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30日，我国经营性出版社全部完成转企 

中国出版，站上新起点

2011年01月11日  《人民日报》    

    2010年12月30日，注定将被历史铭记。这一天，新闻出版总署宣布，除先期已经完成转企的出版社和保留事业性质的公益性出版社外，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全面完成转企任务。至此，包括地方出版社、高校出版社、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在内的全国所有经营性出版社已全部完成转企，成为市场主体。中国出版业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攻坚克难阶段的关键时刻，出版业率先完成转企改革任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仅为文化体制改革趟出了新路、做出了表率，而且为全国事业单位的改革提供了经验。

　　“三十年未有之巨变”

　　第一问：改革为何是必由之路？

　　2003年，中央确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35个试点单位中新闻出版单位占据了21席。对中国出版业而言，这7年的改革历程可谓脱胎换骨、凤凰涅槃。改革，突破了一系列体制机制上的障碍，消除了一系列思想观念上的阻力，树立了出版单位的市场主体地位，为21世纪中国走向出版大国、出版强国奠定了基础。

　　站在今天，回首当年，人们不禁要问：出版业为什么要改革？答案是：不改不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没发展。

　　无论是跑百米，还是跑马拉松，运动员们都尽可能减少衣物的重量，如果把运动员的手脚捆住，再绑上沙袋，任他本事再大，也别想跑出好成绩。要解放出版生产力，首先必须打破体制机制的束缚。

　　所谓体制机制的束缚，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就宏观而言，出版资源行政化配置，按地域行政分割，上级主管部门管得过多过死，甚至直接插手出版社的生产经营，大到人事调动，小至某个选题，都要层层审批。就微观而言，在出版社内部实行“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缺乏活力，人浮于事，编辑们对读者的阅读需求完全不了解。在一次年终总结会上，某出版社的发行部门曾对编辑部门说：“你们不出书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原来编辑们接连出了好几本卖不掉的书，仓库里堆积如山。

　　这样的现实显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不相适应。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是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一家老社，曾经有过占据中国少儿出版物半壁江山的辉煌业绩，但进入90年代后，出版社的发展就渐渐慢了下来。“为什么慢了？”社长李学谦说，“我们总结，就是因为改革慢了。别人已经在引入市场机制上做了很大突破和努力，而我们还停留在过去的体制机制上，人员的观念也很老化。”

　　李学谦回忆，他2006年上任之初，曾有员工说，“团中央不会看着中少总社垮掉，一定会救我们的。”当时，中少总社的人员分为ABC三类。所谓A类，就是1998年之前入社的，是有事业编制的职工，享受福利分房；B类是1999年以后入社，有事业编制，但是没有福利分房；C类，就是所谓合同制人员。李学谦说，在生产经营一线的绝大多数都是C类人员，由于福利待遇不合理，所以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人员分ABC三类，奖惩制度也很乱，我们自己也感觉到，不改的话好像也混不下去了。对我们来说，改革不仅仅是任务，也是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开明出版社社长焦向英说，改革开放30年来，新闻出版业也曾经历了多次改革，但是这一次彻底从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这是30年来从没有过的巨变，对我们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

　　“老社长的退休金没有我们多”

　　第二问：改革为何会顺利推进？

　　有一句话概括得好：“改到深处是产权，改到难处是人员。”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利益关系调整，能否照顾好改革对象的切身利益，将直接决定改革的成败。如果人心浮动，那么改制就不可能顺利平稳，发展就可能成为泡影。

　　说实话，从事业编制变成企业职工，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也有一个实际利益在里面。许多人担心，改制以后再也不能吃皇粮了，必须自己到市场上找饭吃，收入会不会减少？养老、医疗等福利会不会变差？

　　对这些疑问，几年来改制出版社的实践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人民卫生出版社改制之初，许多员工担心，以企业身份退休后养老保险会低于事业身份。社长胡国臣说，“当时我们有两个副社长需要退休，他们说一定得给我们按事业身份在6月30日前办理退休手续。但是我们这次转企以后，和北京市社保一衔接，有一半职工的退休金要高于两个副社长的退休工资。他俩是3800多块钱，我们有100多位员工能拿到5000多块钱。”

　　同样的现象也在中少总社发生。社长李学谦说，“我们现在加入社保退休的职工有两个编审是正高职称的，一个每月退休金是5700多块钱，一个是5800块钱，比我们老社长海飞同志退休待遇还高。我们刚刚还给全体职工涨了15%的工资。这样的话，大家感觉整个都比较平稳。”

　　转企改制使职工成为最大受益者，从而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转制出版社大都在企业内部实行了竞聘上岗、绩效工资等市场化改革，绝大多数员工表示理解和支持，都在很短的时间内签订了劳动合同。
这次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如期完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策配套。新闻出版总署改革办主任、出版产业发展司司长范卫平说，“国家给予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改制的政策非常优惠，包括资产、人员、财税以及出版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仅以转企后职工加入养老保险为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就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制后参加北京市养老保险有关问题发出专门通知，这个文件含金量很高。文件规定从2010年7月1日开始，转制企业和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这之前的都视同缴纳了。这就切实为转企后的出版社职工解决了后顾之忧。”

　　有些政策可谓力度空前，比如，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一项政策，就是对转企改制到位的出版社实行“两个放开”——放开书号数量限制，放开出书范围限制。“这可是几十年的老规矩给打破了。”范卫平说，“我们在产业项目的资助方面也是向转企改制到位的单位倾斜。去年新闻出版企业有130多个项目获得中央财政7.5亿元产业发展资金的支持。如果没有转企，对不起，这笔钱就不给你了。今后，一些出版资源，包括报纸资源、期刊资源等，都向转企改制到位的企业倾斜，特别是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倾斜。”

　　“改革为发展插上了翅膀”

　　第三问：改革带来了哪些变化？

　　从根本上说，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目的。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深化改革，才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真正含义。

　　人民邮电出版社是2003年就参加转企改制试点的首批出版单位之一。社长季仲华说：“我们确实体会到了‘早改早受益’，‘早改早发展’的真谛。”由于较早在企业内部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建立了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人事管理制度、奖惩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和企业的灵活性，经济效益节节攀升。改制7年来，邮电社的图书销售码洋从2003年的4.5亿元增长到8亿元；收入由3亿元增长到5.4亿元；总资产规模由4.3亿元增长到9.5亿元；净资产规模由2.7亿元增长至6.5亿元；在全国零售图书市场的占有率排名中，由第六位上升至第二位。

　　“关键是通过改革，我们的组织方式、管理结构都已经适应了市场竞争的需要。”季仲华说，“以前我们的强项是通信类科技图书，现在我们的出书范围扩大了，摄影、旅游、少儿、经管都成为新的增长点。我们的原则是：凡是我们要进入的，就要通过竞争把它做大做强。”目前，邮电社的计算机、摄影图书的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少儿图书居第二。

　　“我们在‘十一五’的头四年就实现了经济指标的翻番。”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胡国臣说，人卫社过去的体制是按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模式运作，与市场严重脱节，行为方式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为此人卫社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入手，进行了一系列内部运行机制改革，实现了快速发展。2009年发货达到10亿元，利润1.71亿元，在39家年销售额2亿元以上的出版单位中利润排名第一，资产利润率排名第二。

　　强大的经济实力使“走出去”成为现实。2008年，人卫社出资500万美元成立美国公司，同时收购了加拿大BC戴克出版公司全部医学图书资产，开中国出版社海外兼并之先河。胡国臣说，“美国公司成立和兼并国外公司后，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充分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政策的英明。”目前美国公司拥有200多种图书的再版印刷，全部在中国进行，比在美国印刷减少了50%、比在印度印制减少了30%的成本。当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市场时，总公司就加大美国公司针对中国市场输出版权的力度。正是这种国内国际市场的联动和互补，使美国公司一成立就进入良性循环。胡国臣透露，目前人卫社正在酝酿上市。

　　据新闻出版总署对30家转企后的出版集团公司的调查，与2009年相比，完成转制的出版集团的总资产平均增长22%，图书销售平均增长15.3%，利润平均增长35.8%，图书再版率达到60%，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

　　目前，我国图书出版品种、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位，电子书出版居世界第二位。2010年，联合国公布的全球5年累计发行量最多的10种图书中，中国占据了3席。中国已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出版大国。

　　中国出版高速发展的这7年，正是出版业深化改革的7年。没有改革带来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样的成绩是不可想象的。改革是发展的强劲动力，改革为发展插上了翅膀。

　　“我的未来不是梦”

　　第四问：改革为何需要继续推进？

　　发展进步永无止境，改革也必须随之继续推进。

　　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此后，出版企业还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实施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资本运行机制，成为运作规范的现代新闻出版企业。而这项任务将更加艰巨。

　　展望未来，出版企业的负责人乐观而不失冷静。

　　李学谦说，“我觉得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速是可能的。”他分析说，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少年儿童群体，0至18岁的青少年有3.7亿，但是目前国内市场需求的满足度还是比较低的，“少儿图书一年的销售额大概也就是六七十个亿，如果说20块钱一本书的话，一个孩子也就一本书，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现在少儿出版的内容创新能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选题重复、跟风等现象还很严重，只要我们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出版的成长性是很好的。”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彭斌说，这几年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加强市场运作，确实保持了持续增长，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以传统出版为主，继续发展下去，传统出版可能会碰到天花板。因此，为了应对数字化阅读趋势，我们应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当然，这个转变需要资金支持，比如数字平台建设就需要花不少钱，而这一块可能要通过上市融资来实现。所以，下一步的改革任务还很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