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母粒造粒机 塑料水:印度崛起不是“看”出来的

●中国舆论看印度似乎陷入了某种误区，通常是某位记者和学者到印度，把自己看到的写下来告诉广大的中国民众
 
　　●印度高科技软件服务业增值是在信息技术高速道上进行，不需要高楼大厦，也不需要公路、桥梁和集装箱码头
 
　　●中印两国，一个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另一个平房里飞出金凤凰，一个是苹果，另一个是橘子，无法相比，更不必搞零和式的相互竞争
 
　　
 
　　不能小看印度的贫民窟
 
　　前段时间，在北京从朋友口中听到中国一位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到印度访问后，回来连叹“hopeless（令人绝望）”，当时，我心里立即出现九个字：欠成熟、看表面、不深入。近年来，中国对印度的关注越来越多，这是好事。然而，中国舆论看印度似乎陷入了某种误区，通常是某位记者或学者到印度，把自己看到的写下来，告诉广大的中国民众。
 
　　用“看”来观察印度，自然无法看到中国人自己想看的，少有高楼大厦，有不少贫民窟等等。印度最大城市兼金融中心孟买，贫民窟人口多达700万，绝大多数居民享受不到自来水、厕所等卫生条件。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游客，一走出印度大城市的高级旅馆就可以看到满地的大自然厕所现象。但是，以此作为看不起印度的理由，可能往往是夜郎自大，不符合“满招损、谦受益”的中国传统美德。
 
　　印度是中国的近邻，两国在历史上相处得特别好，在近现代有着相似的命运，在当前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很多。这就要求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与发展战略专家客观、深入地研究印度发展的课题，认真看待印度所取得的成就。中国观察家首先需要不只是用肉眼去“看”。
 
　　印度现在是11亿人口住在300多万平方公里内，平均每平方公里住3000人，活动的空间太有限了。中国是13亿人口住在960万平方公里内，人均活动范围差不多是印度的3倍。在人口和空间的制约下，印度难以建设高楼大厦和现代基础设施，也正是缺少空间而产生了印度人口“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汇集）过程中的贫民窟。
 
　　然而，正如有外国朋友说，在印度，穷人可以在大城市冠冕堂皇地生存。孟买贫民窟有强大的居民组织，它的领袖在市政发展会议上和市领导人平起平坐。没有他发话，任何拆迁都无法进行。这也是孟买计划的新国际机场迟迟不能动工的主要原因。如果只从发展的进度来看这一现象，当然会有“令人绝望”的感触。但印度朋友更强调发展要有“human face（人的面孔）”，这就和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对上号了。
 
　　印度有“安贫乐道”的传统，民性倾向平和、纯朴，顺应自然、循规蹈矩。印度独立后采取渐进发展方针，尼赫鲁曾经以一个“r”字母的区别来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旋律。他说，中国提倡“revolution（革命）”，印度提倡“evolution（进化）”。半个多世纪印度的发展道路也不平坦，但不像中国那样大起大落。中国跃进式的进步是印度所赶不上的，但印度前进道路上也不会有中国那么大的风险与提心吊胆。
 
　　印度崛起不一定需要高楼大厦
 
　　最近几年来印度突然“崛起”，先是GDP年增长6%，过去三年连续增长8%，正在挤入世界经济强国之林。深入分析，当前印度经济产值的一半出自高科技软件服务业，它等于印度工农业产值（各占全国经济实力的四分之一）的总和。这是现代经济教科书上所找不到的发展模式，它和中国相比，具有四大特点：
 
　　第一，印度似乎决定不搞工业化而集中力量发展软件服务业。她的战略考虑是：印度人语言能力特强、有一亿英语流利的知识精英，印度是“零”的发明国，一千多年来数学最发达，印度已经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的从产品开发到程序设计、医疗化验、报表统计、电话服务等工作接过来了，最终将成为“全球办公室”。如果这条路走得通，就可以避免中国所付出的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
 
　　第二，印度高科技软件服务业增值是在信息技术高速道上进行，不需要高楼大厦，也不需要公路、桥梁和集装箱码头。反过来说，中国那高楼大厦和雄伟的高架桥、高速路等却生产不出印度软件设计师在矮小平房电脑中制造的那样惊人的增值。
 
　　第三，中国经济增值主要依赖外资和外国技术、机器来到中国运作，中国以劳力相配合，等于是当厨房下手、“为他人作嫁衣裳”。印度当然暂时借跨国公司提供的平台操作，但产值出于印度精英的脑袋，因此自主性强，任何时候都可以独立操作。已经有少数印度公司摆脱了跨国公司的垄断而开始在国际上显露头角了，他们在中国也开始建立业绩。
 
　　第四，印度“崛起”奇迹主要由于两种“学院”和全球化最新发展趋势呈天造地设之势。一是尼赫鲁总理从1950年代开始设立的印度理工学院，现在已有将近10所。另一个是最近20年来涌现的印度商学院，也有将近10所。商学院的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增加，毕业后收入一年胜过一年，主要是跨国公司热情欢迎。毕业生在印度服务起薪是每年7.5万美元，到外国服务年薪高达20万美元。印度商学院文凭响当当已经可以和美国哈佛、斯坦福等大学相比。换言之，印度创造的经济奇迹并不是全民努力，是大约一千万印度知识精英使印度在全球化中异军突起。相比之下，中国“崛起”是亿万群众血汗的结晶，投入大、出产小；印度是投入小、出产大。
 
　　相互学习，“龙象共舞”
 
　　从这最后一点更可以看出，印度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如果在未来的十年中再有一两千万精英参加进来，更会如虎添翼。如果印度百分之十的人口都变成这样厉害的价值创造者（这是完全可能的），印度的经济实力就不止是翻一番、两番，而会是五倍、十倍的增势。
 
　　以上这种比较并不是夸耀印度而贬低中国的成就，只是想把两个迥然不同的发展范式展示出来。中印两国，一个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另一个平房里飞出金凤凰，一个是苹果，另一个是橘子，无法相比，更不必搞零和式的相互竞争。
 
　　当今的全球化有两大特点：一是“英语王国”，二是它由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统治，按照跨国公司的设计行事，为跨国公司所有、所享。“英语王国”使印度知识精英占了便宜。这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印度精英的“英语王国”优势也覆盖日本、甚至欧洲的非英语国家。
 
　　可是也要看到，在这为跨国公司所有、所治、所享的“英语王国”，印度和中国同处于下游，大头被跨国公司拿走了。印度那被贫民窟包围的五星级现代化绿洲并不是发展的理想。中印两国都面临一个宏伟的目标：让本国10多亿人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这两个人口和经济力量总和占全球1/3左右的实体首先变成全面小康的“和谐世界”，当今的国际局势就会开始与“文明冲突”分道扬镳、化戾气为祥和。因此两国的精英应该努力“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国际舞台上，“龙象共舞”。▲
 
　　(作者是旅居芝加哥的印度华人学者。)
 
    《环球时报》 (2007-01-05 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