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哪里婚宴性价比高:慈禧太后把哪里的庙会封为“皇会”?

　　北京丰台看丹村药王庙的庙会，有一年，把紫禁城里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都吸引了去看热闹。“老佛爷”想不到民间还有如此的乐趣，当场封药王庙的太平花鼓会为“皇会”，并赐龙旗，以资鼓励。“老佛爷”肯定不是微服私访，而是坐着八人抬的大轿，有大批的保镖追随,有点像下基层体验生活。而药王庙的花鼓会被评为“先进”，其档次该如同当代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了吧?

　　北京的庙会与寺庙■ 洪烛

　　寺庙本是神圣的地方，而庙会则使之世俗化了。有庙会的日子，估计神也放假了，而寺庙则充满市井的气息。人们跨进山门，不再是为了烧香许愿、求神拜佛，纯粹是挑货购物甚至看热闹,就跟逛商场、逛公园似的。心情肯定轻松了许多。

　　我一直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神的脚下，为什么出现了最早的跳蚤市场?或者说，在神的眼皮底下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居然也能做到理直气壮?

　　可能因为寺庙里的空地较大，便于摆摊设点、堆放商品。要知道，那毕竟是超市尚未出现的时代。况且，总不能在大马路边或天安门广场上练摊吧,那多妨碍交通、影响市容啊!不管怎么说，庙会提供了最平民化的节日。

　　市民们热衷于逛庙会的话，就不会上街游行、搞政治运动去了。所以当时的执政者也是很支持庙会的：庙会不仅是集贸市场，简直还带有“群艺馆”的性质，丰富老百姓的业余生活嘛。庙会除了买卖白货与零食，还有算命测字的、耍江湖把戏的、说拉弹唱的……

　　张中行写过一篇《北平的庙会》：“每旬的九、十、一、二是隆福寺，三是土地庙，五、六是白塔寺，七、八是护国寺，几乎天天有;如再加上正月初一的东岳庙，初二的财神庙，十七八的白云观，三月初三的蟠桃宫，你会说北平真是庙会的天下。就按我自己来说，是非常爱庙会的，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去，我想旁人也应该是这样。人生任有多少幻想，也终不免于过小家日子，这是快乐的事，也是严肃的事，而庙会正包含这两种情调，所以我爱它，爱每一个去庙会的人。有一次，我从庙会里买回两只鸟，用手提着向家里走，路上常常有人很亲切地问：这只鸟还好哇，多少钱?我一个个地答复，有时谈得亲热了，不得不伫立在道旁，听他的批评，他的意见，有些人甚至唠唠叨叨地说起他的养鸟历史，热切地把他的经验告诉我，看样这些人也是常去庙会的。庙会使人们亲密，结合，系住每一个人的心。”

　　诸多寺庙轮流值日，排得可真够满的。不知道寺庙的主持们，是否会戴着红袖章值勤，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或场地租金?这点市场经济的观念，估计他们还是懂的。

　　白云观的春节庙会连开数天，以正月十九最为热闹,因为这是老掌门邱处机的生日，故称“燕九节”。

　　清代的一首《竹枝词》描绘道：“京师盛日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球人马蹂。”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一些体育竞技项目。听老人说，扭秧歌、踩高跷等民间表演更是年年都有。

　　北京郊区还有专门的“花会”：张灯结彩，跑旱船、耍狮子、擂太平鼓呀什么的。

　　丰台镇看丹村有一座药王庙，每年旧历四月二十八(相传是药王孙思邈生日)，开庙三天，好戏连台。

　　有一年，把紫禁城里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都吸引了去看热闹。“老佛爷”想不到民间还有如此的乐趣，当场封药王庙的太平花鼓会为“皇会”，并赐龙旗，以资鼓励。“老佛爷”肯定不是微服私访，而是坐着八人抬的大轿，有大批的保镖追随,有点像下基层体验生活。而药王庙的花鼓会被评为“先进”，其档次该如同当代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了吧?

　　还是张中行总结得好：“市场是摩登，庙会是过日子，过日子与摩登大有分别，所以庙会的货物不求太精，只取坚而贱，由坚而贱中领略人生，消磨日子，自然会厌弃摩登，这是住家的可取处，也是庙会的可取处。由住家去庙会，买锅买炉，买鞋买袜，看戏吃茶，挑花选鸟，费前不多，器用与享乐两备，真是长久过日子之道。摩登不解此，笑庙会嘈杂，卑下，左右无着，然后哭丧着脸，怨天尤人，皆是不解庙会，离开住家之病也。庙会专为住家而设，所以十天中开上两天也就够了。住家中有老少男女，色目不同，趣味各异，庙会商人洞明住家情形，预备一切住家需要的东西，不管你是老翁、稚子，或管家的主妇、将出阁的姑娘，只要你去,它准使你有所欲,或买或玩，消磨半日，眉开眼笑地回去。我总以为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东交民巷、东安市场、大学、电影院，这些在地道北平精神上讲起来只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之而不受其化。任你有跳舞场，她仍保存茶馆;任你有球场，她仍保存鸟市;任你有百货公司，她仍保存庙会。”

　　解放以后，北京传统的庙会陆续被取消了。半个世纪里，北京的寺庙是否感到寂寞?是否还能回忆起倾城轰动的庙会,以及那些逛庙会的人?

　　改革开放后，北京的庙会又恢复了，越来越热闹。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本是形容江南佛庙之众多。我一直以为杜牧归纳的这个数目带有夸张的性质。(“四百八十”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

　　然而北京的寺庙，比之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并不亚于日本的京都、奈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泰国曼谷等被号称‘寺庙之都’的城市。”(郁寿江语)《北平庙宇通检》一书记载：北京旧城内及近郊区有寺庙八百四十余处。这还算是比较保守的统计。其实在鼎盛时期，已超过了一千座，可谓“十步一寺，五步一庙”。

　　细细地数一遍，都够费劲的。

　　其香火之旺盛，恐怕会使烟雨南朝汗颜的。

　　只可惜很少有人替北京的这道风景作诗罢了。看来北京人自古即不太重视广告效应。

　　当然，皇家的建筑太多，分散了游客的注意力。又有谁来北京，是专门为了看庙呢?

　　尤其在君主制的时代，神的殿堂再伟大，其豪华程度也不可能超越皇宫吧?天子脚下，寺庙再多、再辉煌，依然是一种陪衬，作为对盛世的装饰与点缀。毕竟，中国的任何朝代，宗教都受制于政治，或者说都是为政治而服务的。难道不是吗?

　　皇帝即使尊神，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希望神保佑自己坐稳了宝座。

　　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将喇嘛教奉为“国教”，并且下令修建了集皇权与神权的象征于一体的大圣寿万安寺(即今“妙应寺”)大白塔，本质上仍是为了贯彻“以佛治心”的政策。“坐镇都邑”的白塔再高，也高不过忽必烈汗的王冠。

　　又譬如，清顺治帝为接待达赖喇嘛五世来京朝觐修造了东黄寺(作为其驻锡之所)，雍正帝又允蒙古部落之请兴建西黄寺，“东黄寺与西黄寺，同垣异构，时称双黄寺”，也是为了加强“民族大团结”(满、汉、蒙、藏诸民族和睦的象征)。雍正甚至将自己登基前的私宅捐出，作为黄教的上院(即雍和宫)，够慷慨的。到了乾隆年间，为礼待来京祝寿的斑禅六世额尔德尼，在香山仿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形式创建大昭庙，供班禅郊游(俗称“班禅行宫”);后班禅因病圆寂，乾隆帝敕建清净化城塔于其临终前居住的黄寺之西，同样是为了纪念彼此

　　的情谊。

　　北京的不少寺庙，都映射着帝王的影子。要么是遵奉圣旨而修筑，要么则留有一代代皇帝的履痕或墨宝。至于与之相关的传说就更多了。像潭柘寺的那棵辽代所植银杏树，就因为寺内老方丈告诉乾隆：“圣祖(康熙)和皇上驾幸潭柘寺这棵老树都生出一侧枝，以示庆祝。”乾隆一高兴，当场“御封”为“帝王树”。可见寺庙里的一草一木，都可能因为皇帝的青睐而身价百倍，更何况寺庙本身呢?

　　觉生寺是因悬挂有明永乐皇帝敕令铸造的巨型铜钟而改叫大钟寺的。自乾隆初年起，这里成为清朝皇帝鸣钟求雨的场所。民众仰慕这座寺庙，纯粹为了看一眼那口皇气逼人的永乐大钟。

　　现代人来北京游览，故宫常常是直奔的主题，其次才会去看佛庙。看庙，在拜神之余，若能探听到前朝王者的风流遗韵，更不失为一项额外的收获。这，似乎才是游客们真正的兴奋点：更关注的是人而非神，一种以人为本位的猎奇心理。毕竟，北京在大家心目中，是一座皇帝们住过的城市，这也正是“古都”之意义。皇帝的生活终究比神的生活离我辈更近一些，更容易引发起兴趣。何况，在历史上，皇帝的形象一向也是被神化的。

　　所以北京寺庙虽多，若论门票的销售业绩，注定比不上故宫或十三陵。皇帝的生与死，是最令人热衷的话题。这多多少少冲淡了寺庙的吸引力。

　　其实，北京的寺庙，很值得好好看一看的。假如你相信：神是不死的，这种愿望会尤其强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寺庙本应该比故宫呀十三陵呀之类更接近永恒。

　　看故宫、十三陵，只要有好奇心就可以了。

　　看庙，更需要的是虔诚。

　　北京的内外城及郊区寺庙林立，若逐一抄录，足可以排列成长长的一卷花名册。只是不知该以何为顺序，以名气大小呢，抑或以年代远近?俗谚“八刹三山”，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基本上属于论资排辈吧。

　　先说三山：位于太行山余脉宝珠峰南麓的潭柘寺，位于门头沟马鞍山麓的戒台寺，以及位于房山区石经山的云居寺(亦称西峪寺)。绝对算元老了。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多好的广告词啊!形容其古老：始建于西晋(距今已一千七百多年)，初名嘉福寺，至清代曾改叫岫云寺。然而还有另一句民谚：“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仿佛潭柘寺与北京城冥冥之中有某种因果关系，或神秘的呼应。甚至给皇帝当教师爷的翁同和也如此迷信，他在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感叹：“雨复至，殊无晴。直谚云：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去年九月潭柘寺佛殿毁于火，今年恐有水患矣。”

　　难道潭柘寺会发布气象预报?那么其寺后龙潭山上的柘树称得上消息树了?

　　始建于隋开皇年间的戒台寺(距今已一千四百余年)，因有规模居全国之首的戒台而得名(素有“天下第一坛”之称)。唐代称慧聚寺，明代英宗赐名万寿禅寺。所谓的戒台是共三层的正方形汉白玉台座，底层边长约十一米，四周长约五十米。各层外围均雕有镶安戒神的石龛，合计113龛。顶层供奉释迦牟尼坐像，殿顶正对处有金龙藻井。

　　至于云居寺，由隋代幽州智泉寺静琬法师创建，辽金时因石刻经板而声名远播。

　　再说八刹——可分为内八刹与外八刹。

　　内八刹位于内城，包括柏林寺——创建于元代至正七年(1347年)，嘉兴寺——始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广济寺——创建于金代，法源寺——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李世民敕建，龙泉寺——创建年代无法考证(明代重建)，贤良寺——创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广化寺——创建于元代，拈花寺——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外八刹位于外城或近郊区，包括觉生寺——始建于清雍正二十一年(1733年)，广通寺——始建于元至元年间，万寿寺——创建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善果寺——创建于梁乾化元年(911年)，南观音寺——创建于金代，海会寺——创建于明嘉靖十四年(1533年)，天宁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距今已一千五百余年)，圆广寺——始建于明隆庆五年(1517年)。

　　开列了这么一份时间表，便会发现：还有一些同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的寺庙，并未列席内、外八刹之中。

　　譬如宣武区白广路西侧崇效胡同内的崇效寺——创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香山北麓寿安山脚下的十方普觉寺(即卧佛寺)——创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复兴门内的鹫峰寺——创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广安门内的报国寺——始建于金代，香山的碧云寺——创建于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西城的护国寺、西直门内的永泰寺——皆创建于元代……

　　究其原因，恐怕与规模之大小、香火之兴衰也不无关系。

　　像宣武区南横西街路南的白马寺，创建于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辽金时极其繁荣，可至元代因都城北移，而沦为郊野，门可罗雀;明代虽重振旗鼓，至清初再度颓废：惟余残碑断壁。康熙年间的文化名人朱彝尊目睹后长叹：“仁寿千年寺，今存半亩宫。落钟横道北，瓦塔限墙东。客至愁嗥犬，僧寒似蛰虫。夕阳留未去，双树鸟呼风。”他咏叹的又岂止是一座白马寺，这难道不是代表了诸多古刹由盛而衰、直至湮灭的命运?评比热门的旅游景点，白马寺一类自然要落选了。白马寺最终被夷为平地，连一砖一瓦皆未留下，除了一个空洞的地名。

　　邻近东西牌楼的隆福寺，有“东庙”之称;而距西四牌楼不远的护国寺，也相应地被叫作“西庙”。这东、西二庙的境遇，不比白马寺好到哪里。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的护国寺，被清末的一场大火烧得仅剩下金刚殿和寺西北角的廊房以及垂花门后一层殿三处。而隆福寺，如今已无影无踪。

　　即使是内、外“八刹”榜上有名的寺庙，也不见得全能避难免灾。我查阅郁寿江先生的考察报告，发现他用哀婉的笔触描述了其中一些古刹的现状。

　　西直门外高梁桥西北的广通寺：“今为北下关小学使用”。

　　广安门内的善果寺：“今已荡然无存。其址已被工厂、学校招待所占用”。

　　永定门外大红门路的海会寺：“现已无存，旧地址为橡胶厂占用”。

　　广安门外滨河路的天宁寺：“只剩下中路院落，且已荒废不堪，并沦为工厂和民居”。

　　阜成门外南营房的圆广寺：“今剩大殿五间，为该地居委会使用”。

　　厂桥的嘉兴寺：“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全部拆除，于旧址兴建了北海宾馆”。

　　陶然亭西侧龙爪槐胡同内的龙泉寺：“已改成居民大院”。

　　金鱼胡同的贤良寺：“自1987年始，寺内建筑多被拆除”。

　　大石桥胡同西口的拈花寺：“今尚存，由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占用，因缺乏维修，显得破旧不堪”。

　　最令人怅然的是南观音寺：“今已无存，其址难寻”。简直比白马寺还要悲哀。我们好歹还能按图索骥查找到白马寺旧址(解放后在原地兴建了北京卫生学校和北京工业大学)。对于曾为“京畿讲院之冠”(有高僧说法弘扬经典)的南观音寺，则彻底只能捕风捉影了。

　　这些砖石或木质结构的古刹，阴晴圆缺的古刹，毁于风，毁于雨，毁于火，毁于雷电，毁于兵戈，也毁于建设(街道的拓展、城市的发展呀什么的)，说到底是毁于时间。时间才是真正的敌人。

　　这些失去了神的佑护的古刹，最终只能停留在纸上，发出被手指掀动的沙沙声。这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

　　很多的情况下，它们以传说的形式存在。幻影取代了实体。

　　那一代代的僧侣，一代代的香客，一代代的建设者与毁灭者。

　　偶像。碑刻。烛台。经卷。钟鼓。禅房。桥梁。园圃。阶梯。池塘。牌匾……还有像镇纸一样沉重的宝塔。面对着你，我不得不屏住呼吸，我不得不放轻脚步。

　　我是怕惊动了远古的梦境吧?

　　北京的寺庙，除却辟作旅游景点(需买门票进入)的那部分，其余，恐怕已所剩无几了。

　　以什刹海为例，因其周围有十座古刹而得名(据说全盛时增至五十八座)，包括瑞应寺、普济寺、龙华寺、净业寺、丰泰庵、汇通祠、火神庙、永泉庵、净海寺等等，如今惟一留存下来的是后海北沿鸦儿胡同内的广化寺(今北京佛教协会所在地)。广化寺占地一万三千八百平方米，有山门(门外为影壁)、钟鼓楼、天王殿(三间)、大雄宝殿(五间)、菩萨殿、方丈室以及后院的二层藏经楼。

　　北京的寺庙在明清两朝估计是最兴旺的。尤其明代，一些太监参予进这项“公益事业”，纷纷捐资创建或修复。

　　譬如安定门内的慈隆寺是御马监太监高勋、张进等人赞助兴建的，并且请得动万历皇帝题辞;魏公村的大慧寺是正德八年(1513年)司礼监太监张雄创建，供奉着高达十六米的铜制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立像;左安门外的弘善寺是正德年间一位姓韦的太监投资兴建，作为郊外的别墅，因而俗称“韦公寺”,莫非他将寺庙作为房地产来经营了?还有旧鼓楼大街的广济寺，是成化元年(1465年)神宫监太监刘嘉林拆房卖地兴建的，真够舍得的;京西的崇化寺是太监吴公亮集资修复，也有皇帝题写的招牌;法海寺是历事五朝的老太监李童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集资创建的,那位导致英宗皇帝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刺骑兵俘虏的权宦王振，居然也是赞助商之一(在青铜佛钟上铸刻有其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山碧云寺，本由正德年间御马监太监于经斥资扩建，并在寺后预留了墓地，想作为死后葬

　　身之所;谁知权宦魏忠贤也看上这块风水宝地，抢夺过来，选作坟址,据说制作规模和豪奢程度不亚于皇陵。当然，随着他身败名裂，这一计划也破产了。他只给碧云寺留下一件半成品。

　　由上述可见：明代的太监很有钱的。其次，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太监，不曾捐款兴办“希望小学”呀什么，而更热衷投资于修造寺庙,估计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希望工程”吧?或许与其荣辱观念、生死观念有关吧? 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