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立的博客

《援外手记》5、初试牛刀

杂谈

          波音七三七飞机呼啸着腾空而起，离开了首都机场，一路朝西飞去，从窗口望下去，脚下是京西起伏的山岚和早春光秃秃的原野，不时还能看到星星点点的村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自然也是第一次乘坐喷气式客机，一切在我眼里都非常新鲜。飞机发动机声音之大（波音七三七飞机的噪音比较大，现在已经被麦道、空客和波音747等新的机种取代）、速度之快，空中小姐整洁的工作装和脸上挂着的笑容，还有机上为数不多的几位外国乘客，这一些都让我感到新奇。

          正在我歪着头看着窗外，陶醉在首次乘坐飞机的兴奋之中时，有人轻轻拉动我的肩膀，口里叫着，“ 周翻译，周翻译”。我回头一看，是医疗队的一名女医生。我问她什么事， 她不好意思的说，她的旁边坐的是一位外国人，她的英文不好， 两个人不能说话，很别扭，想同我换座位。 我半开玩笑的同她说，那不正好借机会练习一下英语吗，她最终说了实话，说那个外国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她受不了。我义不容辞，或者说正中下怀，马上答应同她调换了座位。我还巴不得有机会同外国人聊聊天呢。

          我大学学的英语，但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专业课并没有完整的学完，更多的知识在后来的日子里，依靠坚持不懈的自学得来的。出于对外语的兴趣，加之对未来事业的憧憬，我从一开始就对外语学习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学的非常认真，非常刻苦。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最为轰轰烈烈的那几年，我也从来没有中断过英语学习，当然是偷偷摸摸的学，背地里学。

          为了掌握更多的英语词汇，我在不同的阶段背过不同版本的字典。找不到别的教材，我就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我还背诵过英文版的大型历史史诗《东方红》。为了练习听力，我专门买了半导体短波收音机，收听短波的外语广播。那时候，中央台每天有几个小时的短波英语广播，但语音语调有明显的中文味道，用词也带有明显的文化大革命腔调，觉得不是正宗英语，所以后来我常常在夜里偷偷收听国外电台的广播，主要是听新闻广播。

          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叫做“收听敌台”，搞不好是可以定罪的。文化大革命中间那几年，起初我会收听北朝鲜的英语广播，他们当时的英语广播很特别，很有趣，像是在喊口号。偶尔我也会收听日本和韩国的英语广播。说心里话，我对当时日本和韩国的英语广播更不敢恭维。七十年代初在北大荒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期间，由于离苏联较近，能清楚听到苏联的俄语广播。起初感到很新鲜，苏联男女播音员那种特有的、浑厚的嗓音和浓重的鼻音，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子，同中央台的英语有明显的不同。但听来听去，发现他们的广播也有明显的俄语口音，也不是很标准。再后来，胆子逐渐大了一点，夜里同学们都睡下之后，我就开始短时间的偷听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那时美国之音有针对中国的慢速英语广播，播音速度比较慢，吐字非常清楚，听起来特别舒服。所有这些，对培养我的听力，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然而，“英雄无用武之地”。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虽然相信自己已经很好的掌握了英语，但是，却从来没有使用或者验证的机会。文革大串连期间，我和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专门到青岛或者大连等港口城市去，目的就是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临时上岸的海员，以便找机会搭上几句话。几次下来，效果不佳，要么很难碰上他们，要么他们根本没有兴趣同我们对话。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大连的一个足球场外足足等了两个小时，终于等到他们踢完一场球出来，我凑上去搭话，问他们对大连的印象如何，一位说不清国际的海员很不友好，回答我说Rubish(垃圾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主动找外国人搭讪。

          这一次不一样，我不再是个穷学生，我是作为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的翻译，同外国客人乘坐同一个航班，因此底气比较足。非常自然地，我门两个人便了聊起来。对方是一位欧洲国家驻中国的外交官，十分健谈，一路上七个多小时的航程，除了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上空时，听到飞机上的广播，说飞机正在飞越喜马拉雅山，我低头看了脚下的喜马拉雅山珠母朗马峰之外（飞机飞行高度将近一万米，喜马拉雅山高度将近九千米，所以，飞机离主峰很近很近，几乎就在脚下，这使我深感震撼），其他时间，我们两人断断续续，几乎一直在聊天。

          我们从中餐聊到西餐， 从文学聊到历史，涉及许多话题。关于那一次的经历， 我在早期关于英语学习的文章里曾经专门介绍过（我的Techweb 博客里也有收录），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这次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正式同一位讲英语的外国人交流，不但检验了我的语言，同时也建立了我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