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苑春风三十载（代序）
柳成栋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开了中国古老志坛那久已封闭的门扉，吹活了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使干涸的志苑焕发了新的青春活力。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活动便重新在古老的神州大地展开了。欣逢盛世，盛世修志。于是我也沐浴着这浩荡的春风，于1978年开始利用各种地方志对自己家乡巴彦县城耸立的一对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修建的牌楼进行了考证，写出了《巴彦牌坊考》一文，发表在《黑龙江文物丛刊》上。这是我利用地方志研究地方史的开始。1980年9月便被借调到县志办参加《巴彦县志》的编纂工作。从此正式步入了既古老又年轻的编史修志队伍。
1981年4月5日至15日在庆安县举办的一百多人参加的全省地方志编写研讨会上，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我，登台做了两次大会发言。不仅因篇目设置与《宁安县志》主编傅英仁老先生进行了辩论，而且就对如何搜集地方文献资料作了大会发言。当时的会议主持人省地方史研究会负责人王文举先生在研究会的简记中给予我很高的赞誉：“巴彦新秀——小柳，是图书管理员，由于对巴彦街内的牌楼发生了兴趣，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进而酷爱地方志，他利用版本学和目录学知识，在搜集资料上总结了有用的经验，对大家很有启发。”这是对我莫大的鼓舞激励。
我从《巴彦县志》的篇目设计到资料搜集、志稿编写，足足工作了五年。此间，赴辽沈，走幽燕，下齐鲁，访京华，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冒雨调查，踏雪访碑，所获颇多。1985年6月我被调到了省地方志研究所（省地方志办公室），专门从事地方志研究和编纂指导工作。当时我曾写有这样的诗句“愿将热血化浓墨，挥笔蓝田展大鹏”。此后，我每天都徜徉于地方志的海洋之中，审阅志稿，调查研究，搜集资料，撰写论文，编纂志书，真的是和地方志一起摸爬滚打，同呼吸，共命运了。
修志是一件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十分辛苦、清苦和艰苦。在近三十年的修志工作中，很多的人和事感动了我，使我终身难忘。当我看到那一部部承载着家乡历史的厚重志书，我便想到那些曾为了一部志书的编纂出版，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直至献出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他曾经激励我去努力工作，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素质、史学修养、业务水平，同时也激励我要树立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存真求实、坚持原则、一丝不苟，淡泊名利的学风。修志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因此，在审阅市县志稿的过程中我便对每一部志稿的建置沿革、民族宗教、涉外事件、领土边境以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方面严格把关。二十馀年，共审定市县志稿五十馀部，多部获得国家和省级优秀地方志成果奖，为保证首轮市县志的质量尽了绵薄之力。
编纂志书是一件艰苦的学术劳动，审稿也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记得《漠河县志》送审稿送来时，篇幅长达180馀万字。缘何一个1917年正式建县，1947年撤县改区，并入呼玛县，1981年恢复县治的边鄙小县，文字竟然如此冗长，原因是因为没有很好地经过总纂，没有经过斧削笔润、删繁就简的过程。于是我一方面帮助查核史料，一方面帮助压缩文字。仅查核史料，我就查阅了《漠矿录》、《北徼纪游》、《宋小濂集》等一二十种历史资料。为了核准史料，我还从省黄金公司将漠河金矿局的档案史料借了回来与志稿进行校勘，纠正了李金镛和宋小濂生卒年的错误和一些重要历史事实的纰漏。在压缩文字方面，共经我手压缩掉33万字。最后成书时仅为145万字。由于我对《漠河县志》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劳动，吃透了整部《漠河县志》，而且是特邀编辑，于是县政府请我为县志写一篇跋，旨在评介县志，宣传漠河。结果这一篇跋惹出了麻烦，领导认为我这个小人物似乎不应该在这部官修的志书上画蛇添足，于是研究决定将跋必须拿掉。但漠河县领导认为跋写得好，出版该书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编审、责任编辑也认为跋写得好，而且对宣传漠河、宣传志书大有好处，最后还是经过劫馀保留了下来。在省和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中，《漠河县志》都曾获得过一等奖。回想此事，翻翻志书，看看自己当年写的跋，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然而付出的劳动，终于得到了回报和客观事实上的肯定。
在审稿工作中，能否保证史实的准确性是最重要的一关，因此，审稿来不得半点疏忽。如在审阅《饶河县志》志稿时，发现记述饶河建县的时间是宣统元年（1909年），其依据是《清史稿》。为此，我向县志主编说明《清史稿》仓促成书，谬误颇多，不足为训时，他竟然说出了“你这个小青年，太狂妄了” ，一时难以接受。于是，我便详细地查阅了《黑龙江设治档案史料选编》，甚至跑到省图书馆，将在楼上尘封多年的《大清宣统新法令》取了下来，又参照《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抄》（《宣统政纪》）的记述，最后考证饶河县的设治时间为宣统二年四月十六日，即1910年5月24日，并写成了《饶河县设治时间考》一文，发表在《黑龙江史志》上。老朋友因此成了新诤友。
审定志稿是履行职责，也是一种付出，是替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有时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补充于志书当中。如为《萝北县志》补充了兴东兵备道员徐乃霖传，为《嫩江县志》补充了“兴安城总管衙门”一节。这样真正将自己融入到了修志工作当。在市县志的审稿过程中，注意抓住主要矛盾，诸如建置、、人物、涉外、保密、民族、宗教等一些重要史实和敏感问题的记述。为确保志书质量做了最大的努力，应该说作出了贡献。
修志，是为了更好地用志。地方志的主要功能有三点，即“资治、教化、存史”。而无论是“资治”还是 “教化”，都是用志。能够利用地方志资料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是我最大的快乐。1992年，绥化市政府准备利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法，通过举办绥化设治130周年庆祝活动，进行招商引资。然而这一命题是根据《绥化县志·大事记》：“1862年，北团林子建制”的错误记载进行策划的。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信给绥化市政府，指出绥化设治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1992年为绥化设治107周年。而1862年为同治元年，是设呼兰厅（今巴彦县）设治。当时北团林子（绥化旧称）虽然归呼兰厅所辖，但并不是绥化设治。此时，新闻发布会已经发布，庆祝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叫我这一瓢冷水，使得庆祝活动筹委会的领导们倍伤脑筋。于是常务副市长王新生等有关领导三顾茅庐，请我帮助重新论证和策划，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起个合适的名称，使130周年庆祝活动如期举办。于是我根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北团林子同治元年（1862年）放荒，又根据民国《绥化县图志》记载北团林子同治元年放荒，是年初成集镇，名曰中兴镇的记载，以及绥化光绪年间孙太夫人的墓碑的相同记载，相互印证，采取“变通”的方式，将庆祝活动名称确定为“绥化开发设镇130周年”。这一意见，得到了绥化市政府的赞同，使得庆祝活动于8月28日如期举行。整个庆祝活动，共收到捐赠资金610万元；与国内外客商签订意向性合同329项，商品成交额6000多万元；签订引进资金协议、合同2亿元。我也被聘请为绥化开发设镇130周年庆祝活动的顾问和副主任。当庆祝活动的礼炮隆隆响起，市长宣布“绥化开发设镇130周年庆祝大会开幕”时，激动的泪花流下了面颊。
再一次，是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问题的讨论。对此，早在1992年12月31日，《新晚报》首先展开了讨论。其主要观点有三：一是设治说，二是中东铁路说，三是金源说。我是设治说的始作俑者和主要代表者。我先后在《新晚报》上发表了《哈尔滨设治与城史纪元》，在《黑龙江史志》上发表了《哈尔滨近代城市建设纪念日的权威日期是设治之日》等文章。详细阐明了哈尔滨建城纪念日应该是哈尔滨设治之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四日（1905年10月31日）清政府批准设立哈尔滨关道之日，即是哈尔滨建城之时。嗣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讨论虽然几起几落，但我都至始至终地参加了全过程。2003年6月26日《黑龙江日报》刊登了李兴盛先生《哈尔滨何时诞生——关于以2005年10月31日作为哈尔滨建城百年庆典的建议》，再次引起市政府和媒体的关注。继之，我又在8月6日的《黑龙江日报》上发表了《哈尔滨设治之日即哈尔滨诞生之时——关于哈尔滨建城百年庆典之我见》的文章，重述了十几年前的观点，为2005年10月31日哈尔滨市政府举办“ 千年文脉，百年设治” 庆祝活动提供了史实依据。经世致用，是一切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自己的学术观点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并为哈尔滨市政府所采纳。这是我的光荣，也是自己从事地方志工作的最大收获。
在方志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并将史志文稿结集成《长铗归来斋文稿》（史志文集）出版，但总的看来成绩不是很大。愚以为方志学研究有两点应该引起方志工作者的足够重视。一是关于方志的性质。关于方志的性质论述多矣。但不管怎样认识，愚以为方志的本质属性属于历史。志属史裁，方志乃“史之别裁”，“史之一体，史之流也”。离开了历史，方志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然说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但是离开了史学的指导，离开了史家的规范，离开了史法，方志就会转向。因此，编纂地方志，必须要懂史法。研究地方志，首先要研究地方史，而研究地方史必然离不开地方志。所以此书名曰《史志论稿》，在收录地方志论文的同时，也收录了一些地方史方面的论文。二是编纂地方志最主要的离不开对方志编纂学的研究。编纂方志的目的，除了“存史”、“教化”以外，主要还是以应用为主，因此方志编纂学应该是方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以我撰写的方志论文也多以这方面内容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又都是由讲课的讲稿整理而成。我考虑到，讲课是实践的总结，是理论的升华，因而讲稿要有一定的理论性，又要以修志的实践为基础。所以，我在撰写讲稿时，要努力把讲稿写成论文。本想在有关论文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编排一下，使之近似于专著，或者在赶写几篇论文，以充篇幅；或者，将以前撰写的论文再都好好地改写一遍，然而这些都来不及了，只能将收录在《长铗归来斋文稿》中的部分论文及近年及发表在《中国地方志》及有关史志刊物上的论文汇为一编。
研究地方志，离不开对旧志的整理和研究。集合休止工作，我曾整理了《清代黑龙江孤本方志四种》、《依兰旧志五种》、民国《巴彦县志》等多部旧志，并参加了民国《黑龙江志稿》的校点和整理工作。纂辑了《巴彦州志辑略》、编辑了《东北方志序跋辑录》（旧志序跋汇编）。与此同时，利用地方志资料编辑了《黑龙江市镇总览》（地名词典）、《黑龙江省修志大事记》（1662～1998）、《修志吟》（修志诗词集）各一部；主持和参加了《东北人物大词典》（第二卷）的编纂工作，本人任该书的副主编和黑龙江编委会的主编。和省图书馆联合编制了《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黑龙江卷）等著作。而这些工作，又绝大多数是在无课题，无专项经费和利用工作之馀来自觉完成的，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我却无怨无悔。
修志工作是自己不断提高的过程。回顾近三十年自己从利用地方志研究地方史，到编县志到走进广阔的方志天地和著述之林，欣慰无比。使我真正感觉到，地方志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多年来我利用地方志资料，撰写了大量的反映黑龙江和哈尔滨风土民情、地方人文掌故方面的随笔，发表在《黑龙江日
报·北国风》和《新晚报·老哈尔滨》专栏上，现已结集成《志馀随笔》，连同《史志论稿》一并付梓。
志苑春风三十载，喜看硕果满枝头。在一次述职报告中我曾这样写道：“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每一点成绩的取得都得益于地方志，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每一次增强都来源于地方志，自己的生活的每一分获益都离不开地方志，同时也更得益于志办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与支持。荣辱系于方志，得失系于方志，命运系于方志。方志荣，我荣；方志兴，我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可以说自己的血液、精神和灵魂都已融入于地方志事业当中。职位高低不很重要，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为祖国神圣的地方志事业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献出最后的光和热，这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才是最光荣、最光荣的。”当我读到这一段时，场内响起了一阵掌声，我的眼睛湿润了。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仅以此书献给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2008年5月2日于长铗归来斋
注：此文是作者《方志论稿》的序言。《方志论稿》44.5万字，单册定价43.00元。共收录作者从事方志工作近30年来所撰写的方志论文39篇地方史论文6篇。《论稿》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修志实践，对首轮修志工作经验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又对有关方志理论问题和第二轮修志工作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诸如方志与文化建设、方志与两个文明建设、方志与爱国主义、方志与年鉴、方志与档案、方志与图书馆、方志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方志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如何拟定好志书的篇目、志书的质量标准、方志语言的运用、如何搞好志书的总纂、如何当好志书的主编、地方志工作立法、读志用志、纠谬补遗，以及志书编纂的各有关问题，均有专题文章详细阐述。《论稿》融学术性、资料性、实用性于一体，对新老修正工作者均有裨益，是广大方志工作者不可缺少的教科书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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