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教师资格真题:复旦大学“宪章”能否实现自己限制自己权力？

据报道，目前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校长杨玉良表示，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杨玉良透露，从现在起，复旦大学校领导和各部处负责人退出校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这就形成了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

学者建言：大学章程要真正成为大学“宪章”须经立法程序

大学章程要真正成为大学“宪章”，须经立法程序，这就是，通过学校教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讨论、审议的大学章程，应该提交学校举办者同级人大机构讨论、审议（对于国立大学，审议机关为全国人大；对于省立大学，审议机关为省人大，私立大学则视举办者所在地区而定）。经过这一程序制订的大学章程，本身就是法律文本。不仅对大学管理具有法律效力，也适用于处理学校和政府、社会机构的权责关系。此前，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在谈到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时，就多次提到，将制定南方科大章程，并且把这个章程交给深圳特区人大常委会审议、立法。把章程拟订好后，南科大就是独立法人单位，这个章程在特区立法后就可以依法治校。这是十分正确的制订大学章程思路，这样的章程一经审议通过，将不因政府换届、学校领导变动而变动，有利于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和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

为此，我国大学宪章的制订，需要有正确的制订程序，需要清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明确界定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笔者所担心的是，我国大学的章程，不走立法程序，而按制订校规的程序走，且在制订校规时，也以学校行政领导的意见为主，最终，很多学校都貌似有了大学章程，但这章程很难解决困惑大学的根本问题，而且也会随行政领导的变更而变更。这样的大学章程，就只有其名而无其神，一如我国很多高校现在已有的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大多成为摆设和工具，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所谓“现代大学制度”，也就是完全不同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全新制度”，表面上所有的概念都有，而骨子里还是行政主导。如此，“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意义，就将大打折扣。（熊丙奇）

媒体评论：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复旦限制校长权力很给力

复旦“限权”的重要意义在于，即使在杨玉良院士最为熟悉、最有发言权的高分子学领域，在学术和教学方面，也不是由他说了算，而是要由相关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这是真正体现了民主办学的精神，决策程序越民主，决策就离科学、正确的方向越接近。

近年来，关于大学“去行政化”，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高教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大学“行政化”之所以广受诟病，是因为它使得大学管理的“机关化”色彩过于浓厚，行政权力干预或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比较普遍，使得教授及学术组织的作用不突出。《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制定教学和科研计划，评定教学、科研成果等，但在许多高校，学术委员会却并无相关决定权。

大学“行政化”“机关化”，恰恰是社会上浓重的“官本位”意识在高校的反映，也证明了大学校园并非“象牙塔”。而大学“行政化”最大的弊端，就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不清。而要厘清两者关系，非要行政权力主动“限权”“放权”不可。这一点，恰恰是最难的。复旦此举，作了可贵的探索，值得褒扬，值得推广。复旦限制校长权力，很给力！杨玉良说：“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诚哉斯言。推而广之，任何部门、任何人的权力都不能无边。（江砚）

网友声音：有权人推动“宪章”建设，但前景一般不被看好

校长“斩钉截铁”地推动限制校长权力的“宪章”，“宪章”不仅能制定得完善有力，而且可预见能得到认真执行。高风亮节，自我限权，杨校长受到追捧。

“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这道理甭说大学校长，就是小学校长也懂得。但事实上一个小村庄或者一个小单位的统领者，在其“治下”权力经常是无边的。于是一些站在道德高点、懂得自我约束的有权人会推动“宪章”建设，但前景一般不会被看好。

懂得自我约束的人，即使没有“宪章”，通常也不会滥用权力；而对于那些飞扬跋扈的领导，一个小小的内部“宪章”也就是一张废纸。究其原因，无非是这些“宪章”大多是“一把手”依靠手中权力而制定的，继任者若有需要，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改革”。当然，若有两三届继任者能够“萧规曹随”，让新制度变成“祖训”或许会好些。（木人）

微博热议：自己限制自己的权力，想想都觉得让人生疑

@默默艾:这个实际结果会和预期结果相差多远？

@猫：制定了大学章程，依旧可以质疑其制定程序及效力。因为说白了只是学校的行政规章而已。

@丫丫学语：喜欢理想主义，赞同杨玉良。

@森林：自己限制自己的权力，想想都觉得让人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