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新城金郡样板房:追问真相，人们在追问什么？

• 首先，公众拿着真相追问真相并非故意犯权力体系的难，而是期冀一种醒悟，很像给窃贼一声咳嗽，让夜幕不再成其为犯罪的怂恿。
• 在追问具体事件真相的时候再次印证血与肉被显在地切割，中国人才开始理性地找寻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在追问事件真相的同时追问自己公民身份的真相。
• 钱云会不是中国一个普通村庄的贱命草民，而是拥有主权的人，人的主权，是公众在钱云会事件中追问的又一个真相。

追问乐清真相，人们在追问什么？
作者：于飞云上
2011-2-9 22:59:15
 

　　从钱云会毙命车轮下的那刻起，公众便高呼要此案真相，和以往类似的情形一样，人们越是要真相，真相就越遥不可及——真相就像是超级流感病患，一旦疑似就会被隔离;比病患更不幸的是，经隔离后的真相死亡率几乎100%。

　　真相死了!随后会有一个冒名的真相被雕刻出来，泥塑般摆在人们面前，尽管那并不比末流艺术家的作品更耐人瞻观，但创作者自我欣赏，因为事情到此也就快画句号了。于是有了定式：追问真相→真相死给你看→赝品真相堂皇问世→社会暂无危机。所谓追问真相，就是一遍遍去验证这个定式，国家的权力体系尤其这么认为。所以权力体系没有在一件件呈显社会实质问题的事件中伫足、沉思，正常地运用那些纠错的机会。钱云会一案的终结，权力体系又获得了一次赢定了的感觉，按照这种感觉相关方面还会出经验，受表扬，至少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然而，有一个问题也许更应该在此时面对，这就是：追问钱云会一案真相，人们到底在追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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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真相是指一个具体事件的本来面目。真相有时会被许多因素掩盖，如一个人的死亡属正常还是非正常，办案人员的责任心、能力及技术使用不尽人意，证据不足，证人不指证或假证，嫌疑人反侦察手段高超，受害者家属基于隐私或利害不配合等，都会让真相难以呈现。人们对这类案件追问真相，完全是因为真相不存在。

　　而有些案件，虽然真相也会被很多因素掩盖，而且那些因素更根源于主观，更难以矫正和澄清，但就在因素们忙碌并自以为有效的时候，真相却以另一种形式清晰地存在着。譬如钱云会案，公众追问它的真相，事实上并非是不知道真相!换句话说，公众是拿着真相要真相!

　　不是说钱云会一定死于谋杀。的确，公众不知道这个真相，但这个真相和公众手里拿着的真相相比，已不显得十分重要;和想要的真相相比，也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

      公众手中的真相是：当GDP靠房地产开发支撑，国家财库靠房地产开发填充，官员靠房地产开发收租，商人靠房地产开发暴富，人的各种权利就再一次被洗牌，普通百姓自然是一手烂牌，而且生命价值急剧跳水，存在的依据是不能抗争，出路在于“滚开或者去死”。理性、温情的面纱都被史无前例的暴戾撕得粉碎，在这样的社会里，谁会“被自焚”、被碾压、被活埋，甚至被谋杀，都在可能中。公众认为钱云会是“谁”们的一员，他的真相早已纳入了这大的真相之中。

　　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历来不愿直面惨淡的人生。大真相其实并不需要一个钱云会事件，或者李一帆事件，但正是这些端到了公众视野、回避不了的事件，由一及十、由十及百，由点带面，让人们一次次地正视现实，去直面那个大真相。大真相无以隐藏，没法遮盖，但很多时候它云遮雾罩，不是有哪路魔法施予了云雾，而是中国公众自己爱戴着云雾镜活着。如果钱云会之死不是恰巧被钱成宇“看到有四个人抬着村长放到车底下”，警察未及将其隔离就已疯传网络，李一帆能换一个地方，假定在公安局里面喊“我爸是李刚”——这基本上已属常态——极有可能人们依然情愿躲在云雾镜后面“视而不见”。恶的猖妄有时就这样，它会把你的云雾镜一把扯下，以证明自己的实力与你的无力。公众是在这太猖妄中开始了艰难的旅程：拿着真相要真相。所要的不仅仅是钱云会事件、李一帆事件的真相，而是自身所处的现实和能预想的未来。

　　首先，公众拿着真相追问真相并非故意犯权力体系的难，而是期冀一种醒悟，很像给窃贼一声咳嗽，让夜幕不再成其为犯罪的怂恿。在钱云会事件中，公众追问真相也同样是要给出有益的提示：越是杀死具体个案真相，越会使罪恶受到激励，大真相就越发伴随着罪恶茁壮成长，延伸到各个领域、整个社会。有人说，倘若指定某一种动物归于人类，它们最终都会比中国人更像人一样存在。我想这话是说中国的公众极尽忍受力。不妨用更积极的意义去理解这种忍受力：它希望和平地解决问题！权力体系总是看不到公众的苦心，把每一次事件发生后的努力都用在遮蔽人们的视听和心智上，而且手段使事件的恐怖程度再加码，殊不知这只能为公众提供另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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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提到，公众追问钱云会案真相，和其所要的真相相比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

     在追问真相和不断地追问真相中，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另一个真相的追问：自己的公民身份。除了看到自己应有的权利，更意识到公权力乃产生于自己的让渡，权力体系服务于公民而不是自身或利益集团是天然的命题。中国人还意识到自己是参与和监督国家公权力运行的独立主体，追问真相及得到真相都不是非分之举、非分之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思考显然不是更多来自于书本或他国人民的实践，主要是源于自己在行使公民权力的时候所遇到的障碍，受到的挫折。

　　对钱云会之死，包括对李一帆等事件追问真相，给人们留下思考空间最大的是权力部门办案的方式和处理事件的过程。从钱云会案发生第一时间拘留证人、抢尸体，到最后包揽尸体火化的全过程，权力部门都在掌控这个案件。

      这个掌控有两种可能，一是钱云会就像公众所怀疑的那样死于公权力的谋杀，掌控为了遮丑;二是权力部门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公众要正义我就是正义。

     从第一种情况来看，理解并不难。但即使真是乐清的权力部门施暴于钱云会，权力体系不自己清污除垢反而错上加错，错到更深处，也再一次给了公众思考权力体系为谁使权为谁给力的问题。遮丑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而且遮丑还显示了这样的态度：不解决问题。没有错还改正什么呢?我们社会的很多问题、矛盾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态度，才不断深化，积重难返。

      第二种情况则是权力体系的根本病症——权力本身不认为是人民给的，高高在上，自己弄出个真理就要人认同是真理，自己弄出个正义就要人认同是正义，即便自身已经病症明显，仍让人认同是健康的。公众质疑钱云会一案的关键是质疑权力部门，而权力体系再充当正义的化身，公众如何不怀疑这所谓的正义?又如何不进而思考自己与权力体系的关系问题?

　　有一种认识，说每当社会出现突发事件，公众就会站在权力体系的对立面，令权力体系处在信任危机中。但也有另一种认识，是说每当社会出现突发事件，权力体系就会显现出与公众的对立，表现在公众言论被删，专家辟谣，记者采访受阻，证人遭拘，受害方遭拘或活动受限等等。应该说这都是事实，但深层次的原因依然是权力体系没有给予公众应有的信任度。

    中国的百姓受传统文化制约，公民意识本来十分淡薄，他们只懂做臣民不懂做公民。此外，多年的宣传教育老百姓宁愿相信权力体系和自己是血肉的关系。关于自身公民的身份，则一直像一些事件的真相那般被隐藏、遮蔽。除非做臣民的底线被踏破，并且在追问具体事件真相的时候，再次印证血与肉被显在地切割，中国人才开始理性地找寻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在追问事件真相的同时追问自己公民身份的真相。

　　最近又一起在强拆中农民自焚的录像见于网络，当地的一些官员辩称，一看那个录像摄录水平就是有准备的，是阴谋。看起来那些官员还没有认识到公民意识的觉醒，在他们那权力之下都是臣民、弱民、愚民的思维里，一个人被逼而死也不能把罪恶记录下来。公民意识的觉醒首先是要改变权力体系的这种惯性思维，即使这样的思维背后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支撑，也应该想到：没有什么比人的觉醒更不可逆转的了。所以如何适应这种觉醒?谁要改变?就是无需回答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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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对钱云会一案前所未有地关注，一些民间观察团奔赴乐清，没有亲赴乐清的人们，其追问的文字一个个排起来也足以抵达那里。谁颠覆了钱云会?公众一再质问。在公众心中，钱云会不是中国一个普通村庄的贱命草民，而是拥有主权的人，无论是谁，都没有权力颠覆他的生命。它甚至也在宣告：人的主权高于一切!

　　人的主权，是公众在钱云会事件中追问的又一个真相。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钱云会之死给中国的公众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它让人们思考个人主权的地位，以及重新考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

　　然而这样一笔遗产我们接受起来定会感到沉重、心碎。事实上，关于上述问题世界范围内早就给出答案：

　　人的主权，其实也是人权，它在民主国家已经历几百年的实践。基于“今天真正的边界不在国与国之间，而在于强者与弱者、自由者与受压制者、特权者与困窘者之间”的认识，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任期间力主将人权上升到个人主权的概念。1999年他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强调：“主权的概念并不是变得无关紧要，它仍是国际事务的基本原则，然而，它是人民的主权而不是主权的主权”。

　　对于个人与国家，孟德斯鸠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哈维尔则更明确地说：“人比某一国家更为重要。”(1999年4月29日，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讲)霍布斯认为：“国家存在的惟一原因就是为个人提供安全和自由。因此国家的基本目标(个人最初缔结契约形成的国家)也就被限定为保存个人的生命。”洛克甚至讲：“人民可以抵制侵害个人权利的国家。”戴维·伊斯顿提出：“当国家的概念在国内政治中使用时，其应该被抛弃。”J P赖特观察到：“英国和美国在国内事务中奉行的是无国家的态度，但在国际关系中却是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和主权至上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