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电台案震惊蒋介石 红色女特工牺牲蒙冤40年

本文摘自《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二）》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组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1939年冬天到1940年春天，在重庆的军统局本部罗家湾和重庆卫戍区监察科枣子岚垭以及马鞍山国民党人员宿舍附近有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姑娘。这个姑娘称重庆卫戍区监察科的张蔚林为哥哥，他们常常一起看电影逛街，关系看起来非常亲密。

1940年的一天，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在他重庆的办公室里接到消息，他亲自派往延安的特务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了活的。他破坏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又再一次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对他来说，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

他不明白：“人员是自己亲自委派，没有通过情报处；电台也是自己亲自布置，没有通过电讯处。共产党怎么可能会知道呢？难道我身边也有……”他不敢往下想。一股凉气从脚底冒上来。

这么绝密的行动，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又是谁泄露出去的呢？

这里有一封当时戴笠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翻译出来电文是这样的：“吾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一行三人携带小型电台，要通过贵防区混入陕甘宁边区，请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

戴笠万万没有想到问题就出在他发出的这封电报上。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截获了这封绝密电报，才使得戴笠的如意算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么，这样一封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是怎样被共产党截获的呢？又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截获的呢？

张蔚林，1916年10月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士绅家庭。1936年秋，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后被转往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八期受训。半年后毕业，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总台担任通讯工作。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在这里，他看到了国民党大后方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大失所望。此时，张蔚林的思想已逐步地倾向于革命，他还秘密订了一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暗地里和同事冯传庆、赵力耕等人传阅。

冯传庆，出身于北平一个电讯世家。由于他听力强，技术好，从庐山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留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无线电台。后来又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

张蔚林和冯传庆二人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他们无话不谈，并且决心一起去投奔延安。可是怎么去延安？他们是国民党军统的人，即便到了延安又该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他们决定冒险试一试！

重庆这时的政治气氛,正像这里的天气一样扑朔迷离,变幻莫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自从武汉失守,迁都山城重庆后,反共气焰更其嚣张。

重庆的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也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位于重庆市郊一处红色岩石之上，所以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就是在这里领导着大后方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南方局设有军事组，叶剑英兼任组长，成员有李涛、曾希圣、边章五、雷英夫、张清化等。

张蔚林和冯传庆两人决定结伴冒险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1939年8月26号一个炎热的午后，张蔚林、冯传庆突然出现在曾家岩周公馆，一进门，他们就说，“我们想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因不明底细，这一次叶剑英同志没有见他们，而是由另外的同志与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之后不久，张蔚林、冯传庆带着军统电台的一些机密资料第二次来到曾家岩。以此证明自己的抗日决心。叶剑英同志接见了他们，并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以获取更多情报，支持革命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1939年10月，在曾家岩由叶剑英、曾希圣介绍，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这是一所庞大的现代化通讯中心，大部分机件来自美国，是在美国谍报机关援助下建立起来的。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大量秘密特工。特务头子戴笠，就是通过这个电讯中心，为蒋介石提供国内外的情报，发布各种各样的秘密指令。

在国民党这样一个核心要害部门中发展共产党员，其作用和意义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

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好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所以他俩的工作非常重要，更为了保证安全，他俩不能再亲自频繁地到曾家岩送情报了。叶剑英考虑必须有人代替他们送情报。这个重要的人物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呢？可关键是到哪里去找这个人呢？

1939年冬天到1940年春天，在重庆的军统局本部罗家湾和重庆卫戍区监察科枣子岚垭以及马鞍山国民党人员宿舍附近有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姑娘。这个姑娘称重庆卫戍区监察科的张蔚林为哥哥，他们常常一起看电影逛街，关系看起来非常亲密。

这个姑娘是谁呢？

这个姑娘叫黎琳。黎琳原名余薇娜、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去往延安路上先后改名余慧琳、黎琳。到重庆后改名为张露萍。1921年农历5月28日，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母亲是北大学生黎丽华，父亲是川军军长余安民。

这个姑娘就是叶剑英正在寻找和期待的那个人。黎琳是由延安派到重庆来帮助开展地下党工作的。叶剑英根据她的个人情况和背景，对她的工作做了调整，派黎琳担任国民党军统电讯中心地下党特支书记，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单线联系。也就是说她与其他重庆地下党组织不能有任何联系，负责和她联系的是曾希圣和雷英夫同志。
一个18岁的小姑娘究竟能有多大能耐被叶剑英同志选中，让她来重庆接替张蔚林和冯传庆的地下党工作？想要更多地了解她，可以从李清的回忆得知一些：

“那天，寒风凛冽，我们下课时正好遇上送她们的卡车，大家热情地围上去抢接她们的行李。当我挤到车前，正好站在她的下面。我先帮她拿下行李，再向她伸出双手，她毫无扭捏，大大方方地扶着我跳下车。在我提着她的行李送她去住地的路上，倒是她先主动问起我的姓名。”

李清提到的那个她就是黎琳，也就是之前说到的后来在重庆出现的那个时髦的女学生。那么，李清又是谁呢？他们俩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李清，直隶省宁河县人，1920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员，曾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政治部秘书，中共湖北鄂东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秘书长，后任交通部副部长。

1938年2月3日李清去接刚到延安的新同志，黎琳就在其中。那么她是怎样去的延安呢？ 1935年秋天，黎琳以余硕卿的名字考入成都建国中学。结识了同学车崇英的父亲——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在他影响下，余硕卿参加了成都学联。后来又参加了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11月下旬，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同志的安排下，并改名为余慧琳和彭为工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踏上了她们早已向往的去往延安的征程。可是当他们12月初到达西安的时候，一位四川地方军少校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原来她父亲余安民托他买好了飞机票，要立即送她回成都。

余慧琳知道回去就是嫁人，为了摆脱此人的纠缠，她改名为黎琳。后来，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她终于在1938年2月3日到达延安！延安沸腾的革命生活让黎琳兴奋不已，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开始了朝气蓬勃的新生活。

在给家人及同学的信中，黎琳这样写道：“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大，毛主席给我们上课。大殿，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最方便的写字桌。”“我们除了学习，还参加劳动。对劳动最初不习惯，现在也能背八十斤，走几十里山路了！”

黎琳当时才十七岁，就已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因为军阀家庭出身的拖累，在经受了党组织半年的考察后，1938年10月26日，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黎琳在延安文联秘书工作期间，与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李清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不久两人就结婚了。

然而，就在两人新婚仅仅两个月后，中央组织部、社会部决定派黎琳利用自己的家庭关系，赴四川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深秋的一天，黎琳告别了生活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对于当天的分别，现在居住在北京已经90高龄的李清仍然记得很清楚：“那天，虽然天气很冷，但她的心却是热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今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当时，我们并没有分别的痛苦，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两人的诀别！”

那么，被党组织派往四川的黎琳到底要开展什么样的工作呢？她又会经历什么样的挫折和磨难呢？
当时，中共南方局给黎琳规定了三项重要任务：一、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

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让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将原名黎琳改为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她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并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张露萍的公开身份是一个无所事事，喜欢吃喝玩乐的富家女子，那么演好这个身份就需要下一番工夫了。南方局军事组还亲自对其发式、服饰等予以精心设计，使她尽量适合当地环境，看上去就像一个时尚摩登的年轻女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露萍背上了“叛徒”的骂名。

张露萍知道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也是对自己的一次严峻考验，她决心要机智、勇敢地完成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同时，她内心也产生了一些顾虑。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名换姓，公开地和军统特务住在一起，还要以军统特务家属身份出现，这要让延安的同志知道了，岂不怀疑自己背叛组织、投敌变节吗？尤其是让自己的新婚丈夫知道了，又怎么能解释得清楚呢？

张露萍的顾虑不无道理，事实也证明，她的顾虑日后全都变成了现实。

很快，有关张露萍到重庆后“人变了、学坏了，与军统特务人员纠缠在一起”的说法传回了延安，当然也传到了她的丈夫李清的耳朵里。

李清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有怎样的想法呢？李清回忆说：“她走后大约半年多，抗大一位去重庆治病的女同学回到延安，说她在重庆亲眼看到黎琳穿着布拉吉衣裙，挎着一个国民党军官的胳膊行走在大街上。我的另一位同学还专门来找我，劝我别再傻等她了。但是，我根本不相信她是那样的人。”

但是“黎琳叛变”的消息还是在延安不胫而走。也正是由于这份特殊的工作任务，使得张露萍日后一步步地背上了“叛徒”的骂名。

由于张露萍工作的特殊性，除了重庆的人以外，她不能跟任何人有联系，包括跟自己的丈夫李清。那她是通过什么方式给远在延安的丈夫传递自己的消息的呢？就是通过水果糖。从她离开延安到传出她判决这段时间里，张露萍曾托人给李清带回去两包丈夫最爱吃的水果糖。虽然包裹里不能留下任何只言片语，但丝丝入口的清甜，让李清一直坚定的相信自己的妻子绝不是别人口中的叛徒。但他并不知道年仅18岁的张露萍与此同时正凭着对党的一片赤诚，潜身虎穴，机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着艰巨而秘密的情报大战。

通过张露萍和战友们在重庆的工作，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呼号、波长、图表、电台分布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被张露萍一一送到了南方局。更为大胆的是，张露萍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冯传庆，还常根据她的安排利用电台值班空隙，巧妙地向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直接发出密电。

正是由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小组发回的重要情报，对于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党中央就是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准确情报，及时捕获了由戴笠亲自派遣的潜入延安的特务小组。

一天午夜时分，一个黑影急匆匆地用电码“滴答、答滴滴、答滴答滴”，敲开了张露萍的房门，来的人是冯传庆。他气喘吁吁地闪进屋，从身上掏出一份电报，异常兴奋地说：“这是戴笠发给胡宗南的一封绝密电报，我猜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冯传庆是一位破译疑难电报的行家里手，一般电报根本不在话下。但这次，尽管冯传庆、张蔚林、张露萍三人翻看了一本又一本的密电译本，还是一筹莫展。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忽然，冯传庆拍着脑袋恍然大悟：“这一定是戴笠和胡宗南之间另有约定的密电码。”

终于，一遍遍地加减试验后，三人最终译出了电文。而此时，天已破晓。

张露萍他们连夜翻译出来的那份重要电报的内容就是：派遣一个潜伏小组，携带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混入陕甘宁边区。署名是戴笠。
这封情报是戴笠亲自发出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可是没想到还是被我们的人截获了。同样南方局也是根据他们的情报，安全地转移了已经暴露的重庆地下党。

张露萍得到情报，国民党想趁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开会的时候将他们一网打尽。但由于时间紧迫，张露萍根本无法让别人去通知，她当机立断，当天晚上自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的南方局军事组，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正是由于张露萍及时传递的情报，才使国民党把重庆地下党一网打尽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1940年春天，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展到了顶峰。在前方，蒋介石“五虎上将”之一的胡宗南已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5个县和边境的16个区；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对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发动十二月事变，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策划消灭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牺盟会；在华北的石友三、朱怀冰等部队，更是把枪口对准了太行山的八路军。在后方，国民党钳制舆论，特务横行，开动一切的宣传机器，发动“反共”的政治攻势，并秘密逮捕了一些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

尽管如此，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室等都有了地下党，国民党的秘密消息怎能不走漏呢？

面对一连串的“泄密”，戴笠开始怀疑：“难道军统内部，真的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他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发报机上真空管的作用是将收到的电波微细信号扩大，便于情报人员研究翻译。谁能够想到，就是因为一只小小的真空管，直接导致了张露萍及其所领导的“军统电台地下党小组”的全军覆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0年4月，张露萍经组织批准回蓉探亲。当时，张蔚林在机房值班，碰巧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

随后张蔚林擅自逃离禁闭室，直奔周公馆汇报情况。南方局组织上分析认为，烧坏真空管只是工作上的过失，最多受点处分，张蔚林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

然而，与此同时，戴笠听说张蔚林逃跑后，已经产生了警觉，立刻派人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及密码的记录本、一本张露萍的笔记和一张七人地下党小组的名单。等到张蔚林跑回来时，立即被捕。那么小组中其他几人的命运又将怎样呢？

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知身份泄露后，迅速地翻墙逃出了电台大院，跑到周公馆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当即决定让冯传庆化装成商人，连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不要回重庆。然而，冯传庆刚刚渡江以后，还是不幸被埋伏的特务所抓获。

就在南方局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的前一刻，张露萍先接到了戴笠以张蔚林名义给她发的“兄病重，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南方局军事组收到张露萍由成都发回的电报后，知道张露萍中了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车站守候，希望能够营救张露萍。但是，当张露萍在两路口车站一下车，立刻就被守候的特务逮捕。这样，包括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山城重庆的军统电讯总台，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军统电台案”也让蒋介石万分震惊！

戴笠更是气急败坏，他一向以为组织严密、牢不可破的军统局内部，竟出了这样的事！此后，他曾懊丧地对一位亲信说：“这是我一生中的奇耻大辱，是我同共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被捕后的张露萍等被关在军统稽查处看守所，她意识到敌人将会进一步采取行动，会对中二路四德里的秘密联络站进行破坏。为了抢救同志，她在敌人未行动之前，机智地想出了一个办法，是什么办法呢？

当然是送情报了，但是在国民党的看守所里，怎么才能将情报发出去呢？

看守所所长毛列是戴笠的小同乡，自恃不同于一般的同级特务，遇事可以“担待”，再加上他并不了解案情背后的实际情况，只知道张蔚林兄妹被捕的原因是因为烧坏了一只真空管，属于工作上的一点过失而已。

张露萍正是看准了他的这个弱点，她让张蔚林送给毛列50块钱，请他帮忙送一张条子到四德里。条上写着：“表姐，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毛列并没看出异样，以为是小事，收下钱，当天下午就把条子送到了。

第二天，等戴笠派了大批特务去抓人时已是人去楼空。随后戴笠发现是由于“毛列送去了一张条子，秘密机关人员才转移”的情况时，暴跳如雷，立即下令将毛列处决。

戴笠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人，他假装释放张露萍，让她出现在曾家岩附近。张露萍早就识破了敌人计谋，但她没有进去，她甚至都不往周公馆看一眼。最后，监视和跟踪她的特务们一无所获，只得再次逮捕了她。

而此时在延安，关于“张露萍被捕叛变”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张露萍被捕后戴笠亲自主持了对她和张蔚林、冯传庆等7人小组的审讯。戴笠认为一个不到20岁的小姑娘肯定不堪一击，吓唬吓唬她就行了，只要把她先攻下来，其他几个也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经过数次审讯，尽管戴笠绞尽脑汁，先是花言巧语，威逼利诱；不行就酷刑拷打，肉体摧残。张露萍始终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们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黔驴技穷的戴笠命令司法科科长余铎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好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后经蒋介石批准，他们7人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的罪名被囚禁于白公馆。

在白公馆看守所，张露萍始终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坚持对军统电台支部的领导。她一直提醒大家要时刻牢记地下工作纪律：“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白公馆被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息烽集中营又名阳朗新监，对外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坐落在息烽县城南6公里阳朗坝猫洞，距贵阳72公里距重庆370公里。这里原来是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寨，现在是一个由三层二米高的围墙、矗立的碉堡、密集的铁丝网等构筑起来的监狱。几百名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紧紧围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大牢房，其中“义斋”为女监。

从1938年秋到1946年7月，整整8年间，这里先后关押了1200多名“犯人”，被杀害和折磨致死的达600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韩子栋等同志和马寅初先生、黄显声将军都曾长期被囚在这里。

由于息烽集中营的规模和地位远在其他监狱之上，因而在抗战时期，军统称它为“大学”；称“渣滓洞”等其他牢狱为“中学”或“小学”。它是抗战时期军统的“天”字第一号监牢。

在一间长不及两丈，宽没有一丈的监房里关着17个人。监房内的十六七个人每天只有两担水。吃喝洗碗，刷牙洗脸，洗衣洗澡，洗马桶等，统统由这两担水开支。水成了宝贝，新鲜空气更是宝贝！屋里的汗气、炭气、霉气、尿臊气等等，使人窒息！

然而，除了这些生活条件不堪设想外，张露萍他们还面临着来自狱中难友的精神压力！在息烽集中营，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等同志秘密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

当张露萍7人被押到息烽时，车耀先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自己亲自送去延安的女孩。在息烽当张露萍第一次见到她所熟悉的罗世文、车耀先的时候，也失声大哭！然而，当车耀先利用一切机会和张露萍接触时，她却总是尽量回避！原来张露萍始终谨记南方局的要求，不与其他党组织发生关系，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面对车耀先等同志疑惑的目光，她只有选择回避。

在息烽集中营，张露萍等7个人一直被狱中的共产党员看做是国民党的军统违纪分子。这也是张露萍一直蒙冤近40年的原因之一！

张露萍坐了5年大牢是在“义斋”监号为“253”的房间，电影《烈火中永生》里大家所熟悉的小萝卜头当时也在息烽监狱，他还管张露萍叫253妈妈。

就在张露萍到息烽两个月后,戴笠派周养浩接任息烽集中营主任，大搞所谓“狱政革新”，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梦想得到用酷刑和杀戮得不到的东西。而狱中党支部决定“将计就计”。张露萍他们几个在狱中是重刑犯，戴着脚镣手铐。狱中支部利用周养浩的狱政革新感化政策，解除了他们的手铐。

狱友们还制作了扑克牌，杨洸、赵力耕日语很好，每天定下课程教其他人学日语；张露萍在狱也中参加了缝纫厂劳动。同时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行为，她不断写诗作文，她还在狱中举办的文娱演出时，担任了《女谍》和《日出》等剧的女主角。

她在发表的《七月里的榴花》里写道：山城里的榴花，依旧灿烂的红满枝头。它像战士的鲜血，又似少女的朱唇。

铁窗生活漫长而又艰辛，一晃张露萍已在息烽集中营里度过了5个春秋。前面，等待她的又将是什么呢？

1945年初夏，戴笠由重庆到贵阳，曾在息烽短暂停留，刚坐下就接到军统局本部的急电报告，说军统西安看守所发生了中共党员牛子龙领导的越狱暴动事件，打死警卫和看守多人。

戴笠当即下令对这里囚禁的“政治犯”分批秘密处决一部分。6月下旬，戴笠由重庆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7人到重庆开释。张露萍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她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了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戴上了红宝石戒指；最后，张露萍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后，毅然转身，大步朝刑车走去。汽车行驶到离息烽县城3公里处的快活岭，在军统被服仓库前停了下来，张露萍等7人下车后枪声就响了起来。

狱中难友李任夫，当晚在一块小小的牛角片上刻下了253/1945/7/14一行字，来铭记着这个壮烈的日子！张露萍牺牲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

然而，由于张露萍等7人从事的是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狱中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解放后，她化名张露萍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事迹一直不为人所知，更是与烈士资格无缘。相反，由于前面提到的种种谣言，在张露萍牺牲后近40年的岁月中，一直背负着“叛徒”的骂名。

1983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中共贵州省息烽县委分别从落实政策和党史资料征集的不同角度，派出专人内查外调，叶剑英等很多同志都亲笔写了证明材料，这才还了张露萍他们7个人一个清白。

在彻底查清张露萍七烈士情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为烈士正了名，平了反。1985年春天并为他们竖立了烈士纪念碑。张蔚林等6人被评定为烈士，张露萍则被列为中央一级革命烈士。

1985年的春天，在贵州息烽快活岭已经白发苍苍的李清第一次来到张露萍的墓前为她扫墓。从他在延安送别黎琳的那一天到现在两人已经阔别了45年。

当年在延安时，每逢集会，大家总喜欢让开朗活泼的黎琳来指挥演唱抗战歌曲《干一场》。黎琳也总是落落大方地站起来，挥动起双臂，指挥上千人引吭高歌。因为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词唱得最有感染力，所以，当时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干一场”。如今已是90高龄的李清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黎琳的歌声：

“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昨天烧了王家寨哟，今天又烧张家庄。逼着那青年当炮灰，逼着那老年运军粮。炮火打死丢山岗哟，运粮累死丢路旁。这样活着有啥用啊，拿起刀枪，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