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道少奶奶:解构甘地

解构甘地

恺蒂


　　《伟大的灵魂》
　　[美]Joseph Lelyveld 著
　　Knopf
　　2011年版


　　这部传记让人对甘地的政治能力大为怀疑。如果不是他一次次将发起的运动半途而废，如果不是因为他与印度穆斯林的关系一直搞不好，印度可能会早独立许多年。


　　在约堡新城的南非博物馆里，有一个灰头土脸的展览，标题是“甘地与南非”。展览已经陈列了十多年，照片剪报都已经泛黄，但信息仍非常明确：南非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理念的发源地。1893到1914年，他旅居南非二十一年，从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变成四十四岁的印度民族领袖，南非见证了他的成长。

　　南非造就了甘地，甘地影响了世界。马丁·路得·金、曼德拉都受到过他的鼓舞，好莱坞大片《甘地传》更让他家喻户晓。然而，当今世界是一个解构英雄，还原他们人性本质多面性的时代，所以，每一本新的名人传记出来，里面肯定要有新的爆料内容，最近出版的美国记者Joseph Lelyveld所著《伟大的灵魂》（Great Soul Mahatma Gandhi And His Struggle With India）也不例外。

　　作为传记，此书的重点当然是甘地的成长过程和丰功伟业。这些众所周知的内容我就不重复了，在这里，我们就来一点八卦，谈一谈为什么此书竟在印度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没在那里出版，却已是好几个省份的禁书。

　　第一爆料，是此书暗示甘地为双性恋，他的德国犹太人追随者，也是他的同志情人。

　　建筑师卡伦巴赫（Hermann Kallenbach）比甘地小两岁，1895年来到约堡，1904年认识甘地，成为他的追随者。1908年，甘地离开他在纳塔尔省凤凰城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搬到约堡，与卡伦巴赫同住。卡伦巴赫一生未婚，喜欢健身。

　　Lelyveld认定甘地和卡伦巴赫是一对情人，证据来自甘地书信。甘地在世时，就把卡伦巴赫写给他的信件全部销毁，因为他相信这些“充满逻辑的动人的爱情书简”都只是为他而写，作者是不想示于他人的。但卡伦巴赫将甘地的信件全部保存了下来。他去世后，他的后人决定将这批书信公开拍卖，由印度国家档案馆收购并出版。虽然这些书信并不是秘密，但Lelyveld认为近年来的甘地研究每次触及这个问题时，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大家都在回避这二位关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字里行间的解读也就太过纯真。

　　当时，甘地与卡伦巴赫同住，也不是秘密，许多人把他们看成“一对”，但究竟是怎样的“一对”，并没有确切定义。1909年，甘地在写给卡伦巴赫的一封信中说：“你的照片（我唯一的一张）被放在我卧室的壁炉架上，而壁炉架就在我的床的对面。”药棉和凡士林“一直让我想到你”，“你已经完全地占据了我的身体，这真是一种极度的奴役”。信里提到的凡士林，可以做出非常性感的解释，几乎是男性同志的必需之物。但作者在这里比较宽容，他指出这里的凡士林可能是甘地用来做灌肠剂的，因为甘地的洁癖胜人一筹，不仅外面要一尘不染，更要保持身体的绝对干净，特别害怕便秘，所以，经常使用灌肠剂排便。

　　1911年，律师甘地拟了一份半开玩笑的合同给他的建筑师朋友，在合同里，甘地称自己为“上议院”，称卡伦巴赫为“下议院”。“下议院”负责世俗生活中的具体事务，“上议院”的使命是进行思考。在一份日期为1911年7月29日的文件中，“上议院”要求第二天就要动身去欧洲的“下议院”保证“不要在此期间签署任何婚姻合同”，也不能“充满欲望地去看任何女人”。然后上下“议院”共同发誓，要给予对方“爱，更多的爱……并希望这是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的那种爱”。

　　卡伦巴赫虽然追随甘地，实质上却是骑墙派，摇摆不定。甘地一直在试图改造卡伦巴赫，要求他素食禁欲，放弃奢华生活，脱离身体的快感，又要他卖掉车子，减少开支，放弃建筑师的行业，过苦行僧的生活。卡伦巴赫当然受他影响，例如1908年，卡伦巴赫写给他在德国的哥哥的信中说：“两年前开始，我就不吃肉了；一年前开始，我连鱼都没有吃过……而且，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我也放弃了性生活……为了能让我的生活更简单，我改变了我的日常生活习惯。”

　　甘地和卡伦巴赫先是住在约堡北郊区Pine大街十五号里，这里的房子是卡伦巴赫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由两间相连的非洲式圆形建筑组成。现在，这个地址的房子也是藏在高墙铁丝网后，上面贴着保安公司“武力反击”的字样（与甘地的非暴力的理念正相反）。后来，他们搬到Linksfield区，卡伦巴赫建造了一栋更大的房子，他称之为“山景”。在新房开建之前，甘地写信给卡伦巴赫：“这次我所希望的不是贵族式的简单生活，而是真正简单的简单生活。”但“山景”绝对仍是富有的建筑师舒适生活的写照，所以，甘地很不喜欢。现在，据说这栋房子已经被重新修建成小型旅馆，今年年底就会开张，专门开发与甘地有关的旅游业。

　　后来，花钱一向如流水的卡伦巴赫为了表示他确实愿意过上一段贫困生活，就和甘地一起在他所拥有的一千一百公顷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乌托邦的庄园——托尔斯泰农场。 这里很快成了甘地不合作运动的根据地，那些因为不合作而被关进监狱里的人的家属们，都可以搬到农场里来居住。他们还在农场里开办了学校。其间，甘地的妻子也从凤凰城搬来，在托尔斯泰农场里住了一年多，但她与甘地仍然分房而居，此时已经是他们分居的第五个年头。卡伦巴赫仍如风中之草，在舒适和苦行之间摇摆，并在印度教和犹太教之间徘徊。

　　1913年初，甘地离开约堡，搬回凤凰城。他希望卡伦巴赫能与他同往凤凰城，放弃约堡的生活，但他也知道无法强迫这位朋友，在行李打包时，他误将卡伦巴赫的东西一起打包带回凤凰城，卡伦巴赫发现后要他归还这些东西，并且从托尔斯泰农场搬回了“山景”豪宅，甘地觉得很受伤害。

　　回到凤凰城后，甘地虽然有英国牧师安德鲁斯（Charles Andrews）追随，但他还是写信告诉卡伦巴赫：“虽然我很喜欢安德鲁斯，但他不能取代你。你仍然是我最亲爱的，也是我最贴心的。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孤独旅程中，你肯定是最后一位与我道别的人，真不知道我有什么权利对你提这么多的要求！”在他离开南非前的三个月，甘地又写信给卡伦巴赫：“你总是你，对我，只有你。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只可能是你舍弃我，而不会是我舍弃你。”

　　甘地的情感勒索果然有效，卡伦巴赫决定伴他同返印度。1914年7月18日，他们一起登船离开开普敦，按照甘地的意愿，他们坐的是三等舱，但卡伦巴赫特地买了两个望远镜，甘地认为这又是他在向奢侈生活投降，就把这不必要的奢侈品给扔进了大海。到了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船无法继续航行，就靠了岸。其间卡伦巴赫仍然一直勤奋学习印度教的经典和印度文，但是轮船再次起航时，因为他的德国人身份，所以，轮船公司不愿意冒险继续载他，他被关押进英国战俘营里，1917年才被放回德国。回到印度之后的甘地曾多次感叹：“我失去了卡伦巴赫！”并写信告诉他：“你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直到1937年，卡伦巴赫才得以来到印度，他们再次见面，那时，甘地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圣雄”了。

　　对甘地的同性恋倾向，作者也只是“暗示”，而非“明指”。但在印度人看来，这种“暗示”已经是莫大的玷污了。同性恋虽然于2009年在印度被合法化，但仍没有得到社会习俗的认同。甘地洁身，禁欲，素食，苦行，甘地也说过：“我不能想象还有什么事能比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更为丑陋！”但他与卡伦巴赫之间，究竟只是精神恋爱，还是真有肉体关系，可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禁欲是甘地理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禁欲能够保持能量，继而转化为精神和政治力量。他曾经说过，在1898年时，“我还相信妻子是丈夫性欲的对象，她天生就是为了满足丈夫……到了1900年， 我的这些看法就完全改变了。到1906年，我形成了全新的观念……我自己的肉体需求完全消失了，我的家庭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平和，甜蜜和幸福”。也就是这一年，他和与他生了四个孩子的太太分居。

　　苦行和禁欲是他对精神世界的最高追求，素食也与禁欲有关，他曾写道：“人在婴儿时需要母乳，那以后就不再需要任何奶制品，这是我坚定的信仰。我们的食物应该只是被太阳晒干的水果和坚果……以此为主食，也让人更容易控制自己的性欲和其他欲望……印度的老话所说，一个人吃了什么，他就变成了什么，这还是很有道理的。”

　　等到他年事渐高，自我禁欲显然已经不够刺激，甘地还要给自己更有挑战性的考验。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开始，就一直有年轻的女性睡在他身边，有时候他会全身发抖，那么这位女性就要拥抱他，直到他安静下来为止。而且，他们常常裸体而卧，衣服越少，修行就越高，这是他的精神追求。在甘地看来，最出色的圣人，能够在裸体美女面前一点都没感觉，能够不动情不动色，能够坐怀不乱。“赤身裸体地与女性躺在一起，不管这位女性多么漂亮，他一点都不会感觉到任何性感的刺激”，这样的人心地纯净，不再拥有一丝一毫的愤怒或坏念头。无性的状态是他的最高追求，当然，有时他也失败，不能自制而变得硬挺，他曾这样向女士道歉：“虽然我尽了最大努力，我的器官还是保持着硬挺，对我来说，这种经验真是奇耻大辱。”

　　1946年，他写信要求侄子将十七岁的侄孙女玛努送到他身边来，在那之前，玛努曾经服侍甘地病危的妻子三年。1946年12月20日，玛努第一次与甘地同寝，以后，玛努就是甘地最贴身的人，负责他的饮食起居，每天给他按摩，此外，玛努也是他的“拐杖”，甘地走路时总要扶着她，在他晚年的许多照片上我们都能看到这位戴眼镜的少女。与年少的侄孙女裸体共寝，虽然不是秘密，但还是让许多人看不惯，甘地当时贴身随从的队伍有一百多人，谁不喜欢老人家的行为，那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甘地的修行福地。

　　甘地对玛努的控制是全权的，他给玛努写过这样一张纸条：“不要对我隐藏一丝一毫的念头……我所说所做的一切都完全是为你好，这点你一定要刻在脑海里。”1947年，甘地开始他五十七天的赤足步行，他一手扶着竹杖，一手扶着玛努的肩膀。每天晚上，在甘地热水泡脚之前，玛努都要用一种特殊的石头为他刮脚。有一天，玛努把刮脚石给弄丢了，甘地就让她回到黑漆漆的树林中去寻找，而那个树林中常有流氓出入，玛努要带两个人一起去，也被甘地拒绝。等她满面泪水将石头找回来时，甘地哈哈大笑：“如果哪个流氓把你给抢走了，而你勇敢地死去，我的心会高兴地跳舞。但如果你在危险面前临阵脱逃，我会觉得受到羞辱而非常痛苦。”

　　所以，甘地是对侄孙女要求严格的“虎爷爷”，还是有些变态的虐待狂？

　　甘地是不是同性恋？甘地以裸体少女来考验自己是否一种变态？甘地是否真是自我吹嘘的大师？甘地这一品牌是否只是精心策划的公关结果？说到底，这些还都是花边小事。这本传记中对这位圣雄的怀疑，还有更为严重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圣雄的种族歧视的倾向。当年他在南非，就相当歧视黑人。他在南非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主要是为当地印度人争取权利。1894年他在写给纳塔尔省立法机构的信中说：“在殖民地中，大家都有这种信念，那就是印度人比野蛮的土著非洲人好不了多少，或没什么区别。甚至孩子们也被灌输了这种思想，其结果，是印度人被降低到粗野的黑鬼的地位上。”1904年，他又说：“我建议城市委员会把黑鬼们从这个地区赶出去。这样让黑鬼们和印度人混居在一起，是我最为强烈反对的。”其他文字中，这样的言论也经常出现：“他们把我们关进了通常关黑鬼的监狱。”“不把我们视为与白人同等，我还能理解，但把我们和黑鬼一样看待，这就让人太难接受。黑鬼们完全没有文化，黑鬼罪犯们更糟糕，他们让人讨厌, 非常肮脏，就像动物一样。”他对当地黑人的看法是：“他们以狩猎来谋生，唯一的野心是收集到几头牛，买个老婆，然后就无所事事地赤身裸体，好逸恶劳地生活。”

　　在南非二十一年，他和当地黑人接触很少，只与一位黑人领袖有所交往，那就是杜倍（John LangalibaleleDube）。1905年，在听了杜倍的一次演讲后，甘地说他是一位值得结识的黑鬼，并以《纳塔尔省的黑鬼》为标题撰文，说杜倍是一位“受过教育的黑鬼”。

　　他所歧视的不只是黑人，他对印度种姓制度最底层的贱民，也是一样的态度。1936年，他和一位传教士讨论贱民的问题时，说：“你会向一头牛宣读福音么？有一些贱民在理解能力上比牛还要笨。”也正因为他这种根深蒂固的歧视，所以，他一直没有能与五千五百万贱民的领袖、独立后印度新宪法的撰写人之一安培多伽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成为同仁，这是印度现代史上的遗憾之一。

　　甘地的奋斗目标是印度独立，安培多伽尔的奋斗目标是废除种姓制度，特别是要为贱民争取权利。1931年8月，他们在孟买第一次见面，安培多伽尔是一个自傲且脾气有些多变的人物，据说他走进房间时，甘地正在和另一个人说话，没有抬眼与他打招呼，这让他很不高兴。后来他俩进行了一番谈话，甘地谈到自己为解放贱民所做的努力，安培多伽尔听得很没耐心，他觉得甘地的努力都是没有效果而且是三心二意的。一个月后，他俩又在伦敦见了一面，这次是甘地邀请安培多伽尔前去见面的，据说安培多伽尔说了三个小时的话，而甘地一边转着纺车，一边听他讲，基本上没做评论。这次安培多伽尔到底说了些什么，没有记录，但是结果很明显，就是他和甘地仍然没能对上眼。以后，他们的信念和所奋斗的目标也只能用失之交臂来形容。安培多伽尔后来评论甘地说，“作为圣雄，他试图将政治精神化，不管他在这一点上是否成功，最后政治是把他给商业化了。”甘地不愿意正面来攻击种姓制度，是因为“他害怕失去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他对甘地的总结是“诡计多端，不可信任”。

　　另外，这部传记也让人对甘地的政治能力大为怀疑。如果不是他一次次将发起的运动半途而废，如果不是因为他与印度穆斯林的关系一直搞不好，印度可能会早独立许多年。还有，他的“非暴力不合作” 是否真正有效果？二战期间，他曾经建议捷克人和犹太人以“非暴力”的方式来对待纳粹，他也认为中国人在抗战期间应该“非暴力” 抵抗日本人。他还曾给希特勒写信，以“我的朋友”来称呼他，并说：“你是否会听我一句劝告，我一直决意反对战争，不也是取得了可观的胜利么？” 这封信没有送到希特勒的手上，但是，希特勒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有关甘地的话：“一枪打死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