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本是“副统帅”的林彪为何要叛逃苏联？

2011年09月09日 15:19
来源：凤凰网 作者：厚而实

字号:T|T

473人参与15条评论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1971年7月1日，在毛泽东亲自阅批准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发表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告诫的话：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时，刘少奇早已经被打倒，这里所说的“赫鲁晓夫”，显然是指林彪。

文章摘自《党史纵横》2004年第9期，作者：厚而实，原题：《林彪为何要逃？》

对于林彪为什么在1971年9月13日出逃，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在这些说法中，有不少偏颇之处。出现偏颇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叙述者多限于对零碎史实的“述”而没有在“解”上下功夫，即忽略了对事情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探索。

林彪出逃是有政治背景的，这个政治背景就是，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并且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林彪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是在九大之后，分歧的根本点在于四条：一是对内政策。毛泽东有一个基本思路：九大之后，要实现安定团结，通过斗、批、改三个阶段，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走上正轨。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了很大权力，尝到了“甜头”的林彪集团，不希望马上结束“文化大革命”，也不希望实现安定团结和国家走上正轨。因为那样的话，军队干部就会退出地方各级政权，回到军营(即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将归帐，兵回营”)。如果“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他们就可以掌握更多、更大的权力，林彪集团的人就会从“军”逐步“渗入”到“政”里面去。这一点，从林彪手下的人竭力拥戴林彪当国家主席就可以看出来。

二是对外政策。当时中苏两国已经处于剑拔弩张的地步，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威胁。毛泽东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顶住了苏联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也积极寻求和缓的途径。当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派柯西金来中国会谈时，毛泽东表现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他决定，自己不见柯西金，而是由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见柯西金。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策略是对的，由于中苏两国高级领导人的北京机场会谈，中苏边境局势逐渐和缓，最终中苏两国没有大打起来，中苏两国人民都免除了一场大战乱。但林彪却对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的做法持保留态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林彪是中国政府里面的“鹰派”(主战派)，他主张与苏联对抗。那时，他和他手下的亲信将领曾多次滥用毛泽东很早以前说过的一句话：不怕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这句话是毛泽东从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角度提出的。但毛泽东是战略和战术统一论者，他在战术上，在具体问题上，对如何对付敌人上，是慎重的。林彪则不赞成毛泽东的策略，他认为，同苏联的军事斗争，是“反修”斗争的重要战线。同时，林彪也不赞成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他认为，不能向美帝国主义妥协。

三是林彪自以为本集团的权力不够大。对他自己，他认为自己没有多少实权。他还认为毛泽东对他不信任，而江青一伙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权力，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对此，林彪一伙是不服气的。为了与江青一伙争夺权力，地方上经常发生造反派与军代表之间冲突的事情。在权力分配上，林彪一直认为毛泽东偏袒江青集团。为了使本集团掌握更多的权力，他要进一步提高自己在中央的地位，掌握更大的权力，特别是要掌握国家政务方面的权力。只要掌握国家政务方面的更大权力，他们就会自上而下地逐步扩展自己的势力。叶群说过一句话，最能代表林彪集团的意图。叶群说，林副主席现在有什么权？就管个国防部，其他什么权也没有。九届—二中全会前，叶群还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摆？

四是接班人问题。九大党章虽然把林彪确定为接班人，但毛泽东对他还不算放心。在九大上，毛泽东突然对林彪说，你当党的主席，我当副主席，怎么样？林彪赶紧推辞。林彪认为，毛泽东这样说，是试探他，是对自己不放心的表现。九大之后，有一次毛泽东对林彪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听了这个话，林彪觉得毛泽东已经对自己不信任了，不一定要让他当接班人了，要另换别人了，而且毛泽东所提到的李德生和纪登奎，都不是自己的亲信，因此，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个提议，默不作声。后来，毛泽东在1971年8月视察南方时，还提到这件事。他在8月16日同刘丰等人谈话时说，那次同林彪说了这个意见(指培养30-60岁之间的人当接班人之事)后，他“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重大分歧虽然越来越深，但在九大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二人谁也没有说破。特别是林彪，深谙“韬晦”之道，他在表面上仍然拥护毛泽东，正像后来人们所形容的，他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

在九大开过后不久，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重大分歧，就在设不没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暴露出来了。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二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多次，仍未能统一。实际上，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只是林彪与毛泽东之间更深分歧的不太明显的一种外部表现。最终，二人之间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在1970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公开化了，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重大分歧实际上也已经暴露在全党面前了。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毛泽东批判的虽然是陈伯达，但其矛头所指，是林彪。

九届二中全会在毛泽东意见基础上统一了思想，陈伯达被责令检查，后被隔离审查。林彪手下几员大将也被责令检查，林彪集团遭受惨败。林彪心中又气又恨。但是，他在表而上还要拥护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林彪发表讲话，他假意说：“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议，可能(开)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开成一)个分开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林彪心情沉重地下了庐山。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批陈整风”运动，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对这一点，林彪内心是很清楚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让林彪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写书面检查，同时，毛泽东还提出：林彪对这件事要有所表示。林彪对此，抵触情绪是很大的。在庐山上，他告诉手下的人，没有错，不要检讨。下了庐山后，当他看到毛泽东坚持要他们写书面检查时，不得不转而告诉他手下的人写假检查，这就是：在检查中只谈上了陈伯达的当，坚决不谈他们自己搞了什么阴谋。叶群直接告诉林彪手下的大将们：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陈伯达身上，就说是上了陈的当。而林彪自己，则对“批陈整风”一直不表态。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虽然他仍然坚持要拉林彪，保林彪，但在林彪必须表态这个问题上他是不让步的。1970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约汪东兴淡话时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毛泽东还讣：汪东兴回北京后，把他对汗东兴检讨书的批示交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并向他们转达毛泽东的意见：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毛泽东后来在接见一些地方和军队高级领导人时，也多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但是，林彪一伙却决心与毛泽东对抗，在检查书中，就是不提他们背后的活动，而毛泽东则从庐山会议上他们的表现中，以及从他们交上来的检查书中，发现他们背后肯定的阴谋。毛泽东在叶群的检查书中读到叶群所写的“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时，十分注意，在这段文字的下面划了两道横线。毛泽东在吴法宪所写的检查书中看到吴写的“曾经把陈伯达的论天才的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的几个同志”后，在这段话的下面也划了双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