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赭山春秋预售情况:董仲舒同类相动说对六朝文论的影响

董仲舒同类相动说对六朝文论的影响

李巧玲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省建筑工程学校，河南 郑州 450007）

　　摘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历来影响颇大。天人感应同类相动说对南北朝的文艺理论其实是有先导和创始作用的。本文着重于阐述他的天人感应说中的思维方法即同类相动说，进一步阐述这种思维方法的特征，揭示这种同类相动说对六朝文论的先导作用,这种先导作用体现在六朝文论中的物感说和直觉思维等。
　　关键词：董仲舒；同类相动；思维方法；六朝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The Influence of Dong Zhongshu’s Similarities Mutual Action? Theory to the Literature
Theories of the Six Dynasties

Li Qiaoling
(Hen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Henan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School, Zhengzhou 450007, China)

　　 Abstract: Dong Zhongshu’s theory——the heaven and the human interaction exerte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The heaven and the human interaction and similarities mutual action theory had a leading and initial function to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Six Dynasties. The paper emphatically expounds Dong’s thinking means in his theory of the heaven and the human interaction——that is similarities mutual action, and further explains the character of his thinking means, also reveals his theory’s leading function to the literature theories in the Six Dynasties.
　　Key words：Dong Zhongshu; similarities mutual action; thinking means; literature theories in the Six Dynasties

　　董仲舒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由先秦子学时代开启汉代经学时代的代表人物。他援阴阳家之言来解说《春秋》，大大开拓了天道与人事互相影响之论，使《春秋》从蕴涵微言大义的史书，变成为具有神学法典性质的著作。董仲舒哲学思想主要有：世界观的天人感应目的论，思想方法的形而上学（即“天不变道亦不变”），认识论的“以名正实”，历史观的“三统”、“三正”循环论，和道德观的神权、皇权、族权、夫权的合理性。在这众多的理论中，我们只着重探讨于他的天人感应论中的思维方法——同类相动说。
　　一
　　关于同类相动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最早做出了论述。孔子作注的《周易·乾卦》文中“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在这里,儒家创始人孔子己经明确提出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同类感应论。
　　董仲舒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用以解释自然现象的“同类相动”的思维方法，并把它作为分析事物之间关系的普遍方法。董仲舒认为同类事物之间都能够产生感应，他说“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对于音乐上的共振、谐和现象，董仲舒也作了解释,《春秋繁露》称之为“同类相动”，以此为名而论之：“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则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①”他就此还作进一步的推论：“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阳相应而起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无非已先起之，而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故聪明圣神，内视反听，言为明圣，内视反听，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②”董仲舒还认为事物之间的这种感应不是没来由的，而是有其内在根据的。“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实使之，其使之无形。③”就是说宇宙中凡属于同类的事物都彼此共鸣或激励，能够影响同类的其他事物，即能够产生感应。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第五十七》论证了这一观点。“钟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有使之然者。物固有实使之，其使之无形”。这段话意思是说，钟振动发出声音而看不到形状，所以人们就说它是自鸣的，其实不是自鸣的，是有东西促使它的。确实是有东西促使它发出声音的，只是无形而己。
　　天和人也是同类的，因此他进一步推测天人感应。他说：“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因此“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通过这些，董仲舒论证了天人同类，为进一步论证天人感应提供了前提条件。天人感应是同类相动的一个例证。
　　那么，天人感应、同类相动的媒介是什么?《春秋繁露·天地阴阳第八十一》中说：“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地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澹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天地之间有阴气和阳气，常浸着人中，就像水常浸着鱼一样。所不同于水的，只是水是可以看见的，而气却看不见的。董仲舒认为：天与人之间就是通过阴阳之气来交流信息，相互感应的。
　　二
　　董仲舒的同类相动、天人感应说，本是在哲学范畴内讨论，似与文艺美学无关，但由于我国的哲学从来都离不开社会和政治，而文艺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人生、政治的反映，因而使二者也难以分割。前代的思想必然会对后来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董仲舒的哲学范畴的同类相动说自然也不例外，这种学说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必然的影响。
　　（一） 董仲舒的这种同类相动的思维方式，从思维指向看,更加注重整体,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体现在魏晋六朝的文论中，就是偏重于文学是物与心相互碰撞的综合产物
　　 过去一般认为“物感”说的起源要追溯到西汉之前的《乐记》“感于物而动”的理论，但实际上汉代董仲舒的同类相动说也更直接地促成了物感说的产生。董仲舒本着这种同类相动的认识，将人的感情变化与天地、气候相联系。《春秋繁露·阴阳尊卑》云：“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喜气者诸春，乐气者诸夏，怒气者诸秋，哀气者诸冬，四气之心也。”
　　这种同类相动的认识直接影响了文论中的物感说。
　　物感说又称感物说，是六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观念之一，其基本思想是：自然外物的变迁，引起主体的心灵波动，情不能已，发而为文，文学是物与心相摩相荡的产物。六朝三大文论家对此都有共识。晋代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④。开门见山要求作家投身于自然，静观默察从宇宙万物、春秋季节变化中激起创作冲动。梁代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⑤强调人情感物而动，诗歌自然脱口而出。《文心雕龙·物色》更详尽地探讨自然景物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具体分析了春夏秋冬四季更迭使作家依次产生“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沉之志’、“矜肃之虑”，水到渠成地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著名观点。刘勰充分讨论了客观外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他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⑥
　　“情以物迁”是说作者触景生情、情随物的变化而变化。他列举了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景象引起人的不同情感，把“物”与“情”看作是有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客观景物是激发创作情感的美感源泉。这种“感物而动”的思想与陆机所谓“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是一致的。
　　 梁代钟嵘《诗品序》也认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⑦”具体外在事物秉气而动，感发了人的志意情思，“摇荡性情”，便产生了审美情感，这种情感的展露和表现，形成了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作品。钟嵘又补充强调了感发诗情的外物除了自然事物,还包括社会生活。“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⑧”物既指“春风春鸟”等自然景物，感人之物，还包括社会人生的种种遭际，引发纷繁的思绪也就是“意”由“物”生，情因物感。所谓“叹逝”、“少思纷”的郁结源自于社会，个人的遭际生发的一草一木，诸种事物，无不浸染着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在这里，外物已非纯然的外在之物，而成为了作家的主观感受、情感因素浑然一体的审美意象。
　　感物说唯物地、客观地阐释了艺术创作的动因，它是全然不同于柏拉图的“迷狂”说的，同时,也不同于机械唯物论的“反映”论。“感物”,强调的是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交感互渗。“感物”是主体之“心”受外物变化的感染而引起情感的波动，从而产生创作冲动，然后形诸于“言”(也包括其它艺术语言)。在“感物”说的框架中，主休与客体相互依存、相互交融而产生艺术作品，主体并非孤立地、无缘无故地产生创作冲动，同时也不是对客体的被动依赖。在“感物”过程中，主体之“心”，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地位，“心”的能动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心感于物而动并非是对客观外物的模写，而是主客体的互相交融感通。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赞语中说得非常好：“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非常诗意地形容出诗人感物的主客体交融关系。这种注重主客体的统一也正是董仲舒论述同类相动说的一个特征。
　　（二）董仲舒的这种思维方式，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它不侧重理性分析，而是侧重经验直观
　　模式推理，就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也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把有关对象放在这一模式中进行推理，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扩张和吸纳的类比方法，董仲舒的同类感应学说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或然的，不可靠的。尽管在现在看来，他关于灾祥祸福与阴阳变化相联系的看法很荒谬可笑，但直到今天不仅中医理论仍极其重视用阴阳学说解释病因病理，就连文艺理论也不能无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异质同构或同形同构说仍在产生新的理论命题，“同类相动”的原则毕竟不是完全的唯心主义。虽然董仲舒的这种思维方法早已现出局限，但他的这种重直观的思维对中国古代的文论产生了间接影响。
??? 这种思维趋向于直觉与顿悟，直觉体现为一种整体性的情感体验，顿悟体现为一种主观思想对外物的投射和照彻。这两点恰好形成了中国物感说感物生情的思维基础。“生情”必须缘于“感物”，偶然的、不期而发的触物之情才是油然而生的不落俗套的自然本真之情，是“缘事而发”，“因事立题”。 灵感实际上是直觉思维的产物。感物生情这种物感说作为中国抒情理论的基本理念，在这点上，它的内在旨趣和理路与西方移情论明显区分开来。西方思维趋向思辨与实证，思辨体现着一种探本究源的求知精神，实证则体现着对外在景物大小、比例的认真态度，所以，西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是对感官经验的不信任。它也主张抒发自然本真之情，但它认为情的产生不靠心之触物，而是靠人的反思性来产生，必须对所抒发的情感作审慎的反省，人的思想才真正代表所有的情感。灵感实际上是直觉思维的一种。
　　较早地意识到情与物合的瞬时性特征，注意到直觉思维并明确地揭示艺术灵感的是西晋陆机，在其《文赋》中，他这样描述：“.……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⑨”这段有关创作心理中灵感现象的描述，历来被视为早期探讨艺术构思阶段“心物感应”活动的一著名论述。但是对于灵感的奥秘，他则陷入了不可知论：“虽兹物（指灵感)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及至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也同样是在描述艺术构思中的这种独特现象。这种直觉思维方式很显然与董仲舒的同类感应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他们共同关注和强调的就是这种直觉思维方式。
　　钟嵘的“直寻”说，指出了诗歌创作中直接的审美感受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这种直觉思维指向。“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⑩”可见在钟嵘那里，直寻只是要求直感，至于所描写的景象是否真能与情感契合无间，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他主要强调的是一种直觉思维。
　　董仲舒的同类相动、天人感应说使人们培养、产生出与大自然的生命共感，在诸如“人副天数”的认识中，看到了人与自然的一致，使生命哲学有了独立的意义，并与文艺美学相结合，开启了物感说和直觉等的探讨，可以认为，天人感应论对南北朝的文艺理论其实是有先导和创始作用的。

注释：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版.
② 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版.
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版.
④ 陆机《文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
⑤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Z］.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⑥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第四十六》［Z］.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⑦ 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⑧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
⑨ 陆机《文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
⑩ 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参考文献：
［1］《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M］ 王运熙 杨明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中古文论要十讲》［M］ 王运熙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12月.
［3］《六朝文论中的感物说》［J］张珂. 开封：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25卷四期.
［4］《春秋繁露义证》董仲舒著 苏舆撰，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2年8月.收稿日期：2009-04-01
作者简介：李巧玲（1978-），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学生管理以及古代文学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 李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