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英国大学法律专业排名:理论新闻学逻辑起点的探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12:51:16
闻学的创新体系。
借用一个现成概念来说的话，我们认为，理论新闻学的逻辑起点是“报道”。这个“报道”是什么含义呢？按照辩证逻辑的观点，逻辑起点必须按照概念发展的必然过程，按照范畴辩证发展的过程去运动，若停留在起点，就是一种抽象的、僵死的规定，而不能达到具体真理。因此我们这里的“报道”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向前运动的概念。
怎样运动的呢？下面我们先做一个概括的说明。
首先，当一件事（我们把客观发生而未经反映的第一性的事实叫作“元事实”）产生以后，记者如果判断其为新闻事实，就会进行采写，把客观发生的新闻事实变成“新闻文本”。这时，新闻事实脱离了自身发生的时空（我们把这个时空叫做“现实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空——记者心理场，并在“心理场”的作用下，变成了“第二性的新闻事实”——新闻文本。如果用现象学哲学的观点来说，这个第二性的新闻事实可以叫做“意向性事实”，我们把这个意向性事实就称为“报道”。
跟元事实相比，此“报道”显然已经被记者按照新闻的要求进行了改造，对元事实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第一次规定”，不再是元事实本身：要么是对元事实全貌的新闻性叙述、要么是对元事实有新闻性的局部的传播、要么是对元事实的歪曲等等。进一步的，由于记者的报道很可能被编辑枪毙，也很可能被编辑改造，跟实际传播出去的报道可能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我们把“报道”在这个时候的存在状态叫做“潜报道”。
当记者把“潜报道”交给编辑以后，“潜报道”就进入了一个由编辑、编辑群体、编辑方针、编辑思想、媒体意识形态、其他新闻事实等组成的另外一个时空——机构域。当编辑（群）根据当天收到的所有“潜报道”的情况、根据媒介编辑方针、媒介定位、版面或频道定位、栏目定位以及相关的编辑思想等把稿件经过处理后，配置在某个版面空间、频道或栏目上，甚至加上必要的言论和相关背景资料时，“报道”被再一次定格。其意义也因其处在版面（频道）、栏目以及与其它新闻稿件的相互联系这一新的系统中而被“第二次规定”：“潜报道”意义不够明确方面的可能更明确；“潜报道”被强调的意义可能被弱化、而被弱化的意义可能被强调；“潜报道”原来的意义可能完全被新的意义所取代，等等。我们把处在媒介自身信息结构之中、尚未传播出去的“报道”，叫做“前报道”（在“潜报道”变成“前报道”的过程中，新闻事实的主要运动形式是新闻事实的符号化，“传播”的成分很少，这就是把“传播”作为新闻学逻辑起点的舛误之处）。“前报道”也有可能胎死腹中，报纸印好以后销毁、电视新闻编好以后临时撤稿的现象经常发生。只有当载有这些“前报道”的媒介被大众接受以后，“报道”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一旦报道成为新闻，就标志着“报道”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社会系统，其意义和价值又被处在这个时空的接收者作出“第三次规定”。这个时候人们会从各自的思想立场、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等出发，对新闻事实作出多种不同的解读：“前报道”的意义可能被放大、可能被缩小、可能不产生什么意义、也可能被歪曲。我们把被受众解读、接受而实现了的报道，叫做“显报道”、或者叫新闻。当受众解读新闻以后，或获得娱乐、或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或形成舆论、或产生社会运动……进而产生新的新闻事实、产生新的报道，于是，“报道”在更高的层次上向起点回归。
“报道”现实运动的基本轨迹：
此图是“报道”这一概念运动的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线性结构图，实际情况远比这个复杂，以后将详细讨论。其次图上每行的第一个文本框用的是虚线，表明我们的理论演绎是沿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路径进行的，不包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这个环节（这也是我们把“事实”排除在逻辑起点以外的原因），因为在科学体系中，我们不讲具体上升到抽象这个过程，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终点开始的，这个终点就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起点。第三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把“时空变化的轨迹”放在第一行，是因为我们把“报道”运动时空的变化，看作是“报道”从一个系统进入了另一个系统。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任何要素都是某个系统的要素，其性质和功能也是由其所在系统所规定的；当要素脱离原来的系统进入新的系统以后，则这个要素的性质和功能就不再完全是、甚至根本不是原来所在系统的性质和功能，而是被新的系统所规定、具有了新特点、新性质和新功能的新要素。
那么，“报道”是否有作为逻辑起点的资格呢？其一、它是新闻传播最简单的内在联系，没有报道，就没有可传播的东西；它是新闻传播最本质的内在联系，离开报道，新闻传播就无法与其他传播区别开来；它是新闻传播最抽象的内在联系，没有比它更抽象的概念了；它是最普遍的内在联系，由它而伸展到了整个新闻传播、新闻事业，伸展到了舆论、伸展到了意识形态、伸展到了上层建筑，乃至经济基础。其二、整个新闻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它推阐出来，它是构成整个新闻学体系的最小细胞。其三、从上图可以看出，它包含了整个新闻传播一切矛盾的胚芽（后面我们还要更具体地阐述）。
事实与报道
既然“报道”是逻辑起点，那么如何通过“报道”这个概念把整个新闻学理论推阐出来呢？我们把上图分解开来讨论。先看第一个逻辑链：
此图是说明，元事实变成“潜报道”的过程。我们先来讨论元事实。
首先，现实境是元事实发生的时空，而与现实境紧密联系的就是社会系统。元事实的产生，就是社会系统和现实境以及元事实的相关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系统包含了元事实（很可能转化为新闻事实）发生的背景。元事实正是在这种社会参照系统中获得了相应的意义（这样，我们就把可能是新闻的元事实与广阔的社会系统联系了起来）。
当元事实产生以后，它可能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也可能是经济学、文化学、法学、伦理学等等可能的研究对象，但不一定都是新闻事实。元事实是否是新闻事实，首先取决于元事实本身的特征，即元事实是否具备新闻所要求的客观性要素。什么是新闻所要求的客观性要素呢？我们的教科书是运用“新闻价值”这个概念来讨论的。西方有人说新闻价值包括时效性（新鲜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人情味等要素，有的还列举了“反常性”“真实性”、“趣味性”等。我们的教科书也基本上是照搬的这些东西。但是，这种说法稍微想一想都会觉得不对劲，比如说，如果事实是新鲜的就是新闻，世界上新鲜的事实随时都在发生，但能够成为新闻的有多少？相反，难道不新鲜的就不能成为新闻吗？2005年7月28日，成都媒介报道了四川省档案馆刚刚披露的一个事实：1941年7月27日日军出动飞机108架，对成都展开第一次猛烈的轰炸，投下炸弹426枚，在一天时间内炸伤成都市民905人，炸死698人。[2]“7·27大轰炸”发生在54年前，非常不新鲜了，但为什么成为新闻呢？可见，新鲜并不是元事实成为新闻的充分条件。同样的，具有接近性、显著性、真实性、人情味的事情也很多，为什么不都成为新闻呢？严格地说，在这些要素中除了“重要性”以外，其他要素都不是衡量一件事是否有新闻价值的客观性要素。
我们认为，元事实是否是新闻，包括三个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客观条件[3]：
一是是否新鲜。比如，发生地震了。但地震经常发生，所以，仅仅地震并不一定是新闻。
二是如果新鲜是否含有新的信息。发生地震了，而且是7级地震。由于7级地震破坏性强，可能导致一系列灾害，这就有了新的信息，可能成为新闻。
三是如果含有新的信息，这种信息是否具有新的、普遍的意义。7级地震如果发生在没有人烟的沙漠腹地，很可能对人类不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发生在一个大城市，就会影响到许多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就需要人们采取及时的救援行动，因此就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这场地震就是新闻。
三者之中核心是对人是否有意义，这个意义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如果某个包含了新信息的新事实具有普遍的意义，我们就说这个新事实具有“新闻性”，意义越大、我们就说新闻性越强。因此，如果要给新闻下个定义的话，那就是，新闻是指包含了新的信息、对人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鲜事实。这是把新闻事实和普通事实比较而得出的新闻的定义。
这里的新鲜，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事实刚刚发生，不仅事实是新鲜的，而且意义也是新鲜的；二是尽管事实不是刚刚发生，而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但刚刚被人知晓。事实不新鲜但意义新鲜，这也是新闻，如前举“7·27大轰炸”。相反，如果一个事实是当前发生的，但由于没有新鲜的、普遍的意义，即使符合我们所说的时效性、接近性、显著性、反常性之类的说法，也不是新闻。
这样说来是不是意味着时效性、接近性、显著性、反常性等对于讨论新闻理论没有价值呢？不是。如果元事实不仅新鲜、有意义，同时还具备上述“性”，那么它的新闻性就可能更强。如果我们把元事实新闻性的强弱等同于元事实新闻价值的大小，那么我们这里就可以说，这些“性”有增强新闻意义的功能，可以用它们来评价一件事新闻价值的大小。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这些“性”只是对新闻事实进行新闻价值评价的要素，并不是新闻本身的价值——新闻本身的价值应该是作为客体的新闻事实满足作为主体的人的新闻需要的属性，也就是新闻对于人的意义。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把具有客观属性的价值要素和具有主观属性的价值评价要素混为一谈了。
那么什么又是“意义”呢？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讨论的新闻的功能。根据拉斯韦尔有关媒体的三大功能说，结合莱特所增加的娱乐功能，我们认为新闻对于人的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告知意义、指导意义、教育意义、娱乐意义。告知意义就是新闻能够告诉人们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和人的生存或生活等存在什么利害关系，需要人们注意什么问题等。指导意义就是指新闻可以指导人们根据环境的变化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协调行为、适应变动。教育意义就是新闻可以教育受众，可以传承文明。娱乐意义就是，即使新闻没有上述方面的意义，但至少有娱乐价值，起码可以博取受众一笑。一个元事实只要具备其中一个方面的意义就是新闻，就具有新闻性和新闻价值。相反，如果没有上述意义，一个元事实无论多么真实、时效性多么强、多么新鲜，也无论多么有接近性和显著性，都不具有新闻性，都不可能成为新闻。
这样看来，新闻就是为人而存在的，离开了人和人的新闻需求，世界上的事物自生自灭，就无所谓新闻不新闻。既然如此，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新闻的客观性、如何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诸如此类“形而上”的问题呢？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出发，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新闻的客观性与反映论所说的客观性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的概念。从区别来看，前者是指新闻报道中不掺杂个人的和党派的情感、偏见、倾向，做到平衡、公正等；后者是指主体对于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逼近程度。从联系来看，新闻不一定是认识活动，但是它也可能部分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而在认识活动中，主体在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过程时，存在两极性：一极是“否定性主体”，就是由于主体因素的干预和渗透，认识过程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影响，以致主体不能正确地、如实地反映客观对象；另一极是“肯定性主体”，指的就是由于主体因素的参与和能动性介入，主体更完全、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了客观对象，使认识更具有客观性。[4]我们可以把新闻的客观性问题看作是要求新闻的反映者必须排除主观的不利因素的干扰，作为“肯定性的主体”出现。但是，新闻报道和一般认识活动的一个重大区别是，一般认识活动可以排除主体情感、偏见等要素，纯理性地接近客体；而新闻是一种意识形态产品，主体在反映客体时无法不带上意识形态的因素。因此，其两极性在表现形式上往往会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比如，当新闻符合反映主体的意识形态等时，反映者可能作为一种肯定性的主体出现，但由于反映者自身的某些因素的限制（如表达能力、认识水平等），也可能作为否定性的主体出现，或者作为一种中间状态出现；反之，当新闻不符合反映主体所认同的意识形态时，就会作为一种否定性的主体出现，但如果反映主体尊重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不刻意做歪曲的反映，也可能抛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偏见，作为一个肯定性的主体出现（如，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报道）。但是无论作为肯定的主体、还是作为否定的主体，主体都不可能是作为一个白板、“镜子式”的反映客体，而是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观念对新闻事实进行“能动”的反映。这样一来，主体所反映的新闻事实，就永远也不可能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作为被反映者所反映的客体而存在，是主体对客体建构的产物。用我们前面关于系统论的观点来说就是，当新闻事实由现实境进入记者心理场以后，新闻事实就由一个系统进入了另一个系统，所以它的性质、功能和特点就被新的系统所规定，而不再是原来的性质和功能。这样一来，所谓新闻的客观性就不可能存在。既然连对象都不存在，那么作为对这个对象进行研究的“新闻的客观性”命题就为假。如果把新闻的客观性看作是反映论意义上的客观性，那么除非我们认为有一种正确的、普适的意识形态存在，则新闻的客观性问题存在；否则，新闻的客观性问题不存在。
另外，如果新闻事实并不是客观发生的事物本身，而是作为被反映者所反映的客体，那么“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这样的表述就是简单而没有意义的。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新闻是客观发生的事物的一种价值，既然是一种价值，因此新闻既依赖于客观发生的事物，也依赖于反映的主体。依赖于客观发生的事物，那么可以说，客体是第一性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依赖于反映的主体，那么就可以说，主体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5]
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的逻辑，新闻理论最先需要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事实与报道”。归纳起来有下列诸问题：
新闻事实论。社会与事实、事实的种类和特性、人的需求与事实、新闻事实、新闻事实的特征和种类；
新闻意义论。新闻事实与新闻意义、新闻意义的类型和大小、新闻意义与新闻分类、新闻意义与受众需求、受众需求类型与新闻意义的分布规律、新闻类型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新闻价值问题论。新闻意义与新闻性、新闻性和新闻价值、新闻价值的大小、新闻价值与新闻选择、新闻价值论问题批判；
新闻客观性问题论。新闻性与新闻的客观性、客观性与倾向性、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新闻的客观性等。
那么，作为反映主体的记者到底是怎样反映新闻事实，并将新闻事实变成新闻文本的呢？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下一个逻辑环节：记者与报道。
记者与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上一个逻辑链：
前文我们说了，新闻是客观发生的事实的一种价值，因此事实是否具有新闻性，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它需要通过记者的判断来实现。记者是如何判断的呢？这里我们使用了“心理场”这个概念（我们只是借用了“场”的概念，但并不同于格式塔心理学所说的场）。所谓心理场，就是由记者的心理结构，记者所面对的新闻事实（包括采访对象、事实的各个构成要素等），记者在采写新闻报道时所处的微观外部环境，记者所处时代的特征以及记者采访和写作新闻时的技巧、心态、观念等五个方面所构成的系统，以及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记者的心理结构属于心理场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子系统主要包括认知结构、媒介观念、意识形态三个层次（一般谈心理结构主要指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我们这里有所不一样）。认知结构是指记者在以往的新闻实践中形成的，以专业的新闻范式为核心，以相关知识、经验和技巧等为辅助而构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如，经济新闻记者的认知结构就是以他们专业的新闻观念和经济新闻观念为核心，以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金融学、证券学、会计学等知识以及相当的新闻表现技巧为辅助，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认知结构在记者判断和采写新闻的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S.Holly Stocking & Paget H.Gross对此作过专门的研究，类似的研究也见于Don E.Schultz & Stanley Tannenbaum等。[6] 媒介观念则是记者所在媒体对新闻的特殊要求，对媒介功能的特殊规定，媒介受众观念，媒介价值取向，媒体所代表的阶层、阶级或利益集团等在记者心中的“印象”，这些“印象”高度影响记者对新闻的判断和取舍，能够超越这些印象采集新闻的可能性很小[7]。如党报可能要求新闻报道要具有权威性、准确性，追求媒介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都市报则可能要求新闻报道要通俗化、娱乐化，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即使同样是经济新闻，专业化财经类媒体与综合性媒体也有很大的差异，前者可能对时效性的要求不高，而求全面、深刻，分析性强，而后者则可能要求快速、浅显，实用性更强。意识形态则是媒介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所秉持的意识形态观念在记者心理结构中的投影或烙印。如果是一家秉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体肯定会要求媒体的新闻以反映主流意识形态为主，那么记者就会尽可能地选择主流新闻、而边缘化其他新闻。
在这几个层次中，认知结构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而媒介观念、意识形态则可能由于记者所服务的媒体不同而发生变化。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这些方面都可能通过记者的行为而内化为记者的心理结构，成为记者对新闻进行判断的“图式”（Schema）。[8]同时，记者又通过新闻报道将自己的这种图式外化在新闻报道之中。除了这三个层次以外，新闻事实本身也是构成记者心理场的重要因素，比如新闻事实的情感色彩，很容易影响记者对新闻的判断；新闻事实中的消息来源也会对记者的判断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权威来源往往不受到质疑、而普通来源尽管可能更真实、却可能不被采纳等等）。第三、记者所处的微观现实环境同样会影响记者对当前事实的认知。这个微观环境主要是指新闻发生时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或者记者采写新闻时所处的当时环境（比如，记者观察事实时所处的位置、天气条件等）。有些失实报道就是由于记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影响了记者对事实的观察所致。最后，时代特征也影响记者对新闻的判断。大跃进的浮夸式报道很多都是由于记者被时风众势所左、从而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所造成的。
Shoemaker & Reese认为新闻工作者对媒介内容的影响来自三个方面：新闻工作者的背景和人口特征的影响，包括媒介工作者的性别、种族、性取向、教育程度等方面。个人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的影响，包括媒介工作者的个人价值观和信仰、政治态度、宗教信仰等。职业角色的影响，包括职业角色和伦理角色等。[6] (p32) 我们认为这些都可以作为记者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来看待。
一旦记者认为元事实是值得报道的新闻就会进行采访、写作。这时，记者接触事实、观察事实的角度，记者解剖事实、截取事实的角度，以及记者心理场都会影响潜报道的品质。因此，对记者采访和写作时的心理特征、行为特征的研究，对潜报道自身的研究等就应该是新闻理论的一个重点。
因此，研究新闻传播就必然会有 “记者与报道”一章。包括下列诸问题：
记者认知结构论。记者认知结构的构成因素、记者认知结构的建构和发展、记者认知结构的作用方式、记者认知结构的优化；
记者媒介观念论。记者一般媒介观念、记者机构媒介观念、媒介观念与记者新闻判断；
记者意识形态论。媒介观念与意识形态、时代特征与意识形态、媒介意识形态与记者意识形态的关系、记者意识形态与新闻报道；记者价值评价体系论。
记者心理场诸要素的相互作用。
新闻事实与记者的新闻报道。记者立场世界观与记者对新闻事实的选择、新闻事实与记者立场世界观的互动、新闻实践与记者立场世界观的变化；
新闻采访与新闻报道。影响新闻采访的诸因素、微观环境对记者了解事实真相的影响、新闻来源对新闻报道的影响、受众观念与新闻采访、记者采访技巧和路径与新闻报道；
新闻写作与新闻报道。材料选择与新闻报道、表现角度与新闻报道、表现技巧与新闻报道、受众观念与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与新闻伦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与新闻报道、记者职业道德与新闻报道、记者社会责任与新闻报道；
潜报道论。潜报道与元事实、潜报道与新闻的真实性、潜报道的特点、潜报道建构论、潜报道文本论。
记者的报道作为潜报道，能否成为新闻，取决于机构对潜报道的认识、取决于潜报道能否成为前报道。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逻辑环节——
机构与报道
“机构与报道”是上一个逻辑链的必然延伸：
当潜报道进入编辑系统时，“报道”已经转换了三个时空，那就是由现实境，经由记者心理场进入了机构域。在机构域中，影响新闻面貌和意义的主要因素是编辑系统——作为媒体意志体现的整个编辑群体。表面上看，编辑工作好像是个体的劳动，但实质上任何编辑成果都是编辑集体劳动的结晶，因为任何一条新闻稿一般都不可能由某一个编辑处理以后就可以编发出去，哪怕是一条短小的消息，也是媒体集体的决定，是媒体意志的体现。因此研究这个环节的编辑心理，有单个的编辑心理，但主要是编辑群体的心理（或编辑社会心理）。
怀特的守门人理论，最受批评的一点就是它显示出只有一个守门人，而不是在一个复杂的新闻运作中所呈现的有好几个守门人。麦克莱里（McNelly）的新闻流通模式则说明在事件到达接受者以前，中间有各式各样的中介传播者，前一个中介传播者往往就是后一个人的守门人。贝斯（Bass）认为守门活动出现在新闻组织当中，而其过程也应该被分成两个阶段，即“新闻汇集”和“新闻处理”。第一个步骤发生在新闻汇集者将“生的新闻”，即尚未处理的新闻，如事件、演讲、记者会等制作成“新闻稿”的时候；第二个步骤则发生在处理新闻的人修改和汇整新闻稿成为作品——一份报纸或一则新闻广播——而传递给民众的时候。[7] (p160)无论怎么说，新闻事实在到达受众之前，特别是在媒介机构空间里，要经过许多编辑（守门人）的处理，而且这些编辑都要秉持大致一致的新闻理念；即使短期没有取得一致，长期也会达成默契。所以，我们这里的编辑是指的由媒介编辑群体组成的编辑系统。既然有这样一个编辑群体组成的编辑系统，那么研究编辑心理场就远比研究记者心理场来的复杂，因为除了编辑个体心理场外，还存在一个编辑群体心理场的问题。
先说编辑个体心理场。如果记者心理场由五个方面构成的话，那么编辑的心理场是怎样构成的呢？那就是，由编辑心理结构、编辑所面对的潜报道、编辑处理潜报道时所处的微观环境、编辑的专业水平和能力、编辑和记者共处的时代特征等构成的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记者心理场比较，由于编辑在媒介里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其心理结构也与记者有许多不同。比如，坦斯多（J.Tunstall）就指出，记者平素站在第一线，与消息来源周旋，所以受的压力既大，久之又易对他们产生同情感，所以心理上特别重视消息来源的反应。反之，编辑与消息来源没有直接的来往，他们所关心的往往是受众，也就是如何把产品处理妥善，以便替整个机构争取发行量（收视率）和广告。从工作性质来看，记者要应付许多突发事件，工作比较不寻常；而编辑的工作有常规可循，则比较平常。从分工来看，记者往往按主题分工，如政治、经济、文教等，而编辑则多以版面（头版、体育版）分工。[7] (p165)这些都会使编辑形成不同的心理结构。其他方面，如编辑所处的微观环境也与记者有很大不同，除了自然的环境（如办公环境）外，编辑所处的微观环境还有“稿件环境”，就是编辑当天所收到的各种各样的稿件所组成的环境；编辑群体组成的组织环境；外部社会关系环境等。所谓外部社会关系环境，指的是由于稿件一旦发表，可能给当事人带来不良影响，这时外部相关社会关系就会介入编辑系统，干预报道，甚至使报道的传播流产（记者也会受这种外部社会关系环境的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
编辑群体心理场由编辑群体结构、编辑群体规范、编辑群体意识、编辑群体精神，以及编辑群体所处的微观环境（包括编辑群体所面对的社会关系、潜报道集合）等组成。编辑群体结构，包括年龄结构、能力结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信念结构等。编辑群体规范是编辑群体所确立的行为标准，其形成受暗示、模仿、顺从等心理因素的制约。编辑群体意识则是指编辑群体的媒介观念、时代认知、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编辑群体精神指编辑编辑群体的团结感、归属感、效忠心以及为群体献身的意识。编辑群体的微观环境则是指编辑在处理当期稿件时所处的办公环境、潜报道集合组成的稿件环境、外部社会关系环境、阶段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什么是“阶段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呢？比如每年国庆期间、春节期间，公众都处在一个欢乐的社会环境中，媒介一般都会禁发负面报道，以与环境气氛相协调。
编辑心理场和编辑系统是如何起作用的呢？编辑把当天收到的稿件进行比较、分捡、平衡，然后对稿件进行编辑处理，或枪毙、或放大、或缩小、或配置；经过一般编辑、责任编辑、主编、媒介相关领导等，最后把新闻处理落实到版面或频道上，就形成前报道。在这个过程中，记者的报道可能孤立的看很有价值，但在和其他稿件的比较中却可能只有很小的价值；或者记者的报道即使在联系中看起来也很有价值，但却可能由于某种社会关系而被扣押不发；也可能由于记者与编辑的关系不正常而遭致“垃圾化”。同时，前报道也很可能因为编辑的处理（如版面语言的运用、稿件的配置等）而增加、缩小或改变了潜报道的价值。而这一切都是机构作用的结果。
机构论。媒体性质（如商业机构还是政治机构，是企业还是事业，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是大众娱乐的工具等）、媒体体制、媒体类型、媒体组织、媒体功能、媒体价值取向、媒体意识形态、媒体运作规范、媒体文化等；
政党媒体论。包括政党与新闻事业、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政党媒体与媒体意识形态、媒体与政党宣传、政党媒体与新闻舆论、政党媒体运作规范等；
编辑论。编辑个体论、编辑群体论、编辑个体与群体的互动、编辑群体与媒介组织的互动、媒介组织与社会的互动
编辑过程论。编辑微观环境、编辑流程、编辑与守门人、编辑伦理和新闻伦理；
前报道论。前报道的特点、前报道与元事实、前报道与潜报道、前报道与新闻的真实性、前报道文本论、前报道系统论等。
受众与报道
“受众与报道”同样是上一个逻辑环节的必然延伸：
仅仅从新闻接受来看，约翰·费斯克说：“由于文本产生的环境不同于对文本进行解读的环境，因此从后一种环境中得出的有关文本的意义也必将不同于前一种环境中的。”也就是说，不同社会系统的受众对新闻的解读是不相同的，于是就形成了不同的显报道。“譬如，1987年年末和1988年初，那些在约旦河西岸暴动的阿拉伯人的照片着实让以色列人担忧。他们觉得媒体上的报道是反以色列人的，于是他们试图控制或调整新闻报道，以确保更加‘不偏不倚的’（即赞同以色列人的）描述……美国人在收看有关以色列军方和掷石头的约旦河西岸的青年的影响时……更可能由此联想到英国军队与非正规军交锋时的失败，而不会想到美国军队在格林拉达和越南的情况……同样地，在一种像美国这样热烈地信奉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文化中，以色列军方用手掌堵住美国电视摄像机的行为将遭到极大指责。美国式的言论自由和审查制度，其意义高于中东地区历史上任何特定时期的言论与审查制度的意义……美国城市里体验过警察镇压运动的黑人青年可能会产生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青年一样的主观的忠诚，这种忠诚使他们能根据自己的经验而对电视新闻作出理解，而同时根据电视中反映的耶路撒冷的情况来体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美国国民警卫队的成员，或是《命运战士》的读者很可能会把自己与以色列军队联系起来，从而会对他们自己和电视中的影像作出极为不同的理解。再举一个例子，对中西部的农场社区而言，电视中的影像可能与他们的日常文化毫无关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可能得出美国以外的其他世界是多么可怕这种中间层面的意义。”[10]因此，受众对新闻的解读可以形成新闻价值的多样性，受众如何接受新闻、使用新闻，显然是新闻学理论不可回避的。
这样我们就有了“受众与报道”一章，
受众个体论。受众认知结构、受众心理结构、受众资讯寻求模式；
受众群体论。受众群体类型 、受众群体结构、受众群体心理、受众群体特征；
新闻接受论。受众解读环境论、受众解读模式论、解释学与受众对新闻的解释、接受美学与新闻接受、媒介真实与新闻接受；
传播效果论。元事实与新闻接受的心理现实、潜报道与新闻接受的心理现实、前报道与新闻接受的心理现实、心理现实与客观现实。同时移植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理论（如，媒介信息对受众态度的改变、涵化理论）、并辅以相当的实证研究。
如果受众接受新闻以后仅仅只是一种心理现实，那新闻媒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受众接受新闻以后，不仅使前报道变成显报道、使新闻由媒介现实变成了心理现实，而且显报道还反作用于受众系统、并通过受众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将心理现实转化为社会现实。或者说受众系统不仅是新闻的“感应器”，也是“效应器”。只有这样，媒介才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才凸现出来。这是新闻传播最后的归宿。新闻理论不研究到这一步就是不完整的。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下一个逻辑链：
那么受众在把心理现实向社会现实转化方面有哪些表现呢？主要是，娱乐、行为调适、舆论、社会流动、社会运动、社会革命。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元事实和新的“报道”。所以，我们的新闻理论还应该相当的篇幅来论述“社会与报道”这一重要问题。
显而易见，无论从现实运动、还是从概念自身的运动看，我们所选择的逻辑起点——“报道”，在经历了从元事实到潜报道、从前报道到显报道的运动以后，最后又回到了元事实这个起点。但它不是向元事实的简单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向初始的回归，一种螺旋式上升；而且概念运动和现实运动是完全一致的——这正符合辩证逻辑关于概念和范畴运动的基本规律。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看到，报道显然可以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报道这个范畴自身的运动，我们可以把新闻学方方面面的理论推阐出来，从而使新闻学成为一门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当然，这仅仅只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框架，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需感兴趣的同仁共同探讨，修正、补充、发挥、完善。
作者简介: 肖云 list.asp?unid=340 王卉 list.asp?unid=341
注 释：
[1] 童兵 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p.405.
[2] 《天府早报》.2005-07-28
[3] 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p.116.
[4] 陈中立等.反映论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p.97.
[5] 李连科.价值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p.70.
[6] 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p.36 另见：唐·E·舒尔茨等.整合行销传播.吴怡国等译.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p31-56
[7] 翰林编译. 彭怀恩校审. 大众传播理论. 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 1999.p.163.
[8] 皮亚杰.英海尔德.吴福元译.儿童心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p.5.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传播学（简介）.北京：人民日报出社 1983.9.
[10] 约翰·费斯克.杨全强译.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p .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