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配件有限公司:美元发行冲破国债制约--量化宽松政策是美元再次质变的标志

美元发行冲破国债制约
量化宽松政策是美元再次质变的标志

《环球财经》■ 潘亮

在传统的货币发行体系中，美元的发行是以美国国债为惟一抵押物，只有美元的发行绑定美国国债，政府才能制约私人金融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联储是间接发钞；而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就是以金融系统内部的不良资产作抵押发行美元。至此，美元发行在摆脱了黄金的控制之后，终于又冲破了美国国债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本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历史意义堪比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当前财经界谈论的最热门的话题，大多数人把美联储这一“创新型”货币武器简单地等同于传统的降低联储基准利率。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在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后格林斯潘连续14次降息的时期，却没有人提出所谓的“量化宽松”的概念呢？
笔者以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于降低联储基准利率并非是“新瓶装老酒”的关系，而是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不真正理解这种区别，我们对未来货币市场乃至全球经济的展望将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标志着美联储从“间接发钞”变为“直接印钞”。要了解这种转变，我们首先要简单了解一下货币发展史。

现代金融诞生之前：
通过发行货币攫取货币红利
在现代金融诞生以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货币都是由贵金属担当（中国是铜、白银而西方是黄金、白银）。由贵金属担任货币虽然在储存、价值度量方面有很多优势，但是也存在着一个天然的缺点。由于贵金属的稀有性及当时冶炼技术的限制，货币发行量往往跟不上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实体经济总是陷于通货紧缩的风险之中，经济发展受阻。而在通缩经济中，货币相对于社会资源及劳动产品的稀有性，造成了“发行”货币在占有社会资源及劳动产品方面将产生相当可观的利益，即货币红利。而且经济越发达，受通货紧缩的羁绊就越深，通过“发行”货币攫取货币红利的利益驱动就越强大（这里货币“发行”的概念既包括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以政府暴力手段强制社会接受货币流通的公开发行，也包括私人通过降低货币中贵金属的成色，以欺骗的手段在市场上流通的地下发行）。
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中西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中国的策略是重农抑商，鼓励自然经济，而打压商品经济（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交换，因而对货币的依赖也不强）；西方则是通过屠杀印第安人以及鸦片贸易等手段从世界其他地方掠夺金银，解决自身货币发行量不足的问题（所以西方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屠杀与掠夺的基础上的说法毫不为过）。
再看看历史上通过发行货币攫取货币红利的案例。在西方，公元190年至公元300年期间古罗马帝国战事不断，罗马皇帝不是发动侵略帕提亚的战争，就是抵抗波斯后裔萨珊帝国的西侵。为了筹措军饷，罗马帝国相继削减铸币尺寸或在铸币中添加贱金属。这种降低货币中贵金属成色的方式在罗马帝国时代代相传，最终导致物价上涨，铸币贬值。公元138~301年，古罗马军服的价格上涨了166倍，自2世纪中叶至3世纪末，小麦——物价水平的主要指标——涨了200倍。在公元253~268年之间，银币的含银量还不到5%（现在美国出兵伊拉克、阿富汗导致国债激增，美元大幅贬值与历史何其相似！）。
在中国，由于北宋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仁宗时期，政府设益州交子务，在之前“私交”的基础上，正式发行了“官交子”。虽然北宋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成功，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但北宋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当出现政府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政府就会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哲宗绍圣年间，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届总量的数倍。最终交子因丧失信用，巨额贬值，退出流通领域。清末咸丰年间，政府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发行了纸币大清宝钞，最终也因为发行过滥而贬值，到咸丰末年，几成废纸。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首先，在纸币产生以前，货币红利基本上被政府以暴力强制方式垄断，因为贵金属本身就是实物资源，而实物资源的所有权最终归属于掌握社会暴力的一方，私人金融资本只能通过非法私铸或降低货币中贵金属含量的欺诈手段挖挖墙角，无法长期公开分享货币红利。但是从纸币诞生后，货币红利就不再被暴力所独占，私人金融资本也可以通过信用发行纸币，长期公开地分享货币红利。明清时期晋商通过经营票号，依靠其私人金融资本的信用实现了“汇通天下”。晋商票号发行的汇兑银票（存银收据）其实就是一种准货币，而支撑银票流通的就是开具银票票号的兑付信用。
其次，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金融资本，只要货币红利足够大，他们都无法抗拒通过建立“劣币发行体系”（无论是贵金属含量减少的金属货币还是根本就没有贵金属成分的纸币，相对于贵金属货币本身而言都是劣币）攫取货币红利，以满足自身平衡财政的需要或是资本增值最大化的追求，而“劣币发行体制”一旦建立，无论是政府或私人金融资本都将无节制地滥用“劣币发行体系”，直至其彻底崩溃。

现代金融诞生之后：
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在货币发行中平衡
随着世界经济日益发展，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无法回避一个难题：如何保证货币的发行量既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实体经济的需要，但又不至于被滥发而迅速崩溃。西方现代金融正是在破解这一难题过程中破茧而生的。鉴于以往“劣币发行体制”被单一力量操控必然导致货币滥发继而崩溃的历史教训，现代金融体系中的货币发行权由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共同掌握，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在现代货币发行体系中是一种既利益共谋又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具体言之，就是政府发行国债，将国债抵押给私人金融资本，私人金融资本以抵押的国债作为信用基础发行法币。
在现代金融系统的货币发行过程中，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利益共谋是很好理解的。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金融资本都能从多发货币中得到巨大的好处。货币发行权既然由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共同掌握，发行货币的货币红利就自然被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共同瓜分。对政府而言，多发货币的货币红利体现为政府可以在短期内具有更强大的占有社会资源的能力。假如它想打仗但没有钱，如果金融系统能多创造一些货币给它使用，政府就能调动资源开战，并最终可能打赢战争，因此政府能够从金融系统多发货币的活动中受益。对于私人金融资本而言，多发货币的货币红利体现为国债的利息收入，虽然国债的利率往往都不高，但是计算利息的本金数额却是非常巨大的，且生息本金的成本为零。因此私人金融资本从多发货币的活动中受益更是不言而喻。
如果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都能从多发货币中得到好处，那么又该如何保证货币不会被过度滥发而崩溃呢？
在现代金融系统的货币发行过程中，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又是相互制约的。这种制约关系表现为印钞权在私人金融集团而非政府手中，政府只能发行国债不能直接印钞；但私人金融集团也不能随便印钞，因为它必须以政府抵押的国债为信用基础，如果政府不发行国债或者发行的国债销售不出去，那么私人金融资本就无法印钞。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金融史上最有权势的私人金融资本家族都跟国债有着不解之缘。例如，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内森·罗斯柴尔德利用拿破仑与惠灵顿的滑铁卢战役，大笔吃进英国公债获利的故事。
其实，内森·罗斯柴尔德真正的成功并不在于他利用英国公债价格涨跌的差价赚取了多少钱，而在于他把握了一个历史性机会，垄断了市面上的英国公债，从而牢牢控制了英国公债的价格，这也就实际控制了英国公债的发行权。控制了英国公债的发行权也就主导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也正因如此，内森·罗斯柴尔德才会发出“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这个人就是我！” 这样的豪言壮语。
再比如美国的赛利格曼（Seligman）银行家族，该家族从承销美国南北战争的北方公债起家，最后主宰了美国的国债市场。美国财政部曾经在南北战争后为重建经济而发行公债，由于在发行债券的利率上与赛利格曼家族谈不拢，因此在债券发行初期赛利格曼家族并没有积极地参与这笔公债的承销，结果这批债券在欧洲根本卖不动，最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妥协，调整了债券的票面利率并邀请赛利格曼家族作为主承销商参与承销，这批债券才得以在欧洲顺利热销。
这段历史公案更深刻地反映了政府与金融资本在货币发行体系中相互制约的微妙关系。试想，当时美国刚经历完南北战争，政府财务状况实在是不妙。1866年，美国国库只剩大约1亿美元，而公共债务在战争中已经迅速膨胀到30亿美元。按照现在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标准，当时的美国公债对于欧洲投资者而言是十足的垃圾债券，这些垃圾债券如果没有欧洲金融资本的鼎力支持是无论如何也卖不出去的，而赛利格曼家族正是欧洲金融资本在美国的利益代言人。所以当时美国政府想绕开赛利格曼家族，以较低的利率在欧洲直接发行债券筹集战后重建资金的举动显然是无法成功的。但如果美国公债在欧洲找不到买家，那么欧洲金融资本也就无法通过发行更多的美元而攫取更多的货币红利。因此，一旦美国政府在利率价格上做出妥协，即使美国公债这样的垃圾债券也能在欧洲热销一空。赛利格曼家族凭借其在欧洲金融资本中深厚的人脉关系，既扮演着帮助美国政府销售公债筹集资金的角色，也担负着代表欧洲金融资本控制美国货币供应，攫取货币红利的任务。
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在货币发行中的这种平衡关系从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之日起就这样一直保持着。1929年的“大萧条”没有打破这种平衡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也没有打破这种平衡关系，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还是没有打破这一平衡关系。直到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政府与私人金融资本在货币发行中的平衡关系终于被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打破了。

“量化宽松”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底是什么玩意呢？美联储公布的会议纪要和报告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2009年10月14日，美联储公布了其9月22日至23日的联储会议纪要，其中显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所有成员均支持在目前情况下发出明确信息，表示将足额购买1.25万亿美元的机构M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部分具有投票权的委员支持增加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购买规模以提振经济。紧接着，在美联储2010年5月24日发布的报告称，无意出售包括逾1.1万亿美元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在内的名下任何资产。
以上信息表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就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用美元购买金融系统内部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货币政策“量化”的就是美国金融系统内证券化的不良抵押贷款规模，其实质就是以金融系统内部的不良资产作抵押发行美元。
在传统的货币发行体系中，美元的发行是以美国国债为惟一抵押物，只有美元的发行绑定美国国债，政府才能制约私人金融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联储是间接发钞。但抵押贷款证券是私人金融资本内部的资产，如果能够以抵押贷款证券为抵押物发行美元，就意味着私人金融资本可以摆脱政府，自己直接印钞了。美元发行在摆脱了黄金的控制之后，终于又冲破了美国国债的制约，由此可见本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历史意义堪比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本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恶果绝不可小视。其一，如果美联储能够以金融系统内部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抵押发行美元，那么理论上，它将能以任何一个证券化的资产作为抵押发行美元，美联储事实上成为控制美元发行的单一力量，政府对于私人金融资本的制约形同虚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劣币发行体系”被单一力量控制后，它一定会被滥用直至崩溃。其二，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具有非常坏的示范作用，它将会引发不同经济区域的“劣币发行体系”竞相被滥用，使全球陷入不可逆转的通货膨胀周期。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呢？其实，国内的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考虑的思路。《环球财经》编委张捷在其《老百姓的收入为何越“调”越低》（参见《环球财经》2010年11月刊）一文中指出，我们相关调控政策的重点，不应是防通胀（因为防不住），而是怎样在通胀中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的核心利益上。我们为了防通胀而始终压低各种资源、能源和人工价格，实际上却是用自己本国的资源、能源和人工来补贴制造通胀的美国（美国是中国制造最大的购买者）。也正是因为有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在用本国资源承担着全球的通胀压力，美国才敢肆无忌惮地利用通货膨胀赖账。
作为对策，我们应该趁美元不负责任贬值时，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愿意持有人民币的国家都能投资于人民币债券（而不是股市、楼市等资产市场）。然后将这类人民币债券从国际市场中筹集的资金运用于保障民生、产业结构升级、自主科研创新等维护中国社会核心利益的项目上，让这些人民币债券的收益与中国社会的核心利益直接挂钩。最后是将国内的资源、能源和人工价格放开，将由美国制造的通货膨胀引导回美国，让美国意识到制造通货膨胀迟早是会引火烧身、玩火自焚的。
当全球新兴经济体普遍进入不可逆转的通胀周期时，我们的应对策略绝不能是囿于本国视角下的直线性逻辑，而要以全球视角寻求最佳的博弈结果。

国际货币体系演变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
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这就使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
在这一背景下，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是构成这一货币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维持这一体系正常运转的中心机构，它有监督国际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三大职能。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缺陷。其致命的一点是：它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
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于这年8月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2月美元进一步贬值，世界各主要货币由于受投机商冲击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