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宝俊牵出江:黄培松黄道传帮助邵武《禾坪黄氏族谱》散布闽粤及南洋各埠的前因与后果（三）

浙等地，并传承着守恭公开拓奋进精神，故闽台和海外侨亲，可以肯定大多数是属于紫云五安派下。因黄守恭公裔孙在开拓南洋之初，艰苦创业，难以顾及追寻祖源谱牒，到了他们事业有成或后代子孙发达时，或因社会需要创立黄氏宗亲组织之后，则需溯本尊祖，然而，却因紫云五安黄氏谱牒散失，久未重修，又偏偏是紫云黄氏权重名高的裔孙黄培松为他宗推行者，并受黄道传的煽动。所以身居南洋各国的宗亲，在无可依据的情况下，接受邵武禾坪谱，尊峭山为祖。关于此事，黄汉腾在《附录倡修黄氏祖祠祖坟劝捐序》明确地承认“峭山公已(以)前述而不详，故吾族人多尊峭山为始祖”。黄鹤在《棉兰江夏公所翻印族谱序》也坦然地称：“然而宗支分岐兴替不一，苟无族谱以志之，则行见后人‘数典而忘其祖’矣，虽追报之念离殷切，又将乌从?得详见先人之勋绩哉!斯谱也。”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黄道传携禾坪峭山派手抄谱到南洋，藉以晤黄和谋、黄益堂及芙蓉诸先生时，以袖出宗谱于诸先生之前。“诸先生翻阅之余，不禁慨然叹曰：‘予闽南一系失此久矣，满拟续修，因无考证，难以釆其本而溯其源，今幸遇子，请以此贻我可乎’。”可见捐献巨资的黄和谋、黄益堂及在座的诸先生均属“闽南一系”。而峭山是闽北后起之一系，“闽南一系”是吾紫云五安守恭公派下。所以南洋宗人在无谱可稽的非常情况下，误尊峭山为祖，此也不能怪之，然他们实与峭山一系并无关系。今真象已大白于天下，敬希海内外各地宗亲本着正本清流的原则，开展重新审订谱牒宗史之神圣任务，而无愧于先祖后人矣。

   以上前因既已挑明，皆出自黄培松和黄道传之所为。黄培松虽然不一定对紫云宗史很了解，但肯定不会不知他是紫云派下。在黄道传出示禾坪谱时，会向他介绍这是《江夏黄氏宗谱》(因传布的谱名就是如此)，身居高位很有影响力的黄培松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答应准许他携谱到各地捐募。并抄存厦门江夏堂，还翻印外流，致使以后产生严重的乱祖后果。而黄道传虽出自“孝心”的初衷，但是他是有备而来的，并不会不知黄培松是属于紫云派的，也不会不知紫云黄氏与禾坪黄氏是南北不同、时代不同、历史不同，毫不相关的二个支派。他不但不向黄培松声明，且在闽粤和南洋各埠宣募时，把禾坪谱说是《江夏黄氏宗谱》，把峭山吹为东南黄氏的始祖，并在谱后的附言中，号召“各外蕃衍派中”，“冀诸君以此谱内查接。”并“祈诸同志，勿忽我思，勿计各居其所。话不相通，原夫入其境，问其俗，从其音义。无论海角天崖，属我子侄者，尽是同源”。他虽不敢署名，可以肯定这是他在抄谱时加上去的。黄道传的所作所为带有很大的混淆性，他在实际活动中是闽粤和海外误导的祸首。

   由于黄培松和黄道传的错弄，其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禾坪派下有某些人为了弄假成真，近几年来参与和不断派人四出搞传谱、联宗活动弄得沸沸扬扬。其做法及产生后果如下：

   (一)、编造论据：近几年来，禾坪派下某些人抛出所谓宋代黄羽的《王霸别录》和黄彦弼的《晚唐笔记拾遗》二书，宣扬黄峭山的“历史资料”浪子先生如获至宝说：“几乎可把它当正史看待(《黄峭研究》)。该二书最初是由重庆黄峒景引用，我们当即请他提供复印本。黄峒景回信说是由三明黄杰波(浪子)方面提供的，他本人也未亲见该书。为获取与吾黄“宗史”有关的新出现的二书内容，黄永融宗亲即邮书黄杰波，请提供复印本。黄杰波则复书说该二书已送给邵武某人，并明确答复该二书是其从香港《明报》资料室笔记杂文部所录来的，还说该“资料室非与主管人员有交情者实不易进，非一般大图书馆、博物馆可比也”。这二、三年来，我们数度通过友人向香港《明报》资料室查阅这二本书，得到明确的答复是《明报》资料室并没有存在此二书。我们还通过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直接查询确证不存在该书，《明报社》说：连笔记杂文部也没有这个名称。我们再通过种种关系，到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大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以及香港大学图书馆、中文大学图书馆，均无查到上述二书。又查阅《中国丛书综录》，《四库全书总目》，《续编四库全书总目》，并各种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丛刊索引》等古籍类目，均没有发现该二书的内容和书目。有的宗亲又向邵武某人要求提供该二书的内容，而是推诿终归未能一见二书的真面目。

   直到最近，我们看到一本《王霸别录》第三篇《黄峭生平》的打印本。其封面上还署有“丰城惟衍氏黄羽拜辑”和“大宋重和元年(1118年)戊戌秋日”。奇怪的是这本有简体字的打印本其书名下，还盖上一个宋代阳刻篆文“惟衍氏黄羽”之印。稍览是“书”之后，更使人大出意外，其行文语句，都是现代人的口气，北宋那有这个文风?文中谈到唐乾符六年(879年)，峭山公八岁时，黄巢攻人邵武，随其祖贵华逃于龙溪县乌蒙山，为与上官、吴、郑三姓争水，其祖被推入井而死。偶然间出现一个不知来历，与峭山公非亲非故，毫无瓜葛的过路堪舆师李义。他却为峭山公强出头，与三姓约法三章：三姓各出银百两(计三百两)，作为贵华的丧葬费；又三姓各出一女为峭山公妻室，即是以后的峭山公三妻上官氏、吴氏和郑氏。李义就此留在峭山公家“执约”，并授峭山公“以经传诸子百家”。看来李义还是当时一个了不起的大儒，所以时过三年，也不必十载寒窗，“峭山学成”，并于唐光启三年(887年)，十六岁时“举孝廉”。十七岁“被举人贡”，春闱，中戊申(888年)科三甲第九名进士，并出任高邮镇参事……唐昭宗还赐给二万两黄金等等无稽之谈。

   且不说编造李义，峭山和三姓荒诞的故事，就是峭山于唐僖宗光启四年中戊申科三甲第九名进士一则，便露出马脚。据《宋史·选举志一》云：“(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诸科始试律义十道，进士免帖经。明年，惟诸科试律，进士复帖经。进士始分三甲。”这则历史记载，清楚说明进土分三甲是始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为什么黄峭山公会提前96年中三甲第九名进士，岂不怪哉?再说唐昭宗李哗继位时，正是藩镇跋扈，宦寺骄横，经济崩溃、国库空虚，唐室已处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再过十余年，唐室就覆亡了。惶惶终日的唐昭宗，还会对一个新任“高邮镇参事”峭公为修复家园之资赐黄金二万两。也不知这二万两巨金要由那里去支付?于理、于时和即将灭亡的唐室财力都是不可能的。

   更离奇的是，作者在写峭公出葬时的故事：“突然乌云密布，刮起大风，倾刻间乌风黑雨山体崩裂，将灵柩掩盖成一坟墓，堪舆师叹曰：此天葬也。”这种神化峭公的刻画稍有科学头脑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谎言。

   由于众多的学者，普遍认为身居高位的峭公，不论在中国任何一部正史中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虽然有人捏造很多事迹和官衔，却无人认可。甚至对峭公其人及其子孙等的存在都提出质疑；所以某些人心里很不踏实，就抛出《晚唐笔记拾遗》和《王霸别录》以证实峭公的种种之传闻不是“虚构”，是“有史可稽”的。故黄玉盘就把《王霸别录》的峭山公生平资料，加以引用，特地写了一篇目的性很强的文章—《峭山公族源有史可稽》以作为峭公历史的重要论据，以让那些对峭公其人其事持怀疑的宗亲，相信他的大作出笼之后，就已是“有史可稽”了。试问这本伪作的《王霸别录》就可以当做有力的论据吗?

   编造峭山事迹资料者，不仅是上述二书，已看到的如民国前期“合族裔孙重录”错谬百出的峭公《行录》，据《苗栗黄氏总谱》记说：“黄廷纶曾查编有关唐宋史书典籍，并不见黄峭其人，连《中国人名辞典》亦找不出蛛丝马迹”由此可见诸谱所载，公科甲出身，高官显爵，似有可疑。”但1971—1973年，黄廷纶却以《行录》为蓝本，结合历史时代背景把没有历史记载的峭公资料，混入正史资料之中，并注出自某某史书，以混淆视听。而且编有《太祖峭公大事年表》与《太祖峭公行谊实录》(译成语体文)等，以及把古今所有峭公资料充塞于菲律宾编的《江夏黄氏大成宗谱》之中，以讹传讹，还有1965年，台湾苗友出版社的《黄氏家谱》中以及近年黄敬宗整理的《邵武峭山公及故里嗣孙流传录略》所引用的峭公资料，也多为无稽之谈。近几年出版的刘佑平《黄氏通书》《黄氏通史》；重庆黄峒景的《黄姓通史》、广西黄燕熙的《黄氏通书》等等，对峭山公的“材料”不加审实和历史考证，就充塞其中，起到推广和误导的反作用：2001年又出现“邵武黄氏峭山后裔联谊会”编的《黄氏峭山公家传》一书中，所刊浪子(黄杰波)撰写《黄氏峭山公家传》为主体文章。其文如小说创作一样，黄永融宗亲对此已写了《峭山公家传读后》，以史为据，给予纠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