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碧珩受刑图:文章千古事

文章千古事

　　——在东莞一中师生文学讲座上的讲授内容节选

　　

　　讲座结束后，与该校高级教师、作家李成宗先生握别

　　应东莞第一高中之遥，3月5日上午为该校举办的文学讲座上，以文学与生活作为主要话题，与师生们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与交流：一、写作者要有敬畏之心、坚守之情；二、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三、写作是桩苦差事，有志者事竟成；四、文学创作的体裁把握问题。

　　

　　与东莞一中领导、师生代表合影

　　

　　什么是文学？我的理解：文学就是生命体验和审美思考——这样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过程。这个过程始终离不开生活。生活是所有门类知识的本源。离开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生活孕育了文学，文学反过来又形象地再现多姿多彩的生活，它记录生活、记忆生活、影响着生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谈文学，谈写作，一定离不开生活。所以，今天我跟同学们交流的话题主要围绕“文学与生活”展开。

　　 写作者要有敬畏之心、坚守之情。

　　 这里说的敬畏，是指对文字、对文章的敬畏；坚守，既是指坚持不懈的坚定信念，也是指勇于担当的高尚节操。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首歌，而且脑海里便立即回荡起这首歌的旋律——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

　　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

　　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他）给你包

　　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

　　啊，这个人就是娘

　　啊，这个人就是妈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啊，不管你走多远 无论你在干啥

　　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

　　咱的妈

　　你身在（那）他乡住有人在牵挂

　　你回到（那）家里边有人沏热茶

　　你躺在（那）病床上有人（他）掉眼泪

　　你露出（那）笑容时有人乐开花

　　啊，这个人就是娘

　　啊，这个人就是妈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啊，不管你多富有 无论你官多大

　　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

　　咱的妈……

　　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著名词作家车行先生。2008年，车行先生应邀来东莞，一次聚会，他亲口向我们讲述了歌曲《母亲》背后那一波三折的真实故事。歌曲背后的故事不仅反映出作者敢于坚持、敢于担当的鲜明个性，也表现了作者对文学创作真谛的洞悉和对生活脉搏的准确把握。

　　这首歌首唱之前，地方有关部门组织对节目进行审查，有关领导认为歌词中的“不管你多富有无论你官多大”似有不妥，因为首演的观众有地方政治局几位领导同志，还是慎重为好，有关领导要求修改歌词，征求作者意见时，车行先生说：节目可以不上，但我坚持保留歌词原貌。后来专家组大多数人认为，没有改动的必要。于是就通过了审查。但是，演出之前，车行先生还是叮嘱阎维文，注意演唱过程中观众（特别是坐在前面的地方政治局领导）的反应。当阎维文深情演唱到“不管你多富有无论你官多大”时，胡高层同志带头起立鼓掌，接着，地方政治局委会全部站起来了、地方政治局委员们全都站起来了、全场观众全部站起来了，全场掌声雷动，阎维文激动得热泪盈眶，唱完后三次鞠躬谢幕，观众席掌声仍然经久不息。

　　在车行先生诸多感动世人的作品中，他说他自己最欣赏、创作难度最大的作品是《常回家看看》，因为这首歌他是饱蘸着泪水写成的。1995年，车行的父亲去世了，当时他非常痛苦，甚至觉得世界都不美好了。夜晚，他端详着父亲的照片，泪水一次又一次模糊了视线。他想到孩提时骑在父亲背上的欢笑，想到风雨中父亲送他上学时的身影，想到从军时父亲在车站的深情叮嘱，想到父亲信中句句力透纸背的话语……他自责只顾忙工作，没在父亲健在之时多陪老人唠唠嗑、倒杯茶、洗洗脚……这些并不难做到，可多少人却不以为然啊！他决定写一首歌，写给天下父母，用自己的切身之痛以警世人。好多天，歌词写了一首又一首，改了一遍又一遍，却始终不能直抒胸臆。一次乘列车时，他看到大包小裹回乡探亲的游子，听到一位白发老人诉说对儿子的思念，看着、听着，他渐入佳境，立刻在一个信封上写开了。车到站了，歌写好了——这就是《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好歌入心，此歌一经唱响，牵动了无数父母儿女的寸寸柔肠！

　　由车行先生及其《母亲》背后的故事，又印证了一个浅显的道理——文章是写作者和所有读书人的第一件大事。事实上，文章不仅仅是读书人的“大事”，更是影响当代社会、影响后代子孙的大事。

　　唐代著名大诗人杜甫在他的《偶题》一诗开头两句就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前一句是对写作者的宏观要求，后一句是讲写作者要注重微观把握。

　　杜甫在其另一诗作《戏为六绝句》之二里有两句就具体阐释了“文章千古事”的具体含义，这两句诗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文学作品与作者本人割裂后，它就进入另一个传承体系——人，会“身与名俱灭”；而文章，却会在百转千回的历史文化长河里，承担起不可忽视的承启作用、影响作用。对于文章、文学的重视自然是因为文章、文学的重要，那么，文章、文学怎么重要呢？

　　去年4月16日，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在台湾大学开幕，开幕式上，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同学对来自全球各地的华文知名作家、学者说：“文学不是用来吟风弄月，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是最吸引人的艺术，可以触及灵魂的最深处。”这里又把文章、文学作品提到经世治国的高度。当然，“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是马英九同学引用另一位古代先贤——曹丕同学的话。是谁说的并不重要，关键是把文章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这种程度来认识，还真是少见。文章、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恐怕未必有他们说的那么重要，但是他们所说的也不无道理。孔子说“一言兴邦”，我看他们的观点还是有传承关系的。秦以李斯《谏逐客书》之故，善待外来人才，国兴而完成统一大业。也可见孔子、曹丕所言不虚。

　　文章历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有诗、词、歌、赋，书、表、策、论各种体裁（也即今天分类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脚本等），各种内容都可以在不同体裁的文章中体现，文章载道、抒情、论理、写意。能写文章自然是了不起的功夫，几千年的时光里，能写好文章、写出好文章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的。老庄孔孟、唐宋八家……

　　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文章也是如此。必须给人启发和思考，让人有正确的认识、理解，形成明确的方向目标，有效的方式方法解决问题。文章要有观点，要讲道理，要有情感。析理是为了明道，让读者接受观点；情感是为了吸引读者，让读者能获得美的享受。这就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啊！

　　其实写文章似乎没有什么诀窍和秘密，鲁迅说“文章怎么写，我说不出来。”文无定法，所以才会“得失寸心知”。文章也有形成定制的时候，如“四六体”、“八股文”，“抑扬顿挫”、“起承转合”，具备了形式的美和完整。不过，对于内容，却都是无关痛痒的套话、虚话、空话、假话，甚至谎话，言不由衷，且事不关民生国计。

　　文章的作用和意义不是用来装饰什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文章的使命和责任是重大的，不是玩物，不是游戏。“文以载道”，文章对人的解放思想、开阔思路要起到重要作用。要成为开启民智的钥匙。总之，文章对人要有好处，要使人受到教育和启发，让读者“开卷有益”。反之，产生消极影响，造成精神污染，不仅会有违写作者的初衷，而且是罪莫大焉。因此，在为文与为人这个问题上，所有写作者无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充满敬畏，不敢马虎。

　　如今报刊网络的普及，文章也多的很。因为工作需要，也是因为嗜好，时常阅读。但是好文章却不多见。而今媒体文章惶惶众矣，这其间多的是“官样”文章、“应景文章”、“求利文章”……没有分量，也不深刻，更不具有前瞻性。而且文章变的越来越“八股”，越来越没有新意，索然寡味。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一个需要好文章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缺乏好文章的代！创造，从哪里开始？青年人，要用激情和理智编织出美好未来的大文章，浓墨重彩写出人生社会的妙文佳构，用才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上点睛之笔——这才是写作者的应尽之责！

　　这么说，是否就意味着必须写出大时代、大题材、主旋律、场面宏阔、架构庞大的作品，才是好文章？事实上，并非如此，真正撼人心魄的往往是那些鲜活感人的生活细节和触手可及的凡人琐事。

　　诸如上面所举《母亲》，还有车行的《常回家看看》、《父亲》……都是用朴实无华、平白如话的语言，反映平淡琐事、真实情感，但却感天动地打动了亿万人心，一经传唱便风靡全国。这就是平凡的魅力，这就是情感的功效！这些，都来源于生活的积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其实古往今来的好文章，多是平铺直叙的。 就拿咱们中学课本选的课文来说——

　　《曹刿论战》开头：“公将战，曹刿请战……”——开门见山。

　　李斯《谏逐客书》开头：“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单刀直入。

　　韩愈《师说》开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直奔主题。

　　范仲淹《岳阳楼记》开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直白朴素。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开头：“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武器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有啥说啥。

　　毛高层《为人民服务》开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堂堂正正。

　　目的明确、充满自信的好文章，根本用不着在写法上故弄玄虚。巴金先生多次强调自己是“无技巧”作家。写作目的明确了，写作方法往往会随之涌来，水到渠成。你看司马迁写了那么些列传，体例、方法都差不多，却不使人因为雷同而感到厌烦，这里的关键在于他知道为什么要写，他要让笔下的人物随着文字“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他把一些反抗正统秩序的“执掌正义”之士写入《游侠列传》，这本身就是惊世骇俗之举。至于具体写法，如同评书里常说的，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朱家的材料少，就简略些；郭家的材料多，就详尽些。关键是达到恰如其分表达的目的。当法律不能保护个人的时候，当正义遭受摧毁的时候，当世道善恶不明的时候，如何拯救我们的灵魂，一部《史记》深深触及了这个千古疑问，因此它才超越了一般的“帝王家谱”，成为历史著作中的翘楚。

　　当代作家很多人都是从小学开始学习正规作文方法的，很多还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像王蒙、贾平凹、金庸等，还被请到大学里当教授、文学院院长，所以他们的写作技巧比一般作家要高。但是技巧高的作品却不一定能够成为经典，正像枪法好、杀敌多的士兵不一定被当做英雄、能成为将军。什么样的文章能够成为经典?还是举咱们语文教材的例子：论讲究技巧的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论不讲究技巧的有夏衍的《包身工》，还有半讲究半不讲究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它们的共同点何在?鲁迅先生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恐怕是一切作文和做人的“醒世恒言”。什么获奖文章，什么满分作文，什么状元妙文，都不要盲目崇拜，树为好文章的标准。那么，我们当代人如何超越时代局限，继承中国先人美文的优良传统呢?

　　功夫恐怕在作文之外。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曾国藩也对此话很重视。周恩来说：“外事无小事。”写文章其实也相当于“出门”，因为文章要见很多人：也相当于“外事”，因为涉及思想交流。 如果把写人记事提高到这个层次来理解，就不难激发出自己的真情，写小人物如写帝王将相，记小事件如记天下兴亡，字字句句皆成世界，妙法自在其中矣。清代袁枚有诗云：“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发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遥想我们中国写散文的祖师——“盲左腐迁”(指左丘明和司马迁)，都是“发愤著述”，谁关注他们学过什么写作方法。古人早都看破，他们不过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而已。从孔子到鲁迅，他们有一腔真情要对千古诉说，千古也因了他们而绚烂多姿。例子举到了这里，同学们可能还未尽兴。文章到底怎么写，不好说，但也不要紧，中国的路还很长，“中华民族”这篇宏文，还有待同学们继续写下去也。写得好不好，历史自有“寸心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