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艺考过程:边缘人的非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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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谢海涛 西安 2000年西安火车站周边地区人员流动较大、成分复杂，长期以来成为刑事、治安案件的多发地，也是贩毒、吸毒活动的集中地。这是在一处废弃场地内当场拍摄到的几名注射毒品者的丑态。面对镜头，其中的一个吸毒者显得惊恐不安。惊恐的眼神、破烂的衣服、消瘦的面孔、骨瘦如柴的身体……在肮脏的环境中，虽然外来者的到访引起了一些恐慌，但是面对镜头的吸毒者仍然没有停止手中的注射。在后面的吸毒者则根本没有注意到摄影者的存在，而专心致志地进行着自己手头的“工作”。或者，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关心毒品以外的事物，畸形的需求已经吞噬了他整个的人。白色的海洛因在榨干他们的钱财、健康之后，将榨干他们的生命。
摄影/叶健强 广州 1983年照片上这位家长，把自己正吸的香烟递进了孩子的小嘴中，想让孩子像他一样抽上两口。孩子显然还小，对于突然而至的香烟，小胖手本能地抓着箱子。每年，全世界都有300多万人因吸烟而死亡，平均每分钟6人。吸烟或被动吸烟对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损害比成人更为严重。对于这些纯洁稚嫩的孩子们来说，最不需要的恐怕就是“烟”。婴幼儿思想意识未定型，可塑性很强，他们把父母的言行举止，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自觉不自觉地学习、模仿，而这些“记录”对他们心理的发展都起着潜在的消极影响。
摄影/文/舟浩 2000－2003年2000年的3月8日晚21点，呼啸的警车、救护车和尾随而来的大队记者冲进了济南市北大槐树附近一个小院，头戴钢盔的警察顶着刺鼻的腐臭从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储藏室里将一个双腿严重溃烂、脚上露着白骨、不停惨叫着的孩子连人带被子一起抬进了省立医院的急诊室。10天之后，医院做出了“双小腿坏疽”“营养不良、肥胖症”的诊断，并做了双腿截肢手术。这个孩子叫李强，13岁，然而他的噩梦并没有随着折磨了他多年的病腿一同被截断，在他永失双腿之后，一场绵延数月的官司再次像那两条病腿一样折磨着李强幼小的心灵。
摄影/马宏杰 洛阳 2003年学校的铁栅栏外面，或蹲或站着的三位男青年正和栅栏里他们的大学生女友说着悄悄话。非典时期，他们的“非典爱情”没有被口罩隔开，但却被栅栏隔开了，毕竟，从心间流露出的真挚感情，让享受爱情的人们几乎忘记了一切。2003年非典的时候，所有大学都封校，许多单位里也是没有出入证不让进。从四月到六月，所有学生不可以逛街，不可以去外面吃饭。许多大学校园里谈恋爱的学生只能牵手在校园里走走，或隔墙与恋人交谈，如同照片上这些痴情学子，非典，让他们的心靠得很近，因为这种灾难，他们懂得了彼此珍惜，并认为度过了别人无法体味的“最快乐的时光”。
摄影/王彤 河南1998年大概是因为无物遮挡的街心比别处来得凉快的缘故，这个人别出心裁地在街道中央的交通岗亭上旁若无人地睡着了。对于那些被盛夏的酷热和狭窄的空间折磨得难以入眠的人来说，露宿也许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了。作者用幽默的手法表现了市井中人对付炎热和拥挤空间的小小的智慧。
摄影/李楠 文/王石平 1989-1996年这是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难以看到的一种真实。如果你看到了那些盲孩子，如果你用你的心去看，这些照片会裹着一些东西向你的心口撞来，它们会撞疼了你……在这样的照片面前，我们会重新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活着”这样的一些哲学命题。在这样的照片面前，我们会流下已经轻易不为别人流下的泪水，我们心中埋得很深的一些被叫做“良知”的东西被唤醒。那些在永恒的黑暗中探索的盲人，他们无声无息地从我们身旁悄然走过，一脸的无助和茫然……
80年代末的一个偶然机会，李楠走进了济南市盲校。在那里，他结识了社会一个深深的层面，心灵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他拍下了盲孩子，没有造作，没有强化，尽量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每一个盲孩子都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们陷入永远的黑暗里，摸索着、试探着前行。因为身体的残疾，与外界交流的困难，他们常常都生活得非常封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因为感知能力的限制，他们接受社会的能力差，脆弱又单纯。并且，他们常常受到歧视。
《盲孩子》，李楠断断续续拍了近10年。这期间，名叫“一点”的盲童从小学上到初中、高中；名叫王茂国的盲童从小学到职高并以全国第七名的成绩考取了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当然，这些照片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缘起于其中的一幅作品。在这帧照片上，一个盲孩子双手好奇地抚弄着大卡车上的反光镜，显然他被这奇特的东西搞糊涂了，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个对于视力正常人来说再普通不过的事物。人间对于他们，原来竟存在着这样浩瀚的空白！于是，可怕的残疾人的悲剧，便被生动又残酷地表现出来，尤其这个被李楠捕捉住的盲孩子傻乎乎的模样，真叫人看了落泪！
这一下，我进入了李楠的世界—首先我站到了盲孩子们中间。他们一色的木讷，身体僵直，动作拘束，而且由于长期用耳朵的倾听来“观察”外部的一切，全都习惯地歪着脑袋—他们只能用脸颊去感觉辐射而来的暖洋洋的阳光，用手指的摸索去感受一件雕塑，用鼻子去享受花儿的美。如果不是李楠的引导，我们怎么可能深入到这样一种艰辛的人生？—用镜头对准他们，那些对此浑然不知并且永远无法理解照相和照片是怎么回事儿的孩子，他们没有一点一丝的造作和表演，那一切是那么残酷的真实，李楠流着泪，有时一天也按不下一次快门。他的内心注定要经历一次长长的挣扎……那每一个痛苦的时刻，他的情感都渗透到了底片上，浸润着照片中的孩子，让每一个看到了他们的人们，都感受到了他的那颗心，我相信，许多人在看到照片的那—瞬间都流了泪—盲孩子用指尖触摸着一朵盛开的玫瑰，她们看不到花儿的美丽，她们幼小的心里在想什么?“啊，花，花就是这样的。”她们触摸到了什么？花瓣的柔嫩？还是它们的单薄和脆弱？—玫瑰的刺没有扎疼她们吧？孩子们的无助和我们对他们的无助清清楚楚地呈现了出来，这是我们整个人类的残缺，是我们内心永远的伤痕。
摄影/王彤 河南 1997年全家人在一领凉席上酣睡，河滩上废弃的包装箱和编织袋里装满石头就成为了他们的枕头。天气越来越热，但是，由于农村用电受限、经济过于拮据，大部分农民家庭仍然无力购买空调等电器。这四口之家为了凉快将床移到了附近的河滩上。
摄影/王彤、石宝等 1997－2001年这组照片从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示了无论是酣睡的麦客、矿工、市民、小商贩还是农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在没有床的夜晚里度过了他们的各自睡眠。麦客们都是农民，照片上吃苦耐劳的他们就枕着自己的包裹，和衣睡在西安火车站的地板上，出门务工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和麦客不一样的是，在高高钢架上和矸石山上入眠的两位矿工，一位睡在高空的窄板上，全然不顾危险，另一位则睡在倾斜矸石山上，繁重的工作已让他们疲惫不堪，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睡个好觉，明天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就可以了，至于睡在哪里已无关紧要，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别无选择。相比之下，在交通亭下、河滩边、汽车旁和店铺门前露宿的人们就稍稍好一些。而为了避暑在河滩上睡觉的农民显然就本分多了，石头填充的纸盒就是他们安置美好梦乡的小枕头，凉爽的河滩就是天然的大空调……而在悬挂着“新疆拉条”“羊肉汤烩面”的小店门前，小店主正在三腿凳拼对的“床”上安卧，他们的店铺没有门，晚上只是用塑料帆布围拦了一下了事，在外面凉爽入睡的同时，也看店照顾了生意，小店主对此也早习以为常。另一幅睡在豪华车旁的人，显然是位穷人，他一无所有的无床夜晚与富人的豪华坐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摄影/文/居杨 1997-1999年3岁的丢丢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初吸毒成瘾的母亲给他起的这个名字，竟成为他幼小生命的真实写照。1997年7月17日下午5时许，北京市东城区公安民警在和平里地区原花园3楼的一套单元房内抓获了两名吸毒人员，并在堆满大量吸毒用的吸管、锡纸、天平的屋中发现了丢丢，当时他全身*，双手被绑，浑身布满烟头烫痕，已奄奄一息。3岁的幼童何以落到如此悲惨境地？经调查，丢丢没有父亲，母亲郭立芹22岁，河南省信阳县人，自14岁从农村老家来到北京，已卖淫、吸毒多年。1997年6月，她因欠毒款将亲生儿子丢丢抵押给吸毒者林魁、王福、王凤妹，一个多月来，狠毒的林、王等人则将无辜的孩子作为毒瘾发作时发泄的对象，捆绑、踢打、火机烧、烟头烫……他们的人性完全泯灭在吸毒后的狂躁暴虐之中。
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民警根据群众举报，快速出击，将幼童解救，并连续作战，将此案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擒获。丢丢被送进北京市儿童医院特护病房，经过3个星期的精心治疗，遍体鳞伤的孩子已渐康复，院方考虑到孩子的特殊情况，将上万元的医药费压缩至五千余元，但这笔费用该由谁来出呢？其母郭立芹因卖淫、吸毒被判劳动教养2年，住院手续中，监护人填写的是和平里派出所，而所里并没有这项专门支出，民警为这笔钱四处呼吁。丢丢出院后，虽然被东城区和平里西河沿敬老院的老人们代养着，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孩子未来的生活又该如何开始呢?随着《丢丢的故事》图片报道见诸报端，无数个慰问电话、信件飞进北京，好心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捐助了三万余元人民币，解决了困扰已久的医疗费问题，并为孩子以后的生活铺平了道路。
很多人都表示要收养丢丢，但因郭立芹仍具有对亲生儿子的抚养权而未能如愿。几经周折，郭立芹原籍河南省信阳县民政局（后改为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民政局）表示同意破例接收孩子。1997年10月16日，满身伤痕的丢丢告别北京启程回到河南。河南省信阳县民政局十分重视和关心这可怜的孩子，安排丢丢由该局职工杨素云一家代养，定期上幼儿园，民政局每月发给他300元生活费、100元抚养费，为了让孩子忘记不幸的过去，丢丢改名为中华。丢丢在杨奶奶家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他长高了，也胖了，可心灵的创伤如满身的伤疤一样难以抹掉，孩子还经常从噩梦中惊醒，他怕火，怕黑，怕被坏人带走……正在劳教的郭立芹托人送来的衣服，丢丢穿上就舍不得脱下，但对民政局的叔叔、阿姨说：“我妈来了，不要告诉她我在哪儿！”
摄影/谢海涛 宝鸡 1998年12月宝鸡市一位六旬老汉，在眉县青化乡凤池村的一棵大杨树上“筑巢”而居达18年，至今不肯“挪窝”。老汉名叫严振江，周至县终南镇老堡村人。18年前，他因与家人闹矛盾，请人算了一卦，说他只有离家出走18年才可消除缠身的“恶魔”。于是多年来严老汉一直住在离地15米的树上用玉米秆搭的一个“窝”里，风餐露宿。家人也曾试图接他回家，但第二天早上，老汉就又回到了树上。他说，自己跟候鸟一样，该走的时候就走，该回家的时候就回家。因为“罪”快满了，所以，尽管是寒冬时节，老汉还是在自己的平台上大声吼着秦腔，很是怡然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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