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英语口语红宝书 pdf:官民和谐则社会和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5:02:50
官民和谐则社会和谐 作者： ■贺海峰 加入时间：2011-1-27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苏轼千载之上的一声浩叹，于今仍不失其警示意义。
回眸2010年，中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海世博、广州亚运完美收官，国人躬逢其盛，莫不欢欣鼓舞。然而毋庸讳言，在经济一骑绝尘的同时，社会成本以及赤字愈益扩大，社会不安全感愈益突出。嘉禾“血铅事件”、庄河千人下跪、宜黄自焚事件、富士康“14连跳”，凡此种种，却又令人顿生锥心泣血之痛。
这意味着，经济繁荣并不必然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成功的改革与发展都会有成本、有代价、有风险。从中国历史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会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转型中国，何去何从?“两难”困局，何处求解?
让我们先从一则小故事说起。牧羊人让一个书生把一群羊赶进羊圈，书生在羊群后面吆喝了半天，最终没有完成任务。而牧羊人只是在羊群中找到头羊，悠闲地牵着这头羊往圈里走，其他羊只全跟着进了圈。这是否可提示我们:诸多“两难”犹如羊群，而要解决它们，只需抓住“领头羊”呢?
这个“领头羊”或者“切入点”，在我看来就是官民矛盾。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表述，就是政府公权力、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对撞。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民间知识分子开听证会，辩论国家应不应该垄断盐、铁，还有仓储、物流。可是，辩论的结果却很糟，换句话说，辩论归辩论，结果归结果，它们谁也不认识谁。自此，政府与民争利的传统确立，官员借权寻租的习惯养成。近年频发的社会冲突，尤其是群体性事件所折射的，不过是历史的翻版而已。
如果继续深究下去，官民冲突乃至社会骚乱事件，与各级政府长期充当全能政府的角色、缺乏法治精神密切相关。在法治国家里，法律和规则明确且可以预期，发生冲突的利益双方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在中国这样正在走向法治的国家，民众更相信官员而不是司法，所以一出问题就找政府。一旦政府满足不了利益诉求，民众就容易产生极端情绪和过激行为。因为他们深谙“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管制逻辑与现实国情。最终，矛盾被集中化、政治化了，官民对立的导火线由此点燃。庄河千人下跪求见市长，即是一例。
而全能政府的更大弊病在于，一方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全面占有，另一方面公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譬如，在嘉禾“血铅事件”中，县政府材料称，通过对部分人的拘留打击，“实现了‘打击少数人、教育一大片’的目的”。权力异化、飞扬跋扈竟至于此，官民心理距离只能愈拉愈大——“凡事都是官的错”，类似的思维定势，在民众中早已司空见惯。
2010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他还指出，权力的行使与责任的担当紧密相关，有权必有责。
因此，我们要跳出历史的兴亡周期律，要达致一个人人共享发展成果、充满温暖与关爱、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和谐社会，教育和劝谕当然重要，但更为重要、更带有根本性的是必须确立规则——确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规则，从而把矛盾和冲突纳入到可以规范和控制的秩序范围之内。
例如诸多暴力拆迁下的悲剧，其背后的根源，包括发展理念的问题、城市化路径问题、财政体制的问题、政治体制的问题，不一而足。但始终回避不了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而微博的横空出世，无疑开辟了一个公民表达、参与、互动的全新场域。宜黄自焚事件在微博上的发酵，让“围观”一词深入人心。
何谓“和谐”?“和”字一“口”一“禾”，表示“人人有饭吃”；“谐”字人“皆”有“言”，表示“人人有话说”。这不只是一种构词法上的巧合，更体现了转型中国的时代诉求，即妥善解决民生问题与民主问题。德国当代哲人哈贝马斯曾有“公共领域”一说，亦即政府、市场之外为公民所掌控的公民社会。立足于该领域，“权力制衡”的理念得以深入人心，公民理性的行动得以展开，政府公权力、公民私权利的平衡得以达致。
回眸2010年，中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海世博、广州亚运完美收官，国人躬逢其盛，莫不欢欣鼓舞。然而毋庸讳言，在经济一骑绝尘的同时，社会成本以及赤字愈益扩大，社会不安全感愈益突出。嘉禾“血铅事件”、庄河千人下跪、宜黄自焚事件、富士康“14连跳”，凡此种种，却又令人顿生锥心泣血之痛。
这意味着，经济繁荣并不必然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成功的改革与发展都会有成本、有代价、有风险。从中国历史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会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转型中国，何去何从?“两难”困局，何处求解?
让我们先从一则小故事说起。牧羊人让一个书生把一群羊赶进羊圈，书生在羊群后面吆喝了半天，最终没有完成任务。而牧羊人只是在羊群中找到头羊，悠闲地牵着这头羊往圈里走，其他羊只全跟着进了圈。这是否可提示我们:诸多“两难”犹如羊群，而要解决它们，只需抓住“领头羊”呢?
这个“领头羊”或者“切入点”，在我看来就是官民矛盾。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表述，就是政府公权力、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对撞。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民间知识分子开听证会，辩论国家应不应该垄断盐、铁，还有仓储、物流。可是，辩论的结果却很糟，换句话说，辩论归辩论，结果归结果，它们谁也不认识谁。自此，政府与民争利的传统确立，官员借权寻租的习惯养成。近年频发的社会冲突，尤其是群体性事件所折射的，不过是历史的翻版而已。
如果继续深究下去，官民冲突乃至社会骚乱事件，与各级政府长期充当全能政府的角色、缺乏法治精神密切相关。在法治国家里，法律和规则明确且可以预期，发生冲突的利益双方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在中国这样正在走向法治的国家，民众更相信官员而不是司法，所以一出问题就找政府。一旦政府满足不了利益诉求，民众就容易产生极端情绪和过激行为。因为他们深谙“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管制逻辑与现实国情。最终，矛盾被集中化、政治化了，官民对立的导火线由此点燃。庄河千人下跪求见市长，即是一例。
而全能政府的更大弊病在于，一方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全面占有，另一方面公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譬如，在嘉禾“血铅事件”中，县政府材料称，通过对部分人的拘留打击，“实现了‘打击少数人、教育一大片’的目的”。权力异化、飞扬跋扈竟至于此，官民心理距离只能愈拉愈大——“凡事都是官的错”，类似的思维定势，在民众中早已司空见惯。
2010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他还指出，权力的行使与责任的担当紧密相关，有权必有责。
因此，我们要跳出历史的兴亡周期律，要达致一个人人共享发展成果、充满温暖与关爱、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和谐社会，教育和劝谕当然重要，但更为重要、更带有根本性的是必须确立规则——确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规则，从而把矛盾和冲突纳入到可以规范和控制的秩序范围之内。
例如诸多暴力拆迁下的悲剧，其背后的根源，包括发展理念的问题、城市化路径问题、财政体制的问题、政治体制的问题，不一而足。但始终回避不了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而微博的横空出世，无疑开辟了一个公民表达、参与、互动的全新场域。宜黄自焚事件在微博上的发酵，让“围观”一词深入人心。
何谓“和谐”?“和”字一“口”一“禾”，表示“人人有饭吃”；“谐”字人“皆”有“言”，表示“人人有话说”。这不只是一种构词法上的巧合，更体现了转型中国的时代诉求，即妥善解决民生问题与民主问题。德国当代哲人哈贝马斯曾有“公共领域”一说，亦即政府、市场之外为公民所掌控的公民社会。立足于该领域，“权力制衡”的理念得以深入人心，公民理性的行动得以展开，政府公权力、公民私权利的平衡得以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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