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千股千评个股点评:王一江：中国民富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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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2010年12月，十七届五中全会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提出。如何解读国富到民富的思维转变，国家政策如何调整才能富民利国以及其他国家对此有哪些经验与教训，本期节目中长江商学院教授王一江先生为我们详细讲述。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2010年12月，十七届五中全会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提出，这个从国富到民富的思维转变背后，我们不禁思考，究竟何谓民富，国家政策如何调整才能富民利国，其他国家又有哪些经验与教训，中国实现民富路在何方，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长江商学院教授王一江先生，大家掌声欢迎。欢迎王一江教授做客《世纪大讲堂》，下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王教授的短片。
王一江，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终身教授，王教授出生于湖南，高考前曾在农场和边疆劳动，也曾在工厂和中学工作，197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年后曾陆续担任世界银行顾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等职，也曾在哈佛大学、华沙经济学院等高校授课，2010年，他将自己对于发展与分配问题的观点结集成册，是为《民富论》。
王一江：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民富概念
主持人：我们过去一直在呼吁就是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应该高度重视藏富于民的问题，那么现在可以说是2010年12月份的这一次的全会，这样一个思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思路的转变，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您认为呢？
嘉宾：我也是看到了这个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以后，觉得特别振奋人心，我想这是从最高层的角度，恐怕也是几千年来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出，要把让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普遍大幅度持续地提高，作为我们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主持人：好像在我们一般的有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间和思维中间，总有一个概念，好像国家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这样的实体，好像它这个实体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国家中间的个人幸福的一个根本的保证，甚至是来源，是吧，您觉得这个逻辑可能是有问题的，是吗？
嘉宾：这个逻辑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其实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掌握国家机器的人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存在着个人利益，都是存在着个人动机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应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和手段为自己谋利益谋幸福，所以对控制国家机器的人，他是怎么思考问题，他是怎么决策，这个呢我们现在从学术的角度，从历史经验总结的结论来看，我们是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所以现代社会里面大家更关注的是怎样制约国家。
主持人：所以现在我们说，中央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思维的转变，那么这个思维其实在以后变成具体的政策的时候，恐怕中间还会有一些由于认识的问题，然后对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思维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干扰，是吧。
嘉宾：对对对，你比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税务部门它就始终把增加税收、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它的奋斗目标，而不是说怎样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提高，促进大家幸福指数的提高，促进企业的发展，把这些作为它税收政策的目标，当然国家需要有税收的部门，国家需要收一定的税来办一些事，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收得越多越好，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集中到国家手上，当成国家的大事来办，这个就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了，我想有了民富这个概念以后呢，这个问题的探讨大家就更容易统一认识。
主持人：所以实际上现在您的研究工作，包括您的教学工作，相当部分其实是在往这方面，在某种意义是做一个启蒙教育工作。
嘉宾：至少是作为一个声音吧。
主持人：一个声音，对，好，我们希望这个声音越来越大。下面我们就给王教授一个这样发表声音的讲台，让我们欢迎王教授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中国民富之途》。大家欢迎。
王一江：中国民众收入还有增加10倍的空间
嘉宾：我们探讨民富的问题，就是说要怎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而且使得这个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好处，能够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中得到比较公平的分享，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民富的概念，那么我们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还有多大的提高的空间呢，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百几十个国家，这一百几十个国家可以分成三个大的类型，一类属于发达国家，那么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在四万、五万甚至七万、八万美元，而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均的年收入只有两百美元、三百美元，这个差距在一百几十倍以上，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成果，现在我们达到了人均4000美元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就是说我们和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比，我们是相当于他们人均收入的10倍左右，我们和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比，我们大概相当于它的1/10左右，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体制理顺了，政策对头了，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收入还有再增加10倍的空间。
下面的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把这个90%的，还没有拿到手的收入把它做出来，把它拿到手呢，而且使得这个新增加的收入能够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中间得到一个比较公平的分配呢，我想今天，我着重来和大家回顾一些成功地实现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那些国家，他们具体的经验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美国是1776年才获得独立的，获得独立以后，它还是长期地受到它原来的宗主国英国的骚扰，当年的美国内乱也是不断，比如说屠杀印第安人，比如说英国人鼓动的暴动，比如说美国人的抗税运动，当然还有贩卖黑奴的问题，一直到1861年最终爆发了一次国内的全面的战争，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所以美国你要看它的历史，它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80多年的时期内，都是外辱内乱、战争不断，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它后来是怎样走向了强大，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人民是充满了致富的奋斗精神的，美国的政府和美国的社会，它从上到下都一致地认为，致富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人权的问题，这是天赋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美国政府它对于这个个人的致富它不是予以否认的态度，而是从多个方面来予以支持，第一个方面就是它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第二个方面就是美国的政府非常注重藏富于民，非常注重不要从社会索取太多，讲美国政府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从美国政府怎样支持铁路的发展这个地方开始看起，他们采取了多种手段支持铁路的发展，比如说政府在税收方面给予铁路公司很多减免，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参股，向铁路公司提供金融，也专门成立了一些银行来为铁路的发展进行融资，那么政府还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他们其他能提供的资源和支持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当时的他们的实际做法就是把铁路两侧多少英里的土地，都无偿地赠送给铁路公司，最终赠送的面积达到了美国整个国土面积的1/10，那么在美国政府这样不遗余力地大规模的支持下，到19世纪末的时候，美国铁路的总里程就达到了30万英里，因为铁路成功的建设，美国的国内市场迅速地扩展壮大统一，从那个时候起，美国开始产生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大企业，纵观美国的历史，依靠民营企业，通过政府支持和扶持民营企业来发展经济这个做法，绝不是仅仅只限于铁路这一个行业，直至今天，美国的交通、能源、金融以及通讯、采矿，可以说各行各业都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导地位。
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些行业，像金融、交通、通讯等等很多行业，在我们眼里都是属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这样一些重要的关键的行业，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把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一些关键的行业交给民营企业去做，并没有导致这些行业的软弱，也并没有导致美国国力的衰落。
在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政府做得非常突出的，就是始终以低税收为自己的行为的准则，美国在建国的时候，《宪法》中间就明确地规定，政府是不准向老百姓随便收税的，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税源非常有限，联邦政府的主要税源就是海关的关税，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就是财产税，个人所得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就是不纳税的，这个情况一直到1913年，美国这个时候要考虑准备进行战争了，国家才正式通过修改《宪法》，允许政府来收取个人所得税，那么因为美国政府的税收来源非常有限，所以我们看它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可是在自身花钱的时候它又是慎之又慎，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美国走向强大的经验就是用最小的政府打造了一个最成功的经济。
王一江：保障民权发展民企是日经济强大关键
嘉宾：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经验，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传统的国家，在19世纪的中叶也和我们一样，受到了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所以他们就放弃了自己对关税的主权，按照西方人的要求，按照美国人的条件开放了他们的国内市场，在1868年呢，日本就成功地进行了维新，实际上它就是做了西方列强走向富强的时候那些同样的事情，具体来讲就是保障民权、发展民企。明治天皇这个政府是日本的新兴资产阶级推上台的，所以他们上台以后就要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愿，彻底地来改造这个国家，打破这个国家的封建传统，那么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力发展一个自由的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我们知道日本的天皇上台以后，曾经发表过一个叫做《五条誓文》，他的《五条誓文》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让全国的公民都能够平等的自由的生存和发展，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废除等级制度，在封建时期的日本这个国家，是有士农工商，还有贱民，这样一些社会等级的，处于社会最高层的人他享有各种权利，甚至对低层人士的生杀大权，那么经过天皇的这种废除士农工商这个等级制度以后呢，每一个日本人都成为了政治上经济上一个平等的人。
那么第二条就是日本的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国民教育，1872年这一年，日本通过了义务教育的天皇的诏令，应该说日本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这个做法，比西方发达国家还要早。
那么日本政府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废除这个封建制度以后，把那些封建领主、武士的大名的土地没收以后，他们把这些土地给予个人，然后很快地就建立起了一个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市场，这个事情日本是在1872年完成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日本任何一个人都有自由买卖土地的权利了，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尽量地通过融资这些方法，或者创造其他的优惠条件，来推动和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从1875年到1880年的五年期间，日本政府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的资助，总计达到五千万日元，相当于同期整个日本政府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不仅为民营企业的融资提供支持与担保，还直接给民营企业经济输入资金。
因为日本的这个前提的发展条件，它是属于一个比较落后和弱小的封建主义的国家，所以民间的资金,民间的企业家精神，当时可能还赶不上西方国家，所以在明治维新以后一段时间里面，也由政府出面办了很多的企业，比如说需要资金非常巨大的矿山，比如说一些新兴的军工厂，一些大型的造船厂，这些事情开始都是由政府投资来做的，十二、十三年以后，1880年明治政府就颁布了《出售官营工厂条例》，把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统统地卖给了民营企业。
所以我们从这个美国和日本的经验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也包含了北美、西欧其他所有发达国家走向民富的共同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让国民收入得到极大的提高，就是比我们现在再高出十几倍以上的水平，共同的经验就是要保障个人自由，提高国民素质，发展民营企业。而要实现这三个条件，它的前提条件就是政府对做这些事情要有明确的认识，要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另外一个结论就是说，只有有了最优秀的政府，才能有最富有的国家，优政才能富民。