，由于在现有主要石油储藏和生产地区，各石油需求大国的石油利益已经基本划分完毕，今后新的石油资源开发利用将主要集中于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以西方的标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所谓“人权问题”，随时可以以任何方式演变为“人道主义灾难”。一旦中国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处理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而形成仅适用于中国的“苏丹模式”，即使中国最终退出苏丹，转而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寻求石油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合作，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可以照搬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强加于中国的“苏丹模式”，排挤中国权益。目前，中国在苏丹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十分险峻。一方面，达尔富尔冲突各方立场和主张针锋相对，相互毫不相让，其中既有苏丹中央政府与达尔富尔各反政府武装派别之间的矛盾，也有各反政府武装派别相互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达尔富尔原本已众多的各反政府武装派别还在不断裂解而形成新的派别，也大大增加了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共识的难度，即便今天能够达成和平协议，也不定为明天出现的新武装派别所推翻；更令人堪忧的是，反政府武装中以“正义与平等运动”为代表、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支持的反华势力，大大削弱了中国作为冲突调解人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重要成员国的地位。可见，由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极端复杂性，更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明里暗中杯葛、打压、排挤中国的影响和利益，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不无一次“走麦城”的可能。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没有退路可言。
　　这是由中国在苏丹的重大战略利益所决定的。主要表现在：
　　一、能源战略利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问题将越来越发挥出在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一方面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导致对石油资源需求量的日益增长，而与此同时本土石油资源却逐渐枯竭，因而能源问题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之一，从而日益严重威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应该说，今年以来中国出现的通货膨胀，直接导火索正是因海湾局势不稳而引发的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应该还记得，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因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致使高度依赖海湾地区石油供给的美国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美元疲软、地位虚弱。事后，美国吸取教训，调整其中东政策，改变以往对以色列一边倒的支持，不断努力修好与海湾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关系，大力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以巨大的军事、经济援助为诱饵，极力促成埃及与以色列这两个死对头达成戴维营和平协议，从而成功分化了掌握全球主要石油资源的阿拉伯国家反对美以的阵营，极大地维护了美国的能源战略安全。可以说，今天形成的美国对海湾石油资源主控局面，追根溯源，得益于那时美国对整个大中东地区的正确战略经营。　　二、地源战略利益。苏丹位于世界重要航运通道——红海西岸中央位置，从苏丹港出发，分别向北一千千米左右、向南七百千米左右就是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两大战略要冲苏伊士运河和曼得海峡；而且苏丹作为北非一个面积较大的国家，其国土从非洲大陆东北部边缘的红海岸边一直延伸深入到该大陆内陆中心位置，分别和利比亚、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扎伊尔、中非、乍得等国家接壤，而且邻接中东地区西部；从地图上看，苏丹恰好位于连接整个非洲大陆和中东地区的中心地带，向东、向北是大中东地区，向南、向西是非洲大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苏丹对于一个世界性大国来说，意味着是一个可以同时对世界热点中东地区和非洲大陆各国施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影响的战略桥头堡。这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实在是具有非凡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　　三、大国形象声誉影响。如果中国在苏丹面对一个友好的国家政权在遭受巨大外部干涉压力时，无动于衷而完全无所作为，必然大大有损于自身大国形象和声誉，使许多原本对华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失望。无论从政治影响还是经济利益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的世界大国，都到了必须对非洲大陆和中东地区施加某种政治影响的时候。“不当头”策略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对利益攸关的盟友困境漠不关心。过分埋头于本国发展事务，反而会使自己在国际社会陷于某种孤立处境，这对国家核心利益同样有害。也许在目前这样一个微妙而又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帮助对华友好的苏丹现政权度过难关，比一百次中非友好合作峰会都更能凝聚非洲邦交国的对华向心力；而经营好苏丹这个意外得来的地缘战略桥头堡，比在联合国有关中东和海湾问题的讨论中作一百次逻辑严明、慷慨激昂的发言，更能对该地区的情势产生重大影响。总之，通过谨慎选择对国际事务发挥重大作用和影响，中国必将极大提升自身有实力、有影响的世界大国地位和形象。必须指出，这对于运用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政治影响力适当处置台海问题也大有裨益。
　　在考量中国应该采取的达尔富尔问题对策时，除了对国家利益进行研判，还必须对进行干预的方式及其可行性进行评估。这包括：
　　　一、干预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是使苏丹情势符合中国而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该国的利益。具体说：（一）由中国实际主导实现苏丹和平；
（二）营造确保中国在苏丹及其周边地区长久利益存在的政治格局；
（三）实现中国在苏丹必要而又适宜的实际存在。
　　二、干预的方式和策略。
　　从现在起，中国必须综合采取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手段，积极干预苏丹局势。近期主要是：高举国际政治大旗，以经济援助为先导，以军事威慑打击为后盾，以文化、宗教交流为后援，怀柔与强硬并举、安抚绥靖与威慑打击双管齐下，强势帮助苏丹中央政府尽快恢复达尔富尔地区的和平和秩序。
　　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运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这面大旗所提供的干预正当性和合法性，将使中国在苏丹的所有干预至少看起来完全不同于某些国家所偏好的“单边行动”。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国际社会和苏丹国内的反感情绪、减少进行干预的障碍和阻力。必须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各反政府武装派别的背景、内部情况、政治经济主张进行了解和分析，细致入微地掌握各派具体主张和要求的共同点、重点和差异，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整套正确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综合辅助调解措施和策略，恢复达尔富尔地区的和平和秩序。对于达尔富尔地区各派反政府武装，必须明确安抚绥靖绝大多数、重点锁定个别充当西方反华走卒急先锋的派别对之进行武力剿灭的策略。争取绝大多数，不仅能确保较快恢复和平和秩序，同时有利于中国在苏丹的长久利益存在；武力剿灭个别死心塌地的西方走卒，一方面排挤了西方在苏丹的势力和影响，另一方面对各武装派别也是一种震慑，使之切实感到除了通过谈判相互妥协之外，不可能以武力达到目的。具体说，对于苏丹解放运动各派别，应当尽力说服苏丹中央政府满足其合理的政治、经济要求；必要时，中国可以提供相关经济和技术援助，帮助达尔富尔地区保护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经济，比如治理沙漠、建设道路交通设施和水利灌溉设施，提供　　农牧产品市场流通支持，等等，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
　　　而对于“正义与平等运动”，必须确立坚决予以武力剿灭的方针。但是要极大地注重策略。既然该武装派别是如此地敌视中国，甚至暗示要袭击中国派出的蓝盔工兵部队，那就干脆引蛇出洞，在维和和调解过程中，隐蔽地采取各种措施，有意识地诱使、甚至逼迫该派武装主动多次袭击中国和巴基斯坦蓝盔部队；在掌握充分证据后，要求联合国将其定为恐怖组织。
　　以此一石二鸟：一是在当前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形形色色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的大形势下，切断美国等西方社会对该派明目张胆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
　　二是就此有了大举行使武力剿灭该派恐怖匪徒的正当理由。通过促请联合国将“正义与平等运动”确定为恐怖组织，中国在干预达尔富尔问题上又举起了另一面国际政治大旗——打击恐怖主义活动。
中国可以比照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印度在中亚反恐先例，名正言顺地在苏丹建立维和及反恐军事基地和设施。比如：租用苏丹港和喀土穆军用机场（或其部分设施，或另建基地设施）等等。再以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反恐行动提供后勤支持的名义，租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口设施。另外，更改青藏铁路二期工程计划，尽快从西藏拉萨经日喀则和新疆乌鲁木齐经喀什两个方向向巴控克什米尔修建铁路，最终经中巴边境红其拉甫山口通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旦这个目标实现，将使中国首次实现在巴基斯坦经印度洋往红海、苏伊士运河一线占据适当战略要点，并通过巴基斯坦和苏丹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整个大中东地区施加影响；加之中国在缅甸的长期经营、未来随着国力增长而可能于印度洋中南部某些岛国取得若干合适立足点，个中巨大战略价值无须赘言。剿灭恐怖匪徒组织“正义与平等运动”，从军事战术上看，应当充分吸取美军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索马里维和失败、以及俄军在车臣剿匪得失的经验教训。要以信息化常规打击与信息化特种作战相结合，以空地一体化围歼作战为主，以信息化特种作战（包括信号情报作战、匪情侦搜、斩首作战等等）为辅。一旦我军苏丹维和行动进入剿灭恐怖匪徒阶段，应当考虑将适当数量的最新式装备如：歼轰7A、歼10A、B、歼11B、武直10、99式坦克、二代步战、空降坦克和步战、　KJ200预警机等，以蓝盔部队名义，调派到苏丹达尔富尔战场。通过实战检验这些装备的作战性能，并对之加以改进。
针对“正义与平等运动”恐怖匪徒往往乘坐高机动性的军民用越野吉普车，采取飘忽不定、打了就跑的战术，我军可以运用信息化空中快速机动打击，务求全歼，令其有来无回。针对该组织成员“聚则为匪、散则为民”的特点，我军可以信息化特种作战渗透、破坏、瘫痪其组织网络。比如：对其组织网络中的起召集成员作用的各级匪首，通过综合进行信号情报侦搜、收买线人了解其活动规律、监控其行踪等等，在合适时机以适当方式对之实施“斩首”作战。通过了解掌握该组织情报搜集、联络召集成员、输送武器军火的方式和渠道，或者反向利用，散布虚假情报，引蛇出洞至我军伏击圈消灭；或者干脆予以破坏。等等，不一而足。由于产生达尔富尔问题的矛盾错综复杂，中国采取的干预措施，除前文所述经济和技术援助、军事威慑和打击外，还必须十分注重对当地各种势力集团综合运用政治、宗教、文化交流等方法。尤其是在苏丹这样的国家，宗教势力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决不可等闲视之。妥善处理好与苏丹宗教界的关系，无论对于确保维和行动成功还是维护中国在苏丹长久利益存在，都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苏丹人口主要由穆斯林、基督徒、原始部落拜物教徒组成这一情况，可以考虑调派适量的宗教干部到苏丹开展宗教亲善活动，与当地宗教界人士和普通教友进行宗教文化交流，适当援建一批清真寺、教堂、宗教学校，必要时还可以优渥的条件，挑选、保送当地一些宗教界人士或其亲友到中国相关宗教学院或民族学院进修、学习，以此逐步培养当地具有亲华倾向的宗教界骨干。这种宗教亲善交流关系，应当长久保持下去。中国有句俗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在苏丹这样的国家，情况恰恰相反。对于苏丹的政治格局，目前仍然以帮助现政府建立全国民族团结政府、实现和平与和解为首要目标。至于其未来政体走向，则尊重全体苏丹人民的选择。中国应当象在巴基斯坦所做的那样，除死心塌地的西方反华走卒、反华恐怖分子外，任何政治派别和势力集团只要主张对华友好，中国就愿意与之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尤其是，中国要超然于各派权力分享过程之外。要使苏丹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国到苏丹是真诚帮助苏丹全体人民、培育两国人民全天候友好关系，而不是具体支持某一政治派别并以此控制、干涉苏丹内政。当然，这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手腕。
三.上述笔者所设想的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应当采取的对策，具有相当可行性。这表现在——首先，中国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介入并非出自主动，而是在国际社会的一再敦促下的被动所为。众所周知，没有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的一再要求、甚至来自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的施压，中国历来不愿介入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这就使中国在介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时，至少处于国际上某些敌对势力难以公开指责和反对的地位。其次，苏丹现中央政府不仅明确表示欢迎中国调解达尔富尔冲突，而且明确表示只接受由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军队组成的蓝盔部队进驻达尔富尔地区维和。这也使国际社会在挑选达尔富尔维和行动具体承担者时，除了中国及其亲密盟友巴基斯坦之外别无选择。而达尔富尔地区的反政府武装派别，大多数并不特别敌视中国，有的甚至对中国的到来还同样表示欢迎。比如“苏丹解放运动”中最大、最有实力的“米纳维”派即如此。这就使中国在调解达尔富尔冲突时，具备了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冲突当事者双方信任基础。而这一点对于提高冲突调解成功率至关重要。
最后，截止目前为止，中国与苏丹方面合作开发利用其石油资源的活动卓有成效，这对于加快苏丹国民经济发展、提高苏丹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发挥了比较显著的作用，因而必然得到大多数苏丹人民的好评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