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平度农民上楼样本调查

山东一些地方出现农民不愿上楼、政府强迫上楼，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曲相霏认为，其出发点和主要动力是土地财政。“拿宅基地换钱，这个过程给掌握权力的人带来各种利益。”

山东省平度市金沟子村，占地111亩的“城关服务中心”工地。 记者 庄庆鸿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曲相霏在山东走访调查了日照市、诸城市的9个基层村镇及社区，“还没有碰到不被抱怨的农民上楼、重建”。

在寒冬被断水断电的家庭，60多岁的老夫妇对她掉眼泪：“这是想让我们早死吗？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发展吗？”他们原有7间房屋，不愿意接受较低的补偿、住进长宽都仅有7米的“老人房”。

“在这里，农民上楼的条件还不成熟。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在整个过程中，普通农民基本都是被动的，即‘被运动的’，是‘运动’的对象。”曲相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政府“以租代征”建豪华“服务中心”

山东一些地方出现农民不愿上楼、政府强迫上楼，曲相霏认为，其出发点和主要动力是土地财政。“拿宅基地换钱，这个过程给掌握权力的人带来各种利益。”

山东省平度市金沟子村村民程建（化名）站在他家仅剩的几分菜地上，仰头看着旁边的“金色东城”新楼盘。他们的村庄已经没有土地了。

“现在，多数村民没有地种，生活没有了来源，也没有社会保障，物价上涨让生活更困难，为了今后的生存，我们才开始上访啊。”程建摊开双手说。

金沟子村位于平度城东，原有耕地2000多亩。随着近年政府“旧城改造”项目的降落，耕地急剧减少，全村800多人即将无地可种。

2009年8月27日，金沟子村24万多平方米土地在平度市国土资源局进行招拍。青岛大有同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11170万元的价格中标，“规划用地性质”一栏明确写着“商业”。同年12月2日，村民安置楼区开工仪式在位于村西的耕地上举行。

“去年围起来了，老百姓是一知不知啊！（当地方言，“一点也不知道”的意思。——记者注）全村没开过一次会！”金沟子村的老村民摇着手说，“地都被他抢去了，他不开会，咱咋知道？他不说，我也不敢问，只好装不知道，只知道都盖上楼了。”

2006年冬天，多家村民的成片麦子无故倒伏坏死，后来种上豆子，“长得可好了”，但在快收成的时候，一夜之间全被拱坏了。村民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回复说缺证据，不了了之。2007年春天，正烦恼着该种什么的村民走到地头，发现已经开始盖楼了。

国土资源部三令五申，要求从严从紧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坚决制止“以租代征”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但2009年的秋天，“城关服务中心”在金沟子村张家莹地片，以租赁土地形式占地111亩。“城关”是村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名字。

据平度政务网公布的金沟子村《2009年9月主要工作》，“每亩每年1吨粮款付给村委，租赁期限30年”。与此事有联系的是，当月23日上午，金沟子村召开全体干部会，下午3点召开全体党员、村民代表会议。

而据村民反映，直到动工盖楼的那一天，村里人都没有见到、听到过任何正式通知，更未召开全村村民大会征求意见。

中国青年报记者到达该村张家莹地片，原来的绿色田地已是黄土滚滚的建筑工地，“城关服务中心”的主楼已经初具外形。大楼已有6层高，底部两层延展成巨大的弧形，近100米长。

据当地村民介绍，平度市的其他三个街道办都已经有豪华办公楼，只剩城关办事处还没建。比如，同和街道办事处有五层的办公主楼、两幢三层辅楼，据目测，建筑年代非常新。楼前有长宽均超过100米的“文化广场”，直至深夜，街道办大楼周身还亮着一圈彩色霓虹灯，在周围没有任何高楼的乡村黑夜中，尤为显眼。

中国青年报记者拨通了金沟子村村支书陈俊元的电话，他说就此事召开过村民大会。“村民不光都知道，我们还进行了调研，如果大家不同意，我们是不做的。向你们举报的人应该当时也来参加会议、也同意了的。村民会议记录都有，可以传真过来。”

记者提供了本报编辑部传真号码，但截至发稿时止，一直未接到相关传真。

“这方面问题我们回答过多次。估计是两三个人，个人想要多发钱的目的没达到，就老是在举报。”陈俊元说。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核实的举报信上，有98人的签名和指印。

让农民上楼，“胡萝卜加大棒”

更令人惊诧的是，配合城关行政服务中心征地，竟被金沟子村列为“2010年重点工作”。

在平度政府网站上，金沟子村《2010年1月村务公开》的三大“2010年重点工作”中，“配合市政府围山河改造征地及城关行政服务中心征地”赫然是第二条。

对于“以租代征”，陈俊元承认的确存在。“比如修路肯定要修，但是要占用地方的用地指标，就没法征。包括我们这两年修的红旗路、围山河改造，都是租的农民土地，这个我们不否认。但这些都是公益事业，这就是上面中央的政策了。”

国土资源部通知明令，严禁“以租代征”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受让、租用等方式违法占用农民集体土地，用于各类非农业建设。

金沟子村村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有多人因上访被打，法医鉴定是轻伤，最后也不了了之。陈俊元表示没听说过。“我们的治安是排在前列的，我们要以理服人。如果打伤人，公安那边有鉴定，不能他说打伤就是打伤。”

据陈俊元介绍，城关服务中心是街道办事处的项目，定位“就是一个服务中心，后面可能对外出租，看以后形势发展再说”。土地补偿款由村委会管理。每年发给村民1200元补偿款，都是从这笔钱里出。

中国青年报记者拨通了城关街道办事处史书记的电话，史书记一开始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知道的，我们街道办没有这个‘城关服务中心’。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不知道。”

在记者说出租赁年限等细节后，他说：“这个有，和前面说的是两码事，有绿地用途。”紧接着就说“现在正在开会”，挂断了电话。

“我们说‘农民上楼’是运动，‘运动’是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它包括许多具体措施，如宣传、鼓动、说服、动员，分化、瓦解，造谣撒谎，寻衅滋事，有拉有打，胡萝卜加大棒。农民就被‘运动’到潮流中来了。”曲相霏说。

“虽然现在尚未统计百分比，在运动中看到了利益的农民是真心欢迎上楼的，但不由自主、无可选择而‘被上楼’的农民，应该是占大多数。”

农民失地的金沟子村，只是平度市“旧城改造”的73个村庄之一。

郭家疃村，被青岛大有同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买下地块面积共约34万平方米，用地性质均是“城镇住宅、商服”。

徐福村，被三家房地产开发商拍得39万多平方米。土地上都已建起了商品房住宅。再加之公路、学校、医院征地，平度市国土资源局在给徐福村村民的信访答复中也承认：“现该村集体土地已基本被征用、征收完”。

同时，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中发现，征收土地后，平度也存在工厂土地闲置现象。铁栏杆内，抛荒七年的良田长满了一丛丛的白苇。

合同规定，甲方工业园区管委会要协助乙方企业办理土地使用手续。“可他们却非要我自己去办，可能是我没有多给塞钱吧，结果……都快七年了，拖到现在也办不下来。”当地的工厂主李保文说。

没有最基础的《土地使用证》，工厂骑虎难下，无法申请营业执照，也无法开工建设。与此同时，他们每年依然收到平度市财政局的通知书，催交每年近17万元的契税和耕地占用税。

有的工厂主不堪忍受，停产倒卖，被拆除的厂房之上，又搞起了房地产开发。

“搬上楼，把老百姓都搬穷了”

没有了土地，农民的生活将会如何？陈俊元认为农民生活是“更好”的。

关于补偿和安置，平度市规定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的形式”。陈俊元介绍，每亩地村民一年获得1200元补偿。“要按现在的生产水平，一亩地风调雨顺，一年也就收入几百块钱。现在你不用种地就白拿这些钱，还可以出去搞点别的生意、打打零工，这不是更好吗？”

他介绍：“别的地方还享受不到我们这里的政策，五间房子就能换300平方米的楼房，简装修，配套和质量全跟开发的房子一样好，拿着米面就能住进来。我们还给免费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是今年刚开始的。女的55岁以上、男的60岁以上，每月200元左右，到年底给每人发2000多元的养老款。”

但程建不这么认为。“一亩地一年至少能收获麦子和豆子各1000斤，现在没有口粮地了，我们吃什么？现在是中年的出去打工没人要，老人靠子女收入维持。”

2010年年初，金沟子村忽然开始给全村村民每人每月发41元钱。所有人去村民小组组长家里领，要按手印、签字。中秋、春节共发1000元过节费，还有花生油等。

村支书陈俊元把这41元称作“生活费”。“41元钱与旧城改造没关系，是村庄的土地、厂房往外租赁的收益，村集体有了积累，给村民的一种福利。”

“大部分村民都觉得：反正地已经被卖了，怎么卖的也闹不清楚，个人落点好处就算完了。你就算给10元，也是白拿钱，谁不高兴？唉，过得眼前就算好了……”程建叹息说。

曲相霏实地看到，各村情况各异。“个别村较富裕，给农民的福利比较多，拆了房子发租房费，发米、面、油、菜，就会成为被羡慕的对象。但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福利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从收集到的农民反映来看，即使基层政府目前考虑了配套措施、后续生活保障等，也是不具体、不足以打消农民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和不安全感的。”曲相霏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指出，在“农民上楼”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农民“上楼致贫”现象。“地方政府违法支付少量房屋拆迁补偿款，从中赚取高额差价，而上楼后的农民收入减少，支出却在向城市看齐。”

在采访中，李园街道代家村一位村民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什么旧城改造？老百姓搬穷咯！”

“上楼”应尊重农民意愿

学者分析，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适合“上楼”。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专业农户并不适合集中居住。“因为农业生产不允许他们采取‘进城上楼’的生活方式，而在一刀切的‘农民上楼’后，真正务农的人不得不居住在地头的窝棚里。”

同时，一些新建小区缺乏相关产业的支撑，城不像城，村不像村。“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不习惯，已‘脱产’了的农民也不喜欢，这样的小区，农民恐怕迟早会逃离，造成投资浪费。”

党国英认为，对“农民上楼”不宜一概否定。从打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角度看，“农民上楼”确实有必要。

他估计，未来20年内，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约为3.26亿，这部分新增的城市人口“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农民上楼”后，也会促使乡村治理模式向城市转变，增加以法治途径解决社会问题的几率，有利于社会稳定。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这就需要更规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和一系列配套的规范制度。”

“比如专业农户不适合‘上楼’，但一个农户会不会成为专业农户，需要长期的‘发现’和选择。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摒弃速成式城市化思维，不去强制那些游移不定的农户搬离村庄。要用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推动‘农民上楼’这一历史过程。”党国英说。

到2010年底，山东省诸城市“撤村并居、农民上楼”中“撤村”已经实行，但“并居”和“上楼”的大规模运动，目前方向不明确。前期快的地方，只剩下个别坚持不拆迁的，这几户仍在“被运动”着。

而在村民每月领着41元补贴的金沟子村里，已经建起了广告词为“开盘旺销380套，你还在等什么？”与“和谐自由生活”的欧式风格售楼处。

在采访的最后，一位老村民对记者说：“我就想问问政府，占了耕地搞房地产开发，这就是你们说的上楼、改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