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专用pvc地板:《拒绝：一位独立学者的回忆录》V. 1977—1985 《红楼梦》研究

V. 1977—1985 《红楼梦》研究 同时发表在猫眼看人2011-1-20 10:39:28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748647&replyid=21916911&page=14#21916911    猫扑大杂烩2011-01-20 15:13:19http://dzh.mop.com/topic/readSub_13348360_0_0.html 

 

        1977年，又赋闲在家了。

        不同的是这次是领着生活费、可以安心地赋闲，虽然只有区区数十元（开始只有30多元，后来“普调”到50多元）。
        不过那时候没有料到，这次竟然是一闲到底了！

 
        算是从高中开始吧，学校教育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压抑；毕业后被闲置，找工作不断碰壁，前后虚度了8年；然后是到一个作坊式的工厂做工，一做就是9年，而异常的社会形势使得我也没有为它做多大的“贡献”。
        从15岁的少年，“眨眼间”到了34岁，步入中年。
        我与这个社会相互藐视，格格不入。
 
        现在终于退了出来。
        我这个人可以说有个优点，就是不贪财。尽管那几年不断地给职工提升工资，我还是决定不再“上班”。
        拿着这超低的生活费，我就可以不再受社会的控制，不再做螺丝钉。
        就可以不再同那些不能彼此真诚相待、只想着捞你的好处的人们来往。
 
 

        1978年，开始红楼梦研究
 
        对文化的控制有所放松，起码可以发表不去附和、讨好政治的单纯的学术文章了。

        写作原则：
        自由地、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决不附和、讨好政治，是我的基本写作原则。
 
        然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想要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去附和、讨好政治，而能够将文章发表出来，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一直坚守这个原则。这样，我就一直没有很认真地写作，没有想过去发表作品。——这成了一个自我否定的原则。

        在此前后，有所谓“伤痕文学”之类的作品走俏。即使到现在，在讨论当代文学史的时候，那些“流派”还经常被提起，并且被主流评论鼓吹为是一种觉醒，一种深刻批判。
        然而，在我看来，那主要还是一种顺应，所谓批判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如此反思那个大浩劫，不只是肤浅，更是一种回避和遮掩。
        我不会去写、也不会去赞扬这样的东西，那违背我的基本原则。 

        许多年后，因为一位比较熟的编辑孙某几次对我说“学术文章有几个人看？你不如写写小说”，我就给了他一篇小说。再见到他，他毫不含糊地说，这样的作品谁也不会给你发表！。我说，有些作品好像比我批得还厉害呀？孙又是毫不含糊地说，不怕你批得厉害，就怕你写得没有希望！
        这简直算得上警句了！你看，在根本原则上，编辑们清醒得很哦！

        只有学术方面，可以发表不去附和、讨好政治的文章了。所以我决定写评论文章，首先是对《红楼梦》的评论。
        《红楼梦》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不只是因为它的艺术描写是中国所有的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的，更因为我感觉贾宝玉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对自然、自由、美好的热爱和向往；对丑恶社会的憎恶，对市俗宵小的鄙视。
        对我来说，评论红楼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自然表达。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54年和十年浩劫中前后两次“评红”闹剧的反感和反对。

 
        ※※※
 

        1980年，发表第1篇论文

        写出了<红楼梦结构试析>。这是我写的第1篇论文，也是第1篇认真的、有明确的发表意向的作品。
       （在这篇论文之前，我还写了批判“旧红学”和“54年评红”关于“贾府灭亡与封建社会灭亡”的论文草稿。那时候还看不到可以发表的形势。由于在印象中周扬是反对“54年评红”的观点的，所以给他写了一封信，简单地说明了我的基本观点。周扬没有询问我的意见，就把我的信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我在《红楼梦学刊》上看到一篇基本观点类似的对话式文章，作者是社科院的舒某。1987年，我在《青海师大学报》上发表了<“两个灭亡说”质疑>。） 

        我把稿件投到当时在学术期刊中最令人瞩目的《社会科学战线》。对于发表，没有多少信心，所以只是信手写来，手稿还是写在普通信纸上、而不是方格稿纸上的。
        凑巧的是，由于稿件蜂拥而至，《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辑了一套丛刊。我的这篇文章就被收到其中的《红楼梦研究论丛》中。
        我这一生中难得碰到“机遇”。这是一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次。
        假如这篇论文没能发表，很难说我还会不会再写下去。

        感受：
        前辈提携后进，在当代基本上是一个童话了，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
        编辑们珍惜并且期盼有优秀的稿件，这种表示也多半类似于广告。除非你是名家，谁稀罕你的作品？就算有些编辑希望收到很优秀的稿件，又有几个具有准确判断的能力？！（后来我问过两位熟悉了的编辑，对于陌生作者的“自投稿”，采用率有多大？他们都回答说，几乎为零。）
         我想在作品发表这方面，我还是幸运的。肯定有许多潜在的优秀作者，在这种形势下，“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学术权威”和编辑们，有着义不容辞的发现和提携新进人才的责任。可惜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
 

        自有《红楼梦》，便有“脂砚斋”，便有所谓“旧红学”；民国时期，胡适找到了有关“曹雪芹”的可靠史料，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自传性小说；而毛时代则有先后两次政治性的“评红”。大概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像《红楼梦》这样令读者做出如此多样的、基本立场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评论。
        想要对《红楼梦》有接近事实的、正确的理解，首先要克服立论的随意性。而对作品的基本结构进行分析，就是一个切入点。
        对《红楼梦》的基本结构所做的分析表明：这是一部逐步展开的、以日常生活描写和人物情感描写为主的艺术作品。这就从一个重要方面否定了对《红楼梦》所做的那些歪曲。
 

        ※※※
 

        1981年 发表第2篇红楼梦研究论文
 

        <红楼梦结构试析>被我的一位姑夫竹山看到。他是个热心肠的人，把我的另一篇红楼梦论文<“雪芹佚稿”异议>推荐给了他任教的QF师范学院的校刊主编徐文斗。

        处世原则：
        在现实的风气下，不拒绝“托人”、“求人”。但是有2个前提：1.所托、所求之事必须是正当的，是在正常情况下无须去托、去求就能做到的；2.不得有伤自尊。
 

        不久这篇文章在《齐鲁学刊》上刊登出来。
        这增强了我的信心。可以说，这时候我才能够肯定这是一条行得通的道路。
 

        “雪芹佚稿”就是所谓“曹雪芹红楼梦原稿后30回”。“佚稿”的结局同高鹗续书的结局截然不同，不过二者有一个根本的相同之处，那就是把红楼梦的故事讲完。
        然而，在我看来，《红楼梦》并非在讲一个故事，虽然其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红楼梦》是对生活、人物、思想情感做开放式的描写。按照它的基本结构，这种描写无须、也不应当有结尾。
        对于这个基本观点，后来我又发表了<从长篇小说结构形式的发展看红楼梦的止笔>（1983年）和<红楼梦——有岔路的花园>（1985年）等论文进一步阐述。
 
        大约是在1985年，我看到《红楼梦学刊》上发表的胡风的论文<红楼梦交响曲序>。文章中表述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红楼梦》（八十回本）是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我给胡写了一封信，希望我们能够共同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没有回信。过了1年多，我又给他写了一封。这次他的儿子代他回了信。信中说，他父亲的那篇论文是在70年代写的，现在得到我的支持，甚感欣慰。

        感受：
        不知道胡风是不是以为我在同他争“初思权”，其实那是毫无意义的。胡在被长期囚禁后，还能写出这篇笔锋苍劲的论文，表明他的意志很坚强；但是这样回复我的信件，似乎心胸狭隘了一点。
        胡没有继续发挥这个很有价值的观点，这个观点也没有引起因循守旧的“红学”界的更大震动。
        假如当年胡能够同我联手，也许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这年我加入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几年后自动退出），并且参加了[全国红楼梦研讨会]。
        此后不久，看到[文汇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农民胡XX自学红学卓然成才”的报道。——后来知道，南方有十几家报纸刊登了这篇报道。——当时胡某还没有论文发表；报道中说他加入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其实没有。报道中最引人注意的，倒是胡某藏有50多幅丰子恺的画。
        有了这场大张旗鼓的宣传，胡某不久就进入了“浙江文联”之类的单位，记不清了。随后，发表论文、加入学会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谎言也就不再是谎言了。

        感受：
        这似乎可以算作最早的炒作了吧？
 

        ※※※
 

        1982年 不参加社科院招考
 

        大约是在这一年，省社科院文研所的所长郭某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去参加社科院的招考。我看了信中介绍的考试科目，回信说，4门之中有2门是政治和外语，我肯定考不及格，所以不去参加了。此时我与郭某并未见过面。几年后见到他，他惋惜地说，当时人才奇缺，那次考试差不多是一个过场，分数并不是能否录取的决定性依据。不过我并不很后悔，——考试分数不是决定性的依据，学术成就恐怕也不是吧？

        文学所有个乔某，就是那次“考进去的”。当时他是某个工厂的工人，没有任何论文发表。后来这个乔某还几次表情严肃地问我，当年你为什么不参加社科院的考试呢？倒好像他是地地道道的“科班出身”似的。
        这个乔某大概觉得自己在社会地位上具有了优势，总是一方面忍不住炫耀自己，一方面又似乎“很诚恳地”说些贬低他人的话。不知道他是不觉得这样做很讨厌，还是不在乎别人觉得他讨厌。
        （顺便说一下，就是这个乔某，大约20年后，他的儿子杀了人。经过经办此案的某女法官做被害人家属的工作，乔某只赔偿了5万元，双方就达成“协议”，他那杀人凶犯的儿子就被免除了死刑。当别人对乔某说他应当感谢那个女法官时，乔某“惊讶地”说：原来是这样呀？！那我真该好好感谢她！咱一个穷文人，没有多少钱，要不把我编辑的书送给她一套吧。说这么天真的话，以为别人都很天真？！）

        还有个刘某，后来也“考进去”。刘某此前是小报的记者，除了在小报上发表过小评论之类的东西，没听说发表过论文。他的“恩师”徐某算得上市文化界的一霸，如此平庸的他能够进入社科院，恐怕同徐某的“力荐”不无关系吧？
        （也顺便说一下，这个刘某后来经营盗版书。有一次嫖娼时被抓现行，又顶撞了警察。恼火的警察对他彻查，很容易就查出他经营盗版书，非法营利数十万元。于是刘某潜逃，被通缉。）

        感受：
        暗箱操作、后门出入，是人所共知的极其普遍的事实，在“软性”的文学艺术界尤为严重，只是谁也不会承认罢了。
        当代绝大多数“文人”与《儒林外史》中的“文人”的区别，只不过是在服装等物质生活方式上。
 

        ※※※
 

        1983年
 
        到南京参加了[全国红楼梦研讨会]。
        有件小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中午吃饭，每桌大概是10人吧。我和住同屋的、陕西师院的一位教师年龄最小，便自动起身到米饭桶为大家盛饭。盛完了饭，却发现我们的座位被后来过来的两个人占据了。其他的人竟然没有人对他们说“这里有人”；我们回来后，那两个人竟然若无其事，也毫无愧色。
        至于好菜一上，各自举箸便抢，也同市井毫无二致。

        感受：
        这是一批学识、人品、素质都无从谈起的伪文人。
 

        ※※※
 

        1984年 搬回郊区的工厂宿舍居住

        母亲的同事报信说，工厂新建了几栋宿舍楼，正在准备分配，要我母亲去申请。
        不久分配到二楼的一个30多平方米的套房。这样，20年以后，又回到了工厂的宿舍。     

        新的楼房，当然比过去那个18平方米的土坯房强多了。
        然而，这个地区却是全市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因为这里既是低洼地，又是工业区。而宿舍中间又有一条不宽的马路穿过，人来车往，尘起尘落。马路两边的小商店、小摊贩更是不停地制造着垃圾......
        这是我当时写的2首小诗，很写实的：
 

        1.<阳台下的街道>

        烤焦的树枝，横斜
        肮脏的菜摊，拥堵
        冒着黑烟的拖拉机，一路狂颠
        噪音裹挟着污尘，汹涌飞舞
 


        2.<中秋节的月轮>

        皓月当空
        已经只是一个梦
 
        怪诞的厂区阴影
        散发着臭气的“河”
 
        被剪下的月轮
        失魂落魄
        浑浊的天空
        放在哪儿都不合适
 

        再说说“左邻右舍”：

        我家是203室。
        202室张家：搬家那天，蜂窝煤还没搬来，怕炉子灭了，到他们家去借一块蜂窝煤。回答说，没有。
        有一次，晚间下楼梯，楼道的的照明灯泡坏了。他们家也有人出来，看到我在前面，就把手电筒关了。
        204室第1家郎家（1年多就搬走了）：两家屋门成90°紧挨着，公用1平方米多点的走廊。他们家把自行车放在我家屋门旁边，还经常挡到屋门。
        204室第2家孙家：有几年早晨卖豆浆。天不亮就出来进去，纱门砰砰地响。跟他说了，还是照样。直到我送给他角铁和木板做推货车，才不响了。
        楼下103室徐家：在后院违章建了小屋。冬天生炉子，烟囱贴着墙、直接竖到我家阳台边。浓烟滚滚，在屋里能明显地闻到煤气味。我送给他们一节半烟筒，让他们接得远一点，用到锈烂了，他们也不换。
 
        这片宿舍区是由连接在一起的4个宿舍组成的，有几十栋楼房。每年旧历的除夕，它都要大疯狂一次，——鞭炮大比拼！
        爆竹就紧贴着窗户爆炸；此起彼伏，几乎整夜不停。直震得你想用头撞墙！

        不是我太在意小事，心胸狭隘；我只是如实地记述我的生活环境。
 
        感受：
        就像《白痴》里的梅斯金公爵，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这年还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编辑孙某，两次对我说，他们编辑室的一位副主任李某有意请我为作家张某写一篇评论，都被我婉言拒绝了。
        后来恰好在路上碰到李某。他再次对我提起此事，并且强调说，他已经联系了《光明日报》，很可能在那里发表。我说，我没有写过当代文学评论，怕是写不好。他说，都是评论嘛，道理是相通的，相信我能写好。我问他，出版社没有评论人员吗？他说，那些人的评论都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意义。

        感受：
        李某对张某，真可谓“鼎力支持”了。（后来张某果然“青云直上”，成为省作协副主席。）
        我是绝对不会写这种吹捧文章的。以自污为代价，给你涂抹光彩，岂不是很愚蠢吗？！
        何况正是因为狗苟蝇营的写作者充斥着，才堵塞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
 

        1985年 母亲病逝

        5月份的一天，母亲的一个家在武汉的堂侄携妻子来访。他们刚走，母亲就突发脑溢血昏迷了。
        来人曾经说到另一个长期患有精神病的亲戚，现在发病时几个小伙子都按不住了。他又接着说，他已经把我们家的地址告诉了那个精神病，还画了个简单的地图。我想这就是造成母亲精神高度紧张、引发脑溢血的原因。

        我找到工厂负责离退休人员工作的那个焦某。焦某说，他回家给医院打电话，就离开了。
        起码40多分钟以后，救护车才来到。车上已经有了另一个病人。
        所以我不能确定，是焦某为了吃饭而故意拖延了时间才打电话，还是那个救护车司机顺便捎带的病人住得比较远以致耽误了时间。
        我能确定的是，这40多分钟延误了抢救。

        在急救观察室里救治了1周多。母亲一直昏迷、高烧不退。我问主管治疗的那个女医生段某，是不是换一种药退烧。她竟然立即勃然大怒了，说应当怎样治疗不用我来告诉她。

        母亲去世后，我在家中看到母亲在工厂医院的就诊记录，就是发病那天上午的。血压非常高（具体数字现在记不清了），但是医生既没有让她进一步做检查，也没有派人护送她回家，更没有告知家属。由于这份记录是在事情过去许多天以后我才看到的，而且我也不对工厂能够合理解决抱有希望，所以我也没有追究。

        感受：
        同情心，不用说，在这个地方是太奢华了；
        责任心在这里也是可以任意丢弃的东西。
 

        母亲出身望族，她的祖父曾经做过南方某地的盐运使，父亲做过好像是“晋冀鲁八旗子弟学校”的校长。
        我的父亲去世，一直生活优裕的母亲突然面临严峻的生存形势。母亲以教学的微薄收入独自支撑着这个6口之家，其劳累困苦可想而知。
        有一段时间，2位舅舅从外地汇些钱过来。母亲姐弟3人童年丧父，由一位舅父收养，现在这位舅公有时也还能给我们一些帮助。还有父亲的一位同学孟某，在48年战乱后送给我们一袋面粉救急。此外，在我的记忆中，就几乎从来没有什么人给过我们帮助。母亲也决不去求任何人。

        母亲对任何人都很和善，同事们都敬重地称呼她“大姐”。记忆中，母亲从来没同哪个人发生过口角。
        因为工作认真，兢兢业业，母亲被评选为“市优秀教师”。母亲虽然很受领导重视，但是在历届运动中从来不打击别人。记得“反右派运动”时，母亲在家里对我说，梁老师真冤枉，学校组织到别的学校“学习”，她抄了那里的材料交上去，就被打成了“右派”。
 
        母亲本身是位淡然名利的人，也从来不对我灌输那些“胸怀大志”、“成功立业”之类的世俗思想。
        然而，每位母亲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起码能够生活得舒适，在这方面我是令她失望了。
        不仅如此，我不但不能够让母亲生活得好一点，用现在的话说，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啃老族”。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愧疚！
 

        这一年，[省古典文学学会]成立，我参加了会议，成为会员。（几年后自动退出。）
        参加会议的，也就是首批会员，只有100多人。那时候，有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还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