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与海洋工程杂志:林家大湾：选择与表态—在“林副统帅”家乡反弹琵琶“讲政治”之三

                  林家大湾：选择与表态

—在“林副统帅”家乡反弹琵琶“讲政治”之三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陈海春

我在上课时告诉学员们，讲政治就要旗帜鲜明。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旗帜问题历来是我们党重视的大事。我们党看待旗帜问题有两个特点，一是关注旗帜本身的颜色，红旗不能变色；二是看追随者对旗帜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旗帜鲜明就是指一个人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态度是否十分明确，是否毫不含糊，其判别标准只有二个：一是选择，二是表态。

不过，从政这个行当有一个很怪的现象，人们说的未必是人们做的，人们做的未必是人们能说的。比如，识人都说要观大节，略小过；要看历史，看全面，但是许多领导者就是盯细节，看一时，而且是看关键时刻你是如何选择的，关键时刻你是如何表态的。这和搞技术不同，搞技术你九十九件事情都搞砸了，只要你一件事情搞对了，同行做不到，你就是专家，你就能够得到同行的认可，你就可以从边缘走到中心；而从政你九十九件事情都搞成了，只要你一件事情搞砸了，领导不满意，你就是草包，你就得不到领导的认可，你就可能从中心划到边缘。所以要“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段时间，为了写林彪家乡“讲政治”三篇小文章，看了几本不同角度写他的传记。在这些书中有人贬的多，有人褒的多；有人自称公允但未必做的到，有人自称观点正确但却失公允。其实，我以为，用一句话可以概括林彪：此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其成也在选择与表态上，其败也在选择与表态上。

——林彪是一个极善选择和表态的人。林彪早先并不是毛主席的“嫡系”而是朱总司令的“嫡系”，林彪是跟朱德“南昌起义”来到井冈山的，而毛泽东则是“秋收起义”的首领。但是，林彪在井冈山结识毛泽东后，除个别时间与毛唱反调之外，绝大多数时间是毛路线的忠实捍卫者，是毛本人的忠实追随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忠实捍卫者和追随者。黄克诚大将是我党党内坦诚讲话的为数不多的人，也是在被毛主席整得很惨，但毛去世后依然说毛好话的为数不多的人，我非常敬佩黄的为人，也非常相信黄的讲话。在《黄克诚回忆录》中，黄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手下有三名最得力的战将：彭德怀、林彪和黄公略，但相比而言，林彪更受毛泽东的赏识，林彪的特点是能干又听话。

林彪这个人，性格内向，语少意重，一般不表态，没想好不表态，表态后则很少反悔，而且早年在主席面前很少说言不由衷的话，换言之，敢表真态。林彪在解放战争年代是这样表态的：“毛主席指向哪里，我林彪就打向哪里，绝对不向中央讲价钱。”这就是在彭德怀倒台后，林彪从养病的后台走到了前台，据叶永烈写的《毛泽东与林彪交往秘闻》（我不是很相信叶大作家的表述，但是他文章的大意还是可以相信的）中记载，当林彪取代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后，他对办公室和家里的工作人员宣布了一条纪律：“今后我这里要有这里的纪律，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我们谈到党的工作和我们这里的工作，都要提毛主席的领导。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林彪的今天和一切。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大统帅，其他的人都不行，都不够格。我们眼睛里就是要只有一个统帅，一个领袖，一个天才。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这个观点，你们到了外面可以广泛地讲，广泛地说。”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从1959年9月17日，林彪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后不出一个月，他就在党中央权威性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的长篇文章，打出了高举旗帜的架势。此后，他的调子越来越高，提出“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提出“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毛大为叫好，他说，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是一个不善选择和表态的人。政治是个漩涡，不表态不行，瞎表态就更遭。在红军苏区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也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跟着毛泽东倒霉。而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并且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但不知为何，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战争与革命》第4 期上发表《论短促出击》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论短促出击》一文收编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此外，遵义会议后，林彪还表错了一个天大的态，对于毛四渡赤水，强涉金沙江的迂回战术，林彪大为不满，并写信给毛本人让他交出军事指挥权，使得毛大发雷霆：“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林彪不善于表态，还在于他为了表态而表态，甚至不惜说过头话，这就潜藏了麻烦。因为，他给人的感觉是太精明，而太精明的人往往好变，可是他自己认识不到。而毛是给他打过招呼。当他充满激情地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你说过头了嘛”毛后来声称他批评过林，“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在1970年，在林彪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一次接见总政治部部长以上干部，他如是说：“我这个人是搞军事的，一向分工抓军事工作。但是，我的兴趣是搞政治，搞无产阶级政治。我搞军事是斗争的需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对政治有兴趣，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毛主席一贯搞政治，我是学毛主席的。他的法有效，我也学他的法。”有些东西是学得会的，有些东西是学不会的或学不象的，与毛相比，林彪不是搞政治的高手。比如，他在文革前大念“政变”经，把自己打扮成阻止政变的最佳人选，是保卫毛主席的忠臣。而毛对林彪的“不高兴”以至反感，恰恰是从这开始的。文革前夕，林彪嗅出毛对中央高层某些领导人的不满，就组织人为他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进行潜心研究。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了一番，结论是：“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以后又多次谈到夺权。深谙中国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毛知道，在那些阿谀奉承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1966年7月，毛在给妻子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的话：“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党的九大之后，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的权势达到鼎盛时期。对于最高权力的渴望，使得他有些迫不及待了。1969年10月17日这天，林彪以中国第二号人物的身份，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通过总参谋部向全国发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顷刻，中国全面进入紧急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对此举十分惊讶。这样大的一件事，不经政治局讨论，也没经政治局常委研究，林彪一个就敢下这样的命令，他着实不解，他阅后当即批示：请主席阅。此件当即由汪东兴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看后，脸上顿时出现不悦，沉默了半天，才对汪东兴说：“烧掉”。汪东兴正要将文件拿去烧，毛泽东自己却拿起一根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看着它在手里燃尽。毛泽东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去划火柴，被汪东兴拦住：“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毛泽东想了一下，将信封还给汪东兴。当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问汪东兴：“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东兴回答：“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恩来一愣：“烧了？”汪东兴说：“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恩来没有再说话。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很快知道了主席的态度，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反伤了卿卿性命，林彪元帅，你是何苦来哉。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特里尔认为，林彪危机的影响是深重的，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首先，在九大上为文化大革命定性取得“辉煌”成果刚过两年，一大批党内的高级领导人，主要是军界的领导人就成为“党的敌人”；其次，不论当时怎么吹，但与林彪事件之前，文化大革命的公信力就大大降低了；第三，林彪与毛关系的破裂，使得人们对毛在对人本质的判断力方面的声誉大打折扣，因为，没有任何话能够解释毛曾经与一个证明完全是异己分子的人那么亲密地共过事。最后，作为一个近80岁的老人，毛在与林彪的斗争中最终伤了元气，精疲力竭，从这以后到他去世的五年中，他再也没有亲自到中国公众中去过。当然，坏事往往变成了好事，没有这个事件，文革中边缘化的一批老人不可能回到政治中心，文革的夭折速度不可能加快，邓小平在文革后的种种做法不可能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认同，改革开放的大业也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不过，作为一个由军事家出身的政治家，林彪最终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拄上，成为政治的反面教材，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当然，以他为题材，反弹琵琶讲政治也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终于写完了，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