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螺旋水龙头:中国国企的去留问题（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4:45:02
我不知道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还有没有代表提案谈企业改革，而如果谈，又从何谈起。
这是一个十分奇异的事情，因为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命题之一，而在改革行至半途之际，它却“失踪”了。
先让我来简单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多年的企业改革路径。
本轮经济改革的序幕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拉开的，而经济改革的主要命题就是如何搞活国有企业——当时中国并没有私有企业，也没有外资企业，所以惟一的目标当然只能是国企。国有企业的现状则是惨不忍睹，用一句讽刺性的话说，“国家假装给工人发工资，而工人则假装工作”。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十分明确地写道：“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一并发布。
也是从这时开始，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通过机制创新让国有企业焕发活力，成为经济改革的一大主线，其被尝试的办法包括：放权让利试点、试行企业经营承包制、企业自主权落实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而这些办法最终证明的是，在产权不清晰的前提下，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到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8.6倍。
国家显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百万计的“亲生儿子”们。正是在山穷水尽之处，改革再次“被动”地得到拓进，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肯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所谓“放小”，其本质就是改变所有制性质，让中小型国有企业实现私有化。
这一战略真正得到大面积的实施则是在1998年之后，朱镕基在这一年三月的北京“两会”上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提出“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他动用的办法就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这一战略引发了重大的思想和政策分歧，有人斥之为国有资产流失，有人则视之为一场产权革命。
“国退民进”运动从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政府最终放弃了之前二十年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改革路径，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从而也深远地影响着日后相当长时间的中国经济。2002年，一份题为《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四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改制”而来。到2003年的北京“两会”，朱镕基卸任，随后中央政府成立国资委，它标志着“国退民进”时代的终结。从此之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形成了“楚河汉界”之势，前者控制了资源、能源等上游产业，而后者则在以制造业、服务业为中心的中下游产业盘旋。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企业改革失去了对象和方向。
通过对改革历史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的三个结论：
——国有企业从来是企业改革的对象，而且是惟一之对象；
——国有企业的脱困不是以制度改革的方式完成的，而是以形成产业垄断来实现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完成，仍然以改革国有企业为主要任务，舍此，无他途。而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下，更为尖锐的问题则是：在一个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变革目标的国家中，国有企业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而现有的、形成了强大盈利能力和产业控制能力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这既是一个理论层面的课题，也是一个操作层面的课题。
就在上周，民间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报告称，考虑到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成本较低，2001年-2008年，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实现利润。
这份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这并非真实业绩，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在天则的这份报告中，融资成本和土地成本是分析权重最大的两块。
在融资成本方面，国有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0.016，民营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0.054。若按照民营企业的利率水平重新计算国有企业应支付利率，2001年-2008年利息支付差额共计约28469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84.55%。
在土地成本方面，中国土地出让制度沿用“双轨制”，工业用地和市政基础设施用地多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和成本价。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土地。根据测算，按工业用地价格的3%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年-2008年国有企业共应缴纳地租34391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102%。
如果天则报告的数据是真实的，结论是理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国有企业？我们很希望听到来自国资委研究机构对天则报告的反对意见。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则新闻是，全国政协委员、刚刚从中央企业——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职位上退下来的秦晓先生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提出,“从长远看，政府不需要经营国企。”他不是第一次表达类似观点，早在2009年，他就撰文认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遗产，应当被逐步社会化。
天则报告和秦晓观点已经在媒体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强的反响，而它们会在“两会”上遭到怎样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