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麻白花岗岩产地:看《潜伏》谈“军统”20-“王亚樵”案

闲话军统（76）
　　5、“王亚樵”案
　　王亚樵是个很出名的人物，网上资料很多，我就不更多的写了。只说点大的，白川义则知道吧？
　　不知道？
　　侵华日军在中国一共就死了六名“大将”军衔的高级军官，白川义则就是其中之一。
　　1932年4月29日，这一天是日本天皇的生日——由王亚樵策划，由朝鲜人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将白川义则炸死，同时被炸伤的还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
　　重光葵这个人，大家应该更熟悉——1945年9月2日，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的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戴个高礼帽，穿身燕尾服，手里拄个拐棍的那个跛子，就是重光葵——“密苏里号”那么高，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爬上去的！
　　对于王亚樵，戴笠并不陌生。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戴笠就曾给王亚樵打过下手。

　　从1916年戴笠被学校开除，到1926年在毛人凤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到广州考取黄埔军校，戴笠曾有长达十年的时间在“打流”。换言之，从20岁到30岁这一生最好的十年中，戴笠是在无所事事、一事无成中度过的。
　　也无妨说，戴笠用了十年的时间为他的后20年的“辉煌”在打基础，他是在上“社会大学”。
　　这十年，戴笠什么都干过、但什么都没干成，用“吃嘛嘛不香、干嘛嘛不成”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自然，戴笠也曾经加入过帮会组织。
　　戴笠发迹以后，对于早先的困顿，并不讳言，并声称自己是在用艰难困苦来探求“革命的道理”唯独对于曾经加入过帮会组织这一点，绝口不提，而且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竭力掩饰帮会习气和做派。
　　其实大可不必，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拜个“老头子”是很普遍的事情，戴笠就曾经加入过王亚樵的“团队”，属于几等角色不清楚，但一般认为，戴笠与王亚樵曾经是结拜兄弟，可见在帮中的地位不会很低。
　　时过境迁，十年之后，彼此都是一番新天地了，王亚樵成了令人闻之胆寒的“民国第一杀手”，手下的“徽帮”在上海称王称霸；戴笠则成了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令人谈虎色变。王亚樵以铲除蒋介石为己任，戴笠的职责却是“保卫革命领袖”——当年曾发过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结义兄弟，也只能是反目成仇。
　　1933年5月12日，戴笠逮捕了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以警告王亚樵。
　　很有意思，王亚樵是专杀人的，王述樵却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律师，哥俩的生活道路，反差直如此之大。
　　王述樵的老师是著名的沈钧儒先生，沈当时是“全国律师公会”会长，为此，沈曾以全国、上海律师公会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表示抗议：“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
　　戴笠以王述樵要挟，托人与王亚樵谈判，王亚樵则提出：“如戴笠真是准备和解，先给我办两件事：第一，随我吃饭的人太多，要解散他们非 100万元不可；第二，对南京、苏州、上海各地，凡所逮捕我的人，一律释放。如你做到上述两件事，我决只身到南京请罪，表示我的诚意。
　　据说，这两条戴笠都同意了，但又提了一个条件——要求王亚樵对“西南反蒋派”（即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陈济棠等等），不管是谁，杀一个就行。
　　——好比林冲要上梁山，先递个“投名状”来。

　　王亚樵大怒：说“雨农不是来和解，是来陷我于不义、陷党国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小人之事。”并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称“如不释放我的人，誓与你周旋到底。”
　　至此，王亚樵与国民党当局彻底决裂。1933年秋，蒋介石悬赏百万买王亚樵的项上人头。上海是待不下去了，王亚樵化装成码头工人逃离上海潜赴香港，行前给戴笠写了一封信。
　　【雨农老弟惠鉴：
　　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
　　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
　　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附十九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夙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
　　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亚樵所守者公义耳。
　　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
　　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
　　亚樵 书】
　　到1935年，“中央党部刺汪”案发作，王亚樵兑现了他“周旋到底”的誓言，也该是戴笠让他“悬首都门”的时候了 闲话军统（77）
　　根据供述和原有掌握的情况，戴笠先是通过特务处香港站，与香港警方交涉，于11月23日羁押了王亚樵的得力干将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等三人，接着以首都警察厅名义行文港英当局，要求引渡三人回国受审，被拒绝。
　　对此，戴笠表示：“此案关系我国法权与国际地位甚大，不可畏难却顾，不了了之，以免歹徒得以侥幸苟免，甚至以外地为阜逃薮，而肆无忌惮，益为猖狂。”
　　于是，戴笠派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李果湛带着陈质平等大批特务赴香港，聘请英国律师与港英当局打了一场历时8个月之久的官司，最后以胜诉告终，于1936年6月将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三人引渡回国。
　　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等三人被捕，王亚樵羽翼尽失，尤其是他手下第一悍将余立奎，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师长，忠心耿耿，智勇双全。失掉了余立奎，留给王亚樵的时间也不会太多了。

　　眼看香港也不安全了，王亚樵又跑到了广西，托庇于李济深、陈铭枢之下。
　　按：上世纪初的广西，有两个特点：
　　一是基本上相当于独立王国——完全由桂系把持。这个“桂系”一说又复杂了，包括“老桂系”和“新桂系”，包括西南反蒋派与“桂系”的关系，也包括李济深究竟算不算“桂系”的人，还包括陈铭枢这个广东人（陈是广西合浦人，原属广东）为什么会和李济深搞在一起，还发动了一场“福建事变”，等等，足够写几本书的，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网上搜吧。
　　由“桂系”把持的广西，基本上形同化外，“中央”的话是不听的，所以，到了当年的广西，基本上跟出了国也差不多。
　　第二个特点，桂军厉害，桂军能打仗是出了名的。
　　当然，广西的很多地方文风也很盛。有清一代，一共只有两位“连中三元”的状元，其中之一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状元陈继昌，陈继昌就是广西临桂县人（另一个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辛丑科状元钱檠，江苏苏州人）。
　　这个广西临桂县了不起——清朝的4名广西状元全部出自这里。李宗仁、白崇禧都是临桂人。我们这边，38军军长李天佑上将也是临桂人。
　　再说王亚樵，跑到了广西，戴笠还真难办，当年的特务处在广西的力量还很薄弱，也没有派出的站组，还不如在香港好找。
　　戴笠的目光，盯在了余立奎身上。
　　戴手下有个特务叫陈亦川，以言语便己、头脑灵活著称。陈是安徽人，戴令其以同乡的身份去劝说余立奎：如果交出王亚樵，马上放你出狱。陈亦川去了，结果被余一口拒绝。
　　一计不成，陈亦川又生一计——何必在余立奎这一棵树上吊死。余的太太（也有人说是如夫人）叫木兰——这名字起的，也许是化名吧。一直住在香港，其生计仍由王亚樵负责，如能将木兰“搞掂”，王亚樵岂不是手到擒来？

　　戴笠深以为然，但这个任务陈亦川是完不成的——戴笠派出的，是广东文昌人陈慈，也叫陈质平，后来当过上海区书记，我们原来讲过的，令陈慈尽快接近木兰。
　　陈慈年轻的时候长什么样不清楚，从老年的陈慈看，怎么样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等等也沾不上边，不过可能人家不靠这个。
　　不管人家靠什么吧，反正陈慈很快就与木兰成了好朋友，并劝木兰：你要救你的老公余立奎，只能把王亚樵交出来。
　　并劝木兰到南京去探望余立奎。

　　这边的陈亦川也没闲着，天天在余立奎耳边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你在这儿为王亚樵拼命、蹲监狱。听说你被捕后,王亚樵已经跟木兰勾搭到一块儿去了,你觉得你值么?”
　　余立奎是一条硬汉子，讲究义气，坚决拒绝出卖王亚樵。但什么事也架不住天天有人在你耳边说，结果他对木兰起了疑心，当木兰来看他时，余立奎拒绝接见。
　　陈亦川骗完了余立奎，又调过头来开始骗木兰:“余立奎说只有你知道王亚樵的住处,你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就领我们去把王亚樵捉来，把他换出去!”
　　木兰提出要见了余立奎再说，陈亦川说:“可不是我们不让你见，是余立奎不肯见你，说你不把王亚樵捉来,就甭想见他!”
　　木兰信以为真,于是答应带领特务去抓王亚樵。
　　琢磨起来——这两个姓陈的特务，真够坏的，轮着番儿地骗人家余立奎两口子，看来好人当不了特务。
闲话军统（78）
　　带队的依然是郑介民，率领大批特务分头赶往广西。
　　首先，自然是特务处那两个姓陈的职业骗子，护送木兰到梧州，并负责安排住处——这个“住处”同时也是暗杀现场，当然不能马虎。
　　另外一路是负责策应、保护的，这一路人很多，还得携带大批武器弹药，很难做到无声无息——戴笠有办法，令特务处派到广东潜伏的郭旭跟缉私部队借了一艘小火轮，从广东秘密将他们拉到梧州。
　　最后一路，是负责执行“制裁”任务的射手，为确保万无一失，戴笠把他的警卫王鲁翘派了出来，指定由他当射手。
　　跟白世维一样，王鲁翘也是山东人，人如其名，那真是“鲁中翘楚”。
　　王鲁翘也是“浙警”出来的，加入特务处以后，由于他有一手好枪法，被戴笠选中做警卫。
　　说起王鲁翘，那是神枪手中的神枪手，简直就是为射击而生的。据说他的枪都不用准星，抬手就打，指哪儿打哪儿，只要武器趁手，三百米以内，保证一枪废命。
　　王鲁翘年纪甚轻，当时才20出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别闹个杀人的人反而被别人杀了。因此郑介民特派他的同乡，军校三期毕业的老大哥岑家焯，把王鲁翘“护送”到梧州。
　　再说王亚樵，到了广西以后，化名匡盈舒。李济深将其安排在自己的老家梧州西江一个军人别墅里，并派军队予以保护，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生活费。
　　为避免招摇，李济深将王亚樵手下的幕僚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人，分散到其他地点，予以妥善安置。
　　这地方，没人带着，一般人还真是找不到，找到了也奈何不得，总不能在人家地面上架起机枪强攻吧。

　　安全倒是安全了，可王亚樵是什么人，一生轰轰烈烈，何尝过过这等窝囊日子，如今虎落平阳，其“搓火”程度可想而知。
　　郁闷中，王亚樵曾填过一首《念奴娇》：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难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痕。鸥蒙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王亚樵虽然凶悍无比，却是文人出身，看这首词，写的有志有情，如果确是亲笔的话，水平还真是不低。
　　却说木兰到了梧州，按约定暗号与王亚樵取得联系，说余立奎有话带给他。

　　会面地点，在“新西旅店”，这个旅店现在还在（博客里有照片，而且还有新西旅店的老照片，雪白的外墙，很漂亮的）。
　　王亚樵不虞有他，准备前往，当时郑抱真等还曾劝过他不要去，太危险——因为按当时的情况，确实王亚樵只要离开那个隐居地点一步，就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他的周全。
　　王亚樵也是大意了，另外他也太相信木兰了——相信木兰，缘于相信余立奎。
　　按说也没错，帮会中人，义字当头，王亚樵觉得我怎么对余立奎，余立奎也会怎么对待我。

　　然而，王亚樵忘了，这次来的，并不是余立奎，而是——余立奎的女人。
　　1936年9月20日，傍晚，残阳如血，落日的余晖照在“新西旅店”雪白的外墙上，无比堂煌。如果王亚樵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落日，他一定会多看一眼那一缕金黄。
　　然而，他不知道，再过不多一会儿，他就将在这金黄之上，再多一抹刺眼的腥红。
　　王鲁翘的神枪没有发挥作用——王亚樵是被特务们乱枪打死的，连同他的四个警卫。
　　为了让戴笠确信王亚樵已死，特务们割下了王亚樵的面皮。

　　王亚樵生于1887年，死于1936年，享年49岁。
　　十年之后，王亚樵的义弟戴笠飞机失事——巧得很，戴笠也死在49岁上。
　　王亚樵死后，郑抱真等人将其葬于梧州倪庄。1991年，王亚樵的儿子王继辅将其遗骸火化后，于1997年回老家安徽合肥磨店乡安葬。著名学者许有为先生为其撰写了《王亚樵先生墓表》：
　　【王公亚樵，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公讳玉清，号九光，祖居合肥北乡，耕读传家；龄入塾就傅，聪颖过人。年十七，应童子试，名列前茅。时当清代季世，朝廷腐败，列强入侵。公激於民族大义，加入同盟会，奔走反清救国。武昌首义胜利，公集同志成立庐州军政公府，任副都督。功败垂成，亡命上海。一九一五年晋见孙中山先生，投身护国讨袁之役。旋上书孙先生，建议以暗杀手段铲除军阀，再造共和。先生未许。

　　公日后之行藏，於此初见端倪。二十年代初，奉命联合浙督卢永祥。公及刺杀淞沪警察厅长，出任记部纵队司令。齐记战败，返穗。二次南北议和，公为南方代表。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公任安徽副宣慰使；被困洪泽湖。次年宁汉公裂，公突围到南京，痛斥同室操戈，致力反蒋。
　　三十年代初，日寇占我东北，侵入华北。公痛感神州陆沉，於一二八淞沪之役，组织义勇军，率众抗日；与十九路军并肩浴血奋战，名扬中外。淞沪停战后，日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庆典。公义愤填庸，密派部众配合朝鲜义士，潜入园内，引爆炸弹。敌酋白川大将当场毙命，要员十馀人或死或伤。国人欢腾，举世震惊。公自此而后，坚持抗日救亡，至死不渝。一九三三年冬，赴福州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五年，派人於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之际，刺杀蒋介石未果，重伤亲日派汪精卫。

　　一九三六年，公自香港避居广西梧州，被戴笠派人行刺，壮烈殉难，终年四十八。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於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故乡父老至今犹有口碑。
　　一九九一年，公之哲嗣继辅，自广西负亡父遗骸返沪火化，一九九七年回乡安葬。今当重修墓园，再镌碑碣，因记公之生平大略，以告乡亲国人。】
　　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先生得享高龄，于1996年在上海去世，享年88岁。前面说到王亚樵的儿子王继辅，实际上已经过继给王述樵先生。
　　王亚樵的老友郑抱真后参加新四军，解放后曾后任合肥市首任市长、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郑抱真同志于1954年病逝于上海。
　　狱中的余立奎，后被江宁地方法院以“妨害秩序罪”判处死刑，同时被判死刑的还有与华克之一同开办“晨光通讯社”的贺坡光和张玉华；胡大海、周世平等则被判处5 到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但余立奎并没有死，而是被长期监禁，于解放前夕被释放。解放后，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工作，曾任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等。余立奎先生于1967年逝世，享年78岁。

　　至于凶手们，特务陈慈，前面已经说过了，逃台后转入“外交界”。特务岑家焯、特务王鲁翘，以后再写。
　　特务陈亦川，在这里要说说。
　　虽然在“王亚樵”案中立下汗马功劳，但陈亦川后来混得并不怎么样，到解放前夕，也才弄了个中校，去台湾肯定是轮不找着他了。于是陈亦川化名“徐庆楚”，在上海隐姓埋名住了下来，在肃反中，“徐庆楚”被邻居怀疑并检举，结果进了看守所。
　　估计是当时类似的检举也确实太多，最初，“徐庆楚”并没有引起公安机关的注意，结果，一个后来被抓的军统特务认出了他，当即举报，陈亦川就此落网，我们今天看到的“王亚樵案”的多数细节，都是由陈亦川供述的。
　　1950年9月17日,陈亦川被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