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万里遗藏“宋临汝窑洗子”谈起

[日期：2007-12-03] 来源：中国汝瓷网  作者：刘 涛　 [字体：大 中 小]     前不久，结识一对爱好收藏的夫妇。夫君姓贾，工学博士，现在深圳某机关工作。初次见面时，有人介绍他是陈万里的后代，家里可能还藏有陈万里留下来的瓷器。我听后将信将疑。信的是，这对夫妇虽不专门收藏陶瓷，却十分了解陶瓷专家陈万里的身世；疑的是，陈万里故去已３０多年，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正赶上文革动乱，像他那样无论政治生命还是个人性命在当时都可说“衰朽”的人，结局最可能是“人琴俱亡”。贾博士夫妇善解人意，随即回家取来一件陈万里遗藏给我看。这是一只青瓷盘，釉呈悦目的绿色，釉面隐现细纹，口径约１５厘米，折沿，浅腹，满釉支烧，圈足内分布圆点状支钉痕。原物残损，经拼对修补而成。一枚系着细丝线的小标签粘贴在盘口处，标签正面题“宋临汝窑洗子”，背面署“陈万里”。贾博士夫妇还一同带来了“旁证”——一本贴有陈万里照片的家庭影集。果真不假，眼前的这只青瓷盘确是陈万里遗藏。睹物思人，不免有些感慨。
　　
    余生也晚，１９６９年陈万里作古时，我还是个没读过几天正经书的小学生，自然无缘与他相识。但他却可说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在一所工科大学当编辑，在校图书馆有限的文史类藏书中，一次我竟意外发现了一本有关古瓷的小册子。这便是陈万里的《中国青瓷史略》。正是这本书，引起了我研习古陶瓷的兴趣，而这个兴趣，最终竟改变了我的专业方向和职业生涯。１９９３年，我调入文物部门后，研究古陶瓷一度成为我业务工作的一部分。随着研究的进展，特别是１９９９年着手编写《宋辽金纪年瓷器》一书以来，我对陈万里的治学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对他的那份敬意也就常怀在心了。
　　
    陈万里是个“永远生活在趣味中”的人。他早年学医，平生爱好广泛，昆曲、美术、摄影，皆有用心，尤以专研古陶瓷见著。多年前，因工作关系，我与作家张中行先生有过一些交往。张老先生性耽高古，年轻时常出入古董市场。我们由古瓷聊起陈万里，他说他当年逛琉璃厂常会碰到陈万里，“那时他就有名气，常给喜欢古瓷的人‘掌眼’。” 陈万里虽非考古科班出身，但多方面的学养或说异乎常人的悟性，使他成为我国自觉运用科学方法从事陶瓷考古的开山之人。
　　
    陈万里治学，最为人推重的，是他的行，套用孔子的话是：行有余力，则以为文。正是在他的身体力行下，我国的陶瓷考古开始由书斋走向田野，由“学问”向科学转变。这也可说是陈万里的最大贡献。早在上世纪２０年代，他就“八去龙泉，七访绍兴”；５０年代以来，他又重抖精神，遍访南北特别是中原地区古窑址。他的文章，也多是“行有余”而为之，重实证而少自矜，绝无明清以来偷懒文人陈陈相因的毛病。因而他的一些观点，也就能站得住，立得稳。如他对钧窑源流与年代的认识，我认为就经得起时间的验证。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陈万里在实地调查河南禹州古窑址的基础上，提出“钧窑代汝而起”的观点，认为钧窑“是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以及元代的一百余年间的产物”（《中国青瓷史略》），并敏锐地察觉“钧瓷开始露头角于汝窑极盛时代”（《禹州之行》）。虽然他的这一声音很快被明清翻版的“北宋说”淹没，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回头来看，我们发现还是他有先见之明。他的认识可能不够全面，却仍值得重视。（应说明的是，日本学者大谷光瑞等早在１９３２年就提出钧窑始于金代之说，其论据是钧窑所在地区金代后才由“阳翟”改称“钧州”。对这种“仅由地名之存废判断窑业之有无”的说法，已有学者提出批评。而陈万里的说法，主要基于“钧窑代汝而起”，可说是一个考古学观点。因此我认为，尽管陈万里的说法在后，仍自成一家言）近年来，钧窑的年代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我在搜集整理纪年材料并对钧窑历史作系统考察时，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钧瓷作为历史上盛行一时的瓷器品种，存世数量众多，但在金晚期以前的纪年墓葬和其他类型的纪年遗存中，却至今不见踪影。目前已知所有出土钧瓷的纪年墓葬等，年代都已进入１３世纪。在近几十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以及研究中，也始终未发现其他能够证明钧瓷始烧于北宋的可靠证据和线索。我以为，这一“反常”现象本身，其实就隐含了事实的真相。在拙著《宋辽金纪年瓷器》附论所收的两篇文章中，通过对钧瓷源流的追溯、对钧窑兴起的历史背景的分析以及对钧瓷典型器的排比研究，我提出这样一个看法：钧瓷的产生、发展与汝瓷（主要指“供御汝瓷”）有着密切关系，即它可能是在对汝瓷的仿烧中逐渐形成的一个瓷器品种；它的成熟应不晚于金中期，而早期有些产品——“汝钧”的年代或可早到北宋末年；早期钧瓷应是小规模生产的，其大量烧造而成为北方地区有影响的瓷器品种，当在金元时期。
　　
    不难看出，我对钧窑源流与年代的认识，与陈万里的“钧窑代汝而起”之说相通；我当然也乐意承认，自己的研究与陈万里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只是，和而不同。上面我提到“汝钧”，并认为它可以归入钧瓷范畴，或定性为“早期钧瓷”。在这一点上，我与陈万里的看法就不一致。恰好陈万里遗藏的那件“宋临汝窑洗子”，我认为与“汝钧”有很大关系，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陈万里《汝窑的我见》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东沟（位于今汝州市大峪乡。汝州旧称“临汝”）的一种青瓷碎片“没有纹片的很多，色釉极润泽，色调较龙泉深而带葱绿，这是汝窑的本色，也就是后来宫中命在汝州烧造青窑器的前期产物……”这里所说的“葱绿”瓷器，想必就是与他那件“宋临汝窑洗子”一类的青瓷。陈万里曾亲赴东沟调查过，那件“洗子”是否就采自东沟？对此我不敢臆测。但正像陈万里所说，“东沟的田地里，散布着的尽是此种碎片”。几年前，我去东沟一带窑址调查时，也见到不少此类青瓷标本。陈万里将这种“葱绿”釉色说成是“汝窑的本色”，进而认为这类瓷器是汝州供御青瓷的前期产品，这可说是个大胆的推论。可问题是，这一推论似缺乏考古材料的支持。说“葱绿”釉色是汝窑的本色，这尚可令人接受，因为陈万里所说的汝窑可能泛指北宋汝州境内的窑场，而不像今天将汝窑狭义化，专指宝丰清凉寺。即使从传世和清凉寺窑址出土的汝瓷来看，除天青、天蓝等釉色外，也有少量青绿釉色的。不过，若据此推论东沟这类釉色的瓷器是供御青瓷的前身，我认为就未免有些简单化了，或者说这种认识可能带有时代的局限了。在汝窑烧造宫廷用瓷之前，汝州青瓷以鲁山段店、宝丰清凉寺（北宋时，鲁山、宝丰均属汝州）、汝州严和店（今日所谓“临汝窑”的主要窑场之一）等窑场产品为代表，其釉色普遍呈“豆绿”，以印花、刻花者多见。看来，陈万里是把东沟的“葱绿”瓷器与汝州传统青瓷混为一谈了，其实二者无论在工艺源流、器物面貌还是在流行年代上都不尽相同。近年来，在河南许昌、郑州等地，如东沟“葱绿”一类的青瓷多有出土。除东沟外，汝州南乡一带及鲁山段店、宝丰清凉寺、禹州神后土等窑址，也都有发现。器物见有折沿盘、菱口盘、鸡心碗、罗汉碗（直壁墩形，也称“钵”）、单柄洗、长颈瓶等。釉色除“葱绿”外，还有天蓝、天青、灰青、灰绿等。根据器物类型排比研究，可知它们多属１２世纪流行器，也就是说，它们的生产与流通时间主要是在汝州奉命烧造宫廷用瓷（约１１世纪末至１２世纪初）之后。这类青瓷在今天有“汝钧”之称，其名称或有两层含义：一是这个品种兼具汝、钧两类青瓷的工艺特点；二是现已发现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汝州。我认为，这类青瓷可能是宋、金之际汝州等地民间窑场仿烧供御汝瓷或是受供御汝瓷启发、影响下的产物，它既与当地传统青瓷保有联系，又在装烧技术、烧成工艺等方面受到供御汝瓷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特点，并可能由此带来一个新品种——钧瓷的问世。
　　
    行笔至此，我忽然感到踌躇和不安。说到前辈的“局限”，那又怎样，难道我们就没有局限吗？像我前面所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似乎言之凿凿，发之无遗，其实也不过是一隅之见。当局者迷，不自知也！我们谁都挣脱不了“局限”。考古和文物研究，是路途崎岖漫长的历史考察，一个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往往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就像接力赛，需要一个团队前赴后继的共同努力。至于我们的问题，何至“局限”，我们的浅薄可笑之处，是不是更多些呢？反思诸己，再看陈万里，也就不能不感而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