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费玉清姐姐为什么出家:菜贱伤农山东农民自杀事件真相调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7: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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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贱伤农山东农民自杀事件真相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锋
4月16日下午2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唐王镇司家庄村，39岁菜农韩进被妻子发现在洗手间自缢身亡。4月20日，有媒体报道说：“山东卷心菜价格低至8分钱一斤，菜农绝望自杀。”
4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赶到司家庄村调查，发现菜农自杀原因众多，其妻咬定韩进是因为去年养羊失败、今年菜价太贱想不开自杀，而死者的父母和亲姐妹均对记者说：菜价暴跌并不是韩进自杀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家庭不睦，他们确认菜价暴跌是导致韩进寻死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菜价暴跌菜农普遍易受伤害，不仅在于流通环节争夺利润，更在于，农民面对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专业组织和机制保障。
由于缺乏利益代言人，菜农利益受损后无法提起索赔要求，无法参与市场定价，个体农民无法对市场需求信息作出理性分析。
1972年出生的韩进，初中毕业文化，25岁成婚，旋即独立门户，其父母以一万元购得另宅居住，韩进夫妇为父母出资2500元，并在父母留下的旧宅居住。
韩进夫妇与司家庄绝大多数农户一样，专以种植蔬菜为业，从成家到自杀，韩进夫妇种植蔬菜近15年。
“韩进种菜是好手，人也很勤奋，种菜收成历年来一点都不比我们村其他人差。”多位村民和韩进的父母、妻子、亲戚都这样说，韩进的邻居们在这15年间，依靠种植蔬菜修起了新房。
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2011年4月21日到韩进父母旧宅拍照片，发现这套修建于1970年代的一进三间旧平房不仅多处漏雨，而且有些地方墙体破裂几近倾颓，依靠几块木板勉强支撑，三年前韩进和妻子离开这里，搬到同村百余米外的三爸家寄居。
“这都15年了，当时和他一样成家的，都在好几年前就盖起了新房子，日子还都过得去，韩进怎么就没能攒钱盖起房子呢，这个我一直都没明白。”4月20日下午，韩进的母亲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两个孙女一出生就是我们老人照顾，他们夫妻又没有别的负担。”
“他家里是婆娘做主，韩进没地位，又不管钱。村里人都说韩进家很奇怪，怎么别人家卖完菜都有收入，他们家刚卖完菜就喊没钱了。”村支书韩作银在4月20日下午说。“他还给大舅子担保找人贷了8万块钱，大舅子车祸一死，韩进觉得这钱要不回来了”，村支书韩作银说。
23日下午，韩进的父亲韩奉泉当着韩进的母亲、姐姐、妹妹，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不打算再为儿媳妇隐瞒：
“主要原因是多年夫妻关系不和。韩进勤快倔强，每年的收成一点不比别人家里差，但他们家里是妻子韩立霞作主管钱，都拿去帮衬她娘家，十多年没攒下钱，房子破破烂烂，最后还借住到亲戚家，韩进感觉抬不起头来。”
“今年大孙女儿14岁了，韩进想盖个像样的房子，可钱由妻子借给亲戚收不回来，去年养羊又亏了一两万，一个多月前，他三爸的儿子从监狱出来，他们只好搬回破房子去，后来他三爸又喊他们搬过去借住。”
“死前几天，韩进对他妈说，他三爸也找他借了三万块钱，还了两万，又借回去五千，还是欠他一万五。前不久，他的大舅子出车祸死了，韩进说，他还欠我钱呢，听说他帮他大舅子担保贷了8万块钱。”
“这么多年，他干活，钱都没落到自己手里，死前几天他喝酒对我说，没活头，我劝他为孩子还是要过，没想到菜价一跌，他还是没挺住，”韩进的母亲22日下午说，“韩进过去有好几次想死。死后儿媳妇对别人解释，说韩进死前对她说‘我死了你再找个好的’。”
韩进的妻子韩立霞不承认钱借给了亲戚，称是村里人造谣，让造谣的人拿出证据来，韩进的三妈则说，韩进的母亲“欠教育”，脑子不清楚。
“结婚当天他就靠借钱办婚礼，录像的钱都是靠他自己借的。后来我坐月子也是韩进借的钱，”韩立霞说，“攒不下钱就是一直在还债，去年养羊失败亏了，欠人两万，本来打算种一季卷心菜还上，没想到价太贱，不但赚不了反而还要亏一万。”
韩进的妹妹对记者驳斥韩立霞：“结婚整个都是俺姐姐出的钱，姐姐没找他们要。”
4月21日下午，一位自称唐王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赵姓干部在司家庄村委会对说：“韩进自杀跟菜价低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是家庭原因。”
这一说法受到了镇党委书记和村民的反驳。
韩进父母、妻子和村民都认为，菜价暴跌是韩进自杀的直接诱因。
韩立霞几次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纠正了以往媒体的报道：“不是8分钱一斤，那天卖给商贩的是一毛五一斤，他是听说第二天可能只有几分钱一斤。”
“去年他的卷心菜苗子养的很好，为了养羊，把卷心菜苗子都给别人种了，去年卷心菜卖出去一块二一斤，别人卖卷心菜赚了好几万，他的羊发瘟病死了好些，不光没赚钱，还赔了一两万。今年跟着大伙种卷心菜吧，一看又要亏一万，本来家庭一直就不顺，”韩奉泉说，“死之前，他还养了葱苗子准备接茬种大葱的，今年卷心菜太贱，是最后一次打击。”
村主任韩会利和村支书韩作银认可甘蓝（即卷心菜）菜价暴跌是压垮韩进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年甘蓝菜价确实太低，前几年的批发价，每斤从五六毛一直涨到去年的一块到一块二，今年村里种植面积比去年要大些，可菜价最高只卖到了三毛一斤，低到一毛二，今年天气偏冷，菜生长期比往年又长一点，很多甘蓝出了花，出花的甘蓝，卖几分钱一斤都很难。韩进的死，也可以说有菜太贱的因素。”
唐王镇党委书记李延德也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否认赵姓干部的说法，他认为，虽然韩进自杀主因是家庭矛盾，但菜价太贱不可否认是直接诱因。“菜贱伤农，这件事说明农民个体面对市场的时候，承受风险的能力很低，这也是基层政府努力想解决但很难彻底解决的问题。”
菜贱伤农事件多样发生
他说，去年菠菜价批发能卖到五毛钱一斤，今年最惨的时候，他只卖到了四块钱五百斤，连一分钱一斤都卖不到，喊人来拉不要钱别人都不来，只有铲倒，这1.5亩的菠菜，光投入成本便损失接近3000元。
韩会学证实，就在听说日本核辐射残留的第二天，菜贩子把一车的菠菜拉回来，说没人要，他不得不给人家退钱。
39岁的农民韩作禹告诉记者，自杀的农民韩进由于去年养羊，今年重新种植蔬菜，搭建弓形棚等都得购买新材料，一亩地投入接近3000元左右，6亩地的成本要高达一万五左右，如果菜价卖不到0.30元/斤，那就要亏不少。
韩作禹自己种了5亩卷心菜，由于采用很多旧材料，基本投入也有6500元，其中塑料布400斤，每斤6.8元，尿素四袋共400元，6袋碳铵每袋36元，鸡粪2000元，每方130-160元，复合肥四袋每袋180元，竹条20捆每捆46-65元，雇工500元。合计成本每亩1300元。平均亩产6000斤，其中有两亩长出了花，基本卖不出去，能卖钱的只有不到25000斤，直到23日，总共卖出6800斤，只有一次卖2400斤卖到了0.28元的价。
韩作禹在23日卖出了2600斤卷心菜，仅获345元。合每斤仅售0.13元。
农民个体直面市场永远是输家
4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唐王镇司家无公害蔬菜批发市场了解到，当日卷心菜的批发价是每斤二毛五，但23日，价格又跌落到一毛二左右。
韩作禹讲述了一次卖菜的经历。那天下雨，他早起收了一车卷心菜到市场，一个商人出价0.28元一斤，但这个价格他只卖出了2400斤，很快，其他村民的菜到市场后，价格很快降到0.26、0.25，直到最后降低到0.20元。
既然商人能接受0.28元的价，为何农民不能坚持这个价格呢？韩作禹说，没办法，大家来卖的多了，价格自然就讲下来了，再也讲不起稍稍公道一点的价格来。
他和多位村民都认为这是市场规律，没什么好讲的。
司家庄村支书韩作银也认为是市场规律。
唐王镇党委书记李延德说，个体农民面对市场的时候，确实容易形成买方市场，农民自身之间不可能联合起来，光是自己竞争就把价格拉下来了。
商贩李仁敏每年从司家庄运卷心菜到临邑，他介绍了当地的销售链条：0.15元买到后运送到临邑，以0.25元一斤出售给零售商，市场零售价0.40元，超市零售价是0.50元（超市包装和人工费用较高）。他运送1万斤卷心菜，刨去油钱200元、空车高速费70多元、进卖场的管理费100元和自然损耗300斤，能赚的也只有两三百元。
李仁敏说，去年菜价高时，能多赚一倍左右。而今年油价上涨、一切生产资料都上涨，只有菜价下跌，对菜农和菜贩都不利。
农民缺乏利益代言人
专业合作社沦为空壳
山东省农业厅农技站的刘国琴说，国外对种植蔬菜有补贴，我国缺乏对于菜农的一些基本保护，而且面对蔬菜价格的恢复性上涨，急于针对菜价出台调控措施，对农资的调控却无效，这表明农民的弱势地位急需改变。
农民韩作禹表示，塑料布、尿素、碳铵、复合肥、鸡粪、竹条，乃至人工都在上涨，光是蔬菜价格不让上涨，不合理。
山东省农业厅经管站站长刘德先认为，菠菜事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亦即农民的权益应该有实体的合作组织来维护。他说，日本的相应组织，就能在东电核污染导致农民权益受损的时候，出面维护农民利益，而中国这一块很欠缺。虽然山东有4万多个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基本是空壳状态，光有一个牌子，没有实际运行，有一部分运行好的是有实际投入的合作组织，有的是企业入股带动的农业合作组织。
这次卷心菜的滞销，表明农民种植前不了解市场信息，销售时又完全没有定价能力，不能更多地参与利益分配。
“如果合作组织能实体运行，并进一步联合，就有可能为农民提供从种前到销售的全面服务，一般能避免今年出现的多个地区蔬菜滞销现象。可惜的是，目前除了山东潍坊能注册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其他地方还可能不行，这有关政策法规，”刘德先说。
司家村支书韩作银在4月20日下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称：“村里有专业合作社，名字叫顺和，我是社长，其他管理者就是村委会成员，每家每户都是社员，我每天接到外面打来的80多个电话，问蔬菜情况，我们合作社就是联系外面的商贩，我认为我们的合作社已经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司家村所有接触过记者的村民都否认了解合作社是个什么东西，表示基本不知道合作社的情况。
司家村主任韩会利在23日下午承认：“我们村虽是唐王镇的无公害甘蓝基地，几年前也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但实际上没有运行，村委会曾提出要搞结构调整，还没搞好，虽说每家每户都是社员，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参与性，社长是村支书，其他管理成员？不知道。合作社也没有任何投入，社员也都没有投资，当时就是直接去注册了一个。”
唐王镇党委书记李延德在23日下午也认为专业合作社的作用没有发挥好：“今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甘蓝滞销，有些地方的菜价比我们这边还低很多，有天气的因素，但更有市场信息不畅、农业专业合作社没能起到作用，农民仍然是单个面对市场。”
李延德说，“司家庄也注册了合作社，但这个合作社确实是个空架子，没有运作起来。”
目前，唐王镇共注册了47个专业合作社，运行得好的不多，是有能人带动的、有投资和由企业牵头的合作社，大多数都像司家这样，以村为单位注册，但是实际没有运行，农民仍然是个体散户经营，李延德认为，这一点很不利于农村发展，下一步需要加强引导。
刘德先则呼吁国家应多关注涉及农民发展和权益根本的专业合作组织。
安徽省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让农民在经济上能组织起来，改变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便须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立上放手，引导农民更多地自主组织注册专业合作社，避免这类行政干预下的空壳化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