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站在草原上望北京:湖南1937-1945

  □缩写/南山 地图绘制/焦俊

  岳阳 营长史恩华

  2005年5月31日。一路寻访，我们找到战史资料中所称的“史营长”当年牺牲的战场——岳阳县杨林乡傅朝村笔架山。我们在村里发现，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史营长”，村民说，史营长和全营的兵，“流的血让新墙河成了红色”。

  六十六年前，史营长和他的士兵曾被埋葬于此，有碑，有大墓。经历了一些荒谬岁月后，如今，他们的墓、碑，连同尸骨，皆无踪影。

  新墙河，这是一条在大比例地图上不可能被标注出来的默默无闻的小河。1939年至1944年，日军四次进攻长沙，企图打通中国战场的南北交通线，新墙河是日军由湘北盘踞地向南推进，必须突破的第一道战略防线。1939年9月，日军第一次进犯长沙，中日军队在此发生过激烈争夺战。

  新墙河防线成为“长沙会战”的前哨战场，笔架山是新墙河下游北岸的“前哨警戒阵地”。防守新墙河的军队是三个师，坚守笔架山的是第三营，营长史恩华。

  与笔架山隔河相望的村子叫傅朝村，村里98岁的傅佑成老人，至今健步如飞，他记得所有在此“换过防、接过火”的部队番号，“有个团长，提个草鞋问：‘笔架山走哪里去？’”他说这是第一次打仗，老百姓跑了，只有部队。

  当时史恩华接到的任务是“迟滞日军三天，为全师调整部署争取时间”。9月20日开始，日军攻击笔架山。激战两昼夜后，“史营伤亡过半，但没有丢掉阵地”。日军支队长奈良晃“十分吃惊”，“不得不进行新的调整、部署”。

  9月22日黄昏，师长以电话命令史：“如无法支持，不得已时可向东靠。”史当即回答：“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六十多年后，傅佑成依然认为，“史营长的士兵大多战死了，史营长当时是不想要这条命了。”关于史营长的死，傅朝村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全营的人没有愿意撤的，最后剩下史营长和他的勤务兵，史营长负了重伤，他不愿意被日本人俘虏，命令勤务兵开枪打死他，勤务兵下不了手，史营长最后自己朝自己开了枪。”

  在很多战史资料中都称，日军22日傍晚攻上笔架山阵地后，“支队长奈良晃少将，毕恭毕敬地向战死的敌人躬身致敬。”

  岳阳 营长王超奎

  草鞋村85岁的姜建清，“看过王营长一面”，“个子高，力气大，可以抓住牛角转圈”，这样一个印象，在他脑海中留了六十多年。更偏远一些的马形村，潘振华1941年才15岁，却永远记住了“王营长”生前最后那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他穿的是胶鞋”。

  民间口述中的国殇，其流传的时间，也许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王超奎，跟“新墙河”一起成为全世界所瞩目的“断头将军”，他牺牲的时间比史恩华晚两年，1941年牺牲时为中校营长，年仅34岁。

  新墙河，相公岭，马形山——这是王超奎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最后坚守的阵地。

  当年，潘振华15岁，他的家紧邻马形山，他至今还能说出王超奎那个营的番号：四川部队，20军133师398团第2营，住在他家的是该营机枪连，连长姓邓。

  大概是12月，晚上九、十点钟，下大雨，日本人攻过来。邓连长拿起枪就上山，出门时对潘的父亲喊，“你要跑就跑，日本鬼子来了，你保得住你的命是好的，你保不了你儿子的命，你儿子要跟我走。”潘振华跟着邓连长跑到凼家山。山上工事都是用柴草做的，外面用树木围起来，战壕有一米多高，那一晚不知怎么过来的，枪、炮、雨都没有停。

  王超奎的指挥阵地也在凼家山，他的任务是要守三天。打了两天一夜，一个营的人没剩多少了。到第三天下午，日本鬼子越来越多，从四周围上来。任务完成了，凼家山也被包围了，山上剩三十来个兵。王营长明白，自己不牺牲，他的兵就不敢走，他一死，他们就可以跑。中国的步枪是上一颗子弹打一下，王营长穿的是胶鞋，他把枪立在地上，枪口顶着太阳穴，用脚一踩，子弹从这边进，那边出。潘振华听见营长的勤务兵喊，你们快跑啊，营长已经牺牲了。潘振华也捡了一条枪，跑。

  据潘振华回忆，王超奎阵亡后，遗体被部下抢出阵地，用一个帆布担架抬着，往师指挥部驻地突围。他也一直跟在后面。每过战壕，过沟，他就跑过去将营长的脑袋托起来。后来，师长听了士兵哭诉其阵亡经过，脱下衣服盖住其遗体，抚尸痛哭。

  据一些战地回忆录的描述，当时掩体内断肢残臂、血肉模糊、尸首不全，“四百多个尸体散在相公岭各个山头阵地”。

  1942年4月19日，宋美龄将王超奎营的惨烈战事写入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新墙河“一夜成名”，有资料称其“与法国马其顿防线齐名”。

  常德 三个师长

  2005年6月9日。89岁的王维本坐在长沙一条大街的花坛边，他儿子大声说：“报社的，要给你拍张照。你是抗战老兵。”

  不能言语的老人突然将腰杆一挺。

  就这一个动作，喧嚣市声，车流人潮，蓦然远去！89岁的老人回到了他的战场。

  他所坐的地方，就是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1943年的常德，对于相持湖南战场五年之久的日本侵略军极具“诱惑力”。常德位于滨湖地区，历来是“中国的谷仓”，英国媒体甚至直称日军的这次进犯为“中国饭碗之战”。会战中，常德周边武陵山脉上的几个外围据点，如石门、陬市、德山、河伏山等地，两军血战尤为惨烈。

  当年据守河伏山的袁自强营，“被五六千日军包围，敌人有炮，有骑兵，还放毒气。全营五百多人战死，一个都没剩，最后重伤者都是自己朝胸口开的枪”，“袁的遗体，遍布十几个弹孔，牺牲前曾大声呼喊‘师长，自力竭矣’”。

  战后，日军高级指挥官不得不承认，在“常德意外地遇到了（中国军队）顽强抵抗”。11月14日，石门已被日军打得千疮百孔，暂五师师长彭士量自告奋勇掩护全军撤退，战至15日黄昏，暂五师最后撤出石门。部队在渡河时遭围攻，彭亲自指挥，奋力冲突，被敌机扫射命中。据警卫人员回忆，彭中弹倒地后，慨然叹道：“大丈夫能为国尽忠，死又何恨。”后在装殓彭时，于其胸前口袋发现一份遗嘱：“余献身革命，念年于兹，早具牺牲决心……”

  彭士量是常德会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将军。仅仅六天之后，另一位师长许国璋在桃源陬市殉国。

  当时，许师长奉“不得退过沅江”之严令，率部死守陬市，日军以两个师团、一个联队加上伞兵，在飞机、大炮的协同下，排山倒海般扑来。不到半天，150师几乎全军覆没。许部署主力转移，自己率一个连边打边退，日军紧跟不舍。许国璋激励士兵“多打死一个敌人，就多为常德城守军增加一份力量，尽了军人天职”，并说，“我们已经三面被围，背后就是沅水，冬天水深，又冷，又没有渡船，与其当俘虏或落水淹死，不如战死光荣得多。”随后，在激战中许重伤昏厥，被警卫误为阵亡，抬上渡船后撤。11月21日凌晨4时，许醒来见自己已渡过沅江，部队大部溃散，联络中断，“大为震撼，在担架上痛斥左右误己，身为师长怎么可以丢下部队只身后退”，“我是军人，应该战死沙场”，悲愤之下，再度休克。当日，许再次苏醒后夺过身边卫士佩枪，饮弹自尽。

  第三位师长孙明瑾。11月26日，孙明瑾率领预十师昼夜兼程赶到常德，奉命“掩护第三师攻占常德东郊制高点德山”。血战至30日，敌我双方尸横遍野，但师长孙明瑾在电报中坚称，“打到一兵一卒亦向德山方向突进”。当时与其交战的日军师团长山本三男，对“预十师这种引火烧身、自寻牺牲的打法，震撼莫名”，不得不投入两个联队迎战，以求阻挡“这个不要命的师”。孙瑞星在《追忆我的父亲孙明瑾》中叙述：“父亲率部冲锋至一山隘，一手持机枪的日军在三米处向他狂射。猝不及防中，父亲颈部、胸部、腰部和手臂，连中四弹，血流如注。父亲手扶卫士，喝令‘贯彻命令，达成任务。’至死仍力持不倒。”此后，副师长、师参谋长继续领队冲锋，均身负重伤，师参谋主任陈飞龙在同日军肉搏中牺牲。“迂回冲杀中，全师八千余名将士，最后仅剩伤残病员六百余名，突围生还者仅三百余名。”

  据日军战史记载，日一联队12月4日在清扫战场时，曾“寻获一具着高级将官制服的遗体，一半泡在水里”。当试去其军服领章上的血污后，只见一颗将星闪光夺目。于是，令一名负伤被俘的上尉指认。“上尉一见即称不认得此人，但已泪水盈眶。正要再问，上尉已扑身向前，痛哭失声”。后该联队的联队长户田义直以军礼礼葬，并树木牌，上书“中国将军孙明瑾”。

  常德收复后，孙明瑾的遗孀姜文珍为丈夫移葬，当遗体从棺木内移出时，只见“满身血污，遍体弹洞，头部还有同日军搏斗所遗累累刀痕”，姜文珍顿时昏厥。

  常德 一座落泪的城市

  2003年12月8日，“常德会战六十周年公祭”在常德抗日烈士公墓举行，祭文念到一半，风雪突至。

  曾参加常德保卫战的抗战老兵、近八十岁的顾华江从贵州赶来，一下火车就直奔公墓，跪地大哭。在公祭大会上，他颤声问：“常德人民，你们好吗？”台下两千多个声音齐答：“你好！”据说，当时台上坐着的一大排政府官员，在这样惊天动地的问答声中，全都哭了。

  1943年12月29日，由当时重庆军令部组织的考察团（包括盟军武官和中外记者38人），在“四十平方华里，四处都是焦柱残墙、血肉斑斑”的常德城区战场考察后得出结论：守军“确实已到了弹尽粮绝，无兵可守，无地可退的境地。”

  1943年的那个冬天，常德，一度成为一座死城，一片废墟，还曾沦于日军手中，从我军事控制地域版图上，消失了整整六天。

  常德会战始于1943年11月2日，结束于当年12月24日，历时52天。其中，第74军57师死守常德16天，“整个师死了七八千人。”

  原57师文书吴荣凯回忆，“57师有个狠处，都不怕死，我们有个机枪连长，在掩体里搞得不耐烦了，手一捋，就带一个排去搞肉搏。日本鬼子怕跟我们拼刺刀，有时候，要拼了，他们转身就跑，还摆手，不拼不拼。”

  12月2日晚。微雨。57师在已成火海的常德城步步撤守，最后剩下师部指挥所“仅三百公尺左右”的弹丸之地。当时，日军与守军最近的距离，就隔着一堵薄薄的墙。双方作战指挥部，“彼此相距仅一百米，其短兵相接的程度，为世界战争史上空前未有。”

  57师以八千官兵孤独对决三万日军，而战前军令部所承诺的外围援军，竟苦盼不至。

  12月3日，常德悲壮陷落。日军以“减员一万”的代价，终于占据了一座瓦砾无存的血城。

  最后城陷时，整个常德街道，仅剩五幢完整的房屋，没有一块青石板上没有尸体，没有一块青石板上没有血迹，被俘的守军，没有一个不是伤员。另外一些没有被俘的守军，或藏在地窖，藏在夹墙、枯井，或混在尸体堆里，一直挨到12月9日，援军攻入常德。至此，常德城被日军占据仅六天。

  衡阳 铁血孤城

  八十一岁的王才栋当年是士兵，八十四岁的彭华英是老百姓，他们对1944年的衡阳最深的印象一模一样——“好臭”。

  据记载，当时“战况惨烈，双方阵亡士兵的尸体来不及掩埋，曝晒在烈日下，腐臭满城”。

  故纸堆中有“7600”（阵亡的第十军官兵）这样的数字，也有一句话、一个神态，成全了我们对少数烈士的印象。譬如“傻兵余奇烈，生性迟钝而笑口常开，有憨态。打到一个人时犹不自知，后发现全连皆战死，倒地大哭，‘连上的人都死光了，我也不走了’，拉响手榴弹冲入敌阵战死。”

  而更多的身影在那场硝烟里一闪而过，没来得及看清，他们已与泥土化为一体。

  1944年的夏天比往年都要热。曾参加衡阳保卫战的李若栋回忆，“7月中下旬天气酷热，敌我都改在夜间战斗。双方像默定了一个时间表：下午六时许，可能双方都用过晚饭，于是向对方高喊‘我们开始吧’（阵地相距不过数十米），接着全阵线枪炮声不绝，直至第二天上午九时。”

  “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1944年8月12日，这句话两度出现在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上。此前四天，深陷日军炮火围困中的孤城衡阳，在经历了47天惨烈、悲壮的抵抗之后，已黯然陷落。

  衡阳之战，日军目的在于打通包括平汉、粤汉、湘桂等铁路在内的大陆交通线。日军宣称“三天拿下衡阳”。当时，中日双方均未曾预料，衡阳一战极其残酷，在烈日、炮火、死亡，以及对援军望眼欲穿的期待中，第十军孤守衡阳，整整坚持了47天。

  当时，日军对衡阳城重炮轰击，日夜不停，“衡阳西南半壁约四千五百公尺正面，全为硝烟弹雨笼罩，莫辨东西”，被炸得瓦砾遍地，城中残垣、巷角遍布伤兵。几个主要山头阵地，血水都渗不进泥土里了，山头均被染成黑色。

  李若栋记得，好友黄化仁（某连连长）在湘江泰梓码头牺牲，部下在废墟中找了一口棺材将他入殓，第二天夜里被敌人重炮击中，“棺材和尸体都飞散烧毁”，部下拾回部分尸骨，用瓦罐装好，“不料当晚又遭炮击，尸骨一点也找不到了”。

  中日战史回忆资料都有“焦灼的地狱”、“大屠场”之类的描述，并称，“一个伤亡七万人的战场必定恐怖”。

  8月6日，衡阳守将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向蒋介石拍发“最后一电”：“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此电恐系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方军长发电报时，军指挥所二百米以外，巷战正烈。衡阳陷落之日，官兵仍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狙击敌人。抵抗枪声，一直延续到8月8日黄昏。

  据战后统计，守衡阳的第十军，第一线的三十团幸存8人，二十九团幸存20人，28团幸存30余人，第7团幸存40余人，第二线的第8团幸存70余人，第9团幸存90余人，坚守五桂岭阵地的第八团，半日之内临阵“升迁五个营长，都壮烈牺牲”。

  衡阳保卫战，成为中国抗战后期最为惨烈的一声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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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湖南。1937-1945。
一、寂寞忠烈祠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心底”
六十年岁月呼啸而去。没有哪一种硝烟不会散尽。
2005年5月7日黄昏的南岳忠烈祠，雨，无语。
5月8日一早重来，依然是雨，依然无语。
在“安亭战役纪念碑”的周围，我正蹲着四处找寻残留的碑文痕迹，一个在旁边开小商店的老人走过来，轻轻地说：“没有字了，都洗掉了。”这位姓刘的老人，世居忠烈祠外，生于1947年。他告诉我，洗掉的字，是“文革”时期碑身上曾用红漆写下的“农业学大寨”，而之前更早的——被凿毁于1955年的“抗战碑刻”，当时六岁的他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忆。
算一算，如今五十八岁的老人，距中国大地上那场惨烈战火，都还隔着两年的时光跨度。
历史，说它不曾远去，我有些恍惚。
但是，忠烈祠中立着的三十七块将军碑刻，都镶了年轻、俊朗的面容，有名有姓，有生、卒年，有血战至死的描述；祭祀台上的牌位，有部队番号，有战死时的战役名称；祠外青山，有修复和尚未修复的十九座坟茔；还有资料数字中，一以概之，统计的多达“二百万”为抵御外侮而阵亡的所有将士。
血和生命。从人道的逻辑上而言，这是世间最难抹去的痕迹和记忆。它们应该带有活着的人，揣在胸口怀想的温度。
我们很想从南岳忠烈祠——这样一座虽不为人所知，但确实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抗战纪念“地标”开始，经由一种细微、有温度的痕迹记忆，返回到某些过去的严峻时刻。
返回到一种真相。返回到1937—1945年的湖湘大地，那些大多不知姓名、籍贯的年轻官兵，倒在我们这片熟悉的故土上，最后一刻的眼神、面貌。
也返回到一个激荡着民族热血、永不能忘却的历史时空。
查询资料时，在“九·一八”网上祭奠堂里，看见有个中学生上香，点蜡烛，在留言栏中写了一句话：“没有你们，何来我们？”另一个年轻人，写“想在中国找一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
1943年，林徽因为在1941年3月14日对日空战中死去的三弟林恒写下悼诗，她忧伤而决绝地告诉这位二十三岁的空军上尉，对他和“同他一起去的兄弟”的怀念“历历在目”，而“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心底”。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们心底，世界的悲怆永沉在我们心底——那些年轻、沸腾过的热血，真的不曾被遗忘或抹杀吗？
相对于同处湘中南部南岳风景区内的大小庙宇，忠烈祠无疑是寂寞的。
其实，一进山门，沿景区东线盘山公路而上，不到四公里，就是忠烈祠所在。其坐南朝北、开阔向阳的主体建筑，位于南岳香炉峰下，海拔约为七百米，祠宇及附属公墓区皆属南岳罗家圮的地理范围。
周跃华说，他曾在网上搜索过“忠烈祠”，“四川有一条忠烈祠路，也有一些地方有地域性或单次战役、单个军队的抗战忠烈祠，规模很小，台北有座大的，除此之外，南岳忠烈祠可以说是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抗日战争纪念地之一，也是当年国民政府在大陆建造的唯一一处纪念抗战烈士的大型陵园。
周跃华是南岳文物管理处副处长。他所称“唯一”，除了是对南岳忠烈祠“占地二百三十五华亩”宽阔面积的表述，更缘于忠烈祠内那座独特的“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
据称，1943年7月7日忠烈祠落成公祭时，只“准予第一批张自忠、郝梦龄等五十三名忠烈将士人祀”，当时的主祭者、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曾指着身后的“总神位”说：“抗战还在进行，牺牲在所难免。这总神位，特为今后为国捐躯忠灵而设，千秋万代，血食无替。”
忠烈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收取过三元、五元、十元的门票，前两年，实行八十元的一票进山制后，它作为景区内部景点，免费开放，并配有专职解说员。
不过，由于一直很少宣传，尽管南岳风景天下闻名，便捷的上山公路直穿忠烈祠与其东岗墓葬区之间，游客、香客却是过祠入少，更有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忠烈祠”，尤其不知道它是“当年以国民政府名义所建的大陆唯一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大型陵园”，不知道包括湖南六次会战在内的全国二十二次正面大型作战，以及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近四万次战斗——其所有抗日阵亡将士的英魂，曾被宣布“一体人祠祀享”。
5月7日黄昏。南岳有雨。雨中的忠烈祠愈加肃穆、清冷。
没有人能遇见那些六十年前就长眠于此的、寂静的魂灵。
七十六岁的唐未之，是南岳本地人。他说自己“对忠烈祠太熟悉了”。他记得修忠烈祠是1940年开始，是“长沙来的设计师和石工，民工用的是本地人”。因为战乱，断断续续修了三年才竣工。
而此前，修建忠烈祠的动议最早在1938年、1939年就有了。
1938年10月底，武汉、广州失守，原处于大后方的湖南，因“可做西南陪都重庆的屏障，又能南控粤桂、北警鄂豫、东制浙赣”，为“指顾伸缩，皆足有为”之地，即成新的抗战大本营。南岳则凭借优越的水陆交通和“五岳独秀”的地理环境，成了大本营活动的核心。据称，当时南岳已修登山公路，吉普车可直通山顶。
自1938年至1945年，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过四次高级军事会议。“在南岳修建忠烈祠和烈士公墓”，就是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的。
据唐未之编写的文史资料《忠烈祠》记载，当时，参加会议的各战场主官几乎都谈到自己的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不能掩埋，“言者伤心，听者敛容”。会议上，蒋介石“致训词”，也专门提及“暴尸”一事，“我军过去最遭敌人轻视的一点，即是我们阵亡官兵的忠骸，有许多不仅不能抬回安葬，而且任其遗弃阵地”，“这是我军最大的耻辱”，“我们忠勇将士为国捐躯，竟至死不得收骨，我们后死者如何能对得起他们，还有什么面目见人”，“死无葬身之地，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
会后，蒋又找来陈诚、薛岳，“修公墓，战事不那么紧张，我看可以着手，地点吗，南岳很好，天下名山嘛”。后来，在薛岳的《南岳忠烈纪念堂碑记》中，就有“乃请准中央，分颁巨帑”，“以安忠魂”的记载。
当年历时三年，耗资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余元修建而成的忠烈祠，其总工程设计师之一尚其煦先生，与周恩来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参加过南京中山陵设计。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忠烈祠“酷似中山陵”。整座祠宇，划中轴线，按前低后高，依次为三孔拱门牌坊、“七·七”纪念碑、纪念堂、纪念亭和享堂五个部分。中辟草地，筑字“民族忠烈千古”。所有用材，皆就地取用“名山片石”（花岗岩，俗称麻石）。整个格局，享堂居祠宇最高处。内设祭坛，中置“抗日阵亡烈士总神位”，左右分列二十二座，如“第三战区左翼军小南翔广福战役阵亡将士之神位”、“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阵亡将士神位”等字样的第一、三、九战区各次战役阵亡将士神位，总计二十三座。不过，记录这些“入祀将士”名单的十册谱牒，在1947年以后遗散，至今不知所终。神位之下，四周则分布了三十七块殉国将军石碑。注5根据原设计图纸，以祠宇为中心，东西两侧为公墓区，占地逾二百亩，分将、校、尉及士兵墓葬区域，可入葬三百座。设计中，所有墓葬都以墓道相连，有花坛凉亭。后“因几次长沙会战及经费原因”，除墓道草草沟通，“凉亭、花坛均未辟建”。
今天的南岳忠烈祠周围，有郑作民、孙明瑾、彭士量等将军个人墓葬十二座，七十四军、六十师（曾葬两千一百二十八人）、一四零师（曾葬九百一十六人）等公墓七座。
5月8日，我们原本希望能拜谒所有这十九座陵墓，却发现当年所辟墓道今已无迹可寻。其分布格局，除七十四军公墓外有一块刻有国民党党徽及“游人到此，脱帽致敬”字样的石碑，其余墓葬，均无任何指示标识。
对此，周跃华也深感痛苦。“那些墓葬，‘文革’时都被毁得不成样，我们现在是苦于找不到任何图片资料，去恢复它。我不敢让人家看啊！”
唐未之老先生至今还记得1943年7月7日，抗战六周年时忠烈祠的落成大典，“那时我十三四岁，还是个小学生，学校组织我们去参加的公祭大会，《大公报》还报道过”。
此后，忠烈祠的公祭于每年“七·七”纪念日举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1947年颁布了《春秋二季致祭阵亡将士办法》。《办法》规定：每年的3月29日为春祭，9月30日为秋祭。而1949年3月29日，是忠烈祠的最后一次政府祭祀。此后，除民间、个人自发的一些扫墓活动，忠烈祠至今没有再举行过任何级别的政府公祭。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忠烈祠还屡遭破坏，直至1983年，忠烈祠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5月2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特来忠烈祠瞻仰，看到享堂外悬挂了“蒋中正”题，其“烈”字特意少写了一点（“歹”字少写一点，意为烈士牺牲少一点）的“忠烈祠”匾额，他点头道：“挂得好。祖国统一是大家的工作嘛。有的人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而牺牲了，应该重视，应该纪念。”之前，为了挂不挂“忠烈祠”这件唯一幸存的原物，据说当时的区委书记谭岳生好几天没睡着觉，心里很矛盾，最后一咬牙，挂。
1996年l2月，忠烈祠被核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位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一类，编号239，分类号41。

  ■书边杂识

  2005年6月12日黄昏，作者在寻找抗日旧战场时邂逅一位老人，老人一开口，作者愣住了，“我就在这里打仗，次次都参加了。”

  老 人叫刘湛霖，他转身从屋里抱出一大摞东西，那是用信纸装订的册子，纸上全是用毛笔或钢笔写的小楷，内容基本都是关于抗战时期湖南的各次战役，有“亲历 记”，更多的则摘自报刊、书籍。1945年抗战结束，刘湛霖离开军队，一直在地方平淡度日，他并不跟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回忆战争旧事。但晚年的时候， 他几乎将所能看到的这些文章，全部都抄了下来，有的还不止抄了一遍。

  2005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湖南某报记者邹容和摄影记者周志 刚，踏遍青山寻访湖南抗日旧战场，以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访问资料写出《湖南。1937-1945》（全文刊登于2009年第3期的《读库》）。作者通过当事 人和知情人的讲述与追忆，描绘出一幅立体可感的战争图景。跨过越来越远的时光阻隔，回溯、求证、梳理那些零散、断续的生动瞬间，为我们还原了一卷令人激荡 又充满痛楚的历史底片。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日旧事。读这段历史，只觉得太沉重，还有，就是沉痛。历史，从来不是故事。这不是我们在影 视剧里看到的抗日故事，这是一场不忍卒读的战争，是用白骨和热血书写的，那里有上万被遗忘的英魂。如今，他们的墓地大多变成了稻田，变成了树林，变成了花 园，他们的名字散落在山水之间，只有“风雨为之泣，草木为之悲”。

  历史总是太沉重，而我们总是习惯了遗忘。

  1941 年3月14日，23岁的空军上尉林恒在对日空战中牺牲。林恒的堂姐林徽因写下一首长诗《哭三弟恒》，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无名的真的无名了，有名的也有意无意被遗忘了。

  硝烟已冷，痕迹模糊。

  在“九·一八”网上祭奠堂里，有个中学生上香，点蜡烛，在留言栏中写了一句话：“没有你们，何来我们？”另一个年轻人则这样写：“想在中国找一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

  ——谢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